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我们只是在梦中颤抖。
某一天，我梦到自己拎着一把锤子，徒步穿过学校操场，向看台后面的小夹弄走去。那应该是秋天，T市的秋季多雨，操场上日复一日积着水，别的学校都是塑胶跑道，围着一个绿色的球场，工学院的操场依旧是铺着煤渣，黑得发亮，且凹凸不平，小小的水潭遍布其中，站近些能看到倒映着的云。一撮撮被踩得扁平的野草像海星一样贴在地面，暑假里它们疯长，开学了就成为煤渣操场上聊以自嘲的草皮，到了秋天的某个时候它们会自动消失。
我们管它叫中世纪的操场。
空无一人，白天近似于夜晚，远处的房子只是一些明信片搭成的幕墙，雨也只是人工的景观，我走向操场，穿过它，手里的锤子沾着黑色的血迹和一缕长发。
这只是梦。
那座看台近似于废弃，水泥剥落，栏杆生锈，即使天气晴朗的日子也很少有人走上去。看台后面是一条小夹弄，种着些水杉，再往外就是学校围墙了。看台本身大概有五米高，在背面形成一个峭壁，有一个拱形门洞，深度大约一米，门洞尽头是一扇铁门，用生锈的大铁锁锁住，从来没有人知道这扇门里面是什么。
门洞形成天然的遮雨场所，又是视觉死角，钻进去就像是个迷你窑洞。那并不是个有趣的场所，为什么要钻进去，答案在那排水杉树上。就在那里，高高的树枝上挂满透明橡胶的小套子，乍一看以为是琳琅满目的圣诞树，那是全校男生的小蝌蚪，在门洞里做完事，把套子摘下来打个结，抛向夜空，坠落于树枝。水杉带着它们年复一年向天空生长，无数男生的蝌蚪寂寞地死在半空中。
某一年某一天，有个女孩带我来到这里，那时我才刚考进工学院。她打着手电筒，穿着当时最浪漫的黑裙子白球鞋。我穿着高中时代的校服，活像某种史前动物。她用手电筒指着树上的套子，我看得目瞪口呆，女孩说这就是我们学校著名的淫乱场所，每个大学都有这么个淫乱场所，供新生做性启蒙教育。
老师不管吗？我问。
她说我们学校没老师。
那显然是夏末秋初沉闷而躁动的夜晚，那晚上附近工厂的车间里有摇滚演出，几支拼凑而成的末流乐队，有个粗口乐队的长发歌手在台上一个劲地骂脏话，动用了无数关于性交的同义词。很多人在台下喝啤酒，跟着骂。我也在现场，听得头晕脑涨。女孩就是我从场子里认识来的，她长什么样，叫什么名字，说了什么话，我已经记不太清，只记得喝了很多啤酒，可是并没有广告里所说的透心凉的感觉，一部分水分沉积在下半身，一部分酒精在血管里左突右冲，大脑像吱呀呀即将关上的城门。我和她一起走出工厂，随后就来到了这里。
她柔软而温暖，头发像丝一样，她走进门洞里，对我说，来不来。我说怎么来。她说得这样。她背过身去，自己将黑裙子撩起来，发出簌簌的声音。我在她的大腿位置摸到温热的内裤，被她的双腿绷成了一条直线。
很多很多头发，很多很多，当我贴着她的后背以及脖颈时，那些占据了全世界的头发将我埋葬在她身上。她问我感觉怎么样，我说这样很好，我们做爱吧，我爱你。
套子是她带的，我肯定不会随身带一个套子，其实我也很难想象一个女孩随身带着套子。我忘记套子是怎么戴上的，也许是她给我戴上的，但她并没有回过头来。这以后很久我都在想，女孩要是不回头，反背着手是不是能给男的戴上套子。
事情结束之后，她让我把套子打结，扔上去。我照做了。她说，欧洲的新娘在婚礼时都会扔一束鲜花，你这个野合新郎得在事毕之后扔套子，多好玩，扔得越高越好，像一个仪式。
她问我，以前没做过吗？我说没做过，第一次。她很高兴，说，姐姐给你个小红包。
我问她，你叫什么名字。她说，名字不能告诉你，你以后出去乱说可不好，记住我是校花就可以了，是美女，不是恐龙。
我就揣着一张十元面值的人民币独自走回了宿舍。
