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王先生开讲老上海（5～6点）

东方欲晓，黎明的第一缕曙光划破天际顿时唤醒了这座沉睡中的城市，上海又迎来了崭新的一天，我睁开双眼微微起身，迎接着“魔都”又一个24小时的到来。

上海清晨

我的名字叫王士显，是一位居住在苏州河畔已经年逾八旬的老人，每天目送着这条上海母亲河的潮起潮落，使我的思绪又不时回到了那个已经被人们逐渐淡忘的年代之中，无数有关老上海的往事又一件一件地在我的脑海中浮现出来，我的“忘年交”小邱作为我的聆听者把其中的许多故事都记述了下来。

我的家族祖籍浙江宁波，19世纪中叶上海开埠后曾祖父为了生计只身来到上海滩闯荡，老城厢见证了他来到上海后最初的那段谋生岁月。老城厢的范围大概也就是原来上海南市区的那片区域，现在的人民路、中华路这个大圈子原来还建有城墙，晚清时的上海道台、上海县太爷等地方官就是在这个大圈子里办公的，因此老城厢也曾一度是19世纪中叶上海最为繁华的一片区域，曾祖父在这里拜师学艺并且开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活。

好景不长，19世纪50年代中期，上海老城厢因战争而带来的动荡打破了曾祖父原已渐有起色的生活，他与师傅在战乱中失散，他们赖以生存的店铺也在战火中化为了灰烬，曾祖父不得不跟随着当时大批的难民一同北上涌入了那个年代“洋人们所掌控下的租界”内以求安宁，从此我家族在上海的生活便从原来的“老城厢华界”转移到了“租界”之中。

由于列强势力的侵入以及清政府自身的软弱在近代上海历史上曾经先后出现过英、美、法三个租界，1862—1863年英美租界合并后逐步演变成了公共租界，为了使得大家对于我后面所讲述那些故事的历史背景能有一个更加全面与透彻的理解，我在这里先把当时上海各租界以及华界的情况向大家做一个简要的介绍。

旧上海的“一市三治”分布图

英租界于1845年设立，最初范围大致为洋泾浜（现延安东路）以北，李家厂（现北京东路外滩一带）以南，1846年时划定以界路（现河南中路）为西界。1848年“青浦教案”发生后其西界拓展至现西藏中路一线（筑路前为“泥城浜”），北界到达吴淞江（苏州河）南岸。1899年其西界再次拓展至静安寺一带，西北角至小沙渡（约现西康路临苏州河边）。

南京路的标志“摩星塔”与“绮云阁”

英租界对于其道路名称有整体规划性地确立大约是在1862—1865年，在此之前其界内已辟筑的主要路段虽大多也有其各自的名称，如南京路、九江路、汉口路、福州路、广东路、北京路等曾分别依次旧称为花园弄、打绳路（后也改称过杭州路）、海关路、教会路、北门街、领事馆路，有些会以道路旁存在的建筑或机构来命名，有些则以道路所处的地理方位来命名，但总体上无特定的规则可循。在经过1862—1865年英国驻沪领事麦华陀与租界工部局对于道路命名规则的整体规划后，当时英租界内对于主要道路名称命名的规则大体上确立（其规则不包含一些如仁记路、盆汤弄之类的小路），即南北走向道路一般以中国省份的名字来命名（如四川路、江西路、河南路等），东西走向道路一般以中国城市的名字来命名（如南京路、九江路、汉口路等），但也有诸如广东路（东西走向的道路没有采用中国城市名字）、圆明园路之类比较典型的例外。上述这些路名均位于现西藏中路以东且很多名称都被保留到了现在。1899年公共租界西拓后对于泥城浜以西新辟筑的道路多没有采用原先的那套命名规则，此后的新路一般以西方人名字来命名的较多，偶尔也会出现诸如“星加坡路”（现余姚路）之类的以外国地名来命名的道路。

美租界大致设立于1848—1852年，初由美国传教士文惠廉在虹口“永租”吴淞江（苏州河）以北虹口港以西50余亩^[1]土地而起，约在1862—1863年英美租界合并的同时，时任美国驻沪领事熙华德曾向上海道提出过租界扩张的要求，这条扩张线后被称为“熙华德线”，大致范围以西藏路桥北岸为起点向东至杨树浦，在沿杨树浦向北三里后拉一直线回到起点，线以南划入租界，这个扩张方案到约至1893年时得以基本实现。1899年公共租界再次大幅扩张后，租界在苏州河以北的范围最东拓展至现军工路、黎平路一带，现闸北虹口一带诸如天目东路、武进路等都曾一度是租界和华界间的分界线。

