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政治智慧
周恩来是一个忠诚的爱国主义者和坚贞的共产主义者。他少小立志为救国救民而发奋读书，为遍寻真理而渡洋蹈海。当他找到了马列，一经确立信仰之后，便终身而为此奋斗，从此成为了一个职业革命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勤务员，是他一生矢志不渝的宗旨和信条。在布满荆棘、充满坎坷的征途中，他始终为这一崇高的目标奋斗不息，没有丝毫动摇过。为了党、国家和人民，他可以履艰涉难而不折，忍辱负重而不悔。他所采取的一切方略，都紧紧围绕着这一目标，恪守着这一宗旨，这也是他之所以成功的内在动力和行动准则。
一、“为中华崛起而读书”
古人云：有志者事竟成。立志是一个人成功的前提，只有志存高远，才能让人砺志不息。立志可以使人有所追求，生活便有了方向，奋斗才有了目标。周恩来在他的少年时代，就立下了宏伟的志向，这就是伟人的成功之始。
白山黑水的关东大地，曾留下了一代伟人少年求学的足迹。“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稚嫩童声，道出了少年周恩来不凡的志向，也从此开始了他寻求救国之路的起点。
1910年春天，12岁的周恩来随同回淮安探亲的三伯父周贻谦来到东北读书。这在周恩来的生活中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周恩来后来曾回忆说：“12岁的那年，我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和留在家里的弟兄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
作为帝国主义列强争夺焦点的东北，给少年的周恩来带来了异常强烈的刺激。正是在这里，激发了他爱国主义的热情。周恩来到东北后，先在铁岭县银州镇的银岗书院读了半年书，然后转入奉天（即沈阳）第六两等小学堂，该校在辛亥革命后改名为奉天东关模范学校。这所学校是1910年春“废科举，兴学校”的潮流中兴办起来的一所学校。这所学校除教一些经书外，能常给学生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新学”。课程包括修身、国文、算术、历史、地理、格致、英文、图画、唱歌、体操数十门。这些课程给少年的周恩来展现了一个新天地。他在学校里学习非常勤奋刻苦，各门功课都名列前茅。
据记载，他在东关模范学校读书期间，有一位叫高戈吾的历史老师，常给同学们讲述历史上民族英雄的故事，痛陈国家弱小被众列强所欺辱的时局，鼓吹反清革命，把章太炎的文章和同盟会的刊物以及时事报刊介绍给他们阅读，还特别把邹容所著的《革命军》小册子借给了周恩来。还有一位姓毛的地理老师，倾向于康梁的维新思想，也常常向周恩来介绍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的书籍。深受两位老师的影响，周恩来开始关心国事并从此养成了读报的习惯，从报纸书刊中，他了解到有关民族危机、清朝腐朽和人民苦难的许多事情，也了解到了一些像邹容那样的年轻的资产阶级革命家英勇斗争、流血牺牲的感人事迹，也从中接受了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思想以及所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和进取精神。他常和老师同学一起讨论危急的时局以及如何救国和宣传救亡的问题，当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的消息传到学校后，他就立即剪去了辫子，以表示对清王朝的决裂。
暑假中，他随一位同学到了沈阳南郊沙河南岸的魏家楼子。这位同学的爷爷，是一位在乡里教私塾的满怀忧国忧民之心的老人，领着他们目睹了当年日俄战争的旧战场。老人由于心情异常激愤，手捋银髯，仰天长叹，为他们吟咏了这样的诗句：
“登彼龙山兮山巅，
望彼河水兮潺潺。
忆甲辰年兮神往，
想日俄战兮心酸。”
“吾已生于斯兮长于斯，
恨不能翱翔兮五湖烟。
今吾老兮有何志愿？
图自强兮在尔少年！”
这一切都无不激励着少年的周恩来，要为救国纾难而发愤读书。不像别的孩子，此时的周恩来就似乎已确实知道为什么要读书以及怎样去读书。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就已表现出高尚的志向、浓烈的爱国情感和引人注目的才能。有一次，东关模范学校的魏校长（当时兼为修身课的老师）在课堂上问同学们：“读书是为了什么？”当时，有的同学回答“为光耀门楣而读书”，有的回答“为明礼而读书”，也有的回答“为个人的前途而读书”，还有的回答是“为家父而读书”。当问到周恩来时，他的回答却语惊四座：“为中华崛起而读书！”魏校长听后大为震动，一个孩子能有这等抱负、这等气魄，真是难得啊。他禁不住连声称赞道：“好啊！好啊！为中华崛起而读书！同学们，有志者当效周生。”
