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　美国的霸权地位评估与新兴大国的应对

导读

美国霸权的特点和结构、美国对国际权力的精心设计、美国的霸权战略，是评估美国霸权地位的三个重要方面。历史地看，美国与既往帝国有着诸多不同，尤其是它不是依靠控制殖民地及其资源的方式统治世界，而是凭借发达的具有深度、广度的金融市场，以美元体系控制世界的资源配置，进而获取统治世界的能量。

对于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型霸权国家，本讲试图回答以下三个问题：一是美国是一个怎样的霸权国家，它同历史上的大国或霸权国家相比有着哪些重大区别？二是已有的大国兴衰理论或霸权更替理论能否有效地解释当今美国的霸权地位？三是面对这样一个霸权国家，新兴大国特别是中国应做出怎样的战略应对，以避免重蹈历史上新兴大国的覆辙？

问题的提出

对美国霸权地位的认知是贯穿二战后国际关系学及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条重要主线。总体上看，二战后几乎每隔十年就会出现一波有关美国霸权衰退的讨论。在经历20世纪90年代的“新经济繁荣”后，2001年的“9·11”事件、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以及近年来金砖国家的快速崛起，让美国霸权衰退论再次浮出水面。

历史地看，衰退论者的每一次预言都没有成为现实。无论在军事还是在生产、贸易、货币和金融乃至在知识、观念和制度领域，美国都保持着持久、强大的全球竞争力。相反，在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之外，持续向美国霸权发起挑战的苏联终因“过度扩张”走向了解体。在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内成功崛起并尝试挑战美国经济霸权的日本，则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陷入长期的经济低迷。

需要指出的是，首先，1971年“黄金窗口”的关闭虽然终结了美元与黄金之间的自由兑换，但并没有终结美元作为全球主导性储备货币的地位；相反，经过多年的努力，特别是在“冷战”结束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构建起一个几乎将所有国家和地区都纳入其中的“美元本位制”或“美元体系”：一方面，通过将美元用于对外国债权人的债务支付，美国的全球货币霸权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另一方面，不断累积的“双赤字”并未从根本上危及美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霸权，相反，美国源源不断地得到石油输出国组织的“石油美元”和日本、中国等贸易国家“商品美元”回流的巨额资助。

其次，肇始于美国并蔓延至全球的金融危机没有动摇美国的霸权根基。通过向各国央行提供美元流动性支持，美联储充当了国际金融市场“最后贷款人”（lender of last resort）的角色，¹美元在危机中的地位不降反升；同时，借助美联储实施的多轮“量化宽松”政策，美国不仅为国内经济的快速复苏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且得以经由贸易渠道和金融渠道向他国转嫁危机，使得“美元体系”内的广大外围国家不仅受到严重冲击，还要为美国引发的危机埋单。

最后，崛起中的新兴大国是否实现了真正“崛起”尚需做进一步的考察；而且，相异的文化背景、错落的地理位置、不同的增长水平、有别的发展模式也考验着新兴大国集体一致行动的意愿。更重要的是，新兴大国尤其是金砖国家对“美元体系”的依赖依旧很深，甚至其本身就是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是在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内快速崛起的，这种崛起的可持续性尚需时间检验，其挑战美国霸权地位的意愿和能力也有待进一步考证。

上述事实迫切需要我们回答三个关键问题：第一，美国是一个怎样的霸权国家，它同历史上的大国或霸权国家相比有着哪些重大区别？第二，已有的大国兴衰理论或霸权更替理论能否有效地解释当今美国的霸权地位？第三，面对这样一个霸权国家，新兴大国特别是中国应做出怎样的战略应对，以避免重蹈历史上新兴大国的覆辙？

现阶段美国霸权地位的评估

正确评估一国的霸权地位，首要前提是厘清“霸权”的概念。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认为，霸权是“一国有足够的能力来维持治理国家间关系的必要规则，并且有意愿这样做”的情形。²该定义强调“实施领导权的决定是‘激活’权力能力和结果之间既定关系的必需”，³这实际上触及了“权力转化”（power conversion）的问题，从而在潜在权力和现实权力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从这一概念出发，笔者认为，对现阶段美国霸权地位的评估涉及三个重要问题：第一，现阶段美国霸权的特点和结构是怎样的？第二，美国是如何精心设计自己的国际权力的？第三，美国运用何种权力战略维护和巩固其霸权地位？

美国霸权的特点和结构

同以往的霸权国家相比，就霸权的特点而言，美国是一个“例外的”新型霸权国家，主要体现在以下八个方面。

1.美国是一个经过人为的精心设计而在短期内迅速崛起为世界强国的国家

与世界上绝大多数拥有悠久历史的大国不同，美国自1775年独立战争以来的历史很短，但其优势在于承载着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等内涵的欧洲文明，能够在一块新大陆上进行前所未有的国家建设实践，美国的《独立宣言》和宪法中无处不体现着孟德斯鸠、卢梭和洛克等人的思想；更重要的是，我们从美国1787年宪法的制定过程可以看到，美国开国先哲们基于人类文明的理念，以人性恶为出发点，经过激辩、讨价还价和互相攻讦，历时四个月，人为设计出了一套构建国家的宪法体系和政府架构，⁴进而为美国的迅速崛起奠定了基础。

2.美国是一个拥有广泛权力资源的国家

这一点既表现在它的军事、经济、技术、领土、人口、自然资源等传统权力资源上，也体现在其教育、文化、理念和制度等新型权力资源方面。这些权力资源赋予了美国在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问题时更大的选择性和灵活性。

3.美国是一个“大且富有”的国家

相较而言，以往的霸权国家要么小而富有，要么大但富裕程度较低。西班牙、荷兰、英国的本土面积不大，但都在海外掠夺和贸易活动中变得十分富有。法国、普鲁士以及后来成立的德意志虽然本土面积较大，但富裕程度较低，甚至在与在位霸权国家的争霸战争中受到了削弱。沙俄及后来的苏联虽国土面积庞大，但国民财富不仅总量低而且创造能力较弱，属于典型的“大而富裕程度较低”的国家。

4.美国是一个在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中均拔得头筹的国家，其与非霸权国家间的综合实力差距远超既往霸权国家，是一个真正的“超级帝国”

美国是一个农业生产和出口大国，同时在高新技术的制造业领域长期保持着国际竞争优势，这一优势更是借助其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生产和国际分工得到增强。此外，美国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第三产业特别是金融服务业具有日益增强的国际竞争力，它不仅拥有众多实力雄厚的金融机构，更具有在广度和深度上令他国难以匹敌的国内金融市场，并掌握着全球金融市场的规则制定权。

5.美国是一个兼具强大的商业、海（空）军实力和陆军实力的国家

历史上的西班牙（海军）、荷兰（商业和海军）、法国（陆军）、普鲁士及后来的德国（陆军）、英国（商业和海军）、沙俄（陆军）及后来的苏联在陆军、海军、空军实力方面都无法与美国相提并论。

6.美国是一个打破“霸权更替逻辑”的国家

美国没有通过与在位霸权国家展开争霸战争而成功获取霸权地位，以至于有学者认为，“霸权更替理论难以解释战争在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主导性世界大国过程中的缺失”。⁵

7.美国是最接近全球性霸权地位的国家

在“英国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时期，英国的霸权范围是区域性的，它要随时准备应对来自其他老牌殖民强国（如法国）和后起殖民国家（如德国）的竞争和挑战。在美苏争霸时期，“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所覆盖的范围也是区域性的。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美国霸权的影响力才第一次真正延伸到世界上几乎每一个角落，成为人类有史以来“第一个全球性大国”。

8.美国是一个有着极佳战略位置的国家

这赋予了美国两方面的重要优势。一是有条件成为陆权和海权的双料强国。二是能做到对外战略的收放自如，当预期走向海外能为其带来巨大利益时，它就会坚定不移地推行“扩张主义”；当认定海外活动可能使其造成重大的风险和损失时，它又会毫不迟疑地退回到“孤立主义”。

从结构来看，学术界就美国的权力资源给出了翔实的清单。斯蒂芬·布鲁克斯（Stephen G. Brooks）和威廉·沃尔福思（William C. Wohlforth）强调，美国的国家权力来自其强大的军事力、经济力和技术力。⁶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则指出，美国力量的源头来自它无可匹敌的军事、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拉动、在开创性尖端技术领域的全面领先、文化的无比吸引力。⁷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认为，美国力量的核心源泉来自其社会的竞争性、流动性和移民性，并得到三方面的重要补充：第一，美国在几乎所有主要的国家权力来源方面具有他国没有的超强实力；第二，美国在世界政治中的结构性地位，即美国在地理上远离世界冲突的主要区域，无须发展海外帝国主义、反政府主义的经济与政治哲学、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结盟网络及对普适的国际制度的认同感；第三，不存在能取代其位置的霸权国家。⁸

罗伯特·列伯（Robert J. Lieber）将美国的权力资源归结为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金融市场的深度和规模、技术、人口、军力投放、大学与科研机构、全球竞争力排名、对外国人才的吸引力、政治体制、灵活性、适应性、创新性等方面的优势。⁹约瑟夫·奈（Joseph S. Nye）提出“软权力”（soft power）的概念，在他看来，美国不仅比历史上的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拥有更广泛的权力资源，而且在软权力资源方面有着显著的优势。¹⁰沃尔特·米德（Walter R. Mead）在沿用“软权力”概念的同时，首创了“锋利权力”（sharp power）和“黏性权力”（sticky power），前者指代美国的军事力量，后者对应着吸引他国向其靠拢并对其产生严重依赖的美国经济政策和制度，它不以军事强制或意愿一致为基础。¹¹

