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洪门秘史
○ 毁誉参半的秘密团体
“洪门”，俗称“红帮”。它是我国近二三百年来秘密社会中最大的组织团体，和另一个民间秘密团体“青帮”，被人通称为“青红帮”，或称“帮会”和“会党”。它们在我国近代史的社会中，确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由于它们的行动和对社会上的影响，功过互渗，因此人们对它们的成员，也是褒贬不一的。
洪门原名“天地会”，是明末清初时一批明朝的遗臣志士，因对满清军队残杀汉族人民的行为表示愤懑而聚众结社，是反抗满清政府的一个秘密组织。他们的组织形式，是聚集志同道合的人们结社拜盟，并开山立堂，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建立规矩仪式，信奉“侠义为依皈”，以所谓“梁山的根本、桃园的义气、瓦岗的威风”为标榜展开活动。后因屡遭清朝政府的镇压破坏，才改变方针，养晦待时，深隐民间，以“团结互助、扶危仗义”为号召，立身于社会。虽然各自分散地独立组成一个团体，没有垂直的统一领导和相属关系，但是却都奉行创始时所设立的规矩仪式，在交往中则结成好友的纽带，形成了范围极为广泛的民间秘密团体。
洪门的组织系统，不同于我国秘密社会的另外两个大组织。洪门是以“兄弟平等拜盟”对待横向关系；“青帮”是以家长式管理，立帮分辈，长幼尊卑按所谓“师徒如父子”的关系；“白莲教”及其分支流派，则采取宗教形式。虽然形式不同，但都是发挥自身独特的风格，以图本门的发展。
洪门的前身天地会，究竟是何人首创，何年在何地创立？因为天地会的行动和宗旨是反清复明，遭清朝政府严厉查禁，如被发现是天地会的会员，就会全家遭殃，被处以杀头和充军。所以会员们都是极端地秘密行动，加上会员中大都是些下层社会中的人民，文化程度低、识字不多，对于天地会的历史，也仅是前述后听、口传心记而已，即使有了所谓“海底”的抄本，也是少数人隐蔽地保存，不敢公开诸于众。在口述时，又有地方语言的隔阂，讹误相传，所以没有翔实的史料记载传世，现存的文献，也属一鳞半爪，或是后人伪托撰写，所以对于天地会的历史根源，众说纷纭，不能确定。好在近年来已有许多学者专家，都在考证研讨，肯定会有突破性进展。今仅以昔日的见闻和集得的资料中较为通行的历史传说和源流分支、组织内容、规章仪式等，分类概述。
一、洪门的历史——从“反清复明”到“团结互助，扶危仗义”
1.在夹缝中求生存
（1）五祖的传说
我国的民间习俗，自古即有誓盟结拜为义兄弟的传统，聚集志同道合的朋友举行结拜。结拜时一般都要刺臂或杀鸡后滴血于酒中，对神宣誓，和血酒共饮，从此就成为血盟兄弟，誓同祸福生死，不得违约。最著名的就是《三国演义》中的“桃园结义”和《水浒传》中的“梁山泊聚义”的故事。到了清初，这一做法被民间的反清秘密组织所采用。反清的民族英雄郑成功，为反清，而雄踞台湾，操兵练武，因见晚明的文武官员朝秦暮楚，反复无常，丧失民族气节，甚至降清求荣，就拟以异姓骨肉加强团结。遂于清顺治十八年九月，首倡创立“金台山明远堂”，与部属文臣武将模仿梁山泊的故事，誓盟结拜为义兄弟，成为洪门开山立堂的创始人。郑又取《水浒传》的“准星辰为兄弟，指天地为父母，”名此组织为“天地会”。并由谋士陈永华（后改名为陈近南）筹拟组织规划，名为《金台山实录》，作为反清复明的宗旨纲要，实施于众。可惜郑成功死后不久，台湾即为清军攻占。而《金台山实录》事前已作为密件保存，清军占台时即由经管者装入铁匣，掷沉于厦门附近的海底。在此同时，各地明朝遗臣志士纷纷组织义军起来反抗满清政府，遭到清军镇压后，乃隐匿民间，暗中仍在进行结社拜盟活动。其中有山西平阳太平县人殷洪盛，后改名为洪英。原为明朝崇祯年间进士，相传曾参加明末爱国志士组织的“复社”，清军入关，殷洪盛投入江南晚明督师史可法部下，后奉史可法命潜至北方清军占领地区，襄佐各地拒清的义军组织队伍，并联络上反清的著名文士顾炎武、王船山、傅青主、黄梨洲等人，共商反清复明计划，议组秘密结社，以便集聚力量，并取名为“汉留”，寓意汉族人士遗留的反清力量，从此这“汉留”的组织，逐渐发展到全国，筹划聚众组织武装起义。郑成功在成立天地会时也参照“汉留”的做法，采取了较为完善的组织形式，此后绵延了300余年，一直被洪门中奉为圭臬。
郑成功在台湾创立了“金台山明远堂”的组织后，遣派部将蔡德忠、方大洪、胡德帝、马超兴、李式开等人向内地中原发展。蔡等五人原为殷洪盛旧部，随殷抗清，转战各地，后殷洪盛战死于安徽三汊河，蔡等携带殷洪盛之子洪旭投奔郑成功。开创金台山后，蔡等五人奉命改装，潜回大陆内地，奔赴福建莆田县九连山少林寺。少林寺方丈智通，原为蔡旧时抗清的旧识好友，精通武术，寺中僧人有128人，均精娴武艺，智通劝蔡等落发为僧，精练武艺待机起义，蔡等遂于寺中与众僧苦练，并仍四出活动，联络志士。嗣有郑成功胞侄郑君达，闻讯率妻郭秀英及妹郑玉兰和儿了道德、道芳往投，共同练武，以图义举。寺中有僧名马福仪者，以武功居第七，为人奸恶成性，图奸郭秀英及郑玉兰，被寺众斥逐下山，遂叛盟向清廷告密。清将陈光耀、张近秋率兵三千乘夜袭围，火烧少林寺，僧众百余殉难，只蔡等十余人突围，用袖箭射死马福仪。清兵乘胜紧追，蔡等十余人复于中途溃散，蔡德忠、方大洪、马超兴、李式开、胡德帝等五人一起逃奔（此五人洪门中尊奉为前五祖），至沙湾口时，折树枝立誓云“天之长，地之久，纵历千万年，亦誓报此仇”。清兵追来，五僧匿于桥下，遇有船户谢邦恒，迎入船中，仓皇渡河，又于中途结纳勇士吴天佑、方惠成、张敬之、杨信佑、林大江（此五人洪门中尊奉为中五祖）共同投往广东惠州宝珠寺。寺僧吴天成、洪太岁、姚必达、李式地、林永超（此五人洪门中尊为后五祖）接待。清兵追至，吴天成等尽力维护。蔡德忠等五僧越围逃出至乌龙山，又遇吴廷贵（史可法部将吴烈之子）在山采樵，见蔡等被追危急，乘机以樵斧砍死清将陈文耀，蔡等得脱逃至右寻镇高溪庙栖身。蔡等五人伤愈以后，刺臂出血，喝血酒，重新盟誓，再行组织，规划复仇，尊洪英为始祖，并自称为洪门，这就是洪门结社之开始。
蔡德忠等后奔江西赣州，遇晚明唐王部将黄昌成及其妻钟文君，同往襄阳凭吊郑君达墓，适郭秀英、郑玉兰、郑道德、郑道芳也来扫墓，幸得相叙，始知郑君达被清廷谋害。不意被清将张近秋侦知，领兵缉拿，各人相率逃散，唯郭秀英奋勇当前，挥剑迎击，斩杀甚众。清兵暂退后，郭秀英以剑授二子使遁，自己和郑玉兰投三汊河而死，谢邦恒葬之河畔。蔡等逃至欧家庙，与宝珠寺僧吴天成相遇，谢邦恒、吴廷贵亦到，遂分三队埋伏森林中，狙击清追兵，奋勇冲杀，并砍死张近秋。蔡等后奔襄阳万云寺。万云寺主持万云龙，俗名胡得起，原为晚明潞王部将，在山东起义战败逃至此处削发为僧，并与汉留创始人之一的陈近南结拜为盟兄弟，暗中仍然交志士，以图反清复明。蔡等来到，遂共推陈近南主持复明事宜。
