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古代港口的溯源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也是富含水运资源的航运大国。在中国这片广阔的国土上拥有18 400多千米大陆海岸线，7 600多个大小岛屿，14 000多千米岛屿海岸线，水陆资源十分丰富，为建设港口和发展航运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历史考证表明，中国是世界海洋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古代港口的形成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一般都经历了自然状态、半自然半社会人文状态和社会人文状态三个阶段。在自然状态下，港口只具备了其形成所必需的先决条件——自然港湾或自然航道。这个时期，还没有完整的港口概念，它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用于拴系独木舟的靠船场。在半自然半社会人文状态下，港口开始具备了其形成所必需的另外两项重要条件——航运和贸易活动，只是这种活动最初是偶然的，或少量的，或间断性的。一旦发展成为经常性的、具有一定数量以及在一定时期内有相对固定的几种货物输出或输入，港口也就正式形成，并成为社会人文状态下的港口。

一、先秦时期初露端倪

上古先民逐水而居是人类发展的共同规律。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早期先民的水运活动，是从小河小湖开始，之后才走向大江大河和海洋的。告别最简单的葫芦和苇束之类的原始渡水工具后，有了独木舟和竹木排筏，必然要为舟筏选择寄泊的地点。那些出行方便、系舟安全的天然河湾和海湾便成了寄泊处，并渐渐发展成为原始港点。

1973年和1978年，在今浙江省余姚市的河姆渡新石器时期遗址考古发掘中发现的残桨（见图1-2），经碳14测定，距今已有7 000多年历史。2001年，在距河姆渡遗址约100千米的跨湖桥遗址考古发掘中，又出土了约8 000年前的独木舟（见图1-3）。这有力地证明了上古时期中华民族先民已在靠海的河流和湖沼从事水运活动，并有了原始寄泊点。河姆渡和跨湖桥两个文化遗址是中国迄今已发现的最古老舟楫和原始港点。

渡河越海和捕捞水产是我国开发水运的最早起源，由此催生了许多古代津渡和渔港。古代战争也造就了一批军港和水寨。随着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为满足人们旅行和物资交换，古代商港逐渐形成，它的起源有的依靠津渡渔港军港，有的专门选择适宜岸段新建码头，慢慢成为古代重要的交通和商贸集散地。

中国有文字记载的港口始于3 000多年前青铜器时代的商王朝。商代殷时期（约前1300—前1046），从殷商都城殷墟（位于漳河支流，今河南安阳市）出土的甲骨文，刻有“王率其舟于河”“王率其舟于滳”。河指黄河，滳指滳水（今漳河），可以判断殷墟一带所在的黄河、滳水和洹水（今安阳河）有早期的港口。殷末，都城迁至朝歌（位于卫河支流淇水河，今河南淇县），结合《诗经》中“淇水滺滺，桧楫松舟”“送子涉淇，至于顿丘”等诗句推断，朝歌和顿丘（卫河及黄河北汊畔，今河南浚县，一说在黄河南汊畔，今河南清丰县）两地均已形成港口，使航行于上述河流的舟筏得以靠泊。

商代中后期，长江流域也有了早期港口。考古发现，在滠水入长江的滠口镇盘龙城（湖北武汉市黄陂区所辖）有商代宫殿遗址、墓葬和石器。按照盘龙城东滨滠水，南临长江的地理位置，说明当时已利用水运，并建立了早期港口。

商末，黄河著名的渡口孟津已可进行大规模吞吐。《史记》中记载，位于今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的新兴小国周武王为征商殷，先后两次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在孟津渡黄河。

周代（前1046—前256）分为西周和东周。西周时，都城建在镐城（今陕西西安附近沣水东岸），并形成了早期港口。诸侯封国中的莱子（今山东龙口市）和营丘（今山东临淄市，当时在济水边），黄河上的北虢（今河南三门峡市）、庸（今河南新乡市以南）和邶（今河南汤阴县以南），长江上的蜀（今四川成都）、巴（今重庆）、夔（今湖北秭归县）、丹阳（楚国都城，今秭归县附近）和鄂（今湖北鄂州市）等港埠，都是早期的港口。