上述观点为我们研判美国的霸权结构提供了重要思路，但需要做进一步的修正和补充。

首先，现有认识停留于对美国权力资源的简单罗列，缺乏结构性思考。其后果是，某种权力资源优势的衰减或暂时下降经常被误读为美国霸权的衰退，忽视了其他权力资源优势的强化及各权力资源间的相互支持和相互强化。

其次，现有认识重点关注美国实体经济蕴含的权力资源，而对货币金融这一虚拟经济中的权力资源缺乏应有的重视。

再次，现有认识中存在着混淆权力运用和权力资源的现象，例如，有学者将联盟¹²、经济政策¹³、外交¹⁴等权力运用层面的因素归入权力资源的范畴，忽视了权力资源作为权力基础与权力运用作为权力转化过程的本质区别。

最后，现有认识存在着划分权力资源归属的混乱局面。例如，米德把经济制度划归黏性权力，¹⁵奈将跨国公司视为软权力的一个来源。¹⁶基于上述分析，笔者给出分析美国权力结构的基本框架。

美国的权力资源由锋利权力、黏性权力和软权力三个关键部分组成，它们分别对应着安全结构，生产、贸易和金融结构以及知识、观念和制度结构，各权力结构之间相互支持、相互拱卫和相互强化，如图1-1所示。

图1-1　美国的三维权力结构

安全结构：美国的锋利权力

“政治经济学中的安全结构是由一些人向其他人提供安全而创造的一种权力框架。保护者即那些提供安全的人获得某种权力，使他们得以决定或限制其他人的选择范围。”¹⁷在当今的国际体系中，美国把持着安全方面的结构性权力，这种权力锋利与否，取决于美国的军事力量、核优势、海外军事部署和军费开支。

从军事力量看，美国拥有独一无二的全球军事能力。近现代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大国的军力像美国一样远远领先于其同时代的国家。¹⁸特别是，美国拥有显著的核优势，这对直接的军事冲突产生了压倒性威慑。有数据显示，除俄罗斯外，没有任何其他国家能在核武方面与美国抗衡。¹⁹从海外军事部署看，美国在全球大棋局的各个战略要点都有军事存在，部署的内容包括换防、永久驻军、军事基地及确保海外存在的军事协定；部署的军事人员遍布169个国家和地区，人数达164253人，²⁰活动涵盖与盟国一起训练、保障航海自由、执行作战活动等方方面面。从军事开支看，美国每年的军事开支比其他主要大国的总和还多。2012年美国的军事开支为6820亿美元，占全球军事开支总额的38.8%；其他10个军事开支大国（俄罗斯、英国、日本、法国、沙特阿拉伯、印度、德国、意大利、巴西、中国）的军事开支共计6520亿美元，占比37.1%。²¹

锋利权力对美国霸权的意义在于：首先，无论对跨国公司的海外经济扩张和政治渗透，还是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发展壮大而言，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都是一个有力的保障。²²其次，对重要海上通道的军事保护和在重点战略区域的军事存在，是维护美国石油利益及最终的军事霸权所必需的。²³再次，美国提供的安全保护降低了盟友的防卫支出，促进了它们在战后的长期经济繁荣，由此得到了盟友在政治和外交上的追随。这在军事上收到了类似黏性权力的效果，提升了美国在盟友心目中的威望，也增加了它们摆脱美国控制的难度。最后，对盟友的安全保护，既赋予了美国胁迫盟友以经济和货币政策调整、协助或追随换取安全保障的货币权力，又换取了美国跨国公司在“冷战”期间对盟友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的大举进入。

生产、贸易和金融结构：美国的黏性权力

美国的黏性权力体现于它在生产、贸易和金融结构上的竞争优势。“生产结构”可被定义为决定生产什么、由谁生产、为谁生产、用什么方法生产及按什么条件生产等所有安排的总和。²⁴美国在这方面的黏性权力主要源于三个因素：跨国公司的实力、技术研发的水平和制造业的附加值。

美国跨国公司的实力可以从三方面衡量：一是跻身全球最大的500家公司（世界500强）的数量。截至2013年3月31日，美国有132家跨国公司入围世界500强，比排名第二的中国（含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多出37家。²⁵二是进入世界500强的美国跨国公司的产业分布。与他国相对集中的产业分布相比，美国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广布于各产业部门。²⁶三是美国跨国公司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为节约成本、提升利润空间，美国跨国公司将产品设计和研发这些附加值高的活动留在国内，把附加值稍低的零部件生产外包给其他发达国家，附加值更低的加工组装外包给发展中国家或地区。

技术研发的水平是影响美国黏性权力的第二个要素。除在汽车和其他机动车领域略逊于德国和日本、在环保领域不及德国外，美国在农业和食品生产、商用航天器、军事航天器、化学、能源、生命科学、信息通信、仪器设备等八大领域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²⁷这一现象与美国的高研发投入密不可分。据估计，2013年美国的研发经费仍高居世界第一，总额将达4237亿美元，既高于欧洲34国的总量，也与中国、日本和印度三国的总量相当。从具体来源看，民间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是资助研发活动的主体，累计金额为2617亿美元，增速2.3%，占全部经费来源的61.8%。

跨国公司的雄厚实力和高水平的技术研发为美国制造业贡献了高附加值，这是美国黏性权力的另一个重要保障。1970～2011年，美国制造业附加值的世界占比始终在20%以上。长期排名第二的日本在1991年达到17.95%的峰值后几乎一路下滑。中国的制造业附加值在超越德国、日本后，2011年的世界占比为16.87%，较美国少3.65个百分点。²⁸但由于科技水平仍与美国有很大差距，中国制造业附加值的实现方式和领域目前仍难以与美国同日而语。

“贸易结构”是指国际贸易的流向、内容和条件。²⁹贸易内容涉及美国与他国贸易的商品和服务构成。贸易条件主要是贸易品的进出口价格指数，它既取决于美国与他国的贸易内容，又与美国对国际贸易规则的垄断程度有关。具体而言，美国对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以产业内贸易为主，贸易条件较为公平；对发展中国家以产业间贸易为主，并且垄断着国际贸易规则的话语权，甚至能将本国贸易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因而贸易条件对美国更为有利。

贸易流向对美国的黏性权力具有特殊意义。衡量美国的黏性权力主要不是看美国向世界出口了多少，而是看它从世界进口了多少。1948～2012年，美国商品出口的世界占比几乎一路下跌，从21.7%降至8.4%；而同期，美国的商品进口相对平稳，从13.0%微降至12.6%。³⁰在这些数字的背后，有两个现象特别值得注意：一是二战后美国的低关税和零关税政策为处在经济复苏阶段的日本和西欧提供了工业制成品的主要市场；二是当更多发展中国家加入后发工业化的浪潮后，来自美国的外部需求为它们提供了强劲的市场动力。直至目前，美国作为他国最终消费品“市场提供者”的角色仍未改变。

在此，比较英美国际贸易模式的差异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美国的黏性权力。历史上，“经常账户顺差+资本账户逆差”是维系英国霸权的一个重要机制。它对英国经济的短期繁荣有益，却不利于其霸权地位的长期稳固：英国经常账户的长期顺差既压抑了殖民地经济的发展，又招致了后发工业化强国的不满；资本账户的长期逆差在给英国带来丰厚投资收益的同时，也加重了殖民地的负担，更加剧了后发工业化强国与英国围绕殖民地投资市场的争夺。

在“领土国家”和殖民地体系的时代，这种矛盾的最终解决要靠争霸战争来完成，结果必然是对英国霸权造成极大损害。当今的美国霸权倚重的是“经常账户逆差+资本与金融账户顺差”。在“经济主义”时代，这种机制对他国的吸引力在于：通过向美国大量出口，它们能克服内需不足的发展约束，实现外需导向型经济增长，并将出口所得（外汇储备）回流至美国以赚取投资收益。该机制带给美国的战略利益是：一方面，经常账户的逆差能将广大外围国家有效地聚拢在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经济体系中，并且回流美元在压低美国利率水平、刺激美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也通过刺激国民的消费需求进一步拉动外围国家对美国的出口；另一方面，资本与金融账户顺差为美国金融市场注入了丰裕的外部融资，巩固了美元霸权和美国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进一步强化了美国与外围国家之间业已形成的“金融国家对贸易国家”的国际分工格局。

“金融结构”可被定义为支配信贷可获得性的各种安排及决定各国货币之间交换条件的所有要素。³¹美国在这方面的黏性权力源于两种关键的权力资源：美元的国际地位和美国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

美元是主导性国际货币，这可以从四个方面得到体现：其一，美元是世界主要的外汇储备资产。截至2013年第二季度，美元在各国已分配的外汇储备中占比61.9%，且地位稳定。排名第二的欧元自2009年的最高值（27.7%）一路走弱，已降至23.8%的水平。处在第三的日元仅占比3.8%。³²其二，美元是主要的“锚”货币。1995年以来，把本币和美元建立联系的国家数量一直保持平稳。截至2010年，有8个国家采用美元化或挂靠美元的货币局制，90个国家采用盯住美元的汇率制，9个国家维持以美元为参考货币的管理浮动汇率制。³³其三，美元是主要的国际交易货币，截至2013年10月，美元是国际贸易中的第一大支付货币，占比为38.12%；欧元、英镑和日元分列第二、三、四位，占比分别为34.69%、9.92%、2.56%；人民币则位居第十二位，占比仅为0.84%。此外，美元还是世界第一大贸易融资货币，占比为81.08%，人民币、欧元和日元分列第二、三、四位，占比分别为8.66%、6.64%、1.36%，其实力显然无法与美元相提并论。³⁴在国际金融中，美元在外汇市场交易、外汇衍生品场外交易、国际债券、国际存款、国际贷款等几个指标上的占比相当高，其他货币难以望其项背。³⁵其四，美元是关键的救市（世）货币。在国际金融危机的早期、货币互换协议未扩展之前，国际市场上能获取和使用的美元少于700亿；到2008年年初，随着央行间美元互换协议的展开及美国境外融资需求的激增，各国央行的可用流动性达到5600亿美元。³⁶