那以后我再也没有遇到过她。在同样沉闷而躁动的周末，我还是会去工厂里听摇滚乐，一个人靠在墙上喝十块钱一瓶的啤酒，看那些黑暗中起起落落的人头，耳朵里塞满了声音近似失聪。哪一个是她呢？我甚至想不起她的样子，只记得很多很多的头发，而我身上的某一部分就留在了她的头发之中。事实上，我失去了那天晚上的好运，不管我喝得多醉，再也没有带着任何一个女孩去操场后面扔套子。
我非常想念她。
秋天时，工厂被封了，说是要改造成创意园区。摇滚乐演出搬到了学校西边的铁道边，一个废弃仓库里，去那里得走上半个小时。有个女生夜里从现场回来，遇到了敲头杀手，用锤子敲了她的后脑勺，后面散场出来的人看见她横卧在街头，凶手早就跑到不知哪里去了。她也是工学院的校花，比我高两届，长得很美，听说一头长发像黑色的孔雀开屏，铺散在地上，血顺着路面上破碎的缝隙，慢慢流进阴沟里。
长而又长的头发，人们描述着校花。我想到那个在看台后面的女孩。但愿不是，但愿她只是消失在漫长而又清醒的午后，像血管里的酒精一样释放掉，而不是死去。
偶尔我会走到看台后面，在众多树杈之间寻找我的蝌蚪，那个被我抛向夜空的套子和无数个套子在一起。冰冷的天空将所有蝌蚪和所有时间冷藏起来，二十世纪的精子库，属于下个世纪的我在此为之默哀。
时至二〇〇一年，我在工学院读到三年级，计算机专科，还有六个月就可以毕业。这一年万事太平，敲头党消失了，女孩也消失了，所思所想就是在浪潮般的新时代找一份工作。大专生像废纸一样论斤称，不管你什么专业的，送到外资工厂稍微培训一下直接上流水线，有点像二战时期的苏联前线。满世界都是为工作发狂的孩子，GDP的尾巴翘得那么高，如不能攀上那根阳线，则必然跌入万丈深渊。僵尸电影里也是这个套路。
我也在找工作，计算机当然是热门专业，计算机是我们时代唯一的荣光，但我找到的实习工作却是在电脑城里给菜鸟用户装机杀毒，永无休止地干这个，像不像鞋匠？
不想做鞋匠。
于是，在距离毕业还有半年之际，我又回到了学校，一部分同学已经消失了，一部分像一群嗡嗡乱飞的马蜂，我无事可干，是其中唯一发呆的那一个。
大部分时间都泡在网吧里，在聊天室里面向各种各样的人打字，扮演着喝咖啡的孤独男子，或者是刚到T市流落街头的帅气民工，或者是百无聊赖的SOHO族，有时狂妄，有时啰嗦，有时多情，有时又完全相反。总而言之，什么性格都可以沾点边，一个连我自己都不知何去何从的角色。
毫无成就感，即使闭上眼睛做梦也是如此，我蜷缩在全世界最破的黑网吧里，位于学校附近新村一处六楼的民宅，一排几近淘汰的旧电脑，显示器都是十四吋球面的，硬盘发出嘎嘎的呻吟，键盘比鞋底还脏。一抬眼看到的都是些民工、高中生和社会青年。“不要沉溺于虚拟的互联网啊”，想起某个老师的教诲。是的，网瘾很可怕，当你从虚拟世界中抬起头来，打量着现实的世界，如我所描述的黑网吧，唯一的念头就是低下头去——万恶的资本主义快来侵蚀我幼小的心灵吧！
某一天头上的吊扇坨子忽然掉了下来，砸在显示器上。网络那一端，聊天室里的女孩正在问我什么时候可以见面，忽然之间就变成了一堆冒烟的碎片，差点把我的眼睛给崩瞎了。我呆坐在原地，好久才反应过来。女孩像中了符咒的鬼魂一样消失了，砸烂的显示器是空虚到连黑暗都不能概括的现实。
二〇〇一年有过一些奇遇式的经历，得一件件说。事情像散落的珍珠项链，或者说是一个人在路途上拍到的照片，还得是数码相机，以完全不考虑胶片成本的方式对线性风景做出的无意识的散乱的乃至最终冲印出来被遴选并打乱了次序无法恢复其线性状态的纪录。
一次发烧，一次被城管执法队抓进了收容所，两次喝醉了倒在草坪上睡到天亮，一次在学校澡堂洗澡被人偷走了所有的衣裤，包括内裤，六次吃食堂吃出蟑螂，两次散步时被足球飞袭于后脑，十次求职被踢出局，无数次买香烟多找了三块五块的……基本上都是被动语态。这是第一季度的纪录。做爱次数为零。
某一天，巨大的恐怖像吊扇坨子砸下来，奇遇正如显示器，奇遇中的世界一下子灰飞烟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