陈近南在郑成功死后，即往西南各省清军占领地区，暗中联络明末志士，在山西结识了顾炎武、傅青主等人，遂共同发展“汉留”组织。后到四川雅州开立“精忠山”，潜收抗清志士，积蓄力量。以后回到湖北襄阳，为了反清活动方便，遂出家为道士，居于白鹤洞，自号“白鹤道人”，以研究道教为名，奔走四方，并与万云龙结盟。蔡等来后，会商举义，但以白鹤洞狭小，遂就附近下普庵后堂的红花亭，地甚幽静宽敞，便于志士聚会，由陈近南主持一切。蔡等一日游于河畔，得见一白石香炉，炉底刻有“反清复明”四字，并注明计重五十二斤十三两，甚为惊异，乃携归告之陈近南，陈识炉底之字，所注重量也为留暗记，五十二斤十三两，即为“五湖、南北二京、十三省”之意。当时众人喜出望外，认为天赐预兆，乃分途招集志士。有自广东来的吴天洪太岁、姚必达、李式地、林永超和吴廷贵等，有来自福建吴天佑、方惠成、张敬之、杨信佑、林大江等，来自江西赣州南昌成与其妻钟文君等，以及明朝的遗臣志士，不期而来的千余人。其中有个叫朱洪竹的，少年英俊，仪表非凡，由陈近南说明来由，乃明崇祯之孙，太子妃李氏所出，逃亡在外，闻听反清群贤聚集，特来相投，众人遂一致拥戴其为举义盟主。
在康熙十三年甲寅七月二十五日丑时，在红花亭聚会，由陈近南主香，同盟结义。当时夜色朦胧，忽然天发红光，众人惊诧，认为有天意助成，适巧朱洪竹之“洪”字与红光之“红”相辉映，又属同音，故以“洪”为姓，并拆“洪”字为“三八二十一”作为会中之暗记，并以红花亭为众兄弟首聚之地，同盟日就是兄弟诞生之日，便将此次大会称为“洪家大会”。至是汉留组织，而为“洪门”团体，也即“洪门”，再次扩展的由来。
洪门揭举义旗，由陈近南发号施令，派苏洪光为先锋，吴天成等五人为中军，吴天佑等五人为后军，号称“洪军”向襄阳进军。一路所向披靡，势如破竹，军抵武昌，为清将于成式所败，朱洪竹失踪，万云龙阵亡，“洪军”遂败退襄阳。困守三个多月，诸将多先后战死病故，陈近南乃以时机未至，只得化整为零，散赴各地；并议定留诗一首为证，以作日后相会的信号，诗云：“五人分开一首诗，身上洪英无人知，此事传与众兄弟，后来相会团圆时。”各人在各地自开山立堂，网罗志同道合者，积蓄力量，以图待机发展。
直至康熙三十七年，洪家大会的部众，重聚于广东惠州，再图大举。此时陈近南已死，会众由宝珠寺僧吴天成等五人主持。不久吴等相继死亡，仅存原先锋苏洪光，遂公推为盟主，并托言诈为病死，竟死而复活，自称奉佛门达摩祖师传谕而复生，以尽反清复明的职志。借以眩人闻听，以资号召，并改为为天佑洪，以“天为父、地为母、日为兄弟、月为姊妹”，取“天时、地利、人和”三合之意，定名为“三合会”，也称为“天地会”，重新整军练武，势力再振。天佑洪自称为“三合军”大元帅，统率三合军，攻打清军，连战皆捷，声势浩大，可惜由于清军遣派符四、田七二人率部诈降，天佑洪不察，意予重用，当与清军接战时，符、田二人挑动内变，以致三合军惨败。天佑洪被流矢中伤，全军败退至白虎山整顿，并重新修改会章，制定会中职位为三十六步半官阶，订立会中规律“三十六条”、“七十二款”、“十禁”、“十刑”。凡入会者，须立“三十六誓”，以明心迹。是时天佑洪创伤转剧，所有军队，统交苏洪宇和林烈主持，不久天佑洪病故，苏林二人遵照天佑洪遗命，率领三合军继续抗拒清军，终因寡不敌众，为清军围困，再遭失败，苏洪宇战死，林烈以势孤力薄，不能进展，只得再进行遣散部众。
以上的天地会传说，似为明朝的遗民志士的反清活动历史，虽无史籍证实，或是后人假托，然而各地的洪门组织（名目虽各异）中人却口耳相传数百年，奉为信史。其中的组织规律和历史遗迹，虽因各地方言关系有分歧，但是精神和内容，却是一脉相传的。
此外，还有一种传说，不太可信，聊为插曲。说是在康熙年间，有“西鲁”国（或是西藏）兵侵边境，清廷守军不支被围，上书朝廷求授，康熙帝下榜招贤，而少林寺的僧众和郑君达议商后前往投效，以图为反清复明而积蓄力量，遂偕寺僧123人揭榜应募。清廷得知他们武艺绝世，应授权出兵征伐西鲁，寺僧负此重任，不需其他兵卒，仅索马匹粮食。清廷大喜，各赐宝剑，印有“家后日山”四字。寺僧整装就绪后出发到达边境，遇敌迎击，百战百胜，西鲁国王屈服，亲至军前求和，未及三月，寺僧凯旋归来。清廷大加赏赐，欲授官职，寺僧各不居功，仍愿回山修道，仅郑君达佯允领职，潜作蓄力打算。清廷遂重赏金银，并传旨扩建少林寺，光耀佛地，寺僧遂欣然回山，仍在暗中勤习武艺，待时发展。不久，马福仪叛事件发生，引起清军火焚少林寺。这段插曲传说，颇为失真，少林寺僧既为反清复明的志士，正欲积蓄力量，起义举事，为何反而为清廷效力，出征西鲁后仍返少林寺，其中用意，真是不可思议，这桩疑案，附记聊作参考。
（2）红帮的兴起
相传“红帮”的兴起，始于清咸丰年间。曾国藩的部将林钧率部在江淮间与太平军作战时战败，丧师失地。曾国藩愤怒，欲以军法严惩林钧，林钧得信后乃率其心腹残部十八人连夜遁逃，不辨方向，但见一路烟雾弥漫，行至半夜，见道旁有一枯庙，遂进庙稍息，以免露宿。甫入睡梦，忽有巨声响于空中，附近村民惊起，只见半空中有红光直射庙中而没，村民觅踪至庙中，仅见有兵士十余人，倦卧于庙堂中，并无任何异象，村民惊奇不已，认为此庙荒芜已久，素无香客朝谒，今日显此异兆，其中必有贵人，乃唤醒林等众人，告知所见的红光异兆。林等也是莫名其妙，当问及村民此处的地名，林钧不禁诧异，一夜竟能逃出五六百里，如此速度，莫非有神娄相佑？而且又有村民见到红光之事，更认为是神灵显圣。待到天明起身观察全庙，则见庙址早已坍毁不堪，屋廊下悬一破匾，字痕尚隐约可辨，为“鸿钧庙”三字，始知是民间传说中的鸿钧老祖之神庙，益信昨夜异象，必为鸿钧显灵。大家乃重整军衣，齐向神庙敬行礼。既毕，林即向部下说：众位弟兄，我们自历遭败仗，失城陷地，得知曾中堂欲以军法严惩，因此连夜潜逃避罪，幸赖鸿钧祖师显灵，能于几个时辰内远逃至此，但是终非长久之计，所以我请大家商议今后怎样？经过大家商议，认为目前不能分散，莫若结一个团体，啸聚山林，劫富济贫，也属英雄本色，以后仍可察时度势，待机而兴。于是十八人即在庙中结为异姓兄弟，并推举林钧为首，好在旧时湘军中，素有哥老会的秘密组织，林等就仿效，誓与祸福相共，永不失约。随后林等就在附近觅得一荒山，占地立寨，干起打家劫舍营生。继而附近缺衣食的流民贫户，闻风而业，相率请愿入伙栖身，以谋衣食者，半年中已增至四五百人之多。林钧因见人数日众，声势渐大，深虑一人之力，不足以资控驭，就先与原来的十八人密商良策，应付目前的局势；随后召集众人会商，林钧将原先避罪逃至鸿钧庙，以及村民见有红光烛天的异兆，介绍给众人得知，并说，我等今日虽作绿林好汉，将来可能还有发达之日，不然的话，何以鸿钧老祖会显灵佑护？所以我等必需同心协力，组织成立一个团体，制定规章，围范徒众，否则，漫无限制，终非良策。众人听后，都表赞成，并愿推举林钧为首领，总管全山事务，林钧又称，我等既为鸿钧老祖所庇护，而且民间又有“先有鸿钧后有天”的俗谚，我等今天立帮，就以“鸿”字为名，以志恩感，众人又都赞成。“鸿帮”的名称，就此产生，后来又被讹称为“红帮”了。
林钧既为首领，就仿照《水浒传》中的梁山泊聚义的故事，进行整顿。凡是入伙的人，不分尊卑长幼，无论新进后入，一律平等地以兄弟相称，唯有掌理帮中重要职务者，由林钧亲自指派，余下的职务，则由众人推选阅历丰富有威望者担任。并开山立堂，正式称为“双龙山忠义堂”；并制订“十大帮规、四条誓约”，借以限制徒众，不得胡作非为，以维护团体的声誉。其“十大帮规”为：
（一）不准泄漏帮务（红帮以此条为最重要，如有泄露者称为“显底”，罪当杀戮）；
（二）不准同帮相残；
（三）不准私自开差（即抢劫）；
（四）不准违反帮规；
（五）不准引进坏人；
（六）不准调戏同帮妇女；
（七）不准扒灰倒笼（即破坏帮务）；
（八）不准私吞水头（即抢来的赃物）；
（九）不准违抗调遣；
（十）不准背叛出帮。
其“誓约四条”为：
（一）严守秘密；
（二）谨守帮规；
（三）患难相共；
（四）与帮同休。
