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陈果夫：CC系掌门大起大落
作为党务工作门外汉，陈果夫出任组织部代部长之后，于波澜不惊中大换血，为蒋介石建立南京政府掌控中枢奠定了基础，他与胞弟陈立夫也因此崛起，时有“蒋家天下陈家党”之称。赴台后时过境迁，CC系遭清算，陈果夫亦在落寞中谢幕人生。
小档案
姓名字号：陈果夫，名祖焘，字果夫
籍贯：浙江吴兴（今湖州）
生卒年月：1892.10.27—1951.8.25，卒年59岁
毕业院校：南京陆军第四中学
最高职务：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
家世：
远祖——陈氏出自妫姓，相传远祖为虞舜。
始祖——舜的第33代孙胡公满，被封于河南宛丘，因为皇帝家族中的陈丰氏部落曾经定居此地，号为“陈洲之山”，于是胡公满在此建立了陈国，并以国为姓，确立了自己的姓氏。
祖先——胡公满第78代孙陈缜，率族人在湖州府归安县东林山一代居住。
陈缜第17代孙陈应恪，又举家迁至湖州府学前街谷诒堂，经营丝业起家。
陈缜第23代孙陈丰时，家业逐渐兴盛，成为当地望族。
陈缜第25代孙陈延佑时，正逢太平天国运动，因受到农民革命军的冲击而家道中落，后来太平天国运动失败，陈延佑重振家业，使家业复兴如初。
父辈——陈缜第26代孙，即陈延佑的儿子：老大陈其业（陈果夫的父亲），老二陈其美，老三陈其采。其中，陈其美是革命党人，是陈家三兄弟里的佼佼者；陈其业走的是实业救国道路，后来依附蒋介石；陈其采先是革命救国，后成为蒋政权的高级经济官员。
兄弟姐妹——弟弟名祖燕，字立夫；大妹名祖孝，字顺夫；二妹名祖恭，字敬夫。
妻子——朱明，未生育。
子女——继子陈泽安（陈立夫长子）；继女陈泽宝（二妹陈敬夫的女儿）；干女儿朱月琴（原陈家女佣）。
简历
1907年——入浙江陆军小学堂。
1911年——入南京陆军第四中学。同年，加入同盟会。
1918年——开始在上海经商，与蒋介石等人从事交易所投机买卖。
1924年——黄埔军校创办后，在上海为军校招募新生兼采购物资。
1926年——任国民党第二届中央监察委员，后兼中央组织部代部长。
1928年——任国民政府委员兼监察院副院长。
1929年——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代理部长，成立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同年，任中央组织部部长。
1932年——任导淮委员会副委员长。
1933年——任江苏省政府主席。
1938年——任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
1945年——任国民党中央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兼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
1946年——任中央合作金库理事长。
1950年——任中央评议委员、交通银行董事、中央银行董事。
1951年——于台北病逝，享年59岁。
一步登天，主持党务大手笔
1.初遇世叔蒋志清
在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有一句流传甚广的顺口溜：“蒋家天下陈家党，宋家姐妹孔家财。”其中的陈家党，指的就是管理党务多年的陈氏兄弟——陈果夫与陈立夫。
陈果夫得以进入国民党权力核心，离不开两位贵人的相助，一位是二叔陈其美，一位是陈其美的结拜兄弟蒋介石。
1911年11月初，在上海陈其美的住所，陈果夫第一次见到了蒋介石。
当时陈其美正在病中，在其病榻前，陈其美向陈果夫介绍说：
“蒋先生负责主持杭州方面敢死队的工作，和我是结拜兄弟，三弟，你该唤他一声三叔。”
“三叔好。”陈果夫恭恭敬敬。
蒋介石微微一笑，用温和的目光审视着陈果夫。
当时蒋介石24岁，比陈果夫年长5岁，尚未取得革命业绩，没有什么威望与地位，但他与生俱来的领袖气质，让陈果夫过目难忘。多年后陈果夫回忆这次见面时，用赞叹的口气说：
“蒋先生威毅稳重的风度，使我第一次所生的印象非常深刻”，“我对他的敬仰之心，便与日俱进”。
但此时，陈果夫自然不会知道，成为蒋介石的“侄子”，对他意味着什么。
陈果夫出生于浙江省吴兴县，二叔陈其美作为同盟会在江浙沪地区的重要领导人，被孙中山先生称为一代“人杰”。其父陈其业曾东渡扶桑学习经济，回国后一度从商。陈果夫早年入私塾读书，1907年考入浙江陆军小学，陆小毕业后升入南京陆军第四中学，后经二叔介绍加入同盟会。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后，正在南京陆军第四中学就读的陈果夫，遵从二叔——同盟会中部总会庶务部长陈其美之命，将学校里分散的同盟会员组织起来，并决定赴武汉支援革命党人，抵抗清军，捍卫武昌起义的成果。
陈果夫等人自南京出发，前往武汉。途经上海时，陈果夫听说二叔正在生病，特地前来看望。
告别了陈其美和蒋介石，陈果夫随同伴们继续赶路，当他们抵达武汉时，正值阳夏战争第一阶段汉口争夺战结束，清军攻占汉口，革命军退守武昌和汉阳。
11月16日，革命军反攻汉口，陈果夫和同伴们来到武昌城的蛇山炮阵地参加支前活动，协助炮队官兵将大炮推向蛇山山顶。
19岁的陈果夫，与同伴们一起奋力推炮。由于他从小体质虚弱，加上连日赶路的过度劳累，推着推着，突然感到身体里一阵剧痛，接着冷汗淋淋，再也迈不动步子。同伴注意到他不对劲，赶忙跑来搀扶：
“果夫，你怎么了？”
“是不是用力过猛，受了内伤？”
另一个同伴也跑过来，劝阻陈果夫：
“你不要推了，快去休息。”
陈果夫张了张嘴，却发不出声音，只好费劲地点点头，退下阵去。
然而，到了晚上，陈果夫口吐鲜血不止，肺血管破裂。由于医疗条件的限制，他的伤没能及时治愈，从此落下了折磨他一生的肺病。
阳夏战争之后，陈果夫回到上海，一面养伤，一面协助陈其美从事革命活动，参加了二次革命和讨袁之役。
正当陈果夫一步步追随陈其美的时候，1916年5月18日，年仅38岁的陈其美被袁党刺杀，陈果夫的世界顿时塌了天。
蒋介石闻讯后，赶往出事地点，痛哭流涕地为陈其美料理后事。
陈果夫在此打击下，一度迷茫和委靡不振，只好暂时返回家乡。
1918年，陈果夫来到上海，在一家钱庄谋生，借工作之余做一些金融买卖。
此时，戴季陶、张静江、蒋介石正在上海办证券交易所。蒋介石找到陈果夫，让他组织“茂新”号，担任54号经纪人，专营交易生意。陈果夫欣然领命。
陈果夫虽读书不多，却经营有道，在国民党内被誉为“理财专家”。国民党统治大陆二十多年中，陈果夫一直掌握着部分财权，长期担任着四大银行中的农业银行董事长、中央财务委员会主任和中央合作金库理事长。
蒋介石此时慧眼识珠，让陈果夫经营交易所，果然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茂新”号赚了几十万元。
戴季陶、张静江、蒋介石、陈果夫等人将经营交易所所得利润，一部分支援粤军充做军费，其余用于了各自开支。陈果夫资助其弟陈立夫留学美国的资费，便是来源于此。
在证券交易所的这段不平常的日子里，陈果夫与蒋介石的感情和友谊得以加深和巩固，为他以后成为蒋介石统治集团核心人物打下了基础。
2.一步登天代部长
1921年冬，上海交易所出现“信交风潮”，大批交易所先后倒闭，蒋介石、陈果夫等人的股票生意也发生危机，苟延残喘到1922年春天，终于破产。蒋介石前往广东投奔孙中山，陈果夫则留在上海收拾残局。
1924年初，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后，孙中山在广州筹办黄埔军校，任命蒋介石为校长。蒋介石即着手组建自己的心腹班底，其人选中自然少不了上海滩那个精明能干、忠心耿耿的世侄陈果夫，并电邀陈果夫赴广东，协助他办理军校事务。
但陈果夫此时旧疾复发，无法前往，只能抱着遗憾，继续待在上海。
