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我生于1981年。

那是一个没有网络，电话也不普及的年代。

人与人若要相见，需要坐火车、汽车或轮船，披星戴月，昼夜赶路，翻山越岭，方可见上一面。

亲人之间，相隔两地，平日里都靠书信往来。

我家在河南，我母亲的大姐，也就是我大姨，被招工进了钢厂，从湖北、四川辗转到上海宝钢集团，才算安定下来。

犹如每个大家庭的长姐一般，远在异乡的大姨非常顾家。她几乎每隔一两个月，就会从上海给我们寄邮件回来：有时是或新或旧的衣物，有时是或多或少的钱款，有时是乡村买不到，但我患肺结核的母亲急需的药品。

不管寄什么来，大姨都会附上一封信，说说上海那边的情况，鼓励我们好好学习。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大姨的来信，犹如贫困而粗粝的生活中一道充满希望的亮光，不仅总在关键时刻帮助我们那个小家渡过难关，而且凿通了少年的我与外界之间的一堵墙。

在那农田和村庄，粮食和庄稼，闭塞和偏见之外，还有一个遥远而崭新的世界。

我还没有去过那个世界，但那个世界一定存在，且与故乡的风光不同。

大概怀着对新世界的向往，我踏上了刻苦而自律的求学路，成了我们那个三乡交界的贫困小村里，第一个考上本科的大学生。

到大学报到的第三天，我收到了一封来自北京的信。

怀着好奇，打开一看，竟然是我高中时暗恋的一个男孩子写来的。

我欣喜若狂，却没有勇气把内心的想法讲给他听。年少的自卑和困顿，让我不敢面对真实的自己，就顾左右而言他，用极其晦涩难懂的语言给他回了一封信。

没有想到，他的回信很快到来。他用质朴而温暖的笔调，给我讲了学校的趣事、北京的见闻、读书的感悟，当然还有，每个18岁的男生都会遇见的烦恼和哀伤。

我们开始了频繁的书信往来。

尽管，我一直没有勇气向他表白，而他自己好像也一直活在某种困境里，距离上的遥远和情感上的羞涩，让我们彼此无法互相搭救，但他的时常来信，依然成了我青春岁月里某种堪称信念的东西。

我读了他推荐的不少书目，在读书后开始练笔，给很多报纸投稿，大学期间就发表了数万字的文章。

因为他读的是新闻学，毕业后就当了记者。而学历史的我在大学毕业后，竟然阴差阳错进了报社，如他一样，也当了记者。

我们失散在青春里，但某些温热且顽强的东西，一直保留了下来。

比如，关于读书和写信，关于青春和致敬，关于遥遥相望的牵挂和羞于启齿的一代人的情感。

到了报社后，我工作的第一个部门是新闻热线部，其中一个任务，就是接收读者来信。

那是纸媒的黄金时代，读者对媒体有着天然的敬仰和信赖。

来信的读者特别多，我读着那些书写或工整或潦草，文字或朴素或激愤的信件，总会想起已经去世的大姨，还有走散的那个男同学。然后，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逐一给来信的读者回复，就像完成某种仪式，或填补某种遗憾。

再后来，我成了报社最火的栏目——情感专栏的主编，通过书信和电邮，和各种各样的读者进行情感交流，听了很多爱恨情仇的故事，也读了很多缠绵悱恻的来信。

为了给更多读者提供情感和心理的支撑，我读了心理学。也为了让写作不再局限于传统媒体的题材和禁锢，我在38岁那年辞了职。

我开了自己的公众号“闲时花开”，并在公众号里开了一个专栏叫“娜姐来信”。

我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重访旧时光，阅读他人、他事和自己。我一次次把自己打开，也一寸寸走近更多人。

我在别人的故事里，看见了自己的疼痛和眼泪；我也用自己的理解，陪伴更多人挨过长夜和困境。至今我都不清楚，我和来信的读者，到底是谁救赎了谁。

或许，这本身就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清楚地知道，在这个世界的某个地方，有个人曾给我来过信，我曾给他回过信，我们通过书信彼此靠近，又通过这种靠近，获得爱的能量并懂得慈悲。

这就够了。

写信的意义，并非一定要辨明什么真知灼见，而是为了在看见与被看见中，知道自己并不孤独。

这正是我出版这本《见字如面》的初心：在这个急躁而功利的时代，我愿意当那个给你写信、回信的人，和你一起面对内心的脆弱和温柔、孤独和柔韧、遗憾和珍重。

这本书收录了我这些年写给读者的信件里最有代表性的部分。这一封封写给少年、青年和中年人，融汇成长、爱恋和婚姻的信件，来自读者，也来自我心。

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来信关乎个人隐私的部分，都已处理，但一点都不影响阅读和体悟。

所以，这不是写给某个人或某些人的信件，而是让各个年龄段的人，都能照见自己的情感手册。

感谢每位来信的读者。

感谢我的编辑。

感谢曾用信件温暖过我的亲人和朋友。

感谢我的爱人和孩子对我写作梦想的支持，始终鼓励我写出最真实的心声。

感谢每位阅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