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夺命短剑——特务部队
国民党军队特务部队初见雏形于“力行社”的特务处。演变成为军统局后，特务部队达到了顶峰，部队特工一度达到5万多人，出现了戴笠、毛人凤、沈醉、陈恭澍等一大批令人闻风丧胆的大特务。抗战结束之后，特务部队分解为保密局、国防部二厅和交警部队，其核心工作由保密局继承。这支部队的功过是非很难用一句话评定，它既打击日军、汉奸，也曾暗杀过许多民主爱国人士，章士钊的那句“名满天下，谤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后人评”也许算是对国民党军队特务部队的最好评价。
《军统训练班班歌》
革命的青年，快准备，
智仁勇都健全！
掌握着现阶段的动脉，
站在大时代的前面！
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维护我们领袖的安全，
保卫国家领土和主权！
须应当，刚强沉着，
整齐严肃，刻苦耐劳，齐心奋斗！
国家长城，民族先锋，是我们！
革命的青年，快准备，
智仁勇都健全！
01.戴笠成为特务处长
国共内战时，国民党军队特务部队是国家保密局，而保密局的前身是军统，军统的前身是复兴社，复兴社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胡靖安领导的联络处。
无论特务部队在哪个阶段，一个重要人物一直起到重要作用，他就是号称“蒋介石佩剑”的戴笠。
戴笠是黄埔军校六期生。在1927年蒋介石进行的“清党”运动中，戴笠因为表现积极而受到了当时入伍生政治部主任胡靖安的赏识。
离开黄埔军校后，戴笠进入骑兵营。当时的骑兵营缺钱缺粮，更缺少上面的关注，在这样的部队里是很难有前途的。所以具有很强个人野心的戴笠，一直在寻找更好的机会。
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回到浙江老家后，戴笠专门跑到蒋介石的老家去拜望蒋介石。此时的戴笠还是个小角色，自然没有引起蒋介石的多大注意。
怀着失望之情回到苏州骑兵营后，这里的情况更加不好，没有补给，训练停止，很多士兵离队。戴笠不甘寂寞，他也加入到离队的人群，一个人去了上海。在这里，戴笠遇到了他在黄埔的老领导胡靖安。
胡靖安现在在干吗呢？原来当时蒋介石虽然受派系逼迫下野，但是他随时都在等着东山再起，为了了解各个派系的动向，蒋介石就让忠于自己的胡靖安充当坐探，为自己搞情报。于是，胡靖安来到了上海拉都路20号建立了联络组，专门主持情报工作。
戴笠找到胡靖安时，胡靖安也正缺人手，看到昔日在“清党”时表现优秀的戴笠前来投奔，胡靖安非常高兴，就把戴笠留在了联络组。从此戴笠正式走上了让他“名满天下，谤满天下”的情报之路。
戴笠确实是个干特务的天才，戴笠知道要搞到情报，首先要和社会上三教九流，尤其是那些黑道、白道都玩得转的人搞好关系。
为此，戴笠首先找到了杨虎。杨虎是当时上海青帮大佬张镜湖的弟子，又任上海警备司令，这可是个黑白通吃的角色。更为重要的一点，杨虎还是蒋介石的心腹。戴笠以替蒋介石办事为事由，很快和杨虎搞好了关系。
在杨虎的引荐下，戴笠又拜会了当时在上海炙手可热的青帮大佬杜月笙。凭借出色的口才，31岁的小特务戴笠居然和权倾一时的杨虎、杜月笙“义结金兰”，成为了把兄弟。
有了杜月笙、杨虎这两个上海滩大佬的帮助，各个方面的重要情报源源不断地到了戴笠的手中。
据当时在联络组工作的胡家才后来回忆：“供给情报最多的就是戴笠，每天交给我很厚的一个信封……假如没有他帮忙，胡靖安每天的报告恐怕就成问题，无法交差了。”
戴笠当时获得的情报都经过联络组誊写，写上“胡靖安呈”交给蒋介石。看似戴笠的辛苦给胡靖安做了嫁衣，但戴笠的辛苦很快就得到了应有的回报。
蒋介石恢复职位后，胡靖安被安排去德国留学，胡靖安领导的情报部门交由戴笠负责。
当时戴笠对外的官职称呼是总司令部联络参谋。联络参谋这个职务虽然不大，工作量可不小，每天负责收集各个派系的情报。
收集情报的辛苦还没有什么，送情报的辛苦可让戴笠苦不堪言。当时戴笠一搞到重要情报，就想马上交到蒋介石的手里。但是贵为总司令的蒋介石，怎么能是戴笠这个联络参谋想见就见的。为了送情报，戴笠想尽了各种办法，甚至经常跑到蒋介石府邸的门口，通过拦蒋介石的轿车等方式呈送情报。为此，戴笠没少被蒋介石的侍卫殴打和辱骂。
不成熟的人可以为理想而牺牲，成熟的男人可以为理想而卑贱地活着。戴笠无疑是个成熟的男人。为了赢得蒋介石的信任，虽然受到蒋介石侍卫的侮辱后，戴笠依然卖力地收集情报、呈送情报。
在收集情报时，戴笠不仅按照蒋介石的要求去收集各个军政派系的情报，他还揣摩蒋介石的心理，只要是蒋介石关注的，都花心思去收集。
戴笠的辛苦终于赢得了蒋介石的认同，复兴社的核心机构力行社成立后，戴笠超越许多资深力行社成员，成为特务处处长。
从此，国民党军队特务部队的雏形开始出现了。
02.老大狠部门才强
特务这个职业听起来神秘、刺激，其实并不好干，危险性很大。对于这一点，戴笠心里是非常清楚的。在被任命为特务处处长后，蒋介石曾经找戴笠专门进行过谈话。
戴笠：“从今天接到命令之日起，我的这个头就拿下来了。”
蒋介石很惊讶：“这是为什么呀？”
戴笠：“这个工作做得好，头一定给敌人杀掉，做不好当然给领袖杀掉。”
听到戴笠的这番话，蒋介石非常满意：“你有必死的决心，相信一定能够把特务工作做好！”
1932年4月1日，戴笠领导的特务处在南京正式成立。特务处成立之初，下辖一室二科。唐纵任书记室书记，郑介民任侦查科长，邱开基任执行科长。
特务处本来是力行社下的一个机构，但是戴笠希望用特务处发展自己的势力，而不想让特务处受制于力行社。
戴笠不仅是个敢想的人，更是一个敢做的人。他一方面大量吸纳人才，使特务处的势力大增。另一方面，戴笠又开始搬家，特务处先是在南京鸡鹅巷，后来又搬到徐府巷。不要小看这个搬家，戴笠搬家的目的一是为了特务处扩大，二是为了摆脱力行社的控制。
对于戴笠想要摆脱力行社自己单干的动机，特务处很多人都是明白的。但当时特务处执行科长邱开基不知道是不明白，还是不太适应特务处的这种转变，他这个执行科长常常听命于力行社总部。
县官不如现管。邱开基的“不识时务”让戴笠很不满意。在戴笠和邱开基进行的一次单独谈话时，突然有人从外面向邱开基开枪。幸运的是，子弹从邱开基耳边飞过，邱开基逃过一劫。
事后，戴笠对蒋介石解释说是警卫擦枪走火。同样干特务的邱开基自然明白那一枪里面的猫腻，显然戴笠是想借机除掉自己。但是邱开基看到戴笠在蒋介石面前“圣眷正隆”，也就没敢再做进一步的追究。经过这件事后，邱开基变得“识时务”了。
特务处的内部是摆平了，外部却又有事了。特务处是力行社下辖机构，特务处要单干，力行社的头头们自然不愿意。
首先起来反对的是有力行社“灵魂人物”之称的贺衷寒。贺衷寒此时是力行社常务干事，他向书记滕杰提建议，要求改组特务处。
力行社的社长是蒋介石，他天天事务繁忙，滕杰实际上就成为力行社的头号人物了。听到贺衷寒要求改组特务处的建议后，滕杰把戴笠、贺衷寒叫到一起商议改组事宜。
商谈一开始，作为代表力行社总部的势力一方，贺衷寒立即对特务处的扩张和戴笠的专权提出质问。
此时的戴笠翅膀渐硬，又仗着和蒋介石关系不错，面对贺衷寒的质问，戴笠一拍桌子，大声道：“老子不伺候了！”说完转身就要离开。
滕杰赶紧上前劝阻，经过反复商谈，特务处和力行社达成了协议，具体商谈结果如下：
一、对于力行社总部交代的事项，特务处需要向总部干事会负责；
二、对于蒋介石交代的事项，则直接向蒋介石负责，干事会不得过问。
通过这个协议，特务处的权力明显扩大了。尤其是有了第二条，特务处就可以公开、合法地与蒋介石联系了，再加上戴笠这种专横的性格，特务处在力行社的独立性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戴笠不仅敢在力行社闹起独立，还通过蒋介石的信任，在国民党的军队、警察和宪兵系统内部不断地建立起自己的特务机构。一个庞大的特务机构开始慢慢形成。
在力行社成立之初的几个部门老大中，特务处处长戴笠资历是最浅的，但是就是凭借着自己的那股狠劲，戴笠让特务处成为了力行社最牛的一个部门。
这一切都说明了一个道理：老大狠，部门才能强！
03.谁为斯民哭健儿
特务处成立以后，戴笠通过开办特务训练班、吸纳警校毕业生等方式，再加上有沈醉、郑介民等一大批出色特务带领，使特务处在国民党军政界迅速崛起。
特务处的主要工作有收集情报、策反敌人、恐怖暗杀等等，在这诸多业务中，暗杀并不是最主要的，但却是影响很大的。
在特务处成立后的多起暗杀行动中，暗杀杨杏佛就是当时影响较大的一次暗杀行动。
杨杏佛早年曾经做过孙中山的秘书。20世纪30年代，日本不断对中国进行进攻，国民党却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国内进行独裁统治。
为了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争取人民自由权利，杨杏佛和宋庆龄、蔡元培等人一起组建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宋庆龄、蔡元培分任主席和副主席，杨杏佛为总干事。
民权同盟的行为引起蒋介石的不满。民权同盟的主席宋庆龄影响太大，蒋介石不敢拿她怎么样，民权同盟总干事的杨杏佛经常全力以赴地协助宋庆龄宣传反蒋抗日的民主思想，并竭尽所能营救被国民党逮捕和关押的进步人士，自然就成为了蒋介石的眼中钉。
蒋介石认为，派人暗杀掉杨杏佛既可以除掉眼中钉，又可以警告一下宋庆龄等人。1933年3月，特务处处长戴笠从蒋介石那里接到了刺杀杨杏佛的命令。接到命令后，戴笠立刻在上海建立了指挥部，亲自监督执行这一计划。
暗杀行动的第一步是监视杨杏佛，找出杨杏佛的日常活动规律，然后才能制定出合适的暗杀方案。
经过简单侦查，特务很快有所发现：杨杏佛住在中央研究院楼上，爱好骑马。他在大西路养了两匹骏马，早上有空便去大西路、中山路一带骑马驰骋一两小时。
特务们非常高兴，乘杨杏佛骑马在外的时候下手是最简单的。
正当特务们准备执行这个暗杀方案时，蒋介石却来了新指令：暗杀行动一定要在宋庆龄法租界的寓所附近执行。
蒋介石的用意很明显，杨杏佛在法租界内被杀，对宋庆龄的影响会更大一些。
接到蒋介石的指示后，特务处处长戴笠于6月初亲往上海指挥布置，他的寓所就在法租界枫林桥附近。
负责指挥暗杀的是华东区行动组组长赵理君，全组总共6个人。在暗杀之前，戴笠还让这6个人宣誓，要做到“不成功即成仁”，如不幸被捕，应立即自杀，否则将遭到严厉惩罚。
安排好杀手之后，暗杀人员随即在中央研究院附近进行布置，准备趁杨外出散步或去宋寓所途中执行。
6月18日清晨6点，亚尔培路上人烟稀少。这时，一辆轿车在街角的隐蔽处缓缓停下，车上坐着几名神色诡秘的男子，他们警觉地观察着窗外。
突然，四人同时打开了车门从车上下来，快步朝不同的方向散去，一眨眼就不见了人影。不用说，这几个人就是被戴笠派来暗杀杨杏佛性命的杀手。
特务们守候了大约一个小时，杨杏佛带着儿子杨小佛乘坐一辆敞篷汽车出现了。当汽车缓慢地拐到大街上的时候，持枪的杀手们突然从街道两旁冲出，对着车身就是一阵猛射，刹那间，枪声大作。
杨杏佛听到枪声，便知刺客是冲自己而来。生死关头，他立即趴在儿子身上。特务们连开十几枪只将杨杏佛和司机打死，小佛仅腿部中了一弹而幸免于难。
按照预先制定的暗杀方案，特务完成射击后就要赶紧撤离。然而，在混乱中，特务过得诚却因中枪受伤没有来得及撤离，而被法租界警察逮捕送到了医院。
知道有手下特务被捉拿后，戴笠非常着急，他倒不是担心特务的性命安全，而是担心过得诚招供。
为此，戴笠通过个人关系找到在法租界巡捕房任探长的军统特务，叫他带上一包毒药，通过捕房的关系去接近过得诚，伺机杀死过得诚灭口。
不过还没有等到戴笠行动，过得诚就因为伤重不治而死，戴笠心底的一块大石落下了。
杨杏佛被杀的消息传出后，国内舆论一片声讨，鲁迅还写出“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的诗句。
有人为中国人民失去健儿而哭，有人却为失去健儿而乐。与社会各界的愤怒不同，完成暗杀杨杏佛的任务后，戴笠很有些洋洋自得之感。
04.报业巨星的陨落
在成功地暗杀了杨杏佛后，特务处又开始谋划暗杀史量才。
史量才当时是《申报》总经理、报业巨子。面对日本侵华的加剧，蒋介石一直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史量才在《申报》上经常发表一些攻击言论，这自然引起了蒋介石的愤恨。
1934年夏秋之间，特务处处长戴笠接到了暗杀史量才的命令。接到命令后，戴笠再次赶赴上海，亲自筹划这次暗杀。
在人员挑选上，考虑到赵理君不久前曾经暗杀过杨杏佛，已经有过成功案例，所以戴笠这一次仍然让赵理君担任暗杀行动组组长。
刺客人选确定后，戴笠又通过上海帮会结识了史量才的司机黄锦才。从黄锦才的口里，特务人员得知史量才将要去杭州寓所秋水山庄逗留一段时间。
