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卡夫卡谈话录(2)

我记得，这位同事每次说出这声粗鲁的“进来”时，弗朗茨·卡夫卡都会微微一颤。他似乎要蜷起身子，带着毫不掩饰的不信任抬起眼睛看着他的同事，仿佛下一秒就会挨打似的。连这位同事用友善的语气与卡夫卡对话的时候，他的反应也是如此。看得出来，卡夫卡在特雷默尔面前很不自在。

因此，当我开始到工人意外保险机构找他的时候，我就问他：“我们能当着他的面谈话吗？他会不会是个喜欢搬弄是非的人？”

卡夫卡博士摇了摇头，说：“我不这么认为。不过，像他这样为自己的工作发愁的人，在某种情况下是会搞小动作的。”

“您怕他？”

卡夫卡尴尬地微笑道：“刽子手总是不光彩的。”

“您这是什么意思？”

“如今，一个正派的、依公务条例而得到高薪的公务员就是刽子手。为什么每个令人尊敬的公务员背后就不能隐藏着一个刽子手呢？”

“可公务员并不杀人啊！”

“谁说的！”卡夫卡用力地把双手拍在桌上，回答道，“他们把活生生的、充满变化的人变成死的、无法变化的注册号码。”

对此，我只能略微点了点头，因为我明白卡夫卡博士是想通过这种概括性的说法避开他办公室同事的明显特征。他隐瞒了与离自己最近的同事之间多年的紧张关系。但特雷默尔博士似乎知道卡夫卡对他的厌恶，所以不论是于公于私，他总是用一种居高临下的语气与卡夫卡说话，狭长的嘴唇上还老是挂着一丝饱经世故的冷笑。毕竟，卡夫卡和他大都非常年轻的访客（尤其是我！）算得上是什么人物？

特雷默尔表情中的意思相当明确：我不理解，为什么像您这样一个在机关工作的法律顾问，和这些毫无地位的毛头小子谈话时要和与同阶级的人谈话一样，您还饶有兴致地聆听他们的意见，有时甚至还让他们教导您。

坐在卡夫卡对面的这位同事毫不掩饰他对卡夫卡及他那些私下来访者的反感。不过，在来访者面前，他起码还保持着一定的克制，至少在我走进办公室的时候，他基本都会离开。每逢此时，卡夫卡博士都会分外明显地长舒一口气。他露出了微笑，这可无法瞒过我的眼睛。特雷默尔让他很难堪。因此，有一次我对他说：“和这么一位同事相处可真不容易。”

可卡夫卡博士激烈地摆了摆他高举的手臂。

“不，不！不是这样的。他不比其他的公务员糟糕。相反，他比他们都好多了。他的专业知识非常丰富。”

我答道：“或许他只是想炫耀一下。”

卡夫卡点了点头道：“很有可能。许多工作能力不行的人都喜爱这么做。相比之下，特雷默尔博士真的是个很勤奋的人。”

我叹了口气：“好吧，您嘴上夸他，可您根本就不喜欢他。您夸他是为了掩饰对他的厌恶。”

卡夫卡的眼皮略微翕动了一下，他向内抿了抿下唇。我继续道：“对您来说，他根本是个异类。您看他的时候，就像在看笼子里的一头异兽。”

可此时，卡夫卡博士几乎用恼怒的眼神直视我的眼睛，以一种克制着情绪的粗犷声音轻轻说：“您弄错了。不是特雷默尔，在笼子里的人是我。”

“这就对了。这间办公室——”

卡夫卡博士打断了我：“不止这间办公室。到处都是。”他把紧握的右手放到胸前：“我的心里一直背负着栅栏。”

我们沉默地对视了几秒钟。此时传来了敲门声。我的父亲走进了办公室。紧张的气氛烟消云散。接下来我们只谈论了一些琐碎的事情，可卡夫卡那句“我的心里一直背负着栅栏”依然在我的内心颤抖。不止那一天，接下去的几周、几个月里都是如此。它像是在微小事件的余烬中不断闪动的火苗，很久之后——我相信是在1922年的春天或夏天——陡然燃起了一场燎原大火。

那时候，我经常和大学生巴赫拉赫在一起。据我所知，他只对三样东西感兴趣：音乐、英语与数学。他曾经给我解释过个中缘由，他说：“音乐是灵魂之声，是内心世界直接的声音。英语对应的是世界性的金钱帝国，数学也从中起到些许作用，但并非如此重要。数学高耸于粗重的数字力学王国之上，是一切理性秩序近似形而上的根基。”

我总是专心致志地听着他的宏论，常常发出无言的惊叹。这让他很高兴。因此，他常常给我捎来日报、书籍与剧院的门票。所以，有一次他递给我一本新书的时候，我一点儿也不惊讶。

“我今天给你带了点很特别的东西。”

那本书是英语的，书名叫《变狐女子》，作者是大卫·加内特（David Garnett）。

“这我怎么读？”我失望地问道，“你知道我不懂英语。”