又为帮中有职位人员制订名称和职责。首领为“老大哥”，统领全帮军机要事，以杏黄旗为号令，故称为“黄旗老大”；老二司仓库钱粮、掌管全山财务，以蓝色旗为号令，故称为“蓝旗老二”；老三专司出马开差等事（也即是外出抢劫），以白色旗为号令，称为“白旗老三”；老四掌管内部票布符号，总督全帮上下勤惰和防卫放哨等事，以黑色旗为号令，称为“黑旗老四”；老五专管全帮功过，有杀戮刑赏大权，以红色旗为号令，故称为“红旗老五”；余下皆为弟兄伙。五位执事中以老大和老五的职位最为尊贵：因一是全帮的首领，一是掌操生杀大权，全帮弟兄俱得服从敬畏。
同时又对帮中徒众，发给一种符号，名为“票布”，作为帮中弟兄的凭证，弟兄们持此“票布”例须慎重保存，不能为帮外人看见。“票布”是用长约四寸、阔约二寸半的黄布一方，上面横写“忠义堂”三字，两旁作双龙戏珠式样，龙头向上，其珠适在义字之下，又龙内正中是“双龙山”三字，盖有双龙山正方朱印，双龙的外方写“五湖四海水、龙凤如意香”，下面则写“内口号安邦、外口号定国”。老大至老五等有职位首领的票布用黄缎，其余弟兄则用黄布。每有同帮中人相遇于途而不相识，必须以票上的字句为对答，以防帮外人假冒。
林钧既开山立堂，远近来归者，颇不乏人，不久即有徒众二三千人之多，林钧虽为盗首，但平时也严戒弟兄们不得杀伤无辜，不准抢劫孤客孝贤之辈，不准烧杀奸淫，做到盗也有道，因此，虽为山大王，尚能偏安一隅。斯时太平军正与清军鏖战各地，适有太平军某部辗转行军途经双龙山附近，突然遭到林钧率部袭劫，谋取军需备用，而太平军未及防御，以致惨败而溃退，因此林钧大获胜利，其战绩为清将彭玉麟得知，认为正值需要武装之际，乃派员招抚。林等遂归顺为清廷效力，屡与太平军作战，常获战绩，深为彭玉麟赞赏，保荐林钧及部众俱得清廷奖励和授勋。可惜双龙山的弟兄中，究竟是鱼龙杂混、良莠不齐，加紧为官军，行军之际，时有发生奸淫劫夺、为祸于民之事，彭玉麟治军素严，而林部究属乌合之众，遂将肇事诸犯法办，余众遣散，林钧及其心腹等人，也遭革黜。林钧仍然收集残部，重返双龙山，复操绿林生涯，后为彭军痛剿，林部死亡大半，余者逃各地，从此双龙山的红帮，就此销声匿迹，仅为江淮一带人民的谈助而已。
双龙山的“红帮”，似无文献证实，其事迹也是荒伦无稽，但在清朝光绪年间的所谓红帮组织中流传甚广，影响非浅，以致后来盛行于江淮一带的“春宝山”红帮，据说就是源出于双龙山。春宝山的开山立堂，也是借用双龙山的规范而加以改革的。双龙山之有无，难以解答，也可能是影射“洪门”在各地开山立常中的一个片段而已。因为在清朝的乾、嘉、道、咸年间，各地的洪门组织开山立堂者，已是此起彼伏，都是反清复明为宗旨的秘密组织。双龙山的过程，是清军中的将士分化出来，占山为绿林豪客，中途复为清廷效力，与太平军作敌，最后仍为清军所消灭，它的性质，与洪门组织大相径庭、背道而行，不足为凭，今作为一说，仅以备考。
（3）洪门名称种种
因为处于秘密组织状态，遭到清廷的严禁和缉拿，所以洪门的名称屡次更改。加上洪门的组织，几乎遍及全国各地，受了地区性的语言、环境、习俗等影响，因此各地的洪门组织此起彼伏，动荡坎坷，各自巧立名称，以蒙蔽清廷的耳目以利自身发展。至于所立的名称，因为没有正式文献，又受到口传讹闻之误，形成许多谐音，其实质内容，仍与洪门传说一脉相承。今汇集通行的各种名称，概述如下：
汉留相传于明末清初，有明遗臣志士顾炎武、傅青主等人在山西一带组织秘密团体，作为反清复明的活动，取义于汉族的遗留。虽受满清的统治，但不能灭汉族的遗风，因有别于归降满清者，故自称为“汉留”；又阐明是汉族之流亚，故也称为“汉流”。汉留之名称流行于晋、川、黔、滇各省。民国初年，四川成都有进步文士刘师亮编写的《汉留全史》问世，首次将洪门的内容，介绍于众，颇为风行。
洪门清初，郑成功开立“金台山明远堂”后，派遣部将蔡德忠等，深入中原内地开展反清复明活动，与陈近南等会合在红花亭聚义结盟，始称洪门，会中俱自称为“洪家弟兄”。也有传说，因为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年号是“洪武”，为了复明的宗旨，就讳朱姓“洪”，在洪门《海底》一书的各项词令中，有“四海九州尽姓洪”、“朋友相交尽姓洪”，都是假托以洪为姓的，故称为洪门；在会中人又说成是以殷洪盛（改名为洪英）的洪字。最近经过学者专家们对会党史的考证，有文献证实，这“洪”是清朝乾隆年间由福建漳浦（今为漳州市云霄县）的洪二和尚提喜创立天地会时，以洪二和尚的“洪”字提名为“洪门”的。
天地会传说中洪家大会的部众，于惠州高溪庙重行聚会起义，有祭五祖诗云：“一拜天为父，二拜地为母，三拜日为兄，四拜月为嫂，五拜五祖，六拜万云龙大，七拜陈近南先生，八拜兄弟和顺”，是取其首的“拜天拜地”的天地，名为“天地会”。至于到后来，因避清廷缉捕的耳目，或是口头传闻的讹传，也有称为“添弟会”的。
三合会传说在成立天地会之时，复取“天时、地利、人和”的三合之意，也别称为三合会；洪军起义的武装，也称为“三合军”。三合军失败后的天地会会员潜赴粤闽二省，继续反清复明的活动，组成的团体，即名为“三合会”。后来因为粤闽同胞习惯奔赴海外异邦谋生，三合会的组织形式，也随之流行于南洋群岛和美洲各国，成为海外侨胞中有力的互助团体，仍称为三合会。由于地域乡谊的概念，分别成立地域性的小团体，以某某堂为标志，延续二三百年，至今仍有洪门三合会的组织存在。
三点会在福建的天地会会员，起义失败后，隐蔽于民间，为了避免清廷的注目，乃取洪字的“氵”，号称为“三点会”。
哥老会郑成功开山立堂，仿照梁山泊的故事，与部下结义拜盟，不分尊卑长幼，皆为兄弟辈，首领为老大哥。后来隐蔽于川、陕、湘等地的会员继续组织团体，根据老大哥的含义，改称为哥老会，以避清廷耳目。在川陕边境的丛山中，隐居了部分哥老会会员，被清廷讹传为“啯噜”会匪，当是口语谐音的缘故（清朝的惯例，凡是被认为叛逆者的名字，都加一个口字或三点水，啯噜就是此例，孙中山先生也被写为孙汶的）。后来，在太平天国的与清军作战时，就有许多天地会会员诈降于清军中的湘军，潜伏军中继续从事反清活动，也是以哥老会名义散布于湘军中。后来凡是湘军或是湘军分化出来的清军，所到之处，皆有哥老会的秘密组织。所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团体，多次进行起义，都是策动清军中的哥老会众作为内应的，在史籍上所指的会党，就是哥老会。
袍哥起源于清初顾炎武等明遗臣志士所创的汉留组织。有两种说法：一是读书人根据《诗经》上有句“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的含义，说是同一袍色的哥弟；还有一说，颇为通俗流行，认为是取材于《三国演义》中的关云长兵败被逼降曹后的故事：曹操赐与关云长许多金银和锦袍，关舍金银而只取锦袍一件，但也不常穿，即使穿了也要用旧袍罩住。曹操问其原因，关回答旧袍是我大哥刘玄德赐的，得了新袍，却不能忘却大哥的旧袍，这就是崇拜桃园三人的义气和怀念旧主的含义，也是怀念旧明的寓意。所以“袍哥”也是洪门的别名，流行于川、黔、滇一带，他们在城镇上设立机构，名为“公口”，专门作为招待往来会员的联络站，大都设立在茶馆中，有专人负责接待，也有作为当地袍组织的聚会地点。