公元前770年，西周灭亡。东周伊始，周平王向东迁都洛水（今洛河）之滨的洛邑（今河南省洛阳市），原因除周平王为避戎狄侵害外，还有利用洛阳水运条件之意，因此造就了洛阳港。东周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争相开挖人工运河，疏通天然河流，以求水运捷径。公元前613年，位居长江中下游间的楚国，由孙叔敖主持开凿江汉运河，在流入长江的沮水与流入汉江的杨水之间挖渠，使汉江各地与楚国郢都（今湖北荆州市）的人员和物资往来，由原先需经长江汉口长途迂回，变为可从汉江中段直达郢都。江汉运河是中国第一条东西向运河，挖成江汉运河后，就形成了汉江泽口港（今湖北潜江县附近）和长江渚宫港（今湖北荆州市辖区内）等港口。

周敬王十四年（公元前506年），由吴国伍子胥主持开凿中国第一条南北向运河胥溪（又称胥河），胥溪南起吴都（今江苏苏州市），北至鸠兹（今安徽芜湖港附近），联通太湖、石臼湖和水阳江，并能够沟通长江。开凿胥溪既有利于提高航行的安全性和经济性，也促成了宜兴、高淳和芜湖等港口的形成，使吴都的港口有了进一步发展。吴国于公元前486年还在长江北界开挖邗沟，南起邗城（今江苏扬州市区北面蜀岗下），北通射阳湖等地，西北至末口（今江苏淮安市北），引长江水以沟通长江与淮河；开挖百尺渎以沟通具区泽（今太湖）与古浙江（今钱塘江）。魏国在公元前361年开挖鸿沟，北起今河南荥阳市，引黄河水沟通黄河以南和淮河以北的济、汝、睢、濮、汴、颍、涡、荷、泗等水，不仅沟通了黄、淮两大河，而且大大改善了中原地区水运状况，并促成大梁（今河南开封市）、荥阳、睢阳（今河南商丘市）、彭城（今江苏徐州市）、新都、雍丘、下蔡、定陶和濮阳等港口形成。

吴国的吴港（今江苏苏州市内河港）、越国的会稽外港固陵港（今钱塘江附近）、齐国琅琊港（今山东黄岛区）和转附港（今山东烟台市）都是当时很有名的港口。句章港（今浙江宁波港前身）也在甬江主源姚江边的城山渡形成，句章古港木结构码头遗迹如图1-4所示。

公元前472年，越王勾践建越城（今江苏南京市），在长江下游形成越城港（今南京秦淮河口附近）。战国时期（前475—前221），史书上出现了岭南沿海商港（实际可能更早）番禺港（今广州港区）。另外，长江中下游的夏口（今湖北武汉）、广陵（今江苏扬州）、湘水的长沙和淮河的寿春（今安徽寿县）等新港也载入了史书。战国中期，楚威王灭越国后，在越城一带新建金陵邑（今江苏南京市清凉山附近），越城港扩展为金陵港。

二、秦汉时期初具规模

秦代自秦王嬴政统一六国后改称始皇帝至秦二世胡亥降刘邦仅有15年（前221—前206）。秦代黄河已改道由今河北沧州市以东独流入海，战国时从河南滑县向北经过天津以南及献县入海的黄河北汊完全消失，因而黄河北汊的港口随之消失。济水上的主要港口为历城（今山东济南市）。淮河除有前代港口外，又增加了钟离、盱台和淮阴等港。长江上的江乘港（今江苏句容市北龙潭附近）因秦始皇在此渡江，也成为小有名气的港口。

秦代开通灵渠（今称兴安运河或湘桂运河），实现湘江与桂江沟通，使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联通，创造了人类古代社会越岭开凿运河的奇迹，同时造就了兴安（今广西兴安县）等港口的出现。此外，通过鸿沟、荷水、济水、河水和渭水，将函谷关以东各地的粮食等物资运抵都城咸阳（今陕西咸阳市），从而渭水的咸阳港和黄河的陕县港等一批新港口陆续出现，并成为中原地区最早的“停米易舟”中转港口。

秦始皇统一六国和征服南越（今广东、广西）后，秦代疆域的海岸线北起秦长城（今鸭绿江口附近），南至南海北部湾。除承袭战国时期留下的沿海港口外，新出现的港口有朐县（今江苏连云港市附近）、丹徒（今江苏镇江市，当时近长江口）、钱塘（今浙江杭州市，当时近钱塘江口）、县（今浙江宁波市）、东瓯（今浙江温州市，瓯江口内）和东冶（今福建福州市，闽江口内）。秦始皇在东巡海疆过程中还重点扶持了琅琊港，曾迁入两万户定居以助其繁荣，并两次从该港派出方士徐福率领大规模船队出海，探寻传说中的“蓬莱”等三神山（岛），并在长江南岸丹徒开凿曲阿运河沟通长江。

