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汉武帝的烧钱与赚钱

汉武帝刚即位的时候，最重要的权力，还在太皇太后窦氏手里，好不容易到了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这个老太太终于死了，汉武帝才算去了头顶一座大山。

这个时候，汉武帝觉得自己很有钱，当然他还很想花钱。

烧钱的时代

汉武帝觉得自己有钱一点儿也不奇怪。《史记·平准书》里有一段被反复引用的话：京城积聚的钱币有好多亿，长期不用，穿钱的绳子朽烂了，无法计数。太仓中的粮食陈陈相因，有的露天堆积，以致腐烂不能食用（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这就是汉武帝即位之初的财政储备。与其把这些钱粮储备堆在国库里锈掉烂掉，不如干脆花掉吃掉。

花钱顺理成章。一个年纪轻轻而雄心勃勃的皇帝，要有所作为，是必然的。何况有些事，也没法不做。

比如对匈奴开战。汉初的和亲政策，收效其实不大。匈奴并不因为娶了汉朝的公主，收了汉朝大量礼物，就放弃对汉朝的攻击劫掠。传统史书往往把这件事归结为匈奴的毫无信义，现代掌握更多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学者则指出，匈奴人其实别无选择，因为游牧经济脆弱到不能自给自足的地步，稍有自然灾害，匈奴不打劫汉朝就无以为生。总而言之，对大汉王朝而言，要想北边安宁，除了把匈奴彻底击溃，别无选择。

比如治河救灾。汉武帝刚对匈奴开战不久，就发生了黄河大改道的可怕事件。巨大的决口，汉武帝派名臣汲黯和郑当时率领十万劳工都没有能够堵上。后来汉武帝又亲临水灾现场，让将军以下的臣子、侍从都背着柴薪去填塞决口，还作诗留念。有一个亲历此事的小官因此感慨至深，在他的著作里特别写了一篇关于治河的文章，就是司马迁的《史记·河渠书》。这个决口存在了20多年，它就像一只吞金兽的巨口，为了让它闭嘴，20年来朝廷不知道投入了多少钱。

比如汉武帝时代几乎在向所有的方位开拓。

南方和东南：有南越、闽越和东瓯，这是当年秦始皇曾纳入版图的地方，现在于汉朝而言却是“外诸侯”，也就是附庸国的地位，这当然不能容忍。

西南地区：有夜郎国，那里的国王能问出“汉孰与我大？”的问题来，虽然属于拎不清，但由此可知，其国土面积相当可观；今天的云南昆明一带，战国时代楚国是曾经征服过的，后来就独立建国，据说“肥饶数千里”。所以为了将之纳入版图，即使凿山通道，付出士兵们疲惫、饥饿、患上湿病而死者甚众的代价，也是值得的。东北方向：灭了朝鲜。当时的朝鲜国是汉初的一批叛将溃兵建立的，本来是大汉附庸的地位，现在却不但国王本人不来朝觐天子，还阻止蛮夷投奔汉朝，更诱使汉朝百姓逃亡到朝鲜去，简直是可忍，孰不可忍。而征服朝鲜的开支，和征服西南夷差不多，于是“燕齐之间，靡然发动”，今天的河北、山东一带，像被狂风吹过的草地一样动荡不已。

西面：有彪炳后世的张骞凿空，打通了西域。但不管这条后来被称为“陆上丝绸之路”的道路历史意义有多么重大，当时它的作用基本在于政治、军事，汉朝不可能从那里收到多少税，而要维持对这一带的控制，却需要不断的财政拨款。

总之，帝国的疆域空前广大，远远超过了“千古一帝”秦始皇，付出的代价，则是天下百姓都被折腾得筋疲力尽。

当然汉武帝个人，还有其他烧钱的小爱好。比如他大规模兴建宫殿，后宫里的人数也呈几何级的增长；比如他巡游天下，封禅泰山；再比如他还喜好方术，追求长生不死，在这件事上，他的大手大脚简直比现在的某些老年人买保健品还慷慨。

结果，事实证明，文景之治攒下来的那点儿家底，看起来很多，实际上根本不经花。

站在后世的角度复盘，很容易判断出，正确的做法是集中力量办好治理黄河和北击匈奴两件大事，其他方面的开拓大可以缓一缓，那些个人生活方面的骄奢淫逸尤其不该有。但这都是事后诸葛亮的高见。一方面，专制君王的雄心不是任何力量可以羁绊的；另一方面，大汉天下如此之新，充满青春期骚动的，不仅是皇帝个人，而是整个时代，太多人也把开疆拓土看作是自己的人生机遇。

所以，指望帝国的扩张计划更有理性和步骤并无可能，当务之急，还是想尽一切办法弄钱，填上巨大的财政缺口。

钱从哪里找？

弄钱的空间，似乎也是比较大的。毕竟汉朝建立已经70多年，尤其是经过了“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基本采用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民间的财富积累也非常可观。

《史记》《汉书》都说，除非遇到水旱灾害，老百姓家给人足，普通人也能吃上黄粱和肥肉，民间有大量马匹，普通人出门也都骑马，甚至骑小母马的不许参加聚会，因为这会引起大量公马骚动不安。