红帮原先的洪门，由于延续了二三百年，其中屡有曲折起伏，加上洪门中人事复杂，口音不同，以致将洪门谐音为红门。其中又有双龙山和春宝山的红帮出现，与洪门的原始组织大同小异，而它们的宗旨，虽然仍是反清复明，但是实际行为，已沦为盗匪性质，绑架、抢劫、贩私、揽赌，无所不为，深为百姓所痛恨，以致洪门、红帮混淆不清；而且其中头目都喜以红绸或红布裹为头巾，被人们视为红帮。到了清末，青帮兴起，与红帮人物皆为民间秘密组织，人们就统称为“青红帮”。也有一说，清初的明遗民，组织了“汉留”，追思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因为朱元璋当初参加的是“红巾军”，故此汉留组织也就称为“红帮”。天地会文件中的“包头诗”有：“红巾一条在手中，包在头上访英雄”之句。
在园清末民初，洪门组织风起云涌，各地开山立堂者盛极一时，社会上各阶层人士，几乎都以参加洪门为荣。因为洪门的习俗，归附洪门的弟兄，称为“归标”，首领称为“龙头大哥”（或尊称龙头大爷），所在地妄称为“辕门”，归标后就自称为“在辕”，来表示已是洪门弟兄。可是不明内情者则以为是依据三国演义中的桃园结义的故事，而称为“在园”，以讹传讹地流传了。
2.“开山立堂，以求发展”
（1）各地山堂林立
洪门的组织，自郑成功创始开山立堂，创立“金台山明远堂”，写出《金台山实录》，并派遣部属，深入内地，组织洪门，反抗清廷后，凡怀有反清复明大志，负具声望的遗民志士，都相继开山立堂，以图发展。此据流传下来的历代各山堂名称及创办人，叙述如下：
金台山清初顺治十八年由郑成功在台湾首创。
精忠山康熙十一年由陈近南在四川雅州开立。
筑青山嘉庆十一年由林怀明在贵州开立。相传筑青山开立时，有个创造性的过程。洪门中原是以兄弟互称，当林怀明开立“筑青山”时，其子林涛，少年豪杰，文武全才，众人钦佩其能，邀请入会，乃因“父子”名份所限，不能父子叔侄同堂，众人商议一个“改袍换带”的变通办法，来超拔子侄晚辈参加本山堂中人称为兄弟。但子侄换袍，当时规定，于入会时的步位，需“小老幺”起始，从此洪门中出现“父子同堂”的风气。所以在四川的袍哥洪门中有句俗语：“子侄换袍，以效林涛。”后来凡有青帮中人转入洪门，亦不为“师徒名份所限”，沿用“改袍换带”的变通办法，来引进洪门加盟。
人义山嘉庆十五年，由范松如在福建开立。
蓬莱山嘉庆二十三年，由方安澜在四川开立。
华严山嘉庆二十四年，由郭雨钦开立（地点不详）。
广金山道光五年，由胡林章在云南开立。
荩忠山道光二十八年，由郭永泰在福建开立。郭因发现《金台山实录》，并修订和充实内容，作为门中的经典著作，取名为《海底》。
金凤山咸丰七年，由胡佐臣在湖南开立。
天兴山同治五年，由胡九云在云南开立。
青城山光绪二年，由李云九在四川开立。
回龙山光绪十二年，由童立三开立（地点不详）。
飞龙山光绪十二年，由江彭焕在江苏的上海开立。
万云山光绪十五年，由王金宝在浙江开立。
九成山光绪十五年，由胡文翰开立（地点不详）。
飞虎山光绪十九年，由刘家福在浙江开立。
金龙山光绪二十一年，由杨鸿钧在湖南开立。
虎威山光绪二十一年，在甘萧开立（人名不详）。
西凉山光绪二十一年，由贺桂林在甘肃开立。
宝华山光绪二十三年，由萧松山在海关开立。
终南山光绪二十三年，由何步鸿在浙江开立。
巍峰山光绪二十四年，由李煜清在四川开立。
峨眉山光绪二十四年，由颜鼎章在四川开立。
东梁山光绪二十四年，由李云龙在江苏镇江开立。
太安山光绪二十九年，由袁庆凯在湖北开立。
永安山光绪二十九年，由孙近州在湖北开立。
福圣山光绪二十九年，由戴海廷在湖北开立。
复明山光绪三十一年，由林式开在山西开立。
蓬瀛山光绪三十三年，由冯紫雷在山东开立。
尚有不少山堂，因限于当时环境，不能分开，创立年代不详，今附记如下：
锦华山（由刘传福在湖南开立），楚荆山（由陈尧在湖南开立），天台山（由胡云在湖南开立），天宝山（由萧朝举在广东开立），太白山（在陕西开立）。
到了宣统三年，湖北武昌的辛亥革命起义，推翻清廷，建立民国。洪门在各地的团体，对起义卓具功绩，所以洪门的组织，一时风行，各地的洪门弟兄，纷纷在各地开山立堂，大肆发展洪门组织，今将民国建立前后所开的山堂分列如下：
大陆山大洪山通洞山西陆山春宝山栖霞山太极山民国山九华山峪云山（陕西人徐朗西在上海开立）大同山同登山龙会山桐柏山九龙山（成立于浙江东部，据说陶成章、秋瑾等革命先烈曾参与活动）天寿山天目山飞龙山十龙山景阳山武当山鑫华山五圣山（盛行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和粤港等地，以上海为重要据点，主要人物为向海潜〔号松坡，曾参加武昌辛亥起义的新军〕、朱卓文〔曾为孙中山的随员、秘书〕等）中华山群英山五行山大龙山天龙山（以上二山由河北朱琳于民国29年在上海开立，朱并著有《洪门志》一书）复办复明山复办泰华山等。在西南几省同样地开立过很多洪门组织，在四川成都声势最盛就是由尹昌衡创立的“大汉公”，在贵州是张百麟的“自治学社”。
关于洪门的山堂会社，开立的名目繁多，遍及海内外各地，由于行动秘密，无从统列，今谨以略有活动于世的各山堂录存，聊以备考。
（2）春宝山的兴起
在林钧开创了“红帮”的双龙山后，它的姓质已渐渐变化，成为标榜劫富济贫的绿林，与洪门反清复明的宗旨大相径庭，虽然终究被清军消灭，但是幸存者及其遗风，仍然活动和影响着江淮一带，沿袭到清朝光绪初期，又有“红帮”的继承者“春宝山”兴起。虽无正式文献可查，但是有关传闻，却在长江下游一带流传颇广，影响也深，其中虽有夸张的成份，然而首领人物的名字却是真实的。今将春宝山的情况概述，备以谈助。
在长江下游一带，上迄芜湖，下至长江口入东海处，因为濒临海滨，素为我国的海盐产销地区，由于历代封建政府对食盐实行专卖，定为官盐，只能由官府交与专门商户承包运销，征收赋税，作为盐政的国库收入。经层层敛财，以致盐价颇昂，民间负担较重。因此，有许多贫户流民铤而走险，结伙私运食盐贩卖，经常与官府缉私军队发生冲突，各有胜负。由于贩卖私盐获利较厚，加上当时社会动荡不安，民生调敝，所以从事贩运私盐者颇多，这些私盐贩子，被官府称为“盐枭”，其中有不少与政府缉私军队互相贿赂勾结，得到庇护。因之，这种特殊行业，在当时社会上也有一定的影响。
当时私盐贩子的集散地，大都在长江下游北岸江苏的港口小镇上，最著名有江都的嘶马镇、东台的小海镇（现属大丰县）、海州的板浦镇等地。光绪初年，在嘶马镇上有著名的私盐贩子头目蔡标和孔武二人，蔡标为人强悍、孔武有力，人称“九千岁”，手下徒众甚多，拥有瓜皮小艇不少，专在海滨各盐灶户处，购得私盐，运往内地贩卖，故此势力较盛，称雄一方。有镇江人徐宝山，字怀礼，其父是个竹匠，15岁丧父，有一母一弟。由于家贫，少年时即流落江湖，并习武术，尤其擅长枪击，能在黑夜中，以手枪击灭线香火头；说他在豆油灯下推牌九，也能将竹牌的背纹记认无误，所以在同侪中胜人一筹，游食淮扬，在社会下层交游结识颇广，以豪侠自命，对人爱讲江湖义气，渐渐地在长江下游一带颇著声名。但是其人性情暴躁，时常打架闯祸，人都畏之如虎，就被称为“徐老虎”。当他来到嘶马镇，因事与蔡标、孙琪等发生纠纷，各不相让，引起殴斗，适有泰州口岸人任春山路过，遂上前排解，各自诉说身世情况，取得和解，结成友谊，即是下层社会中所说：不打不成相识。任春山原是富家子弟，且有秀才功名，只因屡试不中，遂灰心于仕进，而改变个性去结交下层社会人物，不分三教九流，绿林私贩，都乐于交游。因颇有才华，且富于社会阅历，这次得在嘶马镇会及几位气息相似的人物，当即提议邀众联成一体，在长江下游开展活动，干番事业，于江湖上独创一格，巩固势力。众人皆都赞成，乃共推任春山为首领，筹划结帮事宜，广招私盐贩子和附近流民入伙，又大肆进行贩运私盐活动，作为经济来源，富裕基础。为时不久，势力渐固，徒众已二三千人，任、徐等就于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一日在江苏泰州南首江边的“口岸”（镇名）开立“春宝山”，沿用红帮遗规，并散发“票布”，在社会上广收会众。江淮一带地区的下层社会中不论三教九流参加“春宝山”、“接受票布”者颇多，甚至地方上的下级胥吏差役、兵营勇丁，以及中小商贩入帮的为数也不少，一时春宝山的势力猛增，威震长江下游地带。任、徐等见到帮务日益发展，就商议订立帮规，仍沿用前期的洪门和近时的红帮遗留下来的帮规加以修改，作为“春宝山”的帮规，谕告众们遵守。
