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楚辞
《诗经》和楚辞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两大源头。《诗经》主要出自黄河流域，深受礼乐文化的熏陶；楚辞则诞生于江汉流域，具有浓郁的江南巫文化色彩，是南方文化的代表。屈原是楚国贵族，既接受中原礼乐教育，又浸染楚地独特文化，从而开创新的诗歌样式——楚辞。
第一节 概述
楚人以帝颛顼为始祖，出自西南古族。在周成王时，其祖熊绎受封，居丹阳，丹水、淅水交汇处，即湖北省淅川县南。楚国远离周代文化中心，居于濮、越、巴、蛮等南方土著间，以“蛮夷”自居。据《史记·楚世家》记载，当周夷王时，“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春秋初期，楚成王伐随，也自称“蛮夷”。“蛮夷自处”的态度，使楚人容易获得土著民族认同，从而不断扩展势力，严重威胁姬姓小国。《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记载晋楚城濮之战，栾贞子云：“汉阳诸姬，楚实尽之”。春秋时期，楚国已是南方大国，具有强大政治和文化影响力。
楚文化源于中原，最终形成鲜明的文化特色。地域文化差异中，最显著的是服饰。据《左传·成公九年》记载：“晋侯观于军府，见钟仪，问之曰：‘南冠而絷者，谁也？’”南冠，即楚冠，以形制高耸著称。故屈原《九章·涉江》描述自己形象，云：“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切云，指冠高摩云。楚人好高冠之外，亦好长剑。《说苑·善说》记载：“荆为长剑危冠，令尹子西出焉。”楚人冠高，剑长，而衣则好短。据《史记·叔孙通列传》记载：“叔孙通儒服，汉王憎之；乃变其服，服短衣，楚制，汉王喜。”汉王，指刘邦，丰沛人，战国属楚。又《汉书·景十三王传》记载，广川王刘去好勇士，殿门悬挂成庆画像，云：“短衣大绔长剑。”由此可见，楚国服饰风尚已在战国流行。服饰是族群最鲜明的特征，是文化、族群自觉的表现。《楚辞》中大量的服饰描写，正是文化、族群自觉的文学呈现。
商周鼎革之际，既是政治更替时期，又是文化嬗变时期。殷商文化原始宗教色彩较浓。据《礼记·表记》记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后礼。”鬼，指祖先神。周人尚礼，强调以礼事神。据《论语·为政》记孔子论祭祖，云：“非其鬼而祭之，谄也。”周代礼乐文化，反对淫祀，要求以礼事神，崇尚修德祈福。周人崇尚理性，实际上持“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西周初期，楚国被远封江汉流域，且以蛮夷自居，受礼乐文化影响较小。故而楚国文化中保留了较多原始宗教因素。《山海经》、《楚辞》、《淮南子》出自楚地，带有楚地巫文化显著特征。
“楚辞”本指源自楚地的歌诗。据宋黄伯思《翼骚序》云：“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楚辞。”楚声，即楚地曲调。西汉君臣多楚人，好楚声，故“楚辞”类歌诗较为流行。据《汉书·礼乐志》记载：“高祖乐楚声，故《房中乐》楚声也。”“楚辞”之名，最早见于西汉武帝时期。据《史记·酷吏列传》记载：“庄助使人言买臣，买臣以楚辞与助俱幸。”买臣，即朱买臣。汉武帝好楚地歌诗，故招致能诵楚辞之士。西汉末年，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等人作品，编成《楚辞》一书。按王逸《楚辞章句》判定，屈原作品有《离骚》、《九歌》、《九章》、《天问》、《远游》、《卜居》等25篇，宋玉作品有《九辩》1篇，此外《渔父》、《招魂》、《大招》的作者不能确定。此外，《楚辞》还保存贾谊《惜誓》、淮南小山《招隐士》、东方朔《七谏》、严忌《哀时命》、王褒《九怀》、刘向《九叹》等西汉骚体赋作品。目前学界对部分作品是否确为屈原所作尚存争议，然《离骚》、《九歌》、《天问》之作，足以奠定屈原的文学史地位。
