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郑玄治《诗》的学术基础

第一节 转益多师的求学生涯

郑玄，字康成，东汉末年北海郡高密（今山东高密县）人，生于永建二年（公元127年），卒于建安五年（公元200年），享年七十四。相对于郑众“先郑”之称，世称“后郑”。郑玄祖上乃高密大族，其八世祖郑崇，“哀帝时尚书仆射”[1]，“郑崇字子游，本高密大族，世与王家相嫁娶”[2]。因直言敢谏，郑崇遭诬陷惨死狱中。郑玄祖父郑明、父亲郑谨以农耕为生，均未步入仕途，郑氏家族由此开始中落。郑玄自幼专心向学，“八九岁能下算乘除”，“少好学书数”，“玄年十一二，随母还家，正腊会同列十数人，皆美服盛饰，语言闲通，玄独漠然如不及，母私督数之，乃曰：‘此非我志，不在所愿也。’”[3]郑玄“十三诵《五经》，好天文、占候、风角、隐术”[4]，十六岁即有“神童”之称。为生活所困，郑玄十八岁时曾作乡啬夫，掌讼收赋税，《后汉书》本传载：“玄少为乡啬夫，得休归，尝诣学官，不乐为吏，父数怒之，不能禁。”[5]每逢休假，郑玄即去学官处读书问学，不乐为吏，无心仕途，故其父数次怒之而不能禁。郑玄任乡啬夫时，“隐恤孤苦，闾里安之”[6]。其后又迁为乡佐，“乡佐高于啬夫，在《（杜）密传》言为乡佐，可见初为啬夫，继迁乡佐”[7]。郑玄二十一岁时，以“博极群书，精历数图纬之言，兼精算术”[8]闻名于世。

桓帝建和元年（公元147年），“三迁太山太守、北海相”的杜密途经高密，知悉郑玄好学，有才德，便竭力援助。《后汉书》记载：“行春到高密县，见郑玄为乡佐，知其异器，即召署郡职，遂遣就学。”[9]《后汉纪》载：“太守杜密异之，为除吏录，使得极学。”[10]得益于杜密之援助，二十一岁时郑玄结束乡吏生涯，如愿专心向学，开始四处拜师求学。从建和元年（公元147年），至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在二十一岁至四十岁之间，郑玄孜孜以求，转益多师，博学众家，问学不倦。无论是官方学术体系，还是民间学术体系，郑玄均系统学习，精熟于心。从其二十年间问学的渐进过程，可以考察郑玄治《诗》深厚的学术基础。

一、受业太学

郑玄离乡后先至京城洛阳太学，先后跟随第五元先、张恭祖等经师学习。《后汉书·郑玄传》载：“遂造太学受业，师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11]在太学，郑玄先师事今文学者京兆第五元先，系统学习今文经学，由此奠定了其治学的基础。第五元先，京兆人，复姓第五；一说名种，字兴先；一说“先”字即“先生”之称谓；又一说“先”乃衍文，因唐史承节《郑公祠碑》作“第五元”，无“先”字，陈鳣《简庄缀文》卷三《元本后汉书跋》云：“今本《郑康成传》‘师事京兆第五元’，是本‘元’下多‘先’字。”第五元先曾任兖州刺史，时人称其清高正直，具体情况参见胡之仪《北海三考·师承考》之考论。其后，郑玄师从东郡兼通今古文的张恭祖，系统学习今文经兼古文经，包括“《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12]。

通过跟随第五元先、张恭祖等太学经师长期系统的学习，郑玄不仅精熟今文经学，而且研习古文经学，已经全面透彻地掌握了官方的学术体系，完成了学术上的大幅提升，并且汲取其精华，融入到其后遍注群经的注经实践中。东汉中后期，太学一度衰颓，和帝时徐防上疏称“太学试博士弟子，皆以意说，不修家法，私相容隐，开生奸路。……今不依章句，妄生穿凿，以遵师为非义，意说为得礼，轻侮道术，浸以成俗”[13]，其后“自安帝览政，薄于艺文，博士倚席不讲，朋徒相视怠散，学舍颓敝”[14]；至顺帝时，“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然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15]。但不可否认，太学中仍然有些宿儒经师，在传承经学的过程中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故章学诚谓：“后王以谓儒术不可废，故立博士，置弟子，而设科取士，以为诵法先王者劝焉。盖其始也，以利禄劝儒术，而其究也，以儒术徇利禄，斯固不足言也，而儒宗硕师，由此辈出，则亦不可谓非朝廷风教之所植也。”[16]郑玄的学术积累离不开太学的熏染，得益于博学多闻的第五元先、张恭祖之教诲良多，因此“郑玄学术体系的建立、治学风格的形成，当首先归功于张恭祖的教诲和启导”[17]。