筹谋开山立帮时商定，以创始人的才能和经历推立山主。因任春山具有文才，被推为正山主，徐宝山孔武力勇，被推为副山主，并以二人的名字，各取一字命名“春宝山”，又创立山、堂、香、水、内外口号的规式，定为“正义堂（后改为聚贤堂）、五湖四海三江水、万年千载长寿香，内口号扫青、外口号复明”。将这项规式，制成票布，分发会众，严嘱会众应慎妥密藏，不能泄露。只有经过暗号联系，即以票布上的山堂香水对答，来确认同会的人。如冒充红帮弟兄，则被帮中人严厉处罚，置于死地。故有句格言：“冒充进红，一刀两洞。”实际上帮中人的所作所为，名义上是“反清复明”为宗旨，其实都是干违犯法纪，为官府所不容的行为，为了防止官府密探或有人混入破坏，故有这种严厉的规定。
对于帮中的组织编制，除了正副山主称为“大龙头”外，再设内八堂和外八堂职位，内八堂执事辅助山主综理全山内务，外八堂执事辅助山主专理对外一切事宜，还设立各种专门职位，各司山中各项具体职责；又为约束广大会员的纪律，订下“八罚八赏”，作为帮规，公布于会众知晓遵守。
八罚：
（一）泄露帮中秘密；
（二）抗令不遵；
（三）临阵逃脱；
（四）私通奸细；
（五）引水带线（即带领外人破坏者）；
（六）吞没水头（水头即财物）；
（七）欺侮同帮；
（八）调戏同帮眷属妇女。
八赏：
（一）忠于帮务；
（二）勇于拒敌；
（三）出马最多（出马即出差执行职务，实际是抢劫）；
（四）扩张帮务；
（五）刺探敌情；
（六）领人最伙（介绍入会者最多）；
（七）奋勇当先；
（八）同心协力。
因此，“春宝山”势力，遍及江淮一带。可是它的成员，大都是当时底层社会中人物，成份庞杂，良莠不齐，又都是以贩私盐、设赌场、占领码头搬运为主要营生。也有部分小商小贩，迫于环境，为谋求生存，不得不托人介绍加入春宝山的，至于那些地方上的胥吏差役、兵营勇丁，和具有权势的头面人物，为了相互利用勾结，也不少参加了春宝山。加上任、徐等人又经常派遣“外八堂”大爷“背榜下山”（亦名背公事）至各城镇招收徒众来扩展势力，遇着不服气的盐贩小帮伙抗拒，引起双方动众械斗，终因人少势弱而败于春宝山伙众；可是地方上的治安秩序，却也受到影响和破坏。许多居民商户遭受损失，真是有苦无处诉告，所以在当时长江中下游的江淮地区，特别是江苏的扬、通二府地带，“春宝山”和“徐老虎”的声势，可说成是威慑一方。可是这种类型的红帮，与洪门的宗旨，却是背道而驰的。
适值此时，北方发生“义和拳”运动，帝国主义的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清廷政府逃亡西安，一时举国人心惶惶，社会动荡。各地的清廷官吏，也都惴惴不安，长江各省的官吏，见到长江中下游的一股盐枭私贩亡命之徒的猖獗行为，也心存畏惧，就采纳了当时长江水师提督黄开榜的提议，招抚盐枭中大股的徐宝山“归标”（当时称收编为归标）。先由黄开榜令徐宝山将春宝山隶属的盐枭私贩编为一个“水师新胜缉私营”。任春山此时已病死，徐宝山被委为管带，又由两江总督刘坤一檄委兼“虎字陆营”管带。此时的徐宝山一变为清廷武官，统率了大部春宝山所隶的亡命之徒，作为正式的清廷官军，竭力帮助清廷政府对地方治安的控制，剿灭了许多不听从招抚的盐枭私贩和著名盗匪，一时声名大振，徐老虎的威名，更是妇孺皆知。徐宝山的野心雄志，遂也日益高涨，他不仅对旧时同类的盐枭盗匪剿捕邀功，对于业已编为官军的旧部弟兄，也是采取心狠手辣的严厉手段，凡是部下私底旧习复萌而有劫掠行为的，经人告发而核实后，不论是亲信戚友，一律军法从事，毫不留情。这样一来，更树立了他的威信。致使清廷高级官员对他的信任，加以重用。光绪末年，两江总督张人骏又将缉私营扩编为巡防营，委徐为帮统，率领水陆两军，游弋于长江下游的江淮地区，威震一方。这时春宝山红帮组织，也随着这股势力，得到很大的发展。在辛亥革命期间，徐宝山运用了手中已扩充成为二万余人的巡防营，参加了革命，并出兵扬州、泰州、通州、淮安等城，稳定了光复局面，尤其得到当地的盐商富绅的拥戴；同时也配合江浙联军光复南京，袭击了清军张勋的后方阵地，取得较大的战果。辛亥革命成功，徐宝山就在扬州成立第二军，自任军长，兼扬州军政长，坐镇扬州，统辖苏北地区，颇有“苏北王”雄称。春宝山的红帮组织，当然又成为反清的革命组织，公开活动于苏北一带，兴盛一时。民国初年，袁士世凯窃取了政权，革命党人纷起反袁，而徐宝山此时又见风转舵，投向袁世凯，与革命党人作对，引起革命党人对徐愤怒。更加上过去树敌甚多，据说，遂由革命党人沪军都督陈其美，派遣王柏龄会同徐的旧敌等，探知徐宝山自从做官后，手头财富颇丰，遂染上附庸风雅行为，除在扬州的瘦西湖建筑了一所精致的“徐园”（现仍在扬州瘦西湖公园内），作为休憩游乐寓所外，还喜爱古玩，尤其酷爱古代瓷器，遂化装为古玩商，携带一个装有“美人霁”瓷瓶的礼品盒，内置精巧炸弹送至徐的寓所内。其时徐正在理发，只因好物心切，立即开盒观看古瓶，炸弹爆炸，徐受伤而死。徐死后，“春宝山”的势力也告衰落，由曹金标和黄寿山主持，仅在江淮一带的盐运码头活动而已。
（3）洪门的两大派系
根据传说和文献，洪门的组织可能以闽南为发源地，逐步伸展到广东、湖南、浙江、江西，再到长江流域一带，又随清将左宗棠率领的湘军、淮军西驻陕甘和西往新疆时，由军中的哥老会会员带到了西北各省；至于北方和东北的几省，因为有白莲教及其支流的信徒们在活动，作为反抗清朝的行为，虽有部分的洪门组织参与其间，但是毕竟没有南方各省来得兴盛。所以清末革命党人陶成章就有“教盛于北、会盛于南”的说法。后来随着太天国的失败，太平军中的天地会会员，纷纷逃往海外、南洋等地避难求生，同时闽粤两省贫苦人民奔赴海外谋生的很多，其中也有天地会会员，为了在异邦能够生存，就有天地会会员们，将洪门组织在海外建立起来，以团结互助为宗旨，应付环境，颇受海外华侨的欢迎。所以洪门的组织，在海外的南洋和美洲各地，形成一股很强的社会力量。但是囿于我国传统观念的局限，以致形成以乡谊和氏族的结合为基础，成立了各自为政的堂和会，所以与祖国的洪门组织有些差异。
另一方面，由于各地人民语言、习俗的不同，以致在洪门组织活动中的名词和举动，就产生了地域性的差异，形成两大系统，分列表于下：
闽广系（三合会）——闽粤的三合会三点会小刀会双刀会
——海外的致公堂洪顺堂洪兴会义兴公司安良堂
中原系（哥老会）——长江中下游的洪门红帮在辕
——川滇黔的袍哥汉留
——湘陕甘新的哥老会
——北方各省的在园
