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文武双全的奇才：甘泗淇
甘泗淇（1904～1964），原名姜凤威，曾用名姜炳坤，湖南省宁乡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赴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独立1师党代表，中共湘赣省委宣传部部长，湘赣军区政治委员，湘赣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部长兼国民经济部部长。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红18师政治委员。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0师政治部副主任、主任，陕甘宁绥联防军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晋绥军区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军区政治部主任，西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第一野战军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北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甘泗淇，1904年12月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县沩山区段溪南竹山村一个农户家庭，1964年2月5日病逝于北京。他自1931年到红军工作后，曾在人民军队的师、军团、方面军、野战军、志愿军等机关的政治部任过主任，一直升任到总政治部副主任，人们赞誉他当了一辈子主任。
甘泗淇在兄弟中排行第四，前面有三个哥哥，在他之后又添了两个弟弟。父母身体不好。姜家虽有几间旧房屋，10余亩瘠田，由于人口多，缺少劳力，一年之中主食是红薯、杂粮，过着紧巴巴的日子。
甘泗淇7岁多才在南竹山村私塾读书。教书先生是姜姓本族人，叫姜谷风，是一位守正不阿、思想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除了教授学生《三字经》、《百家姓》之外，还经常给学生讲岳飞、闻天祥、戚继光、林则徐、关天培等被后人称颂的民族英雄的故事。先生每次讲这些人物的事迹时，甘泗淇总是全神贯注地听，被他们的事迹所吸引。他十分崇拜这些不畏强暴，爱国爱民的英雄人物。
甘泗淇在私塾读了三年，由于家庭越来越贫困，只好辍学了，在家里边劳动边自学。他在自学中碰到许多不认识的字，想去学堂请教先生，也想去看看很久没有见面的先生，听先生讲些新故事，可是几次去学堂都没有见到先生。经打听，他得知姜谷风先生被镇上恶霸杨致泽告犯“通匪”罪，惨遭杀害。
甘泗淇在一位好友处了解到姜谷风被押送刑场的情况，为先生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凛然正气深深感动。他眼含悲泪抄下了好友保留的先生临刑前作的：“口喊一声冤，天上风云都变色；霜飞六月狱，路旁草木也含悲”的绝命联，作为自己缅怀先生，激励进步的动力。
甘泗淇正为失去敬佩的老师而苦痛时，父亲的身体越来越差，积劳成疾，面黄肌瘦，手无缚鸡之力，拖了两年，便离开了人世。父亲死后，家里经常并日而食，生活更加困难。
姜姓宗族中威望素著的老者，看到甘泗淇经常手捧书卷，目不窥园地阅读，认为他人小志大，若仗义培养，将来可望是宗族中有为的人才，于是，由姜族祠堂出资供其继续读书。甘泗淇有幸进入了县立第二高小。
甘泗淇十分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更加刻苦钻研，成绩是全校的前一二名，在同学中威望高，也深得老师们的赞赏。
县立二高校长王凌波、教务主任谢觉哉（两人后来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具有先进思想的进步知识分子。由于学校有一批先进知识分子执教，师生们思想活跃，关心国家大事。甘泗淇在这种环境中学习，如鱼得水，进步很快。在学校作文竞赛中，他写了一篇题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作文，谢觉哉看后评语：“语思破石，炼句成金”，甘泗淇受到很大的鼓舞。
高小毕业后，甘泗淇考入省长郡中学，有机会接触更多的先进知识分子，受到更多的新思想影响。由于他在中学带头参加五四运动以及驱逐当地张姓军阀的“驱张运动”，祠堂停止了对他的资助。甘泗淇不得不又一次辍学，回家种地。一年后祠堂恢复了资助，他才得以继续上学。
中学毕业后，他考入长沙省法政专门学校（今湖南大学）。在法专，他积极参加五卅运动及学生组织的各种活动，思想有了更大的进步，于192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冬，学校放假，甘泗淇回到家乡。他听到乡亲们纷纷反映乡绅杨致泽，几年来恶习愈演愈烈，发展到私设公堂，侮辱民女，敲诈乡民，妄图私吞省里拨下欠民众的金库券款，百姓对他的劣迹敢怒不敢言。
“金库券是大家的血汗钱，是省里兑还给大家的，大家应该找杨致泽要！”甘泗淇启发乡亲们说。
“杨致泽是镇长，又是团防局的头子，谁敢去找他要！”群众深感无奈地回答。
“明天我去找他！”甘泗淇决心伸张正义，为民众要回血汗钱。
第二天，甘泗淇约了几位好友和放假回乡的同学，找到杨致泽。杨致泽斜眼看了一下来的人是一些小青年和还在念书的学生，便大声训斥说：“这管你们牙崽什么屁事！”
甘泗淇以自己学到的知识为武器，要灭一灭杨致泽的淫威，于是，他当场历数了杨致泽老罪行、新劣迹。杨致泽被揭痛了疮疤，便恼羞成怒地动手打了一名同学，还大喊大叫要他的团丁抓人。甘泗淇立即叫来在外等候的民众，大家纷纷闯到杨致泽处，与他进行说理斗争。
随后，甘泗淇组织民众游行，关店罢市，并将杨致泽的新老罪行印成传单，到处散发、张贴，还向省法院送了告杨致泽的状子，向长沙《通俗日报》投稿揭露杨致泽的罪行。
在人民群众和宣传舆论的压力下，杨致泽不得不为民众兑换了金库券。由于杨致泽强奸民女、滥杀无辜等罪行被彻底揭发了出来，省法院为了平息民愤，处决了杨致泽，为民除了害。
通过这次斗争的胜利，广大民众称赞甘泗淇，说他越大越懂理，敢为民众伸正义、办实事，将来一定会有出息。
1931年8月，国民党军兵分多路向苏区进犯：郭华宗率一个师以“狼奔豕突”之势，向湘赣省政府所在地永新进犯；陈光中以一个师进攻茶陵的尧水；公秉藩的先头部队的一个团已到吉安的永阳。从各方面侦察得到的情况表明，敌人气势汹汹，妄图一举摧毁湘赣红色根据地。
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被派到独1师的党代表甘泗淇，积极与师长李天柱、政委谭思聪等师领导研究对敌斗争的战略战术，决定利用少数部队对进占永新城的敌人进行昼夜骚扰。具体做法是：白天，采用游击战术，把出城办事的、抢粮的、捉鸡鸭的、奸淫妇女的敌人擒获，切断城内敌人与城外联系，断掉敌人的供给线，使永新城成为一座孤城；晚上，在永新城周围的山上燃起火光，放飘带有宣传品的土制灯箱。敌人看到周围山上、高地到处都是游击队的火光，加上红军派出一些小分队摸到城墙附近鸣枪，敌人摸不清周围到底有多少红军，夜不成寐，非常疲劳与恐慌。
采用这些战术打击敌人，果然奏效了，没过多久，敌人终于承受不住，准备将人马撤走。
获悉敌人要撤的情报后，甘泗淇及时与师领导研究对策，决定追击敌人。甘泗淇和师长、政委率领部队尾追敌人至安福金田附近时，安福独立营已按命令，在有利地段堵住了敌人的退路，并打垮了敌人的前卫分队，缴获敌人一挺机关枪和一些枪支。敌人遭到阻击，丢下一些死伤人员，窜到安福城内。
敌人进城后，部队在安福洲湖休息，半夜接到吉安县委报告，敌人挨户团到了永阳，请求独1师去打击。
甘泗淇和几位师领导研究后，决定立即率部出发，消灭立足未稳之敌。
当天晚上，微云遮月，还下着毛毛细雨。甘泗淇和师领导连夜率部冒雨进发，第二天中午到了吉安田东。侦察人员回来报告，敌人没有变，仍是挨户团。几位师领导商量后，召集部队就地开了一个动员会，要求大家在战斗中比赛。指战员们信心很足，吃过自己带的冷饭后，继续前进，下午3时到达永阳附近，进行战前准备。指挥员们查看地形，进行兵力部署。
永阳的东南面是赣江上游的支流，叫禾水河，靠河边有一大块田坝；北面是小松山，在山上，部队靠近了敌人，却没有被敌人发现。几位师领导分路率部隐蔽前进，并派人命令安福独立营在龙碧桥设伏，准备截击溃逃的敌人。
李天柱师长一声令下，战斗打响了。部队展开猛烈的进攻。战斗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敌人仍十分顽固，火力不减。怎么一回事？师领导感到奇怪。不久侦察查明，敌人不是挨户团，而是公秉藩部的正规军一个团。
红军参加战斗的只有独1师第1、第2团，配合战斗的有安福独立营、湘南游击队、第三军团特务营的两个连。
鉴于敌情变化，师领导又重新部署兵力。经过两小时的鏖战，部队攻入敌阵，打死打伤大批敌人，还有一些跳河淹死的，其余的全部当了俘虏。战斗中，红军一名团级干部负伤，死伤了几名连长与指导员，伤亡100多名战士。
这次战斗缴获敌人很多步枪、手榴弹。部队换上了汉阳造步枪和木柄手榴弹，战士们非常高兴，有了这些部队过去从来没有过的武器，大大增强了指战员的战斗勇气和胜利信心。
部队在永新休息几天后，得到茶陵县委的报告，敌人陈光中部正在进攻尧水。甘泗淇同李天柱、谭思聪立即率独1师1、2团奔向茶陵，参加攻打陈光中部的战斗。茶陵县政府主席谭余保、县委书记曾毅之，已领导地方武装和群众对敌人进行了侦察、监视，对战斗进行了周密部署。
部队到达茶陵，稍事休息，便开始了行动。这时，天还没有亮，伸手不见五指，部队在黎明前赶到尧水附近，拂晓前发起了攻击。经过两个小时的攻击，打垮了敌人，俘敌200来人，抓到敌一名连长，缴获两挺机枪和其他一些武器。
至此，红军打垮了三路进攻湘赣苏区的敌人，成功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甘泗淇也在这次战斗中初露锋芒，显示其能打善战的指挥艺术和领导才能。
1931年1月7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会上，陈绍禹（王明）等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指使下，以“执行国际路线”、“反对调和主义”为旗号，指责李立三的错误是在“左”的词句掩盖下的“右倾机会主义”。他们提出了一系列比李立三的冒险主义还要“左”的错误观点，并通过这次会议，取得了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
四中全会后，“左”的路线影响到湘赣军区的军事行动和军队的发展，甘泗淇只好在逆境中工作。
红三军团攻打赣州没有成功，中央命令湘赣军区部队向北发展，与湘鄂赣连成一片。因为这两个区域有浙赣路横贯其中，又有袁水的分隔，难以实现中央的命令，但为了执行命令，张启龙、甘泗淇研究后，决定由张启龙、王震率领独立1师、独立3师的一部，向北运动，攻打分宜。由于张启龙、王震的灵活指挥，打了一些胜仗，还抓到敌团长朱耀华，筹到了一些款。但不能从根本上打破敌人的攻势，自己却死伤了几百人，王震也负了伤，独3师2团政委赵克强负重伤后牺牲。这时，正值炎热天气，疟疾、痢疾、脚溃烂等病不断发生，病员日渐增多，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工作也不好做，不断发生士兵逃走事件。
