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　不快乐的人来自充满压力的家庭

临床工作者开始更关注家庭。有些治疗师在研究家庭系统的时候，也会受到伤害。他们的经验和卡尔及我的经历相同，个别治疗因病人受到家庭的影响而失败；或者是病人刚稍有起色，就眼睁睁看他被家庭再次伤害；或者是刚治疗好一个孩子，结果发现家中另一个孩子又被拉去扮演同样的替罪羊的角色；又或者在治疗病人的过程中，发觉一旦病人的情况有所改善，他们家就会突然爆发一场战争。另外，在个别治疗之后，随之而来的往往都是离婚。这种探寻学习家庭系统的经验既影响力强大又痛苦万分。治疗师在家庭探索的过程中，往往会与家中一员或一个次级系统结为同盟，被诱入家庭的冲突里，时常被家庭玩弄于股掌之中，这种经验实在令人难忘。

也有些临床工作者不会被动地接受上面所说的失败。他们一旦感受到家庭力量的强大，便会开始将家庭成员引入治疗过程中。他们只要接近家庭，就能发挥对家庭的影响作用。例如一位精神科医师在病床边认识了病人的家属，出于对他们之间关系的好奇，而开始定期和这家人会面。一位在儿童辅导中心工作的社工在和一对母子交谈之后，意识到父母是导致小孩问题的原因所在，就把孩子和父母集合在一起进行讨论。另一位精神科医师由于听够了有关病人丈夫的事，所以就要求她下次治疗时把丈夫一起带来。丈夫来了以后，这位医生很快便开始定期与这对夫妇会面，倾听他们的问题。然后他又厌烦老是听有关孩子的事，于是又请这对夫妇把孩子也带来。在各种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情况下，治疗师发现家庭的力量后，便会将全家人都集合在一起，以此来制造更强大的治疗力量。

有的治疗师还不只满足于对核心家庭（即小家庭）的治疗。如当今有些治疗师的治疗甚至囊括了三四十人的“亲属网”，其中有朋友、邻居、大家族、雇主、前任治疗师、同学以及其他相关的人。但不论采用何种方式，只有在将整个核心家庭都纳入治疗时，治疗师才能在咨询室中找到新的力量和热烈兴奋的心情。然后，他们会开始获得更多有关家庭的信息。

在治疗师和研究者访谈各式各样的家庭时，他们最初的反应都相当一致：“天呐！这家里每个人都生病了！”这种语言虽然也是医学性的判断，但也很有意思。研究者只有四处打探一番才会发现，大家眼中完美的哥哥姐姐其实是紧张焦虑的“病人”，而惹是生非的弟弟妹妹却隐藏着顺从和进取的本质。他们只要用心观察，就会发现这些家庭里到处充斥着压力，但却只有一个人前来寻求心理上的帮助。至于病人抱怨的内容，或传统的诊断其实都不重要，因为问题似乎都来自整个家庭。

当然，这个结论本身并没有太大意义。它没有提到问题的源头究竟在何处。不快乐的人来自不快乐的家庭，而那个家庭里又充满着其他不快乐的人。那又怎样？其实我们只要再仔细观察一下，就不难发现到底哪里出了差错，或至少对问题可以有个大概的了解。对治疗师来说，问题并非在个体间复杂的关系、超我或自我之中，而是摊在阳光底下显而易见。其实就在家庭系统内部：在家庭组织的形态中、在家庭成员沟通的模式中，以及他们的日常互动之中。就如精神分裂症患者和母亲的沟通一样，一旦治疗师开始注意人与人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就会发现以往那些费解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了。

研究者尝试将重点放在找出问题、为何治疗没有效果和不起作用上，而不再只是简单地判断有病没病，他们必须提出一套全新的研究方法以及语言系统来描述观察到的问题。他们必须观察家庭组成的方式、潜藏的规则、沟通的模式，以及更多其他的方面。我们在观察布莱斯家或其他家庭时，也会测试这种主张个人受家庭历程影响的新思维方式。

然而，当研究者把焦点从个人动力转移到家庭历程上时，仍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那就是我们该如何对待那位首先发难促使家人面对问题的“病人”呢？他（她）又该如何定位呢？最简单的方法是给他（她）贴上家庭压力下的牺牲者的标签。这位病人是家庭的替罪羊，代人受过的孩子或殉道者——为了使家庭维持稳定，而甘愿公开承受整个家庭的压力的人。

