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从美国看日本

白人在干体力活儿！

从1965年到1970年，历时57个月的连续经济形势上涨被称为“伊奘诺景气”。这一时期“3C”登场，也就是彩电、汽车和空调取代了过去的“三种神器”。它们象征着普通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家也购买了一辆二手汽车。当时日本的汽车经常由于电池故障而无法启动。如果在停车场被大雪围住，就只能采用手动的方式启动引擎了。

1967年，我被大藏省外派到建设省工作。当时建设省的办公大楼刚刚建成，安装了空调。这可是政府部门里第一栋全楼配备空调的办公大楼。建设省配有宽敞的停车场，我这个时期开车上下班。现在可能不允许一般职员开车上下班了吧！行驶在大街上的车辆越来越多，常常挤得有轨电车无法正常行驶。也是从这时开始，有轨电车被慢慢取消。

1968年9月，我获得福特财团的奖学金，决定赴美留学。当时去国外还是一件新鲜事儿。电影《寅次郎的故事》中，全镇的人们都一起为抽奖赢得去夏威夷旅行机会的寅次郎举办了欢送会。1964年，断臂维纳斯被从法国运来日本，在东京上野的西洋博物馆举办展览。参观者们排成的长队几乎可以环绕上野山两周。人们大概以为去法国观展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都赶来参观吧。横跨太平洋的往返路费相当于我当时半年的薪水，根本没有想过在留学期间回国。我怀着如同遣唐使远赴他乡般的心情飞过了太平洋。

同事们到羽田机场的老国际航站楼为我送别。前往美国的留学生们都带着胸部X光片，以证明自己未患结核病。办完出国手续通往登机口的走廊里，还设有玻璃窗，供人们与送行的亲友做最后的告别。

我搭乘的飞机是最早的喷气式客机之一的DC-8机型。飞过国际日期变更线之后，机长向所有乘客颁发了“通过证明书”。

在飞机途中降落夏威夷机场补充燃料时，我看见有白人在干活儿。虽然是再普通不过的光景，可是因为在日本从没见过白人做体力劳动，所以这场面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凭借富布赖特奖学金比我早几年到美国留学的作家小田实在其著作《什么都要看一看》（何でも見てやろう）中，也曾描述了跟我一样的感想。

我前往留学的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其实这里并不是我的第一志愿。从第一志愿学校落选的原因，与我的经历有关。

能否进入美国的大学攻读硕士或者博士学位，完全取决于指导教授的推荐信。但我是工学部出身，经济学全靠自学，所以无法找到经济学专业的教授为我写推荐信。为此颇费了一些功夫。在上下等级分明的纵向社会进行横向移动，虽然可以逃脱束缚获得自由，但遇到这种情况时却很头疼。

让人眼花缭乱的富裕美国

大藏省的朋友在日本驻洛杉矶领事馆任副领事，他开车将我从机场送到了大学。汽车下了高速之后，在加利福尼亚灿烂的阳光下，到处都是令人眼花缭乱的富足景象。

日本当时虽然已经步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但与美国相比，经济实力还相差甚远。而且UCLA校园所在的洛杉矶西木区在美国也是尤为富裕的地区。大学后面就是比比佛利山庄还要高级的贝莱尔豪华住宅区。

我因为没有办理入住学生宿舍的手续，需要在市内寻找公寓。但是，最便宜的住处每月也要100美元租金。当时的汇率是1美元兑换360日元，100美元也就是36 000日元。而当时我的工资每月大约2万日元，所以对住宿条件的要求就是“没有热水也没关系，只要再便宜点就行”，但终究还是没能找到。

洛杉矶没有电车，没有汽车几乎寸步难行。我又是一个没钱买车的穷学生，所以自己哪里都去不成。不过美国的研究生院学习任务也很繁重，每天都忙于在教室、图书馆和公寓之间往返，偶尔去买买东西就算是唯一的放松。所以我即便有车，大概也没有时间去游玩。

街上的电影院里有披头士的电影《黄色潜水艇》（Yellow Submarine）的首映，电影院周围人山人海。还记得当时我看见这样的光景，曾经在心里暗想，“这里随处可以看到美国的景象，真是方便。”自动售货机、葡萄柚、奶酪蛋糕等，我都是在美国才第一次看到。

我选了雅各布·马尔萨克（Jacob Marschak）教授的课，还有幸获得在课堂之外接受他单独指导的机会。马尔萨克教授是十月革命以前出生于俄国的犹太人，是计量经济学和数理经济学领域的开拓者。我后来有幸与同为犹太人的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教授聊天，得知马尔萨克教授曾于十月革命之后在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政权中担任副总理，为此吃了一惊。马尔萨克教授曾经多次提及十月革命，我却从不知道他还当过副总理。