这年秋天，仍在养病的陈果夫，突然收到蒋介石派人送来的一封信，要他在上海采购军校学生制服及其他军需用品。因为广东物价高，在上海采购，加上运费，相当于在广东购买的1/5～1/3。
陈果夫对这类事务驾轻就熟，很快以低价采购了500套呢大衣、呢制服和衬衣等。但在起运时，被海关扣留，并认定为军装。
陈果夫立即与海关进行交涉，十多天后，终于取回这批物品，并通过走私公司，将这批物品运至广东。此后，陈果夫又帮军校采购多批军需物品，也都委托这家走私公司承运。
年底，陈果夫收到蒋介石寄给他的一张由孙中山先生颁发的委任状，委任他为上海地区招生委员会委员，主持苏浙沪皖和长江下游地区招募黄埔军校新生的工作。
到1926年4月，陈果夫先后为黄埔军校招募学生4000多人，又从华中地区招募学生3000多人，这批人成为黄埔学生军的基本兵员。
陈果夫虽未能亲赴广东，但他在上海，为广东方面采买各种军需物资，罗致学员、军医、无线电专门技术人员等，为军校建设做了大量工作。此外还挤出时间，经营股票生意，支援黄埔军校。
对于陈果夫的工作成绩，蒋介石十分赞赏，而陈果夫对黄埔军校的贡献，也扩大了他在广东国民政府中的影响力，为他进入国民党权力圈铺平了道路。
与此同时，陈果夫的弟弟陈立夫，在取得美国匹兹堡大学矿冶工程硕士学位后，返回祖国。对于这个小自己6岁的弟弟，陈果夫向来疼爱有加。
与陈果夫选择陆军小学、陆军中学准备走军政之路不同，陈立夫选择实业救国，于1914年考入南洋路矿学校中学部，毕业后考入天津北洋大学采矿科，1923年远渡重洋，赴美国匹兹堡大学学习采矿学。
陈立夫回国伊始，坚持进入实业界，从事采矿专业，并应中兴煤矿总经理钱永铭之聘，准备赴山东中兴煤矿公司就任采矿工程师。
对此，陈果夫不以为然，苦口婆心相劝：
“如今国家尚未统一，革命尚未成功，实业有何前途？你应该参加革命，去广东找蒋三叔，谋取一个进身之阶。”
见陈立夫无动于衷，陈果夫继续劝说：
“蒋三叔那边正是需要人才的时候，三叔和二叔关系非比寻常，他一定会尽心栽培你。”
事实正如陈果夫所言，陈其美之于蒋介石，既是义结金兰的好兄弟，又是尊长及领路人，蒋介石参加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每一步都有陈其美的引导或提携。蒋介石得以赴日本谒见孙中山，也是在陈其美的安排和引荐下达成心愿的。陈其美遇难后，蒋介石作为陈其美的得力助手，受到孙中山重用。
也正是基于这层关系，蒋介石对陈氏兄弟格外关照、重视和信任。
此间，蒋介石曾电召陈立夫到广州赴命，陈立夫难以割舍自己的专业，婉言谢绝。蒋介石再次电召称：
“现在是革命需要你的时候，还开什么矿；要开矿，可开革命之矿。”
在陈果夫和蒋介石的劝说和鼓励下，1925年年底，陈立夫辞去中兴煤矿工程师的职务，赴黄埔军校晋见蒋介石，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室机要秘书。
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身在上海的陈果夫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进入国民党中央决策机构。
这时，陈果夫的身体已基本康复，在蒋介石的再次邀请下，于4月底离沪赴粤。
陈果夫赴粤之时，正值“中山舰事件”刚刚结束，蒋介石开始掌握党务工作主动权。陈果夫一到广州，就立即着手协助蒋介石筹备二届二中全会有关事宜。
5月15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举行，陈果夫以中央监委身份出席会议，蒋介石在会上提出整理党务案，并获得顺利通过，使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共产党员全部离职，蒋介石由此担任了组织部长、军人部长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等职务，随之任命陈果夫为组织部秘书。
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作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将率部北上，离开国民政府所在地广州。蒋介石与代理国民党中央党部主席谭延闿商量，一致认为“果夫有办法”，由陈果夫代理了其组织部长的职务。
短短几个月间，蒋介石集国民党党政军大权于一身，陈果夫也随之飞黄腾达，一举成为国民党党政要人。
3.波澜不惊大换血
很多国民党党政要员在提起陈果夫时，往往带有惊艳的语气，“锋芒内敛，深藏不露”是对陈果夫一致的评价。
陈果夫长相平凡，时常身穿长衫，外罩小坎肩，十足的钱庄挡手打扮。他少言寡语，说起话不疾不徐，恍如一位国文教师。
若和陈果夫长期相处，就会发现，他才干超群，胸藏丘壑。
也因为陈果夫的这个特点，蒋介石才会将组织部长一职交付于他。虽说“果夫有办法”，但蒋介石并没有估计到陈果夫的真正实力。
接手了中央组织部，陈果夫一无班底，二无党务方面的工作经验，三无相关训练经历，这样一个门外汉，众人皆不看好。
但陈果夫波澜不惊，将商人做生意的一套用在党务工作中，取中庸之道，在国民党右派和共产党人之间，不倾不斜，并不想取得两面的支持，起码不会遭两面反对。
当时，很多国共要人问陈果夫对国民党党务的意见，陈果夫只答：
“党内不能有党。”
其他一概不说。
陈果夫的平淡“无为”，让共产党认为他不具威胁力，甚至连国民党右派也对他产生误会。
当时，国民党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经常向陈果夫介绍人才，希望得到录用。孙文主义学会是在蒋介石暗中支持下建立的，陈果夫作为蒋介石一手提拔的组织部长，理应支持孙文主义学会。但陈果夫却采取有用有不用的办法，得罪了国民党右派。
实际上陈果夫是有苦衷的。
蒋介石离开广州前，曾对陈果夫指示说：
“要避免与共党发生冲突。”
而每当孙文主义学会向陈果夫介绍人员，事后共产党就会来人反对。为平衡关系，达到蒋介石的要求，陈果夫只能迁就共产党。
开始，陈果夫是奉蒋介石之命，不去得罪共产党。但当陈果夫深入调查、了解组织部成员后，才知道他不能不迁就共产党。
在29人的中央组织部中，国民党员只有3人，组织部实际控制在共产党人手中。
对于当时的形势，陈果夫描述说：
“老同志中有不愿与共党合作而灰心的，也有被杀的，也有因相互斗争而离开广州的，也有被共党挑拨离间而不敢问党务的。中央秘书处由3个共产党员林祖涵、谭平山、杨匏安在把持。组织部完全在共产党之手，宣传部也半入共产党之手，其他各部均在共产党操纵之下，本党无法闻问，可以说本党已经完全被共党篡夺了。在各省市方面，党务大半为共产党所主持，即使未为所夺，也一定分为左右两派，常向中央互相攻讦，党务不能进行，下层已无基础可言。”
面对强大的共产党，陈果夫自知单枪匹马无法应对，因此决定寻找一两名帮手。
陈果夫向青年部长丁惟汾和同僚顾孟余要人，两人分别推荐了段锡朋、王乐平。但想要加入两人，必须先去除两人。为了避免激发共产党不满，陈果夫去掉了一名共产党人一名国民党人，如此一来，国共都挑不出毛病。
而组织部内势力对比，也由3比26，变成了4比25。
接下来，陈果夫对组织内人员来了一个政绩考核，对共产党中工作成绩显著者，给予提升。这也是蒋介石所指示，认为共产党中可以争取的人员应当尽力争取过来。
杨匏安看出陈果夫的真实目的，是要分化瓦解共产党人，因而向陈果夫提出反对：
“现在不是升级的时候，再说你提升的几人里，有的已经无级可升。”
“工作特别好不能没有奖励，我要补足他们应得的薪金。”陈果夫果断应答，坚持己见。
双方僵持两日，最终陈果夫给予提升的几位共产党人，在杨匏安的安排下提出辞职，后被杨匏安调往他处工作。
陈果夫随即将自己人调入组织部，填补空缺。
这一仗，陈果夫大获全胜。
陈果夫还密切关注部内共产党人的工作，一旦他们发生差错，即抓住问题大做文章，逼得他们自动离职，继而安插上自己的人手。