汉代（前206—220，分为西汉、新朝、东汉）疆域比秦代进一步扩大，社会生产能力和规模有较大提高，促进各地港口得到较大发展。由于咸阳港毁于战火，西汉建都长安（今陕西西安市附近）后新建长安港，汉武帝时开凿300里（1里=500米）长安关中漕渠，引黄河支流渭河之水至潼关。前代老港江陵（今湖北荆州市）作为长江上的大港继续繁荣，还衍生出新港“津乡”（今荆州港沙市港区），武昌（今湖北鄂州市，非今武汉之武昌）等港也得到发展。彭蠡泽（今鄱阳湖前身，当时与长江尚未分离）畔的寻阳港（今九江市附近，后改为浔阳），汉武帝巡视长江曾从该港登船。成都港（位于岷江），对于促成成都发展成为仅次于都城长安的城市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长江主要支流汉江上游淯水（今白河）的宛港（今河南南阳市），《史记》赞为“西通武关、郧关，东南受汉、江、淮，亦都会也”（汉指汉江，江指长江，淮指淮河），已成为当时重要的港口城市。

北方和东南地区的著名商港还有邯郸（今河北滏阳河畔）、临淄（今山东淄水畔）、吴（今江苏苏州太湖之滨）和合肥（今安徽淝水畔）等，在辽宁还出现了沓津（今辽宁大连市旅顺）港口。

岭南地区的港口也得到了较快发展，位于离水（今桂江）和郁水（今西江）汇合处的苍梧郡广信港（今广西梧州港）成为当时珠江内河第一大港。南海郡番禺港成为当时岭南沿海第一大港，但尚未成为对外贸易始发港。

汉武帝时，朝廷大力开辟海上交通，发展起了北起西安平（今辽宁丹东市），南至日南郡（郡治在今越南西贡）的南北沿海分段航线，形成东方“海上丝绸之路”，利用山东的港口与朝鲜半岛南部的马韩、辰韩、牟韩（均在今韩国）和日本列岛各部落国等通航。之后，朝廷开办西方“海上丝绸之路”，从日南郡边塞（今越南岘港）、合浦郡合浦港（今广西合浦县）和徐闻港（西汉徐闻县很大，几乎遍及广东雷州半岛，一般认定县治在今雷州湾内雷州市，故徐闻港既有今雷州湾港区，又有雷州半岛南端，今徐闻县港区）出发，分段航行，最远抵达已不程国（今斯里兰卡）。

西汉时，长江中下游兴起了柴桑港（今九江港前身，当时长江与彭蠡泽即今天的鄱阳湖未分开）。淮河上的九江郡港也是重要港口（今安徽寿县，与今江西九江市同名不同地）。

东汉都城迁至洛阳，洛阳之滨的洛阳港地位继东周之后再度上升。汉光武（25—57年在位）时还开挖了平行于洛河的人工渠，改善港口通航条件。东汉初年还大建汴渠人工运河，代替先秦时鸿沟即西汉时改名的浪汤渠，成为沟通黄河、淮河间的南北运河干道，发展了大梁（今河南开封市）和彭城（今江苏徐州市）的港口。

东汉末年在华北也修建了多条运河。建安九年（公元204年），开白沟运河；建安十一年开平虏渠（在天津市以南，相当于今南运河位置）；同年又开泉州渠，北通鲍丘水（在今天津宝坻区西北），并使海河水系面貌得到改变。从泉州渠与鲍丘水交汇处又向东开运河名“新河”连至濡水（今称滦河），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使海河与滦河联通。平、泉、新三条运河大体平行于渤海海岸，意在避开海运风险，由此又诞生一些新港口。

东汉末年形成三大割据势力，后为魏、蜀、吴三国。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孙权在丹徒（今江苏镇江市）京岘山修筑京城（即铁瓮城），长江边上开始形成京口港（即早期的镇江港）。赤壁大战前，诸葛亮曾于该年到京城共商大计，《三国志》载“即遣周瑜、程普、鲁肃等水军三万，随亮诣先主”。这支水军到达樊口（今湖北鄂州市），与在夏口（位于古汉江口，今武汉市汉阳区）的刘备联合，取得赤壁大战胜利，孙、刘各得荆州部分地区（指郡治在荆州的大荆州）。

