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佛罗伦萨的早期梅第奇时代【43】

在“上流人物”Ottimati或谓各大行会之首领的治理下（1382—1434年），佛罗伦萨有不少显达人士表示出对于古典学识的兴趣。罗伯托·德罗西是赫律索洛拉斯的第一个佛罗伦萨学生，他的爱好包括翻译亚里士多德著作，以及制作古典著作的精美副本，他将这些副本遗赠给学生们，其中就有科西莫·德梅第奇(1)。豪奢贵族帕拉·斯特罗齐曾邀请赫律索洛拉斯来佛罗伦萨，他要不是在1434年遭到放逐，那么作为学术赞助人或许会压过对手科西莫的风头。28年流亡生涯，被他用以研究哲学，并在帕多瓦翻译希腊文著作。与此同时，科西莫在30年中（1434—1464年）成为赞助抄书员以及各级别学者的东道主，还发起了对柏拉图著作的一次重要翻译活动，并成立了圣马可图书馆。科西莫的身边，有抄书员尼科洛·尼科利（1363—1437年），他的800部钞本，最终藏于梅第奇图书馆。他所誊抄过的最重要的副本，是他所收集的卢克莱修和普劳图斯的著作(2)。他不仅是一名抄手，他还收集钞本手稿，编订文本，将之分段，加列页头标题，奠定了文本考据的基础。他在维罗纳和威尼斯寻访书籍，指导梅第奇家族的代理人在异域敛聚手稿，与意大利那些最好此道之学人有意义非凡的书信往还，他是佛罗伦萨热情洋溢的文人群体之核心。【44】尽管他是一位出色的拉丁学者，其书信与谈话俱用意大利语，就连他唯一一部著述，关于拉丁文正字法的短论，也是如此。莱奥纳多·布鲁尼以为，他作为一名学生，所具之一切皆源自尼科利。73岁那年，尼科利在挚友特拉威萨利怀抱中辞世(3)。

安布罗焦·特拉威萨利（1386—1439年）早年进入佛罗伦萨嘉玛道理会Camaldolese的天使圣玛利亚Santa Maria degli Angioli修院。曾在赫律索洛拉斯帮助下自学希腊文，并对于研究刻律索斯托产生浓厚兴趣(4)。1431年他出任嘉玛道理会的会长后，参访了意大利许多地方的该会之修院，但在对于古代手稿的发现方面远不如博乔那么幸运(5)。应科西莫的要求，他怀着诸多不安，完成了一部第欧根尼·拉尔修的拉丁文译本(6)。他写信给学术友人尼科利时，其良知使他未能引用出耐维乌斯的一段诱惑的话来(7)；在他长篇累牍的信札之中，唯一引述过的一位异教徒诗人，出自维吉尔的《牧歌集》(8)。他痛苦地体会到文学与宗教之追求上的冲突；在后来的身兼人文主义者的僧侣身上，便鲜有特拉威萨利这样并侍二主般的焦虑之情了(9)。

在师从安布罗焦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弟子之中，【45】有詹诺索·曼涅提Giannozzo Manetti（1396—1459年）。他除了是一位商人和外交官，还研究神学，不仅能够流利地（事实上有些冗长）以拉丁语演说，对于《旧约》与《新约》的语言也怀有偏好。马尔苏皮尼作为佛罗伦萨拉丁文书专员，在腓特烈三世帝的庆典上所发表的官方演说，被认为远不及曼涅提在及时有效地回应埃涅阿斯·席尔维乌斯Aeneas Sylvius【译按，即后来的教皇庇护二世】当时代表皇帝所提出之观点时的即兴演说。1453年，他由于梅第奇家族的猜忌而遭到驱逐，躲避在罗马教皇尼古拉斯五世的宫廷中，继而又投奔至那不勒斯的阿方索Alfonso处。他的拉丁文译本，包括希腊文的《圣经》(10)，以及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与《优苔谟伦理学》，此外还有《大伦理学》。他未能获得所应得的持久声誉，这与其单调乏味的拉丁文风有关，也缘于他“完全缺乏将纯学术提升至艺术的能力”(11)。