陈果夫就这样，在波澜不惊中，一点点削弱共产党在组织部内的力量，提升国民党势力，后来成为CC系要员的曾养甫、郑异、萧铮、罗霞天、洪陆东、叶溯中等人，都是在这一时期被陈果夫填补进来的。
4.反共清党霹雳手
陈果夫巧妙排挤共产党人，安插自己的亲信，将组织部各部门负责人逐渐改为清一色的国民党人，内部与各方表面接洽之事，完全由陈果夫本人负责，秘密工作由其秘书负责，不久便控制了组织部的领导权。
陈果夫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连蒋介石都对他刮目相看，因此将他纳入心腹行列。
陈果夫在掌握中央组织部大权之后，开始向各级党部开刀。他以视察或指导工作为名，把组织部内的亲信陆续派往各地党部，联络组织国民党人，传达清共旨意，传授清共方法。有的省份没能派人，便由对方派人到粤面授机宜。
1926年12月，国民政府迁都武汉。
蒋介石在前方带兵，无法到武汉亲政，同时武汉在地方军阀唐生智的控制之下，唐生智对蒋介石原本就不服气，苏联顾问鲍罗廷便打算利用二人矛盾与蒋介石对抗，逼蒋介石交权。
鲍罗廷召集谈话会，提议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迁到武昌之前，先由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组织临时联席会议，行使“最高职权”。
12月3日，联席会议在武昌组成。身为国民党党政军最高领袖的蒋介石及蒋在北伐期间委托代理其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张静江，均被排除在“最高职权”之外，陈果夫立感大事不妙。
12月7日，蒋介石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力主迁都南昌。
此时北伐军已歼灭孙传芳在江西的十万主力，并在肃清江西之敌后，开始扫荡孙传芳在闽、浙的兵力。蒋介石的总司令部，便驻扎在南昌。
武汉方面怎会同意迁都南昌？
1927年3月10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召开，会议重定党政军领导体制，免去蒋介石中常会主席、中央组织部长等职，蒋在党政方面的权力被全部消除。
与此同时，陈果夫也迁至南昌，并根据蒋介石的指示，派杀手先后杀害了江西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及中共党员陈赞贤、江西吉安总工会委员长梁一清，捣毁共产党控制的南昌市党部和九江、安庆市党部、总工会及省农协。并同时运用党团方法办理选举，在南昌成立国民党党部。
随后，陈果夫以中央监察委员、中央政治会议上海分会委员身份，前往上海，与中央监察委员吴稚晖等人，于4月2日提出“弹劾”共产党案，并以中央监察委员会名义呈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要求对各地共产党给予“非常之处置，救护非常之巨祸”，为蒋介石进行清共活动制造舆论。
4月9日，陈果夫又与吴稚晖等联名，以中央监察委员会名义发表了《护党救国通电》，对共产党进行攻击，为蒋介石发动政变作最后的政治准备。
4月11日，蒋介石在南京发出密令，要求所控制的各省一致“清党”。
4月12日，上海帮会打手向工人纠察队发起进攻。随后，新成立的淞沪戒严司令部正副司令白崇禧、周凤岐，以制止械斗为名，将工人纠察队缴械。对于次日总工会组织的示威游行、罢工罢市，白崇禧则下令军队开枪。这就是举世震惊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与此同时，粤浙赣苏闽等地相继“清党”。
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分庭抗礼。
陈果夫则具体主持“清党委员会”工作，领导各级清党委员会，清理共产党。
1927年8月中旬，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后，陈果夫苦心经营的派系势力被当权派系之一的西山会议派铲除。
为发展拥蒋势力、拥护蒋介石重新上台，陈果夫与其胞弟陈立夫、戴季陶等人在上海滩组建了“中央俱乐部”，在南京四牌楼成立了中央党务学校，由蒋介石挂名任校长，陈果夫任总务处主任，戴季陶为教务处主任、教育长。
中央党务学校从此成为CC系的起家基础和大本营。
蒋介石下野后，国民党宁、汉、沪（西山会议派）三方在南京成立了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作为党的最高领导机构。但特委会实际为桂系与西山会议派所控制。
桂系为了打通南京与广西老巢的通道，对割据武汉与两湖的唐生智发起进攻。11月中旬，唐生智通电下野，桂系控制了两湖地区。
眼见桂系势力极速膨胀，为打压桂系及西山会议派势力、配合蒋介石复出，陈果夫组织党务学校师生，准备在政治上予以配合。
11月22日，为庆祝西征唐生智取得胜利，桂系与西山会议派控制的特委会在南京召开庆祝大会。岂料，会议刚开始，中央党务学校训育主任谷正纲便大步走上讲台，振臂高呼：
“打倒西山会议派！”
“打倒特别委员会！”
台下数百名该校学生立即响应，口号声此起彼伏，庆祝大会旋即开成了对特委会的声讨大会。随后，谷正纲率领学生队伍一路高呼口号，走上街头，示威游行。
特委会立即调集军警，予以武力弹压。
当游行队伍走到复成桥时，突然枪声大作，当场打死学生4人，打伤20多人，复成桥上血流成河。
惨案发生后，陈果夫立即组织声讨西山会议派，在各地大造声势，要求惩办“一一·二二”惨案凶手。西山会议派陷入四面楚歌之中，不得不下台而去。
在蒋介石复职的道路上，陈果夫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1928年1月蒋介石重新上台，中央组织部又回到陈果夫手中，陈果夫立即着手进行继“四·一二”之后的进一步清党，从中央到地方进行大清洗，除在组织部内安插亲信外，又以选派各地党务指导委员的方式，将其势力渗透到各省市党部及国民党的最基层组织，为将国民党变为清一色的蒋家党奠定了基础。
兄弟联手，蒋家天下陈家党
1.“CC”系的由来
1929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陈氏兄弟的控制下，蒋派势力在选举中取得绝对优势。陈氏兄弟及其大量亲信被选入中央委员会，陈果夫、陈立夫、曾养甫等人当选中央执行委员，陈果夫同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张道藩、程天放、余井塘等人当选候补执行委员。
中央党部内，蒋介石任组织部长，陈果夫为副部长代理部长，陈立夫则由组织部调查科长跃居中央党部秘书长。
通过“三全”大会，陈果夫将国民党成功地改造为清一色的“蒋家党”（也可以说是陈家党），蒋派把持国民党中央，控制各省市党部已成定局。
不久，陈果夫正式接任组织部长，蒋介石将党务方面全权交给了陈氏兄弟，“蒋家天下陈家党”的局面就此形成。
而从此时到1949年蒋氏政权在大陆结束，在20年漫长岁月中，国民党各级组织人事大权和党务经费的管理与支配，皆由陈果夫与其弟陈立夫掌管。二人稳坐权力峰巅，利用职权之便扩张羽翼，层层网罗追随者，形成以二陈为中心的一股政治力量，这就是CC系。犹如黄埔系之军队，CC系则是蒋介石在党务中的嫡系。
关于“CC”的由来，历来有两种说法：其一，“中央俱乐部”英文译名为“Central Club”，简称为“CC”；其二，陈字的汉语拼音以“C”字打头，故以CC代表二陈，以陈氏兄弟为首的派系便称为了CC系。
但陈果夫否认CC这个组织，曾气愤地表示：
“以我的性格，是不会用外国字来组织自己团体的。”
陈立夫也大叫其冤，说：
“绝对没有CC这个组织。党章规定不得有小组织，总裁怎么能允许！”