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刘备亲至京城见孙权求借荆州。建安十六年，诸葛亮与关羽镇荆州。同年孙权自吴县（江苏苏州市）移治秣陵（今南京市以南秦淮河边）。建安十七年，孙权命人在长江边筑石头城，此处成为最大码头所在，秣陵改名建业。公元222年，孙权在武昌（今湖北鄂州市）称吴王，公元229年，改称大帝即皇帝，并迁都建业，并在建业设立扬州州治。由此，长江下游新兴了京口、武昌（樊口）、扬州（建业）三港，发展了中游原有的荆州和夏口两港。吴国为沟通扬州港与腹地太湖和会稽直接交通，还在句容至丹阳之间开辟了破岗渎运河，从此免于绕道京口港。

由于国家分裂各自为政，当时南北方同时出现两对荆州港和扬州港的奇特现象。魏国设州治为荆州（位于今河南新野县）的荆州行政区，辖区内汉江支流淯水出现荆州港，其规模远不及吴国长江边的荆州港。魏国也设州治为扬州（今安徽寿县）的扬州行政区，州治所在地的扬州港虽与长江边的扬州港同名，实为先秦时的寿春港，位于淮河支流淝水，为当时淮河支流淝水最著名的港口。

三国时，海港已有大规模海运，并走向海外。魏国利用山东、辽东港口与日本港口通航。吴国于公元230年，派出1万人的大舰队出海探寻海中夷州和亶州两大岛，其中夷州即今台湾岛，这是正史上最早记载大陆港口与台湾港口的通航。公元233年，派出1万人北航辽东，公元242年，派出3万人南航珠崖和儋耳（今海南岛）。公元226年，派出船队出使海南（今东南亚一带）百余国，公元243年，扶南国（今柬埔寨）遣使回访。公元226年，大秦国（指东罗马）商人秦论赴吴国交州的交趾郡治龙编港（位于今越南河内市东北通海河流内），并转赴武昌（今湖北鄂州市）见孙权，这成为欧洲与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早期记录。

三、隋唐时期港口兴盛

隋代（581—618）开国建都于大兴城（汉代长安旧城东南，今陕西西安市境内），隋文帝四年（公元584年）沿着已失修的汉代长安关中漕渠故道开挖运河，欲打通黄河三门峡以东水运通道。因三门峡段的工程不成功，故隋炀帝登基后（公元604年）迁都洛阳（今河南洛阳市），以充分利用三门峡以下黄河的水运条件。大业元年（公元605年），隋炀帝征发百余万民工投入开通南北大运河第一期工程，开挖通济渠和重修山阳渎，先贯通洛阳至长江北岸扬子津（今江苏仪征市东南），其中对至江都（今江苏扬州市）的邗沟故道进行疏浚。大业四年开通黄河以北至涿郡（郡治蓟城，今北京市西南）的永济渠。又于大业六年（公元610年）扩修自京口至余杭（今浙江杭州市）的江南运河。至此，名垂史册的南北大运河建成，中国南北水路交通得到明显改善，并在运河沿岸形成了一大批港口，对经济发展、文化交流、民族融合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大运河北方终点港蓟城港（今北京市）在隋唐两代均发挥过重要作用。大业七年（公元611年）“发江淮以南民夫及船只运黎阳及洛口诸仓米至涿郡，舳舻相次千余里”。次年运兵113万人至蓟城，也多由水运抵达蓟城港，这成为该港第一次大规模人货吞吐量的记录。唐太宗年间（626—649），蓟城港亦曾有类似的大规模军运。隋代大运河中心港是隋首都所在地洛阳港，由于大运河全线开通后不久隋朝灭亡，大运河各港口的作用在隋代并未得到充分发挥。

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扬州移治至江北的广陵（今江苏扬州市）。从此以后，扬州港的称谓专指今天长江北岸的扬州港，长江南岸的扬州港不再称扬州港，而改称丹阳港或江宁港。之后北岸的扬州港逐步发展成为隋唐时期长江第一大港。

