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伦理学与企业文化的关系

之前我给出广义伦理学的一句话定义，伦理学是关于社会生活的智慧。企业文化，管理学家有数十种定义。我最欣赏沃顿商学院一位行为管理学家的定义，现在给出的一句话定义，是我读他的文章概括而成的：企业文化就是人与人之间关于行为的预期。

现在请看“转型期中国社会的经济学原理”印刷版心智地图的左上角，如图1.20所示，这是我为之前的课程绘制的，那时使用的是苹果公司推荐的最佳应用软件paper，2015年的版本。最近几年，我有了诸如Art Set Pro和Tayasui Skeches Pro这样的专业软件，近两年MacBook Pro可用的绘图软件远超以往。

不论如何，手绘这张图，我试图呈现三维空间。按照数学系的本科训练，先要有一个直角坐标系，在图1.20中，就是在中心正交的三条黑色线段及箭头。我在箭头上分别写了“物质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这就是我常用的“三维理解框架”，参阅我的两卷本《制度分析基础讲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注意我写在图左上角的文字：我们的人生与社会，总在这三个维度张成的空间内。请你们参照阅读第一讲附录2，我的文章《族群，知识，制度》。

这些字迹的笔法，在那时的大多数应用软件里写不出来。我用paper绘图再调入另一套应用软件UPAD，选择合适的笔法，再用手写。韩国研发的UPAD，至今仍是iPad Pro笔法最丰富的应用软件。

我希望你们认真研读我写在这张图里的文字，注意左下角：中国社会处于三重转型期，于是才有中国当代独有的人生问题与企业问题。

在物质生活维度上，我写了“技术”两字。这是因为，技术源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广义而言，任何生命都要努力适应环境，于是演化形成自己的技术。参阅我的文章《技艺浅说兼议绘画》（财新网“万博汇”汪丁丁专栏2020年6月21日）。阿瑟（Brian Arthur）的《技术的本质》（The Nature of Technology），我写了中译本序言，概括阿瑟的观点：在静态视角下，生命就是技术；在动态视角下，技术就是生命。周其仁喜欢这本书，他考察美国高科技园区，带着阿瑟这本书上飞机。

在社会生活维度上，我写了“情感”两字。这是因为（参阅《行为经济学讲义》），哺乳动物有“情感脑”——脑科学的名称是“外缘系统”（limbic system，又译“边缘系统”），也称“哺乳动物的旧脑皮质”。爬行动物和更低等的动物没有情感脑。人类是社会性哺乳动物，情感脑及情感联系使人类社会生活本质不同于昆虫社会生活。赫勒女士（Ágnes Heller）1982年的伦理学两卷本，我访问德国期间认真读过，印象深刻。根据她的阐述，社会生活的本质是“深层情感交流”。传统中国的社会生活，以家族为基础，梁漱溟说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的，没有“公共”和“个人”，只有“家”，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改革开放后，我们才试图寻求基于深层情感交流的社会生活，只是试图寻求，因为三重转型期社会，甚至家庭关系都已受到严重冲击，夫妻之间没有深层情感交流，春节聚餐人人看自己的手机。孔子以后，不再有宗教。中国人其实没有“神”，我在灵隐寺见到的善男信女，只是烧香许愿以及还愿。也就是说，他们误解了神，他们以为神要保佑他们想象的私人福利才算灵验。他们只是消费诸神，仅此而已。宗法和伦理瓦解之后，现代中国人的情感枯竭，沿着社会生活维度退缩至原点，于是只能在物质生活维度和精神生活维度之间跳跃，在公司疯狂工作几个月，然后退隐几天，待在诸如“身心灵”工作坊这样的地方。

在精神生活维度上，我写了“宗教”两字。其实不必有宗教，只要有信仰就可有精神生活。只不过，后现代社会之前的信仰往往以宗教方式传播。后现代社会的信仰，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论证，必须是私人生活。我喜欢维特根斯坦的描述，信仰犹如有许多门的房间，你可以通过任何一扇门走进同一房间。