我们放下这位以学问装饰了佛罗伦萨却蒙冤遭放逐的名字，转向两位终身担任此城之拉丁文书专员的学者。莱奥纳多·布鲁尼（1369—1444年）出生于阿雷佐，那也是彼特拉克的生地，每日触及杰出同乡肖像的目光，便激发他追随其脚步的豪气(12)。他在佛罗伦萨跟随赫律索洛拉斯学习希腊文，又以拉丁文专家而著名，并因此在1405—1415年间担任教皇秘书，自1427年成为佛罗伦萨拉丁文书专员，直至去世。他在翻译希腊文著作方面享有盛誉。他首先翻译的是巴兹尔论异教徒文学之裨益的著作【译按，当指《论可从希腊人的著作中获取的有益思想》】（1405年），继而译出了德摩斯提尼《议色雷斯半岛》（1406年）、【46】埃斯基纳斯的《驳泰西封》Against Ctesiphon及德摩斯提尼的《议金冠》与《奥林提亚第三讲》；还选译了普鲁塔克《名人传》，以及色诺芬的《希伦篇》Hieron。此后又译出了柏拉图的《斐多篇》《高尔吉亚篇》《克里托篇》《申辩篇》《斐德若篇》（1423年）以及《书信集》，而更受欢迎的是他翻译的亚里士多德《家政学》Oeconomics(13)、《伦理学》和《政治学》。《政治学》的翻译，盖由格鲁斯特公爵汉弗莱Humphrey对其《伦理学》的推重所激发；他将亲笔誊录的副本寄往英国，题赠给公爵，但由于答谢得有些延误，该书题辞转而呈献（获得令人满意的效果）教皇欧琴纽斯四世Eugenius IV（1437年）(14)。为译此书，他采用了帕拉·斯特罗齐自君士坦丁堡获得的一部《政治学》钞本(15)，此外可能还参照了友人菲勒尔佛的一个钞本(16)。甚至有人推断帕拉·斯特罗齐的副本，也是菲勒尔佛在1429年从东方带回来的(17)。布鲁尼的译笔，今天看来过于随意武断，往往难以明确地推断他对希腊文本的校读情况，故而其翻译的特色大多属于“或一笔带过，或以一己之见臆度”(18)。但是也正因此故，“颇有几处出色的校读”【译按，这大概是说虽然仅凭猜测进行理校，却反而因见识高明而洞悉真相】(19)。布鲁尼称原著系一opus magnificum ac plane regium【华丽甚至可谓贵气的著作】(20)，于是他有理由自矜于翻译得流利顺畅，以使欧洲的拉丁学人理解此希腊文杰作。此外他还翻译了色诺芬的《希腊志》、波里比乌斯和普洛柯比乌斯。他甚至写过一部拉丁文的第一次布匿战争史，以增补李维第二个十卷组的阙遗。【47】他还作了一篇希腊文的论文，涉及佛罗伦萨的起源与政体，一部拉丁文的对话，品鉴但丁、彼特拉克和薄伽丘的著作(21)，一篇拉丁文的佛罗伦萨颂词，取法于希腊修辞学家阿理斯泰德的雅典颂词(22)。他的《书信集》以优美的拉丁文辞而著称(23)；不过其平生之代表作，乃是拉丁文的佛罗伦萨共和国史，凡12卷，至去世时方完成。布鲁尼的葬礼演说由曼涅提发表，演说人在这位历史学家额前安放了一个桂冠。其遗体存于圣十字堂，带有拱顶华盖的棺椁上躺卧着他的大理石造像，怀中放着他的佛罗伦萨史，这是伯纳多·罗塞利诺Bernardo Rossellino的杰作。碑铭部分仿照普劳图斯之墓志铭，由其继任者马尔苏皮尼所拟：

Postquam Leonardus e vita migravit, Historia luget, Eloquentia muta est, ferturqu Musas tum Graecas tum Latinas lacrimas tenere non potuisse.

【莱奥纳多谢世而去，历史悲泣，文辞喑哑，闻说希腊与拉丁的缪斯女神们都不禁泪下。】(24)

卡尔罗·马尔苏皮尼（约1399—1453年）是布鲁尼的阿雷佐同乡，他也来到佛罗伦萨，又在尼科利的影响下，被介绍给梅第奇家族，并在1431年成为当地大学拉丁文修辞学及希腊语的教师。在就职演讲时，他显示出了超越诸位前任的神奇记力，引诵了希腊与拉丁著作中大量段落。他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即使在1444年升任拉丁文书专员这一要职后，依然被要求授课。在对于拉丁散文的掌握上，他被视为与布鲁尼近乎平起平坐，而在韵文方面还要略胜一筹。他正是以韵体翻译了《蛙鼠战纪》Batrachomyomachia，及《伊利亚特》第一卷(25)。在马尔苏皮尼的同代人眼中，【48】他是一个无宗教信仰的人；然而，他却跻身教皇秘书班列，1453年逝世时，由弟子神秘主义诗人马窦·帕尔梅理Matteo Palmieri(26)为之佩戴桂冠，并且埋葬于圣十字堂。其坟墓在南侧廊，面朝布鲁尼墓。其侧卧造型亦双手抱书，作为休息之相略少了些宁静之意，整体设计上不尽雷同，细节更丰富、更华丽，且不失精炼。这是德西德理奥·达塞蒂尼亚诺Desiderio da Settignano的杰作，堪称文艺复兴时期最优美的纪念碑之一(27)。