但无论二陈怎样否认，都无法否认CC系的存在与活动，以二陈为中心的政治势力的存在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CC系内藏龙卧虎，在国民党外一致对付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相互提携，协调行动，与政学系在行政部门、黄埔系在军事部门、孔宋系在财政及外交部门一样，CC系牢牢掌握着国民党的党务部门，成为蒋介石统治的四大支柱之一。当时社会上便有“蒋家天下陈家党，孔宋两家管钱袋”之说。
从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九·一八”事变，国民党内进入军阀混战的高潮阶段。在这一阶段，陈果夫与其弟陈立夫充分发挥了CC系的作用，利用CC系在各省市的势力，对各倒蒋军阀大挖墙角，起到了蒋介石的黄埔系无法起到的作用，有效地配合了蒋介石的军事行动，深受蒋介石赞赏。
与此同时，陈果夫还在蒋介石的授意下，组织了国民党特务机构。在中央组织部内设立党务调查科，由陈立夫出任调查科首届主任，具体负责特务工作。
1933年元旦，陈果夫和陈立夫、张厉生等人，在蒋介石授意下，成立了两个小组织，一为“青天白日团”，简称“青白团”；一为“中国国民党忠实同志会”，简称“同志会”。
这两个小组织，以“青白团”为核心，“同志会”为外围，构成CC系的实体组织。此后，陈氏兄弟又趁热打铁，将组织扩大到各省，在各省成立同志会，CC系势力得到进一步壮大。
由于陈果夫的肺病日趋严重，1931年6月，陈果夫辞去中央组织部部长一职，由其弟陈立夫接任。以后除抗战中朱家骅任过四年部长外，到国民党败逃台湾，部长一职一直由陈立夫担任。
陈果夫虽然离开了中组部，将党权移交给了陈立夫，但陈立夫和CC系历来将陈果夫当做精神领袖，凡事围着他的指挥棒转，陈果夫还通过陈立夫操纵着国民党两大特务机关之一的中统。
2.接手主政江苏
1933年秋季的一天，陈果夫奉命来到蒋介石位于南京黄埔路的官邸——憩庐。一见面，蒋介石便对陈果夫说：
“这个顾墨三，偏在这会儿给我出事！”
顾墨三即顾祝同。顾祝同的事，陈果夫已经听说。顾祝同时任江苏省主席，其属下民政厅长赵启录，因卖官之事遭到监察院弹劾。顾祝同将赵启录撤职查办后，事情仍未平息。由于顾祝同与赵启录是儿女亲家，对赵启录多有袒护，公众进而要求，不能只拍苍蝇不打老虎，顾祝同也应受到惩罚。
这让蒋介石颇为为难，一方面由于顾祝同是心腹大员；一方面此时围剿中央红军正忙得焦头烂额，无暇他顾。陈果夫分析说：
“江苏地理位置特殊，群众的呼声不能不考虑，解决此事宜早不宜迟。”
“这正是找你来的目的。我已决定将顾墨三撤职，由你去接任。”
蒋介石这个决定，令陈果夫喜出望外。
陈果夫虽一直任职中央，但只是辅助蒋介石做组织工作，并没有机会施展在行政方面的抱负，这对陈果夫而言，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主政江苏，是机遇也是挑战，陈果夫自然求之不得，但又不好直接表达出来。当时陈果夫除了主持中央一些重要工作，还兼任导淮委员会代理副委员长，工作任务比较繁重，只好以此故作推辞：
“导淮工作责任重大，若再主持省政，怕是难以两兼。”
“江苏在淮河流域下游，是受灾最严重的地方，治理淮河虽是几省的问题，但主要工程就在江苏。要你来兼任江苏省主席，也是出于导淮便利的考虑。”
蒋介石如此一说，陈果夫不再谦虚，高高兴兴地领命回家。
10月3日，国民政府行政会议宣布，陈果夫出任江苏省政府主席。陈果夫因此成为CC头目控制地方行政大权第一人。他在任四年，这四年也是他一生中最得意的一段经历。
江苏是江浙财团的基地，更是蒋介石统治的中心腹地。
陈果夫到任后，立即制定了一整套用人方针，大量任用CC系的人。他强化江苏警察制度，在部分地区实行“警管区制”，并训练壮丁，组织保安队，自任省保安司令，统一掌控全省的地方武装。
为配合蒋介石在江西对中央红军革命根据地的围剿，陈果夫在江苏也进行了“剿匪”，大力搜捕共产党人，并实施保甲制度，清查户口，强化统治。
为整顿财政，增加财政收入，陈果夫在省县各级确立预算制度和金库会计制度，使全省的金融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
陈果夫还推行教育改革，开办职业学校和“女子生活学校”、“医政学院”，并力主禁烟等。但他对娼妓却采取了放开的措施，认为“娼妓在不能根本解决以前，既无法使之不存在，与其名禁而实不禁，不如管制的开放，对社会道德、民族健康乃至于娼妓本身的痛苦，倒要好些”，致使娼妓在江苏处于完全公开合法的存在。
陈果夫在任内处分了四个贪污有据的县长，其中一人是他的亲戚，此举为他树立了一个清官形象。
此间，陈果夫做了两件轰轰烈烈的大事。
其一是主持了声势浩大的治淮工程，曾组织24万民工开上治淮工地，为减少淮河灾害作出了贡献。
其二是捐献飞机为蒋介石祝寿。
1936年9月，蒋介石50大寿前夕，陈果夫向何应钦等建议：
“委座生日，最好发动各方面捐献飞机，作为寿礼，可固国防。”
何应钦表示赞成。
此后，一场声势浩大的献机祝寿活动在全国展开。
10月31日，为蒋介石举办的祝寿典礼在明故宫飞机场举行，国民党中央大员、各界代表以及南京市民、学生等纷纷赶赴现场，祝寿典礼场面宏大，气氛热烈。
各地方各团体举行了献机仪式，空军举行了飞行表演，十几架捐献的飞机飞往溪口上空，盘旋着排成一个“寿”字，场面蔚为壮观。
这次献机活动，因全国抗日情绪高涨，各种捐款高达1200多万元，捐款所购飞机均来自美国，仅陈果夫主政的江苏省便捐献了9架飞机。
此次捐款购机，在中国空军史中是史无前例的一次大采购，对此后中国空军的建设影响甚大。蒋介石也借此机会加强军备，暗中准备对抗日军侵华战争的升级。
3.西安事变站错队
1936年12月12日下午3时许，陈果夫正在自己的宅邸和陈立夫商量工作上的事宜，曾养甫突然气喘吁吁地闯进书房：
“不好了，总裁出事了！”
“慢慢说。”陈果夫镇定道。
“刚收到西安方面的急电：张、杨叛变，领袖被扣，生死不明！”
陈氏兄弟面面相觑，半晌无语，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惊呆了。
陈果夫缓过神来，立即拨打了戴季陶的电话，证实蒋介石被扣的消息后，陈果夫又拨打了军政部长何应钦的电话，要求军方迅速作出决策，解救蒋介石。
放下电话不久，何应钦又派人传来口信，要求各位中央执行委员迅速赶赴何公馆，商讨对策。
陈果夫、陈立夫立即动身，赶往位于汉口路徐府巷斗鸡闸4号的何公馆。
何公馆内外已布满全副武装的警卫，陆续赶来的军政要员个个面色沉重，疾步而行，整个公馆笼罩在一片肃杀气氛中。
商讨一开始，围绕如何解决西安事变，在场军政要员便展开激烈辩论，并很快分成两派，一派是以何应钦、戴季陶、吴稚晖等人为首的主战派，一派是以冯玉祥、李烈钧、孙科为首的主和派。
陈果夫、陈立夫选择了何应钦的主战派，主张出兵讨伐张、杨，陈立夫义愤填膺地说：
“领袖一身系天下安危，今竟为叛逆所扣押，生命难保，前途堪虑，唯有大张挞伐，聚歼丑类。”
当有人提出应满足张、杨部分条件，如释放上海被捕的共产党人，以求尽快释放领袖时，陈果夫严词反对：
“绝对不行，这是向绑匪赎票的办法。应该立即处死‘七君子’，作为对张、杨叛逆的回答！”
在陈氏兄弟等人的支持下，何应钦的主战派占据了上风。
但何应钦的主战，自有他不可言明的目的。出兵讨伐张、杨，尤其轰炸西安，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若致蒋介石性命于不保，他便可顺理成章地取而代之；若蒋介石侥幸得以生还，他又可称为救驾功臣。
何应钦自任“讨逆军”总司令，出兵潼关，向华阴挺进，直逼西安，并派飞机轰炸西安附近的渭南县城和赤水车站。直到18日上午，蒋鼎文自西安飞抵南京，给何应钦带来了蒋介石的停战手谕，迫于各方面的压力，何应钦才不得不暂时停战。
在这一过程中，为配合武力讨伐，陈立夫指令《中央日报》撰文发动声讨，陈果夫则以江苏省主席的名义，拟定致各省主席的电稿，对张、杨大加挞伐，并在13日总理纪念周上对中央政治学校学生发表演讲，称：
“中央已经决定大计，对叛国作乱的张学良进行镇压。……不过两个月，即可平定叛乱。”
