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神经症背后的驱动力
精神分析，正如我们之前讨论的，不只具有临床上的价值——作为神经症的一种治疗方法，还有人性方面的价值，它有可能会帮助一个人尽可能更好地发挥出自己的潜能。这两种目标也可以通过其他方法实现，但分析不同于其他方法的地方在于：试图通过人的理解力去达到目标——不只是通过共情、包容以及对相互关系直觉上的把握，这些都是人类任何一种理解力都不可或缺的品质；更根本地，还是通过努力来获得对整个人格的精准描画。实施这项工作要用专项技术来挖掘无意识因素，因为弗洛伊德已经清楚地表明，如果不能认识到无意识力量所扮演的角色，我们是不可能得到这样一幅图画的。通过弗洛伊德，我们知道这种力量推动我们去行动、去感受、去反应，而且可能会不按照我们意识中的意愿行事，甚至也可能对我们与外部世界令人满意的关系造成破坏。
当然，这些无意识的内在动力每个人身上都有，而且也绝不总是制造困扰；只是当困扰出现时，发现并识别出无意识因素非常重要。不管是什么样的无意识力量在驱使我们去写作、去画画，如果我们能够合理而充分地通过写作和画画来表达自己，我们就几乎不会费心去想这些无意识的力量。不管是什么样的无意识力量激励我们去爱、去奉献，只要那爱和奉献给我们生活增添建设性的内容，我们就不会在意那力量。但是有时候我们的确要去思考这些无意识因素，有时候我们表面上成功地完成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或者建立了良好的人际关系，而这种曾经极度渴望的成功，只带给我们空虚和不满；或者我们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后，就极端唾弃之前所有的努力，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隐约觉得不能把所有的失败都归因于外部环境。简言之，当看起来似乎内部有什么东西阻碍了我们继续前进的脚步时，我们就需要检查我们的无意识动机。
自弗洛伊德起，无意识动机就已经作为人类心理的基本事实得到接受，在这里也无须赘述，尤其是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很多途径来扩充自己关于无意识动机的知识。首先，有弗洛伊德的著作，比如《精神分析引论》《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和《梦的解析》；还有一些著作总结了他的理论，比如埃尔维斯·亨德里克的《精神分析的理论和实践》；还有一些著作也可供参阅，其作者试图拓展弗洛伊德的基本发现，比如，H.S.沙利文的《现代精神病学概论》、爱德华·A.斯特雷克的《超越临床前沿》，埃里希·弗洛姆的《对自由的恐惧》，或者我的《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和《精神分析的新方向》。A.H.马斯洛和贝拉·米特曼的《变态心理学原理》，还有弗里茨·孔克尔的书，如《性格成长与教育》，都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指导。一些哲学书籍，特别是艾默生、尼采和叔本华的著作，帮助那些心态开放的读者揭示了精神上的宝藏；还有一些关于生活艺术的书也一样，比如查尔斯·艾伦·斯玛特的《大雁及如何追踪大雁》。莎士比亚、巴尔扎克、多斯托维斯克、易卜生以及其他作者的书，都有取之不尽的心理学知识。而且，观察我们周围的世界，学到的心理学知识也只多不少。
这些无意识动机的存在及其效力的知识，任何时候都可以卓有成效地指导分析过程，尤其是如果你愿意认真对待而不只是嘴上说说。甚至，如果只是零星的探索这样或那样的偶然联系，那么这些知识作为工具就足够了。然而，要进行更系统的分析，就有必要稍微具体地了解那些阻碍发展的无意识因素。
要了解人格，关键就是要了解人格背后的无意识驱动力。要了解失调人格，关键就是要发现导致失调的驱动力。
在这一点上，争议颇多。弗洛伊德认为，失调产生于环境因素与被压抑的本能冲动之间的冲突。阿德勒比弗洛伊德更理性、更表层，认为是人们为了维持自己的优越感而使用的方法和手段导致了失调的产生。荣格比弗洛伊德更倾向于神秘主义，认为集体无意识幻想是始作俑者。集体无意识幻想尽管也充满了创造潜力，但也会带来巨大的破坏，因为被集体无意识幻想驱动的无意识努力恰好与意识中的内容相反。我自己的结论是，处于心理失调核心的是一个人为了应对生活而发展出来的无意识努力，纵然努力的同时也伴随着恐惧、无助和孤独。我把它们命名为“神经症倾向”。我的结论与弗洛伊德和荣格的一样，离最终的真相还很远；但是每一位走向未知的探索者，都有他自己期待发现的愿景，且并不担保他的愿景是正确无误的。即使是愿景不正确，各人也都有各自的发现。这一事实足可慰藉我们对现有心理学知识的不确定感。
那么什么是神经症倾向？它具有什么样的特征，什么样的功能？它是怎么产生的？它对一个人的生活有什么影响？需要再次强调的是，神经症倾向的基本要素是无意识的。一个人有可能意识到神经症倾向的影响，尽管情况可能是他仅仅认为那是他值得称赞的人格特质：例如，如果他对情感有神经症需求，他可能会认为是他的性情和善有爱；或者，如果他受制于神经症完美主义，他可能会认为自己天生比别人更遵守秩序和更追求准确。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他都瞥见了那些制造这些影响的驱动力；或者当他们被带入意识中时，他认出来了：例如他意识到，他对情感有需求，或者对完美有需求。但他从未意识到自己在多大程度上受控于这些努力，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决定着他的生活。同样，对它们为什么能如此掌控自己也知之甚少。