留守在湘赣苏区的部队数量少，武器差，经常与敌作战，常遭敌人袭击，处于被动地位。
由于形势所迫，甘泗淇和张启龙在军队内部，也曾一度执行了四中全会后的“左”倾路线，在肃反问题上出现过一些错误，误伤了一些人。然而四中全会精神并没有完全贯彻到部队中去，特别是自王震从中央苏区回来后，在主要干部中停止了肃反，保护了一些干部，如有一次，在永新河桥头，甘泗淇和王首道、张启龙、王震等一起商量，抵制国家政治保卫局无端下达的对湘赣苏维埃政府主席袁德生的逮捕令。
由于湘赣省委没有完全贯彻执行四中全会“左”的做法，被王明“左”倾领导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
1933年，王明派刘士杰、陈洪时到湘赣，宣布彻底改组湘赣省委，撤掉了省委书记王首道、湘赣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兼湘赣军区总指挥张启龙的一切职务。陈洪时逼迫甘泗淇揭发王首道、张启龙所谓的“右倾”错误。甘泗淇严正拒绝，并且赞扬王首道、张启龙在游击战和建设苏区中做出的贡献，结果被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他们指责甘泗淇对肃清AB团不积极，撤销了他在红军中的职务，调到湘赣省苏维埃政府做财政经济工作。
甘泗淇在逆境中没有消沉，而是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心，积极克服一切困难，努力工作，对苏区的建设做出了自己的积极贡献。
由于王明的“左”倾错误，红军未能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处境十分不利。敌人企图围困红军于狭小地区，最后用飞机、大炮、毒气来消灭红军。为了保存实力，不中敌人诡计，1934年8月，根据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红六军团退出湘赣苏区，实行战略转移，到湘中创建新的根据地，并进至黔东与贺龙、关向应领导的二军团会合。
红六军团的番号是1933年夏在湘赣两苏区开始出现的，是接受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和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的命令，将红16军编为第16师；红18军编为第17师；湘赣独立团扩为第18师，组成红六军团，但一直没有正式设立领导机构。
部队接到转移命令后，全体指战员几天几夜没有睡觉，整夜行军，跋山涉水，忍受一般人所不能忍受的疲劳，连续几夜把敌人严密部署的重重堡垒攻破，冲破了敌人道道封锁，进入湘南，1934年8月11日到达桂东县寨前。第二天，在寨前召开大会，中央代表任弼时正式宣布红六军团的成立。红六军团下辖第17、18两个独立师，共计9000多人。任弼时、萧克、王震组成军政委员会，任弼时任军政委员会主席，萧克任军团长兼17师师长，王震任军团政治委员兼17师政治委员，李达任军团参谋长，张子意任军团政治部主任，袁任远任副主任，龙云任第18师师长，甘泗淇任第18师政治委员，谭家述任师参谋长，方礼明任师政治部主任。
由于任弼时到红六军团后，正确地执行了党的方针政策，甘泗淇才得以重新回到军队任职，在部队处于危难的情况下，让他挑起了重担。部队转移到湘鄂川黔后，甘泗淇又升任为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
甘泗淇和龙云率领18师为军团前卫，继续西进，经过五六天的行军，攻占了新田县城，在新田只休息了一天，又继续向永州（今零陵）挺进。为了抢渡湘江，师先头部队以一天一夜走120公里的速度赶到湘江边，经侦察了解河宽水深，又有敌人堵击，只好又让部队折回。
这时国民党军王东元部穷追不舍，红军被迫翻越阳明山。部队爬到山顶，那里只有一座小庵，大家已很疲劳，只好露营，用铁桶、脸盆煮了些稀饭、烧了些开水，为大家解解饥渴。第二天，部队下了山，到了白果市，吃了一顿饭，休息了几个小时后，得知敌人又追来了，部队又连续几天急行军，经宁远，又转回到新田，然后到了嘉禾，这才把敌人甩在后边。
部队在嘉禾休整了几天，甘泗淇组织部队积极做群众工作。根据上级的指示，留下了一些干部和伤病员以及一些枪支，帮助当地建立了一个区委和一支小游击队后，部队又继续挺进，泅水过潇水，到了湘桂交界的永安关。
部队在永安关打退了敌人一次进攻后，进入了广西，经全州进入湘西南，占领了通道，渡过渠水河到达新厂。部队虽然极度疲劳，但仍击溃了何键的湖南补充纵队。部队在供给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翻高山、绕小道，克服重重困难，向黎平、俞河、台拱之间挺进，冲破了清水河、施秉等敌人设置的封锁，占领了黄平县城。
甘泗淇在转移途中，不断找干部和党团骨干谈话，鼓励他们带好部队，战胜困难，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一路上，部队除了与敌人战斗外，还要同各种困难做斗争。这里大部分地区山势险峻，人烟稀少，物资奇缺，部队有时只能吃上一顿稀饭，经常是饿着肚子行军打仗。有时在悬崖峭壁上攀行，马匹、物资不得不丢掉，要用时又没有。有许多人没有鞋子穿，赤着脚在深山密林中行军，历尽艰辛。全体指战员如果没有对革命的坚定信念、顽强的意志，是无法战胜这重重困难的。甘泗淇深感自己肩上担子特别重。
部队从黄平出发继续前进，经瓮安的河坝，渡过余庆河，向石阡开进，在甘溪与敌遭遇。红六军团在粮弹严重不足、部队疲劳、伤病员多、掉队人员多的情况下，被截为三段，陷入了湘桂黔三省敌军24个团的包围中。
为了摆脱严重的被动局面，17师的49、51两个团的一部，由49团特派员谭善和、51团的一个营长负责组织部队，在军团参谋长李达率领下继续前进，到了黔东沿河根据地，与红三军团一部会合。17师的50团、49团的另一部，与18师、军团部在转战中遇到严重困难。当部队从朱家坝向南转移时，担任后卫任务的52团又遭敌截击、包围，全团指战员虽英勇奋战三昼夜，但终因敌众我寡，弹尽粮绝，受到惨重损失。师长龙云被捕，不久，在长沙被军阀何键杀害。
甘泗淇率领18师余部，在军团首长的指挥下，冲出敌人包围，于10月24日到达贵州松桃的石云场与红二军团实现会合。
李达率领的红六军团部分人员与红三军团会合后，贺龙、关向应听了李达的汇报后，得知红六军团处境困难，立即率红三军团和李达率领的部队兼程南下，接应红六军团北上。
1934年10月24日，红三军团与红六军团主力在印江县的木黄胜利会师。两天后，部队到达四川酉阳的南腰界，在这里举行了会师大会。会上，任弼时宣读了党中央发来的电报。
会合后，部队没有统一的番号，各自仍用原来的番号，也没有统一的领导机构，但在行动中已形成了以贺、任、关为核心的统一领导。为了统一行动，便于工作，不久，在组织机构和领导人员方面作了一些调整。红三军团番号改为二军团，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军团政治委员，关向应任副政委，李达任参谋长，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六军团仍由萧克、王震任军团长和军团政委，谭家述任参谋长，张子意任政治部主任。这样，在任、贺、关领导下，“八千健儿，挥戈东向”，发起了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湘西攻势。
由于红军人数、武器装备、各种物资条件都远远不如敌人，而所遇到的困难却又远远大于敌人，在这种情况下，红军为什么能不断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在红军中的政治工作，是红军真正的优势所在。作为政治部主任的甘泗淇，他主要抓了以下几项工作：确保党中央制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在部队得到坚决贯彻执行，使部队始终保持着正确的方向；通过各种政治思想教育，使指战员树立坚定的信念，激发顽强的斗志，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战胜了人间罕见的艰难困苦；不断维护和增强革命队伍的团结，保证在任何情况下队伍不溃散；把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正义主张传播开来，在红军经过的沿途撒下革命的火种；他认真贯彻落实军团首长交给的各项工作。甘泗淇把党的革命政治工作视为红军建设的生命线。
甘泗淇到二军团任政治部主任后，帮助指导各师、团先后建立了政治机关，配齐了营、连政治干部。他从六军团抽调一批干部到二军团担任各级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工作人员，如李贞任军团组织部长，余秋里任第18团总支书，使二军团政治工作制度在较短的时间内得到了健全。
1935年1月，红二、六军团从慈利返回湘鄂川黔根据地永顺、大庸后，甘泗淇领导二军团政治部工作人员，积极投入领导人民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广泛建立苏维埃政权，开展扩大红军队伍的工作。经过扩编，红4师新编了第11团。
1935年2月起，湘鄂两省敌军集中10万兵力，对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的“围剿”。这时，遵义会议以后新的党中央发来重要指示，要求建立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分会，以贺龙为主席，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夏曦为委员，加强对两个军团行动的领导。
面临严峻形势，两个军团的领导总结教训，统一思想，加强政治思想工作，部队团结一致，增强了战斗力，先后取得了陈家河、桃子溪两战两捷，歼敌第58师（欠一个团）；在忠堡全歼敌第41师师部和第121旅，活捉敌纵队司令兼师长张振汉；在板栗园全歼敌第85师，毙敌师长谢彬，俘敌1000余人；在芭蕉坨战斗中，击溃敌陶广纵队10个团，粉碎了敌人的“围剿”，并乘势转入了反攻。
在军事上取得胜利的同时，两个军团在政治上也获得了很大进步，二军团结束了长达数年的“左”的路线统治。
甘泗淇深知革命队伍中团结的重要性。二、六军团会合后，他大讲两个军团团结重要性的道理，狠抓在一个单位来自两个军团干部之间的团结工作。因二、六军团会合前，分别生活战斗在湘鄂西和湘赣边根据地，两个军团指战员除了关向应与任弼时曾在上海中央机关工作过一段时间外，其他人都没有见过面，也没有通信联系，因此，两个军团在作战、指挥，工作、生活等各方面都有不同之处，连服装、语言也存在差异。二军团大部分指战员穿家常衣服，用青布缠头，就连贺老总也常穿一件长衫。六军团干部战士统一穿灰布军装，戴缀有红五星的八角帽。二军团绝大多数是两湖人，六军团则以江西籍人为主，刚见面时，许多人相互讲话都听不太懂。这些差异，不仅通过各级政工人员积极做工作解决了，更重要的是通过政治教育，使大家懂得了两个军团过去虽然不在一起，但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武装，都是为工农解放而战斗的，部队的宗旨完全相同，目标完全一致，只有团结起来才有力量。大家还懂得了不管由谁来指挥，实际上都是靠党的领导，不管谁打了胜仗，都是革命的胜利，谁打了败仗，都是革命的损失。
