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引论。彼特拉克与薄伽丘【1】

彼特拉克降生之后的六个世纪，学术史分四个阶段，可以各阶段中占首席地位的国家命名，即（1）意大利时期；（2）法国时期；（3）英国与荷兰时期；（4）日耳曼时期。

第一阶段是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时期，包含自1321年但丁去世至1521年利奥十世去世的两个世纪，终止于1527年罗马之兵劫。其开端始自彼特拉克（1304—1374年），结束终于伊拉斯谟（1466—1536年）一代登场。这是人文主义者的时代，其主要宗旨在于摹仿并重建古典时代的文化风格与生活模式。

第二阶段是法国时期，主要体现在对古典学术文化的多方面认知上，这尤其得益于勤奋博学，而不是对古典语言形式的某种狂热崇拜。此阶段始于法兰西广学院【译按，Collège de France的历史远早于法兰西学会（Institut de France）或法兰西学院（Académie Française），或译作“法兰西公学院”，但“公学”易生歧义，故改称“广”】的设立，这是1530年在布戴乌斯Budaeus【译按，即纪尧姆·比戴Guillaume Budé】的倡导下由弗朗西斯一世Francis I所创办的。此阶段结束于17世纪末。这是法国与尼德兰地区博学鸿儒辈出的时代。最显赫的人名，有斯卡利杰尔Scaliger（1540—1609年）、卡索邦Casaubon（1559—1614年）、利普修斯Lipsius（1547—1606年）、撒耳马修斯Salmasius（1588—1653年）等。此诸人中，卡索邦在英国终其余生，而斯卡利杰尔生命中的最后16年光阴皆掷于莱顿，此处也是利普修斯和撒耳马修斯度过学术生涯的主要场所之一。

第三阶段为英国与荷兰时期，始于17世纪末本特利Bentley（1662—1742年）的登场。荷兰的代表人物，则是与本特利生活于同一时代的赫姆斯特赫伊斯Hemsterhuys（1685—1766年），【2】他比本特利年轻些，两人有书札来往，另一代表人物是赫姆斯特赫伊斯著名的弟子鲁恩肯Ruhnken（1723—1798年）。这是文史及文词之考证的时代。本特利自1691至1742年的半世纪文学活动，便代表着这两方面的成就，而在1782—1803年的20年里，文词的考订成为珀尔森Porson（1759—1808年）专美的擅场，在他出生那年，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沃尔夫Friedrich Augustus Wolf（1759—1824年）也降临人间。

第四阶段即日耳曼时期，以沃尔夫为发端，其著名的《荷马史诗绪论》问世于1795年。沃尔夫创立了学术研究体系化或谓百科全书式的范型，体现于Alterthumswissenschaft这个涵义丰富的术语上。沃尔夫学问传统的合格继承者，是他杰出的门生柏克Boeckh（1785—1867年），此人系历史与古物研究学派的领军人物之一，该学派与赫尔曼Hermann（1772—1848年）的考辨与语法学派分庭抗礼。在此最末阶段中，日耳曼一直是列国当中成就最多者，不过，学术因其自身的特性，正变得越来越具国际性和普世意义。在国家间的接力赛跑中，学术之光由意大利传至法国、英国，传至尼德兰与日耳曼，传至斯堪的纳维亚，甚而跨海越洋，传至彼岸的国度。

文艺复兴的时代，乃是古代世界向现代转变的时期。一位富于雄辩的作家描述文艺复兴为“世界与人的发现”(1)；另一位作家，认为文艺复兴产生了“对才智和想象自身的热爱”(2)；还有一位，则将之视为西欧诸国在思想与生活方式上由中古转向现代的一场运动(3)。有一位英国人，即奥顿的主教墨德温Modoin，在赞颂查理大帝治下的学术复兴时，以一行师法罗马诗人的诗句，【3】第一次联系到重生这一隐喻：“aurea Roma iterum renovata renascitur orbi”【更新的黄金罗马重生于世间】(4)。古意大利语的rinascita【译按，原义是基督教所言之重生，见《约翰福音》，3：3】一词，可能是由瓦萨理Vasari首先应用于艺术方面(5)。现代意大利语Rinascimento，则不过是法语Renaissance的翻译，这个法文词汇早在1708年即出现于菲勒蒂埃氏Furetière【译按，指安托万·菲勒蒂埃Antoine Furetière（1619—1688年），他编纂的辞书，在其身后得到多次修订】之法语辞书中(6)，但直到1762年方得到法兰西学院的认可(7)。我们的同胞威廉·柯林斯William Collins（卒于1759年）(8)和托马斯·沃顿Thomas Warton（卒于1800年）(9)，尝计划撰写“学术”或“文学”之“复兴”史，但未能完成。此二氏俱将其灵感追溯至利奥十世的时代。同样，法国人巴特莱缪Barthélemy神父在1755年旅居意大利时，称利奥之时代为“la naissance d’un nouveau genre humain”【新人类之出生】(10)。然而后来人们认识到，我们要将文艺复兴时期的始点追溯至彼特拉克，其人之卒年在1374年——比利奥的出生年早整整一个世纪。