得到这个消息后，暗杀人员非常高兴：上海警察太多，又涉及租界区，在这里暗杀难度太大。而在杭州就没有了这么多顾虑，而且杭州的警察局长还是特务处的人，必要的时候，杭州警察局可以照应一下特务处。
很明显，在杭州实施暗杀是个不错的选择，但是很快特务处又否决了在杭州实施暗杀的计划。
在杭州暗杀和撤退固然容易，但史量才是有影响的人物，当地警察必然要在各界的压力下大力侦破此案。杭州警察和特务处关系这么好，警察局长赵龙文又是特务处的“自己人”。暗杀不能给自己人添堵。
上海不行，杭州也不行，暗杀组最后决定在史量才从杭州返回上海的沪杭公路上动手。
1934年11月11日，特务们从黄锦才口中得知，史量才将于13日返回上海。得到消息后，戴笠率领赵理君等特务去杭州布置。
特务人员选用了经常搞绑架用的一辆别克牌汽车，为了撤离时方便，他们当时准备了两个车牌照，一个是仿制的京字72号，另一个是杭州警察局的试车牌照。
11月13日，史量才果然按照计划乘自己的防弹汽车由杭州驶返上海。同车的共六人：史量才夫妇和一个亲戚坐在后边，史量才的儿子史咏赓、咏赓的同学邓祖询与司机坐在前排。
下午3时左右，史量才的防弹汽车进入到了特务提前选定的暗杀地点，即翁家埠站北约二华里处。
一辆京字72号别克车停在路上，五六个人围在车旁，有的在修车，有的正在四处张望。这种场景在公路很常见，所以并没有引起史量才等人的注意。
当史量才的车逐渐开近到别克车附近时，那些围在别克车旁边的人突然拔出枪来，向史量才的汽车进行射击。
史量才的司机刹住车，汽车正好停在特务身边。面对横飞的子弹，史量才的儿子史咏赓开车门外逃，带伤跑到附近的航空学校呼救。
看到史咏赓的出逃，特务没有太多的精力去顾及，因为他们的目标是史量才。听到枪响的史量才很快意识到，杨杏佛的命运即刻就可能在自己身上上演。他立刻和夫人一起，跳下汽车奔逃。
看到史量才要逃跑，两名特务立即跟着追击。
跑不多久，史量才钻到一个当地农民家里，打算穿堂而过。两个负责追击的特务进行了分工，一个特务追踪入内，另一个特务绕到后边堵截。
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史量才刚冲出后门，就被特务一枪打在脚上。受伤后的史量才不敢耽误，强忍着痛继续往前跑，但跑到一个干涸的池塘旁边，终于累倒在了地上。
两个特务立即跟上去，向史量才头上连开两枪，一枪由左耳打入，另一枪从口入脑，史量才当场死亡。
史量才死了，和史量才一车的司机黄锦才、咏赓的同学邓祖询也被打死。
等到史咏赓从航空学校搬来了救兵，暗杀组的特务们已经提前撤离，飞车逃走。特务们中途将车牌换了，半夜开回鸡鹅巷53号。
很快，杭州警察局长赵龙文通过戴笠的内弟毛宗亮给特务处发了密电：已在杭州购得一部《二十四史》。这是确定史量才已经死亡的暗语。收到了确认的信息后，戴笠长长地出了口气。
史量才被杀，一时间舆论大哗。迫于压力，戴笠动用特务力量散布史量才系仇杀而死的言论，并捉到一个叫汤云生的人来搪塞舆论。
05.两个得力的负责人
20世纪30年代，华东和华北不仅经济繁荣，而且社会关系繁杂，因此这两个地区是当时特务处重点发展的地区。
在华东一带，戴笠安排有翁光辉、赵理君等一批干将，在这里搞刺探情报、策反、抓捕、暗杀，很有成效。同样，为了发展好华北地区的特务势力，戴笠也开始重点在北平和天津这两个地方培植特务势力。
培植势力自然离不开得力干将。1932年11月，戴笠指定陈恭澍到北平负责建立北平的特务组织。
北平是历朝古都，后来的段祺瑞、曹锟等人也先后在这里执政，日本人对北平也是虎视眈眈，各方势力错综复杂。能够被戴笠选中到北平去做特务处的负责人，这个陈恭澍自然是一个狠角色。
陈恭澍是河北人，18岁时因为与嫂子发生口角，一气之下离家出走去了广州，后考入黄埔军校。
黄埔军校毕业后，陈恭澍被蒋介石亲自挑选进入中央军校特别研训班受训。特别研训班只有14人，学员都是黄埔军校各期毕业生。学员研读的课程由蒋介石亲自指定，学员每周要向蒋介石递交一份学习心得。每天中餐时要接受蒋介石的训话。
经过6个月的培训后，由蒋介石手谕分发到中央党部报到，但并不立即分配工作，而是由戴笠安排他们做一些简单的情报传递工作。
当然，这“简单的情报传递工作”只是他们成为优秀特务的前奏，合格的学员将在未来承担起更重要的特务工作。
一句话，这个特别研训班就是蒋介石培养个人势力，发展高级特务的场所。
1932年，力行社建立后，经过特训班训练、完成“简单的情报传递工作”前奏的陈恭澍被吸纳进入革命军人同志会，并被安排进参谋本部警员训练班受训。
在这个训练班，陈恭澍担任班长，并负责监视其他同学的思想言行，定期向戴笠报告。训练结束后，因为深得戴笠信任，陈恭澍就被指定为特务处在北平的负责人。
戴笠看人还是比较准的。陈恭澍果然不同凡响，他后来一生参与策划过200多起行动，被人称为“辣手书生”，也成为戴笠手下军统四大金刚之一。
北平负责人是个牛人，华北另一个大城市——天津，自然也需要一个厉害的负责人，戴笠为天津站选择的负责人叫王天木。
王天木原名王仁锵，曾化名郑士松，王天木早年毕业于东北讲武堂和日本明治大学法科，曾经做过张作霖亲信吴俊升的马仔，也做过浙江高等监察厅检察长，后来经吴俊升之子推荐，结识了戴笠，成为戴笠所建“十人团”之一。
据说王天木与戴笠长相惟妙惟肖，像对孪生兄弟。为此，戴笠还差点和王天木结成儿女亲家，传说戴笠是要在某种场合下，叫王天木来做他的替身。
在陈恭澍来北平的半年之前，王天木就已经在天津建立起了特务处天津分站，在天津有声有色地搞起了特务工作。
对于陈恭澍来说，无论是年龄，还是经验，王天木都算是自己的前辈了，所以在去北平开展工作之前，他专门到天津拜见了王天木。
在王天木的指点和帮助下，陈恭澍解决了中央党部调查科在北平的代发电报等事宜，并迅速吸纳了白世维等一批优秀特务人员，把特务处北平站很快建立了起来。
有了陈恭澍、王天木这两个负责人，华北地区的特务工作想不干好都难！
06.白世维主动请缨
陈恭澍到达北平后不久，就接到一个暗杀张敬尧的指令。
张敬尧原是北洋军阀的一员干将，后又投靠伪满政府，充当日本和伪满的暗探，被委任为平津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当日军进兵唐山、天津之际，张敬尧受命潜入北平，勾结流氓做日军攻城的内应。
张敬尧的这一行动很快被平津一带的特务侦知。张敬尧和日特勾结，对国民党政府构成了威胁，特务处把消息报告了蒋介石。蒋介石正为华北局势头疼，得此消息后，立即指示特务处处长戴笠制裁张敬尧。
戴笠领命后，立即电令特务处副处长兼华北特区区长郑介民速赴南京总部商量刺杀张敬尧事宜。
张敬尧拥有军队，又有日本撑腰，刺杀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郑介民与戴笠进行了几天策划，决定由会讲广东官话和马来西亚土话的郑介民化装成南洋华侨巨商，以回国做人参生意为借口住进在东交民巷的北平六国饭店。郑介民先侦悉张敬尧的行动规律，再指挥特务实施暗杀。
暗杀计划制定后，戴笠让郑介民到北平指挥行动。
1933年4月的一个晚上，在平津的三个大特务陈恭澍和王天木、白世维来到了著名的红灯区——八大胡同之一的韩家潭。
领导在红灯区快活，司机自然要主动回避。但就在三个人玩得正快活的时候，王天木的司机老萧突然进来了。
王天木没好气地说：“老萧，你进来干啥？”
老萧：“郑介民从南京来了，他找你半天了。”
听说郑介民来了，王天木三个人心里有些尴尬。郑介民是特务处的二把手，也算是王天木他们的领导了，此刻自己正在红灯区快活，见到领导自然有些不太自然。
三人急勿勿地往韩家潭大门走。但走出大门没有多远，就迎到了郑介民。三人见到郑介民有些不好意思，郑介民却不以为意。
几个人在妓院的一个套间里，开始了秘密的商谈。
郑介民：“上级指示北平、天津特务处一个星期内解决湖南前督军张敬尧。”
王天木：“张敬尧现在在哪里？”
郑介民：“据情报，张敬尧现居住在东交民巷，正从事叛乱活动。”
经过分析，王天木提出张敬尧藏身之处只有三个地点：一处是日本使馆，一处是六国饭店，还有一处是一家公寓式旅馆。
综合张敬尧的一贯性格，张敬尧住公寓式旅馆的可能性不大；而住在日本使馆可能有些局促，所以张敬尧最有可能住在六国饭店。
商议个大概眉目后，郑介民和王天木离开了，陈恭澍和白世维也回到了北长街18号。在这里，陈恭澍和白世维又展开了讨论，暗杀张敬尧要在北平动手，而北平是北京站管辖的地方，那么暗杀行动自然要由北平站方面派人来完成。
东交民巷是使馆区，警察戒备森严，张敬尧又有自己的警卫，还有日本军情部门撑腰，想顺利暗杀他很难，暗杀后逃跑更难。执行暗杀任务的刺客要抱有甘愿牺牲的精神，才可能完成这项任务。
好死不如赖活着，这年头谁愿意死呢？
就在陈恭澍为刺客人选头疼的时候，白世维突然说：“恭澍兄，你看我去干好不好？”
看到白世维主动请缨，陈恭澍非常高兴。白世维精通武术，性格冷静、机智，可以说是执行行动的绝佳人选。
陈恭澍把白世维要执行暗杀的想法告诉了郑介民，郑介民也非常感动。经过和白世维一番谈话后，最后郑介民问道：“执行此次刺杀行动是有一定的危险的，你家有妻儿老母，需要认真考虑一下吗？”
白世维说：“不需要了，我移孝作忠，愿意为党国效力！”
郑介民放心了：“这次暗杀任务就由你来执行！”
07.暗杀计划的变更
对张敬尧这种有军方背景人物的暗杀，郑介民、陈恭澍、王天木等人是非常谨慎的。为了保证任务顺利完成，王天木、陈恭澍、戚南谱等几路人马围绕六国饭店开始了侦查工作。
张敬尧担心经被南京方面的军情人员盯上，所以他行动特别小心。王天木等人一连侦查三天，却是一无所获。
距离戴笠要求的七天期限越来越近了，王天木等人不禁焦躁起来。然而就在这时，一个好机会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
郑介民传达命令后的第四天中午，王天木和白世维一起下楼吃饭。他们刚想推门，西服店的应掌柜抱着一个包袱走了进来。
王天木和他很熟，双手一抱：应掌柜，来这里干吗呢？
应掌柜用手在下巴右面上下一比画：他做了两套衣服，叫我今天来试样子，该起来了吧？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王天木知道张敬尧下巴处有一点毛须，应掌柜比画的人应该就是张敬尧。
王天木顾不得吃饭，拉起白世维就来到了北长街18号和陈恭澍进行了简单的商议后，三个人就一起到了应掌柜的西服店。
按照预想的方案，王天木正想试探一下应掌柜刚才比画的到底是不是张敬尧。
没有想到还没等王天木开口，应掌柜就道：“这两天我要先把张督办的衣服赶出来，如果你们要添衣服，恐怕要等些日子。”
果然是张敬尧！三个人不禁大喜。
王天木问：“张督办这么着急啊？”
应掌柜：“是啊，他叫我后天中午一定做好送到，说是这几天可能要回天津。”
一番旁敲侧击后，三个人将情况了解得一清二楚。张敬尧在六国饭店三楼，定了231、233和235三个房间，而张敬尧本人可能是住在中间的233房间。
因为在使馆区，张敬尧并没有带多少警卫。有参谋长和副官陪同。副官身手不错，所以暗杀也并不容易得手。
暗杀三个人，白世维一个人肯定是不行了。王天木提出找一个姓侯的朋友来和白世维一起实施暗杀。姓侯的朋友是河南人，身手不错，对付几个人不在话下。
执行人增加以后，以前制定的由白世维单枪匹马的行刺方案自然也要做一些调整。为此，王天木提出了两个行刺方案：
方案一：行刺前需要确定张敬尧在哪个房间，为此，在行动前先由王天木上三楼敲门找参谋长，因为王天木认识这个参谋长。如果是那个副官开门，王天木就说找参谋长；如果张敬尧本人开门，也说是找参谋长；如果参谋长开门，就和参谋长敷衍几句。待弄清张敬尧的确定房间后，王天木下来，然后白世维和那个侯姓的河南人立即冲上去，杀他个措手不及。
方案二：应掌柜明天要去给张敬尧送西服，白世维他们就尾随进去，待张敬尧试穿衣服的时候，白世维立即开枪行刺。
陈恭澍等人认为第二个方案执行起来麻烦，不如第一个突然，因为第一个方案事发突然，到时撤退也容易一些，所以大家一致认为应该选择第一个方案。
08.暗杀就是这么简单
上午刚刚确定了暗杀方案，陈恭澍正在北长街18号准备安排实施。刚到12点多钟的时候，陈恭澍突然接到了白世维的电话：恭澍兄，不用等了，任务已经完成了！我现在正在清华园楼上呢！
方案刚刚确定，姓侯的那个河南武术高手还没有来呢，方案自然还没有去执行，任务怎么就完成了呢？
原来，王天木、白世维和戚南谱一起回六国饭店。戚南谱留在车上，王、白二人进了饭店。他们此行是给即将到来的侯高手订房间的，但是三楼、四楼都没有房间了，只好给侯高手在二楼订了一个房间。
看完房间后，王天木和白世维在饭店的甬道上，走了一会儿，王天木突然发现左手一排房子有一个房间开了半扇窗子，窗前坐着一个人，长方脸，两腮消瘦，下巴有两撇小胡子。
这不就是张敬尧嘛！王天木顿时兴奋起来。
王天木还不敢十分确定，他稍微停了一下，再看一次。没错，那就是这几天他们朝思暮想的张敬尧！
看到王天木关注那个窗户，白世维也看了一眼，此时王天木小声对白世维说：“就是他。”说完王天木立即往前走。
选日不如撞日，这就是一个最好的行刺时机。
白世维立即站稳身子，拿出枪，对着窗前的那个人连开了三枪。通过余光，白世维看到那个人影倒下了。