与此同时，陈氏兄弟做了大量加强特务政治与恐怖活动的工作，以配合何应钦对西安的武力讨伐。
但伴随着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等主和派的努力，西安事变出现转机。20日，宋子文亲赴西安斡旋，和平解决端倪渐显。
主和派开始占据上风，陈氏兄弟不得不改变态度，在20日向中央政治学校学生的讲话中，陈果夫已改口说：
“校长虽然没有出险，但肯定张学良不敢加害他。我们担心的是，事变开始后，关于校长的下落没有消息，因为这样，张学良、杨虎城可借口说已被乱兵杀害。现在既有了下落，谅他们不敢公开危害。”
12月26日，蒋介石在张学良的护送下，回到南京。陈果夫、陈立夫随军政要员在机场迎接蒋的归来。至此，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
蒋介石对陈氏兄弟并未出口责怪，但不久后，在蒋与宋美龄、陈布雷合作，以宋美龄名义发表的《西安事变回忆录》一文中，出现了这样一段话：
“中央诸要人，于真象未全明了之前，遽于数小时内决定张学良之处罚，余颇觉其措置太骤；而军事方面复于此时，以立即动员军队讨伐西安，毫无考量余地，认为其不容诿卸之责任，余更不能意断其为健全之行政。军事上或有此步骤之必要，委员长亦或悬盼此步骤之实现，然余个人实未敢苟同。因此立下决心，愿竭我全力，以求不流血的和平与迅速之解决。是非得失，将付诸异日之公论。”
文中所指“中央诸要人”，自然包括陈果夫与陈立夫。
1937年年末，全面抗战爆发后，陈果夫跟随南京政府迁往重庆，随后被蒋介石任命为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当时陈果夫的肺病十分严重，但为国民党培养人才的热情极高，常支撑着病体去训练班讲课。
1939年陈果夫被调入委员长侍从室第三处。该处为新增设部门，是抗战时期蒋介石的重要人事参谋机构，担当着对政府机构中上层官员的考核、擢升和调查任务，属于执掌蒋家王朝“内廷”的实际权力机构。
陈果夫执掌这个机构达六年之久，其麾下CC系的大小官员都成为了近水楼台，这也是CC系势力在抗战期间大为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4.多才多艺陈果夫
1944年5月，陈果夫又奉命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将CC系内部自成一派的朱家骅挤出了中央党部。但由于身患肺病，刚刚开刀不久，体力不支，不得不于当年11月辞职，由陈立夫接任。
抗战胜利后，侍从室第三处被撤销，陈果夫的“主任”之职自动停止。此时的陈果夫，仍为中执委和中常委，主要活动转入了金融街，担任了中央合作金库理事长、中央农业银行常务董事兼董事长，并于1945年11月担任中央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
这一主任委员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战后的经济接收，建立“党营事业”。陈果夫在天津、青岛、济南、沈阳等地，接收开办了各种工厂，业务范围包括橡胶、火柴、烟草、面粉、啤酒等，并将CC系以前控制的新闻、文化、电影、广播等事业，全部企业化。
此后，由于陈果夫的肺病越来越严重，蒋介石没有再给他安排具体职务，陈果夫基本处于了半退休状态。
而陈立夫以及CC系始终奉陈果夫为精神领袖，看陈果夫的眼色行事。从北伐到赴台前，陈果夫一直是国民党上层的“标准党人”，是“北伐到台前的中心人物”。陈果夫虽学历不高，却将党务工作做得有声有色，且涉猎多种学科，在多个领域有所建树，与留学欧美或留学日本的国民党要员相比，毫不逊色。
其一，在金融方面，陈果夫堪称名副其实的银行家。
陈果夫在国民政府参与掌管金融业务，可谓源远流长。早在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他便开始联合江浙财阀，筹集资金，于1928年7月在南京创办江苏省农行，并于1935年与蒋介石创办的豫鄂皖赣四省农业银行合并，成立中国农业银行。陈果夫长期兼任该行董事长，并长期掌控该行。
为了控制农村经济，农行大力扶持由地主、富农、商人、高利贷者把持的合作社组织。到抗战前夕，此类合作社发展到近4万个。
在陈果夫的苦心经营下，抗战时期，以二陈为首的CC系官僚资本迅速发展，农业银行迅速崛起，与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共同成为国民党的金融统治机构。
二陈还在重庆、成都、桂林、昆明等地先后开办大华企业公司、中国工矿建设公司、华西垦殖公司等多种企业，并利用农行控制了一批农业公司，垄断经营生产资料和农产品。
此外，陈果夫还先后出任中央合作金库理事长、土地开发公司理事长等职，并长期参与蒋介石集团的财政咨询和决策工作，出任中央财政委员会主任委员，加上他早年在上海滩做金融证券生意的经历，他成了国民党内不可多得的银行家、理财专家、经济学家。
其二，在教育方面，堪称教育家。
陈果夫自己没读过大学，更没有出国留学的经历，但他对于办教育却有着特殊的兴趣。陈果夫初次代理组织部长时，急需培养一批心腹干将，于是提议创办了党政训练所。
1927年，党政训练所扩大为中央党务学校，1929年改为中央政治学校，1947年改为国立政治大学。
此间，陈果夫先后担任党政训练所所长、党务学校总务主任、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并始终兼任校务委员。
虽然职务屡变，但作为学校实际负责人的身份一直未变，学校实权一直掌握在陈果夫手中，凡事均由他决断。
与黄埔军校在军事系统中的作用一样，中央政校是蒋介石训练党政工作骨干培植心腹的基地。政校学生毕业后由国民党中央分配到各机关，不少人成为党政部门官员、军队里的政训军官和社会上的文化特务。
他们自恃“天子门生”，傲视同侪，所以当时人们形容从政校出来的学生，“每个人脑门上都刻着CC二字”。
1949年年底国民党军队在川康地区被人民解放军打垮后，此校和黄埔军校的延续陆军军官学校一起宣告结束。
1954年，“国立政治大学”在台湾复校，蒋经国出任校长，当时陈果夫已去世三年。
其三，陈果夫久病成医，在医学领域造诣颇深。
陈果夫自19岁得肺病后，被此病缠绵一生，也因此对医学、医药非常重视。他不满于当时重西医轻中医的偏见，因此在他创办的医学院里，对于中西医药没有偏颇，都深刻研究，学校后面还有一个“药物试验场”，供教学研究之用。
陈果夫本人不仅从事医学教育，同时从事药物研究，他培植的抗疟疾的“常山”便是用来制造中国独有的“抗疟药”的。
正所谓久病成医，他根据自己读书和养病治病的感受，写了《自己治病简法》、《苦口谈医药》、《老病人谈中医西医》等书，书中一些主张对健康延年具有相当的科学性，如提出十项卫生原则：
“浴日光、畅空气、慎饮食、重整洁、勤劳动、善休息、适环境、正思虑、调七情、节嗜欲”等。
他还根据日常生活中小病小灾的预防和治疗，写了很多首歌谣，收录在名为《鹤林歌集》的册子里。在重庆时期，他还陆续整理出版了《卫生之道》、《医政漫谈》、《儿童卫生歌》等书籍，对当时的卫生行政和健康教育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也对当时中西医结合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其四，在文学方面亦有造诣。
陈果夫自幼爱好文学，喜欢写文章，几十年坚持每天写日记，除了逝世前陷入昏迷的两天没写，其他时间从未间断。
20年代，陈果夫曾一度兼任国民党重要刊物《民国日报》社的编辑。1928年年底，上海现代书局正式出版《果夫小说集》，收集了陈果夫发表的12篇小说。
《果夫小说集》的序中称果夫“喜欢抒写一些作品，在这些作品里，他用轻淡微妙的文章，寄托某种沉远的意思。讽刺的情调，充满在字里行间。”
而陈果夫最后一篇遗作《抹布画》，则写得十分风趣和雅训，令人记忆不忘。