最后，请你们注意图1.20颜色不同的平面三角形。灰色的三角形代表由物质生活维度和社会生活维度张成的二维平面。在这一平面内，我写了“经济”两字，假设纯粹的经济生活很少涉及纯粹的精神生活。橘黄色三角形代表由社会生活维度和精神生活维度张成的二维平面。在这一平面内，我写了“政治”两字，假设纯粹意义上的政治生活围绕权力斗争展开。穿越灰色平面和橘黄色平面，我还写了“中国社会基本问题”八字。请参阅我的文章《论中国社会基本问题》，很长，2012年发表于《财经问题研究》，你们可在“爱思想”网站检索阅读这篇文章的全文。我在这篇长文里论证，中国社会基本问题的初级形态是“正义”问题（这是我的《新政治经济学讲义》的主题），它的高级形态是“心性”问题。后者涉及精神生活维度，故而在橘黄色平面内。苹果绿的三角形代表由物质生活维度和精神生活维度张成的二维平面。在这一平面内，我写了“文化”两字。钱穆区分过“文化”与“文明”，前者侧重精神而后者侧重物质。我们用筷子吃饭是一种文明，也有文化因素。起居饮食，是文明也是文化。鲁滨孙在荒岛上的起居饮食，与社会生活无关，却仍有文化因素。

现在讨论伦理学和企业文化的关系。最广义的伦理学，是关于社会生活的智慧。企业文化，我最欣赏的定义，是企业内部人与人之间的行为预期。你们或许要问，人文学与社会科学都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学、政治学、法学、人类学，以及全部人文学皆如是，例如，小说写的就是人际关系问题，当然也有只写个人内心的小说，但很少。

有鉴于此，我在实时版心智地图里有一段补充说明：社会科学以及人文学科都探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伦理学建议我们应当如何做，经济学不这样建议，政治学常常也不这样建议，社会学越来越是实证的而不是规范的。与伦理学类似，规范法学（法理学／法哲学）和道德哲学也建议我们应当如何做，这三门学科距离最近，但它们在中西之间差异很大，应在三维理解框架内讨论。

大约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社会科学迅速使自己成为“科学”，也就是必须遵循实证科学方法，从而越来越远离人文学的方法。实证科学，只问事实如何，不问应当如何。我在1996年写过一篇文章，写给我的德国朋友何梦笔在俄罗斯主办的一份英文期刊，标题是《社会科学的使命》，可能是我用英文写的第二篇论文。那篇论文主旨是指出社会科学在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尴尬处境，及可能的出路。任何学问都有两方面的含义，其一是实证的，也称为“实然”，其二是规范的，也称为“应然”。伦理学建议应然，我们应当如何做才好。所以，它不同于一切以实然为主旨的学问。道德哲学和规范法学，与伦理学最接近。但是中国传统学问与西方有巨大差异，例如“道德”两字的含义。所以，我们必须在三维理解框架内细致地探讨伦理学、道德哲学、法哲学和法理学的主要观念的中西含义。社会科学大致而言有四大板块：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最后这一板块界定模糊，而且必须模糊。我观察现在国内的法学院，无一例外是“法律学院”或“法条学院”，可归入实证法学，完全不是斯密当年讲授的法哲学和法理学。儒家传统的政治学说，也有强烈的规范倾向，故而也很接近伦理学。

