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郑杰文

晚清经学家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将先秦至清代的经学发展历程划分为十个阶段，其中“自汉元、成至后汉，为极盛时代”。东汉末年之郑玄以遍注群经的学术贡献，成为此经学极盛时代的集大成者，后世遂有“欲治‘汉学’，舍郑莫由”之叹。据《后汉书·郑玄列传》，郑玄所注经书有《周易》《尚书》《毛诗》《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等多部，但完整流传至今者，仅有《毛诗笺》与三《礼》注。从这个角度看，孔德凌所撰《郑玄〈诗经〉学研究》一书，对于深入了解、研究郑玄经学成就、研究中国经学史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鉴于《毛诗笺》在中国经学史上的重要地位，自魏晋以来对其进行整理、研究者便层出不穷，但以往的著作多着眼于《毛诗笺》在训诂学或文献学层面的地位、价值，而甚少从学术源流的角度对其加以观照。因此，孔德凌此书对郑玄《诗经》学深厚宽广的学术、文化背景及其在中国学术流变历程中的地位做深入、系统的探讨论说，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众所周知，汉代经学有今古文之分，传习今文经学的儒生为了解释灾异，迎合执政者口味，不惜歪曲经典本意；古文经学者则多通过对经文的训释、考证来探求经典原义，较少神秘色彩。此两派一度势如水火，在西汉末至东汉末二百余年间，发生过四次大的争论。东汉末年，郑玄以立足于古文经、兼收今文经的宏通气象，遍释群经，结束了汉代的今古文经学之争。汉代经学发展的这一历程，在郑玄《毛诗笺》的撰著过程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在郑玄笺注《毛诗》及《毛诗诂训传》之前，汉代盛行齐、鲁、韩、毛四家《诗》学。郑玄于《毛诗笺》中或根据古文《毛传》而改易今文三家《诗》说，或依从三家《诗》说而更正《毛传》之误。郑玄此举，既体现出了“不主一家，实事求是”的学术作风，也在客观上起到了融通今古文经学进而结束今古文之争的效果。

从更广阔的学术视野来看，郑玄《毛诗笺》兼采今古文的做法，也是上古两大文化系统趋于融汇这一文化发展趋势的体现。因所产生环境不同，加之各地区之间联系不便，我国上古文化呈现出多元形态。就主要文化系统而言，呈现为信巫鬼，重淫祀的山川守文化与重人事、尚事功的社稷守文化的对峙。附会灾异、具有神秘色彩的今文经学著作和谶纬之书便是山川守文化在汉代的孑遗，而注重训诂、考证，多引史事解经的古文经学著作则是社稷守文化的体现。生于齐地高密的郑玄在撰作《毛诗笺》的过程中，虽立足于古文经学，常以史解《诗》，但亦受齐楚地域文化影响，多有采今文经说甚至引用谶纬解《诗》之举。从这个角度看，郑玄《毛诗笺》之作不仅在今古文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也将上古两大文化系统在阐释学中熔为一炉。正是由于《毛诗笺》具有这种兼容并包的集大成性质，齐、鲁、韩三家诗说遂在郑玄《毛诗笺》行世后逐渐亡佚，进而形成《毛诗》一家独大的学术局面。

孔德凌随我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即曾与我一起承担北京大学“《儒藏》精华编”中《毛诗正义》一书的点校工作。这一工作，为她撰写《郑玄〈诗经〉学研究》一书奠定了扎实的文献基础。因此，作为一部具有坚实文献基础的学术史著作，本书不仅为后人了解郑玄《诗经》学成就提供了便利，对汉代经学史、学术史、文学史等其他领域的研究也极具参考价值与启发意义，故推荐给大家参阅。

2020年12月5日于山东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