神经症倾向突出特征是其强迫性本质，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表现出这种特性。首先，它们不加选择地力求达到目标。如果这种神经症倾向是一个人必须要有的一种情感，那这个人就一定要从朋友、敌人、雇主和擦鞋人那里都能感受到。一个无法摆脱完美需求的人，很大程度上丧失了辨别轻重缓急的能力。对他来说，让办公桌保持整洁有序变得与完美地准备一篇重要报告一样都必须完成。另外，追逐目标最重要，无论现实条件如何，也不管他自己是否感兴趣。一个女人紧紧抓住一个男人，把她的人生全权交由男人负责，可能完全不顾及这些问题：这个男人是否那个非常合适、能够相伴一生的人，她和他在一起是否真的快乐，她是否喜欢并尊重他。如果一个人必须要独立和自给自足，他就会拒绝依靠任何人、任何东西，不管这会让他的生活受到多大的损害。他绝不寻求或者接受帮助，不管他自己有多需要。这种不加选择，常常在别人看来非常明显，而他自己可能还毫无觉察。然而一般来说，只有当这些特殊的倾向给他带来不便，或者与公认的模式不相一致时，才会让别人感到震惊。例如，他会注意到一种强迫性的消极习性，但是可能觉察不到强迫性的顺从。
神经症倾向的强迫本质的第二个迹象，是受挫之后对焦虑的反应。这一特征的意义非常重大，因为它说明了神经症倾向对一个人而言具有的安全价值。如果他因为任何原因，内部的、外部的，都感到致命的威胁，那么强迫性追求就是无效的。一个完美主义者，如果稍有差池，就会感到惊慌失措。一个人对终极自由有强迫性的需求，会对可能出现的所有羁绊感到恐慌，不管是订婚还是签一个租赁合同。这种恐惧反应的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在巴尔扎克的小说《驴皮记》中。小说的主人公确信，一旦他表达了一个愿望，他的寿命就会缩短，因此他忧心忡忡，不能做任何事情。有一次，他突破戒备，真的表达了一个愿望，虽然这个愿望微不足道，他还是变得极其恐慌。这个例子说明了在安全感受到威胁时，神经症患者会被恐慌牢牢掌控：他觉得如果他不再完美、不再完全独立或偏离标准，不管什么标准只要代表了他强迫性的需要，一切就全完了。正是这种追求安全感的价值观，是神经症倾向具有强迫性特征的主要原因。
如果我们去看一看这种倾向的起源，就比较好理解它的功能。这种倾向起自童年早期，源于脾气秉性和环境因素的联合影响。一个孩子在双亲的强迫制约下，是变得顺从还是反叛，不仅取决于强迫制约的本质，还取决于天生的气质，如生命活力的强度以及他天性柔顺还是强硬。因为相比于环境因素，我们对体质上的因素知道得较少，也因为环境因素是唯一能改变的，所以我将只讨论环境因素。
无论什么情况下，孩子都一定会受环境影响。重要的是这种影响是阻碍还是促进孩子的成长。孩子会发展成什么样子，有赖于在孩子与双亲或者周围其他人——包括与家庭中的其他孩子之间——建立起来的关系。如果家庭的氛围是温暖的、相互尊重、相互体贴的，孩子的成长就不会受到阻碍。
不幸的是，在我们的文化中，有很多环境性因素不利于孩子的发展。父母往往怀着极好的愿望，却可能强加给孩子太多的压力，以至于抑制了孩子的主动性。令人窒息的爱和恐吓、专横与赞美，可能常常混合在一起。父母们常常给孩子造成一种印象：家门之外，一定有什么危险的东西在等着他。一方父母可能强迫孩子和他/她站在一边儿来反对另一方。父母可能会毫无征兆地一会儿表现为令人愉快的好伙伴，一会儿又变身为严厉的独裁者。特别重要的是，这可能会导致一个孩子觉得，他之所以存在，仅仅出于满足父母的期望、达到父母规定的标准、实现父母预设的抱负、增强父母的声誉、盲目地献身于父母；换句话说，他可能不被允许去做他自己，一个独立的个体，拥有自己的权力和责任。事实上，这些影响常常很微妙、很隐蔽，其效力从未减弱；而且通常不是一种，而是多种不利因素的联合作用。
这种环境的一个后果就是，孩子不能发展出恰当的自尊。他会变得没有安全感，多思多虑、孤立，心中满是憎恨。一开始，对于周围的压力他可能感到无助，但是渐渐地，凭着直觉和经验，他发展出了一些方法来应对周围环境以及求得自保。对于如何巧妙地应对他人，他的方法是发展出非常机警的敏感性。
他之所以发展出这种特殊的技巧，有赖于整个环境的综合作用。一类小孩可能发现，通过固执的违拗加上偶尔发发脾气，能够抵御别人的入侵。他把别人挡在自己生活之外，在自己的私人岛屿上他是主人，憎恨所有强加于他的需求，憎恨所有的建议和期望，认为这些都是对他私人领地的危险入侵。另一类小孩，可能除了完全清除掉自我和自我感受而在盲目服从之外别无出路，只有在可以自由做自己的地方，才能竭尽全力地为自己做点什么。这些没有被侵占的领地可能非常原始或者非常崇高：可以是在隐蔽的浴室里秘密手淫，也可以是沉浸在自然、书本或者幻想的王国。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第三类小孩，他并没有冻结自己的情感，但是以某种绝望的奉献精神极端地依附于父母中最强有力的一方，盲目接受父母喜欢的和不喜欢的、父母的生活方式和人生哲学。但是，这种趋势让他自己很难受，因为他同时也发展出了强烈的愿望，希望满足自己。
