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嵩的飞黄腾达

　　严嵩给人的印象可谓一塌糊涂，可是真实的严嵩并非如此不堪；更不为人知的是，在他年轻的时候，他也是一个正直的人，在书法方面也有一番造诣。

　　严嵩是袁州府分宜县人，明孝宗弘治十一年（1498）乡试中举，弘治十八年（1505）会试考中二甲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旋丁忧归里，在其家乡钤山之麓建钤山堂，隐居读书八载。

　　但隐居十年之后，他终究还是答应了一个人的邀约，再次出山为官。并非他出尔反尔，只是因为这个人他无法拒绝。此人就是当时的内阁首辅杨廷和。在严嵩看来，杨廷和是朝廷的支柱；在杨廷和看来，严嵩是难得的人才，而更为重要的是，十年前的那场会试，杨延和点中严嵩的卷子，对他赞扬有加，并成为他的老师。

　　正德十一年（1516），严嵩还朝复官。复官之初，严嵩对朝政多持批评之论。对于武宗的许多做法，他也持批评态度。正德十六年（1521），世宗即位几个月之后，严嵩升南京翰林院侍读，署掌院事。嘉靖四年（1525），严嵩升国子监祭酒，又由南京回到北京。在最显贵的翰林院任职，严嵩不再棱角分明，开始变得圆滑内敛，态度审慎。与批评正德朝政相比，这时的严嵩在为官做人方面有了明显的变化——他将利禄看得重了，常说起“禄不逮养，学未有成”之类的话。

　　嘉靖七年（1528），严嵩以礼部右侍郎步入上层官僚的行列，被嘉靖帝派往湖广安陆（今湖北钟祥）监立显陵碑石。还朝后，严嵩上了两道奏疏：一道奏疏叙述了河南灾区的情况，另一道奏疏叙述了途中所见祥瑞。一呈祥瑞、一报灾异，反映了严嵩既有阿谀圣上的一面，又有关心民情的一面。两篇奏疏都得到了好的结果。

　　此后的几年里，严嵩先后改任户部、吏部侍郎。嘉靖十一年（1532），严嵩升南京礼部尚书，两年后改南京吏部尚书。嘉靖十五年（1536），严嵩赴京朝觐，被嘉靖帝留下，任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由于嘉靖帝对议礼的重视，礼部尚书在部院大臣中地位尤其显赫，往往成为进入内阁的阶梯。严嵩和嘉靖帝的接触变得频繁起来。

　　严嵩的文笔也好，早年与文坛上著名的“前七子”（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和王廷相）互相唱和，还特聪明，十分用心琢磨皇帝喜欢的青词，后来终于写出一手漂亮的青词，再加上他又特别听话，勤勉加上温顺，自然博得了嘉靖帝的好感。之后他就成了内阁次辅，也就是副宰相，直接由南京调任北京，从此他的权力达到了巅峰。

　　严嵩能取得嘉靖皇帝的好感，除了善于阿谀逢迎，表现得特别听话、勤勉温顺外，其文采也为他添了浓重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