二、师事马融

在太学求学十余年后，因“山东无足问者”[18]，三十三岁的郑玄于延熹二年（公元159年）“乃西入关，因涿郡卢植，事扶风马融”[19]。通过卢植之介，郑玄拜于马融门下。马融（公元79年——公元166年）字季长，扶风茂陵人，精通经传，著述宏富，“但著《三传异同说》。注《孝经》、《论语》、《诗》、《易》、《三礼》、《尚书》、《列女传》、《老子》、《淮南子》、《离骚》，所著赋、颂、碑、诔、书、记、表、奏、七言、琴歌、对策、遗令，凡二十一篇”[20]。郑玄拜师之际，时马融已是耄耋老人，博学多识，今古兼通，“融才高博洽，为世通儒，教养诸生，常有千数。涿郡卢植、北海郑玄，皆其徒也。善鼓琴，好吹笛，达生任性，不拘儒者之节。居宇器服，多存侈饰。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弟子以次相传，鲜有入其室者”[21]。郑玄最初师从马融时，难有当面质疑问难的机会。在拜马融为师三年后，郑玄终于有机会当面讨教。《后汉纪》记载：“玄之右扶风，事南郡太守马融。融门徒甚盛，弟子以次相授，至三年不得见。玄讲习弥笃，昼夜不倦。融见奇之，引与相见，自篇籍之奥，无不精研，叹曰：‘《诗》《书》礼乐，皆以东矣！’”[22]《后汉书·郑玄传》亦载：“融门徒四百余人，升堂进者五十余生。融素骄贵，玄在门下，三年不得见，乃使高业弟子传授于玄。玄日夜寻诵，未尝怠倦。会融集诸生考论图纬，闻玄善算，乃召见于楼上，玄因从质诸疑义，问毕辞归。”[23]延熹九年（公元166年），郑玄辞归其师马融返乡。郑玄《戒子益恩书》中自称：“年过四十，乃归供养。”[24]郑玄辞归时，马融喟然谓门人曰：“郑生今去，吾道东矣。”[25]是年马融卒，年八十八。由《世说新语》注所引《郑玄别传》“玄在门下七年”，可知郑玄从马融问学长达七年之久。七年之中，郑玄“质诸疑义”，“自篇籍之奥，无不精研”[26]，受马融影响极为深远。自此，郑玄学问精进，终成一代通儒。二十年间除拜第五元先、张恭祖、马融为师外，郑玄还辗转多地向一些通人、大儒虚心问学求教，其《戒子益恩书》曾曰：“吾家旧贫，为父母群弟所容，去厮役之吏，游学周、秦之都，往来幽、并、兖、豫之域，获觐乎在位通人，处逸大儒，得意者咸从捧手，有所受焉。遂博稽六艺，粗览传记，时睹秘书纬术之奥。”[27]

郑玄《诗》学成就与其师承密不可分，因此从其师承上可以考察出郑玄治《诗》的学术基础。在二十年的求学过程中，郑玄孜孜以求，转益多师，不仅在太学系统掌握了官方学术体系，而且受到诸多民间经师的指点，遂遍通群经，成为通儒，故孙崧赞曰：“郑君学览古今，博闻强识，钩深致远，诚学者之师模也。”[28]郑玄治《诗》不专主一家，与其不专主一师紧密相关：师从张恭祖受《韩诗》，故始为群经作注时用《诗》多取《韩诗》，兼用《齐诗》和《鲁诗》，以今文《诗经》学作为治《诗》的基础；其后，受其师马融、同门卢植等影响，精研《毛诗》，作《毛诗传笺》、《毛诗谱》，以古文《诗经》学作为治《诗》的归宿。张恭祖、马融等皆为今古兼通的硕儒，郑玄受其影响甚巨，其治《诗》亦不分今文、古文，而是融会贯通、兼收并蓄。郑玄对《诗经》的研究建立在融通今古文、博学众家长的学术基础之上，其《诗》学成就得益于融会贯通诸多经师《诗经》研究成果之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