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现实生活，依然严峻。

北方多事。边寇时常入犯，京城的百姓谣传恐慌。北边、西边以及南边，边警不断。朝廷中，对此做了应对：

弘治十年十月，吏部尚书屠滽，举荐了当时被罢免待罪的王越担当北边大任。[57]

于是王越再次复出，加封太子太保，总制甘、凉边务兼巡抚。弘治十年和十一年间，王越先后数次击退北边的小王子等部族的入侵，一时成为朝野关注的人物。这位一生中两落三起的传奇人物，给年轻的王守仁很深的印象，成为他心目中崇敬的英雄。[58]

年轻时有仗剑任侠之志的王守仁，又热心地把注意力转向了兵书，努力学习军事，想要驰骋疆场。他寻觅兵家、杂学之书，凡兵家秘书，莫不精究。

他学习兵法的方法，是在历史典籍中寻找有关的记载，分条摘录，主要是《左传》《战国策》《史记》等书中的战例等，并编成了《兵志》[59]。

这年，北京政坛上，发生了比较大的事情：太监李广自杀，大将王越去世。当时，王越在边疆，分兵进攻获胜。加封为少保，兼太子太傅。就在此时，当时在朝廷中很有权势的太监李广，得罪自杀。在追究过程中，牵连到王越。王越年纪大了，身在边陲，经不起折腾，同年冬十一月，死于甘州。弘治皇帝比较宽厚，赠封他为太傅，谥襄敏[60]。这位命运多舛的儒将，在世间成为议论的话题。纷纷扬扬，广为人知。

此事对于面临考试的王守仁，自然也有相当的影响。一种仗剑天涯的激情，有时在他的脑海中涌动。这年前后写的《夜归》诗：“夜深归来月正中，满身香带桂花风。流萤数点楼台外，孤雁一声天地空。沽酒唤回茅店梦，狂歌惊起石潭龙。倚栏试看青锋剑，万丈寒光透九重。”[61]

这时，王守仁也对自身进行反思，他读了宋代朱熹的《上宋光宗疏》。其中有曰：“居敬持志，为读书之本；循序致精，为读书之法。”乃感觉到，以前自己阅读探讨虽博，却没有循序以致精，所以无所得。于是，又循其序，希望能够渐渐浃洽。他还没有突破朱子学的藩篱。

尽管如此，此时他的内心中，对于朱子把“物理”“吾心”断然分剖为二的说法，仍感到疑惑。思考了很久，没有结果。他并没有正面去否定朱子之说，而是反思自己是否合乎圣贤之教，感到“圣贤有分”。也就是说，自己理解不了圣人之说，还因此生病，所以自己不是个圣贤的料子。[62]

促成王守仁态度转变的另一个因素，是父亲和家庭境况的变化。

父亲王华不仅为东宫讲读，还在弘治十一年、十四年先后奉命主持顺天府、应天府乡试。录取了不少举人。这样，他在年轻学子中的影响不断扩大，门生日多，成了许多新进士子的师长。[63]一个是全国学子师长的人，他的儿子却在故乡访道敬佛，悠游于山水之间。且不说父亲王华，就是王守仁自身，又是如何感受呢？自己不就是受过两次挫折吗？不是自己也认为此“不足耻”吗？自己内心中，不仍然有着驰骋边疆的热情冲涌吗？

弘治十一年八月二十三日，叔父王衮去世。王守仁在余姚老家，自然要参与丧事。当时他住在老屋，祖母在京，说要等她回来才最后为王衮入葬。所以，王守仁肯定感受到家族中各种关系的微妙变化。[64]

