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害人家属不能哭也不能笑

我第一次采访洋子是在2010年2月，当时距离案发已经过了4年。我们约在东北地区的某个出租会议室见面。

见面之前，我曾请好几位加害人家属代我把信交给她，也尝试通过律师和援助组织询问她能否接受采访，却一直得不到正面的回应。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最后通过在仙台成立的援助加害人家属的民间团体“World Open Heart”（敞开心扉，详见第五章），才终于采访到了洋子。

洋子的一头长发中掺杂了超乎她年龄应有的白发。儿子雄太穿着一身运动服，陪同她前来接受采访。

雄太喜欢踢足球，采访过程中也一直在一旁熟练地控球，球一刻也没离开过他脚下。一问才知道，原来他是当地J联盟球队的狂热球迷。

洋子露出虚弱的笑容说：“我虽然对足球一点兴趣也没有，不过前一阵子在儿子的邀请下，和他一起加入了球迷俱乐部。”

她小心地斟酌着措辞，慢慢谈起事件经过。至今从未向其他人开口谈起那件事的她，接受这次采访也是经过了再三考虑。

“无论我怎么解释，都无法改变我是加害人家属的事实。想到被害人与被害人家属，我们无论多么悲伤痛苦，都无法开口。”

看来她很纠结自己身为加害人家属是否有资格发言。

我所采访的每一位加害人家属几乎都会提到这一点，他们觉得自己不但不能笑，也不能哭。

当然也有加害人家属表示：“犯罪的是当事人，与我无关。”这种例子以少年加害人的家属居多，但这样的态度与发言往往会更加激怒被害人一方。

然而，多数加害人家属都会因为家人犯罪备受打击，自责不已，认为自己没有资格发言，因此一直坚决拒绝采访。

洋子也是这样。

尽管如此，告诉社会大众加害人家属的处境还是有它的意义，因此她才终于下定决心，倾吐这4年来的悲惨遭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