在自但丁去世直到利奥十世去世间的足足两个世纪中，意大利的学术复兴差不多得以完成。在梅第奇家族的这第一位教皇作古之时，人文主义在意大利业已大盛。而当佛罗伦萨的那位流亡诗人在拉文纳去世时，第一位人文主义者彼特拉克还只是蒙彼利埃Montpellier的一位青年学生。不过，那时他已经着迷于西塞罗和维吉尔的文风。他父亲彼得罗Pietro或作彼得拉科Petracco，是佛罗伦萨的一位公证员，为其子命名为Francesco di Petracco。彼特拉克为求音声谐悦，或是出于对拉丁式人名的喜好，遂更为Fancesco或Franciscus Petrarca。他出生于流亡途中的阿雷佐，【4】八岁时被带至阿维尼翁——此处在“巴比伦之囚”的70余年中乃是教廷驻地，几近对应于他生平的70年（1304—1374年）。他受学之地主要在蒙彼利埃和博洛尼亚，其后在沃克吕兹隐居了16年。早年在法国和日耳曼游历，此后多次访问罗马，在那里，彼特拉克作为拉丁而非意大利诗人的能力受到认可，在1341年于卡皮托Capitol山得封桂冠。尽管他对帕尔马、维罗纳和维琴察颇为熟悉，却很少访谒佛罗伦萨。他在米兰客居八载，在威尼斯和帕多瓦也居留有时，在距后者南方12英里处的阿夸Arquà的静谧村庄度过了他平生的最后四年。他致信后人，自言有浅暗相宜的明亮肤色，以及热情的双眸，多年以来不需借助眼镜即可明察秋毫(11)。关于他的若干肖像，最为可信的，可能是存于巴黎所藏一部《名人传》钞本的那张，是帕多瓦的一位密友在他逝世五年后所作(12)。

彼特拉克深知自己身处一个具有特别意义的过渡时代(13)。当他决计要攀登旺度山Mont Ventoux之高峰时，便展现出自己的现代精神，而当他一旦登至峰顶，就被自己誊抄的圣奥古斯丁《忏悔录》所感染，换作一副中古的心肠(14)。不过尽管如此，他还是被公允地推许为“第一位现代人”(15)。在崭新的时代，彼特拉克最早意识到古典文学的至关重要性，对之充满热情，又不失睿智与批评的眼光，他将古典文学视为自我修养的途径、人类才能最高水平的体现。他的拉丁文风绝非古代范本下亦步亦趋的仿制。其散文主要受西塞罗哲学著作和塞内加道德书简的影响。其诗歌虽取法维吉尔，【5】却深谙领会古代诗人风神之重要，并不挪用其现成的文辞(16)。彼特拉克不仅搜辑古典文学的钞本，也收藏古币和碑铭，见罗马之墟址遗迹便生发出历史学和考古学的志趣来。作为一名虔诚的教徒，他将古典研究视作基督教之婢女，以为两者并不相悖。

彼特拉克的思想主要由对拉丁经典作品的研究熔铸而成，他着迷于其形式的完美。年纪尚幼时，他便能辨识拉丁诗文的音声。就学于蒙彼利埃时，他花了不少功夫精读所喜爱的拉丁作家，荒废了本该从事的法律学习，这时父亲突然现身，抄出其子藏匿的宝贝，扔入火中。儿子大恸中失声痛哭，软化了父亲的心，遂从火焰中夺回仅存的两卷，一是维吉尔的著作副本，一是西塞罗的一部“修辞学”(17)。西塞罗与维吉尔乃是学术复兴必备的教科书。彼特拉克在一首诗中称此二人为自己言谈的“双目”(18)。甚至暮年时的他对于中古时期《埃涅阿斯纪》之寓意传统依然念念不忘；但是，与维吉尔的中古追慕者不同，彼特拉克未将此拉丁诗人列作神秘玄远、超逸尘俗之品；反而将之视为一位友人，甚或可以坦直到对之加以批评。他在《私人书信集》中征引了维吉尔约120次；他精心注释的副本，现存于安布罗斯图书馆(19)；在他的影响下，《埃涅阿斯纪》被后世接受为独一无二的史诗之典范。他自己的《阿非利加》Africa，也是取法于此。

从彼特拉克对贺拉斯抒情诗作的欣赏来看，他已经远远超越了中古的观念。中古人士摘引贺拉斯著作，出自抒情诗的不足五分之一，其余尽是来自其六音步诗歌(20)；【6】而这一失衡，幸得彼特拉克矫正，他于两方的引述可谓旗鼓相当。他钞录贺拉斯的副本，今存于洛伦佐图书馆中(21)。奥维德于他的品味而言则显得过于琐细轻浮了(22)。他也精熟于卢坎、斯塔提乌斯和克劳狄安的史诗，以及珀息乌斯、玉万纳尔和马提阿尔的著作，对于奥索尼乌斯也有所涉猎(23)。彼时得见天日的普劳图斯戏剧仅有八部，彼特拉克引述过其中的两部(24)，还概述过另外一部的大意(25)，以证明作者在描写人物方面的才具。他熟稔泰伦斯的喜剧和塞内加的悲剧，但很少提及卡图卢斯(26)和普罗珀提乌斯(27)，对于提布卢斯的了解显然只限于摘要(28)。他所有关于卢克莱修的引文，一望即知是取自马克罗比乌斯的转述(29)。

少年时期的彼特拉克即沉湎于对西塞罗的研读，尽管他尚不能全然领会其义理，却被那不可思议的音声之和谐所吸引(30)。及至桑榆之年，他感叹道：“此神品也，其雄浑之气，绝无伦比。”(31)维吉尔本是中古时期最受欢迎的作家，而由于彼特拉克的影响，西塞罗得以在此学术复兴之时重占鳌头(32)。彼特拉克熟读了当时存世的所有西塞罗哲学著作，通晓其主要修辞学著作的多个版本，也读过不少他的演说词作品(33)。