要之，在这一时期，因为两次会试的挫折，王守仁感受到科举之路的坎坷。在期间又经历了政坛的各种变化，悠游于故乡的群山之间，佛教、道家、神仙家的出世；儒家、兵家的面对现实的济世、安民理念；诗赋辞章的功业声名的追求，各种思想因素互相交织。同时，现实家族生活的变化，摆在他的面前。他内心仍存的济世之念、仗剑天涯的激情，时在脑海中涌动。这年前后写的《夜归》诗中云：“倚栏试看青锋剑，万丈寒光透九重。”反映出他思想的波动变化。他在交互变动中，坎坷地探索前行。结果，还是选择了在科举的道路上跋涉。

弘治十一年春以后，考虑到第二年有会试，王守仁准备再次北上。这时的王守仁，对于会试，因经历过两次落榜，已经没有了初始的紧张和神秘感。他比较坦然，带着自信，带着期待，在弘治十一年夏秋之际，前往北京。

走向那前面第一章已谈到过的、弘治十二年的科举考场。

注释

[1]参见《明通鉴》卷三十七，1425页。

[2]吴与弼，黄宗羲以其为明代儒学之始，称“微康斋，焉得有后时之盛哉”。《明儒学案》卷一《崇仁学案》，14页。

[3]《明史·儒林传》：“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学术之分，则自陈献章、王守仁始。”参见《明儒学案》卷五，又见秦家懿《王阳明》24页。

[4]《明通鉴》卷三十六：“礼科给事中张九功奏请厘正祀典，下尚书周洪谟等议，以释迦、文殊、上清、太上老君，不宜修建斋醮，遣官祭告……于是祀典为之一正。”《明通鉴》，1379—1380页。

[5]刘吉，《明史》卷一六八本传：“字佑之，博野人。正统十三年进士。”“吉多智数，善附会，自缘饰，锐于营私，时为言路所攻。”

[6]丘濬，字仲深，琼山人。《明史》卷一八一有传。丘濬历事景泰、天顺、成化、弘治四朝，先后出任翰林院编修、侍讲学士、翰林院学士、国子监祭酒、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等职，弘治七年升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

丘濬好学，史称“三教百家之言，无不涉猎”。参与编修《英宗实录》《宪宗实录》《续通鉴纲目》等书。他自称“仕宦不出国门，六转官阶，皆司文墨，莫试莅政临民之技”（《进大学衍义补表》）。

[7]见《明通鉴》卷三十七，1423页。

[8]李东阳，已见前第一章注6。弘治初，以诗文名。弘治八年入内阁。一些进京赶考的文士、新科进士，多从其唱和，如弘治六年进士李梦阳等。

李梦阳，比王守仁小一岁。《明史》说其为弘治七年进士，此说有误。弘治七年没有科举，李梦阳科举当为弘治六年。王守仁和他在此时或就相识。当时他们同时参加科举考试，李梦阳上榜，而王守仁落第。

[9]《年谱》：“是年为宋儒格物之学。先生始侍龙山公于京师，遍求考亭遗书读之。”明显有误。到弘治五年底，王华在乡中服丧。又考明代乡试，在秋季。所以秋闱之前，王守仁肯定在浙江。中举以后，为了参加明春的会考，必然是在该年的秋冬之际或冬季北上。

[10]《万历野获编》卷七“词林大拜”：“本朝自英宗天顺以后，揆地鲜不出词林者。”甚至有所谓非进士不得入翰林，非翰林难以入内阁之说。又见《明史·选举志二》：“自天顺二年，李贤奏定纂修专选进士。由是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

[11]在弘治八年，王守仁为其岳父写的祭文中，有曰“我滥乡举，寻亦北行，见公旅次”，可知他曾在弘治五年末或六年初前往北京的旅途中，见过诸让。当时，诸让在山东任布政使，治所当在济南。后来，他多次到山东，其原因当和诸让在此任过职有关。

[12]见李东阳《怀麓堂集》卷二十八《会试录序》：“弘治六年春二月，礼部当会试天下士。”尚书耿裕，左侍郎倪岳，右侍郎费訚以考试官，“请上命少卿臣李东阳、少詹事臣陆简辍讲事以同往”。而《国榷》卷四十二：“弘治六年二月庚子，太常寺少卿兼侍讲学士李东阳、少詹事兼侍读学士陆简主礼闱。”