美元对广大外围国家的吸引力还源于美国发达的金融市场。世界银行曾就深度、准入度、效率、稳定性四个指标对比了2008～2010年各国金融市场的发展状况。除稳定性较低（28.8%）外，美国金融市场在深度（219.7%）、准入度（72.6%）、效率（342.7%）三项指标上明显优于其他金融市场。³⁷特别是，美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大大领先于其他国家或地区。从股票市场看，没有任何一个金融市场能在规模、流动性和选择性方面接近美国。截至2012年，纽约泛欧证交所的交易值是东京证交所的3.9倍、伦敦证交所的6倍、德意志交易所集团的10.5倍；纽约纳斯达克的交易值则分别是这三家证交所的2.8倍、4.5倍、7.7倍。³⁸从债券市场看，美国的债券发行量远超其他国家，即便日本、英国等主要发达国家的债券发行量加在一起（32.41万亿美元）也不及美国（35.68万亿美元）。³⁹从证券持有者角度看，截至2012年6月，外来投资者持有的美国证券高达13.26万亿美元，其中，长期证券12.45万亿美元，短期债务证券0.81万亿美元。⁴⁰

黏性权力对美国霸权的意义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1.生产、贸易和金融三大结构之间相互支持、相互拱卫和相互强化

首先，美国在生产结构上的优势强化了它在贸易和金融结构方面的黏性权力。通过技术研发提升国际竞争力并强化全球价值链，美国跨国公司将更多国家、更多资源组合进公司内贸易中；其海外直接投资也会诱发对美元的强烈需求，为扩大美元的境外流通创造条件。

其次，美国在贸易结构上的优势巩固了它在生产和金融结构方面的黏性权力。从广大外围国家的进口压低了产业工人的工资，为美国跨国公司从利润中提取研发资金创造了条件；通过进口他国的低附加值产品，美国跨国公司将发展中国家拖入了“比较优势陷阱”；通过出口高附加值产品和服务，美国跨国公司可将出口所得的部分利润投入到新技术和新产品的研发中去，以维持其在关键技术领域的竞争优势。外围国家对美出口越多，回流到美国金融市场的美元就越多，美国金融市场的活力就越强，其信用创造的能力就越大。

最后，美国在金融结构上的优势维护了它在生产和贸易结构方面的黏性权力。美元的国际地位和美国金融市场的广度、深度为美国跨国公司的技术研发和海外直接投资提供了大量廉价的资金；美国政府可左右美元汇率，为本国跨国公司的海外并购或其他形式的直接投资提供支持。美国可直接用美元进行对外贸易支付，甚至通过升值美元进行低成本的支付，这对保持美国市场对他国吸引力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2.生产、贸易和金融结构方面的黏性权力巩固了美国的锋利权力

从生产结构看，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收益为美国的全球军事霸权筹集了资金，而且美国的一些大型跨国公司本身就从事军事研发和生产，高科技跨国公司则与美国军方保持着密切合作。

从贸易结构看，与军工有关的高附加值产品和服务的出口能为军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向盟友优先供给军工产品和服务可以使美国同它们的关系更加密切。

从金融结构看，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为美国带来可观的铸币税收益，借此“美国可以在国外建立昂贵的军事基地，而不必顾及外汇的限制”。⁴¹富有广度和深度的美国金融市场吸引着境外美元不断回流到美国，为美国庞大的军事开支融资，资助了美国的全球军事霸权。

3.黏性权力提升了美国在知识、观念和制度结构方面的软权力

其中，生产结构和金融结构的作用非常明显。雄厚的资金和技术实力将他国优秀的人才招揽到美国的跨国公司和金融机构中，这些人才在享受良好工作待遇的同时，也接受了由美国制定和推行的技术标准、金融规则，认同了自由竞争的价值观念和开放包容的文化氛围。

知识、观念和制度结构：美国的软权力

知识、观念和制度结构被国际政治经济学者视为影响行为主体权力的重要因素。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强调，知识结构决定被发现的是什么知识、怎样储存以及谁用什么手段、根据什么条件、向什么人传输知识。在知识结构中，权力和权威给了那些被社会承认有“权”获得合适的知识和努力获得更多知识的人，给了被委托储存知识的人和控制着传送知识或信息途径的人。⁴²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强调文化、观念和意识形态对霸权的重要意义，在他看来，“霸权”建立在同意或一致的基础之上，这种同意或一致需通过媒体、大学和宗教机构在文化生活中被制造出来。⁴³奈将知识、文化、观念、制度等归入软权力的范畴，认为它们具有同化他国预期与行为的能力，如果一国可通过这些权力资源使其权力被他国视为合法，那它将遭受更少的对其所期望的目标的抵制。

从知识结构看，美国的大学一直占据世界知识的制高点，它们不仅承担着开展科学研发的任务，也扮演着前沿性和主流性理论知识的生产者和传播者的角色。它们不仅在教学设施和实验条件方面吸引着外来求学者，更在人类发展的理念如政治民主、经济自由、市场竞争方面塑造着他们的认知。当这些理念被求学者带回国内，乃至被政策决策者落到实处时，美国在知识方面的软权力就会得到彰显。典型的例子就是20世纪70～90年代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第三波民主化”⁴⁴和经济市场化及金融自由化改革的实践。

从文化和观念结构看，美国是一个年轻的移民国家，本土不存在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集团，因而在文化上先天具有开放包容的精神特质，不同肤色、种族和民族的人都对美国有很强的归属感。美国也是一个在价值观念和道德伦理上有同化权力的国家。一方面，美国式的市场经济崇尚自由竞争，反对政府干预，这为培育企业家精神和激励创新活动提供了养料，成为美国国际竞争力的动力和源泉；另一方面，美国又是一个崇尚自我救赎和救赎他者的国家，从约翰·温斯罗普（John Winthrop）的“山巅之城”布道⁴⁵到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的“十四点和平原则”（以下简称“原则”）倡议，再到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的“四大自由”演讲，无不体现出美国与生俱来的命运感与使命感。

从制度结构看，与英国霸权相似，美国也是一个推行自由主义国际规则的霸权国家。但与英国治下的自由主义秩序不同，美国治下的国际秩序是被高度制度化了的秩序，广大外围国家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和货币金融秩序中享受着贸易扩大、经济增长和交易便利的红利。因而，该秩序有更大的包容性、延展性和嵌入性。对新兴大国来说，它们“所面对的不是一个简单的美国主导的秩序或西方体系。它们所面对的是一个作为几个世纪斗争和创新结果的广泛的国际秩序。它是高度发达的、扩展的、包容的、制度化的，并深深嵌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与经济中。而且，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这一秩序极为成功地吸收了新兴大国并融合了政治与文化的多样性”。⁴⁶

总之，软权力对美国霸权的意义在于：首先，它能降低美国锋利权力的使用概率和成本。知识、观念和文化制度能同化他国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使它们追随美国。“当文化优越感成功地得到维护和悄悄地被认可之后，它具有减少依赖巨大的军事力量来保持帝国中心力量必要性的效果。”⁴⁷其次，自由主义的国际规则和制度能有效维护美国在生产、贸易和金融结构方面的黏性权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WTO）所确立和推行的金融自由化、经济发展和多边贸易谈判等相关规则和制度，遵循的都是美国的蓝本。在它们的保障下，美国跨国公司和金融机构有更多的机会进入他国的产品、劳务和资本市场，美国贸易商也有更多的机会获得更有利的贸易条件和更丰厚的利润，美国的金融市场同样有更多的机会吸引他国的资本。

美国对国际权力的精心设计

美国领导世界的权力意志始于威尔逊总统时期

早在1917年7月，威尔逊就曾得意地告诉其顾问爱德华·豪斯（Edward House），到战争结束后，“别的不说，（他们）单在财政上就要依仗我们”“我们应当以资本供给全世界，而谁以资本供给全世界，谁就应当……管理世界”。⁴⁸在“原则”中威尔逊既提出了美国的道德理想，又规划了美国的权力抱负，即“商业自由和国际性门户开放，利用国际联盟使美国得到世界领导权，以确保美国的经济扩张和金融优势地位的建立”。⁴⁹其实质是以经济和金融作为后盾，以道德为标杆，实现从“英国治下的和平”向“美国治下的和平”的过渡。但其计划在1919年遭遇重大挫折，这既是由于英法对“原则”的恣意篡改，又缘于美国自由和平主义者因不满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对英法的妥协退让而放弃了对他的支持，更来自国内的孤立主义情绪。在孤立主义者看来，加入国际联盟将威胁美国的主权和安全。他们尤其反对《国际联盟盟约》中的第10条款和第11条款，认为这两项条款将把美国卷入欧洲冲突。结果参议院投票反对美国加入国际联盟。即便如此，威尔逊留给后人的精神遗产是持久的。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写道：“国际联盟未能在美国立足，因为美国尚未准备好承担如此全球化的角色。无论如何，威尔逊在思想上的胜利比任何其他的政治成就更根深蒂固。因为每当美国面临建立世界新秩序的任务之际，它总是殊途同归地回到威尔逊的观念上。”⁵⁰