彼特拉克一直渴求西塞罗的那些佚作。在旅居异国之时，一旦远远瞥见有什么地处僻远的修道院，便匆忙赶去，企望在那里有所发现(34)。1333年，【7】他首度体验有所斩获的乐趣，在列日得到了西塞罗两部演说词的钞本。他与同伴迅速地各自誊录了一部副本(35)。他本人所誊录的那部，可确定即《为阿齐亚斯而辩》(36)。而更大的快乐尚在将来等着他。西塞罗的书信集亡佚已久；而在1345年，彼特拉克于维罗纳得到一部钞本，包括了全部的致阿提库斯书与致昆图斯书，以及西塞罗与布鲁图斯的往来书信。他立即抄写出了全书，但这个誊录本不幸丢失了。其副本保存在佛罗伦萨的洛伦佐图书馆(37)，长期以来被当成是出自彼特拉克之手，但实际上问世于彼特拉克身后第八年，乃是为佛罗伦萨的拉丁文书专员科卢乔·萨卢塔蒂Coluccio Salutati所制，此人成为近世拥有西塞罗两大书信集的第一人。彼特拉克全然不知西塞罗的《私人书简集》。他发现《致阿提库斯》后不久，便拟寄书信，写给西塞罗告知这一消息(38)。这是彼特拉克致已故作家的第一封信，后续之作（包括致西塞罗的第二封信）还有写给荷马、维吉尔、贺拉斯、李维、塞内加以及昆体良的。

在发现西塞罗的书信集之前，彼特拉克已经根据西塞罗的哲学著作形成了自家的文风；在发现这些书信之后，他更是将之立为楷模，并在《私人书信集》Epistolae de Rebus Familiaribus的前言中(39)，宣称较乎塞内加而言他更愿意追随西塞罗。不过，就在这些书信中，他引述塞内加多达60处，这绝不是他熟稔此作家的唯一证据(40)。彼特拉克喜爱的罗马史家是李维，对于第二个十卷的失落他深感遗憾(41)。在写给李维本人的信中，彼特拉克如此呼告：O si mihi totus contingeres【呜呼，公感荡我之深彻也】(42)。【8】他熟悉恺撒、萨鲁斯特、查士丁、苏维托尼乌斯、弗罗鲁斯、科耳修斯、《皇史六家》、瓦勒留·马克西姆斯、维哲修斯、弗隆提努斯以及俄若修斯，却对于奈波斯和塔西佗全然陌生。他仅存有一部昆体良著作未尽良善的副本(43)。令人遗憾的是，彼特拉克未见过小普林尼的书信，不过他有幸拥有了老普林尼的百科全书著作。他的钞本今天收藏在巴黎图书馆(44)，在描述索尔格Sorgue河之水源的章节页边(45)，彼特拉克凭记忆描绘了一小幅沃克吕兹山谷风光的娟秀速写(46)。

在西塞罗的影响下(47)，彼特拉克被引导着相信拉丁文学远胜过希腊文学(48)；可他并不通晓希腊语。第一次学习机会出现在1339年，卡拉布里亚的瑟米纳剌Seminara有一位僧侣巴兰Barlaam，以使节身份从君士坦丁堡来至阿维尼翁。此人复在1342年被派往西方，因此彼特拉克尝试学习这门语言的时间当在此期间(49)。不过在他大方地推荐这位老师去南部意大利充任主教职务时，他只学会了读写大写字母而已。另一位使节尼古劳斯·锡哲罗斯Nicolaus Sigeros，约在1350年访问西方，在1354年前后，他送给彼特拉克一部荷马著作的钞本手稿。对于彼特拉克而言，此稿乃是一部封禁之书，然而每取之把玩观览，仍能感到欣悦。他甚至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给荷马本人(50)，还要求东方友人再给他寄来赫西俄德和欧里庇得斯的作品副本(51)。除了拥有一部《伊利亚特》前四卷的译本(52)，他还在1369年获得了荷马史诗全译本的一部誊录本，译者是巴兰的一名学生，名为利昂提乌斯·庇拉图斯Leontius Pilatus，1363年他在威尼斯居停三个月，得到了彼特拉克的接待(53)。【9】尽管这部译本的粗疏导致彼特拉克对于那位古希腊诗人的热情有所减退，但他后来的著作证明他对其中的篇章是下过功夫的。最具说服力的传言，即谓他临终时还在“阐发”（即注释）所钞录的一部荷马史诗拉丁文译本(54)。此钞本今存于法兰西国家图书馆，《奥德赛》部分的批注结尾处颤抖的笔迹，可印证传言非虚，这确系他最后的著述。荷马描述柏勒罗丰在阿勒伊昂原野上漂泊一节(55)，有拉丁译文，出现在彼特拉克的《秘密》Secretum中(56)，曾引起德法两国最博学的二位专家不必要的困惑(57)，他们竟敢推测这节译文出自彼特拉克本人。要是二公熟稔彼特拉克之程度等同其于西塞罗之书，或许会发现此节早见于《图斯库兰辩论集》(58)。

