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史:古典时代(史前—公元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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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中心论

欧洲历史的写作不能只因为聚焦于欧洲事务,也就是紧扣主题而被指责为欧洲中心论(Eurocentrism)。欧洲中心论是态度问题,而不是内容。它指的是欧洲作者们的一种传统倾向,即将他们自己的文明看作优越的和独立的,而不考虑非欧洲人的观点。发现欧洲历史主要是欧洲人为欧洲人写的,也不必惊奇或遗憾。每个人都有寻根的冲动。不幸的是,欧洲历史学家们在探讨这个题目时,常常像那喀索斯(Narcissus)观看水池那样,只是去看自己美丽的倒影。自基佐认为欧洲文明是上帝的旨意以来,出现了许多仿效者。他认为,“欧洲的文明已进入……永恒的真理,进入上帝的计划。它依照上帝的意愿而进步”50。对于他以及许多像他这样的人而言,欧洲是应许之地,欧洲人是上帝的选民。

许多历史学家继续沾沾自喜,经常十分明确地认为,欧洲的历史为所有其他民族提供了一个可供遵循的模式。直到最近,他们对欧洲文化与邻近的非洲、印度或伊斯兰教地区的文化的相互影响仍很少予以注意。一位杰出的美国学者——首先将欧洲文明追溯到“条顿部落”——在1898年将欧洲是具有普遍性的模式看作不言自明的公理:

古代世界的继承者是条顿部落。他们……逐渐在古典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新的统一文明。如今,这个文明开始传遍世界,将地球上的所有居民紧密联系起来并共同受其影响。51

当牛津大学出版社最终鼓起勇气出版了一部单卷本的欧洲史时,作者们用一种类似的偏爱情绪开始他们的《前言》:

虽然有许多伟大的文明存在于各个时代,但只有欧洲文明有着最深刻最广泛的影响,并且它现在(正在大西洋两岸发展)为地球上的所有民族确定了一个标准。52

这种思路和表达方式正在失去它的吸引力,特别是对于非欧洲人而言。

拉迪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1865—1936年)有时被认为是欧洲中心论传统的一个中心人物,甚至被当成“不列颠殖民扩张的文明使命的一位辩护士”。他著名的《东西方民谣》(Ballad of East and West)是心里想着印度来撰写的:

哦!东方就是东方,西方就是西方,

它们永不会相逢,

直至大地与天空站在上帝伟大的审判席前。

但是,当两个强者面对面时,尽管来自地球两端,却既不存在东方,也不存在西方,既没有边界,也没有血统或出身。53

吉卜林很少有他那个时代欧洲人惯有的傲慢态度。他不避开他那个时代关于我们“统治棕榈树和松树的领地”或“没有法律的较小种族”的用语。不过,他着迷于印度文化,因此写出了奇妙的《丛林之书》(Jungle Books),并且他还是一个有深刻宗教感的、谦卑的人:

喧闹和叫喊平息了,

首领们和国王们离开了,

一颗谦卑而悔罪的心,仍是你古老的祭品。

万军之主的上帝啊,还要与我们同在,

唯恐我们忘记,唯恐我们忘记。54

对于任何将所有“西方帝国主义者”一概视为一群傲慢者的人而言,他的诗是一种永久的指责。

现在,欧洲中心论的反对意见有四个主要来源。在北美洲,它在一部分黑人社团和他们的政治同情者中出现,他们正在反抗据称由“白人种族优越论价值观”主导的,也即美化欧洲文化的教育制度。它在“黑人穆斯林运动”中得到表达。在学术上,各种与传统美国学术界针锋相对的黑人研究(非洲学)也有此类表达。55它最有斗争性的形式,目标是用非洲中心论取代欧洲中心论,即“相信非洲人在后现代历史中的中心地位”56。它基于一个论点:欧洲文明“偷窃”了人类的诞生权,特别是非洲人的。57在伊斯兰世界,特别是在伊朗,类似的反对是由宗教激进主义者发起的,他们将“西方”看作撒旦的领地。在第三世界的其他地方,它为知识分子所拥护,这些知识分子通常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将欧洲中心论的观点看作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组成部分。58在欧洲,它在一代人中广泛传播,尽管并不总是很明确。当他们停下来思考时,对长辈们的许多态度感到十分羞耻。

摆在历史学家面前的第一条途径是对欧洲与非欧洲民族的相互影响给予更多的注意。[贡萨尔维斯]第二条途径是使用非欧洲的资料来阐释欧洲的问题。[罗斯]第三条途径是坚持与欧洲的邻居们进行诚实的比较,这些比较在许多方面和例子中都对欧洲不利。总之,调整基调是必要的。因为近百年来,这些“条顿部落”以及其他欧洲人的行为,没有太多好吹嘘的。

最终,和所有的人类活动一样,欧洲的历史记录必须以它本身的成就来判断。它不可能在一系列“经典著作”中得到公平呈现,这些著作选择令人愉快的事物而忽视渣滓(见下文)。我们可以带着赞美或憎恶(或两者皆有)去看待它。一位法国人的观点采取了一种乐观的调子:“毕竟,罪恶和西方历史不是同一回事。不管怎样(西方)给予这个世界的远超过它为反对各种社会与个人所做的事。”59但不是所有人都会同意这种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