所以，咱们的课程首先要澄清“道德”和“伦理”的中西含义。去年我讲授这门课的时候，写了下面这段文字：第一讲第一部分第一单元，“伦理”与“道德”含义之错位，源于“康德—斯密”（18世纪下半叶）各自代表的思想传统之间初步会通的时期。斯密之前的两位道德哲学讲座教授是卡米凯尔和哈奇森，他们是苏格兰情感学派的先驱，继承了沙夫茨伯里（Shafetsbury）的“道德感”（moral sense）学说，强调“道德情操”教育的重要性。百度提问“何来道德感”的解答中，有一段文字，是当代中国人表达的古儒思想：道德感指人对自己和别人的思想言论、行为举止是否符合社会道德标准而产生的情感体验。道德感的产生，孟子云“万物皆备于我”，实则认为万物的根本原理具备于人的本性之内，只须将它们发现、发挥出来即可。而人之性向善，“四端”内在于自觉心，若“尽性”修养出浩然之气，使得“四端”被扩充与发挥，便能成德。换言之，孟子认为道德根源自人性先天的向善，当达“万物皆备于我”之境，从而进行道德实践，方可致天人合一。康德早期是自然哲学家，不熟悉“古典学”，当他于1781年被休谟从十年沉梦中唤醒而有三大批判之后，他的道德哲学只是纯粹理性批判的推论。康德在一封信里写过，那个苏格兰人似乎是懂得道德哲学的，他所指，通常认为就是斯密，这就意味着，康德读过斯密1750年代发表的《道德情操论》。可见，在英语思想传统里，沙夫茨伯里使用的“道德感”已经混淆了古希腊“伦理”和古罗马“道德”的含义。当然，这一混淆也许是故意的，为融合罗马人的外在道德约束与希腊人的内在伦理自律。这也意味着，西方古代伦理思想与中国儒家“思孟学派”在启蒙时期呈现“暗合”。现代中国人混淆“伦理”与“道德”，很可能缘起于日本明治维新的西学翻译。显然，“道德”二字各有含义。德，道感于心。伦，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秩序”，斯密《道德情操论》所谓“合宜性”，古儒所谓“义”（内在的“仁”之外在表现）。人伦，与“天道”相应而有的“人道”之外化（秩序），或如《中庸》开篇所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又如郭店楚简（思孟学派或古儒情感学派的文献）所言：“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于情，情生于性。”

上面这段文字，补充以杨昕从北京大学图书馆里查找的辜鸿铭1906年的文章，呈现了“道德”与“伦理”这两个核心观念在中国和西方的含义之不同。

这两个核心观念在西方思想史上的含义，首先是“道德的”，英文“moral”，源于拉丁文“moralis”，最初的含义是外在的，例如“士气”，在古罗马时代是群体之内个体感受到的规范力量。其次是“伦理”，英文“ethic”，源于古希腊文“ethos”，麦金泰尔《伦理学简史》考证，第一个字母“e”是长音，应写为“eethos”。这个希腊单词最初的含义是内在的，特指悲剧人物的“情志”，可参阅王元化几篇关于“情志”的短文。古希腊哲学崛起之前，先有古希腊悲剧。例如雅典半圆形剧场的名称是狄奥尼索斯剧场。农神“潘”演化为山林之神狄奥尼索斯，他们的艺术形象都有山羊的犄角和生殖器。罗素在《西方哲学史》讲过狄奥尼索斯崇拜，他考证，这是来自小亚细亚色雷斯地方的神。他还指出，希腊人需要每七年有一次丧失理性，以平衡七年的理性生活。

尼采指出，西方文化有两大主线：其一是太阳神阿波罗精神，即阳刚之气；其二是酒神狄奥尼索斯精神，代表阴柔之气。后来，太阳神的精神成为主流，遮蔽了酒神精神，后者遂成潜流（潜意识）。尼采早期著作的洞见：音乐是最接近直觉的表达，它不需要指称任何具体事物，其次是抒情诗，再次是悲剧，然后是哲学。柏拉图说，喜剧的功能在于讽刺。希腊城邦的平均规模大约是五万家庭，其中奴隶大约占三分之一。每星期都有戏剧演出，狄奥尼索斯露天剧场大约可容三万人，上演悲剧和喜剧，以市民的现实生活为题材。由市民定期评选的桂冠诗人及其剧本，流传至今天的，只有不到十分之一，其中最著名的三大悲剧，就是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悲剧人物的悲剧性在于，他知道自己的命运是怎样的，却坚持反抗这样的命运。这是一种英雄史观，是人与神的对抗。参阅我给《腾云》杂志写的文章《每一个人的英雄之旅》。

情志的延伸含义是悲剧角色表演的完美境界，这里出现了内在道德的含义。然后，在启蒙时期，斯密系统地将英文“morality”阐释为内在的，康德似乎受斯密影响，继续以“道德”为主题，伦理反而被理解为外在的。这是西学传统之内这两个核心观念含义的颠倒。

亚里士多德《修辞学》有修辞三要素：ethos（伦理），pathos（激情），logos（理性）。这是说服的艺术，至今流行，例如市场营销学，你们检索营销学的三要素，可以找到不少亚里士多德修辞学三角形的应用。我的实时版心智地图里有一个，如图1.21所示，就是这个三角形。有人说过，地球之外的智慧观察人类，亚里士多德是最大的天才，不是苏格拉底，不是柏拉图，是亚里士多德。这一论断有道理，我是从我喜欢的老学者丹尼尔·N.鲁宾逊（Daniel N. Robinson，1937—2018）的演讲里得知这一论断的。