另一位精心设计美国国际权力的是罗斯福

在罗斯福任职总统期间，美国面临着两大外交课题：一是冲破国内孤立主义情绪的羁绊，向同盟国特别是英国提供战争援助，以拯救危机中的自由秩序。为此，罗斯福积极推动国会修改“中立法案”（Neutrality Acts），解除对同盟国的武器禁运。⁵¹二是与英国合作设计战后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在这方面，罗斯福政府取得了对英外交的两大胜利。其一，罗斯福与丘吉尔以个人名义联合发表了《大西洋宪章》（The Atlantic Charter），基于道德原则的“美国信念”（American Creed）终于被长期遵循均势外交传统的英国认可和接受。《大西洋宪章》的要点体现了“原则”和“四大自由”的核心理念，最终成为联合国、布雷顿森林体系、关贸总协定（GATT）等一系列二战后国际制度安排的哲学基础或指导原则。其二，在对英开展的货币金融外交中，“怀特计划”在与“凯恩斯计划”的交锋中胜出，美国主导的战后国际货币金融秩序得到确立。这场外交非常特殊，“历史上从来没有而且未来也确定不会再有一个世界经济秩序能由英国和美国单独来设计”。⁵²

美国对国际权力的设计可谓处心积虑。首先美国推行的是“嵌入式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它“不像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民族主义，其国际经济秩序本质上是多边的，但又不像金本位和自由贸易时期的自由主义，其多边自由主义是建基于国内干预主义的”。⁵³美国的战略考虑是：一方面，多边自由主义可有效瓦解英国的帝国特惠体系，将更多国家纳入由它主导的国际经济与货币金融体系；另一方面，对国家干预主义的容忍为美国保留了选择性激励或制裁外国政府的手段，以期对后者的政策选择施加影响。因此，美国式的自由主义和英国有很大不同。“很难将二战后25年中的美国自由主义看作一个真正的信条而非一种意识形态，也就是说，这一信条在它利于并符合当前对国家利益认知的时候就会被运用，相反的话就会被忽视和遗忘。”⁵⁴

其次，美国保持着对重要国际经济组织的有效控制。戴维·莱克（David Lake）指出，英国对19世纪世界经济的引领没有借助任何正式的国际制度，只是借助少许的规范国家间交易关系的国际规则。相比之下，二战后的GATT、IMF、世界银行及许多联合国组织机构为美国的全球经济领导权赋予了具体和持久的内容，美国统治下的国际自由主义已被制度化于国际关系中。⁵⁵美国对重要国际经济组织的有效控制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垄断着国际货币金融事务的决策权，无论在IMF还是在世界银行，美国都握有独大的投票权（一票否决权），未经其认可，任何国际货币金融事务的重大调整都是不可能的；二是由美国积极倡导并创建的国际经济组织包括了一系列隐含或明示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⁵⁶它们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一个合法的义务框架，降低了交易成本，通过提供信息降低了不确定性并限制道德风险和不负责任的行为。⁵⁷因此，尽管存在制度设计的某些缺陷，但没有一个国际经济组织遭到废弃，他国仍有意愿遵从和维持现有的国际机制。美国的霸权显然是一种被“原则化了的霸权”。⁵⁸

美国的国际权力战略：系统内分权与责任分担

对国际权力的设计体现了美国的权力意志，它是美国实现由权力能力向权力结果转化的一个必备条件，但这一转化最终能否奏效，关键在于美国的权力战略，即它如何整合和运用结构性权力资源去最大化其国家利益。从这一点来看，没有哪个国家能像美国那样娴熟地运用大战略来维护其国家利益。这里，需要澄清两个重要问题：一是现阶段美国的核心国家利益是什么？二是美国采取了怎样的权力战略以确保这一核心利益？

对现实主义者而言，国家的领土安全与政治主权永远是首要的国家利益，其他利益都是其因果关系中的下一个链条。⁵⁹但首要并不意味着核心。在强大的军事实力足以吓阻他国的情形下，领土安全与政治主权并非美国的核心关切。在相互依赖日益加深的世界中，美国追求的国家利益变得愈发全球化，即维护、扩展并巩固其全球霸权。在这样一个整体的国家利益中，能成为其核心利益的必是能对其他部分利益产生重大关联和辐射效果的部分。在笔者看来，现阶段这个核心利益就是美国的货币金融霸权即美元霸权。通过它美国可以持续、廉价地从广大外围国家抽取物资、人力、资本等资源，既有助于提升其锋利权力和黏性权力，从长远看又能提升其在国际制度方面的软权力。

历史地看，“系统内分权”与“责任分担”是美国惯用且有效的两种权力战略，是其巧权力（smart power）的体现。对美国来说“系统内分权”意味着允许他国与之分享不会危及其核心利益的那部分权力。“责任分担”意味着美国要求他国承担一定的国际责任，这既可被看作对美国让渡部分权力的补偿，又可被理解为美国打压他国威胁所做的努力。无论哪一种战略，其目标都是维护美国的全球霸权特别是美元霸权。

“系统内分权”战略

1.在军事安全方面，美国让盟友分享了发展军备的权力

从1949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成立，到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驻日盟军总司令部授意日本成立“警察预备队”，并于1954年正式组建“自卫队”，美国不仅让盟友分享了发展军备的权力，也让战败国德国和日本走上了重新武装的道路。在华约组织解散、苏联解体之后，北约通过两次东扩进一步壮大了军事力量，并介入巴尔干冲突，参与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军事及维和行动，发起对利比亚的军事打击，对美国的全球军事霸权提供了有力支持。在《美日安保条约》和《新美日安保条约》的名义下，美国不仅容许日本逐渐扩充军备，还默认其不断扩大防卫空间，从专守防卫到周边有事防卫再到海外派兵，直至以时任首相安倍晋三为首的日本右翼势力谋求修改“宪法第九条”，以使日本最终成为“正常国家”。美国目前对日本的纵容有其重大的战略谋划：让自己作为“离岸平衡手”（offshore balancer）通过武装日本和“正常化”日本来有效制衡中国的崛起，同时确保将日本的军备发展和国家战略走向掌握在可控的范围内。

2.在经济增长方面，美国让广大外围国家分享了经济增长的权力

在这方面1947年的“马歇尔计划”是一个经典案例。美国的这一分权战略与历史上殖民帝国的霸权治理方式有很大的不同，后者通过抑制他国的经济增长来维持其霸权地位，前者则通过帮助他国实现经济增长，从而将其纳入自己主导的国际体系，甚至还容忍了外围国家在政治上的威权甚至是专制体制。特别是，通过对外援助美国向广大外围国家输出了大量的流动性，在缓解其发展资金瓶颈的同时，也输出了美元霸权。在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终结、全球化进程大大加速后，经济增长成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国际竞争的主要手段。通过强劲的国内需求（提供市场）和本国跨国公司的海外直接投资（提供资本），美国在让外围国家和地区分享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将其纳入自己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

3.在国际贸易方面，美国让广大外围国家和地区分享了贸易发展的权力

具体做法就是提供了一种重要的全球性公共物品——自由开放的多边贸易体系，通过给予西欧、日本、“亚洲四小龙”“东盟四小虎”以最惠国（地区）待遇，吸收来自这些外围国家和地区的大量商品，又通过普惠制大规模进口发展中经济体的制成品和半制成品。这不仅带动了广大外围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导向型繁荣，也扩张了美国在两个关键领域的霸权：一是美国作为最终消费品市场提供者的霸权。霸权国家为保持其对他国的吸引力，持续的经常账户逆差是一个必要的前提。1977年美国经常账户余额首次出现逆差，经过1979～1982年短暂的顺差，从1983年至今一直保持着逆差状态，美国在二战后曾长期保持的贸易顺差国地位一去不复返。⁶⁰二是美国在国际货币领域中的霸权。由于美国的大量进口是用美元支付的，必然扩大了美元的境外流通规模，提升了美元作为主导性国际货币的地位。

4.在国际金融方面，美国让部分国家分享了作为国际债权人的权力

“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代替美国成为占主宰地位的债权国和金融大国。在国际金融史上，从来没有在这么短时期内发生过这样引人注目的变化。”⁶¹国际金融史上另一个从未有过的重大变化，是中国正快速成长为国际金融领域的一支重要力量。自2008年9月超越日本以来，中国一直是美国财政部证券的第一大外来持有者。⁶²从表面看，中日两国作为世界债权大国的崛起提升了其金融话语权，但真正掌握权力的依旧是美国：一方面，中日对美债权是以美元而非本币持有的，因而美联储拥有理论上的无限偿还能力，更具备通过美元贬值将债务大幅缩水的意愿和能力；另一方面，中日作为贸易国家，为确保商品出口市场、自身商品竞争力以及避免拥有的债权缩水，不得不承担起维系美元稳定的责任，并被迫将拥有的大量美元债权（外汇储备）用于购买美国国债或公司债，这些大规模回流的商品美元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了资助美国经济和军事霸权的作用。可见，美元霸权的本质之一，就是它使得美国拥有了“作为债务人的权力”。

5.在国际治理方面，美国让他国分享了对国际经济与货币金融事务的投票权

但这种分权遵循的是“分化而治”（divide and rule）的逻辑，没有动摇美国的霸权地位。在IMF和世界银行等全球性经济组织中，美国与他国的分权是以保持其独大的投票权为基本底线、以新兴大国接手美国以外的发达国家的部分投票权为主要特征的。⁶³在八国集团（G8）及二十国集团（G20）这样的国际性协调机制中，美国与他国的分权是以逐渐扩大参与治理的议题范围或成员数量为基本思路、以让他国彼此制衡为战略目标的。G20虽在1999年就已由财长会议提出，但直到2008年仍只是有关国家就国际经济和货币政策举行非正式对话的平台。美国在2008年以后重视G20的用意，一是扩大分担全球金融危机风险与成本的国家的范围，分摊或转嫁危机成本，减轻自己财力及道义等各方面的沉重压力；二是降低原来G8中除自己之外其他七个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及其影响力。⁶⁴