美租界及后来苏州河以北公共租界对于道路命名规则的掌故相对不多，在洪建新《旧上海租界当局命名路名之商榷》一文中曾提到过一些以亚洲其他国家城市来为上述区域道路命名的例子，如：Seoul（首尔，当时汉译成“西哑路”）现西湖路、Delhi（德里，当时汉译成“但里路”）现广德路、Kandahar（坎大哈，当时汉译成“刚达哈尔路”）现临青路、Bangkok（曼谷，当时汉译成“朋卡路”）现福宁路、Kabul（喀布尔，当时汉译成“客勃尔路”）现凉州路、Colombo（科伦坡，当时汉译成“科隆布路”）现广州路、karachi（卡拉奇，当时汉译成“客拉契路”）现眉州路、Simla（西拉姆，当时汉译成“辛拉路”）现洞庭路、Quetta（基达，当时汉译成“开答路”）现松潘路、Sandakan（山打根，当时汉译成“山达刚路”）现定海路等，前后约十余条，这些路名存在的时间相对较短，且当时的汉译与现在习惯称呼有所不同，大多于1915年时就被其他路名所取代。

淮海中路上遍布的上海老弄堂

法租界于1849年设立，起初范围大致为洋泾浜（现延安东路）以南、周泾（现西藏南路北段）以西（西南端约为现桃源路东段、云南南路南段一带），南临上海县城的护城河（现人民路），东南端约至当时法国人认为的福建会馆（实则为福建“泉漳会馆”的别业，也称“泉漳北馆”，约位于当时“北门外”），1860—1861年时任法国驻沪领事以“当初划界时误把福建会馆当成潮州会馆”及“需为法国皇家邮船公司找寻使用土地”为由将法租界的东南角再延伸至小东门通黄浦江的小河边。1898年“第二次四明公所冲突”发生，1899—1900年法租界当局借此事件在与清政府的谈判中提出租界扩张计划并最终大部分得到实现，拓展后的法租界北临北长浜（现延安中路），西至顾家宅关帝庙、南临打铁浜晏公庙、丁公桥（其范围约为现重庆<中>南路、太仓路、顺昌路、自忠路、方浜西路这一线的东北方向）。1914年是法租界最后也是最大规模的一次拓展，自那时起其西界大幅扩张至当时徐家汇路（后海格路，现华山路）一线，南临肇嘉浜。

法租界的道路名称存在多种形式并存的情况，如有在同时期内中文与法文路名不同的道路——如现金门路，其法文路名曾为“Rue Protet”（来源于法国军官卜罗德），而中文名则为“恒德当街”“典当街”。也有同时期中文与法文路名基本相同的道路——如现淮海东路，在1874—1875年的《行名簿》上中法路名曾分别记录为“宁波马路”与“Rue de Ningpoo”；又如现金陵东路旧时曾名“Ruedu Consulate”，与其同时期中文名“公馆马路”意思趋同。还有以中国地名来命名的道路——如现龙潭路，旧时曾称舟山路；又如现枫泾路，旧时曾称福建路。

进入20世纪后法租界在新拓区域中曾经出现过一大批以中国山川河流名来命名的道路，但这些道路当时没有相对应的中文名字，也未注明“Rue”“Route”等字样，如果将这些特殊路名翻译成中文的话大家或许会对其中的某些路名似曾相识。如现崇德路曾称黄河路、现淮海中路东段曾称西江路，现自忠路曾称雅砻江路，现东台路曾称泰山路、现淡水路曾称衡山路或恒山路，现老重庆中路曾称华山路、现柳林路曾称天山路等。这些路名至1906年后多改成以法国人名字为主的路名，这种以法国人名字来为道路命名的方式也成为后来法租界当局在为道路命名时的主流，比较典型的如现淮海中路旧称霞飞路（霞飞为一战时期法国名将）、现思南路旧称马斯南路（马斯南为法国音乐家）、现香山路旧称莫里哀路（莫里哀为法国作家）等。