从此时开始，周恩来立下“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宏伟志向，就一直像一团烈火一样燃烧在他的心中，成为他经久持续的动力，激励着他更加努力学习，不断进行探索。“为中华崛起而读书！”是周恩来学生时代的主旋律。一个人的事业成功与否，与他在少年时代的立志是否崇高远大有着直接的关系。周恩来的伟大事业，其基础就建立在少年时代的远大志向上。他其后在南开读书时，还写有一篇《尚志论》的作文，文中有言：“故立志者，当计其大舍其细，则所成事业当不至限于一隅，私于个人矣。”并例举有志者当效“探新大陆的哥伦布”、“竖自由旗之华盛顿”、“闻鸡起舞之刘昆”、“击楫中流之祖逖”。充分表明了周恩来当时立下的就是公而忘私，为国为民的鸿鹄之志。
1912年10月，周恩来写了一篇作文：《奉天东关模范学校第二周年纪念日感言》，就明显表达了他“教育救国”的思想。文章的中心就是：中国要图富强，就应该从根本做起，把教育办好。他在文中写道：
“吾全校之诸同学乎。吾人何人，非即负将来国家责任之国民耶？此地何地，非即造就吾完全国民之学校耶？圣贤书籍，各种科学，何为为吾深究而悉讨？师之口讲指画，友之朝观夕摩，何为为吾相切而相？非即欲吾受完全教育、成伟大人物、克负乎国家将来艰巨之责任？以将来如许之重负，基础于小学三四年中，同学，同学，宜如何奋勉，始对之而不愧哉？”
“吾校司教育之诸公乎。诸公为国家造人才，当殚其聪明，尽其才力。求整顿宜重实际，务外观先察内容。勿自隳行检，以失人则效；勿铺张粉饰，以博我名誉；更勿投身政界党会，谋利营私，以纷扰其心志，而日事敷衍。校长为学生择良教材，教习为学生谋深造就。守师严道尊之旨，除嚣张浮躁之习。注重道德教育，而辅之以实利美感，更振之以军国民之精神。教育美满，校风纯正，则此纪念日乃可因之而永久。”
这篇《感言》，立意新颖，言简意赅，论说精辟，语重心长，字里行间充满着远大的志向和爱国的激情。国文老师阅后，大喜过望，备受鼓舞，他在文末批写道：“教不如此不足以言教，学不如此不足以言学，学校不如此不足以言学校，文章不如此不足以言文章。”“心长语重，机畅神流。”此文不久被奉天举办的教育成绩展览会作为甲等作文展出，并收入《奉天教育品展览会国文成绩》一书。后来上海进步书局出版的《学校国文成绩》和上海大东数据出版的《中学生国文成绩精华》二书也先后收录了这篇作文。
1917年，周恩来于南开学校毕业后，准备赴日本留学，他特地从天津回沈阳母校与那里的师生告别，临别时他给一位同学写下了这样的临别赠言：“志在四方，愿相会中华腾飞世界时。”这位同学一直把这个题字保存了四十余年，直到1957年还给了时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两个老同学终于在解放了的新中国重逢相会，正如题字所言，挣脱了重重枷锁的中华巨龙开始昂首腾飞了。
二、“面壁十年图破壁”
立志有恒，方能匡时救世。达摩十年面壁，苦苦修炼，破壁之日终成就一代高僧。周恩来的“面壁十年图破壁”，就是要求自己像达摩那样面壁苦学，求得“济世”的本领。自强不息的努力，这就是周恩来成功的基本条件。
1913年，15岁的周恩来因伯父周贻赓的工作变动，离开了沈阳奔赴天津，以优异的成绩考进天津南开中学。天津是华北的大商埠，西卫北京，东扼渤海，它的地理位置使得近代以来各国列强对之垂涎三尺，也就成为了较早开放的门户。在天津近代工业兴起较早，新式教育也居于比较先进的地位。南开中学是一所四年制的学校，是完全仿照欧美近代教育制度建立起来的。校长张伯苓是一位著名的爱国教育家。南开校风以“严肃、庄重”而著称。学生一进校门，就有一面大镜子悬与左侧，以供端正仪容之用。镜上还铭刻有醒目的“告诫之言”：
面必净 发必理 衣必整
钮必结 头容正 肩容平
胸容宽 背容直
气象勿傲、勿暴、勿怠
颜色宜和、宜静、宜庄
周恩来之一生风度翩翩，仪表不凡，彬彬有礼，庄重大方，性格和蔼，平易近人，就是在南开养成的好习惯。他从1913年8月入学，到1917年6月毕业，在南开学习了整整四年时间。对南开周恩来有着特别深厚的感情，他说：“我每次来至天津，总是告诉我过去的师友说，我还是感谢南开中学给我那些启蒙的基本知识，使我便可能寻求新的知识，接触新的知识。”周恩来在南开求学的四年，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的处境正日渐恶化，清王朝完结之后，政府仍是每况愈下，混乱在中国蔓延，外强的威胁日趋严重。随着他年龄的增大和对国情的加深了解，他的忧国忧民心情更加激烈了。当时周恩来所写的一首政治评论诗，明显反映了他的心情。
茫茫大地起风云，
举国昏沉岂足云，
最是伤心秋又到，
虫声唧唧不堪闻。
