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关于科学的心理学研究

对科学的心理学解释始于这样一种敏锐的认识，那就是，科学是人类创造出来的事物，而不是一种自主、非人类的或具有自身内在规则的纯粹“事物”。它的起源是人类的动机，目标是人类的目标，它的开创、更新和维护者都是人类。它的法则、组织和表达不但依赖于它所发现的现实的本质，也依赖于进行发现的人性的本质。心理学家，尤其是有临床经验的心理学家，会很自然、自发地以一种个人的方式研究人类相关的任何主题，而不是只探索自己制造的抽象概念，科学家和科学的关系也是如此。

有些人的想法则恰恰相反，他们坚持科学应完全自主、自我调节，并将其视为一个无利益的具有内在不变的规则一般的游戏。然而，心理学家必须明白，这些观点是不现实的、错误的，甚至是反经验实证的。

在本章中，我希望先阐明这一命题所基于的一些重要的常识问题，然后再介绍该命题的影响和结果。

科学家的心理

1.科学家的动机

像人类的其他成员一样，科学家也是被人类共有的多种需求所促动的，包括对食物、安全、保护、关怀、群居、充满爱的关系、尊重、地位、身份、自尊、自我实现和发挥出个人特有及人类共有的多种潜能的需求。这些需求对心理学家来说是最熟悉的，原因很简单，一旦这些需求得不到满足，就容易引起病态。

对纯粹知识的认识性需求（好奇心）和对理解的需求（哲学、神学、建立价值体系解释的需求），针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较少，但通过普遍性的观察就可以发现。

最后，最不为人知的是对美、对称，或许还包括对简洁、圆满和秩序的冲动，我们可以称之为审美需求，表达、表现的需求，以及可能与这些审美需求有关的使某事趋向完满的需求。

迄今为止，似乎其他所有需求、欲望或驱力要么是达成上述基本目的的手段，要么就是神经症或某些学习过程的产物。

显然，科学哲学家最关心的是认知需求。在科学的自然历史阶段，推动科学向前发展的最大动力就是人类持久的好奇心。在更理论化和抽象化的水平上，科学则产生于人类同样持久的理解、解释及系统化的渴望。然而，对于科学而言，更不可或缺的是后一种理论的冲动，因为纯粹的好奇心在动物身上也很常见（Harlow，1953；Harlow，1950）。

当然，在科学的各个阶段，也包含了其他动机。最初的科学理论家往往认为科学主要是帮助人类的一种手段，如今却往往被人忽视。例如，培根（Bacon，1900）就曾希望用科学来大大改善人类的疾病和贫困问题。有研究表明，即使是在希腊科学中，虽然有柏拉图式的纯粹非体力的沉思（contemplation）这一强大的传统，但实用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倾向也并不弱。一般来说，对人类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以及更强烈的对人的爱，可能是许多科学家的主要动机。很多人投身于科学，就像从事社会工作或医学实践一样，都是为了帮助别人。

最后，我们必须认识到，人类的其他任何需求都可能成为进入科学领域、长期从事科学工作的主要动机。科学研究也可以作为一种谋生手段、一种获得威望的源泉、一种自我表达的方式或满足任何神经质需要的办法。

对大多数人来说，比较常见的是多种动机同时发生作用，形成一种动机的组合，而不是只有单一的至关重要的动机。最保险的假设是：任何一位科学家的研究工作都不只是为了爱，还有单纯的好奇心，同时还有获得威望的欲望和挣钱的需求，如此等等。

2.理性与冲动的协同性

总之，现在已经很清楚了，把理性和动物性对立起来的二分法早已过时了。理性就像进食一样具有动物性，至少在人类身上是这样表现的。冲动不一定与理智的判断相反，因为理性本身也是一种冲动。总而言之，在健康者身上可以越来越明显地看到，理性和冲动能够相互协作，而且强烈地倾向于殊途同归，而非南辕北辙。非理性不一定就代表不理性或反理性，反而往往是亲理性的。意动（conation）和认知（cognition）之间的长期差异和对立，通常本身就是社会或个人病态的表现。

人类对爱、尊重的渴望和对真理的需要同样“神圣”。“纯粹的”科学的价值并不比“人本主义”科学更高，也不更少。人性同时决定了二者，甚至根本不需要将其分开。科学可以给人带来乐趣，也能带来好处。希腊人对理性的尊崇并没有错，只是太过排斥其他东西了。亚里士多德没有发现，爱与理性一样，都是人类的本性。

