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11讲
黑衣人

大家已经明白，最早为中国文化争得世界身份的老子和孔子，是两位走在路上的哲学家。今天，我要说说另一位同样走在路上，却比他们两位走得更急促、更英猛，也更帅气的中国哲学家。他，简直就是一位超级竞走运动员。

他走的路很长，从山东的泰山脚下出发，到今天的河南，穿越河南全境，经过安徽，到达湖北，再赶到荆州。他日夜不停地走，走了整整十天十夜。脚上磨出了水疱，又受了伤，他撕破衣服来包扎伤口，包好后立即又走。

相比之下，老子出走是骑着青牛的，孔子出走是坐着马车的，但他最平民化，没有坐骑，只靠自己的脚。

他为什么走得那么远，又那么急？因为要阻止一场战争，拯救一个小国家——宋国。他得到消息，楚国要攻打宋国，请了鲁班为他们制造攻城用的云梯。鲁班正是他的同乡，他有劝阻的责任和可能，但是要快，如果云梯造出来，攻城开始了，那就晚了。他知道鲁班的技术高超，因此更要紧急赶路了。

这一切，都是为了他的思想理念，一是“兼爱”，二是“非攻”。“兼爱”就是人人都爱。这个“兼”字，针对着孔子讲礼数等级的“仁爱”，显然比孔子宽广得多了。“非攻”就是“不攻”，反对一切攻击。

这四个字连在一起，意思很痛快，就是：爱一切人，否定一切战争。

我为中国古代产生过这么短促又这么伟大的思想，深感自豪。请大家记住这四个字：兼爱、非攻。

正是为了这四个字，这个人越走越快。

走在路上的这位哲学家还有一个醒目的特点，那就是黑。

他的衣服是黑色的，鞋袜是黑色的，连皮肤也是黝黑的。我写过，他在黑夜赶路，伸出黝黑的手，在黑色的衣衫上撕下一缕黑色的布条，去包裹受伤了的黑色的脚……

而且，连他的名字也是黑色的——墨子。

我在《黑色光亮》一文的开头曾这样写道：

诸子百家，其实就是中国人不同的心理色调。

我觉得，孔子是堂皇的棕黄色，近似于我们的皮肤和大地；老子是缥缈的灰白色，近似于天际的雪峰和老者的须发；庄子是飘逸的银褐色；韩非子是沉郁的金铜色……

我还期待着一种颜色它使其他颜色更加鲜明，又使它们获得定力。它甚至有可能不被认为是颜色，却是宇宙天地的始源之色，它，就是黑色。

是他，墨子…墨，黑也。

浑身黑色的墨子连续走了十天十夜终于到了目的地，发现战争还没有发生。他松了口气，立即去找鲁班。接下来，他立即发挥了诸子百家时代的口才。

鲁班问他：“走这么远的路过来，到底有什么急事？”

墨子说：“有人侮辱我，你能不能去杀了他？我给你黄金。”

鲁班一听就不高兴了，说：“我讲仁义，绝不杀人。”

墨子一听，立即站起身来，深深作揖，说：“楚国打宋国，仁义吗？你说你绝不杀人，但你帮助打仗明明要杀很多人！”

鲁班说：“我已经答应了楚王，怎么办？”

墨子说：“你带我去见他。”

一见楚王，墨子说：“有人明明有好车，却去偷别人的破车；明明有锦衣，却去偷别人的破衣；明明有美食，却去偷别人的糟糠，这是什么人？”

楚王说：“这人一定有病。”

墨子说：“楚国又大又富，宋国又小又穷，你去打宋，也有病。我这么说，你可以把我除掉，但我已经派了三百个学生守候在宋国城头。”

楚王一听，就下令不再攻打宋国。

这就是墨子对于“非攻”理念的成功实践。

做完这件大事，还有一个幽默的结尾。

为宋国立下了大功的墨子，十分疲惫地踏上了归途，仍然是步行。到了宋国，下起了大雨，他就到一个门檐下躲雨，但是，看门的人连门檐底下也不让他站。

这就是他刚刚救下的宋国给他的回报。想想看，如果不是这个淋在大雨中的黑衣男子，这儿已经是遍地战火。

墨子笑了一下，想：“救苦救难的人，谁也不认；喜欢显摆的人，天下皆知。”

于是，他又成了一个孤独的黑衣步行者，只不过，这次是走在大雨之中。

墨子以这种孤胆英雄的侠义精神，带出了一批学生，被称为“墨家弟子”。他们都是赴汤蹈火的道义之士，留下了一些惊人的事迹。据记载，有一次，一百多名墨家弟子受某君委托守城，但后来此君不见了，守城之托又很难坚持，这一百多个墨家弟子便全部自杀了。

司马迁所说的那种“任侠”精神，也就是“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的品德，在墨家弟子身上体现得最鲜明。这种品德，在后来两千年间，也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永远让人肃然起敬。

当然，我最看重的，还是这种品德的原点，就是那四个字：兼爱、非攻。

这种品德，也是全人类的精神制高点。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看看两位前辈思想家的话。

孙中山先生在《三民主义》中把墨子推崇为“平等”、“博爱”的中国宗师。他写道：

古时最讲“爱”字的，莫过于墨子。墨子所讲的“兼爱”，与耶稣所讲的“博爱”是一样的。

梁启超先生在《新民丛报》中说，中国要救亡，就要学墨子。他还专门写了《墨子学案》，把墨子与西方的亚里士多德、培根、穆勒做对比。他说，一对比就知道谁轻谁重了。他伤感地写了一段话：

只可惜我们做子孙的没出息，把祖宗遗下的无价之宝，埋在地窖子里二千年。今日我们在世界文化民族中，算是最缺乏论理精神、缺乏科学精神的民族，我们还有面目见祖宗吗？如何才能够一雪此耻？诸君努力啊！

孙中山和梁启超，都把墨子当作了中国精神的最高代表，认为必须重新追回来，才能挽救中国。

我很理解孙中山和梁启超的心情。在诸子百家中，我本人觉得最让人感动又最亲切的，也是墨子。这个为了和平事业不惜步行千里的黑衣男子，一直是我的精神偶像。

说到这里，我又不能不调侃一批“民国学者”了。前些天，我在讲述中国文化来源时愉快地嘲讽过他们，现在说的是另外一拨。例如，胡怀琛先生一九二八年说，墨子的名字叫墨翟。这个“翟”字，在古代与“狄”字相通，而这个“狄”字的意思，是指北方少数民族，因此也可以扩大为外国。哪一个外国呢？因为他的皮肤很黑，因此是印度人。而且，他的不少观点，正好与佛教相通，那就更是印度人了。

这么一说，把太虚法师也卷进去了。太虚法师撰文说，墨子的学说不像是佛教，更接近婆罗门教。这又成了他是印度人的另一个证据。另一位学者卫聚贤先生，也一再把老子说成是印度人。更奇怪的是金祖同先生，认为墨子是伊斯兰教的信徒。他把时间颠倒了一千多年。

对这些学者，我只想问一句：你们为什么要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光凭着人家脸黑，就要把这么伟大的思想家“驱逐出境”？而且，他脸黑，你们也是从他的姓氏猜的。如果他姓白呢，像白起、白居易，你们又要把他们说成是西方人？

我一直相信，中国文化的世界身份早该被公认，中间频频生事端、横向阻拦的，一定是文化人。

幸好，我们还听得到孙中山、梁启超他们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