“责任分担”战略

1.在军事安全方面，美国要求盟友分担如下责任：为美军的海外基地提供支持，提升自我防御能力，为美国的海外军事行动给予支援

从驻在国的支持看，主体来自美国在欧洲（英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和亚洲（日本、韩国）的传统盟友，涵盖人、财、物在内的种类繁多的内容。⁶⁵从自我防御的角度看，“冷战”结束后，伴随着美国为盟友提供全方位安保的压力减轻，它愈发强调提升盟友自我防御能力的重要性。从海外支援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美国发起的四次主要军事行动都得到了盟友的大力支援。

2.在国际收支方面，美国重点针对东亚实施了“责任分担”战略

日本加入GATT不到两年（1957年1月），美国就率先向它施加了棉纺织品自愿出口限制。此后，陆续将其扩展到日本输美的羊毛纤维、彩电、钢铁、计算机、机械工具、半导体、小汽车及其零部件、摩托车等产品。⁶⁶美国还发起了要求日本向其农产品（牛肉、柑橘和烟草）和投资开放市场的贸易谈判。此外，美国与日本在1984年5月29日达成了旨在推进后者金融自由化的《日美日元美元委员会报告书》；其中，以“撤销资本进出日本的壁垒、推进日元的国际化、给予希望在日开展业务的美国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更优惠的待遇”三方面的谈判最为成功。⁶⁷美国在1994～2003年间并未完全消除对日本的贸易压力，但施压重点逐渐转向中国。与日本类似，中国也经受着来自美国的强大保护主义压力，被实施了多例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调查，并被美国发起多项WTO争端解决诉讼。⁶⁸但与日本不同，中国是以增加进口美国农产品、适度对美开放金融市场来成功应对美国的“责任分担”战略的。

3.在世界经济体系方面，联邦德国、日本和中国先后成为美国“责任分担”战略的实施对象

这大体可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美国向联邦德国施压，要求其分担体系稳定的责任。1958～1971年既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真正运转起来的时期，又是该体系逐渐显露危机的阶段。其间，美国三任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约翰·肯尼迪、林登·约翰逊）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就是严重的国际收支赤字所引发的美元信心危机和黄金大量外流。在美国看来，这一问题的产生是与美国对联邦德国的安全承诺紧密相关的，合理的解决手段就是由联邦德国负责分担美国国际收支调整的成本。尽管1964～1967年美国与联邦德国在货币合作与补偿协议、货币-安全协议上出现了破裂，但从一定意义上讲，通过有效地利用手中的锋利权力资源，美国对联邦德国推行的“责任分担”战略是成功的，它迫使后者于1967年公开承诺不再用积累的美元向美国购买黄金。⁶⁹

第二阶段，美国压迫日本和联邦德国共同分担体系稳定的责任。1971～1979年，美国对外经济政策面临两大难题：一是将美元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制度约束中“解放”出来，二是结束日本和联邦德国对美国的“搭便车”行为。对于前者，美国借助1971年8月15日的“新经济政策”终结了美元与黄金的可兑换，并借助同年12月17～18日的史密森学会会议，成功取得了对所有OECD国家货币平均约8%的贬值。⁷⁰对于后者，卡特政府于1977年提出“火车头理论”（locomotive theory），要求日本和联邦德国这两个顺差国家也要刺激经济，担负起为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的责任。在没有看到它们的实际行动后，美国采取了放任美元汇率贬值的政策，最终迫使两国在1978年7月的七国集团波恩会议上同意采取财政措施刺激本国经济。

第三阶段，美国压迫日本承担起发达国家间经济失衡调整的主要责任。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美国通过“广场协议”“贝克-宫泽会谈”和“卢浮宫协议”，压迫日元升值以逼日本就范。在1985年9月22日的“广场协议”后，日元对美元汇率快速走高，给日本出口商造成了强劲冲击，迫使日本时任大藏大臣宫泽喜一（Miyazawa Kiichi）积极寻求同美国财长詹姆斯·贝克三世（James A. BakerⅢ）达成稳定日元对美元汇率的共识。美国虽在1986年10月31日的共识中公开承诺维持美元稳定，但事实上并未采取实际措施，日元对美元的升值趋势并未得到扭转，在1987年2月22日的“卢浮宫协议”后，日元对美元汇率很快升至147∶1的水平，到同年4月7日G7华盛顿会议时，日元对美元的升值幅度已超过“卢浮宫协议”规定的±5%的强制性国际协调指导线（±7%），到4月27日时则升至40年来的新高（137.25∶1）。通过这三个举措，美国从外部成功诱发了20世纪80年代末的日本泡沫经济，并借此削弱了日本对美国经济霸权的威胁。

第四阶段，美国施压中国承担纠正全球经济失衡的责任。进入21世纪，美国“责任分担”战略的实施重点转向中国。在美国看来，通过融入其主导的全球经济、贸易和货币体系，中国出现了经常账户和资本与金融账户的双顺差，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是该体系最大的赢家，正是因为如此，中国成为日益严重的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制造者，理应在这方面承担更多的责任。为此，可行且有效的方法就是迫使中国实行更为灵活的人民币汇率制度，让人民币大幅度升值。相对于日本而言，美国施压中国的时间更长、强度更大、手段更多样、牵涉面更广。但与日本的应对不同，中国虽然自2005年7月21日以来启动了两次重要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扩大了外汇市场上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波动幅度，但中国货币当局一直坚持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三原则，避免重蹈日本因美国战略打压而陷入泡沫经济并导致经济崩溃的覆辙。

理论反思与新兴大国的应对

理论反思

在总结历史上大国或霸权国家的兴衰规律时，西方学界提出了帝国的过度扩张、长周期、霸权稳定、世界体系和权力转移等诸多理论，但在处理当今美国霸权地位的问题上，其解释力却大打折扣。

1.现有的大国兴衰理论主要是对“领土国家”时代霸权更替规律的总结，其“霸权更替史就是战争史”的论断并不适用于二战后时期特别是经济全球化时代

在“领土国家”时代，大国间的关系是零和博弈型的，是不同殖民地体系间的竞争。一个大国侵占的殖民地越多，控制的领土或势力范围就越大，掌控的土地、人口、自然资源等传统权力资源就越丰富，给该国带来的竞争优势就越突出。这既挤压了新兴大国的生存空间，又让后者产生了强烈的效仿动机。最终，这种零和竞争的结果就是争霸战争。与之不同的是，美国并不是靠武力征服并建立殖民地体系而成为霸权国家的，也不是靠发动争霸战争从没落的霸权国家手中夺得霸主地位的，它靠的是在自身理念基础上形成的高度发达的市场机制来统御世界，形成了以市场经济规则为基础的全球性的贸易、金融体系，并使世界各国融入其中，对其产生高度依赖。⁷¹

在这样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各国的经济利益已通过生产、贸易、金融等渠道紧密联结在一起，磋商、协调与合作已经取代战争，成为解决竞争、分歧乃至纷争的主要或最后的手段。虽然当今世界无法避免战争，但经验证明，二战后世界上所发生的战争均为意识形态代理人战争、历史或宗教遗留问题引发的战争和边境冲突等局部战争，在核威慑的技术力量与经济全球化的规则力量共同约束的时代，作为国际关系主导者的大国之间的战争是无法想象的。因此战争争霸的逻辑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是难以站住脚的。

2.现有的大国兴衰理论强调传统权力资源对于大国的意义，忽视了权力性质的变化和各种权力资源的协同效应

现有的大国兴衰理论主要基于军事、领土、经济增长、技术等传统权力资源来研究大国兴衰及更替的规律，并用它来研判美国的霸权走势。从方法论上讲，这样的认识属于静态分析，忽视了不同时代支撑一国作为大国或霸权国家的权力性质的变化。从本质上看，这样的认识是基于器物层面的考察，忽视了制度层面的考量。在奈看来，美国与以往大国或霸权国家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拥有同化他国行为的软权力资源，因而，“美国衰落的误导性理论、不恰当地将美国与19世纪末的英国相提并论已经将我们的注意力从现实的问题——世界政治中的权力在如何发生变化转移开来”。⁷²

此外，现有的大国兴衰理论大多是机械、孤立地认识各权力资源的作用，这方面的典型当数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的“帝国的过度扩张论”和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的“霸权稳定论”。在肯尼迪看来，除非美国减少将经济资源投入到军备中的比重，否则它将难逃历史上大国衰亡的厄运。⁷³吉尔平则运用边际生产率递减和成本相对上升的经济学原理得出了霸权必衰的结论。⁷⁴

但美国的权力资源有着不同于以往大国或霸权国家的特质：一方面，美国虽没有殖民地为其分担过度扩张的支出，却可以从盟友那里得到成本和责任分担的好处；美国虽存在生产率下降的现象，却凭借在生产、贸易和金融方面（尤其是“美元体系”）的结构性优势，具备从全世界汲取资源的强大能力；美国虽在传统权力资源方面出让了部分权力，却在关键的黏性权力资源（美元霸权）和软权力资源方面一直占据着制高点。另一方面，与以往霸权国家不同，美国的锋利权力资源、黏性权力资源和软权力资源之间相互支持、相互拱卫和相互强化的机制，使得美国霸权的可持续性依然很强。

3.现有的大国兴衰理论重视权力资源对霸权地位的影响，欠缺对权力战略的深入研究

权力资源数量的多寡、种类的广狭，只是一国成为大国或霸权国家的必要条件，充分条件则是权力战略的制定与实施。权力战略是一国对其权力资源的筹划、组织与运用，是该国对其权力意志的贯彻。它具有经济学意义上的乘数效应，亦即制定合理、实施得当的权力战略能让权力资源发挥更大的效能，促进一国崛起成为霸权国家并有效地维护和巩固这一地位；相反，制定欠妥、实施拙劣的权力战略无助于一国成长为霸权国家，甚至会加速其国际地位的衰落。除少数学者外，⁷⁵大国兴衰理论的研究者对权力资源与霸权关系的重视程度大大超过对权力战略与霸权关系的研究，这是他们错误预言美国霸权走向的另一个重要根源。