在他这个时期的作文中，也随处可见这类悲愤的心声。他说，“呜呼！处今日神州存亡之秋，一发千钧之际，东邻同种，忽逞野心，噩耗传来，举国骚然，咸思一战，以为背城借一之举，破釜沉舟之计。一种爱国热忱，似已达于沸点。”他目睹时艰，忧国忧民，由爱国心切，转化为学习的动力。他对个各门功课精进钻研，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有记载他在南开期间，“全校文试，夺得首席。习字比赛，复列其名。长于数学，往往于教授外，自出新法，捷算赛速，两列其茅。”
中学即将毕业，他把自己个人的前途与救国的道路联系在一起反复思虑，终下定决心要出洋留学。因为只有到外国，才能真正学到救国救民的真理，半个世纪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寻求救国之路，都是面向西方的。周恩来想到美国去，可他家境贫寒，无力成行，他的美国留学梦破灭了。此时，周恩来的一位名叫吴达阁的好友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愿借给他一笔路费，帮助他到日本留学。
日本是与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自明治维新以来开始强大起来，且日本的国情又与中国极为相似，是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又能进行现代化和工业化改革的国家，所以许多有识之士都想来此取经，找到一条救国的终南捷径。对周恩来而言，除了有类似想法之外，就是考虑到中日之间相距很近，只需较少的路费。另外，当时中日两国还有一个协定规定，中国学生凡能考取日本政府指定的日本大专院校之一的，可以享受官费待遇，直到学成回国为止。若能得到官费留学的待遇，求学的费用就能解决了。因此，周恩来把留学的目标转向了日本，决定去扶桑求学。
在离国之前，他凭窗遥望，心潮澎湃，思绪万千，俯案写下了这样一首表示自己决心的诗句：
“大江歌罢掉头东，
邃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
难酬蹈海亦英雄。”
1917年的秋天，19岁的周恩来穿过鸭绿江，从朝鲜的釜山登船，蹈过滔滔的东海，来到了日本。准备刻苦地“面壁”求学，以求一旦学成“济世”的“群科”，将来“破壁”而飞，去改造今日的社会。
在留学日本期间，周恩来还恭敬地抄录了梁启超的《自励》一诗赠以同在日本留学的王朴山，也借此予以自励。诗曰：
“献身甘作千矢的，
著述求为万世师。
誓起民权移旧俗，
更研哲理牖新知。
十年以后当思我，
举国有狂欲语谁？
世界无穷愿无尽，
海天寥廓立多时。”
但在日本的求学道路却是十分的艰难，周恩来在南开学的是英文，全无一点日文基础，随着考期的越来越近，同时家里的境况又每况愈下，不久又接到了八伯父去世的消息，一行家书一行泪，使他忧心如焚，心中不知是悲是痛，似乎全都失去了知觉。他报考的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又落选了，官费留学的希望也落空了。这一切对周恩来的打击太大了，落第的苦闷无奈，游子的思乡愁情，压得他抬不起头来，他一度曾考虑用当时日本流行的佛教“无生主义”来为自己解脱内心难以忍受的痛苦。但这些并没有把周恩来压垮，他告诫自己要经得起挫折，他在日记中写道：
“大凡天下的人有真正本事的，必定是能涵养能虚心。看定一种事情应该去做的，就拼命去做，比计利害；不应该做的，便躲着不出头，或是极力反对。这样子人总是心里头有一定主见，轻容易不肯改变的。成败固然是不足论事，然而当着他活的时候，总要想他所办的事成功，不能因为有折磨便灰心，也不能因为有小小的成功便满足。梁任公有一句诗：‘世界无穷愿无尽’，我是很赞成的。盖现在的人总要有个志向，平常的人不过是吃饱了，穿足了，便以为了事。有大志向的人，便想去救国，尽力社会。”
也多亏了他从国内带来的许多《新青年》杂志，他早起晚归都与《新青年》为伴，使他消散几个月来胸中的愁云。他说，“将从前一切事体都看成了不足重的事，不足取的事，心里头非常的快活。‘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我这时候的思想与这句话一点儿也不错。”“我现在心里非常快活。想起我从前所思、所学、所行，实在是一无可取。”他把家庭和个人的悲剧与国家和社会的不幸联系在一起，便使他从个人的悲痛以及对家庭的思念中解脱出来，精神为之一振。在农历戊午年的春节伊始，他给自己定了约法三章：
“第一，想要想比现在还新的思想；第二，做要做比现在还新的事情；第三，学要学离现在最近的学问。思想要自由，做事要实在，学问要真切。”
