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读日本，看未来
一
阅读日本近代历史，常常想起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的“历史三峡论”。与中国一样，日本这个东亚岛国自从打开国门之后，也进入了惊涛骇浪的现代化大转型。这一路百折千回，走得好辛苦，既有过跻身世界强国之列的荣光，也有过沦为被占领国的至暗时刻。那么，它是什么时候才顺利穿过“历史的三峡”的呢？
转折点就是本书开篇所写的1945年。那一年既是日本战败之年，也是其重生之年。当时的日本满目疮痍，几代人为之奋斗的现代化成果毁于一旦。但是在盟军总司令部的推动下，日本沉痛反思自己走过的道路，开始在废墟之上重建家园。企业家创业，知识人启蒙，科学家探索，政治家抉择，民主人士呐喊，环保主义者抗争，普通人为生活而拼搏……仅仅经过20多年，日本就成为经济总量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国家。1973年，也就是开国120周年之际，日本不仅成了世界各国羡慕的“经济大国”，还成了一个民众共享发展成果的“福利国家”，贫富差距小，社会安定和谐。
在名著《拥抱战败》的开篇，美国历史学家约翰·W. 道尔就写道：“日本作为现代国家的兴起令人震惊：更迅猛、更无畏、更成功，然而最终也比任何人能够想象的更疯狂、更危险、更具有自我毁灭性。”不足60字的一段话，概括了日本从1853年到1945年的历程。其实，这段话后面还可以加上一句：战后日本的复兴更有力、更快速、更令人称奇。
日本战后重建的这段历史丰富多彩，尽管其中有汗水、血泪、挫折与不幸，但是总体来看，这仍是一个成功的现代化故事。紧随日本之后，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地区也相继起飞，形成了一个“东亚雁队”，被誉为“东亚奇迹”。从20世纪下半叶的世界图景上看，东亚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繁荣昌盛，与其他诸多失败国家和地区形成了鲜明对比。因此，在写作本书的时候，一个问题萦绕在我心中：成就“日本奇迹”的秘密是什么？
我出入历史，寻找答案。我把自己置身日本战后的情境中，怀着时人在面对未来何去何从时的全部疑虑和彷徨，一起探索，一起追求。我也时时走出来，努力以超脱的眼光去俯视逝去的历史，就像俯瞰一条奔流的大河。答案有时清晰，有时模糊，“瞻之在前，忽焉在后”。
直到有一天，我突然想起著名学者周有光先生对我讲过的一个故事。改革开放初期，新加坡大学邀请周有光先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他问一位英国教授：“许多人说新加坡是一个奇迹，你是什么看法？”英国教授回答道：“世界上没有奇迹，只有常规。什么叫常规呢？就是按照国际先例去做。”
这个故事启发了我。看来，没有什么“日本奇迹”，日本只是尊重战后的国际规则，然后循规蹈矩地去做而已。战后，为了防止战争悲剧重演，欧美国家摈弃以殖民地和霸权为特征的旧秩序，构建了新的世界秩序与贸易体系。坊间流传一种说法：“战后跟着美国跑的都富了。”其实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应该说是尊重新的世界秩序与贸易体系的国家都富了。日本就是一个成功的典型。它彻底放弃了与世界主流文明为敌的老路，走上了民主主义与和平主义的新发展路径。日本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国家，一旦认同和遵循国际规则，致力于融入世界，就能通过和平的方式从世界上获得各种资源，通过国际贸易发展自己。从此，日本驶出“历史的三峡”，“扬帆直下，随大江东去，进入海阔天空的太平之洋”[1]，迅速实现了国家的重生。
二
曾出任日本首相（1991—1993年）的宫泽喜一在回忆录里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2001年7月4日，在东京举行“回首日美安保五十周年研讨会”，在我提到“国土被占实为丧权辱国”时，一位与会者指出：“先生此言差矣，与其说是丧权辱国，不如说是解放新生。”该人士德高望重，人格修养都无可指摘，他的话令我无法忘却。
起初看到这则史料，我感到非常吃惊。为什么在日本的精英阶层里，竟然有人认同战后盟军对本国的占领，而且将其称为“解放新生”，甚至连宫泽喜一似乎也倾向于这种观点？对于被日本军国主义蹂躏过的国家的民众来说，日本战败当然是值得欢欣的。可是对于日本人来说，赞扬占领者难道不是有些“不爱国”的味道吗？仔细想来，这并没有什么不可理喻的。日本民众支持1946年颁布的《日本国宪法》，实质上就意味着抛弃和废止“大日本帝国”，从此开始建设一个新的国家——“日本国”。
同样的土地，同样的国民，这两个“国家”有什么不同呢？根据从1890年开始施行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大日本帝国”是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的国家，国家主权属于天皇，国民都是天皇的“臣民”，有限的权利也是天皇恩赐的，随时可以被剥夺。而1946年的《日本国宪法》规定，天皇只是国家的象征，国家主权属于国民，国民享有的一切基本人权是不可侵犯的永久权利。以《日本国宪法》为奠基石，战后的日本成了一个全新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国民才是主人，一切都以国民的福祉为重。
战后初期，曾有学者提出这样的观点：资源贫乏、人口过剩、没有军备的日本，在今后的世界中将失去存在的价值。这个观点既反映了日本知识界对于未来的忧虑，也折射出某些人在思想深处对于“国家”的执念。在他们看来，日本只有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才能够“在今后的世界中具有价值”。这意味着只承认国家的利益，经济发展和军力强大就是最终目标。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日本就应该重启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明治梦”。但是人们从沉重的历史教训中认识到，这条老路只会走向自我毁灭。与国家利益相比，最根本的还是每个人的权利和自由。