4.现有的大国兴衰理论混淆了“权力转移”与“权力扩散”的本质区别

所谓权力转移，是指因经济发展进程的影响和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不同的国家在国际权力结构中的地位会因为其权力表现的不同而发生决定性的变化，原有的大国地位下降，后崛起的大国地位上升并获得大国地位的权力变化过程。权力转移是一个质变的过程。相对地，权力扩散是一个量变的过程，是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的权力由霸权国家扩散至非霸权国家或非霸权国家主动获得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权力的过程。⁷⁶这一过程既是市场力量自发作用及国际关系格局演进的产物，部分也是霸权国家有意为之或被迫无奈的结果。

在当今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美国的霸权资源几乎是全方位的，它维护自身霸权地位的意志是坚定的，所制定和实施的权力战略是缜密而有效的。因此，新兴大国的崛起是一种“权力扩散”现象，所谓“一超多强”或“多极化”只是发生在由美国霸权主导的“系统内”的“权力扩散”；换言之，新兴大国的崛起在本质上是美国霸权主导的“系统内的地位提升”，并且，新兴大国阵营的成员越多、地域越广、文化越多样，权力在它们之间的扩散就越明显，面对霸权威胁或冲击所采取的政策或战略的对称性就越弱，它们共同一致地挑战美国霸权地位的可能性也越小。

新兴大国的应对

二战后的苏联和日本都曾被视为有能力挑战或取代美国霸权地位的新兴大国，但它们无一例外都失败了。根本原因在于，它们既欠缺对美国霸权地位的理性评估，又陷入对自身权力地位的盲目乐观，再加上自身体制、制度上存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以致在关乎国家发展战略的问题上出现了重大战略失误。以史为鉴，在现阶段美国霸权地位依然稳固的形势下，新兴大国需准确研判自身实力并制定相应的战略，以避免重蹈苏联和日本的覆辙。

新兴大国的权力地位

自高盛资产管理公司首席经济师吉姆·奥尼尔（Jim O’Neill）在2001年首创“金砖四国”（BRIC）一词以来，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及2010年12月加入的南非）就成了新兴大国的代名词，它们的经济崛起及对世界格局的影响逐渐受到世人重视。乐观派认为，新兴大国已经树立起强国地位。主要理由有三个：一是新兴大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二是新兴大国国际贸易排名的显著提升；三是新兴大国外汇储备的大幅增加。

笔者认为，以上述指标衡量新兴大国的权力地位是站不住脚的。首先，乐观派对新兴大国经济增长的预测是基于现行发展态势的简单线性分析，欠缺对新兴大国持续崛起所必需的基础、动力及可能面临的随机扰动因素的综合考察。其次，乐观派忽视了新兴大国的经济增长质量。作为后崛起的国家，新兴大国既面临着传统文化观念和制度的约束，又在工业化进程中面临着高增长高消耗、高总量低人均及贫富差距过大等难题。再次，乐观派高估了新兴大国的国际贸易地位。衡量一国的国际贸易地位不能单看国际贸易的排名，更不能仅仅考察其出口贸易地位的变化，而是要看它的进口能力及进口商品的构成和地域来源。中国虽为世界第二大进口国，但进口商品中资源性大宗商品（铁矿石、铜、铝、石油）占很大比重，进口来源地以美国、东亚和东南亚、西欧及资源大国（俄罗斯、巴西、南非、澳大利亚）为主。这样的进口商品结构和地域结构，不足以支撑中国成为类似于现今美国的最终消费品“市场提供者”的角色。⁷⁷最后，乐观派忽略了新兴大国外汇储备资产的质量及其在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尽管新兴大国特别是中国持有巨额的外汇储备，但这些储备资产的币种构成远未达到优化的程度，中国对美国财政部证券的持有超过日本并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恰恰证明中国是“美元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美元的不对称依赖关系没有实质性变化。

需要指出的是，新兴大国的权力地位还受到如下因素的制约：首先，从权力资源的丰裕度看，新兴大国在锋利权力、黏性权力和软权力等方面与美国还存在很大差距。其次，从权力战略观之，新兴大国筹划、组合与运用各种权力资源的能力和经验明显不足，这是它们将权力资源转化为现实权力的一个重要瓶颈。再次，从国际环境来考察，新兴大国都是在由美国主导的全球化生产、贸易和金融体系中崛起的，其国际地位的提升本质上是美国霸权主导的“系统内的地位提升”，它们既是该体系的主要受益者，又是实际支撑者，因而在短期内挑战美国霸权地位的动力不足，意愿也不强烈。最后，由于历史因素或现实利益等原因，新兴大国之间缺乏认同与信任、彼此防范，⁷⁸特别是在个别国家迅速崛起的情况下，其面临的国家战略压力在一定时期内远大于现有霸权国为其带来的战略压力，因而难以形成紧密的战略共同体来对美国霸权构成有效的制衡。

新兴大国（中国）的应对战略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美国远没有像衰退论者主张的那样进入霸权衰退期，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大国也远没有像乐观派估计的那样崛起到可以在短期内取代美国的程度。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新兴大国的战略应对不是在“系统外”发起挑战而是在“系统内”促进改革；不是在“系统内”对现有体系做革命性的颠覆，而是对其做改良性的增量调整。新兴大国需要理性、务实地制定国家战略，盲目乐观及由此导致的战略冲动，不仅会导致重大的战略误判或失误，也会招致美国的强力敌对或压制、打击。为此，新兴大国特别是中国需要在以下三个战略领域有所作为。

1.清晰国家定位

自2011年起，中国取代日本成为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的大国。这一角色转换向中国提出了一个重大课题：如何确定中国现阶段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位置？这实际上牵涉两个战略层面的认识：一是如何看待与美国的战略关系？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二是如何承担起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国际责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之一，在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后，在努力争取更多国际权力的同时，能否为国际体系中的其他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让渡一定的发展空间，能否发挥出稳定国际货币金融秩序、为发展中国家推进工业化提供所需的资本、充当全球最终消费品“市场提供者”的作用，既时刻挑战着中国作为第二经济大国的实际能力又考验着它的政治智慧。

2.培育权力资源

在发展锋利权力以确保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重大战略交通线（如石油运输线）安全等国家利益的基础上，重点培育好软权力资源和黏性权力资源。在软权力资源方面，核心是提升中国在知识生产上的国际竞争力，提出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念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终极价值和伦理规范，实施为国际社会所广泛认可和接受的制度安排。在黏性权力资源方面应在“结构性调整”战略方针的指导下，对生产、贸易和金融结构方面的权力资源做出战略性的调整、改革和优化。

3.强化权力战略

这一战略的核心思想可概括为“责权利相结合”。所谓“责”，就是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其意义不仅在于对美国的“心理安抚”，更在于产生对其他国家或地区的黏性吸引和软性同化，将黏性权力资源和软权力资源转化为现实的权力。所谓“权”，就是在“担责”的基础上，合理要求应有的国际权力，其意义在于“虽不争霸但可反霸”，同时又可借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代表性来提升中国的软权力。所谓“利”，就是提出合理的利益诉求，维护正当的利益所得，其意义在于防止已有的权力资源受到侵蚀并不断增加新的权力资源。

注释

1.Linda S. Goldberg, “Is the International Role of the Dollar Changing?”,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 Current Issues in Economics and F inance, Vol.16, No.1, 2010, pp.1～7; William A. Allen and Richhild Moessner，“Central Bank Co-Operation and International Liquidity in the F inancial Crisis of 2008-9”，BIS Working Paper, No.310, May 2010; Patrick McGuire and Goetz von Peter, “The Dollar Shortage in Global Banking and the International Policy Response”，International F inance, Vol.15, No.2, 2012, pp.155～178.

2.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 Boston： Little, Brown, 1977, p.44.另参见Robert O.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p.34～35。

3.Robert O.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35.

4.参见华盛顿·欧文著，张今等译：《华盛顿传》，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684页。

5.John Agnew, “Trading Blocs or a World That Knows No Boundaries? The British-American ‘Special Relationship’and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Post-War World Economy”, in Colin H. Williams, ed., The Political Geography of the New World Order, London: Belhaven Press, 1993, p.133.

6.Stephen G. Brooks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American Primacy in Perspective”，Foreign Affairs, Vol.81, No.4, 2002, pp.20～33.

7.参见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2～33页。

8.Samuel P. Huntington, “The U.S.: Decline or Renewal?”，Foreign Affairs，Vol.67, No.2, 1988, pp.90～92.

9.Robert J. Lieber, “Can the US Retain Primacy?”，Israel Journal of Foreign Affairs，Vol.5, No.3, 2011, p.23.

10.Joseph S. Nye, “The Changing Nature of World Power”，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105, No.2, 1990, p.183.

11.Walter R. Mead, “America’s Sticky Power”, Foreign Policy, No.141, 2004，pp.46～53.

12.Joseph S. Nye, “The Changing Nature of World Power”, p.183, table 1.

13.Walter R. Mead, “America’s Sticky Power”，pp.46～53.

14.参见陈志敏、常璐璐：“权力的资源与运用：兼论中国外交的权力战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7期，第4～23页。

15.Walter R. Mead, “America’s Sticky Power”, pp.46～53.

16.Joseph S. Nye, “Soft Power”，Foreign Policy，No.80, 1990, p.168.

17.Susan Strange, “States and Markets”, p.45.