甘泗淇强调革命队伍里要讲团结，不能分你我的思想，在连队，在干部战士思想上、行动上得到了落实。两个军团会合后团结得很好，大家越来越感到谁也离不开谁，二军团需要借助六军团的帮助解除“左”倾路线的统治和影响；六军团需要依靠二军团人熟地熟的有利条件谋求立足和发展，大家认识到，只有团结起来，相互学习和帮助，才能共同进步。
1935年元旦，在湘西永顺县塔卧红二军团军团部外，锣鼓声响，爆竹声脆。
“今天是我们二军团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同志和组织部长李贞同志结为伉俪的喜庆日子，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表示衷心祝贺！”任弼时政委话音一落，室里室外掌声四起。贺龙、关向应、萧克、王震等首长和同志们向新婚夫妇热烈庆贺！
甘泗淇和李贞是在特殊的环境下，有着特殊经历后结为终身伴侣的。
李贞1908年生，湖南浏阳人，是从童养媳成长起来的经过生死考验的女中豪杰。她参加过浏阳秋收暴动，参与组织浏东游击队，担任过县委军事部长，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红六军团组织部长等职。1932年她曾和张启龙结为夫妻。在那艰苦的岁月中，夫妻俩同生死，共患难，有着深厚的革命情、夫妻爱。李贞十分敬重和爱戴张启龙，因为张启龙不仅是她的入党介绍人，更是她的革命引路人。在革命斗争中，他们由相识、相知，到相爱，终于成为志同道合的革命伴侣。
他们婚后生活甜蜜，却非常短暂。就在李贞庆幸自己挣脱童养媳阴影，有了一个自己的家的时候，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张启龙被刘士杰等人诬陷迫害，被开除了党籍，并撤职关押。
张启龙被陷害，令李贞想不通的是张启龙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何罪之有？
张启龙被关押后，给李贞写信，要她放心，自己能正确对待逆境，绝不会自杀。刘士杰等人给李贞施加压力，要她与张启龙在政治上划清界限，在生活上也不能含糊，暗示她要与张启龙离婚。李贞表态坚决不同意。他们又逼迫张启龙，说他不配做共产党员、革命干部的丈夫，要他与李贞离婚，不要连累李贞。张启龙经过反复思考，认为刘士杰一伙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怕他们借自己的事陷害李贞，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含悲忍痛，在刘士杰等人事先准备好的离婚书上签了字。
李贞被迫离婚两年后，任弼时夫人陈琮英十分关心李贞的生活，觉得应该找一位好同志照顾她，认为甘泗淇年龄也不小了，应该有个家了，于是，她热心地为他俩牵了线。
李贞在湘赣根据地就一直在甘泗淇领导下工作，对他很了解，很敬佩。在她的脑子里，他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干部，思想理论水平高，有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胸怀开阔，关心人，善于团结同志，陈琮英大姐把自己介绍给这样一个同志，是自己又一次幸运。于是，她与甘泗淇的婚姻逐渐走向成熟，终于迎来了今天的喜庆日子。
甘泗淇与李贞十分珍惜他们经过特殊经历后的婚姻，婚后互敬互爱，一同走完了长征路，又一同奋战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战场上，在战火中和人民军队建设中凝结了永生的感情。
1935年下半年，形势越来越严峻。一天，下着秋雨，红二、六军团在桑植县刘家坪召开了师以上干部会议，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在会上讲了话，会议作出了关于突破敌人“围剿”，撤出根据地，实施新的战略转移的决定。
甘泗淇领导的二军团政治部，在部队转移中，紧密结合部队实际做好政治思想工作：首先，在部队中大力宣传全国抗日反蒋的形势和红军在反击敌人中所取得的胜利，让广大指战员从中看到希望，看到光明的前途。其次，解决好部队的现实思想问题。要离开根据地了，针对一些人所产生的留恋之情，甚至不想走的思想，要求各级党组织进行深入的动员教育，由各单位的主要领导做好解释工作，保证这些同志离开根据地后思想通，能坚决完成党交给的新的政治、军事任务。
部队穿过滇中向金沙江西进，沿途田园平阔，人口稠密，物产丰富。战士们看到这番景象，一些同志产生疑惑，问领导：“天天喊建立苏区，到了这样好的地方，为什么不建立呢？”“天天走，走到何时才是尽头？”当时为了不让敌人知道我军意图，在部队中还没有提出北上的口号，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工作人员采用历史和现实的事例教育部队，要求大家坚信上级指示是正确的，要求大家自觉地服从领导、听从指挥。
部队到达中甸后，二军团和六军团一部，召开了活动分子会议，正式向全军提出了实现与主力红军会合西北，创建全国抗日根据地的任务。甘泗淇要求政工人员组织部队认真学习北上的重要意义。通过学习，使广大指战员很快从思想上跟上了新的战略转变，保证了北上的顺利进行。
部队转移时，为了避开敌主力阻击，经常在狭路僻地中行动，不可能有更多的时间集中进行政治教育，甘泗淇要求政工人员密切关注国内外发生的大事，如每攻下一座县城或一个集镇，立即派人进占邮政局（所），命令去的人不准动邮件，不准动汇票，只将白区出版的报纸，不论新旧统统搜集起来，从中了解祖国哪个地方又遭沦陷了，哪个地方的民众又燃起了救亡的烈火，把一些大事及时告诉广大指战员，再通过他们传播给沿途民众。更为主要的是通过报纸，可以从国民党军“剿匪”动态中推测敌人的动向和其他红军的行踪，为自己的行动提供情报。
1936年1月中旬，二军团攻占石阡城，从收集到的一些报纸上看到，从1935年12月9日以来，北平、南京、上海以及全国许多城市相继爆发了学生救亡运动。
甘泗淇利用收集到的材料，在二军团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上，对全国政治形势作了分析，以新的有利形势武装党的活动分子头脑。会后，各师团又利用休整几天的时间，对部队进行形势教育，使大家认识到共产党员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正确主张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民众同情和支持，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卖国政策遭到越来越多的人反对和不满，一个全民族抗日救亡的高潮正在到来。这些教育，使指战员深受鼓舞。广大指战员了解全国的斗争形势后，对大转移的胜利前途更加坚定了信心。
在大转移中，部队经常遇到的最实际问题是打仗、走路和吃饭三个问题。政治工作如何保证部队解决好这些实际问题呢？
甘泗淇作为二军团政治部主任，始终把保证部队打好仗作为政治工作中心任务来抓。他要求各部队在每次战斗前，都要进行思想动员，如果时间来不及，就进行三言两语的讲话，目的在于使指战员们明确敌情、我情和战斗方案；明确怎么打法；明确取得胜利的条件和存在的不利因素。战斗开始后，要进行战场鼓动，激发指战员的斗志。初战获胜后，要迅速互相传送捷报，以不断鼓舞士气。在战斗失利的情况下，政工人员更要注意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以达重振军威，以利再战。
4月8日，红二、六军团在云南普渡河边遭到敌人的重兵追堵，处境十分险恶，总指挥部向6师下达了速返六甲阻击敌人追兵的紧急命令。6师刚经过一夜的行军，突然由后卫变为前卫，部队急速向六甲开进。各级政工人员一边行军，一边进行简短的政治动员，向大家讲清：“这是一场关系到全军安危的战斗，必须克服疲劳，不惜一切牺牲，抗击敌人，保证主力安全转移。”当先头部队抢占了有利地形，与敌开了火时，宣传鼓动人员又发出号召：“同志们请听，前面已经打响了，快跑步前进啊！”战士们精神振作，刺刀出鞘，子弹上膛，冲上阵地，投入了战斗。
这一仗打了一整天，敌人两个旅以逸待劳，向6师发起了一次又一次冲击。6师在人员疲劳，武器装备差的情况下抗击敌人，伤亡200多人。师长负伤，18团政委负伤，9个连长伤亡8个，16团牺牲了两个营长，虽然战斗处境十分不利，但由于政治思想工作及时、有力，指战员们思想准备充分，因而，战士们越战越勇。指挥员倒下了，下一级干部马上代理指挥。子弹打光了，战士们就用刺刀、石头同敌人拼。敌人一旦攻上阵地，就与敌人肉搏，保住阵地不丢失。敌人靠炮火壮胆，靠一级级督战发起冲击。红军指战员能顽强坚守，靠的是灵活的战略战术，靠的是及时有效的战场政治思想工作。
18团是6师的主力团，在六甲阻击中打得很艰苦，伤亡大。战斗结束后，他们对伤员做了安置，埋葬了阵亡的同志，整顿了组织。第二天凌晨队伍集合出发时，因团政委杨秀山在战斗中头部负伤，弹片没有来得及取出，忍着剧痛，在组织部队集合时拖延了一些时间。贺总指挥、任弼时政委、关向应副政委、李达参谋长、甘泗淇主任，都在集合场关心而急切地等待着18团。
贺龙见18团跑步赶到时，高兴地对成钧团长和杨秀山政委说：“你们来得正好，前卫还由你们团担任。你们立即赶往富民，把富民的敌人监视起来，掩护主力转移。”
甘泗淇鼓励大家说：“你们18团伤亡很大，背两支枪的人很多，我们想办法帮你们扩充一些人，给你们一些补充。你们困难不少，但贺军长（不少人习惯地称贺龙为军长）信任你们，还是要你们担任前卫，希望你们很好地完成任务。”
由于军团首长的信任和鼓励，18团指战员非常兴奋，对完成任务充满了信心。在成团长和杨政委带领下，很好地完成了任务。
甘泗淇领导二军团政治工作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一方面激励战士英勇杀敌，另一方面让大家懂得珍惜自己的生命，最大限度地避免伤亡。甘泗淇要求各级政工人员在战时既要教育大家不怕流血牺牲，又要教育大家注意避免无代价的牺牲；既要敢于消灭敌人，又要善于保存自己；既要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又要反对发泄个人英雄主义情绪，将战士培养成为勇敢聪明的人。
甘泗淇注意抓的第二个实际问题是行军中的思想问题。红军转移常常是在敌人被迫下进行的，一路上除了一些不可避免的战斗和有限的短暂休息外，其余都是处于行军中，有时是连续行军状态中，这样，难免使一些人产生急躁厌烦情绪。有的战士发牢骚说：“走走走，不晓得走到哪里去，何时是尽头？”有的人说气话：“难道要走出国去，要到外国去！”
甘泗淇针对部队反映出来的问题，要求各级政工人员要向部队讲明：目前敌我力量对比和革命力量发展现状，决定了现阶段红军的运动性和游击性，这就要求红军的行动随着形势变化而变化，或前进，或后退，或攻占某一地区后又要机动转移，以求得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保存、发展、壮大自己，因而要求全体指战员要特别具有能吃苦耐劳，连续奋战，能走能打的革命精神。