当然，最赚钱的还是三个行业：铸钱、冶铁、煮盐。这三个领域，都是老百姓日常生活所必需，当时的条件下，又有相当高的技术门槛，能进入就是暴利。

汉武帝首先想到的打击对象，是诸侯王。几乎从任何角度看，诸侯王都适合成为优先打击对象。首先，诸侯王强大了，对中央朝廷是个威胁，不为钱也要打击他们；其次，诸侯王特别有钱，事实上从三大暴利行业里获益最多的，就是诸侯王；第三，诸侯王人数少，也不得人心，打击了他们，老百姓不但未必有多少同情心，欢呼雀跃也说不定。

汉武帝时代罗织诸侯王罪名的手法，这里不细表了。最引起经济史家关注的手段是：诸侯王朝贺天子的时候，要进献一种苍璧，汉武帝规定苍璧下要用一种特别的白鹿皮做垫子。而这种白鹿皮只有皇帝的上林苑有，汉武帝定价40万钱一张。这实际上就是要求诸侯王除了进献苍璧外（价值数千钱），还要再上缴40万钱。这件事虽然不算汉武帝发明了信用货币，但至少提示了发明信用货币的可能。

至于一般富户，应该说汉武帝开始是并不想下毒手的。汉武帝亲政后的开头十几年，出台的各种经济政策，大体还是想和民众进行利益交换。你给朝廷捐钱捐物资，有罪的朝廷就免你的罪，没罪的朝廷就给你官爵。所以这个时候他对一些夸张的道德楷模，也没有特别的兴趣。

有个河南人，叫卜式，提出要上缴一半家产给朝廷，并称有才能的人应该不畏惧到边境战死，有钱人则应该积极出钱保障后勤。汉武帝开始还想见一见这个人，但丞相说这么做违背人性，汉武帝也就认同了这个说法，没要卜式的钱，很长时间里也并没有给他什么回应。

就是说，这时候的汉武帝，第一是低估了财政压力的严重性，认为开支浩大的年头很快就会过去；第二高估了民间捐款的积极性：不说你们这些小老百姓对皇帝还有没有一点儿忠爱之心，打匈奴还真不是为了我个人，也是为了边境民众过上稳定安全的生活，让你们掏点儿钱怎么就那么难？

但就是这么难。

打仗要花钱，打了胜仗要奖励有功将士，还是要花钱。应该说，汉武帝确实不想亏待那些在前线出生入死的军人。黄河的水灾始终没有解决，饥民70余万，汉武帝也是真心希望民众能够安顿下来。所以经历过明末乱世的王夫之读史至此，忍不住跳出来为他辩护而痛骂司马迁：汉武帝折腾老百姓是很过分，但他救助饥民，也算很到位了。“费以亿计，不可胜数”是事实，但比起那些“视民之死亡而坐拥府库者”不是好得多吗？司马迁的《史记》真是谤书，简直就没有地方不在诽谤。

而这个时候，富商大贾很多借机发国难财。他们囤积居奇，家累万金，随行车辆一百多，大量贫民成为他们的私人奴仆，而“不佐国家之急”。

所以，温和的政策成为往事，汉武帝要动用雷霆手段了。

正如自古以来迫害文人的急先锋也是文人一样，真正能帮助朝廷收拾商人的，也是商人。汉武帝启用了三个重要人物：大盐商东郭咸阳、冶铁巨头孔仅和拥有计算机一般大脑的洛阳商人之子桑弘羊。

桑弘羊主导平准、均输，简单说就是利用国家控制天下道路的物流优势，直接参与经商获取利润。

除了铸钱的权力早已经收归国有，现在要进一步强化外，煮盐、冶铁两个行业，从此也要被国家垄断。

汉武帝首先做出慷慨的姿态：来自盐铁的税收，本是用于皇帝私人开销的，现在，汉武帝把这笔收入转交给国家的财政部门。接下来，汉武帝就要求天下商人和自己一样慷慨：任命盐铁行业的富商为国家的官吏，实际上就是那些盐铁产业还由商人来管理，但产业的性质已经由私有变成国有。这项工作的具体推行，是由东郭咸阳和孔仅两人负责的。身为业内巨头出身的官员，商人要想玩什么花招抗拒朝廷的新政，当然瞒不过他们的眼睛。

但即使如此，来钱还是太慢。这时候，卜式又捐了一笔救灾款，终于引起汉武帝的重视，被汉武帝树立为正面典型。在汉武帝看来，这可能是对天下富户最后一次提醒和警告：应该主动向朝廷捐款，共克时艰。

然而，当时很少人领会到这一点。于是，朝廷筹划已久的杀招，终于放出来了。

算缗、告缗、不告缗

缗是串钱的绳子，一缗就是一千文。

算的意思比较复杂，大概指某种税率下应该缴纳的金额，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数字。汉武帝时代，是一百二十钱。