隋亡唐兴。唐代（618—907）繁荣时期，国力强盛，全方位对外开放，海河港口逐渐繁荣。一些邻国刻意仿唐政治和文化，连连派遣外交使团、留学生和学问僧来唐，民间商船往来也很密切。这些商船早期来往于山东登州（今山东蓬莱市一带）的蓬莱和文登，河南道（“道”为唐代时期的一级行政区划）的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市）等港口。自显庆四年（公元659年）日本“遣唐使”首次到县港（公元738年于县设明州后，改称明州港，港址在今宁波市甬江内）后，由于往来该港与日本间海流顺畅，而且有浙东运河连接大运河，便于使团北航而西往长安，从此县港就成为中国历代对日往来的主要港口。

由于唐代苏北海岸线在今泰兴以东一线，长江北岸扬州港接近长江口，成为海、江、河中转枢纽港。唐代鉴真第六次东渡日本船队就是从扬州港启航。西亚和北非商人除经由广州港转道北上到扬州港外，也有将商船驶进长江口直达扬州港的。著名诗人杜甫在《解闷》诗中以“商胡离别下扬州，忆上西陵故驿楼。为问淮南米贵贱，老夫乘兴欲东游”，描述了曾在旅行中遇“商胡”（即在中国的阿拉伯商人）的前后情景。1960年，中国考古界还考证了扬州市施桥的出土木桩，就是唐代扬州港长江港区桩式码头的残存。随着长江口逐渐东移，北岸延伸至今江苏南通市一带，扬州港在唐末时开始衰落，苏州的外港青龙港（今上海市青浦区吴淞口）逐渐兴起，成为长江口内最靠海的港口。

唐天宝（742—756）时期，东西方交通重心转移到“海上丝绸之路”，岭南广州港成为中国对东南亚、西亚和印度洋各国交往的第一大港。鉴真一行曾目睹并记录了港中停泊有南海舶、昆仑舶、婆罗门舶、狮子国舶、大食舶、波斯舶、西南夷舶、西域舶、番舶和蛮舶等各国船舶。也就是说，当时广州港已泊有来自今东南亚、南亚、阿拉伯和东非等各国的商船。韩愈《送郑尚书赴南海》称广州港“货通师子国，乐奏武王台”，题中的“南海”指“南海郡”，句中的“师子国”（狮子国）为今斯里兰卡，“武王台”指广州越王台。福州港（唐代开国后的前93年间称泉州）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唐人马戴《送李侍御福建从事》诗云“宾府通兰棹，蛮僧接石梯”，“宾府”指福建郡治所在地晋安（今福州港所在地），“兰棹”指远洋船“木兰舟”，“蛮僧”指外国传教者，“石梯”指石砌台阶码头，说明福州港在唐代已建石阶码头。

唐在广州设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对外国商船和外商贸易进行专职管理的市舶使，大和八年（公元834年）唐文宗下旨，要各对外开放港口所在地的最高长官关怀外商，曰“岭南蕃舶，本以慕化而来，固在接以仁惠，使其感悦”。“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除舶脚、收市和进奉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遗憾的是唐末战乱破坏了广州港，外商离散，港口转衰。

唐代海港的国内南北海运也很繁忙，如江南港口发运物资抵达北方的军粮城港（今天津市东丽区内，是今天津海港的开端），然后转往渔阳（今天津市蓟州区）。杜甫《后出塞》“渔阳豪侠地，击鼓吹笙竽。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越罗与楚练，照耀舆台躯”，生动描绘了从长江三角洲水运米粮和布匹到渤海湾支持北方长城国防的情景。唐代港口的人工导航设施比隋代也有了明显进步，不少港口利用高塔燃灯做导航灯塔，如温州江心屿的咸通塔等。

唐代奉节港发展成为长江三峡内的名港。著名诗人李白在《早发白帝城》（白帝城位于奉节港岸上）中写下了千古绝句“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形象地描述了长江航运的便捷。长江中游新兴起了江夏港（今武汉市武昌）和汉口港（今武汉市汉阳，非今武汉市汉口）。江夏港码头位于黄鹤楼前，客货运都很发达，李白在码头送孟浩然赴扬州港，留下了“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的名句。长江下游江州（今江西九江市）则兴起了浔阳港（东汉时，浔阳在长江北岸，唐代在南岸江州），曾任江州司马的白居易在《琵琶行》诗中有“浔阳江头夜送客”的描绘，“江头”就是指码头。诗中的“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说明浔阳港联系着浮梁（今江西景德镇市）等茶、瓷产区经济腹地。唐代扬州和益州（今成都市）依托长江和岷江港口，在全国的经济地位很突出，有“扬一益二”之誉。与扬州隔江相望的润州港（今江苏镇江老港），自隋代大运河联通江南运河后地位已高，到唐代时更加上升。