“我当然知道。这本书不是拿来给你读的。这本书能为我接下来的话做证。你崇拜的卡夫卡博士现在已经名扬四海了，都已经有人模仿他的作品了。加内特的这本书就是《变形记》的仿作。”

“这是抄袭的？”我尖声问道。

巴赫拉赫举起双手表示否定。

“不，我没有这么说。加内特的书只是出发点与《变形记》类似。一位女士变成了一只母狐。人变成了动物。”

“你能把这本书借我吗？”

“当然，所以我才带着它来的。你可以把这本书给卡夫卡看看。”

第二天，因为卡夫卡不在办公室，我就到他家去了。说起来，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去他家。为我开门的是个身穿黑衣的瘦削女子。她闪闪发光的灰蓝眼睛、微微突起的鼻子与嘴的形状无不宣告着她就是卡夫卡的母亲。

我做了自我介绍，说我是卡夫卡博士同事的儿子，能不能和他说几句话。她说：“他在床上，我去问问他。”

她把我留在楼梯间。几分钟后，她回来了。她的脸上洋溢着一种不需言明的喜悦。

“您来看他，他很高兴。他甚至要了点吃的。不过，请您不要久留。他很累，又睡不着。”

我答应她即刻就走。然后，她领我经过长管状的前厅与一间摆放着深棕色家具的大房间，走进一间狭窄的屋子。弗朗茨·卡夫卡躺在一张简朴的床上，盖着一条套着白被套的薄棉被。

他微笑着向我伸出手，随意地指了指床脚边的椅子。“坐吧。我可能不太能说话。我很抱歉。”

“突然登门拜访，”我答道，“抱歉的应该是我。不过我这次来真的是有很重要的事情。我想给您看点东西。”

我从上衣口袋中取出那本英语书，放在卡夫卡面前的床单上，把上次和巴赫拉赫的对话向他复述了一遍。当我告诉他，加内特模仿了《变形记》中使用的手法时，他疲惫地笑了笑，做了一个幅度不大、表示否定的手势：“啊，并没有。他可没有模仿我。这是时代里的东西，我们模仿的都是时代。比起人类，我们更像是动物，那就是栅栏。比起与人类的亲缘，与动物的亲缘要轻松得多。”

卡夫卡的母亲走进了房间。

“您需要用点什么吗？”

我站了起来：“不了，谢谢，我不打扰了。”

卡夫卡夫人看着她的儿子。他的下巴抬得很高，双眼紧闭。

我说：“我只是想把这本书送来。”

弗朗茨·卡夫卡睁开眼睛，望着天花板。他说：“这书我会读的。我下周大概就能回办公室了。我会把书带去。”

他与我握了握手，又闭上了眼睛。

过了一周，他还是没回到办公室。直到十天还是十四天后，我才能陪他一起回家。他把书还给我，说：“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背负的栅栏后面。所以，现在人们才总是写动物。这表达了对自由、自然生活的向往。可对人类来说，最自然的莫过于以人类的身份生活。可人们无法看见这一点。他们也不愿意看见。人类的此在 [8]过于艰辛，所以人们至少希望在想象中把它甩得远远的。”

我顺着他的思路说下去：“这有点像法国大革命前的一场运动，当时有个口号叫回归自然。”

“正是如此！”卡夫卡点了点头，“不过今天，人们走得更远了。他们不只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人类已经重新变回了动物，这可要比做人容易多了。他们安逸地混在人群中，穿过城市中的街道去上班，去饲料槽进食，去玩乐。这是种被圈养的生活，和在办公室里没有两样。没有奇迹，只有使用说明、表格与规章制度。人们畏惧自由与责任，这就是他们宁愿在自己打造的栅栏后面窒息的原因。”

＊

第一次与弗朗茨·卡夫卡一起散步，大约是在与他初次碰面的三周之后。

他在办公室里告诉我，让我4点在老城环形路上的扬·胡斯纪念碑前等他，他会把我借给他的一本写着诗的笔记本还给我。

我按时赴约，可弗朗茨·卡夫卡几乎晚了整整一小时才赶到。

他向我致歉：“我永远无法准时赴约。我老是迟到。我也想掌握好时间，我是真心诚意地想要遵守承诺，可周围环境或是我的身体情况总把这份心意打得粉碎，让我看清自己的软弱。这很可能就是我的病根。”

我们沿着环形路走了一圈。

卡夫卡说，我的一些诗可以发表。他想把它转交给奥托·皮克 [9]（Otto Pick）。

“我已经和他商量过了。”他说。

我恳求他不要发表这些诗。

卡夫卡停下了脚步。

“所以，您写作不是为了发表？”

“不。这只是些习作，一些无法登堂入室的习作罢了。我只是想证明自己不是个彻头彻尾的傻子。”