认知需求的满足和情感需求的满足之间的冲突是暂时的。这种偶然性的冲突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将其整合、协调到能够并行的程度？纯理论科学家的纯粹、客观、无私的非人本主义的好奇心，可能会对其他同样重要的人类动机造成威胁，比如说安全。最显而易见的例子当然是原子弹的发明，但我在此想说的并不止于此，而是更普遍的事实，即科学本身就意味着一种价值体系。毕竟，“纯粹的”理论科学家所能达到的极限并不是爱因斯坦或牛顿，而是在集中营里做实验的纳粹“科学家”或好莱坞电影中的“疯子”科学家。关于科学和真理，我们可以找到更完美、更人性化、更具超越性的定义（Bronowski，1956；Maslow，1966；Polanyi，1958）。为了科学而科学就像为了艺术而艺术一样，都是病态的做法。

3.科学的多元性

人们在社会生活、工作或婚姻中追求的满足感各不相同，在科学领域也是如此。每个人都能在科学中找到自己的乐趣，不管你是年轻还是老迈，勇敢还是胆怯，充满责任感还是只想寻找欢乐。有些人在科学中追求直接的人道主义目标，另一些人则明确地喜欢科学中非人类的部分；有些人主要是寻求条理清晰和秩序井然，另一些人则更重视内容，想要了解更多“重要”的事情，哪怕没那么精确和优美；有些人想要创新，开辟全新的领域，另一些人则更倾向于整理、清查、完善已经获得的成就；有些人在科学中寻求安全和保险，另一些人则渴望冒险和兴奋。我们不可能描绘出一个符合所有男性理想的妻子，同样也不可能描绘出唯一理想的科学、科学家、方法、问题或研究。我们可以在普遍立场上赞颂婚姻，但也保留每个人依据个人喜好择偶的权利；同样，我们也应该保留科学的多元性。

对于科学，我们至少可以区分出以下几种功能：

（1）寻求问题、提出问题、鼓励预感、提出假设的功能。

（2）试验、检测、确认、反驳的功能；检验假设的功能；重复和检测实验的功能；积累事实，使之更可靠的功能。

（3）组织化、理论化和结构化的功能；不断扩展概括范围的功能。

（4）历史收集和使人博学的功能。

（5）技术方面的作用；作为工具、方法、技术的功能。

（6）管理、经营和组织方面的功能。

（7）宣传和教育功能。

（8）为人类服务的功能。

（9）提供给人喜悦、享受、欢庆、荣誉感的功能。

多样化的功能必然意味着劳动分工，因为很少有人能把这些技巧集于一身。劳动的分工需要不同的人，不同的兴趣、能力和技巧。

兴趣能反映出性格和人格，科学家对于学科的选择就体现了这一点，例如选择物理学还是人类学；在学科内部各个领域的选择也是如此，例如选择鸟类学还是遗传学；在某个具体领域内选择具体研究课题概莫能外，只不过反映的程度比前两者稍弱，例如选择倒摄抑制还是顿悟；此外，这一点还可以用来解释对方法、材料、精确度、适用性、可行性及与当前人类利益的密切程度等做出的选择。

在科学中，我们相互补充，相互需要。假如每个人都选择物理学而非生物学，科学就不可能进步。幸运的是，每个人的喜好各不相同，就像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同样的气候和乐器。就是因为有人喜欢小提琴，有人喜欢单簧管或鼓，才有可能组建起管弦乐队。科学也是如此，由于人们的趣味各不相同，最广泛意义上的科学才可能出现。就像艺术、哲学或政治学一样，科学需要形形色色的人（而不是“可以容忍”形形色色的人），因为每个人都可以提出不同的问题，看到不同的世界。甚至精神病患者也可能发挥特殊作用，因为疾病以某种特殊的方式使他们在某些方面保持了异常的敏感。

所谓“关于人类的知识”，往往只是“关于提出者自己的认识”，因此，在科学中，一元论的压力才是真正的危险因素。我们太容易将自己的喜好、偏见和希望投射到整个宇宙上去了。例如，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和社会学家早已表明，由于选择领域的不同，他们在一些重要方面存在根本的差异（Ritter，P & Ritte，J，1959）。由于这种兴趣上的区别，我们完全可以推断他们对科学、方法、目标以及科学的价值等问题，都有不同的定义。我们在人类其他领域都做到了包容和理解个体差异，对科学家也不应例外。