尼科利、特拉威萨利、曼涅提和马尔苏皮尼都是科西莫·德梅第奇时代佛罗伦萨最杰出的人文主义者。虽然各自的方式不同，却都在促进学术之复兴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使对希腊著作的研究，尤其是对柏拉图的研究，在佛罗伦萨宗教会议（1439年）希腊、拉丁教会商谈期间，突然受到了一轮新的激发。自这次会议到君士坦丁堡陷落，一大批希腊移民涌入意大利，关于他们的命运，容稍后交代。现在先简述几位与佛罗伦萨有来往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尽管他们主要活动于北意大利的其他城市。

上文已述及那位杰出的西塞罗派学者巴尔齐扎的加斯帕理诺(28)，于1431年在米兰结束了多变不定的职业后，连续在多地以教授修辞学为业，其中最重要的一站便是帕多瓦（1407年）。帕多瓦还有另外一位名气稍逊但是并非不重要的人文主义者彼得·保罗·韦尔杰里奥Pietro Paolo Vergerio（约1370—约1445年），他写过昆体良研究的第一部近代导论(29)，在1392年，为卡拉拉家族一位君主朗诵了第一篇主张拉丁学问作为博雅教育之根本贯彻于教学中的论文(30)。在后面这篇论文中，他陶醉于西塞罗对文学的赞誉中，【49】自称若“不成风格”，即使有价值的思想也别指望引起广泛注意或是经得起后世的肯定(31)。他喜欢称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32)，其所引必定是摘自拉丁文译本。我们在下面这段关于罗马史的语句中发现，那时他还没学过希腊文：

只靠钻研一部用希腊文写的著作（即波里比乌斯），难以知晓罗马史的细节。然而更糟的是，这门同样显赫的语言，一度几乎是吾族的唯一通用语，熟练之程度与拉丁语相同，如今却在其子孙手中濒临毁灭。吾意大利人已完全失去这个传统了，除非指望当下有一二夫子尽力挽救那点儿余响，使之免于被遗忘(33)。

1400年前后，他方逾而立之年，前往佛罗伦萨跟随赫律索洛拉斯学习希腊文(34)。他担任教皇秘书期间，曾有幸在康斯坦茨撰写拉丁文碑志，以纪念意大利对希腊学术的重建(35)。离开康斯坦茨后，他跟随西吉斯蒙德Sigismund帝奔赴匈牙利，在那儿他完成了最后的著作，是一部审慎而又简略的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拉丁文译本(36)。

尽管韦尔杰里奥是在佛罗伦萨从赫律索洛拉斯学习希腊文的，维罗纳的瓜理诺（1374—1460年）却追随那位老师到了君士坦丁堡，用五年时间在其家中学习这门语言（1403—1408年）。待他返回在威尼斯上岸时，携带了大约50部希腊文钞本(37)。此后他在佛罗伦萨执教多年（1410—1414年）。继而在威尼斯因讲学（1414—1419年）而获得成功，使他得以返回出生地维罗纳（1419—1429年）。最终被召往费拉拉，为当地侯爵尼科洛·戴斯提Niccolò d’Este的长子利昂涅罗Lionello做了五年塾师后，充任费拉拉大学的修辞学教授（1436年）。平生最后30年，他都在费拉拉以教书为业，对希腊拉丁文的精熟使他在1438年公教会上成为希腊与拉丁教会代表间的口译员。【50】除了一部拉丁基础语法，他还以拉丁文翻译了赫律索洛拉斯的希腊语法答问集，广受欢迎。此外译著还有三篇琉善的次要作品，伊索克拉底的《厄瓦高剌斯》和《致尼考柯勒斯》，全本的斯特拉波，以及普鲁塔克《名人传》中的15篇。他翻译普鲁塔克《吕山德传》和《苏拉传》的精美钞本，今存于洛伦佐图书馆，乃是送给学生利昂涅罗的结婚礼物（1435年）(38)。瓜理诺热心于搜求拉丁钞本。1419年，他在威尼斯发现了普林尼的《书信集》，在已知100封书信之外，另多出124封，此钞本亡佚之前，被转录过诸多副本。当完整的西塞罗《论演说家》《布鲁图斯》和《演说家》在洛迪重现人世（1422年），他立即获得了包含这三部著作的一个誊录本。1426年，一部科尔苏斯著作的钞本传到博洛尼亚，为他所得，次年，他的友人拉莫拉在米兰发现了另外一种钞本。1432年，他在费拉拉依据著名的普劳图斯之奥尔西尼卷册codex Ursinianus自行誊录了一部带有修订的副本。他喜欢引述桑梓先贤卡图卢斯，其子也继承了乃父对于文本的兴趣。瓜理诺本人还关心过西塞罗之演说词，以及恺撒、两位普林尼、葛琉斯与塞尔维乌斯著作的编订工作。在他的书信中颇可看到西塞罗与小普林尼的影响，普林尼有关其托斯卡纳别墅的文字被瓜理诺在描述其费拉拉附近之宅院时加以效法。他的学生安哲罗·德琴布里奥Angelo Decembrio同样常在描述文学对谈时摹仿葛琉斯的《阿提卡之夜》，不过将场景移至费拉拉，要么是利昂涅罗的府邸，要么是贝尔菲奥雷Belfiore的郊区行宫，再不就是贝洛斯瓜尔多Bellosguardo的城堡。瓜理诺的漫长一生起先并无早慧的先兆，其成就乃是平稳渐续发展的结果。与其他某些人文主义者不同，他与教会权威并不对立，对于中古精神未生敌意，但是他对个人声誉的珍爱确实合乎人文主义者的型仪。【51】他身后留下许多应景的演说词和大约600封书信，这些文本有一个详尽的编订本，由一位名叫“萨巴迪尼”Sabbadini的人悉心整理，于1892年寄存于罗马科尔西尼宫Palazzo Corsini的猞猁Lincei图书馆，目前尚待出版。瓜理诺之学派及其治学之法，得到雅努斯·潘诺纽斯Janus Pannonius的嘉许，后者以1000余行六音步诗句进行颂扬(39)，他理应被当作一位人文主义者来纪念，其道德品质与其学识几乎不相上下。