白世维拿着枪，迅速向楼梯走去，路上的服务员睁大眼睛看着他，但白世维毫不在意，拿着枪到了一楼，立即向饭店大门走去。
此时的王天木已经走出大门，也不和戚南谱打招呼，而是拦截了一辆洋车迅速离去。
戚南谱明白了，他关照司机发动了汽车，而他本人则迅速迎上了刚刚出来的白世维，带着他上了汽车。
还没等车门关上，司机一踩油门就疾驰而去。
就这样，从发现张敬尧，到白世维离开，整个过程仅仅只有5分钟时间，暗杀张敬尧的行动就完成了。
白世维先与戚南谱到西城卧佛寺街戚南谱的岳父家里，更衣藏械。然后到了清华楼，给陈恭澍打电话报喜。
陈恭澍到了后，问明了情况自然是非常激动。但还有一个问题，枪是开了，张敬尧也倒下了，到底张敬尧死了没有却无法确定，大家都焦急地等待着确切的消息。
傍晚时分，戚南谱送来了消息：六国饭店有急救车开来，随后疾驰而去。
人还在抢救，可能没有死，大家更加焦急了起来。
到了晚上，郑介民得到了确定的消息：张敬尧于下午三时死于德国医院！
第二天，当地的报纸这样报道：巨商常石谷在六国饭店遇刺身亡，凶手逃逸无踪。
中国方面不想让张敬尧的死成为日本寻衅滋事的借口，而日本方面不愿意和张敬尧暗中勾结的事情曝光，结果双方都闭口不谈张敬尧。
外界的影响虽然被当局封锁了，但行这次暗杀任务的白世维作为特务处的大英雄很是风光了一把。先是特务处的二把手郑介民对其进行了表扬，接着戴笠也来到北平，对北平站进行扩建，增设行动组，并任命他为行动组组长。
09.一次失败的暗杀
如果评选“军统第一杀手”的话，北平站站长陈恭澍当之无愧应该被评上。据统计，从1932年被派到北平当站长算起，到1941年10月30日被捕，满打满算也就是9年时间，他一共策划参与过200多件暗杀行动。换言之，陈恭澍平均一个月要搞两起行动案子。
组织过如此多次暗杀行动的陈恭澍，也有失败的时候，其中最为有名的一次是暗杀石友三失败。
1934年11月，陈恭澍实施了在天津的国民饭店枪杀案后，匆匆回到北平。因为又有一件暗杀等待他执行，这次暗杀的对象是石友三。
石友三是个非常有个性的军人。他出生于吉林长春，先是在吴佩孚手下干，后来在冯玉祥军中壮大，壮大后他叛冯投向晋军；晋军不行了，他又哭着回到冯玉祥部。接着他又投降蒋介石，又背叛蒋介石，还炮轰蒋介石；后来投降张学良，又背叛张学良。再后来他又投共，后来又反共。
因为有这么“辉煌”的投叛经历，石友三赢得了“倒戈将军”的美誉。兵荒马乱的年月，作为一个将军经常权衡利弊多投叛几次，虽然不太光彩，但也没有啥。
但这个石友三实在太没有人品，他居然要投向日本。从1932年起，石友三就开始与日本勾结；1934年，石友三又与日本一起筹建华北伪政权。
石友三在华北的汉奸活动危害逐渐增强，特务处决定除掉这个汉奸。
经过侦查，陈恭澍等人认为暗杀石友三存在三个困难：第一，石友三的身边有五名带枪侍卫、两名日本宪兵，还有很多佣人仆妇，这些都是暗杀的障碍。
第二，石友三烟土嗜好很深，凡好这一口的，有一个共同特点是懒，一天多数时间“卧”在烟榻上，也就是说石友三经常窝在家里。而石友三住的地点又在天津日租界内，想要在日租界内实施暗杀汉奸，那是非常很难的。
第三，和日本勾结后，石友三行动更加谨慎。
有了这三条障碍，就凭北平站的这些特务想要暗杀掉石友三，难度很大。
明的不行，就来暗的。北平站特务王文与石友三的侍从副官先鸿霞是把兄弟，经过王文的动员，先鸿霞同意一起谋杀石友三。经过先鸿霞的动员，石友三的另一个侍从副官史大川也同意一起暗杀石友三。
三个人在一起商议怎么动手，先、史二人经常跟在石友三身边，知道石友三极为机警，行踪诡异，非常不容易下手。
王文回到北平后，和站长陈恭澍、行动组组长白世维一起商议，最后三人决定用投毒的方式实施暗杀。
于是，先、史二人凭借个人关系找到了石友三的一个姓褚的厨师，提出让他暗中投毒。
和对先、史二人晓以大义进行策反不同，先、史两人答应事成以后给褚厨师一笔钱，他好在其他地方开个饭馆。
当天晚上9点多，石友三和三姨太一起吃饭，褚厨师把掺了毒药的火锅端了上来。
一个普通厨师自然没有干过杀人勾当，心理素质不够好，褚厨师双手一抖，竟将汤水都晃荡出来了。
石友三立即警觉起来，拔出手枪逼问褚厨师到底怎么回事。褚厨师一看情况不好，就把火锅里有毒的事情讲了出来。
站在旁边的先鸿霞也害怕了，他看到褚厨师望着自己，自己立即就会被出卖。事情要败露了，还是先下手为强吧，他拔出枪就要行动，身边正在观察动态的贺参谋飞脚踢飞了他的手枪。
暗杀行动就这样失败了！
10.两千元钱惹的祸
石友三躲过了一劫，那些负责暗杀任务的特务就要倒霉了！
自陈恭澍接任北平站站长以来，北平站干得非常不错，然而没有想到，暗杀石友三失败居然给北平站带来了一场巨大的打击。
之所以有这场如此重大的打击出现，是因为对石友三的暗杀计划，从一开始就有点拖泥带水。
在王文对先鸿霞进行策反时，这些谈话就是在一个杂货店里进行的。这个杂货店是王文的一个叫刘兆南的朋友开的。
在接下来的多次行动中，如王文和史大川接触、把毒药交给先鸿霞等活动也都是在刘兆南杂货店进行的。
褚厨师投毒失败后，先鸿霞、褚厨师二人一起被送到日本宪兵队。
在刘兆南杂货店等待的王文不知道暗杀行动进行得怎么样了，只有在那里傻等，直到第六天史大川才到杂货店告诉了暗杀失败、先鸿霞被送进日本宪兵队的消息。
史大川因为惧怕石友三报复，所以不敢再回石府。王文就把手头所有的两千元钱交给刘兆南，以供石大川使用。
交代完这些事情后，王文赶紧回到北平，把失败的消息告诉了北平的负责人陈恭澍。经过商议，北平站向南京方面提出了三个要求：一、营救先、褚二人；二、把史大川送到南京受训；三、报销各项费用。
投毒方式暗杀石友三的计划事前并没有向戴笠请示，戴笠只同意让史大川到南京受训。
得到戴笠的许可后，王文返回天津打算把史大川送到南京。然而，此时天津已经发生了变化：开杂货店的刘兆南为了贪图那两千元钱，告诉史大川：王文要出卖你，你赶紧跑路吧！
王文回到天津，发现史大川不在了。刘兆南这个好朋友居然干出这样的事，王文非常生气，就和刘兆南理论起来。没想到刘兆南也非常生气：我开的是杂货店，不是杀人指挥站。
已经对不起先鸿霞了，不能再对不起史大川，所以在商讨无效的情况下，王文一怒之下把刘兆南押上了车，并带回了北平站。
但是无论王文怎么逼供，刘兆南就是不肯吐出史大川的下落，也不肯交出那两千元钱。无奈之下，王文只好把刘兆南继续关押在北平站的一个小院里。
这个开杂货店的刘兆南没想到能量还不小，他通过一个送水的人带出了一封求救信，而且把信交到了北平的宪兵三团。
宪兵三团是蒋介石族侄蒋孝先领导的，平时就和戴笠的特务系统有矛盾。接到求救信的第二天，宪兵三团就包围了北平站，救出了刘兆南，并连同白世维、王文和陈恭澍的老婆一并带走。
陈恭澍还算机警，在宪兵进来的时候，他翻院墙逃脱，到归绥（呼和浩特）找他家兄去了！
宪兵三团虽然是蒋孝先领导的，但是他们再牛也要听南京的。戴笠得知手下爱将、堂堂北平站站长陈恭澍居然在宪兵面前逃匿后非常生气，这也太丢我们特务处的脸了。
陈恭澍跑了，北平站的人员该处理还是要处理。戴笠从宪兵三团把北平站的人要到特务处，王文、陈恭澍的老婆和那个开杂货店的刘兆南都被戴笠关了起来。
北平站的其他特务，如行动组组长白世维、书记王云孙到南京受训；戚南谱另调工作，杨英干脆调出特务系统，去了天津电信局任职。
此次北平站人员变动之大令人咂舌，偌大的一个站只有一个叫范行的通讯员留下，其他的人全部离开。
陈恭澍在塞北流浪了一年后才敢回去见戴笠。此时戴笠气还没有消，下令把他交到羊皮巷乙地监狱“赋闲”一段时间。
北平站的这次重创固然有暗杀石友三失败的原因，但是如果不是刘兆南要黑那两千元引发了宪兵三团对北平站的抓捕，使特务系统丢了面子，戴笠不可能对北平站下如此重的狠手。
说穿了，北平站此次遭遇的不幸，都是那两千元钱惹得祸啊！
11.郑介民临阵退缩
戴笠和他的特务处并不是只会搞些暗杀、刺探些情报，他们在策反、瓦解敌对势力政权方面也有一手。
1932年，以蔡廷锴为军长的第十九路军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积极与侵华日军作战，给侵华日军以沉重打击。
蔡廷锴的抗日行为却引起了蒋介石的不满。这年5月，蒋介石下令把第十九路军分别调往江西、安徽和湖北。
看着自己的部队要被分割为三处，蔡廷锴很是不满，并据理力争。一番争论后，蒋介石说：“既然这样，你带着第十九路军去福建吧。”
第十九路军虽然没被分家，但是福建这个地方可不是好地方。当时中共的红军主力正由江西东征福建，第十九路军一进福建，就与红军主力遭遇，接连被红军消灭了5个团。
蔡廷锴明白了，蒋介石把第十九路军调到福建，就是要让自己和红军死磕的，别管哪一方战败，蒋介石都很高兴。
认清了自己的处境后，蔡廷锴决定采取“反蒋抗日联共”的政策。他先与红军联络，并与红军实现了停战。
蔡廷锴又与反蒋的李济深等人在1933年11月20日召开大会，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李济深为人民革命政府主席，蔡廷锴等11人为委员。这就是轰动一时的福建事变。
其实早在事变前，戴笠就不断接到各种情报，称李济深与蔡廷锴的频繁接触。
为了更好地监视第十九路军，在事变的两个月前，戴笠就在浦城和厦门建立了两个特务处的直属组。
直属组把蔡廷锴的情况报告戴笠后，戴笠赶紧把消息送交给了蒋介石。福建本来就够乱的了，蒋介石可不想让第十九路军再做出更大的举动来。
为此，蒋介石派飞机去接蔡廷锴来庐山聊聊。蔡廷锴回复：我病了，暂时聊不了，以后有机会再去吧。
接着，蒋介石给第十九路军送了50万军费，又派自己的专机去接蔡廷锴。没有想到，50万军费肉包子打狗，就连自己的专机也被扣留了。
就在蒋介石怒不可遏的时候，又传来福建事变的消息。
起初，蒋介石担心李济深、蔡廷锴成立的政府会引起很多地方军队的响应，但戴笠送来的情报显示事变没有引起地方军政人物的响应。蒋介石放心了，他决定兵分三路，进攻福建的新政府。
俗话说，兵马未动，特务先行。在军队还没有开拔的时候，戴笠即接到蒋介石的指派，赶紧安排特务对福建政权进行策反、瓦解。
以前经常搞的是暗杀，这次要去瓦解一个政权，戴笠还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但戴笠并不担心，因为他早有准备。
原来早在第十九路军开赴福建的时候，戴笠就让副手郑介民利用个人关系在第十九路军中发展了几十个中下级军官作为内线。这些内线长期潜伏，平时只和郑介民单线联系，只等到关键时候才使用。
现在要策反新政府，这一批潜伏在第十九路军的特务终于要发挥作用了。
为此，戴笠赶紧发电报把郑介民从北平叫到南京，传达了蒋介石要特务处策反福建新政府的意图，并要求郑介民去福建联系那些潜伏军官。
没有想到郑介民却一口拒绝了去福建的要求。
戴笠：“很多内线都是你发展的，平时又是你和他们单线联系的，你是最好的人选，你不去怎么能行呢？”
郑介民推辞说：“第十九路军是广东人的天下，那里的很多人都认识我。我现在去，不是明摆着去送死吗？”
戴笠：“那也不见得，你隐蔽好一些，只偷偷和那些内线联系，也不一定会被发现。”
郑介民：“当时发展了几十个内线，谁也保不齐会出现几个已经叛变了，所以，即使和这几十个内线联系，也是随时会有危险的。”
一句话，郑介民就是不去，爱谁去谁去！
12.戴笠的策反很成功
此时福建已经成为危地，不仅郑介民去有危险，特务处其他人同样有危险的。但是，蒋介石的命令必须执行。
更为重要的是，国民党中搞特务工作的不仅只有戴笠的特务处，还有陈果夫兄弟搞的中统。凭威望、凭实力、凭和蒋介石的关系，戴笠现在都不是陈氏兄弟的对手。
面对强势竞争对手——中统，戴笠明白必须要做出一些成绩来，特务处才能赢得蒋介石的青睐，并战胜中统。
当然戴笠也明白，瓦解一个新的敌对政府要比暗杀一个人、刺探些情报重要得多，所以瓦解福建新政府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上！
为此，戴笠决定亲自出马！他带着沈醉、贾金南以及数名卫士偷偷地来到了福建厦门的鼓浪屿，因为这里有自己的特务直属组，而且有外国势力存在，第十九路军在这里势力薄弱。
安顿下来之后，戴笠开始筹划策反。首先是外围策反。当时在福建除了第十九路军之外，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杂牌军和土著军。这些部队本来在福建过得好好的，第十九路军一来，自己这些地头蛇的利益大大地受损，因此对第十九路军怀有敌视态度。
策反离不开钱。戴笠这一次从南京带来了大把大把的钱，这些钱一进入那些福建杂牌军和土著军手里，这些人立即表示支持蒋介石。
收买了这些乱七八糟的地头蛇部队之后，戴笠又把目光对准了一个地方势力——民团。福建民团多是地方豪强建立的保卫自己利益的武装，分布范围广，人数多。戴笠通过各种手段，很快把这些民团也吸引了过来。
这三股力量和第十九路军力量不成对比，但是凭借分布广、路面熟的优点，对第十九路军搞一些伏击，断断粮道，搞搞落井下石还是绰绰有余的。
外围搞定了，戴笠开始筹划瓦解第十九路军内部的这场重头戏。
首先，戴笠通过黄埔老同学的关系，拉拢了范汉杰。范汉杰可不是普通人，他是第十九路军总部副参谋长。