彼特拉克所藏的希腊文钞本，还有一部柏拉图的16篇对话集，当他收到荷马著作的钞本，便将之与自己的柏拉图并置一处，写信给馈赠者，宣称自豪于能使这两位嘉宾安居于米兰的寓舍(59)。他还有一部不完整的卡尔齐丢斯翻译的《蒂迈欧篇》钞本(60)。利昂提乌斯·庇拉图斯是唯一能够帮他补齐此译本的人，却突然罹受奇特的灭顶之灾。1367年春天，此人从君士坦丁堡动身，航程中忽有一道闪电，击中了站在桅杆前的他。彼特拉克闻讯匆忙赶赴码头，企图在这罹难者的财产中找到珍贵的欧里庇得斯或索福克勒斯的著作钞本，结果是徒劳一场(61)。彼特拉克对于《斐多篇》的了解，只不过与加图之死的故事有关(62)。他提到过otiosa cupresseta【幽苑】和spatia silvestria【林间】，【10】是柏拉图《法律篇》之对话发生的场所，但这一富于原貌特色的体认，并非得自原书，而是来自西塞罗著作的一处用典(63)。关于亚里士多德，彼特拉克仅从拉丁译本中进行认知，并无特别偏好。他听信了所谓经过若干译家之手的那位哲人早已面目全非的说法，以为此公著作文体粗疏得可厌，完全缺乏eloquentia【文气】(64)。于是，彼特拉克不仅不承认亚里士多德的权威地位，反而宣称亚翁具有无可置疑的谬误，这些谬误并非无关痛痒的，而是关系极切要的重点问题(65)。我们确信彼特拉克曾据有一部巴黎钞本，是时下对亚里士多德的评注，注家包括尼西亚的欧斯特剌修斯Eustratius of Nicaea(66)、阿斯帕休斯Aspasius及以弗所的米凯勒，但是并无线索显示藏书者对之进行过什么研究。对于帕多瓦那些拥奉阿威罗伊学说的亚里士多德派人物，彼特拉克怀有特别憎恶之情(67)。他催促友人，奥古斯丁派僧侣路德维克·马尔息琉斯Ludovicus Marsilius去著作《反对阿威罗伊派狂犬》contra canem illum rabidum Averroim(68)。他发起了针对当时论辩学家们的战争，那些人常责难古代希腊或拉丁的哲学或文学代表人物(69)。在《荣誉的胜利》中，他贬斥波弗利的三段论法如同诡辩，提供的是反对真理的武器(70)。在同一部著作中，他含糊不清地提到了希腊和拉丁经典著作，并在其第十首牧歌之中，将欧里庇得斯置于荷马地位之次席。事实上，彼特拉克对这些希腊作家的认知除了名号再无其他。然而他却将希腊和拉丁的这些古代大作家当成私交好友一般，他认为这些留传当世的经典成为他珍藏的纪念，由此来缅怀那些他乐于尚友的伟大古人(71)。彼特拉克为意大利准备好接受希腊文化的土壤。【11】也许，若无他及时地介入，文艺复兴运动竟会延搁。自1374年彼特拉克去世，至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在此期间，意大利开始恢复对希腊经典的关注(72)。

正由于彼特拉克的影响，他的同代人，伟大的薄伽丘（1313—1375年），自早年即开始研究拉丁经典著作(73)。他的教育不幸中断，故其拉丁文知识最终也不尽完备。根据菲利波·维拉尼Filippo Villani所说的故事(74)，他最初爱上诗歌，便去拜祭维吉尔在那不勒斯的墓地。作为但丁的勤奋学徒，薄伽丘将亲笔誊抄的但丁不朽之诗篇作为礼物馈赠给彼特拉克(75)，还寄给他过西塞罗及瓦罗的一些作品(76)。彼特拉克一直为他所敬慕，但是直到1350年才得以在佛罗伦萨会面。薄伽丘乃是联系彼特拉克与彼特拉克先祖之城市的纽带。【12】正由于他，彼特拉克的影响力始在佛罗伦萨得到回响，而正由于彼特拉克的敦促，使薄伽丘学习希腊文，遂成为近世最早的希腊文研究者。此二人同样渴求文坛声誉，俱希望通过他们的拉丁文著作而非意大利语著作来获得不朽。但是薄伽丘的拉丁散文作品缺乏彼特拉克的生动感，水平相较于他以俗语写作的诗文显然低下些。彼特拉克关注的是古典经典的精神，薄伽丘感兴趣的是主题的琐细条目，因此他孜孜不倦地辑录了大量的笔记(77)。彼特拉克的拉丁著作《名人传》，激发薄伽丘写《名媛列传》De Mulieribus Claris以及“诸王之殒落”Falls of Princes(78)，其中尤其是以吸收希腊的传奇故事最为突出。薄伽丘重要的拉丁著作，是一部小开本的神话学研究，宣称是全从古代作家中采取素材而写成的(79)【译按，指《异教神谱》Genealogia Deorum Gentilium一书】。这是近代关于该题材最早的手册，对于古代传说的寓意式解读，必定在当时人眼中产生出一种独到的趣味(80)。更不起眼的一部著作论及“山林与河川”，是为研究拉丁诗人提供帮助而写的，完全不过是一部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古代地理词典，其蓝本为维比乌斯·塞奎斯特尔Vibius Sequester的著作。无论如何，以上两部作品，理应被视为近世古代神话学与地理学辞书的先驱。

薄伽丘对于拉丁诗人所知甚广(81)，还亲手抄录了全部的泰伦斯著作，今存于洛伦佐图书馆(82)。他发现了对照古代手稿之文本的重要意义，但仅止于此，未有进一步的发展。他与彼特拉克之不同在于缺乏批评意识。他尤其喜爱两位拉丁史家，李维和塔西佗。【13】他对李维的称赏，不尽体现在对该史家著作的庞多征引，还可见于洛伦佐图书馆所藏一部手稿，扉页上有薄伽丘所写的若干条导论札记，这些札记首度刊布是出现在古物学者赫恩Hearne【译按，指Thomas Hearne（1678—1735年）】所编订整理的另外一部文献中(83)，但未标明其真正的作者，直到多年以后(84)。薄伽丘是第一位引用瓦罗著作的人文主义者，他或许从卡西诺山得到了一部钞本，乃是现今一切瓦罗著作钞本的祖本(85)。他还发现了奥维德的《朱鹭》，以及马提阿尔、奥索尼乌斯的著作，还有《维吉尔余集》Appendix Vergiliana【译按，皆系古代托伪之作】和《男根神铭诗集》Priapeia，后者的第一部传世至今的钞本即出自他的手笔(86)。他收藏古籍手稿的兴趣颇为广泛，尤其是对于塔西佗的兴趣，可见于一则访问卡西诺山的故事。这个故事由他的学生本万努托Benvenuto记述下来，载于对《天堂篇》第22歌的阐释中：