就这样，这为神经症倾向埋下了伏笔。神经症代表了以一种生活方式受制于各种不利条件。孩子必须发展出神经症症状，才能从不安全感、恐惧和孤独中存活。但是神经症也传递给他们一种无意识的感觉：他必须要不计一切地紧紧依附于已经建立起来的轨道，以避免死于令人恐惧的危险。
我相信，对童年期相关因素了解得足够详细，就能理解一个孩子为什么会发展出一组独特的倾向。在这里不可能去证实这一论断，因为证实它需要大量非常详细的儿童历史的资料。但是也不必证实它，因为每一个具有足够与儿童打交道经验的人，或者重建他们早年发展过程的人，都能亲自去检验。
这种最初的发展模式一旦出现，必然就会继续发展下去吗？如果既定的环境让一个孩子顺从、叛逆、冷漠，他必定会继续这样下去吗？答案是，尽管他未必一定保留他的防御技巧，但有极大的风险会。这些独特倾向的确可能由于早年环境发生了巨大变故而被丢弃或者被修改，甚至可能需要经历很长的时间，有赖于许多幸运的事情，比如遇见了理解他的老师、朋友、爱人、伙伴，找到了与他性格和能力相适应且非常吸引他的工作。但是如果没有这些强有力的中和因素，那么这些已获得的倾向就有极大风险不仅会继续存在，并且迟早会牢牢控制他的人格。
要理解这种顽固性，必须全面认识到，这些倾向不仅仅是一个策略，一种有效的防御来对付难搞的父母；而是若把所有内在的发展因素都考虑进去，则它们是孩子唯一可以应对日常生活的方法。兔子面对危险会逃跑，这是它唯一拥有的策略；它不可能决定去战斗，因为它根本想不到这么做。同样地，一个孩子在艰难的条件下长大，发展出一组生活态度，为神经症倾向打下基础，对于这些他也没办法通过自己的自由意志去改变，甚至反而还迫不得已地要紧紧抓住不放。其实，兔子的比喻也不完全贴切，因为兔子由于天性决定了没有别的办法应对危险；而人不一样，如果智力和精神上没有先天缺陷，就还有另外的潜能。他迫不得已紧紧抓住自己特殊的态度不放，不是因为自身本质上的限制，而是因为事实上他的恐惧、抑制、脆弱、假目标以及对世界虚幻的信念，把他局限于某些方式中，其他方式被排斥在外；换句话说，使他变得僵化，不容许基本的改变。
要说明这一点，有一个办法，就是比较孩子和成年人在面临相似困难时各自是如何与人打交道的。必须要记住的是，下面的比较仅仅是作为例证，并不是要讨论这两种情况所涉及的所有因素。关于孩子的例子，我想起了克莱尔——这是我一位真实的病人，关于她的分析我后面还会再讲到——她有一个自以为是的母亲，总是期待孩子崇拜她并且只对她一个人忠诚。成年人的例子是一位雇员，心理上整合得不错，但他的老板有一些品质和那个孩子的母亲相似。这位母亲和这位老板都有些自鸣得意和孤芳自赏，都很专横，对待他人全凭喜好，毫无公平可言；而且如果他们把自己应受尊敬视为理所应当，别人却没有给予，或者当感受到别人的批评态度，他们就常常会变得充满敌意。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个雇员有迫不得已的原因要保住工作，那么他会发展出一种技巧来掌控老板。他可能会克制自己不去表达批评意见；不管老板有什么好的品质，他都特别注意，明白无误地表达欣赏；避免赞美老板的竞争对手；赞同老板的计划，而不顾自己的意见；他自己的建议也看起来就像是在老板的启发下才想出来的。那么这一策略会对他的人格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他将会憎恶不公平，也不喜欢不公平必然导致的欺骗。但是因为他是一个有自尊的人，他会觉得这种不公平的情况只体现在他老板的身上，而不是他自己身上，并且他采取这样的行为并不会让他变成一个顺从的、谄媚的人。他的策略仅仅针对这个特别的老板；对下一个雇主，如果需要改变，他会有不一样的行为。
理解神经症倾向，关键是要识别出它们和这种临时策略的区别，否则可能就理解不了它们的力量和普遍性，而犯类似于阿德勒的过于简化和过于理性的错误。其结果，是同样也会过于轻视临床要做的治疗性工作。
克莱尔的情况与那个雇员类似，因为她的妈妈和那个老板在性格上相似，但是克莱尔的情况有必要说得更详细些。她是个不被期待的小孩，她父母婚姻不幸福。在有了一个孩子（是个男孩）之后，她妈妈不想再要孩子了。克莱尔是她多次堕胎未果后出生的。粗看之下，她并没有被虐待或者忽视：她上的学校和她哥哥的一样好，她得到的礼物和她哥哥的一样多；她也上音乐课，老师也是同一人；在所有物质方面，她和哥哥被同样对待。但是在不那么实实在在的事情上，她得到的比她哥哥少；妈妈对她少了一些温情，对她的学习成绩以及许许多多日常生活的方面也少了一些关注。她生病了，得到的关心也少些；她不在身旁，妈妈也不会那么紧张，也不太情愿像知心朋友那样对待她，对她的长相和成就也不太欣赏。妈妈和哥哥结成了强有力的、无形的、对一个孩子来说难以说清道明的共同体，她被排斥在外。爸爸没能提供帮助。他大部分时间都是缺席的，他是一名乡村医生。克莱尔曾经可怜兮兮地想要靠近他，但是他对两个孩子都全无兴趣。他的情感全部都集中在孩子们的母亲身上，带着几分无助的钦佩。最终，他一点忙也帮不上，因为母亲毫不掩饰地轻视他。母亲老于世故且很有魅力，毫无疑问地主宰了整个家庭的灵魂。母亲对父亲毫不掩饰的怨恨和轻蔑，包括公开表达希望他去死的愿望，这些对克莱尔影响很大，让她感到和父母中强大的一方在一起会更安全。