屈原，名平，字原，楚王同姓贵族。今人胡念贻根据《离骚》和星象推断，屈原生于楚宣王十七年，即公元前353年。据《楚辞·渔父》记载，屈原曾担任三闾大夫之职，负责教育贵族子弟。又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屈原曾出任楚怀王“左徒”。左徒，楚官名。司马迁描述其职守云：“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屈原兼任内政和外交，其职守与周制“太仆”相当。据《周礼·夏官·司马》记载：“大仆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诸侯之复逆。”大仆，即太仆。复逆，即送迎诸侯。《周礼》记太仆之职云：“王出入，则自左驭而前驱。”《离骚》云“来吾导夫先路”，正是描述太仆前驱之职。在《周礼》中，大仆属下大夫，职位并不高。由此推断，“左徒”相当于“左大仆”，爵位当在大夫之列。屈原以大夫的身份，参与国家决策，属破格任用，所以遭到同列大夫的妒忌。
屈原被楚怀王疏远后，曾离开郢都，流放汉北一带。《九章·抽思》云：“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好姱佳丽兮，牉独处此异域。”在外交战略上，屈原主张合纵，联合东方诸侯抵御秦国。据《屈原贾生列传》记载，楚怀王十九年，屈原劝怀王杀张仪；怀王二十四年，秦楚和亲；怀王二十七年秦楚交恶；怀王三十年，屈原劝谏怀王入秦。根据外交形势推测，屈原流放汉北当在二十四年至二十七年间。汉北，位于汉水东北部，即今南阳市一带。汉北远离郢都，接近敌境，故《抽思》慨叹：“牉独处此异域。”
楚怀王三十年，怀王听信子兰劝说，赴秦王之约，被秦人挟持，不返。楚人立顷襄王，其弟子兰为令尹。楚人怨子兰，子兰迁怒于屈原，使之遭流放江南，窜伏沅湘流域。顷襄王二十一年，秦兵攻破郢都，二十二年又攻陷黔中郡，吞并楚国指日可待。屈原见亡国在即，绝望之中，遂投汨罗江而死。《九章·惜往日》是绝命辞，云：“宁溘死而流亡兮，恐祸殃之有再。不毕辞而赴渊兮，惜壅君之不识。”屈原爱国而国已残，忠君而君不信，屈子投江可谓死不瞑目。
第二节 《离骚》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共373句，约2500字，是中国第一首抒情长诗，被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赞为“逸响伟辞，卓绝一世”。《离骚》具有自传性质，篇名的本义是遭遇忧愁。《离骚》的创作时间，在楚怀王二十二年前后。《离骚》云：“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先秦时期，五十岁即可称老。屈原言老之将至，可见作《离骚》时，将满五十岁。
《离骚》章节众多，以“女媭之婵媛兮”为界，可分为前后两部分：前面部分自述己志，后面部分讲神游天地。《离骚》塑造了品格高洁的抒情主人公形象。《离骚》开端自述身世，云：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
帝高阳，即帝颛顼，是楚族的始祖。皇考，指屈原的父亲。古人以岁星纪年，太岁在寅曰摄提格，即摄提。孟陬，夏历正月，即寅月。庚寅，庚寅日。按楚国风俗，屈原生于寅年、寅月、寅日，正当吉祥之时。据《史记·楚世家》记载：“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居火正，为祝融。”庚寅日，是吴回受命，楚族复兴之日，故屈原以为吉祥。寅月为岁首，万物初生，故曰吉祥。岁星，即木星。据《石氏星经》记载：“其辰寅、卯，所在之邦有福。”屈原以太岁在寅之年初生，预示将有助于国家，故曰吉祥。初度，即初生的时节。因初生时节吉祥，其父命之以“嘉名”。“正则”与“灵均”皆化名。《离骚》多次描述诗人“平正”之德。诸如“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诗人清白、正直，源自天生美质。
天生之质谓“内美”，后天修养为“修能”。《离骚》写“修能”，多用“比”。其诗云：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诗人以江离、秋兰等香草比喻高洁品质，以佩戴香草比喻自我修养。香草体芳而质弱，极易凋零。宿莽，经冬不凋；木兰，去皮不死。诗人佩戴宿莽、木兰，意欲兼有二者坚贞品质。淹，停留。草木终有凋零之日，人终有衰老之时，故诗人有“美人迟暮”之叹。