瓜理诺所追求的诲人之法，可以在其子巴蒂斯塔Battista（1434—1513年）写于1459年的论著《论教学次第》De Ordine Docendi中得到印证。该著作系最早提出一位有教养的绅士，当精熟于希腊文和拉丁文：

吾尝有言，有教养之士必能以拉丁文为诗句。吾今欲申明第二点，此点之重要不亚于前，即还要熟稔希腊的语言与文学。当今之世，我人之谈吐若要有物，不可不依赖此学问上的必备条件也(40)。

在瓜理诺为数众多的门生弟子间，我们发现有四个英国人名，林肯郡的教长罗伯特·弗莱明Robert Fleming、巴思的主教约翰·弗里John Free、威尔士的教长约翰·甘索普John Gunthorp(41)，以及埃里的主教威廉·格雷(42)。其意大利学生，包括早先已着手于翻译希腊文著作的弗朗切斯科·巴尔巴罗（1398—1454年），【52】此人搜集、整理并修订希腊文手稿，自克里特岛获得一部《伊利亚特》以及《奥德赛》和《蛙鼠战纪》。瓜理诺还与韦尔杰里奥分享一项荣誉，他们共同将赫律索洛拉斯的希腊文知识传授与教育史上的一位伟人菲尔特的维托理诺Vittorino da Feltre。

维托理诺·代兰博尔迪尼Vittorino dei Ramboldini（1378—1446年）出生于威尼斯与阿尔卑斯东部之间群山环绕的菲尔特。【53】他在帕多瓦学习并执教近20年，继而去往威尼斯，跟随瓜理诺学习希腊文。二度于帕多瓦居停了一段时日后，他复又返回威尼斯，在46岁时迎来了他人生的转折点，曼图亚的领主詹弗朗切斯科·贡萨加Gianfrancesco Gonzaga，延聘他去教授其子嗣。曼图亚遂成为维托理诺余生22载的家园。他在此建立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第一座伟大学校”“人文学科杰出的楷模学校”(43)。1411年瓜理诺翻译“普鲁塔克”的《论教育》、1416年全本昆体良著作的发现(44)、1422年《论演说家》《布鲁图斯》和《演说家》的重现人世，使人文主义者获得极大热忱与教育方法，这些刺激都为维托理诺所充分感知，在他看来，对于“古典文学之教育机制”的精熟，关系到“基督徒人生的精义”及“对尘世文化的希腊式热情”(45)。座落在闵乔Mincio河谷侧畔之山坡草场上的“欢乐宫”，乃是充满喜乐的宫殿，那儿有60或70位学者，不分等级，服从同样的纪律。在维托理诺的学校，人们研究的拉丁作家，有维吉尔和卢坎，以及经过选粹的贺拉斯、奥维德和玉万纳尔，此外还有西塞罗、昆体良、萨鲁斯特、科耳修斯、恺撒和李维。希腊作家，则是荷马、赫西俄德、品达、诸位戏剧家，以及希罗多德、色诺芬和柏拉图、伊索克拉底和德摩斯提尼、普鲁塔克和阿里安(46)。他在教授希腊文时得到“特拉布宗人”乔治Georgius Trapezuntius和忒奥都儒斯·伽扎的协助，他们二人则从维托理诺处学习拉丁文。其弟子中的著名人物，有军人兼学者费代里戈Federigo，他在乌尔比诺自己的公爵府邸建设了那座著名的图书馆；还有教廷特使佩罗蒂Perotti，他完成了第一部大型的拉丁文语法书；【54】洛尼戈的奥尼贝内Ognibene da Lonigo（利奥尼琴努斯Leonicenus）是维琴察的一位名师，其形制略小的语法著作得到广泛应用(47)；还有未来的阿雷里亚Aleria主教乔万尼·安德里亚·德布西Giovanni Andrea de’ Bussi，其人独一无二的成就，是在1465—1471年间，编订了首部印刷版的拉丁经典集，共收入八部著作：恺撒、葛琉斯、李维、卢坎、维吉尔、西利乌斯和西塞罗的书信集与演说词集。在他编订的华丽的李维著作中，他特别向自己的导师维托理诺致以感激之敬意。维托理诺是个脾性敏锐热烈的人，身材短小，体格健朗，面色红润，相貌轮廓鲜明，具有一种直率、亲切的神态。皮萨内洛Pisanello所塑造的那枚赋予其学者法相以不朽的像章(48)，展示了他“以温润平和为修饰”的仪容(49)。【55】