通过一年的学习，我获得了经济学硕士学位，还得了“同学会最优秀学生奖”。颁奖仪式要求穿礼服、系领结，会场位于离大学很远的酒店。我不得不穿着借来的行头乘坐公共汽车前往，一路上被乘客们好奇地看着。

微观经济学的杰克·赫舒拉发（Jack Hirshleifer）教授强烈建议我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不用说，马尔萨克教授也是同样意见。我解释说，政府机构的公派留学生无权擅自决定，我会争取一年后再来美国，不过那时希望能进入东海岸的大学。马尔萨克教授看上去有些难过，但还是同意暑假期间在研究室给我指导，并许诺帮我写推荐信（大学的期末考试安排在6月份，不过我可以在9月份回日本之前继续留在学校）。

暑假里，任副领事的朋友驾车带我出游，目的地是位于旧金山以南约两小时车程的疗养地卡梅尔海滩（Carmel-by-the-Sea）。那是一个由艺术家们建造的，如梦幻般优美的小镇。当时几乎见不到日本游客的身影。

那之前不久，比我晚一年进入大藏省，后来成为公正交易委员会委员长的竹岛一彦结束了在位于东部巴尔的摩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留学，归国途中到洛杉矶与我们见面。

我们三人驾车出行，由我开车。途中我打算给汽车加油，可是由于平日里学的都是经济学方面的术语，在加上平时也没车可开，我竟然不知道“加油”用英语怎么说。我想当然地把日语的“加满油箱”直译为“full tank”，引得他们两人大笑，因为正确的说法应该是“fill up”。

邻近洛杉矶的圣莫尼卡市有一家著名的智库机构叫作兰德公司，主要采用数理方法对军事和经济问题进行系统分析。肯尼迪政权的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Strange McNamara）曾经引进这种方法来制定新的预算编制方式，并大获好评。当时我也对兰德智库很感兴趣。我在兰德听了研究者们的发言，回日本后写作了《智库》一书。很久之后，有幸在某个大型会议上见到麦克纳马拉，我终于有机会直接向他表达了敬意。

回日本工作一年后求学耶鲁

1969年9月，我返回日本，之后在建设省工作了一年。我所在的部门负责编制建设省每年发行的《建设白皮书》。当时，环境问题已经在美国引发广泛关注，因此我也提出来讨论，应该是日本首次在政府发行的刊物中关注城市环境问题。之后，日本对城市环境问题的关心迅速高涨起来（1967年公布的《公害基本对策法》，主要是为了解决水俣病和四日市哮喘等问题。国会首次正式讨论水污染及空气污染等城市公害问题是在1970年11月的“公害国会”）。

此外，我还申请了设立系统分析调查室的预算，虽然没有获得批准，但第二年，各政府部门里的“系统分析调查室”如同雨后春笋般纷纷诞生。

归国工作了一年之后，我前往位于东海岸纽黑文的耶鲁大学深造。这一次我有了马尔萨克教授的推荐信，凭借它可以走进世界任何大学的门。此次赴美，我带上了刚满3个月的长子。我们乘坐刚投入飞行的波音747客机，从旧金山飞往纽约。波音747机舱顶部之高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到达纽约之后，最使我吃惊的是，与西海岸相比，东海岸的城市又肮又旧。以至于刚刚抵达，我就开始认真地考虑是否要收拾行囊，拔腿走人。

1972年夏天，我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虽然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选修的课程也得以计入学分，但仅用两年时间取得博士学位的计划实在是有些鲁莽。可是既然政府只肯给我这些时间，也就只能拼命狠学了。

要获得撰写论文的资格，必须先通过理解能力测试（Comprehensive Examination），这项考试共有六门课程，一般来说需要两年的时间。可我一共只有两年时间。所以我在暑假前先考过三门课程，暑假期间拼命学习，暑假后再考过剩下的三门。然后，从秋天开始着手撰写论文，紧张程度不亚于表演空中走钢丝。

比尔·克林顿与希拉里·克林顿夫妇也是耶鲁大学毕业，而且与我在这里学习时期还有重叠。说不定我曾经在校园的某处与他们擦肩而过。当然，那时并不认识他们。

我的博士论文的指导教师是马尔萨克教授的学生赫伯特·斯卡夫（Herbert E. Scarf）教授。他专攻博弈理论，也是一位禀赋超常的人。有一次我向他汇报论文的写作进度，把一个公式写在黑板上之后又擦掉了，后来需要再用到它时，却无论如何想不起来了。看到我的窘态，斯卡夫教授起身随笔就把那个长长的公式在黑板上默写出来。

