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之战”

宗教必须与世俗事务打交道。一些宗教门派要求信徒离群索居，追求纯粹的精神生活，但他们并非宗教主流。而且他们的生命力依赖于一种更世俗的、与社会更为一致的基督教。这些门派没有迅速萎缩，发展成无关紧要的派别，因为他们顺应了当时的基督教。这就是方济各(5)（1182—1226）能长久地维持他的影响力的原因。圣方济各的托钵修士们摈弃了当时多数教会人员所享受的崇高地位和安逸生活，但他们从不质疑教会的权威。

基督教士兵

基督教从犹太教中一个较小的偏门派系发展成了一个规模宏大的宗教，并在君士坦丁大帝统治时期走向成熟。君士坦丁大帝登基时，罗马帝国已过了鼎盛时期，但仍然是世界上疆土最广、最强大的帝国，罗马依然是这个帝国的中心。

罗马帝国有着深厚的尚武传统，君士坦丁大帝之所以皈依基督教，正是因为他可以借此得到神的许诺——在战争中获胜。据说在米尔维安大桥战役（312）前夜，他曾见到一道金光闪过天际，天空闪现一串神奇的拉丁符号“in hoc signo vinces”，意为“以此为记，汝等必胜”(6)。“去爱你的邻居”说来当然好听，但古代君王在决定是否信奉一位神明时，需要评判这位神明是否具备带来祥瑞之兆的神力，换言之，是否能带来好运或战争的胜利。

君士坦丁大帝把基督教定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将其地位合法化，也使得基督教与世俗权力建立了某种特殊的关系。这种关系贯穿了整个中世纪——可以说，在某些国家，这种关系持续至今。

16世纪描绘米尔维安大桥战役的画作。

奥古斯丁发表著名的“正义战争论”。

基督教中，理想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两派的对立，在战争、战争的正义和邪恶等问题上表现得最为充分。理想主义者的疑问是，战争如何能具有正义性？而现实主义者则反驳，战争为何不能具有正义性？“不可杀人”（《出埃及记》20：13），基督也曾要求信徒“以德报怨”。许多基督徒认为，听任邪恶蔓延本身就是一种作恶。

奥古斯丁（354—430）是北非海滨城市希波的主教。5世纪，他首次系统地阐述了战争的正当性（正义战争论），其影响十分深远。他最为著名的作品是《忏悔录》，以对基督理念无情的自我批评而闻名于世。此外，他在其他诸多问题上也做了探索。

据古斯塔夫·多雷作品所创作的版画，一位天使带领十字军进攻耶路撒冷。

奥古斯丁撰写《上帝之城》时，西罗马帝国的首都拉文纳不断遭到异族侵略。他在书中指出，上帝之城同样也在受到围攻。正如人的内心会被一系列自私罪恶的欲望冲击，基督信仰也在不断受到攻击。奥古斯丁意识到，危险来自教会内部的异端分子和鲁莽的改革派，同时他也把异教信仰视为威胁。

奥古斯丁在精神上的深邃和理论上的深奥毋庸置疑，但不可否认，他得出了一个过于简单的结论：基督信仰的正统性必须得到坚定的维护，必要时可动用武力。

为了争取正义的结果，战争有时候不仅合情合理，而且至关重要。“我们追求和平不是为了参与战争”，奥古斯丁写道，“但我们参与战争是为了获得和平”。他认为，“正义战争指的是惩罚罪恶的战争。如果一个国家拒绝弥补其子民所犯的过错，或拒绝归还其掠夺的不义之财，那么这个国家应当受到惩罚”。

如此说来，战争就成为军事将领在人间的武器，是神谕的道义——战争的发动与个人恩怨或个人声望毫无关系。“真正的宗教理念认为”，奥古斯丁写道，“如果发动一场战争不是为了私利或制造不公，而是为了和平，为了惩恶扬善，那么它就是正义的战争”。

因此，对于奥古斯丁来说，应尽量不出于主观目的发动战争，应为原则而非个人恩怨而战。这个标准在道德上也许较为苛刻，不过研究宗教的当代学者约翰·兰根指出，只要满足这个标准，参与战争的人就可以免于承担责任。至于奥古斯丁本人是否意识到，基督教士兵以基督的名义进行杀戮这件事不合理，已经没有探究的必要了。实际上，只有在执行上帝的旨意这一崇高的事业时，基督徒才被鼓励“转过脸让别人打另一侧”。考虑到奥古斯丁以对个人道德要求严苛而著称，他认为每个人的灵魂都罪孽深重，唯有依靠上帝才能得到拯救，这种对于战争的包容尤其令人诧异。

清楚上述理由，就很容易弄明白了，为何中世纪的信徒会将宗教战争看作一种救赎，也可以明白中世纪的年轻人为何会受到鼓舞，应征入伍。毫无疑问，骑士将他们在耶路撒冷的所作所为视作一种朝圣，对于他们而言，进行东征就是一种精神朝圣。

神父召集十字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