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以生命话语重审启蒙思想的激进与保守，其最关键的辨析之点，便是关于建立在对“旧制度”之克服与超越的整体论视角意义下的“新社会”，该如何对待大革命中诸般活跃的另一决定性力量——“工人阶级”的生命境遇问题。公共场域所使用的“人民主权”学说，将工人阶级置于“自我治理”与“自我立法”的话语秩序之下，但是在现实而具体的生产场域，无产者又恰恰是在巨大的“他者之镜”的监视与惩罚下，默从于规训权力的牧领：恰恰在弱势的受压迫者全体的不平等（Inequality）境遇问题上，“启蒙”（Enlightenment）止步了，生命之光的阔大与广袤也由此限缩于阶级的意志之下，终至晦灭。

以“光”为隐喻（Metaphor），恩格斯的思想锋芒冲破“黑暗森林”意志对意念的束困，突破一切“理所当然”的侮辱与奴役，破解资产阶级奴化道德下的仁慈与共情，完成阶级意识之“去蔽”的初始澄清，为实现本真化生存的“通往未来之路”建基新的视域和话语。1842年12月到1844年8月，刚刚完成并出版“天国的批判”系列《谢林与启示》等多篇论文的恩格斯，在居住于曼彻斯特期间开始其计划中大规模的“英国状况”系列文章的撰写，个中类似启蒙前辈伏尔泰或托克维尔的异国视角“外界思维”的展现，最终成就为激越全球工人运动与民族革命的《共产党宣言》的重要先声，即聚焦于工人阶级具化生命情境并导向革命立场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

年仅24岁的恩格斯写的这部著作，可以说是他的大量作品中最具生命力的一部。它分别在德国、法国、英国和美国出版发行，并在此后的一个多世纪内广为流传。卡尔·马克思对它评价甚高。在1863年，马克思写信告诉自己的这位朋友：“重读了你的这一著作，我惋惜地感到，我们渐渐老了。这本书写得多么清新、热情和富于大胆的预料，丝毫没有学术上和科学上的疑虑！连认为明天或后天就会亲眼看到历史结果的那种幻想，也给了整个作品以热情和乐观的色彩。”1

在马克思的“谦称”中，不久之后就会实现的“历史后果”，其实正是“启蒙与革命”的辩证在历史进程中的体现。尽管其时的恩格斯还未能达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成熟认识，但是他对于生命遭遇绝对的困扰与阻碍时，通过认识的跃升而获得新的行动动力的意义上，“革命”的必然性并不在时间地点的迁变中损耗其意义和价值的论述，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认识水平，特别是恩格斯所强调的理论的推衍最终会真实地呈现为现代史发展进程中的实体性事件，并为后续的历史变革继续提供指引的历史之思，始终具备着不竭的真理力量。

以“光”为“行动”（Action），将既可以冲决19世纪中叶以谢林后期思想为代表的反对理性主义（Against Rationalism）的“深渊”论述，重新将“理性与革命”建基为政治行动的本质向度，又能够在彻底审视新的社会与阶级状况的前提下，厘清机器大工业“使得工人变成了‘一只手’，变成了一台智力发展受阻、异化的、奴隶般的机器”2的最终处境，并给出唯一可行的解决方案：摧枯拉朽并破除暗角的无产阶级革命。1844年11月19日，时在曼彻斯特的恩格斯写信给居住在巴黎的马克思，表述了自己写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内在志言：勇敢地运用自己的理性，将突破黑暗旧社会的“启蒙之思”最终实现为彻底的“革命之路”。

目前，我正埋头钻研英国的报纸和书籍，给我的那本关于英国无产者状况的书搜集材料。我想，到一月中或一月底就可脱稿，因为我已在最近一两个星期完成了最困难的工作，即整理材料的工作。我将给英国人编制一张绝妙的罪状表。我要向全世界控诉英国资产阶级所犯下的大量杀人、抢劫以及其他种种罪行，我要写一篇英文序言，打算单独印行，并分别寄给英国各政党的领袖、著作家和议员们。让这些家伙记住我吧。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