曼图亚学校的那两位希腊文教师，至少有一位受过弗朗切斯科·菲勒尔佛Francesco Filelfo（1398—1481年）的举荐。此人是一位气质特点与维托理诺迥然相异的人文主义者。菲勒尔佛曾在帕多瓦从巴尔齐扎学习拉丁文，先后在帕多瓦和威尼斯执教，与维托理诺和瓜理诺过从颇密。他去君士坦丁堡，在曼纽尔·赫律索洛拉斯的侄子【译按，指约翰·赫律索洛拉斯John Chrysoloras】家中学习希腊文，后娶了老师的女儿为妻。得夫人之助，他甚是夸耀自己希腊文的纯正(50)。他回意大利后，在威尼斯和博洛尼亚讲学，继而（1429—1434年）执教于佛罗伦萨，在那里他备受赞誉，听者多达400余众，其中有两位未来的教皇，尼古拉斯五世和庇护二世。他每天授课四次，上午，是西塞罗、李维，或荷马，下午是泰伦斯、色诺芬或修昔底德。然而由于性格上的瑕疵，造成他与科西莫及佛罗伦萨其他著名学者的不睦。自1440年至去世，他主要生活于米兰。77岁时，他受邀到罗马讲学，继而在83岁时又去了一趟佛罗伦萨，返回后不久便去世了。他的译作包括色诺芬的《教诲居鲁士》Cyropaedia、《阿吉西劳斯本纪》Agesilaus和《斯巴达政制》Lacedaemoniorum Republica，吕西亚的两篇演说词，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以及普鲁塔克的四篇《名人传》(51)。他的著述有《讽刺诗集》Satires和《颂歌集》Odes，以及一部6400行的史诗，【56】该史诗以米兰的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Francesco Sforza为主人公。洛伦佐图书馆存有一卷有其亲笔题署的手稿，录有希腊文诗歌42篇，交替以诉歌体和萨福体格律写成，这些诗歌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所题献的人物，包括帕拉·斯特罗齐、贝萨理翁、阿耳古洛普罗斯Argyropulos、忒奥都儒斯·伽扎和穆罕默德二世Mahomet II(52)，这些人见于他110封希腊文书信的通信对象中，那些书信远比诗作更值得出版(53)。

他的拉丁书信多有阐发学问之处，显示其作为一名人文主义者的态度。他学习希腊文的目的，是为了使其拉丁文学问增添一份典雅(54)。在受学于君士坦丁堡期间，他认识到荷马语言中的爱奥利斯方言之因素(55)，但在寻访阿波罗尼乌斯（狄斯古卢斯）或希洛狄安著作的钞本方面却徒劳无功。不过在君士坦丁堡学习希腊文要比在伯罗奔尼撒好些，后者只出了一位戈弥斯图斯·柏勒图Gemistus Plethon，再无别的学者(56)。当时最有学问的希腊人，是忒奥都儒斯·伽扎(57)，他为菲勒尔佛复制了全本的《伊利亚特》(58)。菲勒尔佛本人还有狄奥多鲁斯和波鲁克斯的著作钞本(59)，并准备向一位友人借阅他的“瓦罗”(60)。他曾仔细对照不同钞本，并认真研究了塞尔维乌斯的维吉尔注疏(61)。作为一位纯正派，他把Julius改写成Quinctilis【译按，“七月”的两种写法，后者更古】，把Optimus Maximus【至善至尊者】改成Deus【神，上帝】（甚至还有Christus【基督】）(62)。他对昆体良的演讲词所具有的“西班牙”风格加以批评(63)。他勉励一位青年，欲使之投身于eloquentia【言词】和humanitas【人性】的研究(64)。他无愧于本身的声名，并以其文采魅力使这些卓然可观的书信变得不朽(65)。

菲勒尔佛身上兼有学者的才艺教养与匪徒的诡诈凶残。他在所有人文主义者中是最缺乏仁慈之心的一员，【57】对于奥维德所言之规律，

ingenuas didicisse fideliter artes

emollit more, nec sinit esse feros.