副参谋长一反，自然可以多拉几个弟兄入伙一起反。很快，戴笠通过范汉杰拉拢了李道生。李道生的职位更特殊，他是第十九路军总部译电科科长。
李道生一反水，第十九路的麻烦就大了。李道生凭借职位优势，毫不客气地把第十九路军内部的所有往来电报偷偷向戴笠报告。不仅如此，他还把参谋处和译电科掌握的所有密码本偷出来交给了戴笠。
有了李道生的“杰出贡献”，第十九路军可就惨了，在打仗的关键时候，指战员只要一向所属部队下达作战密令，就会被戴笠破坏。
策反了李道生之后，戴笠找到了安插在第十九路军四十九师任副团长的欧剑城。
欧剑城不仅积极响应戴笠的号召，还积极帮助戴笠进行策反，而且是策反自己的直属领导四十九师师长张炎。
见到张炎后，戴笠、欧剑城一顿忽悠：什么委员长对你非常重视啦，你参加新政府的事既往不咎啦，你一旦站在委员长这边事成必会晋升啦。
张炎是明白人，听到戴笠的许诺，立即表示愿意戴罪立功。张炎平时和第十九路军中的其他师长关系不错，凭借张炎的引荐，戴笠很快又把七十八师师长拉拢了过来。
戴笠的拉拢还在继续，他通过自己的手下周昭找了周昭的姑父黄强。黄强原来是蔡廷锴的参谋长，现在是驻守漳州、厦门的警备司令。见到黄强后，戴笠一顿神侃，黄强这个警备司令反水了。
戴笠还通过国民党的一个高级军官熊式辉买通了第十九路军六十一师师长毛维寿。
除了这些高级别的军官外，中下级军官也有多名被策反成功。这样一来，第十九路军即使有汉尼拔、拿破仑这样的牛人指挥也很难取得胜利了！
1934年1月，蒋介石的三路大军开到第十九路军面前，被戴笠收买的那些高级将领们纷纷表示听从蒋介石指挥。
看到曾经的参谋长和几位师长纷纷反水，蔡廷锴知道大势已去，只好出走香港。
就这样，在戴笠的策反下，在蒋介石三路大军的威逼下，轰轰烈烈的福建事变很快就失败了。
13.杀手杀起了杀手
自古同行是冤家。别看戴笠和他的特务搞的暗杀挺多，但要论起资历来，他们和另一位搞暗杀的人差远了，这个人就是王亚樵。
提起王亚樵这位猛人，稍微了解一点近代历史的人都知道他的名字。王亚樵出生于安徽合肥的一个农民家庭，自幼性格豪爽，好打不平。后来王亚樵在上海成立斧头帮，威震上海滩，王亚樵本人还赢来“民国第一杀手”的美誉。
王亚樵不仅是杀手，他还有一些政治追求。九一八事变后，面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王亚樵非常不满。
当时，蒋介石下野，各派推举孙科改组国民政府。但蒋介石的大舅哥宋子文从财政上着手，逼迫孙科下台，从而促成了蒋介石的复出。
看到宋子文居然这样支持蒋介石后，倒蒋势力决定用暗杀除掉宋子文，于是推举王亚樵执行这次任务。
王亚樵组织华克之等杀手在上海火车北站袭击宋子文，结果误把宋子文的秘书唐腴胪击毙，宋子文则逃过一劫。
“北站刺宋”失败后，王亚樵再接再厉，分兵两路，一路到南京，一路上庐山，直接暗杀蒋介石。
结果，因为蒋介石警卫和戴笠的特务防范严密，王亚樵所派的杀手在庐山刺杀蒋介石再次失败。
接连两次失败后，王亚樵毫不气馁，他再次准备进行一次暗杀。这一次王亚樵要暗杀的是一个叫李顿的英国人。
当时，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国民政府请求“国联”调停，国联就派出了一个国际调查团来中国实际调查，李顿就是这个调查团的头头。
但这个李顿不知道怎么回事，到处发言偏袒日本。李顿的行为激起了国人的愤恨，王亚樵认为“世界上有强权无公理，只有诉诸武力”，于是决定刺杀身在上海的李顿。
没有想到刺客刚走到路上，就被警察给抓捕了。
刺客被抓后，一顿严刑拷打，即刻就把知道的事情和盘托出。蒋介石此时才知道一系列暗杀的幕后黑手都是王亚樵。
王亚樵频频进行的暗杀活动，让蒋介石非常震惊，他一方面重金悬赏抓捕王亚樵，另一方面又密令戴笠尽快除去王亚樵。
以前接到暗杀任务，戴笠总是很轻松地执行，但听说这次的任务是暗杀王亚樵，他心理却有些畏惧。
因为，戴笠早年曾投身王亚樵门下，当年王亚樵在上海滩叱咤风云的时候，戴笠还是个小角色。可以说，搞暗杀这个行业，王亚樵算是戴笠的老前辈。
据军统另一个大特务沈醉在《我所知道的戴笠》一书中回忆：“世人都怕魔鬼，但魔鬼怕王亚樵；蒋介石一提这个人，假牙就发酸；王亚樵是戴笠早年最头痛的劲敌，戴笠若是听说这个人又露面了，第一个反应就是检查门窗是否关好。”
现在要去暗杀老前辈，戴笠心里实在是没底。但蒋介石亲自下令，戴笠是不敢违抗的。
于是，戴笠带着大批特务处杀手来到了上海，这次戴笠要和自己的老前辈王亚樵进行一次巅峰对决。
14.王亚樵的两次逃脱
王亚樵整天搞暗杀，他自然知道如何躲避暗杀。平时身边除了有高手陪同外，更重要的是他的住所和行踪比较隐秘，外界很难知道。
连王亚樵在哪里都不知道，暗杀自然无法进行。奉命刺杀王亚樵的大批杀手在上海忙活了一段时间，却没有任何结果。
正在失望之际，由于柏芷芗出卖，特务们知道王亚樵住在上海姚主教路刘芝陆所建造的新宅内。
知道了这个消息后，大批特务会同当地警察百余人将该住宅团团围住。特务们破门而入，冲进王亚樵所住的卧室内。
令特务们遗憾的是，王亚樵已经不在卧室，而王亚樵的黑紫羊皮袍还放在床上，被窝还热乎乎的。
显然王亚樵刚刚离开，特务和警察立即在住宅里展开搜捕，但却一无所获。
负责抓捕的特务、警察，甚至包括第二天的《申报》，都认为王亚樵成功逃脱是因为王亚樵具有飞檐走壁的能力。后来，人们才知道，当时王亚樵听到声音后就奔上四楼阳台，顺着隔壁的下水管爬下楼去，才安全脱险。
这一次抓捕失败后不久，特务又得到了王亚樵新的住址。负责暗杀王亚樵的特务连夜出动，在王亚樵住宅外准备。
这天早晨，王亚樵的妹妹王亚瑛买菜回来。在弄堂口，王亚瑛发现有特务在指指点点。
王亚瑛立即明白这些特务的目的。她匆匆回到家。对王亚樵说：“赶快走，前后弄堂口都被特务包围了。”
王亚樵自然没有飞檐走壁的能力，面对特务的严密包围，他让王亚瑛换上自己的衣服，坐在窗口吸引特务的注意。
而此时的王亚樵也立即化装成为一个姨娘，扎上头巾，手提菜篮，堂而皇之地离开了特务把守严密的弄堂。
王亚樵两次脱险的经历在上海引起了轰动。戴笠知道后，无奈地说：“王亚樵不好对付。”
暗杀不行就和谈，能把王亚樵招安也是一个好的出路。但招安也不是那么容易，王亚樵不露面，必须要找中间人从中传话才行。
1933年5月12日，戴笠到法租界逮捕了王亚樵的弟弟王述樵和朋友洪耀斗。想通过这两个人中间传话，和王亚樵和解。二人是阶下囚，自然无法帮助戴笠和王亚樵进行传话，二人就推荐了常恒芳。
常恒芳带来了王亚樵被招安的两个条件：一是解决遣散手下弟兄100万元的费用问题；二是释放被逮捕的手下。
戴笠提出这两个条件没有问题，但王亚樵要拿出一点诚意才行。
反蒋派不管是胡汉民、李济深，还是陈铭枢、李宗仁、陈济棠，王亚樵只要打一枪即可。
王亚樵断然拒绝，和谈招安宣告失败。
招安不成，就要清除。蒋介石悬赏百万，购买王亚樵人头。这样一来，不仅戴笠的特务要杀王亚樵，王亚樵身边的人随时都可能杀王亚樵以领取百万赏钱。
上海已经待不下去了，还是赶紧跑路吧！
但想跑也没有那么容易，上海各轮船码头及火车站都有警务人员盘查，过这一关危险非常大。
王亚樵托一个叫陈中孚的人帮自己乘坐日本轮船离开，但因为王亚樵曾经炸死过白川大将，日本正在想法捉拿王亚樵。日本甚至许诺陈中孚，如果能够把王亚樵带到日本船上，可以给陈中孚一个驻日大使当当。
日本船不行，王亚樵又联系英国领事，花费一万元终于获得同意。
8月的一天，王亚樵化装成码头工人，扛着货物进入到轮船底层货仓。特务进船对通舱、房舱、官舱逐一检查，却忽视了货舱，因为这一疏忽，王亚樵得以离开上海，到了香港。
就这样，特务们追杀王亚樵的任务再次失败了。
15.第一杀手的离去
1935年秋天，国民党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会前很多军政要人要一起拍一张合影。就在合影结束即将散开的时候，突然有刺客向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连开三枪。
汪精卫是蒋介石的政敌，汪遇刺，蒋介石应该高兴，但是这次蒋介石却高兴不起来。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毫不客气地对蒋介石说：“蒋先生，你不叫兆铭干就讲明好了，何必下此毒手？”
蒋汪二人本来就有矛盾，蒋介石又喜欢搞暗杀，而且这次照相时蒋介石居然在楼上没有下来，直到汪精卫遇刺以后，蒋介石才下来。这很容易让人认为，是蒋介石策划了这场谋杀，而且提前躲开了。
实际上，蒋介石是无辜的，就如他自己说：“即使我要杀汪先生，也会选择一个好的时机，怎么会在国民党开大会的时候动手呢？”
但不管蒋介石怎么解释，陈璧君和国民党的一些元老就是怀疑蒋介石是幕后黑手。蒋介石自然不甘心背黑锅，他立即指示戴笠尽快把真正的黑手揪出来。
特务们很快知道，此次刺客真正刺杀的对象实际上是蒋介石，而刺杀行动的幕后人物又是王亚樵。
蒋介石彻底发毛了，他立即下令给戴笠：“限期擒王亚樵归案……捉不到活的也要打死……否则再不要见我。”
蒋介石急了，戴笠更急了，杀不了王亚樵自己以后就没法跟着蒋介石混了，自己这些年的辛苦岂不是白费了。
王亚樵，这一次我戴笠就和你死磕上了！
得知王亚樵隐匿在香港，戴笠带着几十个特务去了香港。戴笠来港的消息被王亚樵提前获悉，王亚樵向香港政府提前告发戴笠来港捉人的消息。因此，戴笠人刚到港，就遇到香港警方的拘捕。
当时香港属于英方管辖，戴笠亮出自己身份，并要求香港警方拘捕王亚樵。接着国民政府又通过外交途径，敦促英国抓捕王亚樵。
香港警方不愿意抓捕王亚樵，但是迫于外交压力，只好决定把王亚樵驱逐出香港，在香港以外的地方，你们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去吧。
离开香港后，王亚樵藏匿在广西梧州。广西是李宗仁、白崇禧的地盘，二人基本不听蒋介石使唤，戴笠的特务不太容易把触角伸到广西。
因此，一时间特务只知道王亚樵在广西，却不知道他的具体藏身信息，杀王计划无法进行了。
此时，戴笠想起了王亚樵的手下余立奎余立奎。几年前在南京被捉，小妾婉君和王亚樵也非常熟悉。
特务们欺骗婉君，只要她够找到王亚樵，特务处不但可以释放余立奎，还可以给余立奎封官。婉君答应了特务的要求，并在特务的陪同下来到了广西。
圈外人找圈外人困难，而圈内人找圈内人则容易多了。没过几天，婉君就将王亚樵藏身广西梧州的消息告诉了戴笠。
1936年10月20日晚上，王亚樵按照提前约好的到一个屋子里和婉君见面。刚进屋，埋伏在屋里的特务就开始了袭击，王亚樵身中五枪，被刺三刀，遇刺身亡。
就这样，有“民国第一杀手”之称的王亚樵最后还是被特务杀害了，终年49岁。
当时，远在延安的毛泽东对王亚樵的评价是：“王亚樵杀敌无罪，抗日有功。小事欠检点，大事不糊涂。”
有了毛泽东的这个评语，这个靠暗杀为业的民国第一杀手也算没有白活一场了。
16.西安事变因祸得福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扣押了蒋介石和陈诚等10多名国民党军政要人，实行兵谏。
这一事件在南京国民政府引起轩然大波，负责情报工作并常常以“维护领袖安全”为己任的戴笠事前竟然没有得到可靠情报，以致让领袖“蒙羞”，戴笠自然感到责任不小。
其实，早在红军到达陕北后，戴笠就已经建了特务处西北区和西安站。但问题出在他派了一个能力不强的马志超做西安警察局长兼特务处西安站站长。
西安汇集着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的势力，在这里搞特务并不容易。对于这一点，即将上任的马志超也是有所担忧的。
对于马志超的担忧，戴笠并没有放在心上，他安慰道：“咱们特务处的官很好干嘛！只要任命好一个督察长，一个侦缉队长。内部的事交给督察长，外部活动交给侦缉队长，你就天天放心坐汽车，吃大餐就行了。”
有了戴笠的这一“英明”指示，马志超放心地走马上任了。
西安事变前夕，特务处西安站和北平宪兵司令部都曾把西安的异动向戴笠和蒋介石做过汇报。
但是由于他们得到的不是核心机密，所以汇报都是一些简单“异动”，没有引起蒋介石和戴笠的注意。
西安事变发生时，蒋介石由于事前没有得到准确的情报，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狼狈被捉。
西安事变发生后，杨虎城立即下令西北军包围西安警察局和马志超住所，马志超仓惶逃跑。随即，特务处的西北区和西安站也彻底瓦解。
当然丢面子也许事情还小，戴笠担心的是，一旦蒋介石在西安出了意外，或者蒋介石被释放后追究他这个特务王的失职，他这个靠蒋介石“厚恩”的大特务，前景可就不妙了。
必须要设法营救领袖，而且一定要在营救中表现积极才行。
经过紧张准备，宋美龄、宋子文和一个外国人端纳决定于12月21日奔赴西安营救蒋介石。
听说宋氏兄妹要去西安，戴笠急忙找到他们，要跟着一起去营救领袖。戴笠搞特务起家，经常搞一些破坏、暗杀啥的，名声很不好。
为了证明己方的和平诚意，宋氏兄妹也不想带着一个有军事背景的人前往。
宋氏兄妹拒绝了他的请求。