他听闻此间图书室极富盛名，于是渴望瞻仰，谦卑地乞求一位僧侣给予方便，让他入室一观。那修士指着一段高陡的楼梯，木然答曰：“上去吧，本是开启着的。”薄伽丘欣喜地走上楼梯，只见那学问的宝库没有装门或什么封闭装置，窗台上青草丛生，书与书架上布满了灰尘。他翻阅了那些钞本手稿，发现有不少稀见之本和古本，有的整页被撕掉了，有的页边被粗鲁地裁去一角。他涕泪纵横地离开那个房间，向修道院里的一位僧侣询问何来如此横祸，得知院中有些被收容者想赚些外快，就去撕书页来制作赞美诗集【译按，应该指刮去羊皮纸上原来的文字，重新抄写别的内容】，将之售与学童，又将羊皮纸裁成条带，做成咒符，售与妇女。(87)

一直有人猜想，塔西佗《历史》及《编年史》残卷的一部著名钞本手稿，与以上故事有关。【14】这部手稿在1427年之前以不可思议的方式变成了尼科利Niccoli的藏书(88)，而在其逝世后又转入梅第奇图书馆，可能最初是薄伽丘从卡西诺山获得的。原稿所书为“伦巴第”体，故而可能确是从该修道院传出。我们确知薄伽丘拥有一部塔西佗著作的副本，由他本人誊录，可能就是以这部最终归梅第奇家族收藏的手稿为原本的(89)。他无疑是人文主义者中第一位全然熟稔那位历史学家的。他在评注但丁著作时引述了该史家评述塞内加故世一节的大意；在《名媛列传》中，他借用了《编年史》第13至16卷及《历史》第2、3卷中的某些著名人物为素材(90)。

1361年标志着薄伽丘人生的转向，这位《十日谈》、《菲娅美达》Fiammetta【译按，意即“爱之火焰”】、《爱的幻影》Amorosa Visione的作者，从此不再写诗，也不再写其他的散文或韵文作品了。但是他并未终止自己的学者生涯(91)。作为学者，他安贫乐道，不愿损失自己的独立品格。除了少数几次出使任务，他唯一承担的公职，便是1373年在佛罗伦萨创立的但丁研究讲座之首位主讲人。他把所藏钞本遗留在圣灵教堂Santo Spirito的修道院，曾得到青年时代尼科利的悉心看护。1451年所作的书目收录了106部钞本(92)。他为自己撰写了一篇谦和的墓志铭，只有末句带些骄傲的口气：Studium fuit alma poësis【（其）学问乃丰厚之诗】。【15】正如布朗宁的“语法学家”那样【译按，见第一卷第一章开篇】，薄伽丘终其一生，纵然暮年饱经艰辛与磨难(93)，却从未失去一名学者的锐气与勤劬精神；他晚于彼特拉克卒年之后一年谢世，当时佛罗伦萨的那位拉丁文书专员宣布，此二位新一代文豪就此殒落，再也没有如同薄伽丘这般令人爱戴的人物了(94)。

薄伽丘不仅是近世最早研究塔西佗的学者，他还是意大利甚至整个欧洲第一位学习希腊文的现代人。其希腊文知识有一部分来自那不勒斯的罗伯特王御用图书室，还有一部分来自于佩鲁贾的保罗Paolo da Perugia，此人从那位卡拉布里亚的僧侣巴兰处获得了有关希腊神话的若干零散之细节。巴兰的弟子，另一位卡拉布里亚人利昂提乌斯·庇拉图斯，约在1360年从东方来到威尼斯，薄伽丘热情邀约他到佛罗伦萨来教授希腊文，并挽留其人在自家中，花了三年时间翻译荷马。当时，他悉心地记录着从这位无知而又丑陋的导师唇齿间流露出的关乎希腊文的一切蛛丝马迹(95)。

薄伽丘热衷在自己的意大利文著作中点缀上杂糅笨拙的希腊文名称。希腊与罗马之神话干扰了他的《菲洛柯珀》Filocopo【译按，即《菲洛柯洛》Filocolo，意即“爱之辛劳”，乃小说男主人公之诨号】。《阿美朵》Ameto的场景，设置于想象中的阿卡狄亚；《忒修斯纪》Teseide则在雅典，而《菲洛斯特拉朵》Filostrato【译按，意即“爱的折磨”】则声称是一个特洛伊传奇(96)。如彼特拉克一样(97)，薄伽丘也不相信柏拉图曾经建议将荷马驱逐出他的理想国；在为这位古代诗人申辩时，他以寓言阐释法为庇护之手段(98)。他展示出对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政治学》和《天象学》有些微的一知半解，【16】在他注释的但丁中，有单独一节文字提到了有关《逻辑学》和《形而上学》的著作(99)。

在薄伽丘关于希腊神话系谱的著作里，他感觉自己好从荷马史诗中称引希腊文的习惯会被指责为炫耀。他在回应的文字中，洋洋得意地提及一个事实，即在所有托斯卡纳人中，唯他能解希腊诗歌，并自豪地宣称自己率先在意大利为希腊文教师提供了殷勤的招待，率先将荷马诗篇引入托斯卡纳，在所有意大利人中，也是他率先恢复了对荷马的阅读(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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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ichelet，《法国史》Histoire de la France，VII p. ii，“la découverte du monde，la découverte de l’homme”【世界的发现，人的发现】；参看Burckhardt，《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part iv。