【对艺文的潜心研修

软化禀性，使之不再野蛮。（译按，《黑海书简》，ii 9）】

他是个不光彩的例外【译按，布克哈特说他“谁给钱就歌颂谁”，见《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37页注释4】。不过，当我们想起以下事情的时候，我们终究可以忘却其人令人生厌之处：在1427年，他从君士坦丁堡带回来至少40位希腊作家的著作钞本(66)，再就是关于尼古拉斯五世的逝世，他依据这位教皇对于手稿的收藏以及对于翻译希腊文著作的赞助，欢欣得意地写了以下这段话：

希腊并不曾毁灭，而是迁移到了意大利，这是往昔曾被称作“大希腊”的所在(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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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韦斯帕夏诺，《科西莫传》Vita di Cosimo，246。

(2)　有关他所获得的钞本，参看Sabbadini，《拉丁与希腊文钞本的发现》，54。

(3)　韦斯帕夏诺，《尼科洛·尼科利传》，473–482；博乔的葬礼演说词，以及致马尔苏皮尼书，见《著作集》Opera，270，342；Tiraboschi，vi 129–137；Voigt，i 296–3063；Symonds，ii 178–182。

(4)　Francesco da Castiglione致信洛伦佐（1469），见Müllner编订本，216，援引科西莫语，谓“quam suavis est Chrysostomus，quam solus Ambrosius in vertendo”【刻律索斯托令人激赏之处，［唯有］（明了）正在翻译他的安布罗焦】，此处solus【唯有】无疑系scitus【明了】之误。

(5)　《书信集》，viii 45–52，上文第37页。

(6)　《书信集》，vi 23，25，27；vii 2；viii 8；xxiii 10。

(7)　《书信集》，viii 9。

(8)　《书信集》，iii 59。

(9)　韦斯帕夏诺，《特拉威萨利修士传》Frate Ambrogio，240–245；Mehus，《安布罗焦传》Ambrosii Vita，依据书信集与《旅程见闻》Hodoeporicon（Mehus编订，1680）编纂，附于Cannetto编订两卷对开本《书信集》之前言，pp. 364–436（1759）；Mehus此部所谓的传记，其余部分乃是一部佛罗伦萨文学史，混乱无序、堆砌材料；Tichaboschi，vi 157，808以下；Meiners，vol. ii（1796）；Cortesius，p. 227，Galletti编订本；尤其参看Voigt，i 314–3223；参看Symonds，ii 1932以下。有一幅由“天使圣玛利亚修院藏半身像”所绘制的肖像，表现像主优雅的形象，双唇微启，双目仰视，前额覆盖着一簇头发（《托斯卡纳肖像画集》Rittratti ... Toscani，1766【译按，当作《托斯卡纳名人肖像画集》Serie di ritratti d’uomini illustri toscani】，iii 16）。

(10)　Naldus，《曼涅提传》Vita Manetti，见Muratori，xx 529。

(11)　Symonds，ii 1932。参看韦斯帕夏诺，《15世纪名人传》，444–472，以及《曼涅提传评注》Commentario della Vita di Messer Giannozzo Manetti（1862年版）；Voigt，i 322–363，等等。他个头矮小，头颅硕大；在《托斯卡纳肖像画集》（1766），ii 16，我们见到他锐利的眼神，庄重、热情的相貌。在乌菲济、皮提二宫间的画廊中（no. 574），有一幅相类似的画像，主要的性格表现为坚毅的决心。

(12)　《当世纪事》Commentarius rerum suo tempore gestarum【译按，此处之Commentarius并无评注、注释之义，乃布鲁尼为阐发其史著思想而立的概念，简略言之，可指短小、即时之纪事】，载Muratori，《意大利史料系年汇编》，xix 917。

(13)　参看Klette，《意大利文艺复兴学者之文史著作论集》，ii 7。

(14)　韦斯帕夏诺，436以下，其中duca di Worcestri当系Glocestri之误。参看牛津新学院所藏钞本（约1450）以及饱蠹楼藏本，Canon. Lat. 195（Newman的《政治学》，II 58）；1492年刊印本，等等。

(15)　韦斯帕夏诺，《帕拉·斯特罗齐传》，272。

(16)　布鲁尼，《书信集》，vi 11。

(17)　Oncken，《亚里士多德政治学》Die Staatslehre des Aristoteles，i 78以下；Susemihl，1872年版，p. xv。