18.参见尼娜·哈奇格恩、莫娜·萨特芬著，张燕、单波译：《美国的下个世纪：美国如何在其他大国崛起的时代里保持繁荣》，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1页。

19.Center for Arms Control and Non-Proliferation, “Global Nuclear Weapons Inventories in 2013”，http://armscontrolcenter.org/issues/nuclearweapons/articles/fact_sheet_global_nuclear_weapons_inventories_in_2012/.登录时间：2013年12月3日。

20.Defense Manpower Data Center, “Total Military Personnel and Dependent End Strength by Service, Regional Area, and Country, as of July 31, 2013”，September 19, 2013,https://www.dmdc.osd.mil/appj/dwp/reports.do? category=reports&subCat=milActDutReg.登录时间：2013年12月3日。

21.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 Military Expenditure Database, 2013.

22.Chandra Muzaffar, “The Empire: What It Is and What It Means for All of Us”, Global Research, December 30, 2005,http://www.globalresearch.ca/the-empire-what-it-is-and-what-it-means-for-all-of-us/1681.登录时间：2013年12月3日。

23.Statement of James Schlesinger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United States Senate, November 16, 2005,http://planetforlife.com/oilcrisis/oilschlesinger.html.登录时间：2013年12月3日。

24.Susan Strange, “States and Markets”, p.62.

25.参见“2013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榜单2.0版）”，http://www.fortunechina.com/fortune500/c/2013-07/08/2013G500.htm，登录时间：2013年12月3日。

26.参见“2013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榜单2.0版）”，http://www.fortunechina.com/fortune500/c/2013-07/08/2013G500.htm，登录时间：2013年12月3日。

27.Battelle，“2013 Global R&D Funding Forecast”, December 2012,http://www.rdmag.com/sites/rdmag.com/f iles/GFF2013F inal2013_reduced.pdf.登录时间：2013年12月3日。

28.United Nations, “National Accounts Main Aggregates Database”，http://unstats.un.org/unsd/snaama/selbasic Fast.asp.登录时间：2013年12月3日。

29.Susan Strange, “States and Markets”, p.161.

30.WTO, 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 2012,http://www.wto.org/english/res_e/statis_e/its 2012_e/its2012_e.pdf登录时间：2013年12月3日；WTO, World Trade Report 2013: Factors Shaping the Future of World Trade，http://www.wto.org/english/res_e/booksp_e/world_trade_report13_e.pdf，登录时间：2013年12月3日。

31.Susan Strange, “States and Markets”, p.88.

32.IMF, Currency Composition of Off icial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 (COFER), Last Updated: September 30, 2013,http://www.imf.org/external/np/sta/cofer/eng/.登录时间：2013年12月3日。

33.Linda S. Goldberg, “The International Role of the Dollar: Does It Matter if This Changes?”,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 Staff Report No.522, October 2011.

34.SWIFT,“RMB Now 2nd Most Used Currency in Trade F inance, Overtaking the Euro”，http://www.swift.com/assets/swift_com/documents/products_services/RMB_tracker_November2013.pdf.登录时间：2013年12月16日。

35.BIS, Triennial Central Bank Survey: Foreign Exchange Turnover in April 2013—Preliminary Global Results, September 2013; BIS, Statistical Release：OTC Derivatives Statistics at End-December 2012, May 2013; ECB, The International Role of the Euro, July 2013.

36.Linda S. Goldberg, “Is the International Role of the Dollar Changing?”, p.6.

37.World Bank, Global F inancial Development Report 2013: Rethinking 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F inance,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World Bank, 2012.

38.World Federation of Exchanges, “2012 WFE Market Highlights”,http://www.world-exchanges.org/files/statistics/2012%20WFE%20Market%20Highlights.pdf.登录时间：2013年12月3日。

39.BIS Quarterly Review，September 2013, Statistical Annex, table 3B.

40.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 and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Foreign Portfolio Holdings of U.S.Securities, as of June 30, 2012”, April 2013,http://www.treasury.gov/resource-center/data-chart-center/tic/Documents/shla2012r.pdf.登录时间：2013年12月3日。

41.参见彼得·高恩著，顾薇等译：《华盛顿的全球赌博》，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5页。

42.Susan Strange, “States and Markets”, p.117.

43.Andrew Heywood, Political Ideas and Concepts：An Introduction,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1994, pp.100～101.

44.参见塞缪尔·亨廷顿著，欧阳景根译：《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45.参见丹尼尔·布尔斯廷著，时殷弘等译：《美国人：殖民地历程》，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

46.G. John Ikenberry, “The Future of the Liberal World Order: Internationalism after America”，Foreign Affairs, Vol.90, No.3, 2011, pp.56～68.

47.参见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9页。

48.参见库尼娜著，汪淑钧、夏书章译：《1917～1920年间美国争夺世界霸权计划的失败》，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217页。

49.参见杨生茂主编：《美国外交政策史，1775～1989》，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5～286页。

50.参见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36页。

51.参见Joseph Kay, “The Atlantic Charter and the Roosevelt Offensive”, May 11, 2012,http://libcom.org/library/atlantic-charter-roosevelt-offensive.登录时间：2013年12月3日。

52.Richard N. Gardner, “Sterling-Dollar Diplomacy in Current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62, No.1, 1985～1986, p.21; G. John Ikenberry, “A World Economy Restored:Expert Consensus and the Anglo-American Postwar Settlement”, InternationalOrganisation, Vol.46, No.1, 1992, pp.289～321.

53.John Gerard Ruggie, “Embedded Liberalism Revisited: Institutions and 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in Emanuel Adler and Beverly Crawford, eds., Progress in Post-Wa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201～234.

54.Susan Strange, “The Persistent Myth of Lost Hegemony”，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1, No.4, 1987, p.562.

55.David Lake，“British and American Hegemony Compared: Lessons for the Current Era of Decline”，in Michael Fry, ed., History, the White House and the Kremlin; Statesmen as Historians, London and New York：Pinter Publishers, 1991, p.115; Rosemary Foot, S. Neil MacFarlane and Michael Mastanduno, eds, US Hegemony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he United States and Multilateral Institu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56.Stephen D. Krasner, “Structural Causes and Regime Consequences: Regimes as Intervening Variabl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36, No.2, 1982, p.186.

57.Robert O. Keohane, “After Hegemony：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chapter 6.

58.Charles William Maynes, “‘Principled’ Hegemony”, World Policy Journal, Vol.14, No.3, 1997, pp.31～36.

59.参见罗伯特·阿特著，郭树勇译：《美国大战略》，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7～59页。

60.U.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U.S. International Transactions, 1960-Present”,http://www.bea.gov/international/index.htm#header.登录时间：2013年12月3日。

61.参见罗伯特·吉尔平著，杨宇光等译：《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02页。

62.U. 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Major Foreign Holders of Treasury Securities”，http://www.treasury.gov/resource-center/data-chart-center/tic/Documents/mfh.txt.登录时间：2013年12月3日。

63.具体数据参见IMF, “Quota and Voting Shares Before and After Implementation of Reforms Agreed in 2008 and 2010”，http://www.imf.org/external/np/sec/pr/2011/pdfs/quota_tbl.pdf，登录时间：2013年12月3日；World Bank, “World Bank Group Voice Reform: Enhancing Voice and Participation of Developing and Transition Countries in 2010 and Beyond”，April 19, 2010,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DEVCOMMINT/Documentation/22553921/DC2010-006(E) Voice. pdf，登录时间：2013年12月3日。

64.参见程伟等：《美国单极思维与世界多极化诉求之博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232页。

65.Michael J. Lostumbo, et al. “Overseas Basing of U.S. Military Forces:An Assessment of Relative Costs and Strategic Benef its”, RAND National Defense Research Institute, 2013, p.142.

66.Takatoshi Ito, “U.S. Political Pressure and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in East Asia”，in Jeffrey Frankel and Miles Kahler, eds., Regionalism and Rivalry：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Pacif ic Asia,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p.395，table 9.2; Hideo Sato, “The Political Dynamics of US-Japan Economic Conf licts”, Journal of Northeast Asian Studies, Vol.3, Issue 1, 1984, p.4.

67.Jeffrey A. Frankel, “The Yen/Dollar Agreement: Liberalizing Japanese Capital Markets”,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84, p.3.

68.Chad P. Bown and Rachel McCulloch, “U.S.-Japan and U.S.-China Trade Conf lict: Export Growth, Reciprocity, and the International Trading System”,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Vol.20, Issue 6, 2009, pp.669～687.

69.参见弗朗西斯·加文著，严荣译：《黄金、美元与权力：国际货币关系的政治（1958～1971）》，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7页。

70.参见保罗·沃尔克、行天丰雄著，贺坤、贺斌译：《时运变迁：国际货币及对美国领导地位的挑战》，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6年版，第386页。

71.参见李晓：“美国霸权的文明起源、结构变化与世界格局”，载《国际经济评论》，2013年第3期，第151页。

72.Joseph S. Nye, “Soft Power”, p.153.