美国的日本历史学家马里乌斯·詹森曾经自问：“这个从19世纪的传统中摆脱出来的国家，如此极速地从议会立宪主义转向军国主义，接着又转向和平主义，从通过战争追求国力强盛转向通过贸易追求民富国强，凡是有历史责任感的历史学家都会追问：这到底是为什么？”[2]在我看来，这就是一个后发国家在追赶现代化过程中的不断追问。
如果把1853—1945年视为日本的第一波现代化，那么1945年战败则是日本第二波现代化的开始。在第一波现代化过程中，日本把国家/天皇作为最高价值，最终走上了一条自我毁灭的歧路。在第二波现代化过程中，它校准历史航向，彻底改变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不再强调国家利益，而是把民众的利益作为最高原则。日本通过对现代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全面革新国家制度，顺利完成了第二波现代化，成为亚洲第一个现代化国家。
国家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如何处理国家和国民的关系？这是每个追赶型国家早晚都要面对的问题。在当代世界，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建立对此问题的普遍价值认同，那么它的“建国”任务就没有完成。如果不能正确处理国家与国民的关系，那么一个国家即使经济再发达，军事力量再强大，也不能说它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转型。如果国家利益压倒一切，蔑视、践踏国民的个人权利，那么一个国家就可能成为失去制约的“利维坦”，给整个民族带来灾难。
在我看来，日本战后历史的最大意义，就是确立现代价值观，在历史废墟上成功转型，完成了建国任务。
三
2019年11月，在完成了《国家的歧路：日本帝国毁灭之谜》之后，我开始写作本书。起初很顺利，但是两个月后，随着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便很难再安心读书写作。接连发生的不幸事件，无数人的悲剧命运，让我感到恐惧、悲哀、愤怒、失望、无奈。由小小的病毒引发的国际局势动荡，更让我对未来充满了疑虑与担忧。
在这个充满暴风雨的时代，在一道道锃明彻亮的闪电中，每个国家都清楚地暴露了它的优点和弱点。不同的国家涌动着不同的社会激情，价值观的对立与冲突凸显。因此，有人预言人类将迎来“大萧条”以来最困难的时期，也有人预言世界将陷入“新冷战”。不管怎样，世界发生了巨变，我们再也回不到过去了。在大时代的转弯处，面对充满风险的未来，瞻念前途，路在何方？
美国外交家亨利·基辛格多次警告世人，“当今世界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还要危险”。确实，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意志帝国强调国家至上，敌视外界，导致了一场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浩劫。20多年后，极端民族主义和极端国家主义的主张又在日本帝国和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泛滥。作为追赶型国家，它们都否定以18世纪启蒙运动思想家倡导的自由、理性为核心的价值观，蔑视以现代民主政体、自由市场经济等为代表的现代文明秩序，期望走出一条新的现代化道路，实现“弯道超车”，而英法等国采取绥靖政策，结果酿成了更大规模的人类悲剧。
随着2021年春天的到来，各种新冠疫苗的推广让希望重新降临世界。生活总要继续下去，不过这次世界范围的公共卫生危机将强化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浪潮，民族国家的角色可能会在一段时间里得到强化。与此相反，一种主张新的世界主义、更积极的国际合作的立场也会得到发展。在如何处理人类共同的挑战和各国内部的问题上，这两种观点之间的博弈可能会长期存在。我担心的是，在博弈中，那些来自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会不会被忽视，那些至高的、永久的价值观会不会被忘记，人类会不会再次走进历史的泥沼？
21世纪以来，科技发展突飞猛进，人们沾沾自喜，以为走了很远，一个美好新世界就在眼前。这场新冠肺炎疫情让我们停下匆匆的脚步，回头反思，才发现我们仍然走在20世纪的延长线上。这不应让人气馁，反而让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到，20世纪的思维也仍然纠缠着许多人，20世纪遗留的诸多问题仍然困扰着世界。许多人虽然身在21世纪，但头脑仍然停留在20世纪。许多貌似刚刚出现的新问题，其实可能只是老问题在“借尸还魂”。
近年来，德高望重的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不断呼吁重读历史。他认为，人们在前进的过程中，会遇到虽然形态上可能有所变化，但实质却类似的艰难险阻，因此，应该“对历史经验进行深入总结，从中吸取教训”[3]。国家层面也是同样的道理，一个国家在向前走的同时，还应该不断回头看，以校正前进的方向，同时也要旁顾左右，研究其他国家走过的道路，吸取已有的教训，学习成功的经验，只有这样才能行稳致远。事实上，世界上固然有许多失败国家，但是也不乏像战后的日本这样转型成功的案例。
如果各国能够审时度势，取长补短，惨重的历史代价就没有白白付出。我们也有理由期待，当这场史无前例的世界性灾难结束后，人类将迎来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是为序。
[1] 引自唐德刚著《晚清七十年》，岳麓书社，1998年6月第一版。
[2] 引自马里乌斯·詹森著《日本的世界观》，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2月第一版。
[3] 引自吴敬琏著《吴敬琏论改革基本问题》，上海三联书店，2021年2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