这种新的信念使他从极端的苦闷和烦恼中得到了解脱，在他眼前产生了一片新的希望，并使他从中受到了巨大的鼓舞，但什么是最新的思想、最新的事情和最新的学问，他一时仍是模糊不清的。他一面集中精力准备东京高等师范的入学考试，一面又去寻求探索新的思想和新的学问。为寻找救国的真理，他大量地读书看报，十分关注有关俄国十月革命的报道，对日本出现的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主义、新村主义等新思潮都特别有兴趣。这一时期，周恩来从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先驱者、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教授河上肇那里，开始领略到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他成为了河上肇创办的双周刊杂志《社会经济问题》的热心读者，并以极大的兴趣阅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应该说，他日后经过“反复推敲”，最后确定的共产主义信仰，是他在日本入了马克思主义之门的。
此时，突如其来的一件事打断了周恩来对新思想的探索。段祺瑞北洋政府要出卖主权，与日本联合出兵苏联，准备秘密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事情泄露后，激起了广大留日学生的愤恨。民族危亡的严酷现实促使他投身到爱国斗争中去，并成为了留日学生爱国团体——新中学会的领袖之一。
1919年春，周恩来准备回国投身于祖国正在开始的反对签订巴黎和约的斗争。清明时节，阴雨绵绵，樱花初开，他冒雨游览了京都的岚山、圆山等地。在他留下的几篇诗句中，人们可以看出他情感的倾注。我们仅摘录其《雨中岚山》一诗，亦可窥其一斑：
“雨中二次游岚山，
两岸苍松，夹着几株樱。
到尽处突见一山高，
流出泉水绿如许，绕石照人。
潇潇雨，雾蒙浓；
一线阳光穿云出，愈见姣妍；
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
——模糊中偶然见一点光明，
真愈觉姣妍。”
在诗中，我们不难领略到此时的周恩来，似乎已经隐约找到了“济世”的真理，“一线阳光穿云出”，“模糊中偶然见一点光明”，不就是指的马克思主义吗？俄国人革命成功了，中国人不也可以这样做吗？千寻万找，终于见到了，能不高兴吗？真是“愈见姣妍”，“愈觉姣妍”。
三、“革心”与“革新”
1919年春，周恩来从日本回到天津。这时，正是“五四”的前夕。不久，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就爆发了。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人民长期以来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政府卖国罪行的愤怒郁积已久的大爆发。毛泽东指出：“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反封建主义。”五四运动的爆发，站在这场爱国运动前列的是各地学校的学生们。周恩来作为刚刚从日本回国的青年学生，爱国的强烈责任感促使他立即投身到这场伟大的斗争洪流之中。后来，周恩来在一次座谈会上，回忆起五四时期的革命经历时说：“自己和大家一样受旧教育，后来因为看到民族危亡，山河破碎，而觉悟起来参加了革命。”
五四运动起于北京，很快就震动了全国，也震动了天津。5月7日，天津各校学生首起响应，举行示威游行。14日，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23日，15所大中学校的一万多名学生罢课。群众发动的程度，天津也较其他地区广泛。25日，以女校学生为主体的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成立。在两会的组织领导下，天津的学生爱国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天津的社会各界在此带动下，也举行各种形式的集会，并成立了全国最早的各界联合会。6月27日，派出了马骏、刘清扬等十名代表赴北京参加在总统府的请愿运动。由于全国各地的代表们坚持不懈的斗争，终使得后来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周恩来一回到天津，就回到南开母校，积极地投入到学生的爱国运动中。由于他一贯的爱国思想，既能说又善写，再加上他杰出的组织才能以及对社会活动的热心，使他享有极高的威信，很快就被推举参与运动的组织和领导工作。天津学生联合会成立，请他主办会报，他表示愉快接受，他说：“我所以回来，就是为了参加救国斗争，同学们既然需要我编学生会报，我愿大家共同努力。”7月21日，他主办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创刊，他宣布，这张报纸要“本民主主义的精神发表一切主张”，“本‘革心’与‘革新’的精神立为主旨”。何为“革心”与“革新”？就是从改造学生自身的思想入手去改造社会。