(2)　W. Pater，《文艺复兴》The Renaissance，p. 2。

(3)　大概可参看J. A. Symonds为《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第9版所写的“Renaissance”词条；以及《意大利的文艺复兴》Renaissance in Italy，i 1–28。

(4)　Dümmler，《加洛林王朝拉丁诗歌集》，i 385。

(5)　《艺苑名人传》Le Vite de' più eccellenti pittori，scultori，e architettori，Parte II，par. 3，rinascita di queste arti【诸艺之再生】。

(6)　单纯用其比喻义，例如“la renaissance des beaux arts”【美术之复兴】。

(7)　例如“la renaissance des lettres”【学术复兴】。

(8)　Johnson的《英伦著名诗人列传》Lives of the Most Eminent English Poets，iii 282。

(9)　Roscoe的《利奥十世》Leo X，p. x，1846年版。

(10)　A. Holm，《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与古代希腊》Il Rinascimento Italiano e la Grecia Antica（巴勒莫，1880），pp. 35–40的附记。Matthew Arnold，在《文化与无政府》Culture and Anarchy（1869），c. iv，介绍了Renascence这一词形。

(11)　《私人事务及其他杂题书信集》Epistolae de Rebus Familiaribus et variae，i 1以下，Fracassetti编订本。

(12)　见本卷扉页，并参看De Nolhac，《彼特拉克与人文主义》Pétrarque et l’Humanisme（1892），附录pp. 375–384，l’iconographie de Pétrarque【彼特拉克之肖像】。

(13)　《掌故丛谈》Rerum Memorandarum libri，Liber i 2，p. 398，1581年版，“velut in confinio duorum populorum constitutus，ac simul ante retroque prospiciens”【犹如置身两人间，同时顾后复瞻前】。

(14)　参看拙著《哈佛讲演录：学术复兴》（1905），p. 9以下。

(15)　Renan，《阿威罗伊与阿威罗伊主义》，p. 328，1882年版。

(16)　《私人书信集》Epistolae Familiares，xxiii 19（参看《哈佛讲演录》，11以下）。

(17)　《暮岁书信集》Epistolae Rerum Senilium，xv 1，p. 947。

(18)　《荣誉的胜利》Trionfo della Fama，iii 21。

(19)　De Nolhac，118–135；此本扉页之摹本，见Müntz在1887年《考古学通报》Gazette Archéologique所刊文章【译按，此文题为《彼特拉克与西蒙尼·马提尼》Pétrarque et Simone Martini，后者乃著名画工，与彼特拉克素有交情，为其维吉尔注本之扉页作图】，又见Müntz著《彼特拉克》Pétrarque（1902），p. 12对面。

(20)　Moore的《但丁之研究》，i 201。

(21)　摹本见于Chatelain的《古典拉丁语的古文书法》，pl. 87，2；De Nolhac，148–153。

(22)　《论独居生活》De Vita Solitaria，ii 7，2。

(23)　De Nolhac, 153, 160–167, 173.

(24)　《库尔库里奥》Curculio与《箱奁》Cistellaria，见《私人书信集》，ix 4。

(25)　《卡西娜》Casina，见《私人书信集》，v 14。

(26)　De Nolhac, 138–140.

(27)　iii 32，49以下，从《歌集》Canzoni，xii str. 7处显然可看出摹仿的痕迹；De Nolhac，142以下；关于彼特拉克《阿非利加》中对普罗珀提乌斯的摹仿，参看Phillimore教授在R. Ellis，《卡图卢斯在14世纪》（1905），29。

(28)　De Nolhac, 145.

(29)　De Nolhac, 134。

(30)　《暮岁书信集》，xv 1，p. 946。

(31)　《暮岁书信集》，p. 948。

(32)　Zielinski，《近世西塞罗接受史》Cicero im Wandel der Jahrhunderte，1897，p. 26；《哈佛讲演录》，149。

(33)　De Nolhac, 176–223.

(34)　《暮岁书信集》，xv 1，p. 948。

(35)　《暮岁书信集》，xv 1，p. 948。

(36)　《私人书信集》，xiii 6（II 238 Fracassetti编订本）。

(37)　xlix 18.

(38)　《私人书信集》，xxiv 3；参看xxi 10（II 87 Fr.）及《杂题书信集》Epistolae variae，25（II 367 Fr.）。参看Viertel，《由彼特拉克而重见天日的西塞罗书信》Die Wiederauffindung von Ciceros Briefen durch Petrarcha，柯尼斯堡计划Königsberg program，1879。

(39)　p. 21 Fr..

(40)　De Nolhac，308以下。

(41)　《掌故丛谈》，i 2。

(42)　《私人书信集》，xxiv 8。

(43)　《私人书信集》，xxiv 7；De Nolhac，281以下。

(44)　MS 6802。

(45)　xviii §190。

(46)　翻拍本见De Nolhac，395。

(47)　《论至善与至恶》，i 10，iii 5。

(48)　《暮岁书信集》，xii，p. 913，Graecos et ingenio et stilo frequenter vicimus et frequenter aequavimus，imo，si quid credimus Ciceroni，semper vicimus，ubi adnisi sumus【我们的文才与风格往往至少可与希腊人相抗衡，甚至超逾之，若西塞罗所言足以为凭，凡是我们与之竞逐之领域，我们总能胜之】（De Nolhac，318）。

(49)　De Nolhac，324–326．参看G. Mandorli，《卡拉布里亚的巴兰教友》Fra Barlaamo Calabrese，1888。

(50)　《私人书信集》，xxiv 12。

(51)　《私人书信集》，xviii 2。

(52)　De Nolhac，353以下。

(53)　这段有关利昂提乌斯·庇拉图斯的文字全部征引自Hody，2–10；参看Gibbon，vii 20，Bury本；以及De Nolhac，339–349。

(54)　乃Decembrio所言，引自De Nolhac，348。

(55)　《伊利亚特》，vi 201以下。

(56)　iii, p. 357.