这种情况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克莱尔从未有机会发展自信。明显的不公平倒是不多，不足以挑起持续的反叛，但是她变得不满、乖戾、怨天尤人。结果是她因为总是感到自己是个牺牲者而被人取笑。她的妈妈和哥哥从来，哪怕只有一点点，都没有想过她的感受——觉得受到不公平的对待——有可能是对的。他们想当然地认为，她的态度说明她性格不好。而克莱尔从没有感到过安全，很容易顺从大多数人对自己的看法，慢慢开始觉得一切都是她的错。相比之下，大家都喜欢妈妈的美貌和有魅力，哥哥的阳光和聪明；她只是一只丑小鸭。渐渐地，她深信自己是不可爱的。
从根本上真实的责怪他人的权利，转变成根本上不真实的毫无根据的自我责备，会造成深远的影响，就像我们现在即将看到的。这一转变不仅仅使得她接受大多数人对她自己的评价，还意味着她压抑了所有对母亲的仇恨。如果一切都是她自己的错，那么对母亲心怀怨恨的理由就从她心中被赶走了。压抑心中的仇恨，只是她加入母亲“粉丝团”的第一步。她更进一步地屈从于多数意见，强烈的动机驱使着她站到妈妈的角度，对自己那些不完美之处充满敌意：发现她自己身上的缺点比发现妈妈身上的缺点肯定更安全。如果她也钦慕母亲，她就不再感到孤独和被排斥，可能还有希望获得一些爱，至少可被接受。但她想要获得爱的愿望没有实现，反而获得了一件让人疑虑的礼物。她的母亲，就像那些靠别人的羡慕活着的人一样，对那些喜欢她的人从不吝啬自己的赞美。克莱尔不再是被忽视的丑小鸭，而成了好妈妈的好女儿。这样，她逐渐建立起了以外在羡慕为基础的伪自信，并以此取代已被打碎的自信。
从真正的反叛转变成虚假的钦慕，克莱尔曾经拥有的自信丧失殆尽。用一个多少有点含糊的术语就是，她丧失了自我。她羡慕的实际上是她憎恨的东西，这样，她与自己真实的感受隔离了。她不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想要什么、害怕什么、憎恨什么。她不再有能力去维护自己想要被爱的愿望，或者说所有愿望。尽管有表面上的自信，但她觉得自己不可爱的信念实际上加深了。因此，在后来的生活中，当有人喜欢她，她没办法按照这份情感的含义来接受它，而是通过各种方法丢弃它。有时候，她会认为这个人误解了她，她其实没有那么好；有时候，她会把这份情感归结为感激之情，感激自己曾经帮过忙，或者期待自己以后会帮上忙。这种不信任深深地破坏了她的每一段人际关系。她也丧失了批评判断的能力，只遵照无意识准则：羡慕别人要比批评别人安全。这种心态束缚了她的聪明才智，也让她觉得自己愚蠢，实际上她的才智不低。
所有这些因素，导致了三种神经症倾向的发展。一种是对她自己的愿望和需求有强迫性的隐忍。这又引起了另一种强迫性的倾向：要把自己放在第二位，替别人想得多，替自己想得少；认为别人都是对的，自己都是错的。但即便就是这样限制自己，她还是无法感觉到安全，除非有人能让她依靠、会保护她、给她建议、激励她、表扬她、为她负责、给她想要的一切。她需要这一切，因为她不再有能力用自己的双手掌控自己的生活。所以，她发展出来对“合伙人”的需要——朋友、爱人、丈夫——她可以依赖他。她愿意从属于他，就像曾经从属于她母亲。但同时，由于他全心全意地爱她，他会重建她已被粉碎的尊严。第三种神经症倾向——强迫性地想要超过他人、战胜他人——同样也是为了重建自尊，但另外也吸收了所有由于伤害和羞辱而积累起来的怨怼。
继续来比较这两种情形，总结一下我们原本想要证明的：这位雇员和这个孩子都发展出了应对各自情形的策略；两个人的技巧都是把自己的位置往后放，而对有权力者采取了钦慕的态度。因此粗看上去，他们俩的反应似乎挺类似，但实际上完全不同。雇员没有失掉自尊感，没有丧失批评判断能力，没有压抑他的怨恨。相反，孩子丧失了自尊、压抑了敌意、放弃了批判的能力，变得谦卑、自我贬低。简言之，成年人仅仅只是调整了他的行为，而孩子的人格改变了。
神经症倾向这种顽固的、无孔不入的本质会给治疗带来极大的影响。病人常常期待一旦发现了自己的强迫性需要，他们就能够消灭掉这种需要。然后，如果这种倾向还压倒性地掌控着他们，非常顽固，哪怕在强度上也几乎没有一点减轻，病人就会失望。的确，病人的这种愿望并不是完全不可实现：对于轻微神经症患者，一旦被识别，神经症倾向真的会消失；关于这一点，我会在后面“偶尔为之的自我分析”那一章中的一个例子里再做讨论。但是在所有的更复杂的神经症中，这种期待必然落空，就像期待失业率这样的社会灾难，只要认识到这是个问题就不再存在一样。不管哪种情况，个人的还是社会的，都有必要去研究；如果有可能，还要去对某些力量施加影响，正是那些力量制造并维持了这种破坏性的倾向。
我已经强调过神经症倾向能提供安全感。就像之前提过的，这种属性解释了它们为什么有强迫性。但是，它们产生的满足感，或者说满足的希望，所扮演的角色也不应低估。这种满足感或者满足的希望，可能强度各有不同，但绝不会没有。某些神经症倾向，比如对完美的追求或者强迫性的谦逊，其防御的一面是最主要的。另外一些神经症倾向通过努力成功来获得，或者期待获得满足的愿望是如此强烈以至于这种努力带着一种毁灭性的激情。比如，对依赖的神经症需要通常会无比生动、活灵活现地期待和那个会接管自己生活的人在一起的幸福画面。已然很满足或者很期待满足的强烈气息会引发一种趋势，让治疗无法进行。
神经症倾向的分类方法有很多种。那些极力想要与人靠近的方法，可以与那些致力于超然离群、与人保持距离的方法形成对比。那些强迫性地想要成为这样或那样的依赖者的方法，可以与那些强调独立的方法放在一起对比。豪爽的倾向与致力于给生活过多限制的倾向相对立。强调个人独特性的倾向和旨在适应别人或者消除自我的倾向形成对照，自我膨胀者和自我贬低者形成对比，等等。但是这样分类不太清晰，因为各类别之间存在重叠。因此我将只罗列目前凸显出来成为可描述实体的各种倾向。我肯定，这个清单既不全面也不清晰。其他的倾向可以继续增添进来，并且一个目前看来自成一体的某种倾向，也可能被证明只是其他倾向的变种。没有办法在这一章中详细描述各种倾向，虽然这些内容很值得期待，其中有些已经在我出版的书中详细描述过了。在这里只要列举它们，然后对主要特征粗略枚举就足够了。