“越界筑路”是租界当局为进行势力扩张而采用的主要手段，每当上海周边发生战争时往往就是这类事件的“高发期”，从19世纪60年代起的徐家汇路（英法租界各辟筑过一条徐家汇路，英租界那条后改名为海格路、即现在的华山路；法租界那条大约依当时的肇嘉浜而辟筑，如今在上海地图上我们仍能看到一段“徐家汇路”）、静安寺路（现南京西路）再到20世纪20年代中叶的哥伦比亚路（现番禺路）、安和寺路（现新华路）等，期间此类事件不胜枚举，所采用的路名也多以西方人名字或地名居多。

骑楼一条街的“金陵东路”

毗邻四川北路的山阴路当年曾居住过不少日侨

晚清时期的上海县城

说到这里可能还会有朋友提出近代上海的虹口是否还曾存在过“日租界”的问题，对此我也做一个澄清，坊间所传闻的“上海日租界”其实是根本不存在的。近代中国与日本的外交关系起始于1871年9月签订的《中日修好条约》，从19世纪70年代初到19世纪90年代初的这段时期内，来沪日本侨民的数量总体上呈现出一种缓慢增长的趋势，因此直到19世纪90年代前居住在虹口的日本侨民数量还是相对比较稀少的，1895年甲午战争中日签订《马关条约》后，日本开始被允许在中国的通商口岸投资办厂，由此带动了大批日侨开始陆续登陆上海，因此后日商在沪东杨树浦一带办厂较多，故而连带导致大批日侨开始入住相邻的虹口，再加上后来在“一战”中日本乘西方列强无暇东顾之际进一步扩大在华投资，由此便导致日本在虹口日益做大的客观实情，如虹口的吴淞路在当年曾因“日本商店遍布东瀛风浓郁”而被称为“日本人街”，当年横浜桥以北的北四川路（现四川北路）区域曾是日侨的高级住宅区等，这些都是日本侨民当年在虹口聚居生活的最好见证。与许多日本谋生者与淘金者同时而来的自然还有日本侵华分子的身影，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日本借口新生的苏维埃俄国会对于中国产生威胁，促使当时的北洋政府与其签订了一系列有利于日本自身的条约协定，其中就有包括“日方在华部分地域拥有驻军权”的内容，从此大量日本兵在虹口一带出现，俨然以“国中之国”自居，所谓的“日租界”一说估计就打那时起逐步流行起来，为日后淞沪抗战埋下了严重的隐患，但无论如何，日本人都没有在上海设立过“日租界”。说完了租界我们再来讲讲当时上海的华界，“闸北”和“南市”是近代上海历史上华界区域的代名词，以下也分别做介绍。

“大上海计划”中建造的原中国航空协会大楼

与大众一般认为的“当时闸北就是华界”的认识不同，当时的“闸北”其实同时存在过“租界”和“华界”两块区域，“租界区域”相对较小，据薛理勇主编《上海掌故词典》一书内容介绍：“1893年正式确立美租界东西北三界界线：西起北西藏路（今西藏北路）沿海宁路向东、再沿北浙江路（今浙江北路）向北，再沿界路（今天目东路）、老靶子路（今武进路）向东至杨树浦。”从这段文字中我们能大致勾勒出“闸北”区域内原“租界”的势力范围，在“闸北租界”的这片区域内道路以西方人名字来命名的居多，如“爱而近路”（现安庆路）、“克能海路”（现康乐路）、“阿拉白司脱路”（现曲阜路）、“文极司脱”（现文安路）等。而对于“闸北华界”道路名称的命名则相对更具有特色及内涵，有些是因当时的“会馆公所”而起——如广肇路（约现天目西路、长安路、长安西路）得名于当时“广肇公所”下的“广肇山庄”，据说该路由“广肇山庄”出资辟筑；而海昌路则得名于当时的“海昌公所”，据《光绪上海县续志》记载：“海昌公所，在新闸桥北夏家弄，公所既成，遂名海昌路。”有些则是与当时在闸北开办的工厂有关——如据《上海市闸北区地名志》介绍：“恒丰路、华盛路、华同路、裕通路的得名，是因为这些路是由恒丰、华盛、同茂和裕通等厂投资修筑的。华同路由同茂丝厂辟筑，因南接华盛路，故取路名与厂名首字而命名。”还有一些则是包含有特殊的寓意——如汉中路、满洲路（现晋元路）、蒙古路、新疆路、北西藏路（现西藏北路）这五条路名虽说并非是在同一时间得名，但整合起来看其实就暗合了中华民国成立初期的政治口号是“五族共和”。还有一些如大统路、共和路、国庆路、民立路、新民路等也都寄托着当时市政管理者们对于国家在“迎来共和”后的美好愿望，这类为道路命名的方式后来在以江湾为中心的“大上海计划”中也有所体现且更具有规律可循——如“大上海计划”中的道路一般会以“上海市政府”和“中华民国”这九个字来作为路名的字头，另有“三民（现三门路）、五权（现民星路）、世界、大同（约现双阳路北段）”四路，反映了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光复路”是这些道路中最具有纪念意义的一条，它原为公共租界越界辟筑的“北苏州路”，被收回后改名为“光复路”，意为“光复中华”。