政工人员除了从道理上向战士讲清敌我性质和不同情况外，还注意做好一些具体工作，如连政治指导员要在连队出发前摸清自己连队伤病体弱人员的情况，估计哪些人可能掉队，事先安排好党团员和体强的战士帮助他们。要分析行军中可能出现哪些问题，应该采取哪些措施。在行军中，要组织宣传鼓动喊口号、唱歌、讲故事，开展互助竞赛，激发大家的情绪，使大家忘记疲劳。要组织好收容队，组织好宿营，安排好为伤病员看伤治病，要求大家洗脚烫脚、挑脚泡，做好第二天行军的准备工作。
第三个实际问题是吃饭问题。部队进入雪山、草地后，虽然没有战斗了，但生活条件却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粮食极端缺乏，这时政治工作中心任务便由保证战斗胜利，转入动员部队为生存而斗争。提出了“粮食就是生命，粮食就是政治”的口号。甘泗淇要求所有政治干部必须参加筹粮，并在筹粮中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群众纪律，找到粮食后，如遇见藏族群众，要向他们讲清情况，以市价购买，在见粮不见人的情况下，要留下字条，留下银元或借条。
部队到了包座时，因藏胞不了解红军，又听了反动宣传，都躲到深山老林去了。部队断炊，没有吃的怎么办？方面军首长决定：部队可以收割地里成熟的青稞和蚕豆，但一定要按市价付钱。可是在地里收割的粮食有的不知是谁家的，粮款不知交给谁。甘泗淇一面派战斗剧社的罗洪标等人去寻找藏族同胞，劝说他们回家照料自己家产，一面向部队重申收了群众的庄稼，一定要按价付款的规定，还特别强调找不到主人也必须付款，绝不能因为主人不在就少付钱，有时宁可多付一些，也不能损害群众的利益等规定。
甘泗淇担心个别人不执行规定，部队开拔前，他亲自组织人到群众中征求意见，特别是到一些尚未回家的群众家中检查执行纪律情况。当他了解各家各户都有部队留下的钱和字条，字条上除写明割了少庄稼，付给多少钱外，还写有感谢藏胞的话，他才放心。
由于政治工作及时、实际，不仅解决了部队吃饭问题，而且遵守了群众纪律。
要过草地了，部队好不容易筹集到数量有限的青稞麦，炒熟后轧成粉留过草地用。进入草地后，部队在草地艰难地穿行，维护生命的炒面一天天地减少。为了使部队渡过难关、走出草地，甘泗淇召集政治部的同志开会研究，作出三点规定：一是各连首长要亲自给部队发粉子；二是每人每顿只准吃一把粉子；三是不到开饭时间不准吃粉子。还特别要求政工干部要起模范带头作用。
不久，在6师发生了这样一件事：17团一个连政治指导员在给全连分发粉子时，自己悄悄地多拿了一把。此事很快反映到军团政治部，引起了震动。为了严明纪律，这个指导员被撤了职，甘泗淇亲自签发了对这个指导员的处分决定。
当年任6师政治委员的廖汉生几十年后回忆这件事说：“这个指导员因为一把粉子，被撤了职，这样的处分在今天的环境中看来，也许过于严厉了，但是在当时那样艰苦的时刻，作为一个政治工作干部、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参加红军多年的老战士，他只有带领同志们向饥饿做斗争的责任，绝没有为个人谋半点私利的权力。我们宣布了处分决定，对这个指导员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这个指导员流着痛悔的泪水向全连做了检讨，表示接受教训，当好普通战士，和大家一起战胜困难。”
廖汉生停了好一会儿后难过地说：后来，这位同志由于体力不支，掉了队，我再也没有见到他。然而我想，在红军长征的英名录上，应该记上这样一位曾经为一把粉子被撤职的指导员、一位被茫茫水草吞噬了生命的普通士兵。
作为一个方面军来说，如果没有上至任弼时、关向应、甘泗淇，下至连指导员等一大批政工干部的模范作用，没有严明的纪律，也许大家走不出草地，也就不可能有后来一个接一个的胜利，不可能有美好的今天。
政治上严格要求干部，生活上关心干部，是甘泗淇在干部工作中的一贯指导思想。
长征前夕，6师17团总支书记曾长久，因违犯红军的俘虏政策，杀了几名俘虏，被组织上撤了职。一天，曾长久去找甘泗淇。甘泗淇见曾长久一踏进政治部，就知道他是思想上背着“包袱”来的。如何帮助小曾卸掉“包袱”呢？甘泗淇边热情地接待他，边安慰他说：“犯了错误，改了就好，不要垂头丧气嘛！月亮也有圆缺呢！”
甘泗淇见曾长久低着头，不吱声，闪着两只含笑的眼睛打趣地说：“嗬，还有一点小情绪没有消呀！任政委、贺总指挥不是跟你谈过了吗？你是不是还在想：不就是错杀了几个俘虏吗，这有什么了不起。他们为什么不怜悯我们？我们为什么要怜惜他们呢？为什么光凭这一点，就撤我的职呢？”接着，甘泗淇既严肃地指出了他所犯错误的危害性，又教育他要鼓起改正错误的勇气，还给他指明了以后努力的方向。
“甘主任，我想通了，只是心里有点儿不舒畅。”曾长久有些腼腆地说。
甘泗淇见曾长久放下了思想包袱，就将让他担任军团政工排指导员的决定告诉他，鼓励他好好工作。
“甘主任，请放心，看我的行动吧！”曾长久表示了决心。
曾长久在新的工作岗位牢记首长的教导，发奋工作，很快使政工排改变了面貌，变成了军团直属队的先进单位。他本人也被评为模范指导员。
过草地时，由于曾长久工作任务重，加上没有粮食吃，身体抵抗力下降，得了伤寒病，发高烧。他和几名病号走不动了。为了使病员走出草地，连着几天，甘泗淇与李贞忍着饥饿，把自己的口粮省出来，给曾长久和其他几位病员吃。一天，有人给甘泗淇送来一块马肉，甘泗淇要李贞将马肉转给伤病员。李贞还像母亲照顾婴儿似的，把马肉一口一口地嚼烂后放到曾长久的嘴里。晚上，甘泗淇还把曾长久等病员安排在自己的帐篷里休息。
过草地时，处于饥饿威胁的那几天，甘泗淇自己主要是靠野菜充饥。每次休息或到宿营点时，他都顾不上休息，而是带着政治部的同志四处寻找野菜。红二方面军是最后过草地的部队，能吃的野菜几乎都被前面的部队挖光了，甘泗淇就冒险尝那些不知名、不知有没有毒的野菜。这样尝野菜是很危险的，万一中了毒，在那种情况下是很难抢救的。但没有人能劝阻住他。每当找到一种新野菜，他执意要自己先尝，经过试吃证明没有毒后，才通知部队派人采集。
为了部队的生存，甘泗淇在长征中表现出来的阶级爱、同志情，对部队战胜饥饿，走出草地起了重要作用。
长征途中，贺龙总指挥常常停下来问勤务员陈文科等身边的人：“看看任政委到了吗？关副政委和甘主任怎么样？”
贺老总对任弼时等几位领导十分关心和尊重。尤其是他知道任政委患肺病，经常交代身边的工作人员：“要注意照顾好任政委啊！你们晓得吗，要不是任弼时同志带着红六军团，带着密码和电台，冲破敌人封锁，来贵州同我们会合，我们就会成为一只离了群的孤雁。大家要记住，尊重任弼时同志，照顾好他，这不只是个责任问题，还是个对中央的态度问题哩！”
部队离开贵州，没走几天，贺老总见任政委一骑马就咳嗽不止，病情加重，立即命令副官处的同志搞副担架。这时候找副担架不容易，尤其到了草地，长时间行军，没吃没喝，人困马乏，一副担架至少要四五个人换着抬。开始，任凭你怎么说，任政委也不愿躺在担架上。贺老总三番五次地劝，还动员萧克、关向应、甘泗淇去劝。特别是甘泗淇做了很多劝说工作，任弼时才勉强同意躺在担架上。
甘泗淇对贺老总、任政委、关副政委都十分敬重，不仅称道他们的才能，而且钦佩他们的为人。
贺老总经常对身边的人说：“我是个大老粗，十几岁上了山，没学着文化，要不是周副主席和朱老总的帮助，我贺龙有么用？关副政委、甘主任都是知识分子，我们要好好向他们学着点才是呀！”
贺老总经常同关副政委一起行军。关副政委身材不高，一遇到上坡或攀崖，贺总指挥总是先大步向前，然后回过头，伸手拉关向应一把，有时还笑着说：“伙计呀，加油啊，上！”
甘泗淇对贺老总功成不居，志坚行苦和在同志间开诚相见，解衣推食的精神十分钦佩。他对任弼时的身体同样非常关心，常向担架员交代走好、走稳，千万注意安全。他只要有时间，就跟着任弼时的担架走，一会儿在前，一会儿在后，细致地照料着，看到抬担架的同志很负责，走得很稳后才离开。
甘泗淇看到贺老总、任政委、关副政委互相关心、照顾，在工作中很团结，经常号召政治部的同志向首长学习，搞好团结，做好工作。他常对大家说：只有团结才有力量，不团结，就是一堆散沙。一个单位，一群人，只有团结才能成为一堵墙。
1936年6月，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遵照中央军委命令，红二、六军团，加上红32军（原红九军团）组成红二方面军。
在两军庆祝会师大会上，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剧社演出了《红军战士欢庆胜利舞》、《丰收舞》、《锄头舞》、《镰刀舞》等节目。红四方面军活跃的文化生活，使二方面军的同志很受鼓舞和启发。
一天下午，甘泗淇带着政治部罗洪标、金如柏等几位同志陪同贺龙总指挥、任弼时政委、关向应副政委去看望四方面军的同志，最后到了四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队看望，几位首长询问了宣传队的有关情况后，贺龙总指挥饶有风趣地问甘泗淇等政治部的人：“你们看了四方面军政治部剧社的表演了吗？怎么样，有什么感想？”
红二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队队长吴桂三立即回答说：“他们表演得不错！”
罗洪标也说：“他们的演出很好，给了我们很大的教育和启发。”
贺老总赞扬说：“四方面军的政治工作、文化娱乐生活搞得很活路，值得我们学习！”贺老总马上转过身，征求甘泗淇和宣传部副部长金如柏的意见：“怎么样，我们能不能也组建一个剧社呢？”
甘泗淇也有这个想法，听了贺老总的建议，高兴地说：“总指挥说了，当然可以啰，组建一个好啊！”
贺老总立即和任政委、关副政委商量，都表示同意。贺老总高兴地说：“好！就这样决定了，名字就叫战斗剧社吧，由甘主任、金如柏同志负责筹建。”
甘泗淇召集金如柏和宣传队长吴桂三，以及罗洪标、宣传队第一分队队长陈鲁炎等人研究如何尽快组建剧社。最后决定，以宣传队为基础组建，这样来得快。宣传队的小鬼们很活泼，可以从中挑选一些人，还可以从二军团的4师、5师、6师的宣传队里挑选一些人。
甘泗淇从4师调来了陈靖，从5师调来了龚国范，从6师调来了梁定商，几天时间就集中了25人。1936年7月中旬，红二方面军战斗剧社在甘孜宣布正式成立。社长暂缺，罗洪标为指导员，下编三个分队，由吴桂三、陈鲁炎负责的1分队为宣传鼓动队；由陈靖负责的2分队为音乐队；3分队为戏剧分队，负责人由罗洪标兼任。
甘泗淇在剧社成立的第四天，就给四方面军陈昌浩主任、傅钟副主任写了一封信，请求四方面军政治部支持帮助二方面军培训文艺宣传方面的业务骨干。并派出罗洪标等人去四方面军联系落实培训事宜。
陈昌浩、傅钟热情地接待了罗洪标等人，并要四方面军剧社负责人李伯钊与罗洪标具体研究落实。李伯钊听了罗洪标介绍情况后，热情地说：“咱们互相学习吧！”她对罗洪标谈了两点意见：一、你们的人可以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帮助你们训练；二、可以给你们一个同志，帮助你们编剧兼导演。
罗洪标立即向甘泗淇作了汇报。甘泗淇决定由罗洪标带人去四方面军剧社学习。
罗洪标带人去学习了20多天后，形势发生了变化，二方面军要准备行动。罗洪标请示甘泗淇去学习的人归不归队与部队一起行动？甘泗淇为使派出的人真正学好业务，指示罗洪标：“你们继续留在那里学习，跟四方面军剧社一起行动，向他们学习如何在行军中开展文化娱乐工作。”