1.对爱与赞美的神经症性需求（参见《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第6章，“爱的需要”）：
不加选择地讨好别人以及希望被别人喜欢和赞美的需要；
自动满足别人的期待；
重心放在别人身上而不是自己身上，别人的愿望以及意见是唯一重要的事；
畏惧自己做主；
害怕别人表现出的敌意或者自己内在感受到的敌意。
2.对于“合伙人”，那个可以接管自己生活的人，有神经症性的需求（参见《精神分析新方法》，第15章，“受虐狂”；以及弗洛姆的《逃避自由》，第5章，“权威主义”；还有本书第8章给出的例子）：
重心全部放在“合伙人”身上，合伙人要满足自己对生活的所有期待，负责分辨善恶；他能否成功操纵合伙人是头等大事；
对“爱”评价过高，认为“爱”会解决一切问题；
害怕被抛弃；
害怕孤独。
3.神经症性地要把自己的生活限制在狭小的范围内：
一定要让自己不苛求，容易满足，限制自己在物质方面的雄心和愿望；
一定要让自己不起眼，甘居第二。
轻视自己既有的才能和潜力，认为谦逊有至高无上的价值；
很愿意储蓄而不愿意消费；
害怕提出任何要求；
害怕表达或者张扬自己的愿望。
这三种倾向，正如所料，常常一起出现，因为他们都给软弱发放通行证，并以此为基础组织安排生活。与它们相对立的倾向是：靠自己的力量为自己负责。然而，这三种倾向并不会合并形成综合征。第三种可能独自存在，不需要其他两种过多的参与。
4.对权力的神经症性的需求（参见《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第10章，“对权力、名誉和财富的需求”）：
渴望控制他人，仅仅为了控制而控制；
献身于事业、职责和责任，虽然也发挥了一些作用，但并不是被内心的力量驱动；
本质上不尊重别人，不尊重别人的个性、尊严、感受，唯一关心的就是别人是否服从；
所涉及的各种破坏性元素的破坏程度因人而异，大不相同；
不加鉴别地崇拜力量、蔑视软弱；
害怕无法控制的情况出现；
害怕无助感。
4a.神经症性地希望通过理性或者预测来控制自己和他人（是第4种的一个变种，指那些过于抑制自己不敢公开直接运用权力的人）：
相信智力和理智是万能的；
否定且蔑视情感的力量；
极力推崇远见和预测；
涉及预见能力的时候，自觉高人一等；
鄙视自己身上拖了智力优越感后腿的部分；
害怕认识到推理能力具有的客观局限性；
害怕“愚蠢”及判断力差。
4b.神经症性地去相信意志力是全能的（是第4种类型的一个比较内向的变种，用一种模棱两可的说法指那些与别人高度分离的人，对他们来说，直接运用权力意味着和别人有太多的接触）：
有一种刚毅的感觉，源自对意志魔力的信任（就像拥有了一个愿望指环）；
对所有愿望受挫的反应都是忧伤孤寂；
因为害怕“失败”而倾向于消灭或者限制愿望并抑制兴趣；
害怕认识到绝对愿望会受到的任何限制。
5.对剥削别人、千方百计地打败别人有着神经症性的需求：
评估别人主要依据别人是否可被剥削利用；
多方位地剥削——金钱（酷爱讨价还价）、想法、性、情感；
骄傲于自己剥削别人的技巧；
害怕被别人剥削，这样自己就“很傻”。
6.对社会认可和名望有着神经症性的需求（可能会、也可能不会与对权力的渴望结合在一起）：
评判所有的事物——非生物、金钱、人、自身的品质、活动、感觉——都按照其声望价值标准；
对自我的评价完全依赖于社会接受度；
采用传统的方法还是反叛的方法引起别人的嫉羡或者钦佩，因人而异、各不相同；
害怕丧失社会地位（觉得“丢脸”），不管是因为外部环境还是因为自身原因。
7.对个人崇拜有着神经症性的需求：
自我形象膨胀（自恋）；
需要被人崇拜，不是因为他拥有什么，或者他以什么样的形象出现在公众视野里，而是因为他想象中的自我；
自我评价依赖于自己是否符合这个形象，依赖于别人是否崇拜这个形象；
害怕不被人崇拜（觉得“丢脸”）。
8.对个人成就有着神经症性的野心：
不是因为自己做了什么和自己是谁，而是通过自己参与了什么样的活动去超越别人；
自我评价取决于自己是不是最好的——情人、运动员、作家、工人——特别是在自己看来，当然别人的认可也至关重要，如果没有就心生怨恨；
各种破坏性的倾向（为了打败他人）混合在一起，虽各自程度不同，但从不缺位；
无情地驱使自己追求更大的成功，尽管焦虑已无处不在；
害怕失败（“丢脸”）。
以上三点的共同之处在于，或多或少都公开具有一些竞争性的内驱力，想要彻底超越别人。尽管这些倾向可能有重叠或者互相结合，但是各自独立存在。例如，对个人崇拜的需求可能伴随着对社会名望的漠视。
9.对自给自足和独立有神经症性的需求：
绝不需要任何人，或者屈服于任何影响，或者受任何事物的羁绊；
绝不接受任何涉及被奴役风险的接近；
保持距离和各自独立分开是安全感的唯一来源；
害怕自己需要他人，害怕与人连接，害怕亲密，害怕爱。
10.对完美无瑕、无懈可击有着神经症性的需求（参见《精神分析新方法》，第13章，“超我”；以及《逃避自由》，第5章，“自动适应”）：
永不停歇地追求完美；
对可能的瑕疵不停地反思和自我责备；
因为完美而觉得高人一等；
害怕发现自身的缺点、害怕犯错误；
害怕批评和责备。