我们继续散步。弗朗茨·卡夫卡向我介绍了他父母的商铺和房子。

“所以您是个富有的人。”我说。

弗朗茨·卡夫卡撇了撇嘴，说：“什么是财富？对于某些人来说，一件旧衬衫也是珍宝；可对于另一些人来说，一千万都算不上个数。财富是相对的，它无法令人满足。从根本上来说，它只是一种特殊情况。财富是对自己所有物的依赖；人要通过新的资产、新的依赖来避免自身所有物的流失。这只是一种被物化的不安全感。不过——这些资产都是我父母的，不是我的。”

与弗朗茨·卡夫卡的第一次散步是这样结束的：

逛完一圈，我们又回到了金斯基宫。此时，从悬挂着“赫尔曼·卡夫卡（HERMANN KAFKA）”牌匾的店铺中走出一个高大魁梧的男子，他穿着深色的上衣，戴着一顶神气的帽子。他在离我们五步的地方停了下来，等着我们。我们又往前走了三步，那人很大声地说：“弗朗茨，回家去。空气很潮湿。”

卡夫卡用一种低得古怪的声音对我说：“那是我父亲。他很担心我。爱通常也有暴力的一面。您多保重，记得来找我。”

我点了点头。弗朗茨·卡夫卡没有和我握手就离开了。

＊

几天后的下午5点，我按照事先约定，在卡夫卡博士父母的店门口等他。我们本打算去布拉格城堡区散步。可是卡夫卡博士身体不舒服。他喘着粗气。于是我们只好沿着老城环形路闲逛。我们经过卡普芬街上的尼克拉斯教堂，绕过市政厅，走入小环形路。在卡尔夫书店的橱窗前，我们停下了脚步。

为了看清书背上的名字，我的头不停地在肩上转来转去。卡夫卡博士被逗乐了：“您大概也是个书虫，会被书搞得晕头转向的那种。”

“没错，就是这样。我觉得没有书我活不下去。书就是我的世界。”

卡夫卡博士紧紧皱起了眉头。

“这是不对的。书本无法代替世界。这不可能。生活中的一切都有其目的及任务，且这任务是任何其他事物都无法完成的。比如说，人的经历就不可能由别人代为体验。天下之事如此，书中之事也是如此。人们试图把生活像笼中的鸣禽一样关入书中，可这是无法成功的。恰恰相反！人类用书本的抽象为自己建造了一间制度之笼。哲学家们不过是被关在不同笼子里的打扮得五彩缤纷的帕帕基诺 [10]。”

他笑了起来，可这引起了一阵沉闷而可怖的咳嗽。等缓过劲来，他微笑着说：“我说的是实话，您刚才听到，也看到了。别人用几个喷嚏解决的事，我却要用我的肺来证实。”这话让我感觉很不舒服。为了抑制这种不适，我问道：“您是不是着凉了？您没有发烧吧？”

卡夫卡疲惫地微笑道：“没有……我从未得到过足够的温暖，所以我才会燃烧殆尽——因为寒冷。”

他用手绢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他薄薄的嘴唇紧闭着，卡在深陷的嘴角里。他的脸色蜡黄。

他向我伸出了手。

“再见。”

我什么都说不出来。

＊

弗朗茨·卡夫卡收到邮局寄给他的《在流放地》的样书时，我正巧在他的办公室。

卡夫卡打开信封时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可当他打开那本墨绿色封面的书，认出是自己的作品时，他明显表现得很窘迫。他打开桌子的抽屉，看了看我，又把抽屉合上，把书递给了我。

“您一定想读这本书。”

我以微笑回应，打开书瞥了一眼书中的句子与纸张后，我察觉到他的紧张，于是就把书还给了他。

“书的装帧非常漂亮，”我说，“不愧是德鲁谷林出版社出品的。博士先生，您应该很满意吧？”

“真的没有。”说着，弗朗茨·卡夫卡便不经意地把书推进抽屉，把抽屉锁上了，“每次出版这些乱写的东西都让我很不安。”

“那您为什么要把它打印出来呢？”

“就是啊！马克斯·布罗德、菲利克斯·维尔奇 [11]（Felix Weltsch）和我所有的朋友动不动就把我写的东西抢走，下次来的时候就拿着一份已经签好的出版合同让我大吃一惊。我不想让他们难堪，所以到头来，发表的东西实际上都是我极为私人的笔记，或是我随便写着玩的东西。我的人性弱点的证据都被印出来，甚至被卖掉了，因为以马克斯·布罗德为首的我的朋友们千方百计地要把它们做成文学作品，而我又没有能力销毁这些孤独的见证。”

停顿片刻后，他换了一种语气道：“我刚说的话当然是有点夸张了，这对我的朋友不太厚道。实际上我自己也很堕落无耻，我也为发表这些东西做了不少努力。为了推脱自己的弱点，我把周围环境描述得比实际情况强大许多。这自然是欺骗。我自己也是个法学家。因此我才无法摆脱邪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