CC系的骨干余井塘说陈果夫的小说，“最大的特点，在于令人读时觉得亲切有味，写来如话家常、如说故事、如老友重逢，欢然道故、如师友切磋，津津乐道。故读来如吃家常便饭，味道可口”。
CC系的另一重要成员程天放也称赞陈果夫的小说，“不夸张，不标新立异，平易近人，使读者感觉亲切有味”。
除了小说，陈果夫还写过近十个电影剧本，如《饮水卫生》、《骨肉重逢》、《富强之本》等，创作过40余首歌曲，如《国旗歌》、《七夕歌》、《儿童卫生歌》、《造林歌》、《教师歌》等，收录在其出版的《歌曲集》中。
陈果夫逝世后，台湾当局出版了《陈果夫先生全集》，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生活回忆、医药卫生、礼俗、杂著等六大部分共10册190万字。
中国文学大师胡适先生曾这样评价陈果夫：
“我觉得他是近代中国一个了不起的人。他以一个未受过大学教育的人，能够写出这么多著作来，老实说，我们今天在北京大学的，还没有多少人能做得到呢。”
其五，陈果夫还是“美食家”。
当美食家的第一个条件便是要有吃的机会，其次是吃过之后要有记录、有比较、有研究。
陈果夫在江苏主政四年，公务之内，公勤之外，尝遍苏南、苏北名菜佳肴。而又善于研究，用心揣摩，便在国民党内得以“美食家”之称。
作为美食家，陈果夫的主要“成就”有两种，第一种是给“江苏菜”正名。
1934年秋，镇江举办全省物品博览会，为了款待与会的各方面头头脑脑，陈果夫别出心裁地组织了两桌丰盛的“江苏菜”。
宴席上品的是江苏名茶碧螺春，饮的是江苏名酒洋河、郁金香，餐后水果是萧县石榴砀山梨，主菜则有南京板鸭、苏州熏鱼、无锡大排、南通鱼翅、镇江鲥鱼、如皋火腿、淮阴鳝鱼、扬州酱菜、江阴凤凰包鸡、高邮双黄蛋、六合龙池鲫鱼、阳澄湖大闸蟹等30余种，加上特级厨师的超凡厨艺，满桌的菜品，色、香、味俱全，令人舌不暇接。“江苏菜”由此得名。
第二种是发明了“天下第一菜”。
这是陈果夫标新立异的独创，制作过程并不复杂，就是先把锅巴炸好从油里捞出备用，再把加有虾仁、果仁和西红柿的稠鸡汁煮得滚开，浇在锅巴上面。菜端上桌时还噼啪作响，西红柿色艳，鸡、虾味美，锅巴香脆，这道菜色、香、味、声俱全，令人垂涎欲滴。“天下第一菜”由此得名，抗战期间大家改称此菜为“轰炸东京”。
国民党内爱吃、能吃、有机会吃遍天下的人不少，但像陈果夫这样“吃”出名堂来的人却不多。
清算党务，兄弟天各一方
1.“CC”系的终结
1948年年末，国民党在大陆的败局已定，大员们纷纷开始安排自己的退路。病情已十分严重的陈果夫捷足先登，于12月6日晚10时登上“中兴轮”，举家迁往台湾，定居于台中双十路八号。
初到台湾，陈果夫一面在家中安心养病，一面心系大陆，密切关注大陆战事，无奈战败的消息接连不断，陈果夫整日长吁短叹，对国民党的前途悲观绝望。
但此时，陈果夫完全没有想到，国民党丢失大陆的责任，最后会落到主抓党务多年的他和弟弟陈立夫的头上。
蒋介石败逃台湾后，总结了四条国民党“自己打倒自己”的原因，认为最根本的失败是党本身的失败，党的失败是CC系的失败，CC系的失败是陈氏兄弟直接造成的，因此，陈氏兄弟应当负责。
蒋介石强调：
“我们不能再见党内派系倾轧、人事纷争的现象。我们党员不能再有败坏纪纲、蔑视组织的行径；我们不能容许过去招致大陆沦亡的一切观念、行为和作风，用到台湾来，瓦解我‘中华民国’最后的基础，使其重蹈大陆各省的覆辙。”
蒋介石认为要想在台湾站住脚，就一定要整治国民党，通过全盘考虑整治方案，最后决定对国民党进行彻底改造。
可以肯定的是，陈氏兄弟对蒋介石是忠心的。这一点，蒋介石心知肚明。但二陈长期控制国民党，党内腐败现象之严重，已积重难返；陈氏兄弟在党内向来目空一切，倾轧各派，以致积怨甚深，甚至美国人对他们都颇为反感；尤其是陈氏兄弟与蒋经国争斗矛盾不断，成为蒋经国接班的最大障碍。因此，蒋介石决定彻底清除CC系。
1950年3月，蒋介石复职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更换了各级人选。以陈诚为“行政院长”，吴国桢为台湾省主席，提拔年轻的周至柔为“国军总参谋长兼空军总司令”，非黄埔系的孙立人为“陆军总司令”，桂永清仍为“海军总司令”，蒋经国为“国防部政治部主任”，原在高雄成立的“政治行动委员会”改为“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以蒋经国、周至柔、唐纵等人负责。
陈果夫、陈立夫被排除在外。
如果说陈果夫身体不好，不能担当重任，尚可理解；然陈立夫50岁出头，身体健康，却没有被委以任何职务，陈氏兄弟意识到，危机正在降临。
不久，陈果夫和陈立夫同时接到电话通知，请他们次日到蒋介石办公室面谈。
兄弟二人商量，认为蒋介石此时找他们不会有什么好事，便决定陈果夫以身体有病为由回避，以陈立夫一人前去刺探虚实。
第二天，陈立夫如约前往蒋介石办公室。在谈话中，蒋介石问陈立夫对国民党改造运动有何高见，并问：
“你说，大陆失败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应该由谁来承担责任？”
陈立夫察言观色，明白蒋介石的用意，回答说：
“大陆失败，党、政、军三方都应该有人出面承担责任。”
“嗯。”蒋介石点点头，等待陈立夫的下文。
“党的方面，果夫和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个责任应该由我们承担。”陈立夫只好表示，“我觉得果夫和我都不宜参加此次党的改造，退下来为好。”
话虽如此，陈立夫还是抱着一线希望，希望蒋介石能挽留他们兄弟。
但蒋介石听后，又“嗯”了一声，便一言不发了。
陈立夫将这次谈话内容转告了陈果夫，病榻上的陈果夫听罢长叹一声，半天没有说话。
1950年7月，蒋介石下令免去陈果夫中央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职务；裁撤中国农业银行、中央合作金库，陈果夫在这两个机构中的董事长和理事长职务随之自动撤销，CC系的三大经济支柱被一举铲除。
紧接着，CC系一大舆论阵地农业教育电影公司被改组，改组结果为蒋经国直接接办，陈果夫的董事长之职被自动撤销。
很快，二陈掌管22年之久的党务、组织、特工、宣传等大权，全部落入蒋经国系手中，陈果夫从抗战以来所剩不多的几个具体职务也被剥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执行常务委员等职随着中央党部的解散、中央改造委员会的成立而自动去职。而国民党最终改造结果，使大半生高高在上的陈果夫，仅仅得到一个安慰性的挂名虚职——中央评议委员和尚未被剥夺的两个虚职——交通银行董事、中央银行董事。
而陈立夫甚至连一个虚职都没有得到。
陈氏兄弟，就这样离开了国民党权力核心。
陈果夫躺在病榻上，又气又恼，身体每况愈下，疼痛难忍，医生再三叮嘱他，不能讲话，陈果夫只好不声不响，但心中气结，便以“哑巴”为题，做了一首“哑巴歌”：
“哑巴哥，说不出话真痛苦……听得人家说话，肚里更加不开心，若闻笑骂声，面孔胀得红又青，摩拳擦掌，胆小不敢争。有时候像煞吃过黄莲嘴里苦，有时候像煞受了冤屈没处伸。哑巴哥，不能说话苦得很。”
2.兄弟今生离别
与陈果夫相比，陈立夫处境更为艰难。
陈立夫时年52岁，身体健康，在大陆时的多种要职被全部剥夺，连一个挂名的虚职都不曾有。陈立夫与陈果夫性格不同，无法吃下这个“哑巴亏”，他要用行动表达心中不满，决定一去了之。
听说陈立夫打算离台赴美，陈果夫表示支持，他不想看到弟弟在台湾被清算被指斥，若不是自己病痛缠身不能远行，一定会兄弟俩一起赴美。
1950年8月初，陈立夫偕夫人和一双儿女前来探望病中的兄长并辞行。
陈果夫心里明白，兄弟俩几十年来在中国政坛联手搏杀，互为依靠，屡获成功，而今弟弟这一走，不消说留下自己孤立无援，甚至不知今生还能否相见，因此无限伤感。
决定去美之后，陈立夫出席了“中国工程师年会”，这是他最后一次在台湾公众场合露面。在和工程师协会的会员们相见时，很多朋友都劝他不要离开台湾，特别是一些CC分子，都表示愿意跟随他继续奋斗。