回头再思索这些倾向，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它们所包含的所有追求和态度：就其本身而言，没有一个是“不正常”的，或者说是缺少人性价值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需要且重视爱、自我控制、谦逊、对人体贴等方面。期待通过另一个人来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至少对一个女人来说是“正常的”，甚至是贤惠的。这些追求中的一些，我们还会毫不犹豫地高度赞许。自给自足、独立、听从理智的指引，这些通常被视为是珍贵的、值得追求的目标。
鉴于以上事实，那么这个问题一定会被反复提出：为什么称这些倾向为神经症？有了这些倾向真的不正常吗？就算对某些人来说，某种倾向占支配地位，甚至还有某种程度的僵化，可是不同人的行为是由完全不同的倾向决定的，这些各不相同的追求难道不仅仅是不同价值取向的人的不同表达及其应对生活的不同方式吗？不是自然而然的事吗？比如，内心柔软的人会相信爱，而坚强的人则重视独立和领导力。
这个问题非常有帮助，因为区分这些人类的基本追求和神经症倾向及其评估标准不仅有理论意义，也有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这两种追求的目标相似，但是其出发点和方法完全不同。它们之间的区别大到就像“+7”和“-7”之间的区别：两种情况都是数字“7”，就像我们用同样的词，爱、理智、完美，但是前缀改变了数字的特性和值。掩藏在表面相似性之下的不同之处，在对比克莱尔和雇员的例子中已经提到过；从更普遍的角度多做些对比，更能反映正常与神经症倾向之间的区别。
只有先爱别人，希望从别人处得到爱的愿望才是有意义的，爱是彼此有共通之处的一种感觉。因此，重点不仅仅在于得到友爱，更在于主动付出的感觉：一个人有能力为他人付出，并将这种能力展现出来。但是对爱的神经症需求缺乏互惠价值。对于神经症者来说，他自己爱的情感少到可以忽略不计，他的感觉就像被奇怪的、危险的动物团团围住。准确地说，甚至实际上他并不需要别人的爱，而只在意别人不要对他有任何攻击性的行动，对此他非常敏锐且全神贯注。相互理解、包容、关心、共情所包含的非凡价值，在这样的关系中没有位置。
类似地，完善我们自身的天赋、发挥生而为人的才能，这当然值得我们努力追求，甚至毫无疑问，如果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这种追求都鲜活有力，世界必将更美好。但是对完美的神经症需求，尽管表述起来用的是同样的词，它却丧失了这种特殊的价值，因为它代表着“努力想要完美”或者“看上去完美”，但拒绝发生任何改变。他们没有进步的可能，因为发现自身还有需要改变的地方是如此可怕，因此一定要避免。他们唯一真正关心的是掩饰所有缺点，以防暴露而被人攻击，他们要维持隐秘的优越感。就像对爱的神经症需求一样，人本身的主动参与性不够，或者被损害了。这种倾向不是积极努力地去追求，而是对虚幻的静止现状的坚持。
最后要对比的一点：我们所有人都非常重视意志力，视之为追求目标的过程中一种非凡意义的力量，而追求目标本身就很重要。但是对全能意志的神经症性信念则是一种幻觉，因为它完全忽略了一些限制因素，但这些限制因素可能让最坚决的努力落空。再大的意志力也不能帮我们解决周日下午的交通堵塞问题。另外，如果意志力的目的是为了证明其本身的有效性，那么意志力的优点就失效了。被神经症倾向控制的人，任何对他当下冲动愿望的妨碍都会驱使他做出盲目而疯狂的行动，不管他是否真的想要追求那个特定的目标。实际上是反过来的，不是他拥有意志力，而是意志力拥有了他。
这些例子足以说明，神经症性的追求几乎是其类似人性价值的讽刺漫画。它们缺乏自由、自主和意义。它们常常卷入太多的幻想成分。它们的价值是主观个人的，且只存在于这样的事实中：它们多多少少，许下了那个神经症者极度渴望的诺言，承诺会给他们带来安全，并解决所有问题。
还有更深远的一点需要强调：神经症倾向不仅没有它们所模仿的人性价值，甚至它们也不代表一个人真正想要的东西。比如，如果一个人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追求社会名望或权力，他可能会相信他真的想要这些目标；实际上，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他只是被驱使着去追求那些目标；就好像他乘飞机飞行，他以为自己是驾驶员，而实际上飞机是被遥控飞行的。
接下来要思考的大约是，神经症倾向是怎样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一个人的性格并影响其一生的。首先，这种追求使得一个人必定发展出来一些附属的态度、感受及行为类型。如果一个人的倾向是追求无条件的独立，那么他可能想要保持隐秘并与人疏离，以防任何可能的侵扰闯入他的私人领域，他会发展出一些技巧和他人保持距离。如果他的倾向是严谨苛刻的生活，他可能会很谦逊，要求不高，时刻准备着向任何比他更有攻击性的人屈服。
而且，神经症倾向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对自己是什么样和应该是什么样的想象。所有神经症者的自我评价都非常不稳定，在膨胀的自我形象和垂头丧气的自我形象之间摇摆。识别出神经症倾向，就有可能理解具体是什么原因让一个人意识到对自己的某些评价而压抑了其他评价，让一个人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对某些态度或者品质非常骄傲，而毫无客观原因地忽略其他的态度或品质。