这个观点虽局限，但也引人深思。它启发研究者，促使他们问自己一个被长期忽视的问题：“所有接受个别心理治疗的病人真的都只是家庭压力下的替罪羊吗？”他们越是努力思索，就发现这个可能性似乎越大。虽然这个观点看似简单得不像真的，但它的确相当接近事实真相。

因为如果这个观点正确，那么每个接受治疗的人便真的可以反映他（她）的家庭系统，至少在理论上如此。这样一来，接受治疗的就应该是整个家庭。如果问题出自家庭，就应该将治疗的重心放在整个家庭上。在这个专业领域里，大家长久以来习惯于只考虑个体的困扰，因此上述事实意味着基本治疗理念的彻底重建。

不妨想象一下治疗师试图分析病人的家庭时，全家人紧张得像鸽子般缩在沙发上的情形！

或是某位常开镇静剂的治疗师，将会为整个家庭开镇静剂。之前有位家庭治疗师真的给一家人都开了镇静剂的药方，还使他们相信全家都是病人。

又如某个精神病医院想重新编组医护人员、病房以及整个概念架构，以便吸引那些正走向崩溃边缘的家庭。这绝不好笑，而是颇为必要的服务，因为有很多家庭面临极大的压力，却只有极少数的医院提供治疗。

想象一个保险公司，试图告诉电脑，客户不是单独一个人，而是整个家庭：“不！它没有年龄，也没有身高、体重或血型。它是一个家庭。”

电脑：“请说出出生年月日和诊断结果。”

“嘿，听清楚！它不是一个人，是一个团体，一个组织，一个系统。”

电脑：“发病日期？”

再设想某个心理健康中心出现整个家庭来参加治疗的情景。很快就可以看出，家庭中的沟通历程其实与药物毫无关系，在这个领域中，有执照的社工人员可能远比正经的医学主任医师更有资格。那为什么精神科医师正式治疗时，还可以领到比社工人员高出三倍的薪水？如果医学和非医学的方法可以同时并行，这种身份和薪资上的差距还可以让人接受。但是如果治疗重点只放在家庭上呢？会不会因此引发一场阶级革命？事实上，这是必然会发生的事，在某些医院甚至已经开始了。

家庭系统研究法所产生的一个困扰，便是视人的情绪问题与身体问题一样，也类似于某种疾病的谬误。但这还只是一点小麻烦。

此外，治疗师本身也会有问题。不妨假设自己在一间治疗室中，面对着毫无兴趣的一家八口，他们纳闷为什么必须坐在那儿，问题只在约翰一个人身上！他们坐立不安，期盼你这位治疗师赶快做点什么好立刻改善情况。你毫无选择，只有硬着头皮对抗这个强大的有着破坏性错误观念的小型社会生物团体，你常常会如临深渊。

治疗师面临这种困境时，往往会诉诸可以派上用场的理论武器——认知和方法上的典范，最后想到求助身边的同事做辅助治疗。卡尔和他的同事在亚特兰大精神病院所发明的“辅助治疗”，在家庭治疗发展史上占有着重要地位，因为它使治疗师可以更舒服地和家庭面谈，也确实可以提高治疗的效果。以后我们将进一步讨论辅助治疗的有关细节。

长久以来，家庭治疗一直很难被整个家庭接受。某个家庭原本十分乐意集合起来回答有关他家约翰或玛丽的问题。但是只要治疗师把问题从玛丽、约翰身上，扩大到整个家庭时，室内的焦虑不安便会立即显著地加剧。

想象一个精神科医师开始与某个家庭面谈，这家的父亲上星期服药过量，差点自杀成功。一个孩子在回答例行的问题时说：“嗯，其实三个星期前，我们还经常和爸爸争吵。”

治疗师：“然后发生了什么？”

孩子：“我不知道。大家都停止了。大概是我们已经懒得和他争吵了吧。”

治疗师：“你觉得你们放弃他了吗？”

孩子：“大概是吧！”

治疗师对父亲说：“或许你也意识到家人放弃了你，所以干脆服药自杀。”

父亲：“也许是吧！我从没想过这一点。”

上述的家庭有没有可能在无意识中默默地做了一个决定——只要父亲死了，一切都会好转！不论面对的问题是什么，最使全家人不安的莫过于发现每个人都有责任，都有份。整个家庭的结构都牵涉在内，有福同享容易，但有难同当却不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