诗人内美修能兼具，欲振兴楚国，却遇到昏君。《离骚》中的昏君有两个特点：贪利、荒唐。据《史记·楚世家》记载，楚怀王十六年，秦国欲破齐楚联盟，以商於之地诱怀王。怀王贪地，背叛齐楚之盟，终为张仪所欺。楚怀王贪小利，坏大谋之事多如此。最令屈原切齿者，莫过于怀王之无信。《离骚》云：“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怀王曾信任屈原，但并没有主见，极易受小人蛊惑。怀王之“数化”，正与屈原的坚韧相对。《离骚》云：“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民心，即人心，指屈原忠直之心。浩荡，即荒唐，糊涂的样子。楚王之荒唐，即不辨是非，毫无主见。
屈原是时代的清醒者，也是孤独者。屈原品行高洁，不为小人所容。屈原悉心培育人才，人才却尽数败坏。《离骚》云：“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兰蕙、留夷、杜衡等皆香草名，比喻优秀的贵族子弟。女媭爱护屈原，却不理解屈原，更令屈原有苦难言。在现实世界，屈原找不到知己，遂寄希望于历史和神话世界。《离骚》下半部就是屈原的三次精神之旅：南楚之游、昆仑之游、异域之游。三次神游内涵各不同：南楚之游是倾诉之旅，昆仑之游是求女之旅，异域之游是自我流放之旅。
屈原神游南楚，意在向舜倾诉。《离骚》云：“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屈原追述夏启、后羿纵欲亡国，汤禹俨敬兴邦的历史典故，慨叹自己生不逢时，遭遇昏君。南楚倾诉之游后，是求女之游。求女共四次，分别是：帝女、宓妃、有娀氏之女、有虞氏之女。屈原求帝女，在昆仑山。《离骚》云：“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帝阍，守门人，喻君主身边小人，阻碍贤能进用。帝女既不可求，诗人转求神女——宓妃。《离骚》云：“夕归次于穷石兮，朝濯发乎洧盘。保厥美以骄傲兮，日康娱以淫游。”宓妃淫游无礼，不符合知己标准，故诗人改求贤女。《离骚》云：“望瑶台之偃蹇兮，见有娀之佚女。”又云：“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有娀氏之女生殷商始祖契，有虞氏之女辅助少康复兴夏朝，皆古史中贤德之女。两家之女虽贤，但缺少良媒，最终求女未获成功。
“求女”喻求贤君，意谓离开楚国。求女失败后，诗人不知何去何从，遂问卜于灵氛和巫咸。灵氛之占，云：“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灵氛，小巫，劝诗人离开楚国。巫咸降神，云：“勉升降以上下兮，求矩矱之所同”。矩矱，规矩和尺度。巫咸，大巫，劝诗人留楚，协调君臣关系。屈原以为，楚国党人排挤贤能，人才败坏，决意从灵氛之占，离开楚国远游。
异域之游是自我流放之旅，凭吊诸多故国。《离骚》云：
朝发轫于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极。凤皇翼其承旗兮，高翱翔之翼翼。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与。麾蛟龙使梁津兮，诏西皇使涉予。路修远以多艰兮，腾众车使径待。路不周以左转兮，指西海以为期。
诗人自我流放途中，经历了天津、赤水、不周山等地。天津，天河渡口。按古天文学，天上星宿与地上九州相应。天津，在箕斗之间，对应楚国东海郡。东海郡有羽山，传说鲧被杀于此。据《虞书·舜典》记载，舜辅尧之时：“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鲧、三苗、
兜、共工，古称“四凶”，皆遭流放或殛死。鲧殛死于羽山，共工曾撞不周之山。据《山海经》，赤水两岸又是