由于地域性的区分，所以就形成两大派系。对洪门组织起源的传说，虽然一脉相传，可是在活动时的行动方式和专门语言，也各成派系，并不相同。根据现存有关洪门组织方面的专著，陋见也可分成两大派系：其中近代学者萧一山编著的《近代秘密社会史料》、罗尔纲编著的《天地会文献录》和李子峰编著的《海底》三书，可作为“闽广系（三合会）”洪门组织的典范；朱琳编著的《洪门志》、刘师亮编者的《汉留史》和卫聚贤编著的《中国的帮会》三书可作为“中原系（哥老会）”洪门组织的典范；此外日本人平山周编著的《中国秘密社会史》一书，出版于民国初年，是我国最早公开秘密社会“秘密”的一部著作，为研究和探讨我国的洪门会党史大有帮助，被奉为圭臬。书中对洪门的两大派系在活动方式和专门语言等方面的异同，分别作了叙述，使人能明显地看出两者同源异流的区分。
3.轰轰烈烈、不同凡响的历史
（1）各地天地会的反清运动
天地会自从三合军起义失败后，幸存的会员分赴各地潜伏，分头秘密进行反清活动，为了避免清廷的耳目，因时制宜，以“三点会”、“清水会”、“匕首会”“双刀会”等名称继续存在，养精蓄锐，以待时机。今根据史料记载的有关天地会及其支流组织的反清起义（实际也是农民起义），选其影响较大的概述之。
朱一贵台湾起义康熙年间，有福建长泰人朱一贵，小名祖，明亡后迁居台湾罗汉门（今属台南），养鸭为生，习有异技，能使鸭群自编为队，出入成列，居民视为异事，多呼为师。朱又喜结交豪义之辈，与之歃血结盟，形成一股社会势力。此时清廷的台湾知府（清初台湾尚是府的置制，隶属福建省，光绪中才置行省）王珍贪污残暴，致使人民愤怒万分，朱一贵乘机于康熙六十年（1721）率众举事起义，自称为明裔，以反清复明相号召，称为“大明重兴元帅”，各地潜伏民间的天地会众和郑成功部的遗裔，纷起响应。诸军聚集在诸罗（台南嘉义地区）的赤山，击败清军，取得大胜，起义人数发展到30万，几乎占领整个台湾，朱被推为“中兴王”，年号“永和”，设立国师、太师、国公等官爵。清廷政府从闽、浙调兵渡海进攻，起义军战斗失利，朱一贵被俘就义，天地会在台湾的起义遂告失败。
林爽文台湾起义林爽文，福建漳州平和人，迁居台湾彰化县庄务农为生。喜习武，又喜结交友朋。当时有福建平和人严烟将天地会组织传入台湾，林爽文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参加天地会，逐渐成为彰化天地会领袖。乾隆五十一年秋，清廷官府镇压天地会组织，大肆屠杀人民，焚烧村庄，引起人民惶恐和愤怒，林爽文以“安民心、保家业”为号召，率众起义，攻克彰化，建立政权，年号顺天，旋又克诸罗（今台南佳里镇）。凤山（今高雄）天地会首领庄大田响应起义，攻占凤山，随即合围台湾府城（今台南）。五十二年清朝派兵镇压，起义军败清军于府城南，声势大振，清廷续派福康安等率重兵渡海抵台，起义军失利，林兵败逃入山中，五十三年正月被俘，解至北京后就义。
天地会经过台湾的两次大型起义，名声大振，引起清廷重视。便四出谕帖，令各省督抚所属严查缉办天地会会员，因此天地会会员不得不潜伏民间，改换名目，继续抗清活动。但是人数不多，势单力孤，都被清廷破获治罪。见于文献记载的有：
清水会嘉庆十四年（1810）在江西崇义县有天地会支派“清水会”会员胡炳耀等17人被捕。
匕首会道光二十九年（1849）有新加坡华侨陈正成来到福建厦门创立匕首会，入会时拜天立誓，又名小刀会，人皆备置小匕首为防身武器，入会者多达数千，实为天地会之支流；咸丰元年（1851）陈为清廷捕获，刑拷致死，会众由黄威（也名黄位）率领，继续活动，并派员奔赴上海，配合上海的小刀会起事。黄威复联合黄德美于咸丰三年（1853）五月率众起义，攻占海澄、漳州、厦门等地，抗击清军。同年十一月，退出厦门，在海上继续斗争四五年之久。
小刀会有广东三合会会员刘丽川，在上海联合福建小刀会会员陈阿林等及上海本地秘密结社成员潘起亮、周立春等创立小刀会，于咸丰三年（1853）九月率众起义，占领上海县城，称“大明国统理政教招讨大元帅”，并派兵攻占青浦、嘉定、松江、川沙、南汇等县城，与清军和英法侵略者战斗18个月，被困守在上海孤城，终因内部将领失和，外受强敌围攻、断粮，遂于咸丰五年（1855）突围，途中刘丽川于西南乡虹桥战死，余众一部参加太平军，另一部参加江西天地会起义。
此外，尚有许多地方的天地会会员，改换名目，进行反清活动。据文献记载的有：福建漳浦、诏安、平和等县以两面有锋的小刀为武器的“子龙会”；福建福安县何老妹纠众结拜，将铜钱对半夹开，入会者每人持半边钱为入会凭证的“边钱会”；在江西抚州、宜黄、南丰等县，聚众写立会簿，每人各执一本，供奉关帝，焚表盟誓，并将纸灰同鸡血混入酒内共饮的“关帝会”；在台湾诸罗县有陈斌、汤完等纠众歃血拜盟，名针刺指血入酒共饮立誓，并每人出银一两，相约待父母老了，彼此帮助的“父母会”和“一钱会”；在安徽颍州、霍邱有高二等拜盟，办会酒演戏，入会者各持铁尺一根防身的“铁尺会”；在福建汀州有朱德辉纠众结拜，供奉神牌，旁立红木棍一根作为武器的“串子会”，也名为“江湖串子会”；稍后在湖南湘乡有刘太益等也创立“串子会”，又名“青龙会”；在福建建宁有江亚奴邀众结拜，制订口号、手诀，及以盘结发辫、解开衣扣等为暗号，会内人员俱系平等称呼的“平头会”；在福建瓯宁有黄开淑创立传授入会者“牛八定乾坤、阴阳定三宗”等口号及歌词条规等的“仁义会”；在福建建宁有李先伢创立传授“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等口诀、手诀、口号，并给入会者一枚用银朱涂的铜钱，作为入会凭证的“红钱会”等等（摘自刘子扬《清代秘密会党档案史料概述》）。这些秘密组织，虽是天地会的支流，均是地方性的贫民自行组合，沿用天地会的模式，但规模不大，力量薄弱，而且组织分散，纪律松懈，虽然举事次数不少，都因对清廷的反抗力量不强，因而都如昙花一现，很快便被清廷地方官府破获而消散了。
（2）太平军时期的天地会
在清朝道光三十年（1851）由创始“上帝教”的洪秀全，率领教众在广西桂平金田村举兵起义，建号“太平天国”，建立太平军武装，一路攻克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等省的重要城镇，定都南京，建立政权，制定各项制度政策，先后与清朝军队和外国侵略者英勇战斗了十四五年之久。在这个时期内就有许多的天地会的武装组织，在各地纷纷起义响应，配合太平军作战，使得清廷惊慌失措，几乎动摇了清朝的统治政权。当时的天地会组织，即有广东揭阳人罗大纲，首先率领三合军参加金田起义，嗣后有湖南的洪大全、胡有录、朱洪英等天地会武装都来参加太平军共同作战。到了后期，在江西的天地会花旗军，广东天地会三合军、红巾军，福建的小刀会、红钱会等天地会武装，仍然与太平军配合，和清军频繁作战，确实起了很大作用。只因太平军与天地会的宗旨虽然同是反清，但是其中的组织和信仰各异，不免时常发生矛盾，再加上门户、宗派之见，形成两者之间的隔阂，最重要的是行军纪律问题，太平军的军纪较为严格，而天地会的会众，游荡江湖的习气较重，自由散漫成性，合则留、不合则去的作风时有流露，以致与太平军的合作，时联时散，终至不可并存，被清军各个击溃而失败。但是幸存的天地会会众，仍然散潜民间，时作养蓄力量，而伺机再起。
（3）会教合流