“思想改造”与“社会改造”并举命题的提出，对我党历史有着重大的意义。无独有偶，稍后不久，北京的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也提出了这一命题。他说，“不改造经济组织，单改造人类精神，必没有效果。不改造人类精神，单求改造经济组织，也怕不能成功。我主张物心两方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这是在1919年9月。第二年，湖南的毛泽东在创立新民学会时也提出了个人的思想改造问题。他给蔡和森的信中说道，“学会建立以后，顿成功了一种共同的意识，于个人思想的改造，生活的向上，很有影响。”几位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在此时提出了改造思想的命题，可以说是反映了当时中国的先进青年的一种心声，那就是他们从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入手去改造客观世界以实现反帝反封建伟大目标的决心。
为进一步推进爱国学生运动，周恩来发起组织觉悟社，作为一个更严密的团体，以从事科学和新思潮的研究。1919年9月16日，觉悟社在天津成立。觉悟社集中了天津优秀青年的代表，参加者有周恩来、郭隆真、邓颖超、谌志笃、马骏等20人。周恩来被推举为主席。大家一致通过了周恩来为觉悟社拟订的方案。这就是：“本着‘革心’、‘革新’的精神，以‘自觉’、‘自决’为主旨”，“取公同研究的态度，发表一切主张；对于社会一切生活取评论态度；介绍名人言论、著作同演讲；灌输世界新思潮。”觉悟社出版社刊《觉悟》，在第一期上发表了周恩来撰写的《觉悟的宣言》，又进一步提出了觉悟的目标——“本着反省、实行、持久、奋斗、活泼、愉快、牺牲、创造、批评、互助的精神，求适应于‘人’的生活——做学生方面的‘思想改造’事业。”
觉悟社的社员采用抽签的办法，抽取每人的号码——再利用此号码的谐音取一个别名。周恩来抽的是五号，这就是他别名“伍豪”的由来。
周恩来除了用巨大的精力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和《觉悟》期刊作为指导运动、宣传群众的喉舌和阵地外，他还积极参加其他领导活动，从事各种实际斗争。他奋不顾身地奔走街头，发表演讲，散发传单，组织罢课罢市和示威游行。作为天津的学生代表，他两次进京，同北洋政府展开激烈的斗争。
1920年1月，反动当局为镇压学生的示威请愿，在挽津制造了“一二·九”惨案，50多人被武装的军警殴打致伤，周恩来等四名学生代表不顾军警的阻拦，强行冲进省公署交涉，但遭到逮捕，陷于囹圄之中。
在狱中，面对敌人的高压，周恩来威武不屈，浩气凛然。他组织读书会，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等新思潮和新思想，激励大家的革命斗志。读书会由各人分工宣讲介绍一二种思潮和学说，周恩来负责介绍马克思主义。在狱中，他向难友们宣讲和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阶级斗争理论以及马克思的生平等。周恩来不愧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者之一。尽管身在牢笼，他和难友们仍时刻关注着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常常心潮澎湃，不能平静。他在5月4日的日记中记载：
“今天是‘五四’纪念。回想去年今天学潮突起，引得这一年来的学潮起伏，有无穷的感触，当然是各人脑中所不能免得。将来之希望，尤隐隐约约在各人脑中颤动不已。”
1920年7月17日，天津当局被迫宣布释放周恩来等全体被拘捕的代表。天津各界代表百余人前往迎接，并颁发给他们“为国牺牲”的银质纪念章，以示对他们的光荣嘉奖。
在狱中的半年生活，是周恩来人生道路上的一个关键转折点。后来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谈起自己的思想转变过程时说，“思想颤动于狱中”。他还说过，一种革命意识的萌芽，“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确实，他在这半年间，重新思考了许多问题。自出狱之后，他就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就在狱中的时候，国内掀起了一个赴法勤工俭学的热潮。周恩来也开始考虑甚有必要开阔自己的视野，到欧洲去进一步寻求救国之路。准备前往法国勤工俭学的觉悟社社友李愚如，到狱中向他辞行。周恩来作了一长诗相赠，表明了他的心迹。我们仅摘录诗中这样的两段：
“到那里，举起工具，
出你的劳动汗；
造你的成绩灿烂。
磨练你的才干；
保你天真烂漫。
他日归来，
扯起自由旗，
唱起独立歌。
争女权，求平等，
来到社会实验。
推翻旧伦理，
全凭你心头一念。
三月后，
马赛海岸，
巴黎郊外，
我或者能把你看。
行行珍重！
你竟去了。
你能去了。
三个月没见你，
进步的这般快了。”
四、“我认定的主义是一定变不了！”