[13]李东阳曾与修《宪宗实录》，弘治四年，《实录》修成。在修撰过程中，和同为撰修的王华当有交往。此外，他是湖南茶陵人，和有过湖南经历的王华、湖南的官员宁良等也有交往的可能。

[14]《年谱》：“退有忌者曰：‘此子取上第，目中无我辈矣。’”反映了当时政坛上一些人的态度。

[15]诸让具体何时为山东布政司左参政，不详。但他是在丁忧后被起用的。他丁忧的时间比王华稍早，应该是在弘治二年底，王守仁从南昌回绍兴以前，则服阙肯定在弘治六年以前。复出，到山东任职，应在弘治五年。

[16]见《祭外舅介庵先生文》：“屯蹇屈辱，玉汝于成。”文中又曰：“拜公之教，夙夜匪宁。从公数月，启我愚盲。”可见当时情况。

[17]陆深《海日先生行状》：“癸丑服满。升右春坊右谕德，充经筵讲官。”

[18]见《明史》卷二八三《陈献章传》：“字公甫，新会人。举正统十二年乡试，再上礼部，不第。……久之，复游太学。”

[19]王守仁具体何时进国子监，无确切资料，但在八年时，已经在“金台”。见《祭外舅介庵先生文》。此金台，指延揽士人之处。宋秦观《谢程公辟启》：“引置金台之馆，俾参珠履之游。”殆指北京国子监。

[20]按照《明史·选举志》，监生住在宿舍（号房）内，每月有生活费，每年发给衣服，过年过节还有赏钱。

据近年有关的考察，明朝北京国子监坐落在今北京东城区安定门内国子监街（原名成贤街）15号，与孔庙和雍和宫相邻。国子监街两侧有槐荫夹道，大街东西两端和国子监大门两侧有牌楼彩绘。

[21]见陆深《海日先生行状》，王华曾向皇帝进言，应如宋儒程颐所言“涵养本原，薰陶德性”，研读宋儒之书。由此可以看到王华所持的儒学倾向。（上古版《全集》，1395页）

[22]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三十六《四书大全三十六卷》：“成祖御制序文，颁行天下，二百余年，尊为取士之制者也。”根据顾炎武《日知录》，该书源于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

[23]王守仁这样读朱子的书，未必仅在冬季。应当说在这一时期，更多地阅读了宋儒的著作。

[24]按：此乃概括朱熹《大学集注》中对“格物”一节解说之意。原文：“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

[25]关于王守仁何时学会骑射？未见详细记载。《年谱》列于弘治十年：“是年先生学兵法。”时当在北京国子监中。先生二十六岁。然考王守仁生平，在少年时代，父亲未中状元时，处于浙东山区，恐骑马射箭的机会不多。到十一岁和十五岁之时，在祖父的呵护下，住在北京，父亲为官，有学习骑射的机会。《年谱》言王守仁十五岁时“出游居庸三关”，可证当时已经会骑马了。

明代国子监的学习，多承袭了自《周礼》以来的儒家教学理念。《周礼·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明代国子监以《四书》《五经》为主（主要是永乐时期制定的《四书大全》《五经大全》），兼及律令、术数，还有书法和射箭。书法等对于王守仁来说是不在话下之事，射箭为他喜爱。而在这多事之秋，他对于射箭，当更用心。

[26]耿裕，字好问，景泰甲戌（五年）进士。为人清廉坦直。事见《明史》卷一八三本传。倪岳，字舜咨，上元人。天顺甲申（八年）进士。为明中期一干练人才。见《明史》卷一八三本传。