当天地会会员到一个地方开辟据点进行活动时，往往会遇到当地也是反清为目的的秘密教门，教与会两种势力在民间同时存在，相互交融，于是在不少地方就出现既有会党特征又有教门特色的组织。如福建建宁的李凌魁，从江西贵溪吴子祥学习“恩本经”，吃斋念经，又从福建邵武吴韬处学得天地会的“出手不离三、开口不离本”暗号，吸烟取物俱用三指向前的规式，为了避免天地会的名目犯禁，就创立“阴盘教”“阳盘教”，以阳阴暗寓天地二字，愿入“阳盘教”的就传授天地会的手诀、口号，愿入“阴盘教”的就传授抄传经本、吃斋念诵。在湖南新宁有雷再浩倡立“棒棒会”，分青红两教，青教菇素，红教食荤。最出名的有湖南的“斋教”，斋教崇奉弥勒佛，以代天行事为宗旨，又名“青莲教”，入教者一律吃斋诵经，每逢朔望，必聚会念经，是白莲教传入西南几省的分支，会合了天地会势力，活跃于民间，皆以四川峨眉山会首万云龙为总头目，所居之处有忠义堂的名号，所以这斋教，不仅融合了白莲教的成份，而且还包含着天地会的因素。太平军起义时，在广西、湖南交壤处，就有多处的斋徒分别举兵起义，响应太平军，声势浩大，不下10余万人，与太平军共同作战，为太平军的胜利进军，起了重要的作用（参阅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
（4）辛亥革命前后的洪门组织
清朝末年，全国局势混乱，外受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军事侵犯，迫订丧权辱国条约，赔款割地，以致国库支绌，经济濒于崩溃，国内的政治日趋腐败，官员大都庸懦无能，理政无方，加上赋税犯增，社会经济萎缩，百业萧条，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因此，各地的天地会会员乘机崛起，组成武装团体，举事起义。名目虽然不是天地会、三合会，但是信奉的还是反清复明的宗旨，组织形式多沿袭天地会的模式，只是各地名称不同而已。如在湖南有龚春台纠合湘赣鄂边境各山区的矿工组成，于湖南洪江县成立的“洪江会”；有湖南浏阳、平江一带以姜守旦为首的“洪福会”；有湖南焦达峰与湖北的刘公、孙武、张百祥等人发起、联络长江中下游的三合会、哥老会、洪江会、孝义会等组立的“共进会”；贵州的黄泽霖、李清池创立的“光复公会”；湖北襄阳、樊城一带有李秀昂、张国荃的“江湖会”；湖南几个哥老会头目李云彪、杨鸿钧、张尧卿等联络长江沿岸的哥老会组成的“英雄会”；湖南黄兴、刘揆一、马福兴创始的“同仇会”；浙江的陶成章、沈英、张恭联合闽、浙、苏、赣、皖五省的哥老会龙头大爷在杭州创立的“龙华会”；其中最有声势，影响最大的有湖南的唐才常、林圭联络和利用长江中下游沿岸城镇的哥老会头目举起义的“自立军”；四川全省为争取铁路筑路权引起保风潮，各县的洪门袍哥组织闻风而起创立的“保路同志军”等等，虽然都遭到清廷的镇压而告失败，但是却鼓动了全国人民的情绪，都向往反清成功的一日，成为辛亥革命的先声。
（5）脱胎于洪门的革命团体
清朝末叶，有不少受过相当教育、具有革命思想的有识志士，联络志同道合的同志，组织团体，鼓吹革命，立志推翻满清政府。为了发动群众，壮大力量，就利用和联络原有反清行为的天地会和它的支流，模仿天地会的结盟立誓言式，组成进步的革命团体，其中最有声望的有“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后来经过联络、酝酿、磋商，三个革命团体联合起来，组成“同盟会”来统一领导革命事业。
兴中会孙中山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十一月在美属檀香山，由当地华侨邓荫楠帮助，创立兴中会，并吸收了许多三合会会员参加，次年回到香港组成总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纲领，从事鼓吹革命，推翻满清，组织举事起义。虽然屡遭失败，但仍百折不挠，除了吸收广大的爱国志士参加外，并联络了粤、湘、赣、鄂等省的天地会、哥老会、三合会的首领，成立“兴汉会”的外围组织。在几次举兵起义的战斗中，有许多三合会、哥老会的会员（文献上都称为“会党”）参加和牺牲。孙为了在海外奔走革命有助，遂在檀香山参加当地的洪门组织“致公堂”，被封为“红棍”之职。另有一说：孙由同学三合会首领郑弼臣（士良）介绍，引进洪门，后谋发展，筹谋开立“大陆山致公堂”来广泛接纳革命同志。
华兴会清光绪三十年（1904）二月，在湖南长沙，由黄兴、谭人凤、刘揆一、陈天华、宋教仁等革命创立，提出“驱除鞑虏、复兴中华”的政纲，设立华兴公司、东文讲习所为活动机关。又与湖南矿工中的哥老会首领马福益联络，成立同仇会，作为接待哥老会徒众的机构，准备当年11月在长沙举兵起义。事泄露，遭到清廷破坏，黄、宋等人逃亡日本，次年与兴中会及光复会联合成立“中国同盟会”。
光复会清光绪三十年（1904）冬在上海成立，原以浙江绍兴人蔡元培为会长，以反对满清贵族的封建专制，建立共和国为宗旨，会员多数为知识分子和留学生。后有陶成章参加，为了扩大会务，充实力量，由陶成章深入浙江联络各地的天地会分支。在衢州与福建建宁有刘家福的“终南会”；在处州（今丽水、遂昌、云和、青田等县）有王金宝、吴应龙的“双龙会”；在严州（今桐庐、建德、淳安等县）、处州二府有濮振声的“白布会”；在台州（今临海、黄岩、天台、象山等县）有王锡彤的“伏虎会”；在绍兴嵊县有竺绍康、王金发的“平阳党”等（见陶成章《浙案纪略》），号称10余万会众，并组立“光复军”作为武装力量。光复会于1905年合并入中国同盟会。但部分的光复会会员仍保持独立活动：著名的徐锡麟安庆起义、秋瑾在绍兴被捕、熊成基的安庆新军起义等。辛亥革命期间，在浙江、汕头、上海、镇江等处，均有光复军起义响应。
中国同盟会全称为“中国革命同盟会”，简称“同盟会”，光绪三十一年（1905）八月在孙中山倡导下，以兴中会和华兴会为基础，联络光复会，在日本东京成立，确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政治纲领；在国内外各地建立分支组织，并联络华侨、会党和新军。自1906年起，先后发动近十次的起义，最后于宣统三年（1911）十月在湖北武昌起义，爆发了全国规模的辛亥革命，终于推翻满清政府，成立中华民国，在前几次的武装起义中，都有天地会的会员参加和牺牲，这也是洪门组织的光彩一页。
清宣统三年武昌起义，爆发了辛亥革命。洪门首领、湖北罗田人张振武参加起义并任都督府军务部长，运筹帷幄，颇著功勋。除了由同盟会会员筹划的“新军”反正响应起义外，各地的天地会、哥老会、袍哥、三合会等洪门系统组织，也纷起组成武装，举兵起义。在四川，袍哥组织的“保路同志军”早已厉兵秣马，准备举事，武昌起义消息传来，各州县的保路同志军立即行动，分别击败当地的清军后，联军直攻成都和重庆；湖南的焦达峰、陈作新等率领哥老会众及新军举兵占领长沙；陕西哥老会通统山山主张云山和钱鼎、万炳南等首领率会众配合新军光复西安；河南的哥老会首领王天纵率会众举义；贵州的光复公会首领黄泽霖运动新军反正响应，贵州得告光复；新疆有哥老会新民山首领徐开阳、杨缵绪起义于伊犁，同盟会员刘先联络哥老会众举义迪化（今乌鲁木齐）；广东曾号称南军大都督的三合会首领王和顺率领会众攻占惠州后会师广州。其他各省的起义军首领，如四川的罗纶、尹昌衡，镇江的林述庆，广西的陆荣廷，绍兴的王金发，安徽大通的黎宗岳等都与洪门有密切的关系（见戴魏光《洪门史》），这说明洪门系统在辛亥革命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6）华侨与洪门