兜和三苗故国。第三次神游属于凭吊流放者之游。当诗人飞临“旧乡”时，又徘徊不能去。《离骚》云：“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旧乡，指昆仑山，是楚族发祥地。故都，指郢都。诗人厌弃郢都群小，却不能割舍宗族之情。屈原远游“旧乡”，与开篇自述所出对应，具有归祖返本之义。
使用“香草”意象群，是《离骚》呈现的鲜明艺术特征。屈原把《诗经》“比兴”手法发展为“象征”艺术。王逸《离骚章句》云：“《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奸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离骚》出现的植物种类繁多，香草有：江离、芷、兰、蕙、菊、芰、荷、宿莽、杜衡、留夷、揭车、薜荔等；香木有：木兰、桂、椒等；恶草有：菉、葹、茅、萧、艾、榝等。香草、香木和恶草，分别象征人的不同品质。诗人以芳草变质，象征人道德败坏。
香草意象群带有浓郁的南楚文化特色。在中原文化中，玉石是主要佩饰。《礼记·玉藻》云：“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以玉比德焉。”《诗经》中的佩饰以玉石为主，而《离骚》中的佩饰则以香草为主。《离骚》中的香草，除气味芳香外，尚有奇妙功效。《山海经》是楚文化的产物，反映楚人思想观念。《离骚》多次提到蕙草和薜荔。据《山海经·西山经》记载：“有草焉，名曰薰草，麻叶而方茎，赤华而黑实，臭如蘼芜，佩之可以已疠。”薰草，即蕙草，有祛除瘟疫功效。又《山海经·西山经》记载：“其草有萆荔，状如乌韭，而生于石上，亦缘木而生，食之已心痛。”萆荔，即薜荔，有缓解心痛的功效。诗人佩戴各类香草，与所处境遇和心理状态有关。《离骚》出现大量香草意象，与楚地的植物文化密不可分。
第三节 《九歌》
“九歌”本是传说中的古曲名。《山海经·大荒西经》云：“开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开，即夏启，献三女于天，天赐之乐曲。屈原袭用古曲名，符合《九歌》实际情况。
《九歌》是一组祭祀歌诗，共十一篇，分别是：《东皇太一》祭祀星神，《云中君》祭祀云雷神，《湘君》、《湘夫人》祭祀湘水神，《大司命》、《少司命》祭祀司命神，《东君》祭祀太阳神，《河伯》祭祀黄河神，《山鬼》祭祀神山，《国殇》祭祀阵亡将士，《礼魂》是送神曲。关于《九歌》的由来，王逸《楚辞章句》云：
《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舞鼓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以风谏。
按王逸说法，《九歌》作于屈原流放沅湘之际，是在楚地祭祀民歌基础上改造而成的。但考《九歌》诸神，似非尽属民间祭祀，如东皇太一为至尊神，当为国君祭祀；河伯是黄河之神，不当为沅湘居民所祭；《国殇》祭阵亡将士，当为朝廷主持。故有近代学者提出《九歌》为宫廷祭祀歌诗。但《湘君》、《湘夫人》、《山鬼》祭祀水神、山神，地方特色浓郁，当源于沅湘民间的祭祀歌诗。综上所述，《九歌》来源非一，既有来自宫廷祭祀歌诗，也有来自沅湘地方祭祀歌诗，经屈原改造而成，融入了诗人独有的人生体验和感情。
《东皇太一》是祭祀太一星神的歌诗。太一星，即大火星，属心宿三星之一。据《史记·天官书》记载：“东方苍龙，房心，心为明堂，大星天王，前后星子属。”心宿三星，大火居中，最亮，故称“太一”。因心宿在东方苍龙七宿之中，故大火星号“东皇”。那么，楚人何以祭大火星呢？据《国语·楚语下》记载：“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黎为“火正”，主祭大火星，为祝融。楚人乃重黎之后，故而祭祀大火星。[1]楚人祭祀星神，注重芳香和音乐，所以《东皇太一》云：“灵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满堂。五音纷兮繁会，君欣欣兮乐康。”祭祀场所布满鲜花，众乐合奏，令神灵欣喜满意。
《云中君》祭祀云雷神，神灵兼有云和雷的特征。《云中君》写云霞之美，云：“浴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诗人写雷电之快，云：“览冀州兮有余，横四海兮焉穷。”云是漂泊之物，雷又去留无常，故云中君常使人思念，伤怀。