[27]束景南认为“西江魏公”是“魏灏，时方为江西布政使”。见所著《辑考编年》29页。

[28]《祭外舅介庵先生文》：“别公半载，政誉日彻。……仓剧闻之，惊仆崩裂。”束景南《辑考编年》27页。

[29]弘治八年二月，诸让去世，王守仁三月得确切消息。见《祭外舅介庵先生文》。

[30]束景南认为韩氏是“韩邦问，字大经，号宜斋，会稽人”。

[31]《祭外舅介庵先生文》，见叶树望《新发现的王阳明佚文六件》。此文束景南《辑考编年》、浙江古籍出版社《王阳明全集（新编本）》俱收录。

[32]《祭外舅介庵先生文》：“我父泣曰：‘尔为公婿，宜先驰奠，我未可遽。’”

[33]见《明通鉴》卷三十八“弘治八年五月”。

[34]见《明史·选举志一》“今在监科贡共止六百余人”，建议：“乞于常贡外令提学行选贡之法……务求学行兼优、年富力强、累试优等者，乃以充贡。”章懋，字德懋，号枫山，兰溪人。成化二年进士。《明史》卷一七九有传。

[35]林瀚，字亨大，闽县（今福州市）人。《明史》卷一六三有传。父林元美为永乐末年进士。明成化二年（1466）进士，授庶吉士。后为编修，成化十一年与修《通鉴纲目》。成化二十二年，进左春坊左谕德。弘治元年，召修《宪宗实录》兼经筵讲官。弘治三年，为国子祭酒。弘治九年，升礼部右侍郎。

[36]程守夫，名文楷，淳安人。《王阳明全集》卷二十五有《程守夫墓碑》，可见其人。《淳安县志》卷十：“程文楷，字守夫。……领弘治五年乡荐。与王守仁、林庭！友善。”此诗见束景南《辑考编年》25页。束景南认为此诗作于“弘治七年”。程守夫等都是王守仁当时的同学。

[37]杜甫诗曰：“衰年正苦病侵凌，首夏何须气郁蒸。大水淼茫炎海接，奇峰硉兀火云升。思沾道暍黄梅雨，敢望宫恩玉井冰。不是尚书期不顾，山阴夜雪兴难乘。”

[38]关于王守仁之所以会落榜，《年谱》说是“为忌者所抑”。是否为忌者所抑制，无确实史料。明代会考，考卷需誊抄、糊名，数人判卷，故意抑制，恐未必。

[39]《年谱》：“及丙辰会试，果为忌者所抑。同舍有以不第为耻者，先生慰之曰：‘世以不得第为耻，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识者服之。”

[40]按：李辅国和当时张皇后“表里为事”（即阁臣与后族相勾连，左右朝政），见《新唐书》卷二百八《李辅国传》，又，参看《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二以降，唐肃宗“上元二年”到唐代宗“宝应元年”。

[41]杨一清《海日先生墓志铭》：弘治丙辰，“皇太子出阁”，选人辅导，“公卿多荐公。自是日侍东宫讲读”。而皇太子周围，当然有一批服侍的太监，刘瑾为其中之一。《鸿猷录》卷十二《刘瑾之变》：“陕西西安人，幼以阉被选入宫。武宗在青宫时，瑾得近幸。”《明史·刘瑾传》：“孝宗时，坐法当死，得免。已，得侍武宗东宫。”可见他在后宫已经多年。武宗在东宫时代，也就是弘治五年以后的某个时期，刘瑾就开始侍奉武宗。其他的人员，还包括张永等。王华作为太子之师，在那些人心目中，自然就有一定的地位。这样的社会关系网络，对后来王守仁的一生，影响颇大。

[42]《太白楼赋》：“岁丙辰之孟冬兮，泛扁舟余南征。”孟冬：冬季初月，一般指农历十月。《礼记·月令》：“孟冬之月，日在尾。”此赋可补《年谱》未载。

[43]敖敖：无拘束自由状。涌海：指在海浪中冲涌。

[44]唐孟棨《本事诗》：“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师，舍于逆旅，贺监知章闻其名，首访之，既奇其资，复请为文。出《蜀道难》以示之。读未竟，称叹者数回，号为‘谪仙’，解金龟换酒，与倾尽醉，期不间日，由是称誉光赫。”

