前言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太史公司马迁的这句名言可谓是古今中外史家学者的一致追求。他们的努力成就了一大批杰出的典籍著作，比如中国“二十五史”。不可否认，每部“一家之言”都是智慧的结晶。但如此众多的“一家之言”，观点立场不尽相同，孰是孰非实在令人困扰。

消除困扰的关键在于如何把握“古今之变”。如果能够找到一个客观的分析框架来描述一个社会（或一个国家）的历史发展路径，自然也就可以博采众家之长，进而做到以史为鉴、数往知来。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我翻阅了诸多社会学科方面的书籍，涉及人类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哲学、文化宗教乃至考古学等等。遗憾的是，我只是看到了更多的“一家之言”。

与这一问题最为接近的现代理论当属社会发展理论。19世纪30年代，法国学者奥古斯特·孔德创立了社会学，为后人指出了社会秩序及社会变迁两大研究主题。19世纪中叶，马克思首次对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做出了科学的、系统的研究，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由此形成了著名的“五种社会形态论”。同一时期的西方学者还提出了诸如进化论、冲突论、均衡论等社会变迁理论。二战之后，社会发展理论又先后出现了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论等。

这些不同分支、不同流派的社会发展理论都曾经产生过巨大的社会影响，但是它们都难以回答一个社会（或一个国家）的历史发展路径是如何决定的这一问题。就像是指南针，它可以帮助我们辨别方向，但未必能够帮助我们选择道路。

既然找不到答案，我开始尝试着独立思考。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是，驱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思考再三，答案只能是人的行为。只有人的行为才是人类一切社会现象背后的本质所在。一个社会（或一个国家）的历史发展路径自然也是由其全体社会成员的行为决定的。基于这一逻辑的起点，我们只需要找到关于人的行为的描述框架，据此自然也就可以分析一个社会（或一个国家）的历史发展路径是如何决定的。

关于人的行为，众多的思想家和学者早已给出了精彩的论述。站在这些巨人的肩膀之上，我们可以根据人的行为的不同模式，将一个社会（或一个国家）的全体成员划分为三个相互独立的社会集团：资本、政权与民众。逐利是资本（集团）的唯一诉求，维持社会秩序是政权（集团）的基本使命，民众（集团）的行为模式则显得混沌复杂。

在现实的社会活动中，三大社会集团自然是根据各自的行为模式在不断地演变，同时也在不断地互动。每个社会成员都参与到了这三大社会集团的演变及互动过程，并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自己全部的行为活动。这个囊括了全体成员行为活动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社会（或一个国家）创造历史的过程。换言之，三大社会集团的演变及互动就是一个社会（或一个国家）由历史走向未来的方式。

为了进一步描述三大社会集团的演变及互动，我引入了英国社会学家迈克尔·曼关于社会权力的概念。社会权力的四种形式（经济权力、政治权力、军事权力、意识形态权力）就构成了三大社会集团动态互动的工具。

在三大社会集团运用四种社会权力进行互动的过程中，政权（集团）的角色是至关重要的。它是统治者进行社会治理的工具，更是社会秩序的最终保障。于是我将政权（集团）掌握的四种社会权力的内容及其搭配定义为社会治理体系，并将社会治理体系的演进作为考察三大社会集团演变及互动的核心指标。

至此，一个关于历史发展路径的分析框架大致成形。为了检验这一分析框架是否有效，我开始重读东西方的历史，重新梳理和审视众多的“一家之言”。本书就是这次重读历史的成果；其中西方的历史追溯至中世纪，中国的历史追溯至西周时期。

关于西方的历史，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的观点曾给我一记当头棒喝。他在论述现代民族君主国家崛起时总结道，现代民族君主的“一个动力之源是与新兴的商人阶级所结成的非正式联盟”。这一观点让我意识到，以资本为中心始终是西方社会治理体系演进的基本逻辑。资本集团（资产阶级）在中世纪形成之后，先是借助（封建君主）政权的支持获得了城市的自治权，以此创造了中世纪意大利城邦的辉煌；进而通过与（君主）政权的结盟实现了中央集权的现代民族君主制度，以此创造了16世纪西班牙/葡萄牙的辉煌；最后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挣脱了（民族君主）政权的约束，实现了资本主导政权的资本主义社会治理体系，以此相继创造了荷兰、英国和美国的辉煌。这就是为什么西方的主流经济学理论一直强调资本在经济运行中的中心地位，强调资本的逐利本性引导着资源的有效配置与经济增长，进而强调有利于资本（集团）的不平等分配具有重要的积极的社会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经济史学家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曾使用“国家生命周期”的概念解释西方的历史发展路径，包括世界经济霸权在意大利城邦、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和美国之间的转移。不过金德尔伯格的“国家生命周期”概念更多地是对人的生命周期的类比，并没有给出决定国家兴衰周期的原因和机理，结论也就难免带有“欺骗性”和“危险性”。本书提出的基于三大社会集团演变及互动的分析框架可以很好地弥补这一缺陷，从而为国家的兴衰转换提供一个全新的阐释。世界经济霸权的转移也可以重新解释为西方社会治理体系演进的结果。

与西方明显不同的是，中国的社会治理体系则大致沿袭着以民众为中心的道路演进。这一基本特征至少可以追溯至春秋时期的民本思想，比如孟子倡导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和荀子倡导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等。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民本思想随着儒家思想的兴起而进入了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自此以后，“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似乎成为了古代中国实现太平治世的不二法宝。西汉帝国、隋唐帝国和明清帝国的崛起都是如此。直到今天，“以人民为中心”仍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

近代中国以前，东西方社会治理体系的演进过程几乎是相对独立的。但自鸦片战争起，中国传统的社会治理体系在与西方资本主义的碰撞中败下阵来，中华民族因此遭受了百余年的屈辱。幸运的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国共产党救万民于水火。源自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传统开始了深度融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得以在新中国确立，并逐步发展成为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华民族由此再度走向了伟大复兴。

基于三大社会集团的演变及互动，东西方的历史可以纳入同一个框架进行比较，由此我们可以抛弃诸如欧洲中心论（西方中心论）或者中国中心论的偏颇。诸多关于历史发展路径的疑难问题因此可以迎刃而解。比如为什么达·伽马抵达印度与郑和下西洋的结果迥然不同，为什么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而不是中国，为什么西方倡导对外扩张而中国却倾向于和平发展。

基于三大社会集团的演变及互动，我们当然也可以分析世界秩序的当下与未来，换一个角度比较中国的社会主义与西方的资本主义，进而辨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社会治理体系演进历程中的重大创新之处。这一点无疑具有显著的现实意义，有助于我们在新时代的今天更加坚定“四个自信”，更加确信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不可阻挡的。

本书的完成首先需要感谢我的老师王新平先生。他教会了我如何从宏观的角度分析社会问题，这让我受益终生。本书以社会治理体系的演进为主线也是来自于他的教导。如果没有王老师的指点和督导，本书的完成至少还需要二十年。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张晓朴先生、吴之昕先生、何青青女士、刘洵女士、姜海先生、宝鑫先生、王东洋女士、李述涛先生、王菲女士、陆瑜女士、卢锦萍女士、张树云先生、宋积文先生、慕接舅女士等诸多师友的指点和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作者自知能力有限，错误纰漏在所难免。本着诚惶诚恐抛砖引玉的心情，敬请读者朋友不吝批评指正。

李彬

2020年9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