现在讨论企业文化。团队成员相互之间的行为预期，更确切一些的我写在实时版心智地图里，如图1.22右上角所示，“企业文化=预期的行为模式”。营造企业文化是人力资源部门的主要职能，我常说，企业家是企业文化的灵魂。因为企业家物色与自己强烈互补的员工，这样的互补性是企业文化的实质。我还常说，人力资源部门是企业家的守门人。

日本企业很重视行为预期，即所谓“默契”。日本企业的终身雇佣制有利于形成默契，员工相互之间的行为预期非常稳定，他们不多讲话，行动默契。这符合默契的本义：默，沉默；契，契合。我观察其他国家的企业文化，缺乏日本式的默契，为协调工作，往往要大喊大叫。中国企业内部不仅缺乏默契，而且可能形成负面预期，就是偏见。总经理可能对副总经理有偏见，很可能最初猎头公司就不尽职，只看学历简历之类的表格，根本没有认真考察副总经理与总经理是否性情搭配，诸如此类相生相克的问题，我们在第三讲或第四讲就要讨论这一主题。结果就是，总经理从一开始就对副总有偏见，这位副总很快也会形成对总经理的负面行为预期，他们之间很难建立信任。这样的人际关系，遇到合适的机会，足以颠覆这家公司。

即便在知识社会，德鲁克描述为自由人的自由联合，企业只是互补的知识人之间协作的平台，项目完成，平台解体。新项目，有新平台，仍然需要形成人与人之间稳定并且是正面的行为预期。你们想想，如果有一位知识人常违背协作各方的行为预期，那么，哪怕与他的知识有强烈互补性的知识人也不敢轻易与他谈协作项目，他可能突然消失，而且是在项目最需要他的时刻。我在香港教书时期，沈昌文介绍我认识了当时领导香港三联书店的陈昕。近30年了，我对陈昕的行为有非常稳定的预期，他从不给我带来惊讶——负面的或正面的。

可是在三重转型期社会，行为普遍地短期化了，人与人之间的行为预期当然也短期化，而且因为有高阶预期，均衡的预期可能更加短期化。一般而言，对事物的预期只要出现某种趋势，则高阶预期倾向于放大这一趋势。这个话题又要扯远，我想到诺贝尔奖经济学家阿罗（Kenneth J. Arrow，1921—2017）。在诺贝尔奖获奖经济学家当中，阿罗是天才，萨缪尔森是天才，这是公认的。2009年，阿罗访问北大，在朗润园发表演讲，题目是《财富的计量》。你们可能认为有些荒唐，斯密写《国富论》的时候应当有财富计量呀。正确，但是阿罗提出的计量方法，要求从国民财富的存量当中扣减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耗竭。这是存量经济学议题，下一门课就要介绍。自然资源的消耗速率依赖于社会折现率，这是存量经济学的命题。世界银行根据阿罗的计量方法，大约在2015年推出了世行《国民财富的变化》报告，主编特别致谢阿罗。

在这份世行报告里，作者们需要估测特定社会的折现率。加拿大的资源消耗最缓慢，世行报告第10章认为，主要因为加拿大社会折现率很低，大约在3%的水平。如果我们问加拿大人今天的1万元推迟到明年的今天给，利息应当是多少，他们认为利息应当是300元。中国的社会折现率很高，大约15%的水平，所以，中国人认为这1万元的年利应当是1500元。这份报告里还有一章，是某一小国的案例分析，社会折现率超高，导致资源迅速耗竭，经济发展陷入长期停滞。

中国社会折现率5倍于加拿大，这意味着中国人的行为短期化程度至少5倍于加拿大人。所以，人力资源部门为企业招聘员工，不能预期他们像日本终身雇佣制的员工那样以企业为家。你如果相信员工在你这儿有长期打算，你就是傻瓜，你不理性，他们反而比你更理性。你如果要求人力资源部门只招聘有长期打算的员工，呵呵，实事求是地讲，人力资源部的经理可能直接辞职，因为找不到这样的员工呀。

