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编写始于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根据现有文献，最早的中国文学史是由俄国人瓦西里·巴甫洛维奇·瓦西里耶夫（Василий Павлович Васильев，1818—1900）于1880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纲要》[1]，随后日本学者末松谦澄于1882年出版《支那古文学略史》，古城贞吉于1897年出版《支那文学史》（上海开智书局1913年出版中译本，改题为《中国五千年文学史》），笹川种郎于1898年出版《支那历朝文学史》（上海中西书局1903年出版中译本，改题《历朝文学史》），英国人翟理斯1901年于伦敦、德国人顾路柏1902年于莱比锡先后出版同名的《中国文学史》。国人自己所著的中国文学史，始于林传甲于光绪三十年（1904）在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担任国文教员时所编讲义。另有黄人于1904—1907年担任东吴大学首任中国文学教习时，也编撰《中国文学史》。此后中国文学史的著作层出不穷，可谓汗牛充栋。从窦警凡著《历朝文学史》、曾毅著《中国文学史》、谢无量著《中国大文学史》、胡适著《白话文学史》、郑振铎著《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到刘大杰著《中国文学发展史》、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章培恒与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再到新近出版的各类中国古代文学史教材、各种分体文学史、断代文学史、性别文学史，其数量已逾千种[2]，蔚为大观。

中国古代文学史百余年来的教材编写历程其实就是一部学科发展史，也是一部值得不断反思的专业教育史与学术史。特别是新世纪以来，“重写文学史”、“回归文学本位”、“还原历史现场”等口号的提出，更是对中国文学史的反思与编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中国文学史的编撰实践尤其是从国人的中国文学史编撰历程来看，中国文学史著作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产物，是伴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而兴盛起来的。中国人自编的第一部中国文学史——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就是用于京师大学堂师范馆专业教学的讲义，林传甲在《中国文学史·自序》中认为：“我中国文学为国民教育之根本。”黄人的《中国文学史》也是如此，它是作者于东吴大学任教期间编撰的。此后出现的各种中国文学史，大多是高校教师组织、参与编撰的，大多是作为高校中国文学学科教学的教材，可以说，《中国文学史》的编撰、中国文学史学科的发展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

近年来，随着中国高校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主要作为教材而编写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不断涌现。在这股编写中国古代文学史教材的热潮中，许多问题也随之暴露出来，需要我们进行深入思考与完善。例如，在新的高校教学形势下如何处理史论与作品的关系？如何让编写体例更加适合课堂教学与学生自学的需要？多大篇幅的《中国文学史》适合不同专业学生的教材选择与学习需要？有鉴于此，我们组织了一批在全国各地高校教学一线躬耕多年的教师们编写了这本《中国古代文学史》。总的看来，本教材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以作品为中心，注重作品分析。文学活动由世界、作者、作品、读者四个要素构成，四个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所谓世界，是指作品所反映的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是作品赖以存在的基础；作者是文学创作的主体，而读者是文学接受的主体，在这四个要素之中，作品是最根本的要素。法国学者米歇尔·福柯在《知识考古学·引言》中认为：“今后，文学分析不是将某一时代的精神或感觉作为单位，也不是‘团体’、‘流派’、‘世代’或者‘运动’，甚至不是在将作者的生活和他的‘创作’结合起来的交换手法中作者所塑造的人物作为单位，而是将一部作品、一本书、一篇文章的结构作为单位。”由此形成历史的不连续性、被中断的偶然性来作为“思想史、科学史、哲学史、思维史，还有文学史”关注的重心。确应如此，文学史的长河是由无数的作品汇聚而成的，那些最美丽的浪花应该是最伟大的经典作品。因此，中国古代文学史书写的主要对象就是文学作品。作家与读者，创作、传播与接受，文献、文学与文化，思想、艺术与流变等诸多文学史话题，都必须也只能以作品为中心。离开了作品，文学史只是一具空壳。因此，本教材在编撰过程中突出的重点之一就是以作品为中心，注重作品分析，尤其是参照焦循、王国维、胡适等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看法，对楚辞、汉赋、六朝骈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一代文学”之代表加以重点介绍、分析。作品分析的内容占据本教材约五分之三的篇幅，以此为主体来展开中国古代文学的长卷。我们对时代背景、历史事件与社会思潮的详细介绍，是为了展现“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南朝刘勰撰《文心雕龙·时序》）的发展规律，以更好地帮助解读文学作品。