罗洪标等人跟四方面军剧社的人一起行军一个多月，在实践中学到了很多知识，特别是学到了在行军中如何做好宣传鼓动工作，还学会了三个舞蹈。
李伯钊看了二方面军战斗剧社的同志表演后，称赞道：“没有想到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你们学得这么好、这样快！我们将派能编剧、会导演的刘文泉同志到你们那里工作。”
9月初，红二方面军要单独过草地了，为了搞好过草地的宣传鼓动工作，经甘泗淇联系、四方面军首长同意，派出四方面军宣传队由易维钧和李伯钊带领与二方面军一起过草地。
易维钧和李伯钊带着100多人的宣传队赶到二方面军政治部，李伯钊对甘泗淇说：“我们是来向贺老总、任政委和你报到的。”李伯钊和甘泗淇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是同学，早就认识。
甘泗淇爽朗地笑着说：“伯钊，我知道你在中央苏区搞戏剧工作，在一方面军、四方面军都做宣传工作。现在又到我们这里来帮助工作。这些事我一清二楚。你们来了100多人，供给科已经给你们安排好了。欢迎你们与我们一起过草地，北上抗日。”
甘泗淇说得李伯钊满心欢喜，她自豪地说：“这回，我可是三过草地了。”
甘泗淇称赞说：“你一个女同志，几过草地，不容易呀！我这才是第一回啊！听说北上的红军仗打得很好，我们不单要过草地，过了草地还要打几个胜仗！”
红二方面军战斗剧社等文艺宣传人员与红四方面军宣传队一起过草地，学到了很多好思想、好作风和宣传鼓动工作经验。
红二方面军走出草地后，向甘南挺进。几天后，他们连克成县、徽县、两当、康县，打了胜仗，部队有饭吃了，对全体指战员鼓舞很大。甘泗淇根据情况变化，给战斗剧社提出了三项任务：
一、积极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红军的宗旨，扩大红军的影响；
二、动员劳苦人民群众踊跃参加红军，扩大红军力量；
三、配合民运部门做群众工作，成立没收委员会，没收地主恶霸的财产分给劳动群众，同时也为红军筹集粮款。
在甘泗淇的领导下，到1937年9月，红二方面军编为八路军120师开赴抗日前线时，战斗剧社已发展到180多人，能演出比较大型的歌剧和舞蹈，成为现在成都军区战旗文工团的前身。战斗剧社在斗争实践中培养出大批的文艺人才，著名电影戏剧艺术家成荫、原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领导欧阳山尊、八一电影制片厂的著名导演严寄洲等都是原战斗剧社的骨干。
“七七”事变后的第三天，红二方面军在富平县庄里镇举行了军民游行示威大会。甘泗淇在大会上作动员讲话，要求国民党政府“实行全民族抗战”，“允许红军开赴抗日前线”。与会者情绪高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打败日本侵略者”，“坚决驱逐日寇出中国”等口号。这次大会，反映了红军指战员出征抗日的强烈要求。
通过一系列的政治教育，指战员们认清了当前的形势与任务，理解了党中央关于团结一切爱国力量进行抗日的方针。有许多同志虽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想法，但都能做到服从党中央的领导、听从党中央的指挥。
1937年8月，随着国共合作抗日谈判的进展，中共中央军委正式下达了改编命令，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第115师、第120师、第129师。随后，部队进入了紧张的改编和参战前的思想教育和军事训练工作。
红二方面军，加上陕北红27、28军和独立1、2师、赤水警卫营、前总直属队一部，改编为八路军第120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参谋长周士第，政训处主任关向应、副主任甘泗淇（不久，政训处改为政治部，关向应调任师政治委员，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下辖358旅，全师共计两万来人。
9月2日，关向应、甘泗淇领导政治部组织召开了第120师全体指战员出师抗日誓师大会。会场设在富平县庄里镇南门外平坦宽阔的河滩上。检阅台是用木桩、木板和芦苇席搭起来的，台子上方挂着“120师出师抗日誓师大会”的横幅，两边贴满了标语、口号，整个会场布置得庄严隆重，充满了抗日出征上前线的气氛。
参加大会的领导人除贺龙、萧克、关向应等师领导外，朱德总指挥、任弼时政委也特地赶来参加大会。
会上，朱德、任弼时作了重要指示。贺龙对全师进行了誓师动员。最后，由甘泗淇带领全师指战员宣读“出师誓词”，全场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发扬红军优良传统！”“中国共产党万岁！”慷慨激昂的口号声，久久地回荡在会场上空，激励着全师将士的心弦。
3日，部队从富平出发，经过合阳到韩城县芝川镇东渡黄河，进入山西抗日前线。120师昼夜兼程赶赴晋北前线，原定目标是支援在雁北防御的晋绥军。当前卫部队赶到宁武时，得知日军已占领了大同、朔县，晋绥军撤退到了平型关、雁门关、宁武关一线，以长城作为防线，雁北已被敌人占领。
1937年10月上旬，358旅716团收复了被日军侵占的宁武县城。当八路军指战员走进宁武街头，看见大街小巷到处是横倒竖卧的百姓尸体，有的身首分离，有的肠子流出在外，有的脚被砍掉；大多数青年妇女赤身露体，遭蹂躏后残害致死；最惨不忍睹的是那些小孩子，有的被刺刀甩到房上、墙上、树枝上，有的被摔死脑浆满地，有的被扯住双腿撕成了两半。你随便走进一户人家，院里菜窖、屋内都能见到死人。街头有一口水井，井里血水泡着一具具尸体。经过了九死一生拼杀出来的战士，虽然见过陈尸遍野，血染沙场，可从未见过这样的暴行，大家恸哭失声，怒火满腔。
甘泗淇得知这一惨绝人寰的情况后，要求部队将日军的暴行作为活教材，揭露日本侵略军的罪行，激发部队战斗情绪。
通过血淋淋的事实，指战员们得到了深刻的、现实的教育。战斗连队纷纷召开声讨日本侵略军的罪行大会，请幸存者进行血泪控诉。到处都能听到“打倒日本侵略者，血债一定用血来还”的口号声。战士们的请战书像雪片一样飞向连部、营部、团部，大家纷纷要求立即上前线杀敌。
为了跟国民党军更好地合作，以便更有力地打击日本侵略者，1937年11月9日，贺龙、萧克、关向应、甘泗淇联名给毛泽东、朱德、彭德怀、任弼时、谭政发去电报，提出统一战线工作的建议。
电文指出：
一、最近，日本及汉奸等利用并企图造成各种事件来破坏统一战线，挑拨我军与友军的感情，如保德之亲日派与汉奸等公开反对八路军，朔平汉奸无端挑拨我骑兵支队与友军冲突。汉奸造谣说富人不敢讲话，恐被八路军做汉奸打等。
二、其次，也因为我们有些同志不善于运用统一战线策略，没有与友军建立正确的统一战线关系等亦给敌可乘之机。
根据上述存在的问题，电文提出了三点应注意的事项：
一、在友军驻地及附近工作，必与友军协商进行。各种群众运动、组织游击队、义勇军以及组织临时政权等，均须积极吸收友军参加，这样才能影响和推动友军接受我们的影响。在友军驻地扩大新兵，必要时亦可设法帮助友军补充一部分兵员。
二、我们应该领导和组织民众对友军的慰劳等，亦可与友军建议开联欢会等。
三、在友军驻地及其附近破坏汉奸案，如无特别情况应吸收友军参加会审，罚款与没收汉奸财产应一部慰劳友军。
采取这些措施后，密切了与友军的关系，有利于打击日本侵略者。
甘泗淇说：“我们的政策完全是依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出发点的，我们保护一切中国人的利益，只要是不投降，不反共的人。我们一方面教育广大群众，激励他们的抗日热情，同时与友党、友军及地方士绅经常交换意见，保持亲密的关系；另一方面时刻注意部队的纪律，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使军民如一家。”
甘泗淇认为甘心做敌人的走狗的人，只是少数中的少数，就连伪政权中也只有少数是敌人的忠实走狗，大多数是处于敌人的淫威之下，不得不应付。他们常常受到敌人的勒索和侮辱，偶有不慎，就有生命的危险。因此，在我们艰苦争取和战斗胜利的影响下，使其日益感觉在敌人羽翼之下，前途是渺茫的。
1938年5月，贺龙、关向应、萧克、甘泗淇、周士第等，开会认真讨论了毛泽东主席关于“在平绥路北沿大青山山脉建立根据地至关重要”的指示，经研究决定：由李井泉任司令员，姚喆任参谋长，彭德怀任政治部主任，组成大青山支队，主要武装是王尚荣、朱辉照率领的715团，并由武新宇率领一批战动总会的干部、由刘墉如率领以太原城关中学师生组成的第4游击支队一起前往，全支队共2300余人。
甘泗淇为建立大青山支队选调了一批政工人员，并对如何做好支队的政治思想工作、群众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他说：“在大青山，那里有蒙古民族居住的地方，我们正确的执行少数民族政策，尊重蒙古人的风俗习惯，保护他们的利益，揭破日寇以蒙制汉的阴谋，号召蒙汉一家，团结抗日。”
大青山支队正确地贯彻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各民族人民共同抗日。他们与蒙古王公、地方巨绅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部队活跃在东西绵延350多公里，南北宽50多公里，面积两万多平方公里的大青山一带，在不断打击日伪军、消灭土匪中发展壮大，成为一支重要的抗日武装。
由于大青山支队政治思想工作扎实，部队出现了许多英勇壮烈、可泣可歌的事迹。支队的一名指导员落入敌手，遭严刑拷打之后，敌人将他赤身推入雪地，要活埋他。这位指导员十分沉着，乘敌不备，将刽子手推下坑，自己乘机逃脱，在冰天雪地里走了两天两夜，终于找到了自己的部队。可惜他的手脚都冻坏了，成了残废。
1938年底，贺龙、关向应、萧克、甘泗淇等人反复交换意见，围绕如何挺进冀中，同时又继续坚持西北的抗日斗争谈看法。通过交换意见，统一思想认识后，召开了团以上活动分子和旅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中共六届八中全会精神，总结一年来的工作，讨论和部署了部队东进的任务。随后，甘泗淇随贺龙、关向应率358旅716团、715团的两个营（其中一个营去了大青山）和独立1支队，执行东进冀中的任务。
贺龙喜欢文化人，对文化人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想把作家沙汀与何其芳也带去冀中。沙汀和何其芳告诉贺龙，他们不想去冀中，怕影响写作，因晋西北有许多值得写的材料。贺龙对沙汀说：“你们到了冀中，需要冀中的材料并不难呀，随便找什么人都可以告诉你。老甘（泗淇）、我，都行！”贺龙拿下烟斗，笑了笑说：“到了铁路那边，还少得了你的材料，比这里丰富！”在贺龙劝说和甘泗淇做了工作后，沙汀与何其芳高兴地去了冀中。
沙汀与何其芳到了冀中深入生活，收获很大，写出了不少反映冀中军民抗战的好作品。沙汀后来回忆说，甘泗淇给他留下的印象是：“精力充沛，谈吐幽默。”
1939年1月26日，120师师部到达惠伯口，第二天，冀中军区为120师召开了隆重的欢迎会。会后会餐，用脸盆装满饭菜，放在地上，大家围成圈吃了起来。