这种情谊令陈立夫十分感动和难过，他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出走是否正确。
但就在此时，蒋介石派人给他送来了5万美元，权作川资。拿着这5万美元，陈立夫明白了，蒋介石是要他尽快离开台湾。
为了顾及各方面的影响，临行前陈立夫专程去向蒋介石辞行，当时蒋介石外出未归，宋美龄热情地接待了他。
宋美龄知道陈立夫要走了，拿出一本《圣经》送给他，关切地说：
“你在政治上负过这么大的责任，现在一下子冷落下来，会感到很难适应，这里有本《圣经》，你带到美国去念吧，你会在心灵上得到不少慰藉。”
没想到几句关心的话，反倒激起陈立夫心中无限的怨气，他指着挂在墙上的蒋介石肖像，不无怨恨地说：
“夫人，那活的上帝（指蒋介石）都不信任我，我还希望得到那耶稣的信任吗？”
宋美龄一时无话可答。
8月4日早晨8时，陈立夫偕同夫人及子女来到台北机场，准备登机离开台湾。
这天天气晴朗，前来送行的有300多人，场面虽热闹，但陈立夫心中幽怨无限。他怀揣刚刚收到的兄长陈果夫寄来的信件，上面只有短短几句话，要他在国外“多考察及研究经济恢复与建设事业”，言语平淡，却透露着兄弟之间深深的情谊。
想到此去，关山阻隔，云水茫茫，怕是与兄长再也不能相见，陈立夫心中酸涩，眼眶湿润。
登上飞机，陈立夫立在高处，向众人挥手告别，他抬头望向远方，默默与兄长道别。
陈立夫离开的第二天，即1950年8月5日，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正式接替原中央党部职权，挂牌办公。
自1926年以来，第一次没有陈氏兄弟参与的国民党中央机构开始运转。
3.摆脱经济危机
陈立夫离开了，只剩下陈果夫拖着病体留在台湾。中央改造委员会的运转对他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他面临着更大的危机——家庭经济危机。
早在抗战后期，陈果夫的肺便已溃烂，只好在后背穿孔，每天从穿扎处排脓。赴台前夕，病情加重，背后炎症流脓不止，遍请台、港名医会诊，病情一度得到控制。但他所患的肺结核与肋膜炎以及后来并发的喉结核等，都需要高昂的医药费，有些药甚至需要到国外才能买到。
以前位高权重，一切问题都好解决，如今时过境迁，医药费都是靠陈立夫和朋友接济，陈立夫走后，经济的窘迫可想而知。
在国民党高官中，陈果夫算是比较清廉的，多年来除了薪水，他没有什么额外收入。
有一年农业银行请他题词，他写道：
“一文不取谓之清，深思熟虑谓之慎，刻苦耐劳谓之勤，注意时效谓之敏。”
在国民党上层，讲求慎、勤、敏的虽不乏其人，但像陈果夫这样“清”的人并不多见。
赴台之初，农业银行看在老董事长的面子上，为照顾陈果夫看病之用，借给陈果夫一辆小车。后来农业银行被裁撤，车子陈果夫虽继续用着，但购买汽油成了问题。
开始时陈果夫自视清高，不肯仰人鼻息，后来日子一天比一天艰难，不得不放下架子，给交通银行总经理赵棣华写了一封信，提出发给自己兼职董事车马费的要求。
赵棣华多年为陈果夫部下，素知他的为人，知道他若非困苦不堪，绝不会舍面求人，于是亲自将车马费送到府上，同时通过台湾国民大会秘书长洪兰友将陈果夫的窘状转告蒋介石。
蒋介石得知陈果夫的情况后，心中很过意不去。毕竟多年来陈氏兄弟对蒋介石忠心耿耿，而蒋介石只是在政治上逼他们交出权力，并不会置其于死地。同时也为了安慰一下那些同样被排除在权力核心之外的老部下，蒋介石当即批给陈果夫5000元作为医药费。另外，又特批了一笔费用，作为陈果夫日常的生活补助，陈果夫总算摆脱了经济危机。
10月27日，是陈果夫59岁生日，他持续一个多月的咳血刚刚有所缓解。就在这天下午，蒋介石携“太子”蒋经国来到医院，探望陈果夫，给陈果夫祝寿，令陈果夫大为意外。
蒋介石详细询问了陈果夫的病情及治疗情况，听说主要以中医治疗后，蒋介石劝说：
“还是西医可靠。”
蒋介石对陈果夫的生活十分关切，临走时又嘱咐道：
“果夫啊，你安心养病吧，其他事情就不要去想了。经济上有什么问题，你直接告诉我。”
为了方便治疗，1951年1月，陈果夫由台中迁往台北，住在台北青田街一幢公寓里。这里医疗条件好，看病取药都比较方便，但此时陈果夫已病入膏肓，怕是任何治疗都无力回天了。
人丁单薄，老来凄清落寞
1.一生夫唱妇随
住到台北后，看病取药是比以前方便许多，但陈果夫却感到很不习惯。在台中可以随时找朋友聊聊天，发发牢骚，宣泄一下心中的郁闷。在台北就大不一样了，毕竟这里是蒋介石的地盘，到处都有耳目，稍有不慎便会传到蒋介石的耳中。
所以台北的生活，让陈果夫感到非常压抑。有次一个老朋友从台中来看望他，当陈果夫说到自己在台北的压抑时，那位朋友说：
“在台中天高……”
“皇帝远。”陈果夫马上接口道。说罢两人会心地大笑起来。
由于陈果夫的亲友大多住在台中，往来不像以前那样方便，所以更多的时候家里只有陈果夫与夫人朱明面面相对。
陈果夫与朱明是结发夫妻，陈果夫一生不娶偏房不搞外遇，对朱明从一而终，在国民党中有口皆碑。与何应钦夫妇一样，陈果夫夫妇也没有子嗣；与何应钦不同的是，何应钦从一而终的婚姻是新式婚姻，陈果夫的婚姻则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结果，两人在入洞房前互不相识。
早在陈果夫十二三岁读私塾时，他的老师沈若臣见他聪颖老实，十分喜爱，就有意将女儿许配给他。沈若臣女儿相貌颇佳，性情温和，但陈家或许是嫌沈家穷酸，没有答应这门亲事。
往后几年，又有好几家登门求亲，都被陈家婉拒。直到陈果夫18岁时，他的父母才开始为他的婚事着急，通过亲戚说媒，选定本县荻港镇朱家长女朱明。
陈果夫虽受到新思潮的熏陶，对旧式婚姻并不看好，但为了不让父母担心，经过一番踌躇之后接受了父母的安排，只是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女方要入校读书；二是要放足。
朱明比陈果夫小一岁，父亲朱五楼是湖州商界富豪、上海福康钱庄的创始人。
朱五楼常年在上海经商，对新事物新思潮比较容易接受。但受传统观念“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影响，未曾让女儿读书识字。如今见陈果夫提出这个要求，当即一口答应。
17岁的朱明听说要让她上学读书，更是喜出望外。虽然年纪大了点，但朱明天资聪颖，又勤奋刻苦，进入启明女校后，学习成绩在班上一直名列前茅。
朱明这一学就是5年。5年后，即1914年，22岁的朱明结束了学习生活，与陈果夫正式完婚。此时的朱明，气质谈吐俨然一位知书达理的千金小姐。
陈、朱二人虽是旧式媒妁之言，举行的却是新式婚礼，由于朱明家境富裕，嫁妆甚丰。
尽管两人订婚长达5年之久，一直未曾见面，既没有花前月下卿卿我我，也没有信誓旦旦海誓山盟，但婚后两人相处和谐，感情弥笃。
陈家在吴兴虽“声名显赫”，但经济并不宽裕，朱明自幼养尊处优，过惯了富裕生活，到陈家后有很多不适应。但她从未有过怨言，而是尊敬长辈，孝敬公婆，爱护弟妹，把陈家打理得井井有条，使20多人的大家族融融一堂。
朱明对陈果夫的照料更是细致入微。多年以来陈果夫体弱多病，长年缠绵病榻，朱明煎汤熬药，照顾饮食，操持家务，“数十年如一日，未尝假手于人”。每每提及夫人，陈果夫都心怀恩爱与感激之情。
朱明早年还曾典卖首饰，资助革命。护法期间，陈果夫在上海开展工作，朱明“尝津津乐道曾亲与秘密传讯等任务，意气甚豪，不让须眉”。后来陈果夫地位升高，朱明却从不干预丈夫的政务，默默无闻地陪伴陈果夫左右。
2.最后一次诤谏
陈氏夫妇一直没有生育，早在1926年，陈果夫的二妹陈敬夫将女儿过继给他，取名陈泽宝。后来陈泽宝出嫁，其夫沈华祝在台湾读完大学后到美国深造，获得机械工程博士学位后，便在伊利诺州的卡特比突柴油机公司担任工程师，陈泽宝随夫前往美国，并加入了美国国籍。
陈果夫夫妇还有一个干女儿，名叫朱月琴，乃抗战时期陈氏夫妇在重庆时的女佣，后来跟随陈氏夫妇到了台湾。
朱月琴多年来尽心在陈家帮佣，陈果夫夫妇对她心怀感激。因此朱月琴到出嫁年龄时，陈果夫夫妇尽心为她挑选男友。
陈果夫意味深长地劝朱月琴说：