我长期观察民营企业家，大约在香港大学期间，我已概括出这些民营企业的基本问题，就是“接班人问题”。你们想想，第一代民营企业家创建了自己的企业，如果子女不愿意或不适合接班（这是他们子女最常有的情形），他们就要物色家族之外的接班人。假设你在家族之外物色了一位接班人，你不会提前对他宣布他将接班，因为很难检验他是真爱企业还是爱企业的财富。如果你不提前宣布，你暗中考察他的行为，这是典型的韩剧情节，那么，有很高的概率，在关键时刻，他会让你失望。而且你知道，他是理性的，你预期他以企业为家反而是不理性的。我问了许多民营企业家，绝大多数，至今没有接班人。

如果资本市场足够好，我们知道，资本市场的实质其实是职业经理人竞争公司控制权的市场。那么，民营企业接班人问题就可像美国那样依靠资本市场求解。很遗憾，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都没有美国那样成熟的资本市场。我在香港大学期间写过一篇文章，提出了一个命题：如果全世界的资本自由流动，那么很可能只有两个资本市场被认为是“成熟的”，即伦敦和纽约。怎样判断一个资本市场是否成熟呢？我们观察市场上交易的股票的“bidding-asking gap”，讨价与还价之间的价差。如果价差太大，就说明交易费用太高，资本不愿意向这里流动。如果市场上交易的每一只股票在每一个价位上价差都足够小，就说明这里聚集了充足的资本，交易费用极低，所谓“thick market”（厚的市场），不论股票价格如何变动，永远有买家和卖家，也就是说，股票有充足的流动性（交易费用足够低）。我的命题的意思是：人类积累的资本总量，可能只允许纽约和伦敦这两地的资本市场有足够的厚度，于是其他地方的资本市场都只能是“新兴市场”（thin market）。优秀的职业经理人（人力资本）在纽约股市有公道的资本定价，假如斯隆不再主持通用汽车，通用股价不止跌去10%，可能缓慢陷入破产处境。

短期行为不能支持稳定的行为预期，于是也没有正常的企业文化。这是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基本状况，人人理性预期人人行为短期化。不如此预期的人，反而不理性。在这样的社会里，企业文化的塑造只能基于我说的“底线伦理”。我是从斯坎伦的讲演中感悟到这一点的，我提醒你们检索他的名字时，一定要用全名，因为这个姓氏人口太多。他的全名是Thomas M. Scanlon，哈佛大学哲学系自然神学、道德哲学、公共哲学讲座教授，现在是荣休教授。我浏览了现在哈佛哲学系的教师名单，我估测，他荣休之后，哈佛哲学系贬值至少10%，如果有资本市场的话。我在微信群里介绍过他，就是所谓“麦克阿瑟天才教授”。斯坎伦的博士学位是数理逻辑学的，他研究“证明论”（数学基础）。然后，他的兴趣转向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他的主要著作几乎都有中译本，只不过翻译得不流畅，甚至很难读。

斯坎伦的契约主义伦理学，我名之为“底线伦理学”，这源自他在首尔大学的一次演讲，其实是返归常识，然后扪心自问：你是否有你关心的任何生命？如果你有，例如你的家人或朋友，甚至你的宠物，只要你的生活里不是只有你一个生命，那么，斯坎伦会继续问：对于你关心的生命，你在任何行为之前是否应当考虑你关心的生命的感受？注意，这里的关心，英文是“care”，口语常常有这样的表达：“Do you care?”只要你认为你确实应当考虑你关心的生命对你的行为的可能感受，那么，你就已经站在斯坎伦想象的伦理底线上了。其余的命题，都可由此做逻辑推演。所以，斯坎伦的契约主义伦理学核心命题是：仅当你关心的每一个人A对于你的行为X无法提出任何合理的反对理由，你的行为X符合伦理。