唐代在黄河三门峡以北沿岸上，开凿出一条平行于黄河的运渠，一定程度解决了关东与关中之间的水运问题，唐诗“秦地有吴洲，千樯渭曲头”描述了陕西渭河码头有许多从苏南一带来的船。天宝三年（公元744年）在水运终点长安粮库旁开挖一座人工港池广运潭，据《新唐书》记载，当年该港运来关东粮有400多万石。隋代开通的南北大运河在唐代得到充分利用，沿线的蓟城、浚仪（今河南开封市）、汲郡（今河南新乡市卫辉县级市）、梁郡（今河南商丘市）、宿县、夏丘（今安徽泗县）、山阳（今江苏淮安市）、江都、延陵（江苏镇江市）、无锡、吴郡（治今江苏苏州市）、嘉兴和余杭等地均向商港发展，对水运交通乃至全国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唐人皮日休盛赞的“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在唐之民不胜其利也。南运江都之转输，其为利也博哉”。

唐代内河夜航船较前代更为普及。著名诗人皮日休有“明朝有物充君信，携酒三樽寄夜航”之句，张九龄《耒阳溪夜行》诗有“乘夕棹归舟，缘源路转幽。月明看岭树，风静听溪流”的描绘，均是对当时乘夜航船真实情景的艺术记述。

今珠江水系港口在唐代也获得前所未有的新发展。西江除梧州外，又有邕州（今广西南宁市）、横州（今广西横州市）、贵州（今广西贵港市）、藤州（今广西藤县）和端州（今广东肇庆市）等港成为重要港口。支流溱水（今北江）有韶州（今广东韶关市）港，循水（今东江）有循州（今广东惠州市）港。唐长寿元年（692年）在柳州开挖桂柳运河，沟通桂、柳两江后，在柳宗元治理下，柳州港成为湘、桂、黔三省水运枢纽港。漓江的桂州（今广西桂林市）港也得到发展。粤北的韩江经韩愈治理后，使潮州（今广东潮州市）港口比隋代更有起色。

唐代淮河水运畅通，可直接通海。淮河下游的楚州（州治山阳，今江苏淮安市）港近海，起着海港作用，有外国商船进出港，如日本遣唐使曾在楚州港租新罗国的船回日本等。

四、宋元时期古港雄风

宋代（960—1279）除了发展农业和手工业外，特别重视从海外贸易中获得财源，推动了港口尤其是对外港口的发展。北宋最先在广南东路（“路”为宋代时期的一级行政区划，相当于唐的“道”）广州港设立市舶司，支持该港继唐代盛世后又恢复成为全国外贸第一港。宋神宗（1068—1085年在位）年间，时任广州知州的程师孟曾作诗咏广州港为“千门日照珍珠市，万户烟生碧玉城。山海是为中国藏，梯航尤见外夷情”，其中“外夷”即指外国人。大运河南端杭州港的海港功能增强，北宋于是将两浙路市舶司设立在杭州，由于钱塘江口怒潮，自然条件不如甬江口的明州港安全，故明州港的发展加快。当代考古表明，宋代明州港已在今宁波三江口用巨石砌建直壁码头，宋淳化三年（公元992年）两浙路市舶司移至明州，两浙路内秀州华亭县（今上海市松江附近）的青龙港，因有外国商船进出，还分设了市舶务。长江近口段的黄田港（今江苏江阴市境内）也有外国商船往来，宋代王安石曾作诗“黄田港外水如天，万里风墙看贾船。海外珠犀常入市，人间鱼蟹不论钱”，南宋时该港也成为设立市舶务的港口。福建泉州港在北宋初期的外贸运输中始露头角，初期需到明州办理对外贸易手续，元祐二年（1087年）设立了市舶司，可以就地进行外贸管理。熙宁年间（1068—1077），曾任泉州南安县主簿的谢履在《泉南歌》诗中，描绘泉州港为“泉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官至殿中丞相的龙昌期则赞福州港为“百货随潮船入户，万家沽酒户垂帘”。这些港口都与新罗、日本、琉球（今日本冲绳）的朝贡贸易航线有关。南宋疆域虽小，但对海外贸易更为重视。两浙路内增开了温州港，徐照《移家雁池》诗所称“夜来游岳梦，重见日东人”，说的就是日本船又到港了。泉州港更是后来居上，比北宋时有更大发展。宋代海港的导航灯塔更加普及，最著名的有泉州姑嫂塔（见图1-5）、福州罗星塔和杭州六和塔等，入夜均点灯。