饭后，贺龙、周士第、甘泗淇找余秋里谈话，要他和常德善带716团三个连队及一部分干部，组成120师第3支队去大清河北岸的霸县、固安、雄县地区配合冀中五分区行动。主要任务是： 一、协同冀中部队作战，开展游击战争；二、帮助冀中部队整训和巩固；三、扩大部队本身，并协助地方抗日政权开展工作。周士第和甘泗淇还分别就军事行动和政治思想工作中应注意的问题谈了各自的意见。
送走余秋里，甘泗淇召集政治部有关人员开会，研究联欢晚会中的有关事项。晚上，120师战斗剧社和冀中军区独立4支队剧团演出了文艺节目。联欢会场，欢声笑语，掌声此起彼伏。晚会一直开到深夜。天气虽然冷，联欢会却热气腾腾，真是强将鼓舞三军志，勇师振奋万人心！
1939年夏，甘泗淇陪同关政委由冀中到路西的部队和战斗剧社检查指导工作，并先后给剧社调去了朱丹西、严寄洲、石丁和谷军等在戏剧艺术上有相当修养的文艺人才，大大加强了战斗剧社的力量。
曾任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后来回忆说：“贺龙同志和120师对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巩固，起了重大作用。概括起来，至少有这样三点：第一，带领冀中部队打仗，我们配合作战。第二，给冀中留下不少优秀的红军老干部，像常德善、吴西、萧新槐、郭陆顺等同志。第三，带作风。老红军的优良作风对冀中部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冀中部队大部是由旧军队和农民部队改编而成的，部分中存在着极端民主化和绝对平均主义的倾向。120师来了以后，帮助我们逐步克服了这些缺点。我们也向红军老大哥学到了军民关系、官兵关系等方面的好作风。”
120师在冀中也得到了锻炼、发展和壮大，刚到冀中时6400多人，离开时发展到2.19万多人，部队战斗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当时，在华北军民中流传几句口头语：120师有三好：仗打得好，球打得好，戏演得好！
甘泗淇说：“一切工作，一切生活，一切战斗的胜利，都依靠于党的组织的保证。”他认为部队的赫赫战功，没有一件不是在政治工作做保障之下取得的。他说：“我们的政治工作保证每一颗子弹都瞄准敌人，保证战斗任务的完成。”
“他是我们的‘妈妈’”，战斗剧社的莫耶说，这是剧社小鬼们对甘泗淇主任的亲昵称呼。
甘泗淇常陪贺龙总指挥、关向应政委到战斗剧社了解情况、解决问题。首长们一去，剧社的同志仿佛迎接亲人似的，欢声笑语地蜂拥上去，簇拥在首长的周围。特别是歌舞班的小战士，围着首长，好像在缠着自己敬爱的父辈，问这问那。
贺老总常叼着烟斗，笑着呼喊小鬼们的绰号。有时他还用烟斗轻轻地敲敲这个人的头，摸摸那个人的脑袋，亲亲他们的脸蛋。有时，他展开双臂，把两三个小鬼一下子揽到怀抱里。
关向应政委身材瘦小，态度既严肃认真，又和蔼可亲。他总是微笑着和这个点点头，与那个拉拉手。他说话虽不多，但亲切诚恳。
被战士称为“我们的妈妈”的甘泗淇，确实像一位慈善的母亲，把小演员看成是自己的儿女似的，讲话时先笑，高兴时笑得喘不过气来，感染大家也都想笑。他非常关心剧社同志们的思想与生活。他一到剧社就问长问短。小鬼们老远看到他就叫开了：“我们的妈妈来了。”
甘泗淇总是想方设法为剧社解决问题。剧社演出的服装除了军衣不发愁外，其余大都要借老乡的。化妆用白粉和黑墨，偶尔也用一点洋红，真所谓“粉墨登场”。胡子是用棉花粘上的，演出中稍有不慎就会掉下来。演出没有汽灯，只好用麻油灯。这许多困难，在甘泗淇的关心下，都逐步得到了解决。
部队打了胜仗，群众慰劳的猪肉、白面等食物，甘泗淇总要派人给剧社送去一些，让剧社的同志改善生活。
甘泗淇关心剧社的业务建设。剧社缺少演员，甘泗淇请示贺龙、关向应后，先后为剧社调进了申伸、陈凯等一批知识青年和女演员。于是，剧社成立了女生班。女演员多了，剧社热闹起来，节目也丰富多了，增加了女声独唱，女声齐唱，还有男女二重唱，也可以同时排几出戏了。
贺老总、关政委和甘主任非常重视从各方面引来艺术人才，充实扩大剧社队伍，在冀中从抗战学院和其他方面调进一批人才，到了晋察冀，又从华北联大文艺部要来一些人，回到晋西北，又从延安鲁艺要了一些文艺人才。剧社扩大到100多人，成立了战斗儿童演出队，后来，还调入一些创作人员，成立了编辑股。
随着剧社力量的增强，师领导对演出的节目质量要求更高了，强调演出的社会效果。贺老总常对剧社人员说：“演戏一定要鼓舞士气，绝不能泄气。”甘泗淇对剧社人员风趣地说：“唱歌要唱革命歌，绝不能唱‘四面楚歌’。”他生动幽默的话语引得大家笑了。
甘泗淇见了剧社的人总爱问：“排了新戏了吗？”“唱新歌了没有？”“舞蹈也要新编的，总是《海陆空总动员》，老掉牙啰！”
朱丹西、严寄洲等人到了剧社后，编写新剧本、谱写新歌曲，排演新节目，抓得更紧了。甘泗淇每回看了剧社排出的新戏，听了谱出的新歌曲，看了排演的新舞蹈，都会给予热情的鼓励，而且还提出很好的修改意见。
甘泗淇不仅关心文艺战士的成长，更关心部队青年战士的进步与成长，他说：“党的有力助手是青年，他们在部队中占很大的数量。他们锐敏地感到在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下的痛苦，怀着高度的热情和前进的意志参加八路军。他们在部队中有自己的组织青年团。青年共产党员和非党青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无论在战斗中，在工作中，在学习中，在日常生活中，都显得特别活跃。”甘泗淇特别重视部队的青年工作，关心文艺战士的思想与生活，再通过他们去活跃部队青年战士。甘泗淇针对部队广大青年说：“他们对于保障各项任务的完成，帮助搞好政治工作，起了重要的作用。”
1947年11月，第二次榆林战役后，西北人民解放军进入了战略反攻和进行外线作战的准备时期。
部队经过一年多的连续作战，由于战争环境严酷，战斗任务频繁，战争激烈、规模大，部队严重减员，又没能来得及整顿，暴露出不少的问题：部队兵员成分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减员的部队全靠由大批俘虏来的“解放战士”补充。有的连队解放战士已占70%左右。随着战斗越来越频繁，俘虏人数越来越多，往往战斗一结束，就将大批俘虏兵直接补充到部队。虽然解放战士大多数出身贫苦，但他们在国民党军受到不少欺骗宣传和反动教育，转入解放军后又缺乏系统的政治教育，因此，他们中不少人阶级界限模糊，觉悟不高，在连续作战和艰苦环境中情绪不稳。有的在战斗中贪生怕死，畏缩不前。一些干部战士虽然看到部队不断取得胜利，但对更加紧张的战争思想准备不足，担心今后更加艰苦，战斗更加残酷，斗志有所减退。极少数人甚至造假情况，打滑头仗，阳奉阴违。有的作风疲塌，有的违反群众纪律等此类问题不断暴露了出来。
甘泗淇每一次都将部队反映到政治部的问题，及时地向彭总作汇报。彭老总常在部队跑，也看出了不少问题，于是，他跟习仲勋、甘泗淇等人研究决定，利用冬季空隙在部队进行一次整训。整训以提高解放战士的觉悟为重点，方法是开展新旧军队对比，进行诉苦（控诉地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剥削之苦，控诉国民党反动军队对士兵压迫之苦）教育。这是群众性政治思想工作的一个创举，被毛泽东赞誉为“新式整军运动”。
358旅政委余秋里做政治思想工作的特点：一是深入战士中，具体解决问题；二是善于抓典型，运用典型推动工作。他们旅的714团2营诉苦和715团的三查（即查阶级、查思想、查斗志）的做法收效很好。余秋里政委将两个团的诉苦三查进行了总结，在全旅推广，效果很好，引起了野战军政治机关的重视。
12月份，甘泗淇兴奋地看到了358旅关于开展诉苦三查运行的简报中介绍了两件生动的事例：
一个事例是：714团2营，在卓资山战斗后，补充了一批俘虏兵。开始，这些解放战士对自己被俘不服气，说解放军“打仗不正规”，还说什么要是“摆开架势明着打，还说不定谁胜谁败呢！”为此，他们经常和从边区入伍的子弟兵发生争论。
怎样才能使这些解放战士转变立场，端正思想，自觉站在人民一边，掉转枪口去消灭敌人呢？工作认真负责的2营教导员夏伟经过反复思考，认为应从关心、爱护入手，使解放战士认清两种军队有本质的不同。为此，夏伟经常深入到解放战士中问寒问暖。行军时，他还安排班、排里的党团员和骨干替解放战士背枪。真诚的关心照顾他们，使解放战士很受感动。有一天，一位解放战士走到夏伟跟前，动情地说：“我们在国民党军中，长官开口就骂，拳打脚踢是常事。没想到，共产党军队里从长官到弟兄们都这么好。”
夏伟听了这些反映，受到很大启发，很快在全营搞起了国共两军对比教育。通过教育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解放战士思想变了，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同子弟兵的关系密切了，部队战斗力有了很大的提高。
甘泗淇边看简报边连连称赞诉苦教育好。接着，他看到了另一件事：714团4连在诉苦开始后的一个深夜，全连都睡了，一名战士却悄悄地爬了起来，抱着一包东西跑向野外，被查铺的指导员发现，以为他要开小差，就悄悄地跟了出去，只见那战士头也不回，一直跑到后沟的土崖下，掏出一块纸牌，插在土坎上，又点燃了事先准备好的蜡烛和供香，跪在地上连磕了三个头，边诉说，边痛哭不止。
指导员先是在一边悄悄地听，当听到战士的伤心处时，也触动了自己的血泪史，再也忍不住了，跑上去和那战士一起抱头痛哭起来。哭了一阵后，指导员定神一看，这位战士原来是刚来连队不久的解放战士路新里。
路新里虽到连队时间不长，但一提他，全连没有不知道的。他是从蟠龙战斗后当了解放战士的。他到连队后怪话怪事不断，谁听了都感到头疼。连队夜行军走山路，他说：“钻山沟，走夜路，这和土匪一样。”发给他一顶解放帽，见没有人时就扔在地上用脚踩；发给津贴，他见是边区票子，一转身就撕了；他对在环县战斗中抓来的俘虏兵说：“你拿的是枪不是木棒，为什么不抵抗就跑了呢？”在榆林战斗中，他畏缩不前，把头贴在地上不瞄准乱放枪。诉苦开始后，路新里顾虑自己是俘虏兵，又一贯发牢骚，讲怪话，怕在诉苦大会上讲了自己的悲惨遭遇没人听，得不到大家的同情和理解，就想了主意：趁深夜跑到野外来发泄自己难以抑制的痛苦。
经过指导员的细心做工作，路新里在诉苦会上讲了自己苦难的家史和不幸经历。原来，路新里老家是山东曹县，逃荒要饭到了晋南夏县，父母都被贫困的生活折磨而死，自己小时候就去盐场干重活，还要养活一个小妹妹。后来，他被国民党军抓去当了兵，整天思念的妹妹不知死活。路新里的诉苦，得到了大家的理解和同情，他过去的一些举动也得到了大家原谅。
路新里诉苦后，就像变了一个人，思想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不说怪话了，各项工作都积极干，成了一名真正的解放军战士。
诉苦和三查教育收效很好，值得在全军推广。甘泗淇将358旅诉苦三查的情况向彭总汇报后，引起彭总极大的兴趣和关注。他连声说：“好，好！”
不久，甘泗淇带领政治部工作组陪彭总到了358旅，亲自听取各团政委、政治处主任汇报，参加字字血、声声泪的控诉大会，查阅广大指战员为亲人报仇，杀敌立功的请战书，还找了许多干部战士座谈，详细了解诉苦和三查开展情况，总结推广诉苦三查的经验。
甘泗淇还陪彭总听了通信连指导员刘传喜汇报解放战士于德水在家受尽剥削压迫，被抓丁当兵后又受尽国民党军队军官欺凌的悲惨遭遇。彭总沉默了好一会儿，对在场的余秋里说：“翻身农民参军的子弟兵，受地主老财的剥削压迫，只受过一重苦；俘虏过来的解放战士，绝大多数是贫苦雇农，他们在家受地主老财剥削压迫，在国民党军队又受压榨、打骂，受的是双重苦。他们是我们的阶级兄弟。”他还说，“通过诉苦，大家懂得了阶级，懂得了剥削，懂得了为人民当兵，为自己翻身打仗。对敌人的仇恨加深了，战斗意志就会更加坚定”。