[45]《年谱》：该年，王守仁“归余姚，结诗社龙泉山寺”。在这一时期，他对于诗赋花了相当的功夫。参与诗社的有当时祖父的朋友，也就是那位为王守仁祖父写传记的退休官员魏瀚。魏瀚之父与守仁之祖竹轩公为莫逆之交，结吟社。他又与王华交，并为王华之父竹轩公王伦撰《传》。已见前。魏瀚为景泰五年进士，见《光绪余姚县志》卷二十三。如以其弱冠即中进士，则此时也当在五十岁以上，可知他的年纪比王华还大。

[46]《程守夫墓碑》：“已而又同卒业于北雍，密迩居者四年有余。”当指从弘治五年末到弘治九年在北雍的日子。

王守仁《居越诗》中所载《再登秦望》的诗题：“嘉靖甲申冬二十一日，再登秦望；自弘治戊午（十一年）登后，二十七年矣。”《年谱》曰：“十年丁巳，先生二十六岁。先生寓京师。”

束景南认为，弘治八年到十年“阳明于此数年中，每年往返于京师、南都、绍兴、余姚之间”，《辑考编年》，41页。“自弘治五年在京师入北雍后，每年都在岁末归越过年，至次年春间再回到京师”，同上，44页。

[47]见《明通鉴》弘治十年：“上自八年后，视朝渐晏。中官李广，以斋醮烧炼被宠。”李广，见《明史·佞幸传》：“以符箓祷祀蛊帝，因为奸弊，矫旨授传奉官，如成化间故事，四方争纳贿赂。又擅夺畿内民田，专盐利巨万。”后因太后怪罪，畏惧自杀。“帝疑广有异书，使使即其家索之，得赂籍以进，多文武大臣名，馈黄白米各千百石。帝惊曰：‘广食几何，乃受米如许。’左右曰：‘隐语耳，黄者金，白者银也。’帝怒，下法司究治。诸交结广者，走寿宁侯张鹤龄求解，乃寝勿治。”

[48]《年谱》弘治十一年：“是年先生谈养生。先生自念辞章艺能不足以通至道，求师友于天下又不数遇，心持惶惑。……沉郁既久，旧疾复作，益委圣贤有分。偶闻道士谈养生，遂有遗世入山之意。”按：这一年，守仁并非全年都在京师。《年谱》：“弘治十一年戊午，二十七岁，寓京师。”此说有误。

[49]茆檐：犹茅檐。华严：指《华严经》。《辑考编年》157页，乃据《艺苑掇英》73期所载手迹。束景南认为是弘治十六年初秋七月，在杭州净慈寺中所作。

[50]束景南《辑考编年》150页，录自乾隆《绍兴府志》卷三十九，认为此诗作于弘治十六年秋，由钱塘归山阴经萧山时。

[51]以上诸诗，或云作于弘治十六年在杭州净慈寺养病时。但似乎并无确证。

王守仁之所以历访寺院，恐和这一时期他在余姚老家居住不便有关。祖父去世了，一般说来，老家由长子也就是王守仁伯父主持。此时，王华似还没有在故乡建屋。

在没有其他确证的情况下，笔者比较倾向于这些诗歌为王守仁在九年到十一年间在故乡所作。

[52]此诗原载《历代诗人咏兰亭》62页，系该书编者之一邹志方录自天津图书馆所藏清代诗人绍兴沈复灿的嘉庆间稿本《山阴道上集》。浙江古籍出版社《王阳明全集（新编本）》1700页。钱明认为作于弘治十五年，见所著《阳明学的形成与发展》。