戴笠软磨硬泡，宋氏兄妹终于允许戴笠同行。
到达西安后，蒋介石并不为戴笠的这种“救驾”热情所感动。蒋介石看到戴笠，就不愉快地说：“你这时来干什么？给我滚出去！”
如果其他人给戴笠讲句好话，戴笠也许可以有个台阶下，随便在屋里待一会儿。然而，偏偏就没有人给他讲好话。于是，戴笠只好默默无声地退了出去，站在门外的一个角落里等待着。
过了一会儿，宋子文出来，戴笠连忙走上前去，向这位蒋介石的大舅哥求救。
宋子文倒也挺够意思，就向张学良说情，让戴笠在蒋介石被禁的高公馆内居住。
见到宋美龄后，戴笠再次求情：“让我住得近一点，可以尽一点保护领袖的职责！”
宋美龄被感动了，就同意了戴笠的要求，让他住在了蒋介石的附近，随时保卫蒋介石的安全。
戴笠搞过很多暗杀，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痛恨他并欲杀之而后快的人很多。因此，他在西安待着实际上是冒了很大危险的，这一点他也很清楚。
西安事变解决后，戴笠见到蒋介石的警卫居亦侨，不无感慨地说：“老哥，我是冒险去的。你们虽然被软禁在新城大楼，但还安全，我这几天真是胆战心惊，度日如年啊！”
明知道危险还去，被骂了反而表现得更加积极，这就是戴笠。
西安事变的谈判，戴笠也许没有帮上什么忙，但靠着他在西安展示出来的忠心，他的失职责任不但没有被追究，反而被蒋介石更加信任。
据说蒋介石后来还曾经对戴笠发出感慨：“当年总理蒙难时，在极为危险的情况下，我单独去侍奉左右，今日我有难了，又有谁呢？”
很明显，蒋介石的意思是说，在自己的这么多心腹爱将中，能够冒险来西安侍奉自己左右的只有戴笠了！
戴笠的西安冒险之行果然得到了应有的回报，蒋介石回到南京后，开始对西安事变中的很多人进行秋后算账：侍从室的原主任晏道刚、戴笠派到西安的曾扩情、侍卫长钱大钧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罚。本应承担情报失职责任的戴笠不仅没有被追究责任，反而愈发被蒋介石信任，就连处理张学良、钱大钧这些高级将领的任务，也交给戴笠和他的特务处负责。
17.特务部队的独立
特务处原本是力行社下面的一个处，在戴笠的努力下，特务处尽管获得了很多独立特权，但是还要部分接受力行社总部的领导。
同时，力行社还有很多派系，国民党军政界中还有其他情报部门、机构存在，这都使特务处的权力受到制约。
西安事变的发生给特务处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转折。事变发生后，力行社许多骨干成员邓文仪、贺衷寒等人曾积极和何应钦一起，主张武力讨伐张、杨。这一主张无疑是要置蒋介石于死地。
回到南京后，蒋介石开始对邓文仪、贺衷寒等人进行痛斥、处分，并对自己倡议建立起的这个力行社也开始心怀不满起来。
同时，随着国共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出现，社会各界对力行社这个秘密组织非常不满，并积极呼吁解散。
在新的抗战形势下，蒋介石也感到力行社需要改头换面。
1937年底，力行社特务处与特工总部合并，成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
“军统”下辖二处，第一处负责党务，第二处则负责情报，并直接向委员长蒋介石负责。力行社特务处编为该局第二处，戴笠仍任处长。
此时的“军统”还不完全属戴笠所有，因为戴笠只是二处处长，这里还有陈果夫兄弟掌握的负责党务的特务一处。
在1938年的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上，成立了三民主义青年团，力行社和它的外围组织复兴社一并解散。
力行社解散后，1938年8月，“军统”重组，第一处另成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中统），而剩下的二处部分则交由戴笠负责，这样一来戴笠就从一个处长跃升为“军统”机关的负责人。
这次跃升有什么意义呢？特务处本来是个内部机构，不具有对外职能。变成“军统”后，这个特务组织成为了一个独立的部门，对外活动公开化、合法化。因此，此次调整对特务部队的影响很大。
在“军统”的人事安排上，考虑到戴笠的资历太浅，由特务处长一下子跃升为军统局长提升太快，所以蒋介石任命侍从室贺耀组任局长，而戴笠任副局长。
戴笠这个副局挂得够久，贺耀组离开后，林蔚、钱大钧先后又接任局长职位，而戴笠一直是副局长。
但是从“军统”成立之初，戴笠就被指定为实际负责人，直接向蒋介石负责。贺耀组、林蔚等人也明白这一点，所以虽然身为局长，却并不插手军统的事。军统内部的事都是由戴笠一手包办，所以很多人都称戴笠为“戴老板”。
在武汉时，军统局设立四室、四处和一个委员会，迁都到重庆后，军统局扩大为八个处，其势力渗透到国民党军政当局的方方面面。
军统活动的指导方针是“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
戴笠多次向军统局的特务诠释这句话，“如果我父亲是贼、母亲偷人，领袖问起，我隐讳一个字，我就不是我爷娘所生的”“我是领袖的狗，谁对领袖不利，我就咬谁”。
在戴笠的一再教导下，军统局的特工们“一切听命蒋介石”，这自然让蒋介石非常高兴。
蒋介石一高兴，军统的好处就大了，要钱给钱，要人给人，要政策给政策，为军统的发展壮大提供了非常有力的支持。
18.暗杀指挥中枢成立
抗日战争还在继续，国内各派势力大都在权衡利弊选择相应的战略，而汪精卫则选择了做汉奸。
1938年12月19日，汪精卫率陈璧君、曾仲鸣、周佛海、陶希圣等10余人乘飞机逃离昆明，随后飞抵越南河内。
堂堂国民党副总裁跑了，外界议论纷纷。面对各界的质疑，26日，蒋介石对外界宣称汪是“请假”去河内养病，汪此行“纯系个人行动，毫无政治意味”。
没有想到三天后，蒋介石掩饰的话就被推翻。汪精卫在香港发表臭名昭著的“艳电”，表示希望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与日本“和谈”。
这下蒋介石的面子丢大了，他一面召开会议把汪精卫开除出党，一面下令戴笠刺杀汪精卫。
干特务头子好几年了，戴笠组织的暗杀已经有很多起了，但是到境外搞暗杀还是第一次。
当时越南属于法国殖民地，军统虽然在河内安排了人，但是这些人只是普通特务，无法胜任暗杀汪精卫这样的任务。
所以，必须要从国内调集一批干职业杀手的特务来河内。但是调集一大批杀手过来，在河内活动必须要有一个据点。
据点的选择非常重要，当时是特殊时期，各个方面的人都特别谨慎，大批特务四处活动，很容易被汪精卫的人、法国方面的人识破。这样不仅危险，还可能使暗杀计划暴露。
为了防止外界干扰据点的正常工作，最好的方法是把据点设在国民党在河内的总领事馆内。
但是总领事馆属于外交部门，戴笠属于军方，虽然两者都是为国民党服务，但是总领事馆可不愿听戴笠的。
戴笠找到总领事许念曾说：“我奉领袖命令来除去汉奸汪精卫，想把行动据点设在总领事馆内，希望许先生能够行个方便。”
许念曾：“不行，总领事馆内不允许有搞暗杀的据点存在。”
戴笠说：“难道你不支持除去汉奸？难道你不服从领袖的命令？”
许念曾不松口：“我当然希望你们除掉汉奸，当然也要服从领袖指令。但是你们杀掉人走了，到时一旦外界知道暗杀据点是潜藏在总领事馆内的，出现了外交纠纷，这个黑锅还要我来背。”
戴笠一看“杀汉奸”、“领袖指令”这些大道理不能打动许念曾，就开始从个人利益方面进行动员：“许先生，你现在是河内总领事，如果你支持我的这次行动，无论事情顺利与否，事后我都会向领袖推荐你到一个好的地方做公使。如果你需要钱，我们军统局也可以提供一些。”
在升官发财的诱惑下，许念曾答应了。但为了避嫌，许念曾提出以后他不再和戴笠见面，而是由中间人进行联络。
河内总领事馆成为了军统暗杀汪精卫行动的据点，据点内还开设电台进行与外界联络。一大批负责暗杀的特务以总领事馆为掩护，开始准备暗杀活动。
虽然有了总领事馆作为据点，但是戴笠还是担心自己在河内久了，容易让外界知道，从而导致暗杀失败。
为了谨慎起见，戴笠决定把暗杀行动的指挥中心设在香港。
香港是个自由港，不用签证，这样外界很难知道自己和军统要员的行踪。同时，香港交通发达，距离河内很近，和重庆方面联系有班机直飞，调人、调物都非常方便。
1939年1月，戴笠由重庆秘密飞到香港，随行的有他的秘书毛万里。
尽管没有签证手续，外界并不知道自己来了香港，但是戴笠依然非常警觉。戴笠本来在香港有栋洋房，但他并不经常居住在这里，又在香港和九龙分别租了公寓，轮流居住。
在办公方面，戴笠在香港区高街6号设立了一个联络站。戴笠多在夜间来到这里，和工作人员见面，指示新的工作任务。
站内设有两部电台，负责和河内、重庆方面的联系，所有电文都由戴笠亲自处理，两地的特务都按照戴笠的电报指示开展行动。
很明显，香港成为了此次暗杀行动的指挥中枢。
19.实施第一次刺杀
暗杀是军统局的主营业务之一，自然不乏暗杀好手。这次暗杀汪精卫的意义又特别重大，所以这次戴笠挑选杀手可谓是精中求精。
首先被戴笠看中的杀手是余乐醒。余乐醒是军统特工骨干，对特工技术极有研究，而且能讲法语，后又被派赴苏联莫斯科接受过“格柏乌”的情报工作训练。他还长于对爆炸技术及药物的研究，在军统局内有“化学博士”之称。
接到戴笠的暗杀指示后，余乐醒带着几名行动人员去了河内，伺机行动。
到了香港后，戴笠还是感觉只有余乐醒这几个人显得势力单薄。他又指示有“辣手书生”之称、在北平暗杀过张敬尧等人的陈恭澍前来河内，与余乐醒一起负责这次暗杀。
有了这两个重量级的人物，戴笠还是感到不放心，他又指令唐英杰和王鲁翘也来河内。
唐英杰从小学习武术，据说有飞檐走壁的功夫，他当时担任的是军统重庆武术训练班教官。
王鲁翘也不简单，据说不仅是个武术高手，而且枪法很准，曾经是戴笠亲自挑选的贴身警卫。
有了爆破技术专家余乐醒、暗杀经验丰富的陈恭澍、武术高手唐英杰、神枪手王鲁翘，戴笠在人员配置方面大致放心了。
人员问题解决了，还要解决武器问题。当时河内属于法国殖民管辖，特务们是不能把武器直接带到河内的。在河内现买这些武器，也不太容易，只有从外界运。
当时，滇越铁路被法国控制，军统不敢使用，只好通过公路。当时中国和越南的物资和军火主要从昆明运到河内。
国民党在昆明设有西南运输处，运输处设有香港监运科。这个监运科由军统局控制，并由军统局香港区区长王新衡兼任。
尽管有王新衡帮助，等把一批手枪运到河内时，已经到了1939年3月。
时间拖得太长了，汪精卫随时可能会离开河内，暗杀行动必须尽快进行，否则一旦汪精卫离开，在河内准备就会白费。
经过多方侦查，陈恭澍等人知道汪精卫住在哥伦路25号，而汪精卫本人则住在二楼的一间房子里。
行动人员最初想凭借人多优势强行进入住宅进行刺杀。但是，汪宅四周都有高墙，且有法国所派的巡捕保护，强行进入难度很大。
行动人员又想在汪精卫乘车外出时实施拦车伏击，但是汪精卫知道自己很危险，天天深居浅出，暗杀人员很难找到机会在路上伏击。
后方的蒋介石在催促，戴笠在催促，情势也不容再等下去了，余乐醒、陈恭澍决定在3月20日动手。武术高手唐英杰进行掩护，神枪手王鲁翘负责执行。院外面还有五六个人进行接应。唐、王二人除了随身携带手枪外，还配备斧子和手电筒（后来这两样东西都派上了用场）。
20日晚上，唐、王二人跃入院内，突然有一只大狼狗扑过来。二人立即开枪，狼狗倒是立即挂了，但狗叫声却引起了汪宅巡捕的注意。
巡捕开枪向二人射击，二人立即还击。巡捕的火力被压制后，王鲁翘立即冲向二楼汪精卫的房间。
王鲁翘冲到汪精卫卧室门口时，房门紧闭。
王鲁翘掏出随身带来的斧子，几下就在门上劈出一个小洞来。在手电筒光的照耀下，王鲁翘看到床底下藏有一个男子，但是却看不到男子的头。
王鲁翘心想在汪精卫卧室的男子应该就是汪精卫吧，于是立即连开三枪，将男子打死。
刺杀成功后，王鲁翘和唐英杰一起跳出汪宅，回到据点向余乐醒、陈恭澍汇报。
20.再次追杀汪精卫
不用说，王鲁翘此次刺杀的那个男子肯定不是汪精卫了，否则也不会有汪伪政权出现了。
原来事发当天，汪精卫秘书曾仲鸣的老婆来河内了。汪精卫这个领导还是挺亲民的，他就发扬了一次风格，把自己的那个大卧室让给曾仲鸣住了，而汪精卫搬到了其他房间。
没有想到汪精卫的这次“发扬风格”行为居然救了自己一命，而那个享受了一夜温柔的曾仲鸣则做了汪精卫的替死鬼。
汪精卫这次虽然没有死成，但是也被吓得够呛。他一方面在报纸上揭露蒋介石、戴笠的暗杀行为，一方面加紧筹划投降日本事宜。汪精卫明白只有赶紧把自己的政权建立起来，才能和戴笠的特务抗衡。
4月中旬，在日本的护送下，汪精卫来到上海，开始和日本人一起筹划建立伪政权事宜。
戴笠知道这个消息后，指示陈恭澍带着唐英杰、王鲁翘等人奔赴上海，和时任军统局上海区区长的王天木一起商议，找机会暗杀汪精卫。
此时的汪精卫非常警觉，他住在租界内，外面又有诸多警卫、特务把守，陈恭澍等人根本没有下手的机会。
不久，汪精卫去了南京，并组建了汪伪政权。有了自己的政权，自然也会有自己的人马。为了对付戴笠的暗杀，汪精卫也开始在日本的支持下，组建自己的特务组织——特工总部。