73.保罗·肯尼迪著，陈景彪等译：《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

74.罗伯特·吉尔平等著，宋新宁、杜建平译：《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75.参见Ray S. Cline, World Power Assessment: A Calculus of Strategic Drift，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75; Klaus Knorr, The War Potential of N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6; Charles F. Doran, “Economics, Philosophy of History, and the ‘ Single Dynamic’, of Power Cycle Theory: Expectations, Competition, and Statecraft”，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24, No.1，2003, pp.13～49。

76.参见王敏：“权力变迁冲击下的东亚安全新态势”，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0期，第133～134页。

77.参见李晓、丁一兵：“人民币汇率变动趋势及其对区域货币合作的影响”，载《国际金融研究》，2009年第3期，第8～15页；李晓、付竞卉：“中国作为东亚市场提供者的现状与前景”，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0年第2期，第17～28页。

78.参见程伟等：《美国单极思维与世界多极化诉求之博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67页。

[1] 作者曾于2013年10月19日在由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主办的第四届国际政治经济学论坛暨“新型大国关系与全球治理”学术研讨会上，围绕本文主题做了大会发言。后作者与吉林大学经济学院李俊久教授合作，将发言整理成文，发表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1期，本书收录时略有删改。

[2] 用1902～1925年法国驻美大使朱尔斯·朱瑟兰（Jules Jusserand）的话说，美国是“一个受到眷顾的国家。美国北部邻国很弱小，南部邻国同样弱小；东部是海洋，西部也是海洋”。参见Stephen M. Walt, “Taming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5, p.39。

[3] 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是一个显著的例外。他认为，跨国公司与美元的国际地位、核优势一起构成了美国霸权的支柱，并且美国权力的这三根支柱相互交织、相互强化。参见罗伯特·吉尔平著，钟飞腾译：《跨国公司与美国霸权》，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年版，第四章、第六章。

[4] “权力运用”是一国的权力对别国产生影响的过程，也就是一国运用其掌握的“权力资源”将“权力资源”所孕育或暗含的权力最终转化为针对他国的现实权力的过程。可见，权力资源是权力的基础，权力运用是权力的转化过程。

[5] 与大部分学者将“技术”划归软权力的做法不同，笔者认为，“技术”最终将物化为在生产环节中制造出来的产品，它与软权力中能够影响甚至同化人们思维和行为方式的“知识”有着本质的区别。形象地说，相对而言，“技术”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是形而下的；“知识”则更多地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的属性，是形而上的。

[6] Susan Strange, States and Markets, London: Pinter Publishers, 1988.笔者认为，苏珊·斯特兰奇将“贸易结构”置于“次级权力结构”(secondary power structure)的位置，用这一点分析美国并不恰当。

[7] 吉尔平指出，犹如权威是国内社会命令中心这一特征一样，威望是国际关系中的日常货币，它构成了对国际体系实行统治的第二要素，而威望来自国际体系内的其他国家对一个国家行使其权力的潜力、能力和意愿的看法和认识。参见罗伯特·吉尔平著，宋新宁、杜建平译：《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6～37页。

[8] 美国对联邦德国就采取了这种做法。参见弗朗西斯·加文著，严荣译：《黄金、美元与权力：国际货币关系的政治（1958～1971）》，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9] 战后初期，美国之所以能够改变早期承诺的全球多边主义和非歧视原则，极力促成歧视美国货物的西欧签订《罗马条约》，其中一项主要条件就是欧洲国家保证对美国跨国公司在欧洲的子公司采取“国民待遇”。参见罗伯特·吉尔平著：《跨国公司与美国霸权》，第86～87页。

[10] 以苹果公司的iPhone手机为例，除软件和产品设计外，iPhone的零部件主要由日本、韩国、德国和美国的公司生产，最后的组装和出口由中国的富士康公司负责。在2009年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价值20亿美元的iPhone手机中，中国工人得到的附加值仅占3.6%，其余96.4%由各国零部件生产商获得。参见Yuqing Xing and Neal Detert, “How the iPhone Widens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Def icit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DBI Working Paper No.257, December 2010。

[11] 从研发活动的实施者来看，有两个特点引人关注：第一，产业界是联邦政府和同业经费资助的主要接受者，所得资助估计达2936亿美元，占总额的69.3%。第二，学术机构是美国科研创新的另一个主要承担者，是除联邦资助的研发中心外另一个接受所有方面经费资助的客体，所获资助估计将达666亿美元，占总额的15.7%，仅次于产业界。参见Battelle, 2013 Global R＆D Funding Forecast, December 2012, http://www.rdmag.com/sites/rdmag.com/f iles/GFF2013F inal2013_reduced.pdf，登录时间：2013年12月3日。

[12] 关于“领土主义”与“经济主义”时代的重大差异，参见李晓：“‘经济主义’时代的中日关系”，载《国际经济评论》，2006年第2期，第55～60页。

[13] 所谓“金融国家”，是指掌握着“金融霸权”的国家，其本币就是世界货币，其金融市场具备调控全球金融资源、制定相应的市场规则的能力。在一定意义上讲，近代的霸权国家都是“金融国家”。所谓“贸易国家”，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指国内金融市场封闭且不发达，无法引领国际金融市场发展潮流并制定其规则的国家；另一方面是指那些主要依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而且本币尚未成为世界货币，不得不依赖出口贸易赚取外汇收入的国家。当然，也可泛指那些没有掌控“金融霸权”的国家。参见李晓、丁一兵著：《亚洲的超越：构建东亚区域货币体系与“人民币亚洲化”》，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14～18页；李晓、冯永琦：“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集体行动与二十国集团的作用”，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2期，第130页。

[14] 在高恩看来，“美国需要把其统治地位构筑在对全球经济生产环节的控制之上，而且，如果无法做到这一点的话，那么美国对国际货币金融的控制最终都会是十分脆弱的”。参见彼得·高恩著，顾薇、金芳译：《华盛顿的全球赌博》，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4页。

[15] 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国际货币体系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均衡汇率，世界各国的汇率水平本质上都操纵在美国手中，当美国选择强势美元或者弱势美元时，无论其他国家经济基本面好坏，都将使其本币币值随之波动。因此，一个国家的汇率选择与其说是在与市场博弈，莫如说是在与美国博弈，现今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所谓均衡汇率不过是美国主观意愿所决定的“主权均衡汇率”。参见华民：“世界经济失衡：概念、成因与中国的选择”，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年第1期，第15页。

[16] 这方面的典型是被称为美国“八大金刚”的思科、IBM、谷歌、高通、英特尔、苹果、甲骨文、微软。除高通外，其他七家企业均为世界500强。

[17] 1918年1月8日，威尔逊在向美国国会致辞时提出“十四点和平原则”，从外交（公开外交）、经济（航海自由、消除国际贸易壁垒）、军事（裁减军备）和政治（公正处理殖民问题、民族自决、成立国际联盟）等方面规划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秩序。

[18] 1941年1月6日，罗斯福在国会发表的“国情咨文”中第一次向美国人民宣布四项“人类的基本自由”，并表达了要实现这些自由的决心。这四大自由分别是：言论自由（freedom of speech and expression）、信仰自由（freedom of worship）、免于匮乏的自由（freedom from want）、免于恐惧的自由（freedom from fear）。此后，罗斯福多次在“炉边谈话”中重申这四大自由，从而使之深入人心。

[19] 这两条规定：联盟会员国有尊重并保持所有联盟各会员国领土之完整及现有政治上之独立，以防御外来侵犯之义务；凡任何战争或战争之威胁，不论其直接或间接涉及联盟任何会员国，皆为有关联盟全体之事，联盟应采取措施，以保持各国间之和平。参见杨生茂著：《美国外交政策史：1775～1989》，第302页。

[20] 《大西洋宪章》的要点是：美英两国不寻求领土要求；边界调整须符合各国人民意愿；各国人民有自决权力；降低贸易壁垒；促进全球经济合作和社会福利；免于匮乏和恐惧的自由；保持公海自由；解除侵略国的军备，实现战后共同裁军。

[21] 有研究表明，IMF的加权投票规则放大了美国的控制力，强化了美国的金融霸权地位。参见姚大庆：“加权投票制、投票力与美国的金融霸权”，载《世界经济研究》，2010年第3期，第43～47、80页。

[22] 国内学者一般译为“巧实力”。出于行文中前后用语一致的考虑，本文将其译为“巧权力”。

[23] 包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地区四个新兴经济体。

[24] 包括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四个发展势头较好的东盟国家。

[25] 迈克尔·赫德森指出：1971年美元与黄金的脱钩并非是美国的一个迫不得已的行动，而是一个主动的金融战略变革，从资产货币（黄金）到债务货币（美国公债）的转变，颠倒了国际收支平衡与国内货币调节之间的关系，为美国通过国际收支逆差为其国内预算赤字融资创造了条件，自此，国际收支逆差开始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参见迈克尔·赫德森著，嵇飞等译：《金融帝国：美国金融霸权的来源和基础》，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14～19页。

[26] 其中，33个盟国或伙伴国参与了1991年美国对伊拉克的海湾战争。12个北约盟国直接参与了1999年美国对南联盟的科索沃战争，其余6国提供了后勤支援。在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中，众多北约国家向美国提供了作战支持，日本、韩国、菲律宾等国提供了后勤支援，这些盟友还广泛参与了驻阿国际维和部队。英国、澳大利亚和波兰军队参与了2003～2011年美国对伊拉克的地面作战，丹麦予以军舰支援，日本、韩国、意大利、乌克兰等国提供了后勤支援。

[27] 1958年12月31日，欧洲国家恢复了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这标志着此前美国独自支撑布雷顿森林体系运转的时代就此终结。参见Bany Eichengreen, “Globalizing Capital: A His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p.112。

[28]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12］第4号，“自2012年4月16日起，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兑美元交易价浮动幅度由千分之五扩大至百分之一，即每日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兑美元的交易价可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对外公布的当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上下百分之一的幅度内浮动”。参见http://www.pbc.gov.cn/publish/bangongting/82/2012/20120414090504815230140/20120414090504815230140_.html，登录时间：2013年12月3日。

[29] 1500年以来的历史经验证明，非霸权国家更多的是采取了“霸权跟随战略”而非“霸权制衡战略”，长久不衰的“霸权制衡同盟”从来就不存在，甚至短期的“霸权制衡同盟”成功的例子亦极其鲜见，19世纪初期欧洲的“反拿破仑同盟”仅算一例。

[30] 丁学良对“中国模式”的研究，为我们深刻揭示了制约新兴大国成长为世界强国的体制、制度、资源和环境等方面的诸多因素。参见丁学良：《辩论“中国模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国际联盟未能在美国立足，是因为美国尚未准备好承担如此全球化的角色。威尔逊在思想上的胜利比任何其他的政治成就更根深蒂固。因为每当美国面临建立世界新秩序的任务之际，它总是殊途同归地回到威尔逊的观念上。

——亨利·基辛格，《大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