关于科学的心理学研究启示

1.对科学家的研究

对科学家的研究显然是科学研究的一个基本甚至是必要的方面。科学作为一种体制，一定程度上是对人性某些方面扩大了的投影，这些方面的知识增长，都会自动在科学上扩大许多倍。例如，每门科学及其中的每种理论，都会受到以下知识增长的影响：（1）偏见和客观性的实质；（2）抽象过程的本质；（3）创造力的本质；（4）文化适应的本质，以及科学家抵制文化适应的本质；（5）期待、希望、焦虑、期盼等对感知的干扰；（6）科学家的角色或地位的本质；（7）我们文化中的反智主义；（8）信仰、信念、信心、确定性等事物的本质。当然，更基本的是前文提过的问题，特别是科学家的动机和目标（Maslow，1966；Watson，1953）。

2.科学和人类价值观

科学建立在人类价值观的基础之上，而它本身也是一种价值体系（Bronowski，1956）。人类的情感、认知、表达和审美需求是科学的起源，也是科学的目标。任何这种需求的满足都是“价值”。对真理或确定性的追求如此，对安全的追求也不例外。简洁明了、惜字如金、优雅秀美、朴素率真、精致准确、整洁美观，这类审美上的满足不光对工匠、艺术家或哲学家很有价值，对数学家和科学家也是一样。

此外，事实上，作为科学家，我们同样共享着自己文化的基本价值观，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永远都将如此。这类价值观包括诚实、人道主义、尊重他人、社会服务、民主地尊重每个人自己做决定的权利（哪怕决定是错误的）、维持生命和健康、减轻痛苦、尊重他人应得的荣誉、分享自己的荣誉、讲体育道德、“公平”等。

显然，“客观性”和“不偏不倚的观察”是需要重新解释的定义（Maslow，1966）。“排除价值观”最初是指排除神学的以及其他专制教条，因为它们总是怀抱偏见，预先判定事实。在文艺复兴时代，这种排除是非常有必要的，如今也不例外，因为我们仍然需要得到不被污染的事实。虽然在我们国家的今天，有组织的宗教活动对科学只能造成非常微弱的威胁，但我们仍然需要对付强大的政治和经济教条。

3.理解的价值观

要防止人类的价值观干扰我们对自然、社会以及人类自身的感知，唯一的办法就是始终对这些价值观保持清醒的认识，理解它们对感知的影响，并借助这种理解做出必要的修正（所谓干扰，我指的是在我们试图理解现实时，出现了精神决定因素和现实决定因素的混淆）。对价值、需求、愿望、偏见、恐惧、兴趣和神经症的研究，必须成为所有科学研究的基本方面。

这种论点还必须包括以下几种全人类都很普遍的倾向：抽象、分类、发现异同点，以及大体上有选择地注意现实，依据人的兴趣、需要、愿望和恐惧来改变与重新安排事实。以这种方式在各种规则下组织我们的观念（即“使之规范化”），既有可取和有用的一面，又有不可取和有害的一面，因为它既使现实的某些方面异常突出、表现鲜明，又使另一些方面隐匿不见。我们必须清楚，虽然大自然为我们提供了进行分类的线索，有时还有“天然的”分界线，但这些线索在大多数情况下十分微妙而模棱两可。我们时常必须人为创建分类，或把某种分类强加于自然。在此过程中，我们不仅要依据自然的启示，还要结合自己的人性，以及无意识的价值观、偏见和兴趣。如果科学的理想就是将理论中的人为因素减少到最低限度，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深入了解这些人为因素，而非一味否认其影响。

忐忑不安的“纯粹”科学家可以放心，关于价值观的这些令人不安的讨论，其宗旨是要更有效地达到科学的目标，也就是改进我们关于自然的知识，通过研究掌握知识的人来清除现有知识中的杂质（Polanyi，1958；Polanyi，1964）。

4.人类和非人类的规律

人类的心理学规律和非人类的自然规律在某些方面有共通之处，在某些方面又截然不同。人类在自然世界生存这一事实，并不代表人类的所有法则和规律都必须和自然界一样。人类生活在现实世界中，当然不得不向其低头，但并不意味着否认人类拥有不同于自然界的内在规律。愿望、恐惧、梦想、希望，这些规律都与鹅卵石、电线、温度或原子不同。建构哲学结构和搭建桥梁绝不能用同一套方法，研究家庭和研究水晶也不能通用法则。我们关于动机和价值观的讨论，并不打算将非人类的自然界主体化或心理化，但我们当然必须将人性心理化。

非人类的现实独立于人类的愿望和需要存在，既不善良也不邪恶，没有目的、意图、目标或职责（只有生物才有目的），没有意义，也没有情感倾向。即使所有人类都消失了，这个现实仍然存在——这并非绝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无论是为了满足“纯粹”无私的好奇心，还是为了当前人类的直接目的而进行预测和控制，我们都应该去认识现实的本来面目，而不是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肆意调整。康德（Kant）的主张是对的：我们绝不可能完全理解非人类的现实，但可以尽可能地逐步趋近，多多少少理解一些。