例如，如果A通过相信理智和预见力而建立起了一种保护性的信念，他可能不只会对一般而言的理智能够达成什么有过高的估计，同时还特别骄傲于自己的推理能力、判断力和预测能力。他觉得自己优于他人的信念主要来源于确信自己智力超群。还有，如果B感到他自己无法自立，必须要一个“伙伴”来充实他的生活并指明方向，他必定不只高估爱的力量，还高估自己爱的能力。他会误以为自己控制别人的需要是一种特殊而伟大的爱的能力，并会对这种虚幻的能力感到非常骄傲。最后，如果C的神经症倾向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掌控所有局势，不惜一切代价地自给自足，他将会对自己能够自力更生、绝不需要任何人感到极度的骄傲。
对这些信念的维持——A的信念是他推理能力超群，B信任自己爱的天性，C信任自己独自处理事务的能力——也变得和产生他们的神经症倾向一样具有强迫性。但是这些品质中包含的自豪感敏感而脆弱，这也是有原因的。自豪感的根基不是太牢固，它建立在过于狭窄的基础上，又包含了太多虚幻的成分。实际上，对这些品质的自豪是服务于神经症倾向的必需品，而不是因为这些品质真的存在。实际上B几乎没有爱的能力，但是他对这一品质的信念是不可或缺的，以免他发现自己的追求是不真实的。如果他对自己爱的天性有一丝的怀疑，他就不得不承认，实际上他并不是在寻找一个人去爱，而是在寻找一个人，希望这个人会把自己的全部生命都只奉献给他，但他又没有能力给予太多回报。这对他的安全感来说，意味着致命的威胁，因此当任何人企图对这一点提出批评时，他的反应一定是恐慌混合着敌意，以其中一种为主。类似地，如果有人对A的良好判断力有所质疑，他的反应一定是非常恼怒。而对于C来说，他的自豪感来源于不需要任何人，如果有人暗示说没有别人的帮助或者建议他不会成功，就一定会激怒他。珍贵的自我形象受到侵犯产生的焦虑和敌意又进一步地损害了他与别人的关系，因此也迫使他更加强烈地坚持自己的保护性策略。
神经症倾向不只强烈影响一个人的自我评价，还影响一个人对他人的评价。一个追求声望的人，评判别人时只根据声望：他会把一个拥有更大声望的人看得比自己更重要，声望较低的人他会看不起，而不管这个人真实的价值。强迫性顺从的人可能会不加选择地崇拜所有在他看来有力量的人，哪怕这种力量仅仅是一些古怪的或者肆无忌惮的行为。必须要剥削别人的人，一定会喜欢但同时也会瞧不起那些让他剥削的人；他会认为一个强迫性谦逊的人要么愚蠢、要么虚伪。强迫性依赖的人可能会羡慕强迫性自给自足的人，认为他不受约束自由自在，然而实际上后者只不过是受制于另一种神经症倾向。
最后一个要在这里讨论的后果，是神经症倾向导致的抑制。抑制可能是局部的，也就是说涉及具体行为、感受或者情感，例如以阳痿或者无法打电话的形式出现；或者是弥散性的，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自主性、自发性、提出自己的要求、与人亲近等各方面。作为规条出现的特定的抑制，是在意识层面的。弥散性的抑制，尽管更重要，却更难以触摸得到[1]。如果它们变得非常强烈，那么通常人都会感到被抑制，但是并不清楚具体是怎样被抑制的。它们也可能非常细微、非常隐蔽，人们可能意识不到它们的存在和影响。一个人会通过各种方法来模糊对抑制的觉知，其中最普遍的就是合理化：一个人因为抑制而不愿意在社交集会中和别人讲话，可能会认识到自己在这一点上被抑制了，但也可能他只简单以为是自己不喜欢聚会、觉得聚会很无聊，他会找很多合理的理由拒绝别人的邀请。
神经症倾向造成的抑制主要是弥散型的。为了说得更清楚些，我们把被神经症倾向困扰的人和走钢丝的演员做一比较。后者为了走到钢丝的另一端而不中途掉落，必须要避免左顾右盼，必须全神贯注盯着钢丝。这里我们不会说他不左顾右盼是抑制，因为走钢丝演员清楚地知道危险的存在而有意识地避开危险。一个在神经症倾向中的人也一定同样焦虑，尽量避免偏离既定的路线，但是他的情况和走钢丝演员有很大的不同，在他这里，这个过程是无意识的：强烈的抑制把他局限在已铺就的轨道上，让他无暇左顾右盼。
所以，一个让自己依赖于伙伴的人，会遭受抑制而无法靠自己独立行动；一个倾向于过严苛生活的人，会遭受抑制而没有也更不用提去主张自己的扩张性愿望了；一个对控制自己和他人有着神经症需求的人，会遭受抑制而感觉不到任何强烈的情绪；一个强迫性的追求名望的人，会遭受抑制而不敢在公众场合跳舞、讲话或者做任何可能危及他名望的事情——实际上他整个的学习能力都瘫痪了，因为从一开始，他就不能忍受自己看起来很笨拙的样子。所有这些抑制尽管各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特征：都代表着对任何自发的感觉、想法和行动的稽查。一个人在走钢丝的时候，虽然不多，但还有自发的谨慎小心。一个神经症患者，如果必须跨越既定的界限，心中产生的恐慌一点不亚于走钢丝者失足掉落时的恐慌。
所以，每一种神经症不只产生特定的焦虑情绪，还有特定的行为类型、特定的关于自己和他人的想象、特定的自豪感、特定的脆弱和抑制。