汪精卫不仅有了自己的特务组织，更有了得力的特务。汪精卫手下的第一号大特务是丁默邨。丁默邨曾经是共产党员，后来背叛共产党而加入了国民党，并进入国民党特务机关。
丁默邨当时是特务机关三处处长，曾经因为成功“招待”张国焘而被二处处长戴笠嫉妒。戴笠向蒋介石控告丁默邨贪污招待费而受到追查。
后来，丁默邨离开国民党，和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走在了一起。接着，丁默邨又加入到汪伪政权，专门搞特务工作。
汪精卫手下还有一个大特务，他叫李士群。李士群和丁默邨有类似的经历，也曾经是共产党员，也曾经背叛共产党进入国民党搞特务工作，后来和日本勾结，进入了汪伪政权，继续干起了特务工作。
二人都是国民党政府特务系统的元老级人物，他们不仅对军统中很多特务都非常熟悉，也对戴笠的那套工作方法非常了解。
汪精卫身边有了这两个重量级特务的加盟，汪伪政权的特务力量非常强悍，戴笠要实施暗杀活动就变得困难起来了。
但是戴笠做事是非常执着的，尽管汪精卫已经是今非昔比，但按照蒋介石的命令，汪精卫还是要实施对汪精卫的暗杀行动。
令戴笠郁闷的是，还没有等自己行动，汪伪政权的特务就开始了反扑。很快，军统元老级特务王天木被抓，随后被关押在“魔窟”之称的76号。
但是，奇怪的是这个王天木居然能够从76号走了出来。戴笠开始怀疑王天木的忠诚度问题，本着“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精神，他密令特务除掉王天木。
也不知道当时王天木究竟是否已经投降汪伪政权，但是等知道戴笠要杀自己时，王天木是真正地投降汪伪政权了。
王天木是军统元老级人物，在华北、华东都做过军统地方负责人。进入汪伪政权后，作为见面礼，王天木毫不客气地把他知道的军统特务全部揭发了出来。
一时间，北平、天津、上海等地的大批军统特务都被汪伪政权的特务抓捕，就连“辣手书生”陈恭澍也没有能跑掉。
陈恭澍也毫不客气，被抓之后毅然投降了汪伪政权，成为汪伪政权的一名高级特务。
王天木、陈恭澍都是戴笠手下的“四大金刚”之一，如今两大金刚反水了，戴笠还是不为所动，继续实施对汪精卫的暗杀活动。
这次戴笠所派的是一个资历很老的特务吴庚恕。吴庚恕到了上海后，派人找来了自己曾经的老同学、在汪精卫手下工作的钟剑魂和陈承伦。
吴庚恕把汉奸、民族大义这些大道理对钟、陈神侃了一通，并希望这两个老同学能够从民族大义出发刺杀汪精卫。
钟、陈二人不知道是后来变卦的，还是当时就没有接受吴庚恕的大道理，反正二人到南京后，就把吴庚恕的话报告给了汪精卫。
汪精卫把此事交给丁默邨。丁默邨让钟、陈二人约来了吴庚恕，于是，深通“民族大义”的吴庚恕就被抓了，接着又被枪决了。
戴笠组织的刺汪计划再次失败。
21.成功的“汉训班”
戴笠不仅屡次对汪精卫下手，对与国民党相抗衡的共产党政权更是屡次下手。
从1936年开始，戴笠就命令当时的特务处西安站站长开设特警训练班，学员从甘肃、陕西等地挑选。
学员训练半年后，被编成特务处延安组。第一批由薛志强带队前往延安。由于没有内线，这批特务根本无法在延安立足，只好都撤了回来。
全面抗战爆发后，戴笠又让张严佛安排过几次特务到延安潜伏，都因为种种原因而失败。
经过多次失败之后，军统局认为历次挑选的特务都不是延安本地人，所以打入延安非常困难，于是决定从延安附近招聘特务。
同时，张国焘叛变后给戴笠出了一计：共产党重视吸收知识分子，打入延安应从学生入手。所以新招进打入延安的特务最好是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年轻人。
1939年9月，军统决以“国民政府战时游击干部培训班”之名在汉中招收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学员进行专业培训。培训完成后，学员接受潜伏任务，想方设法打入延安。
培训班设在汉中东郊十八里铺陈家营一个大院落内，由军统直接控制，又称“汉中特种技术训练班”，简称“汉训班”，对外绝对保密。
“汉训班”所在的陈家营，交通便利，居民很多。为了不让外界民众打扰这个训练班，军统还制造了一些谣言：
“这里是一座疯人院，是烈性传染病院。”
“这里只要谁进去就出不来。要想出来则是竖着进去，横着出来。”
再加上平时，“汉训班”由军人看守、戒备森严，院内不时传出令人毛骨悚然的话语，夜深人静时经常不时传出呼天抢地、鬼哭狼嚎之声，异常恐怖。
因为这些，当地人对“汉训班”所在的这个院子，无不敬而远之。
“汉训班”班主任照例由戴笠亲自兼任。戴笠自然没有时间天天过问班级事务，班级的具体事务由两个人负责。一个是化名为程益的原军统局上海行动组长、汉训班创始人程慕颐；一个是在1937年曾经潜入延安，有“中共专家”之称的沈之岳。
“汉训班”班规森严，实行军事化管理。学员一律以代号为称。入班后，班主任宣布“班规十不准”：
一，不准见熟人打招呼；二，不准吸烟；三，不准告诉他人自己真实姓名和地址；四，不准和其他学员交头接耳；五，不准请假外出；六，不准写信会客；七，不准理发、剃须、洗澡；八，不准上课说话；九，不准不报告如厕；十，不准院内单独行走。
违者轻的鞭笞、禁闭、悔过具结；重者丧命。
在培训内容方面，“汉训班”开有政治社会课和专业技能课。同时，要掌握秘密联络法，学会用米汤、矾水、唾液、糨糊等书写，以碘酒、火烤、水浸等方法显现的操作要领。还要学习万能显影液和汞爆炸药配方，以及电报电文编制方法，用明码和密码配制专用密码的技能等。
“汉训班”从1939年9月成立到1941年3月停办，共招收学员9期，培训特务631名。
1939年底，经系统培训的学员相继被派往延安及各根据地。这批学员因为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接受过专门的培训，又以进步青年的身份来到延安，很快受到延安方面的重视。
延安方面安排这些年轻人去上学，有的特务还进入了抗日军政大学。这些特务在学校表现得积极进步。
毕业后，这批特务有的被分配到边区各个单位，有一些还被分配到中央机关等要害部门，就连共产党的情报部门也有特务混了进来。当时潜伏进去的特务还在负责情报工作的军委二局建立了小组，常不定期从延安向军统西安站发送情报。
不断获得共产党情报的西安站站长程慕颐非常兴奋，于是在1940年又派遣赵秀为总联络员，祁三益、李春茂、杨超为联络员，进入延安。
可以说，“汉训班”这种“自然渗透法”，远比以前精心策划的“派潜打入法”容易得多，且风险小。
也因为这个原因，此次军统对延安的渗透，无论是人数，还是层次都是最成功的一次。
22.潜伏任务的失败
当然，再严密的计划后来还是失败了，它的失败和一个叫吴南山的特务有关。
吴南山本来是甘肃庆阳的一个小学校长，因为控告当地教育局贪污而失业。失业后，吴南山被朋友介绍进了“汉训班”。
训练结束后，吴南山被派回陇东革命根据地。在根据地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吴南山思想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他把自己受训的情况和自己所知道的军统派遣特务潜伏进入根据地的事情向当地的共产党组织做了汇报。
吴南山的汇报引起了根据地领导的高度重视，党组织决定利用吴南山潜伏特务的身份协助侦察，抓捕“汉训班”特务。
一次，吴南山去延安开会，遇到了“汉训班”同班同学、潜伏特务联络员的祁三益。
祁三益还不知道吴南山已经“投共”，听说吴南山如今已经是庆阳县教育科长，于是连忙请吴南山帮忙搞去延安的证明。
不久，祁三益这个潜伏的特务联络员就被共产党抓捕了。经过说服教育，祁三益同意为共产党效力。
身为联络员，祁三益知道一些潜伏特务的情况。在驿马关，他检举了进入情报机构的同学李峰璧。
被调到延安以后，祁三益又以联络员的身份与潜伏特务联系，结果从抗大毕业、被分配到三八五旅的潜伏特务马鸣、赵秉廉被抓获。
接着，祁三益又联系上了西安站派来的另一名联络员杨超。通过杨超，共产党情报人员顺利地找到了潜伏特务的秘密联络点，抓获一批潜伏特务。
当时，西安站派来三名联络员，祁三益已经反水，杨超因为知道祁三益反水，所以他赶紧逃离了延安，从此不见了踪影。
特务联络员李春茂在根据地待久了，不愿意给军统服务了，但是他又不敢向共产党政府自首。
无奈之下，李春茂打算隐姓埋名做个医生。所以抗大毕业后，他去了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学习。但是，在春节期间，李春茂还是遇到了祁三益，被识破了特务身份。
李春茂向祁三益交出了自己掌握的部分潜伏特务讯息。1942年2月，化名李昌盛的李春茂正式被党组织点破其特务身份。
李春茂表示愿意弃暗投明，并积极交出了他联络的所有特务信息，又有几个潜伏特务因此而落网。
三个联络员，两个反水，一个逃跑，只剩一个总联络员赵秀。在一次延安举行的大会上，总联络员赵秀被李春茂认出。不久，赵秀也被抓捕。
赵秀被捕后，供出了自己是总联络员的身份，表示洗心革面，为共产党工作。
除了这四大联络员外，西安站站长程慕颐还留有一手，那就是还有一个小组由他自己单线联系。
这个单线联系的特务小组叫“南卫堃”，小组共有三人即胡耀南、杨效卫、夏秉堃，小组的名字即是三个人名字的组合。
这个小组曾经向西安方面发送过10多次情报，情报内容涉及延安社会情况、抗大情况和军委二局的情况。
因为这个小组是汉训班所派潜伏特务中，潜伏最深也最危险的一批，所以中共情报部门特别重视。
负责侦破工作的边保部门人员先从行政学院查起，但没有查到。
接着，边保部门人员又从抗大的档案查起，终于挖出了这个小组。至此，“汉训班”毕业被安排进延安的潜伏特务基本上被肃清。
此时，特务处西安站还蒙在鼓里，继续向这些潜伏特务发送指令。
直到1943年，宣誓洗心革面效忠共产党的总联络员赵秀，借去榆林工作的机会逃到西安，戴笠才知道自己辛辛苦苦安排进延安的特务计划再一次失败了。
为了安全起见，戴笠下令撤销了军统的西北侦特站，撤走延安周围的一些特务组。同时，戴笠还下令通缉吴南山、李春茂等投降共产党的特务。
此次，共产党抓捕的潜伏特务有几十名之多。据说，此次行动之后仍有部分特务漏网。当然，这些特务虽然按照“长期潜伏”的思想潜伏了下来，但是却一直没有合适出手的机会，后来都悄悄溜走了。
虽然“汉训班”计划最终是失败了，但是这次潜伏计划无疑是军统局做得最成功的一次潜入延安计划，险些给边区政府带来一些大的麻烦。
23.争夺警察权力
抗战期间，军统在军队成为一股强大的势力，特工人员最多时达到近5万名，分布到国民党的军队、警察、行政机关、交通运输机构，乃至驻外使领馆，专门进行监视、绑架、逮捕和暗杀等活动。
抗战胜利后，对于权势极度膨胀、一贯胡作非为的军统，国内很多势力都表示了不同的态度。
日本投降后第二天，朱德总司令就给蒋介石发电报，要求废除一党专政、取消特务机关。共产党的这一主张代表了当时国人的心声，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赞同与响应。
而在国民党内部，蒋介石宠将陈诚想把军统这个机构和人员全部纳为己有；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则想把军统搞垮，以扩大中统的势力；力行社的原骨干邓文仪、贺衷寒等人也想入主军统，以扩大自己的势力。
对于自己的处境，戴笠是非常明确的，他在一次谈话中说：“本局工作以后比抗战时期更为艰苦，委员长外，都主张取消特务……如本局不在，并将成为共产党天下，且止本局之不幸，实国家之不幸。”
戴笠意识到军统所处的危险之后，就立即开始构思新的计划改变现状，对军统进行改头换面式的改革。这个改革分三个方面：
一是把军统在军队的情报部门划归到国防部二厅，由郑介民出任二厅中将副厅长。这样，军队情报系统仍然可以掌握在老军统手里。
二是把内政部警政司扩大为全国性的警察总署，把军统的干将都合法化地安排到警察系统之中，这样戴笠就可以控制警察系统的行政、教育、人事大权。
另外，抗战期间，军统局还拥有一大批忠义国民党军队、别动队等特务武装，这批武装在抗战后期得到急剧扩张，到抗战结束已经达到近5万人。
抗战结束了，这一批以“忠义救国”为口号的特种部队也要解散。这批生力军无论是遣散回籍，还是编入其他部队，戴笠都不舍得。
三是把以“忠义救国”为口号的特种部队编入交警总队，交警总队名义上归交通部掌管，而实质上仍然控制在戴笠的手中。
面对军统局即将解散的命运，戴笠未雨绸缪地策划了这三个思路。当然这只是思路，能否得到执行、执行多少还要看蒋介石的意愿、国民党各个派系的力量博弈。
在戴笠的这三个思路中，控制国防部二厅的这一个思路执行得还算顺利，郑介民后来确实成为了二厅厅长。
组建交警总队的计划后来也执行了，而且这支部队后来也成为国民党部队中作战力量非常强悍的一支。
出问题的改组思路在于第二条，那就是控制警察的问题。
控制警察一直是戴笠的一个心愿。1932年戴笠手里刚刚有点权力的时候，他就开始往杭州的浙江警官学校安插特派员，从而把自己的势力介入进警察系统。