三重转型期社会如果还能有伦理的话，我认为最后的伦理底线，就是斯坎伦的上述命题。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更愿意将他的伦理学称为“底线伦理学”，至少在中国，这个名称远比“契约主义”更通俗。关心或在意，意味着你的情感投入。所以，care这个英文单词表达的是某种情感投入。你可能是优秀的学者，从小时候就注意力非常集中，理解力超强，记忆力超好。但是你仍可以不关心任何生命，因为你没有情感生活。我们说当代中国人缺乏深层情感交流，但是，你是否完全不在意任何人呢？我观察，只在意自己的人其实很少。也因此，斯坎伦的伦理学说很可能最适合当代中国社会。斯坎伦2008年写了一本书What We Owe to Each Other，有中译本，书名是《我们彼此负有什么义务》，勉强可以。不过，我还要指出，英文标题里的“owe”口语常见，例如“I owe you”（我欠你），意思是我确实欠着你呢，我不打算赖账。你对你关爱的生命投入足够多的情感，于是你心里形成了义务感，仅仅为了你的情感，不是为了其他什么。你喜欢一个人很久之后，突然，你被这个人拒绝，相当于你投入给这个人的全部情感已形成一个巨大的存量，突然，这个存量完全归于零，你怎么可能接受这样的折现率呢？

我们常听到这样的命题：你爱一个人，应当是无条件的，不论你受到何种伤害。但是，我想在这里运用斯坎伦的理论：你爱一个人，是因为你不愿伤害自己的情感。所以，底线伦理学不同于康德的道德律令。后者其实很苍白，很难运用于现实生活。我自己的感觉是，斯坎伦的伦理学，介于柏拉图的友谊学说与康德的道德律令之间。我不能详细解释了，因为时间不够。

斯坎伦在加拿大的一所大学演讲时，讨论了友谊问题。如果你的朋友与你相约见面却临时爽约，那么，你如何考虑你和这位朋友之间的友谊呢？斯坎伦认为，你必须估量那次爽约的损失。如果那次约会对你至关重要，而那位朋友也明白那次约会对你至关重要，却仍然爽约，而且不是因为不可控的原因（例如飞机延误之类），例如是因为要与一名重要的官员见面，那么，你确实需要调整你与那位朋友的友谊关系。总之，斯坎伦的建议是，你应当调查清楚爽约的全部理由。如果你不搞清楚全部理由就擅自解除与那位朋友的友谊关系，你就违反了斯坎伦的底线伦理学。请你们回顾斯坎伦命题，你要调整与那位朋友的友谊关系，这是你的行为X，那么，你应当确认你在意的每一个人都无法提出合理的反对X的理由。假如那位朋友爽约是因为必须与那位重要官员见面，否则就要进监狱，那这是很充分的反对X的理由。于是，你的行为X不符合底线伦理。

企业就是一群人走到一起，如图1.22所示，桑德尔询问：有没有共同的善？这是桑德尔2020年新书的主题，可参阅图1.13我写的注释。在企业内部，管理者需要不断寻求“共同的善”。企业内部的每一成员都有自己的生命路径和价值排序，而且每一成员都知道他人的价值排序不必与自己的一致。有领导力的人，洞悉本土社会及人性，能带动团队成员解决这一难题。

咱们在第四讲也许有时间介绍鬼谷子（王诩）的“乱世伦理学”，他的《阴符经》可与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三角形对照着研读。苏秦、张仪在当时的转型期社会里，寻求说客与被游说方以及相关各方“共同的善”，此处“善”就是利益。苏秦“悬梁刺股”，其实就是在研读鬼谷子的《阴符经》。

春秋战国不是三重转型期，而是两重转型期，面对经济和政治的转型。王国维说商周之变是5000年最大变局，商朝大约延续了600年。周朝号称800年，前400年确立了宗法体系，后400年逐渐陷入乱世。虽然“百代皆行秦政治”，但秦汉以后2000年中国社会仍沿袭了周朝确立的宗法体系，即梁漱溟所论“伦理本位”的社会。直到民国时期，宗族仍占据中国社会关系的主导地位。邹谠《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分析了中共的革命为何成功，归根结底，因为中共进行的不仅是“政治革命”，而且是更深层的“社会革命”——颠覆中国社会的宗法基础。打土豪分田地，摧毁了皇权与绅权的统治基础（参阅费孝通和吴晗1948年的著作《皇权与绅权》）。

斯坎伦论证为何我们应当关注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严重程度，如图1.23所示，他列出6种反对不平等的理由，在我看来都挺重要。关键是，你要想象你在意的那些人，他们可能符合这里列出的情形，那么，你是否有义务改善他们的处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