“南市”一般指当时租界以南的华界，也就是我上面已经提到过的上海老城厢那片区域，其中各种路名的出处最为丰富，我这里也选其中部分罗列如下：

（1）与城门有关的路名。老城厢的“城墙”始建于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最初的作用是为了“抵御倭寇”，城墙初辟时有城门六座，分别为朝宗门（大东门）、宝带门（小东门）、跨龙门（大南门）、朝阳门（小南门）、仪凤门（老西门）、晏海门（老北门），另还辟水门三座，“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后期又增建障川门（新北门），晚清宣统年间再新添尚文门（小西门）、拱辰门（小北门）、福佑门（新东门），这些城门的名字有很多都融入到了当时附近的道路名中。

（2）与河浜桥梁有关的路名。原来的老城厢及其周边河浜遍布桥梁纵横，有不少路名都出自这些河浜桥梁的名字。如方浜路，肇嘉路（指原流经老城厢的肇嘉浜，约现复兴东路中段），安澜路（指安澜桥）等。

（3）与寺庙庵堂有关的路名。如沉香阁路、一粟街（此地曾有“一粟庵”），广福寺街（即后来的“广福街”），小普陀街（此地曾有“小普陀禅院”）等。

（4）与“会馆公所”有关的路名。如“会馆街”得名于此地曾有的“商船会馆”，其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由上海的沙船商联合创立，是上海最早的行业会馆；“会馆弄”得名于一旁位于外咸瓜街上曾有的福建“泉漳会馆”，“荷花池弄”得名于此地曾有的浙宁会馆（浙宁会馆初名天后行宫，内曾挖有荷花池），“药局弄”得名于此地曾有的药王庙和药业公所等。“会馆公所”是当时上海的同乡同业组织，曾在近代上海的历史上发挥过不容小视的作用。

承载着许多故事的上海老洋房

会馆街上的“商船会馆”旧址

（5）与牌坊有关的路名。如：三牌楼街（此地原有应奎、昼锦、清显三座牌坊）、四牌楼街（此地原有崇礼、宣化、泽民、集庆四座牌坊）、大夫坊（曾名中大夫坊，此地曾有明代名士顾英的牌坊）、金家坊（此地曾有金家牌坊）等。

（6）与名园有关的路名。老城厢及其周边除了我们现在依然能看到的豫园外，原本还有许多名园胜迹，如露香园、日涉园、也是园、半淞园、半径园、吾园、省园等，它们中有部分名字也融入到了当时附近的道路名称中。

（7）与集市作坊有关的路名。如花衣街（此地曾是棉花商号的集散地）、豆市街（此地曾是豆米行业的集散地）、糖坊弄（此地曾有麦芽糖作坊）、面筋弄（此地曾有面筋作坊）、火腿弄（此地曾有火腿加工场）等。

说了这么多相信大家一定对于近代上海的基本情况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同时话题也回到我家族的故事上来。自从我的曾祖父移居到当时上海的租界后，他便依靠着自己的聪慧与勤奋在较短的时间内学会了常用英语，并通过各种机缘在一位洋大班的手下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差事，在此之后逐步晋升到了“洋行买办”的位置。

在这个行走于当时外商与中国市场之间“高级经理人”的角色中，我的家族开始在之后的数十年时间内渐渐积累起了可观的财富。祖辈们也从原来居住的里弄房子搬入了更为漂亮舒适的独栋洋房。曾祖父去世后祖父“子承父业”，继续经营并发展着曾祖父所遗留下来的这份事业，同时也耳闻目睹了当时上海的许多名人名事，而接下来的故事就从我生活的这片苏州河畔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