(57)　Körting，i 477以下；De Nolhac，350注释1。

(58)　iii 63.

(59)　《私人书信集》，xviii 2。

(60)　今藏巴黎国家图书馆，6280号（De Nolhac，43）。

(61)　《暮岁书信集》，vi，p. 807；参看Gibbon，vii 120，Bury本。

(62)　《私人书信集》，iii 18，iv 3。

(63)　《法律篇》，i 15（参看柏拉图《法律篇》，625 B）。《论独居生活》，i 5，2，p. 242：（Tullius et Virgilius）Platonem secuti ambo，qui inter otiosa cupresseta et spatia silvestria de institutis rerum publicarum deque optimis legibus disputat【（西塞罗与维吉尔）都向柏拉图学习，学他在幽苑和林间讨论公共事务与良善法律】。De Nolhac氏（p. 329）认为此处系指《理想国》，但是该篇对话的场景是完全不同的。

(64)　《掌故丛谈》，ii 2，p. 415；又见《论无知》De Ignorantia【译按，全题为《论自身与他众的无知》De sui ipsius et multorum Ignorantia】，pp. 1037，1051。

(65)　《论无知》，p. 1042。

(66)　Eustachii（原文如此），被De Nolhac错误地认定是“Eustathius”，见氏著，337注释3【译按，本书卷一曾出现过“尼西亚的尤斯塔修斯Eustathius of Nicaea（约1050—约1120年）”，见中译本第一卷第593页】。

(67)　《论无知》，1035–1059。

(68)　《暮岁书信集》，p. 734。

(69)　《私人书信集》，i 1，p. 30，Fracassetti编订本；i 6及11；《暮岁书信集》，v 2（3），p. 795。

(70)　iii 62–4。

(71)　《私人书信集》，iii 18，p. 178，Fracassetti编订本。

(72)　Symonds，86以下。——关于彼特拉克的文本，我通常参考的是1581年编订的巴塞尔对开本第二版（我的副本上有Thos Campbell的签名【译按，即Thomas Campbell】，他用此书写了他的《彼特拉克传》Life of Petrarch，1841）；另外参考Fracassetti编订的《私人事务及其他杂题书信集》Epistolae de Rebus Familiaribus et Variae，三卷本，八开本，佛罗伦萨，1859–1863。这些书信由那位编订者后来作了五卷的译注本（1863—1867），及两卷的《暮岁书信集》Epistolae Seniles（1869）。参看F. X. Kraus，《书信交游中的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a in seinem Briefwechsel，收入《文集》Essays，i 1896。彼特拉克的《名人传》De Viribus Illustribus的第一版，以及《阿非利加》的最善版本，在1874年（逝世500周年）分别问世于博洛尼亚和帕多瓦，这也是Geiger撰写277页《彼特拉克》Petrarka（莱比锡）问世的年份。参看Voigt，《古代经典的复活，或人文主义的第一个世纪》，i 20–1563；Körting，《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文学史》Geschichte der Litteratur Italiens im Zeitalter der Renaissance，i 1878；Geiger，《意大利与德国的文艺复兴运动与人文主义》Renaissance und Humanismus in Italien und Deutschland，22–44，565以下；De Nolhac，《彼特拉克与人文主义》，1892，1907年第二版，以及以上著作中所引之文献；Sabbadini，《彼特拉克藏书的主要核心部分》Il primo nucleo della Biblioteca del Petrarca，见《伦巴第皇家科学与人文学院报告》Rendiconti del Reale Istituto Lombardo di Scienze e Lettere（1906），369–388；又见Symonds，《意大利的文艺复兴》，ii 69–872，以及Robinson与Rolfe，《彼特拉克，第一位近代学者与文人》Petrarch，The First Modern Scholar and Man of Letters，并附其书信之译文（纽约，1898）。

(73)　《论历代名人之命数》De casibus illustrium virorum，fol. 90，（P.），quem ego ab ineunte juventute mea prae ceteris colueram【（彼特拉克）我自少时发蒙之初即得他导引】。

(74)　F. Villani，《佛罗伦萨的著名市民列传》De Civitatis Florentiae Famosis Civibus，Galletti编订，17；Symonds，《薄伽丘生平与著述》Giovanni Boccaccio As Man and Author，21。

(75)　彼特拉克，《私人书信集》，xxi 15，约在1359年（此钞本今存于梵蒂冈）。

(76)　彼特拉克，《私人书信集》，xviii 4。

(77)　Schück，在《新年刊》，1874（2），467以下。

(78)　这个题目乃是Lygate改编版《论历代名人之命数》的译题（W. P. Ker，《中古文学论集》Essays on Medieval Literature，70）。

(79)　l. xv c.5．参看Schück，《论14、15世纪意大利人文主义之特性》Zur Charakteristik der italienischen Humanisten des 14. und 15. Jahrhunderts（1857），1–22。

(80)　F. Villani，前揭，17，mysteria poëtarum sensusque allegoricos ... in medium ... perduxit【神话寓指之义，由此不胫而走】；参看Hortis，《薄伽丘著作中所提及的自然科学》Accenni alle scienze naturali nelle opere di Giovanni Boccacci，1877以及《薄伽丘拉丁著作研究》Studi sulle opere latine del Boccaccio，229–256。