甘泗淇为总结推广诉苦三查经验而夜以继日地工作。
西北野战军在杨家沟召开会议时，甘泗淇把诉苦和三查整军运动的效果向毛泽东、周恩来作了汇报，得到肯定后，便在整个西北野战军中推广了。
毛泽东后来撰写的《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新式整军运动》，对以诉苦和三查为主的新式整军运动给予了高度评价：由于诉苦和三查运动的正确进行，大大提高了全军指战员为解放被剥削的劳动人民，为完成土地改革，为消灭国民党反动派而战的觉悟性，大大加强了全体指战员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坚强团结。“在这个基础上，部队的纯洁性提高了，纪律整顿了，群众的练兵运动开展了，完全有领导地有秩序地在部队中进行的政治、经济、军事三个方面的民主发扬了。这样就使部队万众一心，大家想办法，大家出力量，不怕牺牲，克服物质条件的困难，群威群胆，英勇杀敌。这样的军队，将是无敌于天下的。”
此后，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利用这一经验，在作战间隙开展以诉苦和三查为主要内容的新式整军教育，为巩固、扩大人民解放军，争取解放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1年8月，中央军委任命甘泗淇为志愿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他一到朝鲜志愿军总部就找原政治部主任杜平交换意见；找政治部的工作人员谈话；看有关材料，了解情况，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一天，彭德怀司令员把杜平叫了去，说：“瞧，你的任务来了。这样吧，你把观礼代表团的组织工作先交给其他同志去办，你先去沈阳组织会议（指9月22日在沈阳召开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保卫工作会议），会后带代表团去观礼（指国庆观礼）。”
“我同意。”一向说话嗓门大，往往人未到声音先到的甘泗淇，在一旁高声表示同意。甘泗淇也想让杜平趁此难得的机会回国去看看。
杜平是随第13兵团入朝的，从兵团政治部主任升任到志愿军政治部主任，主持了五大战役的政治工作，一直十分忙碌，自感有点力不从心，特别是随着全国各大军区的部队都要来朝轮番参战，更感工作量大，责任重，希望中央军委派一位有政治工作经验的人，来加强志愿军的政治工作。彭总将他的要求向中央军委作了反映。中央军委派甘泗淇到志愿军工作，杜平感到很高兴。
甘泗淇到志愿军后，将保持全军指战员随时能粉碎敌人的进攻，争取更大的胜利的坚强斗志和高昂士气，作为政治工作中心任务来抓。
9月4日至10日，甘泗淇参加中共志愿军委员会召开的扩大会议。会议认为阵地战的战争形势一天天明显，要求部队要重视和学会对敌坚固阵地的进攻和依托阵地的防御作战。甘泗淇领导政治部就如何根据战争形势的变化，做好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进行了专门研究。
10月29日，甘泗淇参加中共志愿军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精简机构和增产节约的方针等有关指示，会议还部署了志愿军的整编工作。
甘泗淇领导的志愿军政治部，在一年多的时间中，通过各级政治部门和广大政工人员，主要抓了做好作战方针转变中的政治思想工作；做好构筑工事中的政治工作，提高部队的生存能力；做好狙击战斗中的政治思想工作，推动以冷枪冷炮歼敌活动的开展；做好防疫中的思想工作，粉碎敌人的细菌战；做好坚守坑道的政治思想工作，为打好反击战创造条件；抓好改善部队的物质文化生活工作，保持指战员旺盛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高昂的战斗情绪。
进入1952年8月后的一个时期，第一线战场出现了出奇的沉寂。经验告诉大家，大战往往隐藏在平静之中。副司令员杨得志要参谋把敌情通报分别送给邓华代司令、“联司”的朝方副司令员、甘泗淇副政委及有关方面，并将敌情通报了全军。同时，以“志司”的名义给志愿军各军下达了《关于严密注意当前敌情变化的指示》，要求各部队严密注意敌情的发展与变化。
不久，“联司”首长召开碰头会，杨得志介绍了敌情。邓华说：“老美（美国）现在是骑虎难下，继续打吧，老挨打，世界人民骂他，美国人民也骂它；不打吧，这张脸没处搁。上台容易，下台难呀！更重要的是他的军火不能当馒头吃。这届总统竞选，朝鲜问题成了很重要的一个条件。所以艾森豪威尔也不得不公开许诺，再三表示，他要当选总统将亲自到朝鲜，并结束这场战争。话是这样讲，但我看不那么简单。听资本主义国家某些总统的演讲，我老有一种在我们中国农村听卖蛇药的，玩把戏的那些人的开场白或收钱之前叫喊的感觉。克拉克和艾森豪威尔同在一个共和党，我们主要看克拉克如何动作。”
一向开朗的甘泗淇，听邓华说后，幽默而自信地对朝方副司令员崔庸健说：“那要赶快动员我们朝鲜同志印刷厂的工人喽！”
“哦？”崔庸健听到甘泗淇突然插上这么一句，感到有点莫名其妙。
邓华和杨得志相互对视了一下，一时也没弄明白甘泗淇话的意思。
甘泗淇轻松地笑了笑，解释说：“好为美军大量印刷安全通行证呀！”
大家听了，不禁大笑起来。
崔庸健笑后，用流利的汉语说：“请放心吧，保证供应，保证供应！”
甘泗淇这句玩笑话是有根据的：被志愿军俘虏过来的“联合国”军人，几乎每人身上都带有朝中“联司”印发的“安全通行证”及“招降书”。上面分别用英、汉、朝鲜文标明了人民军和志愿军要求自己的指战员：“对持证（指安全通行证）来归之外国军人必须妥善接待。不论国籍、士兵与军官，一律保证其生命财产安全，不得杀害、虐待、侮辱，并护送至最近部队司令部或政治部，望各部队切实遵守。”“安全通行证”是以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联合司令部名义发出的。
一些曾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第一至五次战役后被志愿军俘虏的美军人员说：“我们盼望得到一张‘安全通行证’。你们的‘安全证’比我们上司发的‘护身符’灵。”
甘泗淇认为志愿军政治工作虽然在保证部队英勇作战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在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也暴露出了各级领导还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官僚主义作风，深入实际，关心群众生活不够。部队物质文化生活方面存在的问题比较多，如果不很好解决这一问题，稳定指战员的思想，“积极防御，持久作战”的战略目标就不好实现。甘泗淇把想法向彭总作了汇报，得到了彭总的赞同。
为了统一思想，解决部队物质文化生活中存在的问题，经志愿军党委同意，于1952年6月，在志愿军总部驻地桧仓召开了第一届志愿军政治工作会议。甘泗淇在会议一开始就要求各兵团、各军参加会议的同志，不要对本单位的工作“歌功颂德”，要切切实实地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他在大会发言时，在总结“三反”运动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要把搞好部队的物质文化生活，作为当前政治工作的中心任务切实抓好。他要求各级党组织、政治机关和政工人员，切实关心战士的疾苦，特别要关心那些坚守在坑道里，冒着敌人炮火不断轰炸，同敌人战斗的前沿部队的物质文化生活。
甘泗淇提出结合部队实际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得到了广大指战员的拥护、支持和各级领导的重视。各部队积极办好伙食，及时发放生活用品，开展文体活动，活跃部队生活，部队的物质文化生活不断地得到改善和提高。广大指战员身心健康，保证了各项任务的圆满完成。
志愿军政治部《关于改善部队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情况报告》，毛泽东看后很是赞许，批示将此报告转发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区和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的党组，参照酌办。
1953年1月16日，经毛泽东主席批准，总政治部向志愿军发布了关于《积极准备，坚决粉碎敌人冒险登陆的政治动员要点》，要求志愿军全体指战员“除继续加强三八线作战，积极歼灭敌人外，必须利用一切力量加紧侧后准备，为彻底粉碎敌人的登陆进攻而斗争”。
甘泗淇召集政工人员会议，研究贯彻落实动员要点。他说：“我们打败了敌人的登陆进攻，美国侵略朝鲜最终失败的命运就确定了，否则，不但朝鲜战局要恶化，伟大祖国建设事业也将受到威胁。因此，对于美国狂妄的阴谋，必须予以坚决粉碎，绝不允许其得逞。我们要坚决响应总政治部的号召，百倍奋起，全力动员，克服一切困难，充分进行反登陆作战的准备。如果敌人冒险登陆进攻，我们要不惜任何代价和牺牲，坚决、勇敢、顽强地进行战斗，坚决粉碎敌人的进攻，为祖国争光，为抗美援朝战争的彻底胜利而奋斗！”
由于志愿军和人民军全力进行反登陆作战准备，迫使敌人放弃了侧后登陆作战计划。
中央军委于1953年1月任命李志民为志愿军政治部主任。
2月8日，在朝鲜人民军建军五周年之际，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举行授勋典礼，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代司令员邓华、副司令员杨得志、副政治委员甘泗淇、参谋长解方和政治部主任李志民一级国旗勋章。甘泗淇奉命于1953年3月回国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由于战争剥夺了甘泗淇夫人李贞的生育能力，因而，甘泗淇与李贞没有亲生子女，夫妻俩就将烈士遗孤和干部子女作为自己亲生儿女一样看待，先后抚育、照顾过20多位烈士和干部的子女，关心他们的生活和成长，供他们上学，把他们培养成为国家建设人才。为此，甘泗淇常对人说：“我们革命者，不是为了传宗接代，而是要革命的后代。”他夫妻俩经常自豪地指着抚养的子女对来家里做客的人说：“你看他们不都像我们自己的儿女一样吗！”
1953年，甘泗淇和李贞回国后，志愿军司令部副参谋长王政柱夫妇仍留在朝鲜战场，子女无人照顾。甘泗淇夫妇就把王政柱的三个孩子接到家里精心照顾。小孩与甘泗淇夫妇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把他俩视为自己的父母。甘泗淇一有闲暇就和孩子们一起玩，注意从各方面关心、培养、教育他们。甘泗淇还常抽空与王政柱的大儿子王延下棋，注意从娱乐中锻炼孩子的智力。李贞遇上有什么文化娱乐活动，也爱把小孩们带去。王政柱夫妇回国后，小王延周末从学校回到家，闹着要到甘伯伯家住。假期里，王延如果在自己家住，甘泗淇夫妇常利用星期天到王政柱家看孩子们。甘泗淇还让王延假期中的一半时间到他家里住。