周恩来出狱后，为进一步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果然踏上了赴法勤工俭学之路。1920年12月中旬，到达法国马赛，第二年2月到布鲁瓦学习法文，同时作为天津的《益世报》的旅欧通讯员，定期撰写通讯报道寄回国内。他到欧洲后不久给他表兄陈式周的信中，谈到了为何赴欧的选择。他说，“主要意旨，惟在求实学以谋自立，虔心考察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之于吾民族间者。”
周恩来最为关注的还是对主义的选择。出国之前在北京陶然亭中，觉悟社与少年中国学会、青年工读互助团、曙光社、人道社的聚会上，李大钊曾特别强调主义选择的重要性，“主义不明，对内既不足以齐一全体之心志，对外又不足与人为联合之行动。”李大钊的话时常在他的脑海中回荡，因此他对纷然而起各式各样的主义之选择，采取了慎之又慎的态度。后来他回忆此时的心态是“谈主义，我便心跳”，在给他表兄陈式周的信中也说，“弟之思想，在今日本未大定，且既来欧猎取学术，初入异邦，更不敢有所自恃，有所论列。”“至若一定主义，固非今日以弟之浅学所敢认定者也。”他认为，救国之路“有以保守成功者，如今日之英也；亦有以暴动成功者，如今日之苏维埃俄罗斯也。”中国到底应走哪一条成功的道路呢？“若在吾国，则积弊既深，似非效法俄式之革命，不易收改革之效；然强邻环处，动辄受制，暴动尤贻其口实，则又以稳进之说为有力矣。执此二者，取俄取英，弟原无成见，但以为与其各走一端，莫若得其中和以导国人。”由此观之，周恩来仍在认真地探求救国救民之道，但尚未得出中国必须走十月革命道路的结论。
正因如此，他对一切主义都采取了“推求比较”的态度，决不盲目地轻易地认定一种主义。早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就开始认识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剩余价值等学说，都有比较深刻的认识，但此时却仍然没有确定其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不能确定的原因是由于“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尽管他在模糊中有“一点光明”和“愈觉姣妍”之感，他还下不了决心，还要“推求比较”，于是来到了世界资本主义最先进最发达的地区，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发源地——欧洲。经过对欧洲社会的实地考察和对各种流派政治思潮的反复“推求比较”，他认为，Anarchism即无政府主义“容易流入空谈”，将“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没能分得清楚”；Guild Socialism即基尔特社会主义“近已见衰”；曾经盛行于法国的Syndicalism即工团主义亦屡屡碰壁，因为“政权在资产阶级手中握着，生死的命运既由他们操着，工人那有成功的希望呢？”所以，就连法国工人也抛弃了工团主义。到1921年秋，周恩来终于作出了他自己一生中最重大的抉择，即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他说：“我们当信共产主义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现手段则因时制宜。”他在给觉悟社同志的信中说，“我认识共产主义确实比你们晚，一来因为天性富于调和性，二我求真的心又极盛，所以直迟到去年（指1921年）秋后才定妥我的目标。”
作出这个抉择，对周恩来来说，诚非易事。自从他在日本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以后经过了五四运动的洗礼以及狱中半年的“思想颤动”，再经过对欧洲的实地考察和对各种新思潮的比较推求，前后历经3年多时间的深思熟虑，才最后作出这个抉择。正因为这个信仰的确定来之不易，于是他一旦下定决心之后，就不再有任何的反复和游移。这一年，他由张申府和刘清扬的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便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共产主义事业，直至终生。就在他入党后不久，从国内传来觉悟社社员黄爱被湖南军阀杀害的消息，他悲愤地写信给觉悟社，“黄爱这个死耗彻底坚定了我对共产主义的信念……我相信我将不会辜负死者。”“我认定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充分表达了一个共产党员视死如归、一往无前的坚定信念。同时他在信中还附有《生死别离》一诗，诗中写道：
“壮烈的死，苟且的生。
贪生怕死，何如重死轻生。”
“生死别离，最是难堪事。
别了，牵肠挂肚；