湘君和湘夫人是一对配偶神。《湘君》写湘夫人思恋湘君，突出女子之怨。《湘君》云：“君不行兮夷犹，蹇谁留兮中洲？”湘夫人怨湘君不赴约。又：“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心不同兮媒劳，恩不甚兮轻绝。”薜荔生木上，芙蓉生水中，反言之，比喻夫妻心意不合。《湘夫人》写湘君思慕湘夫人，突出男子之痴。《湘夫人》云：“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帝子指湘夫人，传说为帝尧之女。湘君等候湘夫人，独立秋风之中，望眼欲穿，场景清旷凄美。诗人写湘君之内敛云：“沅有芷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又写湘君之欢喜，云：“闻佳人兮召予，将腾驾兮偕逝。”《湘君》、《湘夫人》虽云祭神歌诗，却看不到神灵的肃穆，完全是世俗的男女情思。
《大司命》祭祀司命之神。司命，星名，位于文昌宫。《周礼·春官宗伯》记大宗伯之职云：“槱燎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以血祭祭社稷。”司命，天神，主人生死。据《庄子·至乐》记庄子谓髑髅云：“吾使司命复生子形，为子骨肉肌肤。”司命独掌生死之权，令人望而生畏。《大司命》云：“纷总总兮九州，何寿夭兮在予！”此写司命之专横。又云：“壹阴兮壹阳，众莫知兮余所为。”阴阳喻生死，生死莫测，此写司命之神秘。
《少司命》祭祀姻缘之神，突出男女相遇之难。《少司命》云：“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入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此写男女一见钟情，而又无缘相识，潸然离别之痛。《少司命》祭祀姻缘神，实即社神。据《墨子·明鬼下》记载：“燕之有祖，当齐之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云梦也，此男女之所属而观也。”祖、桑林、云梦，皆地名，国社所在。诗所谓“美子”、“美人”、“幼艾”等，皆青年男女代称。“社”为男女约会之地，又为女子私盟之地。《左传·昭公十一年》记载，泉丘二女欲私奔，盟于清丘之社。又《周礼·地官司徒》记媒氏之职云：“男女之阴讼，听之于胜国之社。”阴讼，即婚姻纠纷。胜国之社，即亡国之社。《少司命》对神灵的描写，带有明显社神特征。《少司命》描写司命之神云：“孔盖兮翠旍，登九天兮抚彗星。竦长剑兮拥幼艾，荪独宜兮为民正。”在古人观念中，彗星出现，预示战争。古人出征，必先祭社。《国语·晋语五》云：“受命于庙，受受脤于社，甲胄而效死，戎之政也。”又《墨子·明鬼下》云：“圣王其赏也必于祖，其戮也必于社。”因社为行“戮”之地，故诗人谓之“民正”。可见，《少司命》所祭乃社神，兼掌姻缘。
《东君》祭祀太阳神，凸显其周行苍穹之光明。《东君》写太阳之升：“暾将出兮东方，照吾槛兮扶桑。”传说东海中有扶桑，太阳所栖。诗以扶桑为“槛”，凸显日出的盛大气象。又云：“青云衣兮白霓裳，举长矢兮射天狼。”太阳神以日光为箭，光芒万里，直射天狼星。
《河伯》祭祀黄河之神，塑造了多情公子形象。诗人写河伯陪恋人出游：“与女游兮九河，冲风起兮横波。乘水车兮荷盖，驾两龙兮骖螭。”二人乘龙车，破风浪，激情飞扬。《河伯》写两人分别：“子交手兮东行，送美人兮南浦。”交手，即执手，不忍离别之貌。黄河经常泛滥，给沿岸百姓带来灾害，故河伯被视为恶神，有河伯娶妇传说。楚国远离黄河，未遭水患，故而美化河伯为多情公子。
《山鬼》祭祀山神，或谓巫山女神。诗人写女子微妙心理变化最为传神。《山鬼》写女子自怜：“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写女子痴情：“留灵修兮憺忘归，岁既晏兮孰华予？”写女子自欺：“怨公子兮怅忘归，君思我兮不得闲。”写女子凄凉：“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在《山海经》中，山神皆半人半神，相貌恐怖。屈原却把山神写成孤独、幽怨的女子，当为流放沅湘山间的内心写照。