[53]《登秦望山用壁间韵》，浙江古籍出版社《王阳明全集（新编本）》原题有“六首”二字。束景南《辑考编年》认为：守仁所次，为陆游之诗韵，诗为古风，本为一首，不当分为六。按：考此诗意，束景南之说是。又，浙江古籍出版社《王阳明全集（新编本）》据《再登秦望》的诗题：“嘉靖甲申冬二十一日，再登秦望；自弘治戊午（十一年）登后，二十七年矣。将下适董萝石与二三子来，复坐久之，暮归，同宿云门僧舍。”定此诗作于“弘治十一年”，其说是。

[54]秦望：山名。《读史方舆纪要·南直方舆纪要·卷二十五·南直七》：“本名峨耳山，秦始皇常登此四望，因名。”

[55]祖龙：指秦始皇。见《史记·秦始皇本纪》。南朝宋裴骃《集解》引苏林曰：“祖，始也；龙，人君象。谓始皇也。”仙舟：指传说中的徐福乘舟泛海求仙药事。《史记·秦始皇本纪》：“齐人徐（福）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

[56]苏君：殆指苏轼。观海篇：不详，或指苏轼到登州后所作《海市诗》。又，苏轼《虔州八境图八首》中的第七首以及《行琼儋间肩舆坐睡梦中得句云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觉而遇清风急雨戏作此数句》中都有观海内容，未敢妄断。

[57]屠滽：见前第一章注。关于屠滽，或认为他是通过内官李广得职。但是，也有不同看法。见《明史》本传。屠滽和王守仁是有交往的。

[58]关于王越击败小王子事，见《明通鉴》卷三十八“弘治十一年秋七月”。

[59]此书未刊，有抄本现存于上海图书馆。《年谱》弘治十年：“是年先生学兵法。当时边报甚急，朝廷推举将才，莫不遑遽。先生念武举之设，仅得骑射搏击之士，而不能收韬略统驭之才。于是留情武事，凡兵家秘书，莫不精究。每遇宾宴，尝聚果核列阵势为戏。”何乔远《名山藏》：“再上京师，值边警，讲求兵法阵势以劬学。”

[60]李广罪、死，在弘治十一年十月。王越死在弘治十一年。见《明孝宗实录》。又《明史》卷一七一《王越传》，《明通鉴》卷三八，李广自杀在是年十月，王越死于同年冬十二月。

[61]石潭龙：隐在石潭中的龙。唐白居易《黑潭龙乐府》：“黑潭水深黑如墨，传有神龙人不识。”青锋剑：锋利之剑。诗见束景南《辑考编年》159页，所据为阮元手书的王阳明诗。出处不详。束景南认为是弘治十六年秋在钱塘西湖时作。然考其诗意，有尚未出仕的感慨，当为未“发达”时所撰，而不是出道以后不能展现自己抱负的怨愤，姑列于中进士之前。

[62]《年谱》：“寓京师。是年先生谈养生。先生自念辞章艺能不足以通至道，求师友于天下又不数遇，心持惶惑。一日读晦翁上宋光宗疏，有曰：‘居敬持志，为读书之本，循序致精，为读书之法。’乃悔前日探讨虽博，而未尝循序以致精，宜无所得；又循其序，思得渐渍洽浃，然物理吾心终若判而为二也。沉郁既久，旧疾复作，益委圣贤有分。偶闻道士谈养生，遂有遗世入山之意。”

又，《年谱》说，这年“寓京师”，不确切。前面所引数种诗歌，可证至少春天，王守仁还在越中故乡。

[63]见杨一清《海日先生墓志铭》。

[64]见上古版《全集》卷二十五《易直先生墓志铭》：“王衮……以弘治戊午之八月廿三卒。卒之岁，太夫人岑氏方就养于京，泣曰：‘须吾归，视其柩。’”因为王衮的去世，必然涉及王家老屋的财产等事物的处分，涉及王家整个家族关系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