(18)　Susemihl-Hicks（1894），p. 1；参看1872年版，xxviii以下。

(19)　Newman的《政治学》，III，p. xxi以下。

(20)　《书信集》，viii 1（Voigt，i 1693以下）。

(21)　Klette，《意大利文艺复兴学者之文史著作论集》，ii 37–83。

(22)　摘录见Klette，ii 84–105。

(23)　《书信集》，Mehus编订，1741。

(24)　韦斯帕夏诺，《阿雷佐的莱奥纳多传》，427–439；Voigt，i 306–312，ii 163–1733；参看Symonds，ii 282–286。其论著《论学与文》De Studiis et Literis【译按，英译本题Concerning the Study of Literature】（约1405），译文见Woodward的《菲尔特的维托理诺与其他人文主义教育家》Vittorino da Feltre and Other Humanist Educators，119–133；参看《哈佛讲演录》，61–64。其人肖像具有鹰鼻，见Boissard的《名人像集》，part i（1597），no. xvi，p. 124。

(25)　摘要见Bandini，《洛伦佐藏莱奥波多之书目》Bibliotheca Leopoldina Laurentiana，ii 439，开篇为“Nunc iram Aeacidae tristem miseramque futuram Diva，cane，et quantos Graiis dedit ille dolores”【现在，女神们，你们歌唱吧，歌唱埃库斯后人的愤怒所招致的不幸未来，以及使诸多希腊人遭受的苦痛】。此译文得到尼古拉斯五世的热情赞许，见存于韦斯帕夏诺，441的两封信函中。

(26)　1406–1475；他写过论文《市民生活》Della Vita Civile（参看Woodward，《文艺复兴时期的教育》Studies in Education during the Age of the Renaissance，65–78）。

(27)　参看C. C. Perkins，《意大利雕塑历史手册》Historical Handbook of Italian Sculpture，119，121；白描图见Geiger的《意大利与德国的文艺复兴运动与人文主义》，91，93。关于马尔苏皮尼，参看韦斯帕夏诺的《阿雷佐的卡尔罗传》，439–441；Voigt，i 312–314，ii 1943以下；Symonds，ii 186以下。

(28)　上文第23页。

(29)　Combi，《韦尔杰里奥书信集》Epistole di Vergerio，p. xxi。

(30)　Woodward的《菲尔特的维托理诺与其他人文主义教育家》，14，93–118；《哈佛讲演录》，58–61。

(31)　Woodward, 105.

(32)　Woodward, 98, 101, 110。

(33)　Woodward, 106。

(34)　Voigt, i 4323。

(35)　上文第21页。

(36)　Voigt，ii 2723。参看Combi的《韦尔杰里奥书信集》，威尼斯，1887；K. A. Kopp，在《格雷斯社历史学年刊》Historisches Jahrbuch der Görresgesellschaft，1897，274–310，533–571。

(37)　上文第36页。

(38)　ixv 27；《哈佛讲演录》，76。

(39)　《瓜理诺颂赞诗丛》Silva Panegyrica ad Guarinum，1457；《匈牙利诗林佳味集》（1619），pp.3–34。综合参看Rosmini，《维罗纳人瓜理诺的生平与学问》Vita e Disciplina di Guarino Veronese，布雷西亚，三卷本，1805—1806，附有米兰的特里武尔齐Trivulzi所藏一幅微型肖像的复制版，像中瓜理诺戴一顶锥形希腊帽，面部修剪得光洁，表情富于智慧；在G. F. Hill的《皮萨内洛》Pisan ello的p. 230之对面，有Matteo de’ Pasti所制的像章；瓜理诺翻译的斯特拉波（MS Phillipps 6645）中的肖像，由Omont刊印（1905），摹本见第52页。又见Voigt，i 344以下，547以下3等；Symonds，ii 297–301；以及Sabbadini，《维罗纳人瓜理诺与西塞罗的修辞学著作》Guarino Veronese e le opere retoriche di Cicerone（1885）；他的《书信集》Epistolario di Guarino Veronese及《传略》Vita之索引（1885）；《维罗纳人瓜理诺与科尔苏斯及普劳图斯著作的原本》Guarino Veronese e gli archetipi di Celso e Plauto（1886）；《维罗纳人瓜理诺收藏、发现及评述的拉丁著作手稿》Codici Latini posseduti，scoperti，illustrati da Guarino Veronese，刊于《意大利古典博物馆》Museo italiano di antichita classica，ii（1887），374–456；《瓜理诺传》Vita di Guarino Veronese（1891），尤其是240页篇幅的《瓜理诺的学派与学术》La Scuola e gli Studi di Guarino Veronese（1896）。Woodward先生，在《默西暇录》Otia Merseiana【译按，该杂志为利物浦大学艺术系之刊物，以流经当地的默西河为题名，otia者，拉丁文有“暇时”之意，该校校徽有haec otia studia fovent（暇时熏陶学问）之训】（利物浦，1903），1–3，称牛津贝列尔学院藏本Balliol MS（cxxxv）中含有瓜理诺的书信和演说词，此手稿系瓜理诺的学生埃里Ely的主教威廉·格雷William Gray捐赠其学院。其中四封谈教育的书信，刊于Müllner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演说与书信》，213–238。又见Woodward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教育》（1906），26–47。

(40)　Woodward的《菲尔特的维托理诺与其他人文主义教育家》，p. 166，全篇译文见159–178。参看《哈佛讲演录》，78以下。

(41)　Rosmini, iii 117–121.