二、融合作品与史论，力求较为全面地展现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历史面貌。本教材以作品为中心，但并不是一部零散的作品选，而是融合作品与史论，使之相得益彰。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中》云：“东京以还，文胜篇富，史臣不能概见于纪传，则汇次为《文苑》之篇。文人行业无多，但著官阶贯系，略如《文选》人名之注，试榜履历之书，本为丽藻篇名，转觉风华消索，则知一代文章之胜，史文不可得而尽也。萧统《文选》以还，为之者众。今之尤表表者，姚氏之《唐文粹》、吕氏之《宋文鉴》、苏氏之《元文类》，并欲包括全代，与史相辅，此则转有似乎言事分书，其实诸选乃是春华，正史其秋实尔。”章学诚认为东汉以来的各类文学作品浩如烟海，史家无法全部采入，即使特辟《文苑传》，也仅记叙文人行略，难以探察文学发展的历史全貌。于是自萧统《文选》以来，诸多选家好将历代或一代文章汇编成集，如此，作品与史论“参互考校”，互为彰显。受此启发，本教材每章设置“概说”一节，主要谈文学史论，其余内容则集中分析作品。但本教材并非文学史与作品选的简单嫁接，而是试图融合作品与史论，力求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每章的“概说”中，在梳理文学史的发展长河时，以作品为浪花，为其定位，展现后浪推前浪的轨迹与关系。其余章节在分析作品时则与“概说”相呼应，既能避免史论流于空泛的问题，又能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在史叙逻辑中不致于牺牲作品呈现的历史原貌，在逻辑归纳与“还原历史”之间取得最大的平衡，“把《三百篇》还给西周东周之间的无名诗人，把《古乐府》还给汉魏六朝的无名诗人，把唐诗还给唐，把词还给五代两宋，把小曲杂剧还给元朝，把明清的小说还给明清。每一个时代，还他那个时代的特长的文学，然后评判他们的文学的价值。”（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力图较为客观、全面地展现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历史面貌。

三、针对当前“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教学的难题，本教材为适应新形势下课堂教学和学生自学的需要，在编撰体例上做了一些改革。“中国古代文学史”和“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必修的基础课与主干课，也是许多人文社会科学类专业的选修课，担负着向学生传授数千年的中国古代文学基础知识，培养学生综合人文素质和审美情操的重任。但在近年来数次教学改革中，一些高校的“中国古代文学史”和“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的教学课时被大幅缩减，“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甚至被取消，任课教师只能将作品穿插在“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相关教学内容之中。而且，“中国古代文学史”自身就普遍存在“讲不完”的问题，由此也带来文学史教学要不要课堂讨论[3]、作品讲解流于蜻蜓点水甚至常被忽略的问题。因此，本教材在传统的文学史编写体例的基础上，针对教学中的上述问题，采用以时代为经、以文体为纬、以经典作品为坐标系的节点、以文学史概说和作品分析为主体，将传统的“中国古代文学史”和“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集于一体。本教材每章的概说部分力求要言不烦，梳理了从上古时期到1912年清朝灭亡的文学史发展的历程，论述各个时期重要的文学现象，交代重要的文学史常识。作品分析精选最能反映文学史面貌与文学成就的经典作品，对于篇幅较长的作品则节选其中的精华部分，力求以小见大，以点带面。这让任课教师可以根据课程类别和不同专业学生的特点来选择教学重点，灵活处理，而且在有限的课时内，同时兼顾文学史与作品选教学，为两者相得益彰提供了材料支撑。本教材还在每章末尾列有习题、参考文献与推荐书目，为学生自学、检验学习效果、拓展阅读视野提供了便利。

四、与以往鸿篇巨制的中国文学史著作相比，本教材试图删繁就简，突出重点，突出诗歌、散文、词曲、小说等各种文体、各个时代的经典作家、作品。以往的中国文学史，往往长达百万字，例如，黄人编撰的《中国文学史》长达170万字，近年来高校普遍使用、影响较大的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共有163万字。与百余万字的《中国文学史》著作相比，本教材可以说是一部简明扼要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之所以编写这样一部“简本”《中国古代文学史》，也是考虑到高校本科教学的需要。有些本科院校在四学年八个学期的时间内，中国文学史课程讲授五到六个学期。也有的高校，中国文学史的课程只有四个学期左右；另外，对于一些非中文专业的本科生如艺术、新闻等专业及一些专科院校的学生而言，中国文学史的课程只有两个学期左右的授课时间，有鉴于此，我们编撰这本简明扼要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以适应现阶段高校本科、专科多元化教学的需求。我们所提倡的“简”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篇幅精简，整部教材约六十万字，只有以往中国文学史教材的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二是突出重点，突出经典作家、作品，而不求面面俱到。

著名的文学史家郑振铎先生曾感叹：“《中国文学史》！唉！哪里有一本完备的呢？”（《中国文学论集·我的一个要求》）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本教材肯定还存在很多疏漏不当之处，恳请学术界同行与同学们批评、指正。

[1] 参见赵春梅：《简论瓦西里耶夫的〈中国文学史纲要〉》，《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2] 参见陈玉堂：《中国文学史书目提要》，黄山书社1986年版；董乃斌、陈伯海、刘扬忠等：《中国文学史学史》，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韩春萌：《直面1600部中国文学史》，《中国图书评论》2005年第3期；张泉：《现有中国文学史的评估问题——从1600余部中国文学史谈起》，《文艺争鸣》2008年第3期。

[3] 参见葛晓音：《中国文学史基础课教学中的若干问题》，《文史知识》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