死了，毫无轻重，
何如作个感人的永别！”
“没有耕耘，哪来收获？
没播革命的种子，
却盼共产花开！
梦想赤色的旗儿飞扬，
却不用血来染他，
天下哪有这类便宜事？”
周恩来认为，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如果死得英勇就不必考虑生命；要革命，就要去努力，“坐着谈，何如起来行！”只要去尝试去耕耘，一切都是可能的；反之，只渴望共产主义的果实，却不去耕耘播种，那则是不可能的。
五、“干革命不必自我”
一个成功的革命家不仅能够率领群众进行斗争并取得胜利，而且还必须善于处理党内斗争和党内矛盾，经得起失败的考验，顶得住挫折的打击，忍得了一时的委屈，放得下个人的恩怨。这就需要具备宽阔的胸怀、高尚的情操和坚韧的毅力。周恩来就是一个具有这种优秀品质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的历史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密切相关，他的一生经历了两次大的失败，一次是大革命的失败，共产党人大批被屠杀，只好转入地下活动；另一次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放弃中央苏区根据地进行长征。他在失败面前镇定自若，处变不惊，决不气馁。每际此紧急关头，他都能挽狂澜于既倒，使革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他在党内经受过批评，也经受过错误的处分甚至是无情的打击。有错误他勇于作自我批评，主动承担责任；对于误解和错误的批评，他从不抱怨，认为可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于党内斗争的无情打击，他也能作到相忍为党，顾全大局，他说“干革命不必自我”。正因为能如此，周恩来历经千难万险、千锤百炼，终成为共产党的出色领袖，共和国的一代伟人。
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中国到处都笼罩着白色恐怖的阴影，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革命群众遭到逮捕和屠杀，共产党员由革命高潮时的5万多人锐减至万余人。面对失败，中国共产党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关，撤消了原中央领导人陈独秀的职务，成立了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张太雷、李立三组成的临时中央委员会。中央临委决定：一是要把大革命时期处于公开状态的共产党组织转入地下；二是准备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三是筹备召开中央紧急会议。这都是极其繁重而又艰巨的任务，此时国共关系已完全恶化，秘密设在武汉的党中央总部随时都有可能被摧毁的危险，在五人临时中央内，张太雷和李立三已去江西九江，李维汉从湖南来到武汉，对什么事都还不很熟悉，而张国焘则是一个爱说大话、少干实事的人，这副重担就毫无疑问落在了周恩来的肩上。尽管时间是如此仓促，人心是那样动荡不安，周围环境是如此险恶，周恩来在那段日子里，不顾个人的安危，始终是沉着冷静、有条不紊地工作，夜以继日地处理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对周恩来那时的工作，有人回忆说：“周是一个不知疲劳的工作人员，他说话不多。他夜以继日镇定自若地处理复杂的事务。他不顾批评，承担着工作和责备。他负责处理有关疏散同志的大部分工作。这一时期也标志着他可是受到同志们的普遍尊敬和他的地位重要性的增大。在某些人士中，周被称为‘铁人’。”
7月中旬，周恩来接受了领导发动南昌武装起义的任务。南昌起义在那危急的时刻，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这就像是一声春雷唤醒了冰封的大地，使千百万革命群众在黑暗中又看到了新的曙光。从此，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开辟了一个新的时期。作为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的周恩来，当之无愧地成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按原计划，周恩来率起义部队南下广东，但在汕头一带遭到敌人的重兵包围，起义军势单力孤被打败了。本来周恩来准备带余部去海陆丰和那里的农民武装会合，但不幸的是他患了恶性痢疾，发高烧昏迷不醒，被叶挺和聂荣臻用一条小船护送到香港。重病刚愈，就急赴上海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上，周恩来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但却受到了他自加入共产党以来的第一次处分。因追究南昌起义失败的责任，中央对南昌起义的前委全体成员都给了警告处分，而身为前委书记的周恩来自然首当其冲，受到了处分。面对不公正的处分，周恩来从心里感到委屈，但他想到革命事业以及为革命牺牲的烈士们，就完全抛弃了自我，还主动承担了起义失败的责任。
