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引言

起初，精神分析是作为严格医学意义上的一种治疗方法而发展起来的。弗洛伊德发现，某些肢体受限的失调症并无清晰可辨的肌体上的合理病因，例如癔症性抽搐、恐怖、抑郁、药物成瘾、功能性消化不良等，但是揭露这些失调症背后的无意识影响因素却可以使其获得治愈。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类失调最终被概括为神经症。

时光荏苒，在过去的30年间，精神医学者认识到，罹患神经症的人不仅备受看得见的症状的折磨，同时在处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存在明显的困难。他们还认识到，事实上很多人都有人格疾患，只是他们没有表现出任何明确的症状，这些症状之前被视为神经症所特有。越来越清晰的是，神经症患者可以有也可以没有症状，但一定有人格上的困难。因此，结论必然是，这些不太明确的困难构成了神经症的本质核心。

在精神分析科学的发展过程中，认识到这一事实是极具建设性的，不仅增强了精神分析的有效性，同时也扩展了精神分析的范围。明显的人格疾患——比如强迫性犹豫不决、反复选择错的朋友和爱人、明显的工作能力抑制——既是显而易见的临床症状，同时也成为分析的目标。然而我们的兴趣焦点并不在于人格及其最好可能的发展；我们的终极目的是理解并最终消除这种明显的失调，人格分析只是达到这一目的的一种方法。如果这样的工作使一个人一生的发展道路变得更好，那这几乎算得上是分析过程的意外收获。

精神分析一直是，也还会继续是特定神经症的治疗方法。但是它能够对一般的人格发展有所助益，这一事实已使得精神分析有了自身的价值。越来越多的人寻求分析，并不是因为他们受到抑郁、恐怖或者相当严重的失调症的折磨，而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没办法应付生活，或者感到自身有一些因素阻碍了他们，或者给他们的人际关系造成了损害。

就像所有的新愿景刚刚开启时都会发生的一样，精神分析的这一新方向一开始被高估了。经常有人宣称，现在仍然在普遍传播的一点是：精神分析是人格进一步发展的唯一渠道。不用说，事实并不是这样。生活本身就是我们人格发展最有效的帮助者。生活强加于我们的苦难——被迫离家去国、身体的病痛、寂寞孤独的时刻——以及生活赠予我们的礼物——美好的友谊（甚至仅仅是与一个真正好的有价值的人之间的接触）、团队工作中大家齐心协力——所有这些因素都能帮助我们发挥最大的潜能。可惜的是，这样的帮助有一些缺点：那些有帮助的因素并不总是出现在我们需要的时候；苦难可能不只是对我们活力和勇气的挑战，还很可能会超出我们现有的能力，从而压垮我们。最后，我们可能过于深陷心灵的磨难，而无法利用生活提供给我们的帮助。因为精神分析没有上述缺点——尽管它有其他的缺点——所以它可以作为一种特定的方法，代替生活来造福于一个人的发展。

身处于当代文明中的我们，生活的状况如此错综复杂且困难重重，任何此类帮助都变得更加必要。而专业的分析性帮助，就算现在已经能够提供给更多的人，也几乎不可能给予每一个需要它帮助的人。正因如此，自我分析的问题才具备其重要性。一直以来，“认识你自己”都被认为既有价值又有可行性，而精神分析的发现可能会极大地帮助一个人进行这方面的努力。另外，正是精神分析揭示出了更多这项工作所涉及的内在困难，人们之前对此知之甚少，因此任何时候在讨论精神分析式自我审视的可能性时，都既要有信心，同时也要保持谦虚。

这本书的目的就是严肃认真地提出自我分析的问题，并考虑所有可能涉及的困难。关于自我分析的程序，我本也打算提供一些基本思路，但是因为在这个领域还没有多少真实体验可供参考，所以我的目的主要还是提出问题，激发人们去努力寻找一种建设性的自我审视，而不是提供任何明确的答案。

首先，对于每个人自己而言，尝试建设性的自我分析或许是很重要的。这样的努力给了一个人自我实现的机会，我的意思不只是让一个人过去被抑制而无法使用的特殊天赋得到发展；还指的是，甚至更重要的是，他作为一个坚强而完整的人的潜能得到发展，不再受制于给他造成严重伤害的强迫性力量。这也是一个宽泛的议题。我们今天为之奋斗的民主理想的主要部分就是这一信念：个人——尽可能多的每个人——的所有潜能都能够得到发展。帮助一个人去做精神分析，并不能解决整个世界的诸多问题，但是至少可以澄清某些摩擦及误解、仇恨、恐惧、伤害、脆弱；那些世界性的问题对此而言，既是其原因也是其结果。

我在以前的著作中提出了关于神经症的一个理论框架，本书也对此做了详细阐述。我本想避免在这本书中呈现这些新的观点和假设，但如果是对自我审视有帮助的内容，留而不发似乎是不明智的。我会尽可能简单地呈现，不偏离本书的主题。心理问题的性质错综复杂，这是个事实，没办法也没有必要去掩饰。不过，对此我已全然知晓，尽量不用笨拙的术语去增加其复杂性。

借此机会，我想表达对伊丽莎白·托德女士的感谢，她聪明且理解力强，帮助我整理了各种资料。我也要感谢我的秘书玛丽·莱维夫人，感谢她不知疲倦地工作。我还想表达对我的病人们的感激，他们允许我在本书中分享他们在自我分析中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