抗战期间，戴笠又组建警察协进会（后来改称中国警察协会），把浙江警官学校和北平警官学校合并为中央警官学校，自己任主任委员。
同时，戴笠还通过人事安排，一些地方警察局局长、分局长、处长等，分别由军统出身的亲信担任。
权力是个好东西，谁都想要。戴笠疯狂抢夺警察系统权力，自然激起了警察系统大佬的抵制，其中抵制最厉害的是李士珍。
李士珍毕业于黄埔二期，从1926年9月参与筹办警校到任中央警官学校中校教育长，资格颇深，很多警界精英都是他的学生。
不仅如此，李士珍也有后台，戴笠的老对手陈果夫、陈立夫、军队实力派陈诚、考试院院长戴季陶都是支持李士珍的。
有了李士珍这个强劲对手的抵制，戴笠控制警察的计划执行起来就困难得多了。
24.特务天才遇难
1946年，戴笠、李士珍分别给蒋介石递交了一份建警计划。很明显，谁制定计划都会偏向自己，因此，蒋介石认可的那一方的计划，实际上也就是支持了那一方以后在警界的权力。
这时国民党各界知道内情的都在猜测，蒋介石会支持哪一方呢？
计划递交上去了，不知道蒋介石怎么想的，反正就是迟迟不表态。
抗战胜利后，北平、天津一带的军统站都在忙着接收地盘、敲诈汉奸，同时，军统局还要和美国海军谈判，利用美国海军运输军队，准备和共产党军队作战。
1946年3月，戴笠放下建警的事，跑到北平和美军柯克上将谈判。
正当戴笠在北平频繁活动的时候，他突然接到一封毛人凤发来的电报，大致意思是说，建警计划遭遇宣铁吾等人捣鬼，要提防咱们军统遭遇祸端。
宣铁吾是黄埔二期生，做过蒋介石的侍卫长，也属于蒋介石的亲信，和戴笠关系一直不太好。
李士珍有了宣铁吾的支持，戴笠不是感到紧张了，他是感到恐惧了。此时戴笠意识到，要赶紧向蒋介石汇报，争取主动。
但是和美军谈判还没有结束，不能撂下挑子就走啊。无奈之下，戴笠让手下写了一份给蒋介石的电报，大意是平津这边的事情挺棘手的，但是到本月中旬就能搞定，这个月中旬就能面见你，希望能够听到你的垂询。一切事情都唯你的命令是从。
上面的这些内容倒是挺客气的，但是最后戴笠又让手下加入“煮豆燃萁，相煎何急”之句，语气显得有些过于激烈。
这封电报是让毛人凤转交蒋介石的。毛人凤接到这封有过激词语的电报，衡量再三，没有敢将电报交给蒋介石。
戴笠在北平等来等去，就是接不到蒋介石要见自己的命令。眼看自己说的本月中旬日期已经过了几天，戴笠等不下去了，于是决定自己亲自回去面见蒋介石。
3月15日，戴笠坐飞机从北平出发，经过天津、济南到达青岛，准备从青岛飞往上海，再辗转到重庆。
在离开北平的时候，戴笠还不忘告诫北平站的特务：“抗战胜利了，大家不要以为天下太平了。我是不怕共产党的，但是你们不是他们的对手，要是你们不留意，将来头被人割去还不知道，所以对付共产党要特别留心。”
3月17日，戴笠的飞机准备从青岛起飞上海。当时，机场烟雨弥漫，天气阴沉，随行人员都劝戴笠等一下再走。此时戴笠一心要见到蒋介石，面陈机要，所以他一刻也等不了。
当听说南京天气不错时，戴笠要求机组人员多带点油，先飞到南京，再想办法去重庆。
11点45分，戴笠的飞机从青岛起飞，中间曾经有两次和地面联络，到1点13分，飞机和地面联络中断。
经过一夜的搜索，一直没有见到戴笠的消息。18日一早，毛人凤把和戴笠失去联络的消息报告给了蒋介石。
得知飞机曾经在上海、南京一带飞行，因为大雨没有降落，所以蒋介石担心飞机可能降落到了解放区。因此，蒋介石指示毛人凤安排军统局人员空降到解放区进行搜索。
毛人凤召集来军统局的头头们，宣布了委员长要派军统局人员去解放区搜索戴笠的指令。
听到这个指令，那些特务们都傻眼了：自己干了那么多坏事，现在到解放区不是去送死吗！
毛人凤一看大家都不愿意去，就声泪俱下地一再请求。最后，沈醉才表示：“大家都不愿去，那就我去吧。”
就在沈醉抱着非常不情愿的心情准备出发时，军统局南京站传来消息：戴笠的飞机失事了。
戴笠的死在国民党内引起了极大的轰动。3月25日，国民党正式公布了戴笠的死讯，并宣布从3月26日到6月14日是公葬期，各地党政军机关要举办追悼大会。
6月12日，国民党政府在南京举行公祭，蒋介石亲临主祭，行政院长宋子文、国防部长白崇禧率领文武官员陪祭。
在众多挽联中，章士钊写下的“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平生具侠义风，功罪盖棺犹未定；名满天下，谤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后人评”挽联最出名，也许是对戴笠这个特务天才的最好评语。
25.军统局三强争雄
戴笠死了，他领导下的特务部队还在继续，但其以后的作为明显差了很多。
其实，从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国民党的特务部队实力已经开始被削弱，而戴笠的去世无疑使特务部队遭遇重创。
这是因为戴笠不仅具有非常强的办事能力，而且受到蒋介石信赖，可以说戴笠是这支部队的灵魂人物。如今这个灵魂人物一去世，特务部队开始陷入纷争了。
军统局属于“一把手负责制”的机关，老大是不同的人，军统局的行事风格、作用大小都会有大的区别。戴笠死后，谁做老大成为了国民党上下关注的焦点问题。
军统局权力大、油水多，戴笠一死，中统的陈氏兄弟、蒋介石宠将陈诚都想插手军统。但是蒋介石不想让其他派系的人染指军统，认为军统的老大还是要从军统内部产生。
当时，军统内部有资格当军统老大的有三个人，他们分别是军统主任秘书郑介民、帮办唐纵和代主任秘书毛人凤。
三个人分别代表了广东、湖南、浙江三派势力，以前戴笠在的时候，有戴老板镇着三个人还能相安无事。戴笠这个老虎一死，三个人的争斗就公开化了，争夺军统局老大更使三个人的争斗异常激烈。
郑介民是海南文昌人，黄埔军校二期毕业，毕业后又到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回国后任蒋介石侍从副官，负责情报工作，从这些经历能够看出，郑介民很早就成为了蒋介石的亲信。
力行社成立时，在讨论特务处长人选时，郑介民的资历、排名比戴笠还要靠前。但是后来在蒋介石的提议下，郑介民成为了戴笠的副手，担任特务处副处长。特务处成为军统局后，郑介民担任军统局主任秘书，在实权上是仅次于戴笠的二把手。
同时，郑介民还被国民党内一些同行称为“有政治头脑”和“科学训练”的军事情报专家、“军事谋略家”和“军事理论家”。他写的《谍报勤务》《军事情报学》是当时特务培训的必读课本；他写的《抗战时期中对共产党的对策》《苏俄现阶段的国家战略》连蒋介石都非常喜欢阅读。
唐纵是湖南省酃县（今炎陵县）人，黄埔军校六期毕业。在力行社还没有成立之前，唐纵就开始负责为蒋介石提供情报。
力行社成立后，唐纵是戴笠“十人团”之一，还是特务处第一任书记，所以唐纵也是一位资历非常老的特务人员了。
不仅如此，此后，唐纵又做了几件事给自己的资历加了不少分。
1933年，唐纵指使人逮捕了几个“改组派”的人物。这个改组派是汪精卫、陈公博等组织反蒋介石派，经常和蒋介石作对，他们呼吁的改组也就是从蒋介石手里多分点权力。
唐纵让人抓捕改组派人物，实际上是大大地帮了蒋介石一把。但改组派还是有一些影响的，他们的领头人物汪精卫一闹，蒋介石为了减轻压力，就决定找个替罪羊。
于是，唐纵就不幸地成为了这个替罪羊，他被免去特务处书记职务，去德国大使馆做副武官。
这一次，唐纵是替蒋介石抓捕政敌，又是替蒋介石背黑锅，所以唐纵在蒋介石心中加了一分。
第二件加分的事情是，唐纵做了替罪羊并没有气馁，他到了德国后，积极学会了德国法西斯那套对付老百姓的办法。后来军统局特务的许多做法，都是师从唐纵从德国学习的那一套。
第三件加分的是，1938年，唐纵担任了蒋介石侍从室第一处第六组组长，在蒋介石身边主管情报业务，和蒋介石的关系非同寻常。
和郑介民、唐纵比起来，毛人凤就有点可怜了。毛人凤虽也是黄埔出身，但他因病没有毕业。力行社特务处组建之时，毛人凤还在地方任职。直到抗战前夕，毛人凤才调到南京特务处担任机要秘书。
毛人凤虽然发迹晚，但他也有一个优势，那就是他是戴笠的小学同学，后来毛人凤考黄埔也是戴笠指引的。这样一来，毛人凤就成为了戴笠的铁杆盟友。
戴笠是极度强势的人物，军统局就是他一个人说了算，毛人凤因为是戴笠的铁杆，所以在军统局中升迁得非常快，并迅速成为了一个可以和郑介民、唐纵这样军统元老可以相抗衡的人物。
戴笠后期还安排毛人凤成为军统局代主任秘书，这个职位的好处就是经常能够向蒋介石汇报工作。毛人凤也因为这个关系，赢得了蒋介石的信任。
因此，戴笠死后，郑介民、唐纵、毛人凤都是有希望问鼎军统局老大的，如果三人相争，鹿死谁手还真不知道呢？
26.军统局新桃旧符
一般说来，“三强”相争一般过程都会非常惨烈，结果也很难预料。但是如果“一强”倒向了另“一强”，那么均衡就会立刻被打破，胜负结果就会立刻出现。
这一次“三强”相争中，也有“一强”先倒了，而且是主动倒的，这一主动倒下的“一强”就是毛人凤。
毛人凤为何愿意倒下呢？原因很简单，自己尽管在军统中的势力也不弱，尽管也得到蒋介石的信任，但是国民党军队中是要讲资历的，军统局也不例外。毛人凤明白，凭借自己的这点资历，要想成为军统局老大那是不太现实了。
既然自己希望不大了，毛人凤也不会放手退出这次老大之争的，他还利用自己的势力参与这场争斗，争取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经过分析，毛人凤认为，郑介民此时正在北平担任军调处军事协调小组国民党代表，和共产党进行谈判，无暇他顾。而且从做事风格上来说，郑介民对军统内部的事务不是太喜欢过问，如果让郑介民当老大，自己可以在更大程度上控制军统。
而唐纵则不同，他本来就是军统局帮办，做事谨慎认真，事必躬亲。如果唐纵成了军统局老大，自己的好日子就不多了。
权衡利弊后，毛人凤决定支持郑介民。在得知戴笠死后的第二天，毛人凤就动员张严、沈醉等人向蒋介石请命派郑介民任局长。
不仅走下层路线，毛人凤还走起了上层路线。在一次给蒋介石汇报工作的时候，蒋介石提到了军统局局长人选问题。
如果上级领导当着一个人的面讨论这个人所在部门老人人选时，可以肯定的是这个人肯定没戏了，上级领导只是向这个人咨询一下的。
所以当蒋介石向毛人凤咨询谁可以出任局长时，毛人凤再一次感到自己出任局长是毫无希望的。所以，他就按照原先的思路，推荐起郑介民来。
即使推荐郑介民，也要注意方法，否则被蒋介石看出猫腻来反而不好。所以面对蒋介石的咨询，毛人凤只是简单地说，军统局的高级人员和郑介民关系很好，对唐纵有些疏远。
有了毛人凤的这句话，军统局“三强”相争的局面随即结束，3月23日，蒋介石正式指示：郑介民出任军统局长，毛人凤、唐纵为副局长。
按照军统局特务的话，军统局不姓“戴”了，现在改姓“郑”了。
其实，这个时候军统局不仅改姓“郑”了，它内部的职能、外部的名字也在发生变化。
3月25日，郑介民和唐纵、毛人凤等人一起商议军统局的改革问题。按照戴笠原来的思路，郑介民等几个人的商议出了如下结果：
军统局原来军事部分职能划归到新成立的国防部二厅；
军统局对外公开的职能，划归到内政部警察署；
其他秘密业务部分缩小为一个秘密的组织里，军统局打算撤销。
第二天，蒋介石批准了郑介民等人商议的结果，只是新秘密组织的名字问题一时还没有决定，而是让郑介民他们几个人再商议一下。
接着，毛人凤、唐纵商议的“国防警察局”，毛人凤单提出的“调查统计局”，这两个名称都被蒋介石否决了。
最后，蒋介石提出新部门名称为“保密局”，保密局的编制设立在新成立的国防部下面。
蒋介石之所以选择保密局这个名称，一方面是因为“调查统计局”这样的称呼名声太臭了，而保密局既中性，又带有一定的神秘性。
按照蒋介石的思路，以后特务工作要神秘一些，很多事尽量不要让外界知道，这样可以减少外界对特务、乃至蒋介石本人和国民政府的批评。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蒋介石在军统局干部的训话中说：“特务工作要做无名英雄，不求名利，不求闻达，不好虚荣，要绝对保密。”
就这样，军统局的局长也变了，职能也调整了，名称也改叫保密局了，国民党的特务部队赢来了一个新时代。
27.三强之后又三强
“三强”相争，靠着毛人凤的支持，郑介民脱颖而出成为军统局局长，进而成为保密局局长，而且兼任了国防部二厅厅长。
如今三人的胜负已分，本来各方都应该平静下来了。然而，这场争斗并没有停止，三强之间新的争斗还在继续。
当时，虽然郑介民当上了军统的局长，但是国共谈判还没有结束，作为军调处代表，郑介民还要回到北平去。
郑介民刚刚接手军统，还没有来得及对军统进行整顿就要离开，自然是不放心。在郑介民看来，毛人凤在军统中一直搞内务，毛派势力在军统中非常有权力，如果自己在北平期间把军统交给毛人凤，等到自己回来，军统就成为毛人凤的天下了。所以，在郑介民离开南京的时候，巧妙地向蒋介石提议由唐纵担任军统局代理局长。
应当说郑介民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他推荐唐纵做代局长也是个不错的主意，但是郑介民低估了毛人凤的能量。
郑介民离开南京以后，毛人凤一方面注重和国民党军队要员陈诚、政府要员孔祥熙搞好关系，一方面在军统内部动员自己的人挤兑唐纵。