越南战争与嬉皮士的时代

我赴美留学正值冷战时期，美国的大学校园里随处可见防核避难所。高速公路的服务区里也写有“如果突然见到强光，务必立即就地隐蔽”的提示。

这一时期也是美国深陷越战泥潭的时代。征兵对象扩大到大学生，之后又扩大到了研究生。学生们都很担心自己不知何时会被征兵入伍（外国留学生也是征兵对象）。

但是，放眼校园之外，却丝毫看不出这是一个正在进行着战争的国家。当时美国正在筹备人类登月的阿波罗计划。

1969年7月，阿波罗11号成功在月球着陆时，我即将要结束第一次留学生涯。当天我受邀参加了马尔萨克教授举办的家庭晚餐聚会，与其他参加者一起在电视机前见证了人类登陆月球的时刻。

我看见从宇宙飞船里走出来的阿姆斯特朗船长说了一句话。因为没听清就问了问旁边的人，于是他告诉了我这句世纪名言，“这是一个人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

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也是嬉皮士的时代。嬉皮士⑦是在美国西海岸诞生，后来传播到世界各地的年轻人的文化。披头士乐队以及海滩男孩均受到过它的影响。当时的美国学生当然也全都沉醉在嬉皮士文化当中。我也曾经蓄着胡子，光脚走在大街上。当然这也是因为校园以及附近的道路全都清扫得干干净净才能办到的。

只是光脚走路，就能使人们产生强烈的连带意识。一次我光着脚走路，对面也走来一个光脚的女孩。如果是平时，两人可能只是擦肩而过，而那时我们却把彼此当成伙伴，自然而然地打起招呼。

嬉皮士运动与学生们担心被征兵的危机感有密切联系。这在摇滚音乐剧《毛发》中有充分表现。

当时的美国总统是理查德·尼克松。他于1969年当选，又于1972年连任。第二次竞选中，他击败了竞争对手民主党的乔治·麦戈文，大获全胜。

那时候深受嬉皮士文化影响的年轻人虽然比较倾向于民主党，但对激进派乔治·麦戈文并不满意，于是发起了“选甘道夫当总统”的运动。甘道夫是英国作家J. R. R.托尔金的奇幻史诗小说《魔戒》中的巫师。《魔戒》是60年代美国的畅销小说，在书店里堆成小山，它的畅销也反映了当时年轻人逃避现实的愿望。

我在美国期间，从一开始就决定，留学结束后返回日本。所以，也可以说我是透过了一层滤镜来观察美国社会的。

当时日本在富裕度上与美国有着天壤之别。有一次，我在纽约的肯尼迪机场偶然看见停降在那里的日本航空公司的飞机，禁不住感慨：“日本的飞机也终于可以飞到这里了。”

为何日本与美国会有如此巨大的差别，我那时很难理解。日本人都在拼命地努力工作，能力也不输给美国人，可是为什么会落后美国那么多？

在加利福尼亚越过国境进入墨西哥时，我也曾经感到同样的疑惑。经由圣地亚哥进入墨西哥境内，立刻就会看到城市和住民都极为贫穷的景象。两国近在咫尺却差距千里。

一个国家的富裕程度到底由什么决定？这个问题，我至今没有找到明确的答案。

遥远的日本

当时日本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很不通畅。在美国几乎无法获得日本的消息。虽然也请人把日本的报纸寄到美国，可由于是船运每次送来一批，报纸的顺序总是前后颠倒。有时还没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就突然读到重大事件的报道，让人不明就里。

有一次我在电视的新闻节目中看到，日本警察对东京大学的安田讲堂喷射高压水枪，大吃一惊。原来这是全共斗⑧的学生们占领了安田讲堂，警视厅前来驱赶学生的场面。其实这时已经到了骚乱的最后阶段，可是由于美国完全没有报道过之前的经过，害得我一头雾水，摸不清来由。

1971年发生尼克松冲击，引发日本股价暴跌，美国的报纸登载了东京证券交易所的照片。还记得当时是夏天，我看见照片里的交易员们全都穿着同样款式的白衬衣，曾经对“大家都穿一样的衣服”深感不解。

1970年前后的日本，发生了许多事件。例如三岛由纪夫为了号召日本自卫队兵变而剖腹自杀的事件，浅间山庄事件（联合赤军挟持人质躲在轻井泽的疗养设施浅间山庄的事件）等。不过当时日本社会对于这些事件有何评价与看法，我几乎都不知道。

虽然可以用电话联系，但国际电话费十分昂贵，几乎想都不敢想。妻子因为生孩子返回日本，我也是通过电报才得知长女出生的消息。现在我还记得电报的内容，“A girl born，both fine（生下女孩，母女平安）。”与现在便捷的电子邮件相比，那时的信息交流环境简直令人难以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