针对商人的车辆和现金收税，汉朝大概早就有过，但收得不算多，也早已经废止。现在，汉武帝把它发扬光大：第一是收税对象是所有有经商行为的人，不再限于在籍的商人，可以想象，这个政策在执行的过程中，很容易扩大为针对几乎所有的有产者；第二是原来只对现金和车辆征税，新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却大概变成了把各种财产都折算成钱，然后征税。

一般工商业者“缗钱二千而一算”，也就是缴纳6%的财产税。

汉初虽然有许多歧视商人的政策，但对他们的经商行为并不干涉，这时社会贫富差距已经非常惊人。这种情况下，6%的财产税也不能说非常过分。但是，财产税最大的问题就是计税依据难以准确界定，税收征管难度大，税收成本高。可以想象，作为一个理性人，会想方设法地瞒报财产，而各地方政府因为这笔收入是用于国家开支，对自己也没什么好处，征收的热情也不会很高。所以“百姓终莫分财佐县官（朝廷）”，就是大汉的百姓始终爱国心欠奉，不愿意出钱。

所以，汉武帝又出台了一个厉害至极的配套政策，也就是告缗。

“匿不自占，占不悉，戍边一岁，没入缗钱。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不申报财产，或者申报不实的，都发配到边境地区一年，资产没入国库。如果有能检举揭发这种现象的，就把被检举者的财产，分给他一半。

检举者的获益如此之大，那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当然就很高了。史书记录说：中产以上的家庭，几乎都成了被告，朝廷派酷吏审理此类案件，几乎一告一个准，很少有谁能够证明自己无罪。于是，国家从民众那里获得的财富以亿计，还有奴婢成千上万。大一点儿的县，朝廷抄没了数百顷土地，小县也有百余顷，而抄没的住宅也达到了惊人的规模。

于是，商人中产以上的，大多破产。民众不再辛勤工作，有点儿钱就吃点儿好的，换件漂亮衣服，但存钱积累的欲望，是一点儿也没有了。这很好理解，这种情况下存钱都是帮别人存的，自己还受苦受累干吗呢？

当然，汉武帝也不打算便宜那些懒惰而热衷告密的小人，实际上，在告缗已经在社会上形成一种恐怖气氛之后，他紧接着还有一招——“不告缗”，即如果你在朝廷的某项紧急事务上有积极捐款的记录，即使有人告你申报财产不实，朝廷也不予受理。之前，朝廷让人民掏钱换取爵位，人民普遍表示没什么兴致；现在让民众出钱换取“不告缗”的特权，大家一下子就像“双十一”剁手一样，热情高涨。

司马迁写到这里有点儿阴阳怪气地来了一句：“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人民要缴纳的赋税并没有增加，国家开支却一下子有富余了。这里“赋”当然特指田赋，确实是没有增加，但百姓的负担增加了多少，就是另一回事了。至于“天下用饶”倒是现实，困扰朝廷多年的财政危机，终于勉强撑过去了。

计划与执行

武帝时代的扩张，付出的社会成本是巨大的。到了汉宣帝时代，皇帝召集群臣讨论，要给汉武帝追加一个尊贵的庙号。古代帝王，称他为某某帝，称的是谥号；

称为某某祖或宗，称的是庙号。汉朝的庙号审议比较严格：大多数皇帝都有谥号，但只有非常优秀的皇帝，才有资格有庙号。

结果有个叫夏侯胜的儒生站出来说：

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然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积至今未复。亡德泽于民，不宜为立庙乐。

他说因为汉武帝的折腾，天下人口死了一半。现代人口史家研究分析的结论是：这里夏侯胜说的，并不是一个文学性的修辞，汉武帝时代，说死掉一半人也许夸张，但朝廷控制的天下户口，确实减少了一半。

有的历史书，把汉武帝时代的各项政策解释为精心设计的对民间力量的打击，这种意见不太靠谱。汉武帝的用心没这么恶毒，而且正如道德洗白的效果经常就是贬低智商，道德抹黑也像是赞美人家的权谋无双。

实际上如果给汉武帝时代的政策排比先后次序，很容易发现汉武帝的许多大政方针毫无计划性。当时汉朝天下如此之新，太多事都没有经验可循，只能走一步算一步。有些政策后世一眼就能看出其可怕后果，当时却准备不足。结果往往是因为某事出台了某种政策，本来只是临时的，没想到引发的连带问题导致该政策不但必须长期推行，还需要逐层加码。开始还想利益交换，后来变成了赤裸裸的但有节制的盘剥，最后变成了横竖把钱弄上来再说，这个递进的过程异常明显。

其实就是，一个计划性欠奉而执行力超强的体制，必然会产生巨大的破坏力，这和领导者个人的动机或道德水准没有太大干系。

汉武帝时代对于后世中国的影响，当然怎么高估都不过分。他的扩张，对奠定后世的中国版图厥功至伟；他创设的许多制度，后世也一直沿用甚至产生了路径依赖；另外也许还有一点：武帝时代的社会总动员产生的可怕后果，导致对这种动荡的恐惧，几乎写进了中国文化的基因，后世每有好大喜功之君（比如唐玄宗、宋神宗），就会有人借古讽今，把秦皇汉武拉出来作为反面教材骂上一遍。

（作者：刘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