在一次蒋介石的代表朱绍良视察军统之前，毛人凤提前做好手脚。他一方面动员自己的亲信做好在会议捣乱的准备，一方面利用自己管理内务的权限使诈，在通知唐纵亲信开会时间时，故意告诉他们一个晚一点的时间。
会议开始了，唐纵的很多亲信都没有来得及参会。
毛人凤发言时，下面一片掌声。等到唐纵发言，下面是一片混乱，连唐纵讲话的声音都听不到。
这次会议让唐纵丢尽了面子，也让唐纵心灰意冷起来。
此后，毛人凤还继续利用自己的势力拼命挤兑唐纵。唐纵只是个代局长，平时又为人谨慎。面对毛人凤的挤兑，唐纵有些为难。
此时，适逢国民党高层职务调整，唐纵被任命为内政部次长、兼警察署署长。有了新的职位，唐纵不想再纠缠于军统内部的争斗，而是专心搞他的警察业务去了。
唐纵离开了争斗，军统内的“三强”变成了“二强”，但是很快又有“一强”加入了进来，这“一强”就是沈醉。
和老“三”强的三位相比，沈醉要年轻很多。他18岁就进入力行社特务处，因为表现不错而受到戴笠的器重。据说，戴笠甚至有把沈醉培养成为接班人的意思。
军统局改组为保密局后，当时的八个处级干部走了七个，只有沈醉这个总务处长留了下来。因此，沈醉属于那种年龄小、资格老的军统元老级人物。
作为新“三强”之一，沈醉还没有自立门户的能力，因此他还要倒向另外两强中的一个。很明显，沈醉倒向谁，谁将在新一轮角逐中获胜。
年轻人都有争强好胜的习性，年轻的沈醉更不例外。因为财政上受到孔祥熙挤压，郑介民、唐纵接手保密局后都开始用裁员、减少开支等节流的方法帮助保密局渡过财政难关。
郑介民、唐纵的这些行为使保密局的地位不断降低，这让年轻的沈醉非常不满，他认为郑介民的这种行为是在葬送戴笠辛辛苦苦建立起的特务事业。
沈醉知道毛人凤是个狠角色，如果让毛人凤掌舵新成立的保密局，无疑可以发扬光大戴笠未尽的特务事业。
因此，从把保密局做大、做强的角度考虑，在毛人凤和郑介民进行的新一轮争夺战中，沈醉是希望支持毛人凤的。
有了沈醉的支持，毛人凤的胜利和郑介民的倒台又成为了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28.都是老婆惹的祸
其实，郑介民和毛人凤的交锋从郑介民刚离开南京去北平时就开始了。
郑介民离开南京时，不仅推荐了唐纵任代局长，还任命亲信张继勋为局长办公室主任，并明确要求以后局内重大事务都要由局办公室签署。
按照郑介民的思路，张继勋的权力够大了，但军统局内部的资历问题害了张继勋。当初张继勋是科长时，毛人凤的亲信何芝园、叶翔之都是处级、副处级了，所以张继勋现在虽然成为办公室主任，何芝园、叶翔之等人根本不把张继勋放在眼里。
张继勋也拿这些老领导没有办法，这些老领导更加猖狂起来，终于把张继勋挤兑得没法干下去了。
无奈之下，郑介民只好把张继勋调走，把另一个亲信黄天迈调进办公室做主任。
黄天迈也遇到与张继勋同样的问题，因为受到毛人凤派人的打压，无法工作。
收拾了郑介民在办公室设置的这个障碍以后，保密局的内务再次成为毛人凤的天下。但是此时的毛人凤已经不满足内务的权力争夺了，他还要把保密局的权力全部争夺过来。
要夺保密局的权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要蒋介石点头才行，所以毛人凤需要把事情闹到蒋介石那里才行。
于是，毛人凤开始寻找击败郑介民的突破口。而且这个突破口很快就被发现了，那就是郑介民爱财如命的老婆何淑芬。只要通过何淑芬抓住郑介民的贪污证据，就可以放倒郑介民。
就在毛人凤为寻找郑介民贪污证据犯难的时候，沈醉跳了出来。沈醉是保密局总务处长，何淑芬凭借局长太太的身份，经常把家里的日常开销都拿来找沈醉报销。
沈醉非常生气，在一次和毛人凤见面中汇报了这件事。通过沈醉的牢骚，毛人凤看到了这个年轻人大有利用价值。
在谈话中，毛人凤不谈郑介民的问题，只是不停地暗示：沈醉啊，你很年轻，以前戴老板在位的时候就非常看好你，你以后的前途无量啊。当然，现在还有一些人骑在了你的头上，等这些人一走，保密局以后就看你的了。
听到毛人凤的表扬，沈醉对前途充满了渴望，对骑在自己头上的一些人自然开始充满了仇恨。
毛人凤讲完了，轮到毛夫人上场了。毛夫人直接告诉沈醉：郑介民卡住了你，如果郑介民倒掉了，你不就起来了吗？
经过毛人凤夫妇的一唱一和，沈醉心动了，他开始实施起了倒郑介民行动。
沈醉把郑介民支持老婆贩卖鸦片、倒卖保密局枪支、占用保密局私产的不法行为。告诉了毛人凤，毛人凤觉得这些材料算不让猛料。沈醉决定实施一件更为猛烈的倒郑行动。
1947年9月11日是郑介民的50大寿，郑介民怕惹麻烦不主张大搞庆寿。这时，沈醉就找到郑介民的老婆，大谈庆寿的伟大意义，那就是可以大捞一笔。
在沈醉的鼓动下，郑太太心动了，她认为郑介民不仅要搞庆寿，而且要大搞。郑介民是个怕老婆的人，看到老婆大搞庆寿，他一个人去了上海躲了起来。
郑介民不在南京了，沈醉行动就更方便了。他在保密局内大肆宣传郑介民要庆寿的消息，让大家到时都去送礼、祝寿。
在动员完保密局的人后，沈醉又派人动员了“滨湖同学会”的人也去参加庆寿。
郑介民接手后，保密局经费紧张，就裁掉了一大批特务人员。这些人员离开保密局后，就自发地组织了“滨湖同学会”。
不用说，这批人对郑介民怀着很大的仇恨。看到郑介民居然大搞生日宴会，岂能不去凑一下热闹。
9月11日，沈醉先提前到了郑介民家，并提议把郑家收到的礼物都陈列在寿堂上，随后偷偷拿出相机把这些高贵的寿礼都拍摄了下来。
宴会开始了，沈醉又突发奇想，让人去了鸡鹅巷招待所请来了一批客人。这些人比“滨湖同学会”的人还惨，他们是军统牺牲特务的家属，这些人本来都是由军统出钱供养的。后来保密局没钱，一次性给他们一笔钱后，就不再管他们了。
鸡鹅巷和“滨湖同学会”的人一到，宴会现场顿时热闹了起来，生日宴会也在一场闹剧中结束了。
事后，毛人凤通过蒋介石的侍卫长俞济时把生日宴会上的事、郑介民贪污的事告诉了蒋介石。
1947年12月5日，蒋介石免去郑介民保密局局长职务，调任国防部次长，而毛人凤则顺利接管了保密局。
29.后戴笠时代的凄惨
本来军统变成保密局，职能就被砍掉了不少。领导层郑介民、毛人凤、唐纵等人又相互掐架，尽管后来毛人凤成功胜出，但是这种高层的内讧使这支特种部队元气大伤。
同时，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的节节败退，也影响到特务部队的士气人心，所以解放战争的保密局和抗战期间的军统相差太远了，套用一句时髦的话，那就是保密局是特务部队的“后戴笠时代”。
在后戴笠时代，特务们感到的首先是失落。
因为经费紧张，从郑介民掌舵时就开始大幅裁员。一大批享惯了特权的特务被迫离开了服务多年的特务部队。
那些侥幸留下来的特务也能感到保密局和当初的军统大不同了，以前可以借助各种名义花钱如流水，现在明显感到手头紧多了。
更令特务们感到难过的是，当年为了党国利益“杀身成仁”的那些战友的亲属也得不到应有的抚恤。
和待遇的变差相比，后戴笠时代的特务部队在业务上也变得不那么厉害了。曾经可以和日本情报部门、汪伪政权情报部门分庭抗礼的特务部队在共产党面前却并没有取得多大的光辉业绩。
虽然保密局也动用了一些手段对各地的工人运动、学生运动进行镇压，但是各地的运动依然是此起彼伏。
共产党却是步步逼进，他们通过各种方法在国民党的军队、政府机构安插、策反了一大批人，就连保密局内部也出现了不少共产党的人。
面对保密局在解放战争中的失败，那些忠于党国的保密局特务开始怀念戴老板，希望保密局的情况能够尽快改变。
保密局的情况有所改变了，但是不是向好的方面改，而是向坏的方面改。
当时国共内战的态势已经逐渐明朗，国民党失败已经成为定局。国民党的地盘不断地丢失，保密局在各地的联络站也随之丢失。
在其他部队人心惶惶之时，保密局的特务却不能闲着，他们还接到两个重要任务：一个是对即将丢失的城市进行破坏，希望给即将接手的共产党留下个烂摊子。另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安排潜伏特务伺机而动给新生的共产党政权搞些破坏，同时实施接应蒋介石的反攻大陆计划。
特务部队的特务都是人精，他们明白靠潜伏下来的特务留下来做成大事简直是痴心妄想，而且一旦被发现，小命就难保了，所以谁都不肯留下来。
潜伏计划是领袖和毛局长要求的，各地保密局领导头痛的要命，也只好分别找那些忠心党国的特务谈话，希望他们从大局考虑，留下来执行潜伏计划。
当保密局上下正在为头疼的潜伏计划忙碌时，高层又出事了。蒋介石下野了，李宗仁成为代总统。
为了给外界带来个好印象，李宗仁一上台就限制保密局经费和人员，并且想接管保密局。
保密局一贯是以效忠蒋介石为宗旨的，面对代总统李宗仁的接管，毛人凤只好敷衍一下。他从保密局调了100多人组成了一个假的保密局交给李宗仁，让这100多人跟着李宗仁去了广州。
毛人凤则带着剩下的保密局骨干来到上海，在上海成立了第一站和第二站。上海站不仅要搞情报、策划保护大上海，还要指导未解放地区特务站做好潜伏计划。
安排潜伏计划离不开钱，前期各项经费还能跟上，随着国民政府各个机构、要员的撤离，潜伏计划的经费也遇到了一些困难。
5月23日，毛人凤在撤离大陆前找来上海站特务谈话。在大谈了一番潜伏的重大意义后，问上海站副站长王仲青还有啥困难。
本来谈钱多伤感情啊，但是此刻不谈恐怕以后就没有机会了。王仲青只好表示，潜伏人员还有点缺钱！
这时的毛人凤也拿不出啥钱了，只好对身边的成希超说：你还有没有钱？
成希超没办法，只好把身上仅存的一百多银圆拿了出来，交给王仲青。
谈话之后，毛人凤和成希超等保密局骨干一起坐飞机飞去了台湾，而那些留下来执行潜伏计划的特务还要继续在大陆的凄惨生活。
30.特务部队的末日
到了1949年，解放地区的保密局地方站都已经瓦解。此时，只有西南等未解放地区还有一些保密局特务存在。
在这些地区中，云南昆明的特务组织依然强劲，这不仅是因为云南尚没有解放，还因为这里有一个重量级的大特务——沈醉。
沈醉本来是毛人凤和郑介民进行互斗时的干将，等郑介民被毛人凤挤兑走后，沈醉并没有得到太多的好处。
1948年5月，当了8年军统局和保密局总务处处长的沈醉被毛人凤“充军”到了云南，担任了保密局云南站站长。
云南处于大西南，虽然距离共产党的部队有一段距离，但是也不太平。云南原来是“云南王”龙云的地盘。后来蒋介石运用手腕软禁了龙云，龙云的表弟卢汉成为了云南的省政府主席。
龙云拥护共产党后，就致书给表弟卢汉以及云南的其他故旧，呼吁他们投降共产党、迎接解放。得到龙云的呼唤后，卢汉随时准备举起起义大旗。
对于昆明的局势，沈醉是有清醒认识的。蒋介石的警卫赵秉珏从台湾来到昆明，沈醉就惋惜地对赵说：“你怎么这时候还来昆明，我们还想着去台湾呢，这里现在风声紧得很。”
沈醉是想去台湾的，但是他却无法去台湾，因为这需要毛人凤的同意。
1949年下半年，毛人凤来到云南，企图逼劝卢汉忠于党国。在云南期间，毛人凤对沈醉在云南的工作非常不满，这令沈醉对毛人凤动了杀机。
一次，沈醉去找毛人凤汇报工作，无意中发现台湾催毛返台的电报。沈醉心里一震，若再不下手，以后可能就没有机会杀毛人凤了。于是，沈醉打算第二天趁毛人凤吃晚饭时下毒。
第二天，沈醉怀揣着毒药来见毛人凤。但是沈醉却迟迟下不了手，这是因为沈醉是非常感激戴笠的，他不想让戴笠一手缔造的特务部队受到冲击。现在自己虽然对毛人凤不满，但是毛人凤一旦死了，并没有太合适的人取代毛人凤，到时保密局只会更惨。
正是因为这个顾虑，沈醉把身上的毒药倒在了冲水马桶里。
毛人凤坐飞机离开时，沈醉问毛人凤：“情况一旦有了变化，我怎么办？”
沈醉希望毛人凤同意自己去台湾，毛人凤却说：“你可以学王佐诈降嘛，不过不可以断臂，留着它还有大用场呢！”
毛人凤不希望沈醉去台湾，而是希望沈醉死守云南。
逃向台湾没有希望，死守云南不是被解放军就是被卢汉抓捕，沈醉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光荣起义”，投降共产党。
毛人凤离开后，重庆、成都等地也先后解放，国民政府的很多没有撤离机构纷纷搬到昆明。
局势越来越危险，卢汉下令封锁机场，机场实行“只准进，不准出”的政策。种种迹象让干了多年特务的沈醉非常担忧。
就在沈醉非常担心的时候，突然接到西南行政长官要求他到卢汉家开会的通知。此时的沈醉已经意识到形势危急，他立即指示云南站特务等他的电话，随时准备携带好文件、电台和武器，前往尚未投降的二十六军军部。
安排好云南站的事务后，沈醉立即赶赴卢汉家。一到卢汉家，沈醉就被软禁了起来。
此时沈醉明白自己现在已经失去了自由，稍有反抗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为了保证安全，他还举起了双手，任凭警卫员搜身。
沈醉被软禁了，那些在特务站等待电话的特务自然也没有等到电话，等来的却是卢汉的云南保安团。于是，那些准备撤往二十六军的特务也全部被软禁了。
大陆的特务站结束了，那些潜伏下来的特务自然也没有啥好结果，他们虽然也曾做出一点动静，但最终要么投降，要么被杀，要么逃离了大陆，就这样，曾经在抗战期间，叱咤风云的这支部队在大陆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