到目前为止，我们都假定一个人只有一种神经症倾向，或者合并了同类型的几种，因而问题还比较简单。我们已经发现，把自己的人生交给伙伴的神经症倾向，常常合并普遍的对爱的需求以及把自己的人生限制在很小范围的神经症倾向；对权力的追求更是经常和对名望的追求一起出现，以至于他们看起来像是一种神经症倾向的两面。坚持绝对的独立和自给自足，常常与相信可以通过理智及远见完全掌握人生这种信念纠缠在一起。在这些情况中，不同类型的倾向共存也不一定让事情更复杂，因为尽管有时候不同的倾向之间会起冲突——例如，被崇拜的需要和控制的需要——他们的目标也相去不远；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冲突：每一种神经症倾向自身都携带着冲突的种子。但是如果合并了类似的神经症，这些冲突就比较易于通过压抑、回避等等手段加以控制，当然个体要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
如果一个人发展出来几种本质上互不兼容的神经症倾向，那么问题就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他的处境就堪比一个仆人侍奉两个主人，而这两个主人给他的命令相互矛盾，还都要求他盲目服从。如果顺从和绝对独立对他来说一样强迫，那么他就会陷入一种冲突，无法达成长久的和解。他想去寻找折衷的解决办法，但矛盾在所难免，两种敌对的追求必定常常互相干扰。同样的僵局也出现在强迫性地需要以一种独裁的方式控制别人与努力想要依靠别人的合并情况；或者是剥削别人的需要与作为高高在上、能护佑他人的天才而受到崇拜的需要，两者的强烈程度势均力敌的情形：剥削别人的需要会妨碍一个人的创造力。实际上，当任何两种矛盾的倾向一起出现时，这种僵局就会发生。
神经症的“临床症状”，比如恐惧、抑郁、酗酒，基本上都来自这些冲突。越能认识到这一事实，就越能忍住不去直接解释这些症状。如果他们是各种倾向相互冲突的结果，那么在没有理解底层结构之前就试着理解他们，这几乎是徒劳无功的。
现在应该比较清楚了：“神经症”的本质是神经症性人格结构，其焦点是神经症倾向。每一种倾向是人格中的一个核心子结构，每一个子结构都和其他子结构在多个方面紧密相关。认识这种人格结构的本质和复杂性不仅有理论意义，也有重大的临床价值。然而，甚至连精神病学家都低估了当代人人格的这一错综复杂的特点，更何况非专业人士。
神经症者的人格结构多少都有些僵化，但同时又很不稳定、很脆弱，因为它有很多的弱点——虚假、自我欺骗、幻想等。从很多点来看，当然每个人的神经症人格结构都不相同，它的失效都是显而易见的。神经症患者自己深刻地感到自己从根本上出问题了，尽管他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他可能拼命坚持认为一切都好，除了有点头疼或者暴食；但是在内心深处他知道，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他不但无视问题的来源，而且还极力维持这种无视，因为就像上面强调过的，他的神经症倾向对他来说有明确的主观价值。在这种情况下，有两条路可供他选择：他可以无视神经症倾向的主观价值，而去追究它们所造成缺陷的本质和原因；或者，他可以否认有什么不对劲，认为一切都不能改变。
在分析中，两条道路都会走，不同的时刻不同的道路占主导。神经症倾向对一个人来说越是不可或缺，它们真正的价值越是遭到质疑，他一定会越拼命地维护它们，替它们辩护。这种情况可类比于政府需要维护它的行为或者为之辩解。问题越多的政府越难以承受批评，越要维护它的正确性。这种自我辩护就构成了我称为“次级防御”的东西。它们的目的不只是要保护一个或者两个有问题的因素，而是要捍卫整个神经症结构的继续存在。它们就像是环绕在神经症周围起保护作用的雷区。尽管在具体细节上可能各不相同，但它们的共同特征就是劝服别人相信：基本上一切都是好的、对的、不可改变的。
为了不留下任何漏洞，他的态度倾向于泛化到一切事物，这和次级防御的复杂功能是一致的。由此一来，就像是一个用自以为是的盔甲把自己包裹起来的人，不但会辩护说他被权欲驱动是正确的、合理的、正当的，而且还不愿承认他所做的一切是错的或者有问题的，尽管可能很琐碎。次级防御可能会非常隐蔽，只有通过分析工作才能发现，也可能会构成人格可观察部分的显著特征，很容易被识别出来：例如，有的人必须要自己永远是对的。次级防御不一定作为人格特征显现，而是可能会披上道德或者科学信条的外衣；因此，过分强调本质因素常常代表着一个人确信他这样是因为他“天生”就这样，所以一切都没法改变。同时，这些防御的强度和僵硬度也变化多端。比如克莱尔的例子，本书贯穿着对她的分析过程，次级防御几乎没起什么作用。另外也有人次级防御非常强，以至于没办法进行任何分析。一个人越是下定决心要维持现状，他的防御就越是难以攻克。但是，较之于神经症人格结构本身的多变和多面，次级防御尽管在清晰度、强度和临床表现上变化多端，却呈现出简单主题的单调重复：“好”“正确”“不可改变”，一种或者多种组合在一起。
现在，我将回到我一开始提出的论断：神经症倾向是心理失调的核心。当然，这个论断不是说神经症倾向是一个人感受最强烈的失调：正如之前提到过的，他通常不知道这些神经症倾向是他生活中的驱动力量。这个论断也不是在说，神经症倾向是所有心理问题的终极来源：神经症倾向本身也是来源于之前发生在人际往来中的失调和冲突。毋宁说我的论点是：整个神经症结构的焦点，是我称为“神经症倾向”的东西。它们为摆脱早年的灾难提供了一条出路，带来一点希望，让一个人能够应付自己的生活，尽管代价是破坏了一个人与自己及他人的关系。但同时，神经症倾向也制造了各种各样的新的失调：对世界及对自己的幻想、脆弱性、抑制、冲突。它们既为最初的磨难提供了解决方案，同时又是新磨难的根源。
注释
[1]参见H.舒尔茨—汉克，《被抑制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