我国侨居海外的同胞，据说有3000万之众，他们的前辈多数是破产农民和失业的手工业者，因在故乡无法生存，遂飘洋过海，寄食异邦，其中也有少数商贩。上世纪60年代，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残存部分，为躲避清廷的迫害，也纷逃海外。这些华侨中，广东、福建籍人居多，他们大都是引戚率领逐渐地奔向海外，最初是到南洋（现今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等处），稍后美国兴起，他们又远涉重洋，奔往美国谋生。当年许多人寄食异邦，谋生之道多出卖苦力。经常受到当地统治者的轻视和侮辱，加上侨胞们日常生活中，经常有贫病死丧的悲惨遭遇，为互相援助，逐渐成立了许多团体，大致可划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以同宗同姓的宗族形式，一是以同乡同县的地域形式。但是他们的组合，还是免不了受洪门组织的影响。因为去海外谋生的人群中，原有许多洪门成员在内，适时地借用洪门组织的力量，成立了不少华人团体来应付环境，所以洪门组织的势力，几乎是控制了整个华侨社会，有的甚至能左右当地的政局。在东南亚诸国中，大都以“义兴公司”、“义福公司”为名目；在美国的以“致公堂”为总名目，分散各地的华侨，则以宗族和乡谊来区别，各自成立名为某某堂的团体，例如安良堂、洪顺堂等，作为华侨们的集会场所。
当时在海外的洪门组织，虽然远离祖国，对反清活动，仍不稍减。当孙中山创立兴中会，奔走海外各地、鼓吹革命时，就得到大力支持，华侨们纷纷捐款相助和派人回国参加起义，而孙中山为了得到洪门组织的帮助，也毅然在檀香山加入致公堂，日后到美国各地活动时，受到欢迎和拥戴，而且成立“洪门筹饷局”，在华侨中筹措革命经费；在南洋各埠的洪门组织中，也都大量地捐献。所以华侨中的洪门组织，为中国的民主革命确实作过很大的贡献。后来成立的民主党派中的“中国致公党”，就是由美洲洪门致公堂发起建立的。
4.初衷已改
（1）性质渐变的社会巨流
辛亥革命胜利，满清政府的推翻，洪门当初创立的反清复明的宗旨，已不可能再实现。但因洪门的组织已深入民间，它的成员在社会各个阶层中都拥有一定的潜势力，加上成员的本身来自五湖四海，良莠不齐，善恶难定，开始还有维护民族尊严的共同信念约束着，反清目的已达，崇高的愿望无存，意志涣散，何去何从？洁身自好的有识之士，隐然自退，或投入工商贸易求利，或舒所长兴办文化事业，也有粗武健壮之辈，则径入军警两界，以发挥其长处。但是大多数的人，学识不高、陋习颇深，以致沦落为盗贼流氓，横行霸道，给社会带来很大破坏性，使得人们望而生畏。一些头面人物，则利用原有的声势地位，依然组织一个个山头，有的改名称为某某社（例如范绍增的“益社”）跻身社会，做些为人排难解纷、承揽社会公益，形成一种社会势力，被称为“社会名流”，但为数不多，而且暗地里还插手一些不光彩的事，来作为生活费用的来源。在四川有“清水袍哥”和“浑水袍哥”之分，就是这类人物。至于霸占码头，操纵交通运输部门，或被雇为工矿中的工头，来欺凌压榨贫苦劳工，则在各城镇中最为突出，普遍存在，成为社会上的一股潜在势力，影响不小。
清末民初，洪门组织的成员，散居各地城镇。其中的狡黠之徒，经常干些非法行为，他们自称为“文武差事”：“文差事”就是设赌局，骗诈钱财，还有诱拐良家妇女、贩卖人口、包庇娼家妓院；“武差事”就是纠众明火执仗地行抢劫。至于贩卖私盐、包运鸦片，则是司空见惯，视为常事的。民国以后，各大城市的旅馆、戏院、茶坊、酒肆等公共场所的投资者，大都为帮中的头面人物所操纵，不然的话，这些行业，就得不到安宁。
（2）“在青一条线，在洪半边天”
洪门组织与秘密社会其组织的关系中，较为密切的则是青帮，社会上通称为“青红帮”或“帮会”。由于青帮原先是以运河为起源根据地，发展活动对象都在沿着运河一线的浙、苏、鲁、冀等省的城镇中；而洪门的发展活动地区，遍及全国，所以有“在青一条线，在洪半边天”的说法。
传说青帮原为天地会的一支，创办人翁德慧、钱德正、潘德林原为天地会会员，奉派伪投清廷效力，率领运粮的“粮米帮”为清廷运输漕米，等待时机，断绝清廷粮秣，来响应天地会起义行动。后翁、钱、潘三人改组粮料帮，成立“安清帮”，叛变而投降于清廷，一时青洪两个民间秘密组织，形同水火，经常发生殴斗。加上青帮的组织形式是家长制，师徒相传，形同父子。而与洪门的哥弟平辈相处的组织形式，大相径庭，因此洪门弟兄视青帮徒众为晚辈相，凡是洪门弟兄不得投身青帮，犯者将遭到会中严惩，遂有“洪转青、剥皮抽筋”之说。但为了分化青帮，又欢迎青帮徒众转投洪门，所以又有“青转洪、鲤鱼跳龙门”之说。但是到了在长江中下游各地，青红两帮下层社会的两大集团，为了共同利益，化敌为友，互相利用。例如清末的任春山和徐宝山既是青帮的大字和通字辈，又合开立红帮“春宝山”，成为青红两帮的首领。民国以后这种情况更多，例如上海的徐朗西和禹丞都是青帮的大字辈，却又分别开立红帮的“峪云山”和“五行山”，也成为青红帮的头目；又如上海的杨虎和四川的范绍曾，也是青红两帮的大爷；横行武汉和长江中游的杨庆山，既是洪门“栖霞山”的山主，后又投拜上海青帮成为通字辈。在这些错杂的情况下，也就流行了“青洪是一家”和“只有金盆栽花，哪有青洪分家”等的帮中俗语。同时又有“洪门准赖不准充”，“青帮准充不准赖”的箴言。因为洪门是以反清为宗旨的秘密组织，在一般情下要严守秘密，帮规也较严峻，所以可以抵赖而不许冒充，在平时交往中，需要紧记本团的山、堂、香、水和恩、荐、保、荐四大盟兄的名号，以备同道的盘问。而青帮是起源于运粮船，为清朝廷效劳，他们的活动，自然比较公开，所以就有准充不准赖，不过遇见帮中人盘问，就得答出“三帮共九代”的前人名讳来，否则还是要受到中人的严惩。到了民国，形势已大转变，这种情况也就自然地消失了。
（3）民国时期的洪门
民国建立后，曾从事联络洪门会众加革命的革命党人，鉴于洪门组织在社会上的潜在势力影响很大，认为必须对他们进行改造，以正规的组织形式来约束他们，使之克服散漫性和破坏性，成为社会有益的力量。洪门出身的革命党人谭人凤等呈文，建议执政当局，成立一个“社团改进会”。又有名为“中华共进会”的组织在上海成立，标榜联合各地青红帮成员，“协同共济、振作精神”，“从兹为善、共守法律”，结果均因当局不予重视而自行消散。在30年代初，上海有过召开“海内外洪门联合会”的活动，据说是为联合海内外的洪门组织，成立政治性的改革团体，其后并无结果。后来在上海又成立了“洪兴协会”，其目的是“同心协力，复兴洪门”，作为各洪门组织之间加强联系，彼此交流情况、联络感情、消除隔阂、减少帮派之间的矛盾。到了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在重庆，组织全国的帮会团体，成立过“国力会”，嗣后，又改名称为“人民动员委员会”。而在敌伪的沦陷区，则有受命敌伪的变节分子，拉拢沦陷区的帮会成员，分别成立“中华洪门联合会”、“安清协会”和“安清同盟会”等组织，来为敌伪效劳。抗战胜利后，又由国民党组织全国的帮会头面人物，在上海成立“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企图利用社会上的潜在势力，终因时局的急转直下，内部组织矛盾难理而告停顿，随即被令解散。全国解放后，人民政府对帮会分子予以妥善处置。至此，功过互存、毁誉参半的“洪门”组织，在经历了300余年的发展后，在大陆上已不复存在，成为历史的陈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