“不要找政界的人，政界的人不可靠，我看还是商界的人好。”
朱月琴听从了陈果夫的建议，嫁给了一位在台湾和美国两处开珠宝店的商人。
朱月琴出嫁前，朱明拉着她的手，十分不舍：
“你跟随我这么多年，如今就要离开，我真是舍不得，我和先生商量着，想认你做干女儿，不知你是否愿意？”
陈果夫夫妇待朱月琴一直很好，朱月琴早就将他们视做父母般照顾，如今听朱明说出这番话，眼泪簌簌地往下掉，她使劲点点头，哽咽着叫了声：
“干妈！”
如此一来，朱月琴便有了娘家，新郎也有了一位高官岳父，觉得非常有面子。后来朱月琴跟随丈夫定居美国。
由于陈果夫没有儿子，其父陈其业做主，将陈立夫的长子陈泽安过继给陈果夫为嗣。陈泽安在台湾念完大学后，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农学院获园艺专业水果学硕士学位，又在新罕姆息大学获植物病理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在几个大学任教。
陈泽安曾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过几十篇学术论文，并于1983年差点成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仅以两票之差擦肩而过，对此，陈泽安甚感遗憾。
此后，陈泽安多次回到大陆，在南京大学、南京农学院授课，并回到湖州省亲，还赴浙江黄岩帮助农民种植橘子，以提高橘子质量。
尽管先后过继、收养了一儿二女，但陈果夫的家中仍人丁不旺，尤其在台北的日子，家中常常整日冷清落寞。
1951年夏天来临的时候，陈果夫的日子更加难熬。
台北是一个盆地，海风难以吹进，比台中要炎热许多，而且空气湿度很大。陈果夫渐渐感到支撑不住，每天只能起床一个小时，无力支持更多的时间。而且整天咳嗽不止，体温一直在38℃左右，低烧不退。
陈果夫似乎已经感觉到自己命不久矣，于是强撑病体开始给蒋介石写“诤谏之文”。
退台以后，尽管陈果夫被“打入冷宫”，但他一直关注着台湾的政局，关心着国民党的前途，他决心在离世前把自己对国民党、对社会、对人生的各种意见集中起来，写一篇“诤谏之文”，派人呈交蒋介石。一方面表达自己的诤言，一方面表明自己对蒋介石的忠诚。
蒋介石收到陈果夫的“诤谏之文”，不无感慨。考虑到陈果夫多年来对他的忠心耿耿，心里对他的感情不待言说，蒋介石先后数次前往探视，安慰陈果夫安心养病，不要考虑其他。
蒋介石的频频看望，对命不久矣的陈果夫来说，已是莫大的安慰。
3.死后尽享哀荣
难熬的夏天快要接近尾声时，医生宣布了陈果夫的病情进展：其结核菌已经由左肺侵入右肺，并由右肺进入血管，再蔓延至脑后，陈果夫已经处于生命垂危时期。
陈果夫在每年的最后一天，都会回顾一年中的经历，写下总结。他知道，今年熬不过去了，就翻出往年总结，细细品读。
回顾过往一生，陈果夫感到自己在很多方面做到了超凡脱俗，当他看到去年最后一天写下的总结时，脸上漾起笑容。
这篇总结主要写了以下几点：
一、住繁华都市多年，未尝入妓院、舞场、赌场。
二、管钱始终未曾将钱作为私有，或为金钱所管，反之，愈不爱钱。
三、读书未为书本所囿，或自以为知足。
四、管人事不作弄人，不私于人，更不自用私人。
五、做官未尝作威、作福、营私或运用政客，作固位之想，及幸进之图。
六、接近商业工作，自己做到不做生意，不与人谈私利。
七、办党务不作植党之想，办教育亦然。
八、生病能摆脱烦恼，始终抱乐观与进取之心。
陈果夫对自己一生所为十分满意，了无遗憾。
8月25日上午，陈果夫的体温骤然升高，呓语不断，进入昏迷状态。下午4时52分，他溘然长逝，享年59岁。
陈果夫父亲陈其业得知儿子死讯后，不顾家人劝阻，执意从台中赶到台北为儿子护丧。
当老人看到儿子遗容后，忍不住放声大哭。
陈其业时年81岁，老年丧子，其悲痛心情可想而知。而陈立夫远在美国，得不到蒋介石许可，不敢贸然返台，只能独处异乡洒泪遥祭，这成为他一生的遗憾。
陈果夫逝世后，蒋介石曾先后两次到存放遗体的极乐殡仪馆吊唁，他望着陈果夫的遗体，表情悲哀沉痛，几度鞠躬，离开殡仪馆后仍沉痛不已，半晌无言，直到坐进车里，才满怀悲伤地对随从人员说：
“果夫还年轻，他不该这么早就走啊！”
回到办公室，蒋介石提笔写下“痛失元良”几个大字，作为挽额，派人送到了殡仪馆。
其他一些国民党党政要员，甚至包括陈果夫的一些政敌，也都跟着蒋介石来称赞陈果夫，称赞他是“标准党人，是北伐到迁台之前的中心人物”，“在党内确有其组织的天才和领导的高度智慧，非常人所能及”，等等。总之，陈果夫死后，生前所有攻讦都变成了褒扬。
9月15日，蒋介石亲自颁布了“褒扬令”，称陈果夫“资性弘毅，志行纯笃，缵承革命家风，效忠三民主义，越四十年如一日”。
蒋介石还下令为陈果夫出版了《陈果夫先生全集》，收录了陈果夫一生所著的有关教育文化、政治经济、礼俗、生活回忆、医药卫生、杂著等六个方面的文章，近200万字，以表纪念。
陈果夫的墓地选在台北市郊观音山西云寺右侧的一块山地上，这里环境清幽，景色秀美。陈果夫生前曾希望死后能回到故乡浙江吴兴，他在那首《故乡》诗里，寄托了浓浓的乡情，字里行间流露着对家乡的热爱和思念：
“我希望我的故乡，山河无恙；我希望我的故乡，人文发扬；我希望我的故乡，腥膻洗净，从此无人敢侵略；我希望我的故乡，爱我如慈母，不让我漂泊他乡，我爱我的故乡，我永远不愿离开我的故乡。”
然而，涛涛大海隔断了他的故乡之恋，他被永远地留在了这片异乡的土地上。
1951年11月4日，陈果夫的棺木在观音山墓地安然下葬。
在当年鼎盛一时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中，孔祥熙、宋子文去了美国，只有陈氏兄弟跟随蒋介石退守台岛，如今却落得一死一“逐”，这大概是“二陈”从未想到过的结局。
历史评说
在蒋介石统治大陆的二十多年里，陈果夫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他和胞弟陈立夫长期执掌国民党的党务大权，其一手经营的CC系，应蒋家王朝的建立而生，又随其在大陆的垮台而灭，其间是支持蒋氏统治的一大支柱。
陈果夫早年受其二叔陈其美影响参加革命，大革命时期为黄埔军校筹办物资，招兵招生，为黄埔军校的建设作出过卓有成效的贡献；担任江苏省主席期间，陈果夫主持治理淮河，造福于民，整顿财政，改革教育，惩办贪污县官等，都产生了较积极的社会影响。
二陈早年便追随蒋介石，与蒋介石渊源颇远，但与蒋介石的关系却是十分微妙。最初蒋介石出于对陈其美的感恩心理及对江浙地域观念等因素的考虑，对陈果夫及其胞弟陈立夫积极培植，视为亲信中的亲信。而陈果夫对党务工作的突出贡献，对蒋介石建立南京政府掌控中枢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二陈也因此迅速崛起，一步登天。
但二陈势力得到发展之后，蒋介石又时时予以防范和限制，使之与其他派系互相牵制。而二陈受到限制时，便会对蒋介石产生不满。
二陈在西安事变中，站在何应钦主战派一边，有背叛蒋介石之嫌。蒋介石虽未明说，但心中对二陈已不复从前的信任。二陈与蒋经国斗争不断，也让蒋介石对他们越来越心生厌恶。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蒋介石认为最根本的失败是党本身的失败，党的失败是CC系的失败，CC系的失败是二陈直接造成的。二陈长期控制国民党党务，导致党的腐败现象发生，积重难返；二陈在党内向来目空一切，倾轧各派，以致积怨甚深，甚至美国人都颇有反感；尤其是二陈与蒋经国的矛盾不断，成为蒋经国接班的最大障碍。这些，促使蒋介石决定彻底清除CC系。
虽然国民党腐败成风，但陈果夫在国民党官场中还是廉洁清正、洁身自好的，其生活作风严肃，工作态度踏实，工作作风扎实，为人低调。虽学历不高，却涉猎学科范围极广，多才多艺，在行政、金融、经济、水利、医学、文化、教育、文学等方面都颇有建树，其个人魅力和努力拼搏的精神，令人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