苗族老红军朱早观1955年病逝后，甘泗淇和李贞把朱的女儿朱一普接到家里抚养。一天，李贞从外面回家，看到一普脸色惨白，在床上滚来滚去。李贞不知怎么一回事，急得摸她的头，问这问那。经过细问才知道一普胃疼得厉害，受不住了。甘泗淇得知后，立即和李贞把孩子送进了医院。
在一普住院期间，甘泗淇和李贞常抽空买一些好吃的到医院看望她。一普病愈后，甘泗淇夫妇还专门为一普订了一份牛奶，对她进行特别的关心和照顾，教育她好好学习，锻炼好身体，长大了好为国家做贡献。
老干部陈希云，是抗日战争时期120师后勤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粮食部副部长，不幸于1957年身患绝症。在他生命垂危时，对自己几个年幼的子女放心不下。甘泗淇夫妇安慰陈希云，并将他的大女儿陈小妹接到家中抚养。陈小妹在甘泗淇夫妇的关心、照顾下，幸福地成长，考上了解放军外语学院，毕业后分配在边防部队工作。甘泗淇不断地写信鼓励她好好工作。陈小妹没有辜负甘泗淇夫妇的养育之恩，在部队勇于吃苦，工作成绩优异。
每逢节假日，甘泗淇家中客人很多，很热闹，一群活泼可爱的孩子簇拥在他和李贞的周围。开饭时，要摆上两三桌才能坐下。甘泗淇和李贞的工资大部分花在孩子们的身上了。
甘泗淇和李贞工作都很忙，下班回家，首先要找孩子们聊聊，问问他们有什么事没有，要了解孩子们的生活、学习情况。碰上节假日，甘泗淇夫妇还带孩子去看电影或去公园玩。夫妻俩总爱拉着小孩的手，边走边唱。甘泗淇夫妻会唱的歌不多，总是“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王老三，我问你，你的家乡在哪里？”“洪湖水，浪打浪”，虽然他俩唱得不是很好，不过，还没有怎么太走调。
甘泗淇特别重视对孩子们的思想品德教育，经常鼓励孩子们好好学习。他常对孩子们说：“为人民服务要有真本事，不要因为自己是烈士的后代，是干部子女，就产生优越感，看不起工农出身的孩子。”
甘泗淇夫妇对于孩子们要求很严，不让他们养成好逸恶劳的习惯。小孩能做的事，尽量要求他们自己去做，如扫地，洗自己的小手绢等。甘泗淇常教育孩子们说：“工人、农民的孩子能做到的，你们这些烈士后代，干部子女都要做到，从小就要培养自己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长大了才能好好为人民服务。”暑假遇到学校组织学生下乡、下厂劳动，甘泗淇夫妇总是积极热情地支持孩子们参加，不让他们放弃劳动锻炼的机会。
甘泗淇的养女小力到北大荒生产建设兵团锻炼，李贞除了让小力带上铺盖和换洗的几件衣服、必需的生活用品外，还特别送给她一副银针和一个拔火罐，要她利用这两样东西为大家治病，为人民服务。
甘泗淇的侄女毅南去农村插队时，甘泗淇夫妇送给她的礼物是：一双胶鞋、一个手电筒和一个针线包。甘泗淇要求侄女：“你自己的路，要自己闯！”
在甘泗淇夫妇的言传身教下，20多个孩子学习非常刻苦，从小养成了艰苦朴素的好习惯，生活上不讲究，只求穿得干净整齐，从不追求时髦。什么事都自己动手干，独立生活能力强。孩子们生活在一起，互相团结，勤奋上进，先后有20来人考入大专院校学习，在医疗、文教、科技、国防等建设上发挥作用，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做出了贡献。
抗美援朝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一次大规模的现代化战争，也是我军第一次与装备最先进的多国部队作战。
甘泗淇作为抗美援朝战争志愿军政治工作领导人之一，深深体会到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政治工作，是继承和发扬了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并在不同的环境中有新的发展和创造，是人民军队战时政治工作空前丰富和活跃的一个重要时期，战争中创造出来的许多宝贵经验，是一笔宝贵财富，对人民解放军现代化建设以及对应付未来反侵略战争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因此，他十分重视对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政治工作经验总结。
1956年3月，中央军委批准成立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经验总结编委会”，甘泗淇任编委会主任，李志民任副主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和志愿军党委研究决定，选调李耀文、李伯秋、谭右铭、李希庚、陈英、冯村、魏巍、李平、王楠、姚旭等18名同志参加编委会的工作。
在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领导下，在甘泗淇、李志民的具体组织下，编委会经过两年的努力工作，撰写出《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几个主要问题的经验总结草稿》（下称《草稿》）。编委会还从志愿军各军上报的大量材料中，经过审阅，挑选出反映战争各阶段、各参战军兵种的政治工作经验材料210篇，以《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经验汇编》为书名，连同《草稿》（后修改为《初稿》），印发全军师以上单位征求意见。
1959年8月，在甘泗淇和李志民主持下，由原志愿军负责政治工作的几位领导和编委会成员参加，在青岛召开了审稿会议，决定对《初稿》进行修改、加工，以便尽快正式印发部队。不料，正当会议在认真对《初稿》进行审稿时，原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受到了错误的批判。这样一来，志愿军政治工作经验总结无法进行下去。
随着对彭总的批判深入，《初稿》不仅被束之高阁，甘泗淇也因为曾在彭德怀领导下工作过，而受到牵连，被指责为思想“右倾”。
虽然《初稿》的审稿工作中断，未能定稿出版发行，但在此之前下发部队的征求意见稿却在部队中得到广泛流传，受到了广大干部的重视和欢迎。有的单位还将《初稿》印发给干部阅读；有的单位则将有关章节印发干部学习研究；有的院校将《初稿》列为教学的重要参考材料。可见，《初稿》已对部队建设产生了作用。
甘泗淇曾付出大量心血的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经验总结正式下发部队的愿望未能实现，便离开了人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彭德怀同志的冤案得到了平反昭雪，这时甘泗淇的战友李志民，虽已年近八旬、体弱多病，而且双目几乎失明，但仍挂念志愿军政治工作经验总结，他向中央提出建议，经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批准，由他主持了审修工作。
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对志愿军政治工作经验总结十分重视。1985年，由邓小平同志题写书名，徐向前、聂荣臻、杨尚昆同志题词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政治工作》一书，终于在志愿军出国作战35周年之际正式出版。不久，《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政治工作经验汇编》也分上下册正式出版发行，实现了甘泗淇生前的愿望。
甘泗淇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56年被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是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他在部队以艰苦朴素平易近人著称。他没有架子，体贴人、关心人，大家都愿意和他接近。
在战争年代，部队经常转移，生活非常艰苦。疲劳、饥饿是常事。了解甘泗淇的人都知道，行军作战中，他很少骑马，总是把自己的马让给伤病员或体弱的同志骑。在长征中，他大腿负了伤，一颗弹丸没有取出，行走困难，他却经常把马让给宣传队的小鬼们骑。行军到达宿营地后，再苦再累，他都要到附近部队驻地看望指战员。就连派出的哨兵，他也要去看看，问寒问暖，鼓励战士好好工作。在红二、六军团，流传着不少他那至诚而公道的故事：在翻越雪山、穿越草地时，传颂着他关心伤病员，挖草根、尝野菜的感人事迹；解放后，留下了许多他抚养、教育烈士子女的佳话。他走到哪里，干部战士总爱围着他，问这问那。他那富有乐观色彩的笑声，让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打破了上下级之间的界限，无拘无束地和他谈笑起来。
在抗日战争最困难时期，甘泗淇夫妇带领身边工作人员投入了大生产运动。经常天刚蒙蒙亮，夫妇俩就扛着镢头上了山。他俩边干边向大家介绍自己家乡的风俗和耕作方法。沸腾的山川，到处荡漾着欢声笑语。开垦荒山，平整土地，播种玉米、谷子、南瓜、大豆。夫妻俩从小就会劳动，参加革命后，转战南北，不管走到哪里，只要一到宿营地，和战士们一样，放下手上的东西，就给房东扫地、担水，做群众工作。
部队到了陕北后，甘泗淇和李贞积极参加挖窑洞、开荒种菜、纺线织布，参加自力更生，生产自救的各种活动。后来在大西北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夫妻俩仍坚持劳动。机关驻在哪里，夫妻俩总是抽空开荒种菜。甘泗淇说，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可以让大家吃到一点新鲜蔬菜；二可以锻炼身体。
甘泗淇在物质生活上一向保持俭朴，反对奢侈浪费，不要求特殊照顾。曾在红二方面军当过总务处处长的一位老红军说：有一次，因甘泗淇身体不好，炊事员特意给他炒了一个菜送去，他不但没有吃，还把总务处长找了去，嘱咐以后不要为他搞特殊照顾。
几十年来，甘泗淇穿的服装，除了统一发的外，自己几乎没有购置过衣服。夫妻俩一把藤椅用了15年舍不得丢弃；他和李贞在朝鲜作战时的行军箱用了40来年，开裂了仍不肯换新的；一台单门“雪花”冰箱用了14年。实行军衔制后，这对夫妻将军依然保持俭朴本色，将薪金用在抚养烈士遗孤和有困难的干部子女上。甘泗淇谢世时，夫妻一共才有一万多元积蓄，李贞将存款的一部分捐送给北京市少年宫，一部分做党费上交给了党组织。
甘泗淇和李贞不仅自觉地要求自己，而且给身边工作人员作了一条不成文但必须做到的规定：不管到哪里去，不管在什么场合，不管对什么人，绝不能提出任何有关生活上的要求，更不允许有特殊的要求。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夫妻俩对待战友、部下，不仅非常热情，而且十分慷慨。节假日里，他们家常常宾客盈门。大家欢聚一起，叙旧谈心，品尝夫妻俩做的家乡饭。凡去过甘泗淇家里的人，总有一种难以忘怀的亲切感。
甘泗淇和李贞虽然分别于1964年和1990年与世长辞，但这一对夫妻将军的普通一兵的本色，却永远留在了人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