5.科学社会学

我们应该更加重视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家社会学的研究。如果说科学家在某种程度上会受到文化变量的影响，那么，科学作为科学家的产品，当然也是如此。科学有多需要其他文化的贡献？为了更好地感知世界，科学家应该在什么程度上跳出自己所属文化的限制？科学家应该在何种程度上将自己视为国际主义者，而非某个国家的公民？科学家的阶级和阶层会在什么程度上影响他们的工作成果？要全面地理解文化对感知自然的“干扰”情况，人类就必须面对这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

6.认识现实的各种方法

科学只是认识自然、社会和心理现实的一种手段。有创造力的艺术家、哲学家、人本主义作家乃至挖水沟的工人也可以成为真理的发现者，也该像科学家那样受到鼓励。[1]这些人不应该被看作彼此相斥甚至不可并存的，科学家也可以同时是诗人、哲学家甚至梦想家，几乎可以肯定，这样的人比那些狭隘的同行更进了一步。

如果这种心理多元论致使我们将科学视为多种才能、动机、兴趣的集合，科学家和非科学家之间的界限也就变得模糊了。忙于批判、分析科学概念的科学哲学家与纯理论科学家之间的区别，肯定要小于后者与纯技术科学家的差异。提出人性系统理论的剧作家或诗人当然更接近心理学家，比后者与工程师的关系更近。科学史学家既可以是历史学家，也可以是科学家。仔细探索个案的临床心理学家或医生，从小说家那里得到的营养，恐怕比自从事抽象及实验研究的同行处获得的收益更多。

我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绝对地区分科学家与非科学家。人们甚至不能将从事实验性研究作为一个标准，因为有很多工资单上标明为“科学家”的人从来没做过实验，而且这辈子也不会做一个真正的实验。一个在专科学校教化学的人，虽然在化学方面没有任何新发现，但他经常阅读化学杂志、重复别人的实验，也认为自己是个化学家。实际上，这个人与科学家的距离，可能比在自家地下室系统地探索世界的12岁学生还远，同样也比不上对可疑的广告宣传进行核实的家庭妇女。

某个研究协会的主席在哪些方面还是科学家？他或许把时间都花在了行政和组织工作上。然而，他也喜欢自称科学家。

如果理想的科学家集创造性的假设者、细心的检查者、哲学体系的构建者、历史学者、工艺学者、组织家、教育—写作—宣传能手、应用者和鉴赏者于一身，那么，很容易就能想到，理想的科学团队或许应该由至少9个专家组成，他们各具能力，可以起到不同作用——根本不需要全能的科学家！

然而，当我们指出科学家和非科学家的二分法过于简单时，也必须重视这样一个普遍性的发现：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专业过窄难成大事，因为这样一来，他就难以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一般意义上全面的健康人往往比残缺者更擅长做好大多数事情，如果一个人过度压抑自己的冲动和情感，只想成为“非常纯粹的”思想家，他往往反而会沦为只能以病态方式思考问题的病人。总而言之，我们可以认为，一个稍具艺术家特质的科学家，可能会比不带任何艺术特质的纯粹科学家做得更好。

如果我们采用个案历史法，就更清楚了。伟大的科学家往往兴趣非常广泛，而非狭隘的技术人员。从亚里士多德到爱因斯坦，从达·芬奇到弗洛伊德，这些伟大的发现者都多才多艺，具有人文、哲学、社会及美学方面的兴趣。

我们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关于科学的心理多元论告诉我们，通向知识和真理的道路有许多条，无论作为个体还是单一个体中的若干侧面，有创造力的艺术家、哲学家、人本主义作家都能成为真理的发现者。

7.心理学和科学家

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期望，一个快乐、无忧无虑、平静而健康的科学家（或艺术家、机械师、行政官员）很可能比不快乐、忧虑、不安定且不健康的科学家（或艺术家、机械师、行政官员）更成功。神经质的人扭曲现实，苛求现实，把概念化强加给现实，他们害怕未知而新奇的东西，过多地被人际需要所决定，太容易受到惊吓，太渴望他人的赞同，从而无法成为优秀的现实报告者。

这一事实至少有三个含义：首先，科学家（或者更恰当地说，一般的真理追寻者）在心理上应该是健康的，才能将工作做到最好。第二，或许可以认为，当一种文化进步了，所有公民的健康也能随之改进，对真理的追求也就进步了。第三，心理治疗可以改善科学家的个人机能，我们应该对此抱有期待。

我们已经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学术自由、终身教职、较高薪水，提供这些更好的社会条件往往能帮助真理的探索者。[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