宋代管理沿海对外开放港口较唐代更加完善和成熟。唐代只在广州一处任命“广州市舶使”职位进行管理，宋代则在多处设立专职机构“市舶司”和“市舶务”进行专门管理。宋代还于元丰三年（1080年）对广州港施行较长时间的《广州市舶条例》进行修订，后颁行全国，该条例成为各地均要遵守的规章制度。

大运河的港口中，北宋时最繁荣的为都城东京（今河南开封市）汴梁港，宋人张择端的传世名作《清明上河图》，留下了东京市景和港口生动而形象的写照。宋人周邦彦《汴都赋》咏汴梁港和汴河是“舳舻相衔，千里不绝”。1126年金兵攻破城池后，东京城遭到浩劫，从此汴梁港便不复存在，汴河也淤塞成“几与岸平”。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市）的港口在海内外物资运输交易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给临安城带来一时的繁荣。

元代（1279—1368）建都城大都（今北京市西北），对南北大运河进行由折取直的改道工程，使京杭之间运河里程缩短了1 000多千米，把隋代以洛阳为中心改为以大都为中心，将大都港作为北方起点港。大都港在今北京市什刹海至积水潭一带，现存古迹的水域就是当年“舳舻蔽水”泊船港区的一部分。运来大都的南粮，海运与河运并举，每年在300万～400万石，最多达500万石。大都港先后设有22处粮仓，除冰雪期，年通航240天。元代还提升了直沽港（今天津海河三岔口）作为大都的门户港，元人张翥《代祀天妃庙次直沽作》诗中有“晓日三岔口，连樯集万艘”“一日粮船到直沽，吴罂越布满街衢”，所谓吴罂越布即指江浙两省所产的瓷器和纺织品。元朝为了提高兵民远运皇粮的积极性，允许粮船夹带一些南方商品，使直沽港成为南北物资交流的市场。鉴于进出直沽港所经过的大沽口海拔低，缺乏天然高突标识，元代除设航标船外，还组织人工堆土为山，在山上竖立醒目幡杆，夜间悬灯，为进出直沽港的船舶导航。

元军在征服华东后，在长江口段扶持起新海港“娄江港”（又称刘家港，今江苏太仓港），从1282年起，该港成为南粮北运至大都的海运集中发运港。开始时为年4.6万石，鼎盛时高达年337万石。元人马麟《娄江馈饷》诗中有“三月开洋春正好，南风十日到神京”之句，神京即指元大都。

娄江港担当皇粮海运港的地位一直保持到元末南方爆发农民起义。元代对外开放港口均在长江以南的沿海地区，主要有广州、泉州、温州、庆元（明州改名，今浙江宁波市）、澉浦和上海等港。元人张翥《送黄中玉之庆元市舶》诗中“是邦控岛夷，走集聚商舸。珠香杂犀象，税入何其多”，描述了当时庆元港对外贸易的盛况。泉州港在元朝时期获得很大发展，与广州港同为当时全国两大外贸港，西方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从该港返回意大利后，在《马可·波罗游记》中赞誉“Zaitun”（指泉州港，近几十年多见译作刺桐港，新考证应是源自英语或法语Satin，指丝绸缎子，“Zaitun”应译为“缎子港”）是世界上最大港口之一。“Zaitun”盛名传誉欧洲。中国港口城市的繁华使欧洲人羡慕不已，促使哥伦布航海来寻找中国，以至于当他到达美洲岛屿，还以为是到了中国，便派出翻译探访中国皇帝驻地，准备呈递国书。

元军自北向南进军取得江、浙、闽后，至元十四年（1277年）在泉州、庆元、澉浦和上海设市舶司，至元三十年（1293年）又在杭州、温州和广州设市舶司。元代期间市舶司虽曾有撤并，但广州、泉州和庆元始终是全国三个重点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