(42)　韦斯帕夏诺，214。

(43)　Woodward的《菲尔特的维托理诺与其他人文主义教育家》，24。

(44)　上文第27页；参看A. Messer，《作为教育家的昆体良及其对于人文主义者的教学法、教育学理论的影响》Quintilian als Didaktiker und sein Einfluss auf die didaktisch-pädagogische Theorie des Humanismus，刊于Fleckeisen之《年刊》【译按，即《语文学及教育学新年刊》】，156（1897），161，273，321，409，457。1460—1494年充任加埃塔Gaëta主教的锡耶纳人弗朗切斯科·帕特里齐Francesco Patrizi，曾为全本的昆体良著作作过一篇摘要；参看Fierville，《昆体良》，i 1890，p. xxxv；Peterson，在《古典学评论》，v 54；Bassi，都灵，1894；Meister，在《柏林语文学周刊》，1892（nos. 39以下），1894（no. 50），以及1906（nos.27–29、31）。又见Woodward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教育》（1906），8–10。

(45)　Woodward的《菲尔特的维托理诺与其他人文主义教育家》，25–27。

(46)　关于维托理诺的希腊文钞本，参看Sabbadini，《拉丁与希腊文钞本的发现》，60。

(47)　他关于瓦勒留·马克西姆斯的讲录，见Müllner，《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演说与书信》，142。

(48)　完整的摹本见Woodward著作之扉页，以及G. F. Hill的《皮萨内洛》，pl. 54。

(49)　参看Woodward的《菲尔特的维托理诺与其他人文主义教育家》，xi，1–92，以及书中所引之文献；又见Creighton的《历史学随笔与评论》Historical Essays and Reviews，107–134，“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位学校教师”A School-master of the Renaissance（《麦克米兰杂志》Macmillan’s Magazine，1875）；以及Woodward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教育》，10–25。

(50)　他谈到希腊女性时说，ob solitudinem observabant antiquitatem incorrupi sermonis【因为她们常留意言语的古音勿受破坏】。西塞罗关于罗马的主妇说过类似的话，见《论演说家》，iii 45。1451年9月，博乔声称自己在君士坦丁堡居停的目的，quo Graeca sapientia factus doctior，maiori vel usui vel ornamento Latinae futurus essem【彼处的希腊才女显得更有教养，我以后能将拉丁语运用和修饰得更好】。

(51)　参看《书信集》，1444年9月30日。

(52)　洛伦佐，lviii 15。在我记录了这部手稿的内容之后，注意到其中有14首诗歌曾被Legrand刊载出来（见《弗朗切斯科·菲勒尔佛的110封希腊文书信》Cent-dix Lettres Grecques de François Filelfe，1892，195–219），来自别的学者提供给他的副本，提供者显然没有告知他菲勒尔佛表示希望这些作品不要公开（neque ex hisce quisquam exscribat rogo【我请求勿将这些作品公之于众】），他也没有对之进行修订。

(53)　Klette，《意大利文艺复兴学者之文史著作论集》，iii（1890），98–174；以及Legrand，前揭（1892），1–194。

(54)　1451年9月。

(55)　1441年4月13日。

(56)　1441年6月9日。

(57)　1446年2月28日。

(58)　1448年1月23日。

(59)　1437年8月3日。

(60)　1442年12月30日。

(61)　1439年12月18日。

(62)　1428年8月1日。

(63)　1440年1月31日。

(64)　1440年12月8日。

(65)　（致科西莫）1433年5月；参看1451年1月23日。（以上参考资料由纽约的Sihler教授提供，但采辑整理是我本人的工作。）

(66)　上文第37页。

(67)　《书信集》，xiii 1（1502年版，威尼斯，唯一的足本）。综合参看韦斯帕夏诺，487–491；Rosmini，《托伦提诺的弗朗切斯科·菲勒尔佛传》Vita Di Francesco Filelfo Da Tolentino，三卷本，米兰，1808，扉页有Mantegna画的肖像；Voigt，i 348–366，512以下，524以下3；Symonds，ii 267–288；又见Klette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学者之文史著作论集》，iii 1890；以及Legrand的《弗朗切斯科·菲勒尔佛的110封希腊文书信》，1892。他在佛罗伦萨的五篇演讲词，刊行于Müllner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演说与书信》，146–162。在Jovius，《颂赞集》，p. 30的肖像画（侧面仰视，戴有月桂花冠和帽子），摹本见于Wiese和Pèrcopo，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