《国殇》祭祀阵亡将士，描写异常惨烈的战争场面。诗云：“操吴戈兮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战场混战，将士要短兵肉搏，又遭乱箭飞射，已处必死之地。《国殇》写阵亡将士之魂：“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身虽死，魂魄不散，刚毅之气亘古长存。
《九歌》是一组祭神歌诗，由巫师演唱。从艺术表现角度看，《九歌》“代言”抒情形式，已带有戏曲因素。《九歌》由巫师演唱，虽具体唱法尚有争议，但表演、演唱痕迹明显。《河伯》篇由女巫独唱，叙述与河伯同游经历。《河伯》云：“与女游兮九河，冲风起兮横波。”女，通汝，指河伯。又如：“灵何为兮水中，乘白鼋兮逐文鱼。”灵，亦指河伯。屈原以女巫口吻叙事、抒情，类似戏剧台词。《大司命》由巫师扮演神灵，以神灵口吻独唱。大司命演唱：“灵衣兮被被，玉佩兮陆离。壹阴兮壹阳，众莫知兮余所为。”诗中既有服饰描写，又有神灵自白，可以想象当时巫师边表演、边演唱的情形。此外《湘君》、《湘夫人》内容结构相似，应属于一组对唱的歌诗。《湘君》由扮演湘夫人巫师演唱，云：“朝骋骛兮江皋，夕弭节兮北渚。”此言湘夫人宿于“北渚”，等候湘君。《湘夫人》由扮演湘君巫师演唱：“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帝子，指湘夫人。又写湘君赴约：“闻佳人兮召予，将腾驾兮偕逝。”可见，《湘夫人》、《湘君》是一组前后相续的对唱歌诗。《九歌》或由巫师演唱，或巫师扮演神灵演唱，或独唱，或对唱，带有表演性质，带有戏曲因素。
屈原是楚辞的开创者，作品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离骚》、《九歌》之外，尚有《九章》和《天问》。《九章》共九篇，写不同时段的遭遇，纪实性更强。《天问》最为奇特，全诗由172个问题组成，上问天地开辟，中问三代因革，下问春秋战国时政，奇幻诡谲，令人叹绝。
此外，尚有《招魂》、《远游》等作者存在争议的作品，这些作品的内容形式皆独具一格，亦为后世典范。
屈原死后，楚地尚有宋玉、唐勒、景差等人皆好辞赋，延续楚辞文脉。宋玉有多篇辞赋传世，诸如：《九辩》、《风赋》、《神女赋》、《高唐赋》、《登徒子好色赋》等。《九辩》写文士悲秋，云：“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憭慄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九辩》以“秋气”起兴，把文士落寞与秋风之萧瑟融为一体，产生强烈艺术感染力。此外，《高唐赋》、《神女赋》对美女大肆铺陈描写，开汉大赋之先河。
在汉代，屈原人格和作品皆得到很高评价。在《史记·屈原列传》中，司马迁赞曰：“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据班固《离骚序》记载，司马迁赞语出自淮南王刘安，可见其评价深入人心。刘勰《文心雕龙·辨骚》评价其艺术影响，云：“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屈原作品以其原创性，在各个层次，都成为后世文人模仿的典范。
思考与练习：
1.楚辞的地域特色体现在哪些方面？
2.《离骚》抒情主人公佩饰有什么特点？
3.《九歌》祭祀神灵各有哪些特点？
参考文献与拓展阅读：
1.〔汉〕王逸注、〔南宋〕洪兴祖补注《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
2.游国恩著《离骚纂义》，中华书局1980年版。
3.姜亮夫校注《屈原赋校注》，中华书局1957年版。
4.方铭注《楚辞全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
5.李炳海著《中国诗歌通史·先秦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
[1] 参见李炳海：《东皇太一为大火星考》，《江汉论坛》1993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