(81)　Hortis，《薄伽丘拉丁著作研究》，389–413。

(82)　xxxviii 17；Hortis，《薄伽丘拉丁著作研究》，339。

(83)　牛津，1708【译按，该文献题为《帕多瓦的李维〈建城以来史〉传世诸卷》T. Livii Patavini Historiarum ab urbe condita libri qui supersunt，凡六册】。

(84)　Hortis，《薄伽丘关于李维的论说》Cenni di Giovanni Boccacci intorno a Tito Livio，的里雅斯特，1877，又见《薄伽丘拉丁著作研究》，1879，p. 317以下；以及关于他的李维研究的论述，《薄伽丘拉丁著作研究》，416–424。

(85)　洛伦佐图书馆，l 10。

(86)　洛伦佐图书馆，xxxiii 31。参看Sabbadini，《拉丁与希腊文钞本的发现》，28–33。

(87)　本万努托关于《天堂篇》xxii 74以下的注解，见Lacaita编订本，v 301；参看Corazzini，xxxv以下，以及Longfellow译但丁著作，《拉丁与希腊文钞本的发现》（不过，brevia并非“breviaries祈祷书”，而是“符咒”或“护身符”之类；见Ducange，相关词条）。这则故事写得不够自然，受到博学的卡西诺山志专家Tosti的反对，见氏著《卡西诺山修道院志》Storia della Badia di Monte Cassino，iii 99。

(88)　Poggio，《书信集》，iii 14。

(89)　薄伽丘致信蒙特法古内Montefalcone的主教：“quaternum quem asportasti Cornelii Taciti quaeso saltem mittas，ne laborem meum frustraveris et libro deformitatem ampliorem addideris”【祈请务必将您曾携走的吾之塔西佗四卷（译按，quaternum大概指《历史》前四卷，因第五卷残余较少，故以此代称）悉数归还，毋要欺诈我的劳作（译按，一般研究者据此推断薄伽丘誊录了一个副本），亦请勿给此书添加更多瑕疵了】（Corazzini，p. 59，校正于Hortis，《薄伽丘拉丁著作研究》，425，注释1）。参看Rostagno，p. vi，塔西佗（洛伦佐，lxviii，2）之摹本。

(90)　Schück，在《新年刊》，1874（2），170；Hortis，《薄伽丘拉丁著作研究》，425以下；De Nolhac，在《考古学与历史杂录》，xii（罗马，1892）；以及Voigt所涉及的其他文献，见氏著2503，注释1。

(91)　Symonds，《薄伽丘的生平与著述》，63以下，70。

(92)　Goldmann，《图书馆业中央导报》Centralblatt für Bibliothekswesen，iv（1887），137–155；Novati，在《意大利文学史报》Giornale storico della letteratura italiana，x 419以下，以及Hecker，《薄伽丘著作拾遗》Boccaccio-Funde（布劳恩施维克，1902），29–36。

(93)　《致布罗萨诺书》Epistola ad Brossanum，p. 378，Corazzini本。

(94)　萨卢塔蒂，转引自Corazzini，pp. 475，477。

(95)　《异教神谱》，xv c. 6，aspectu horridus homo est，turpi facie，barba prolixa，et capilitio nigro，et meditatione occupatus assidua，moribus incultus，nec satis urbanus homo etc【眼前这粗鄙之人，相貌丑陋，长髯黝发，耽于冥想，举止鲁莽，颇为乡野云云】。彼特拉克，《暮岁书信集》，iii 6，称“利奥Leo”为“magna bellua”【巨兽】与“Graius moestissimus”【极令人生厌的希腊人】（Hortis，《薄伽丘拉丁著作研究》，502）。

(96)　Symonds，《薄伽丘的生平与著述》，30，39，47–49，78。

(97)　《反庸医论》Contra Medicum，iii，p. 1104页首。

(98)　《异教神谱》，xiv c. 10，stultum credere poëtas nil sensisse sub cortice fabularum【言诗人徒有寓言虚诞之表，而无隐义可传达者，此愚夫之见也】。

(99)　Hortis, 378–380.

(100)　《异教神谱》，c. 7；参看Manetti，《薄伽丘传》Vita Boccaccii，Galletti编订本，91，quid apud nos Graecorum est，Boccaccio nostro feratur acceptum【薄伽丘使我们获得了本不具有的那些希腊人气质】。——在研究那些拉丁著作时，我采用了《薄伽丘异教神谱十五卷，山林诸名之属》Johannis Bocatii περὶ γενεαλογίας Deorum libri xv...；ejusdem de Montium，Sylvarum etc. Nominibus（小开本，巴塞尔，1532），以及Hortis，《薄伽丘拉丁著作研究》，956 pp.，大四开本（的里雅斯特，1879），以及Corazzini的《薄伽丘已刊与未刊书信集》Lettre edite e inedite di Messer Giovanni Boccaccio（小八开本，翡冷翠Firenze【译按，即佛罗伦萨】，1877）。总体参看Voigt，i 162–1833；Körting，《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文学史》，ii（1880）；Geiger，《意大利与德国的文艺复兴与人文主义》Renaissance und Humanismus in Italien und Deutschland，45–69；Gaspary，《意大利文学史》Geschichte der italienischen Literatur，ii 1–69，636–645；以及Feuerlein，《彼特拉克与薄伽丘》Petrarca und Boccaccio，载《史学杂志》Historische Zeitschrift，xxxviii 193以下；又见Symonds，《意大利的文艺复兴》，ii 87–98，以及《薄伽丘的生平与著述》（18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