1930年春，周恩来赴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事事依靠时任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的李立三，因此在周恩来离开期间，实际是由李立三在主持中央工作。李立三错误地判断了当时的形势，不切实际地夸大革命的主观力量，认为新的直接革命的高潮就要到来。他要求以武汉为中心，一省数省胜利，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进而建立全国政权乃至掀起世界革命的高潮。在李立三的“左”倾盲动主义的指导下，各地红军进攻大中城市，城市的地下党组织也纷纷搞飞行集会，发起暴动。这样无疑就给革命带来了极大的损失，李立三的错误路线也受到了党内同志的抵制，但是李立三没有接受批评，反而在党内实行惩办主义，对何孟雄等不同意见的同志进行了打击。8月底，周恩来与瞿秋白从苏联回到上海，就立即开始着手纠正李立三的错误，如马上停止各地的暴动，迅速召开政治局会议和六届三中全会，从组织上停止了李立三的工作，被派到苏联学习。
正当中央的工作逐步转入正常的轨道上来的时候，情况却发生了意料不到的变化。这时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来了一封信，在信中说：“在中国革命最重要的时机，曾经有两个在原则上根本不同的政治路线彼此对立着。”“立三同志的路线，就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这条路线的结果，就是消极，就是失败，就是极危险的冒险。”并且强调一定要指出“立三路线的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的实质。”这和三中全会的结论是完全不同的。三中全会就被国际指责为是“调和主义”了。这时留苏回来的王明、博古等人，得知国际来信的消息后，认为这是一次夺取中央领导权的大好机会。于是他二人联名写信给中央说，立三路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路线，和国际的路线是不能并容的，要求中央正式公开宣布立三路线的错误性质。其后，王明又写了《两条路线》（后改名为《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意见书，四处传阅，极力把自己打扮成为反立三路线的英雄。另外，一部分受过李立三打击的同志也认为，三中全会对李立三的错误批判不彻底，有的同志则更激烈，坚决要求召开像“八七会议”那样的紧急会议，撤销周恩来、瞿秋白等人的职务，彻底改造中共中央。
1930年12月，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来到中国，他以个人的小宗派的立场出发，直接干预中共的事务，使得本就极为复杂的党内斗争更加激烈化了。在米夫的支持下，次年召开的四中全会，王明夺得了对中央的控制权，他们指责三中全会犯了调和主义的错误，周恩来和瞿秋白都成为了批判的对象。由于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下级服从上级是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也是党内铁的纪律。周恩来认为，一个共产党员必须有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为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避免党内意见的严重分歧而导致党的分裂，他把革命的原则性和灵活性恰当地结合起来，主动承担了三中全会的错误的责任，提出退出政治局，辞去中央领导的职务。事后周恩来在谈及党内斗争问题时曾说：“我们这个落后的中国社会，反映到党内，反映到革命团体里，正确的意见常常不容易被大家立刻认识。这样就要等待、说服，就要经过痛苦的过程。”“大多数通过的决定，组织上还要服从。当着群众被蒙蔽的时候，不容易接受真理，等他们慢慢地觉悟起来以后，就会拥护正确的意见。所以正确的意见常常是要经过许多的等待、迂回才能取得胜利，为大家所接受，当然这个等待过程是痛苦的。”“领导者在必要时应忘记他所受的侮辱。领导者切勿轻视自己的作用和影响，要戒慎恐惧地工作。”周恩来就是这样相忍为党，顾全大局，无论在党遇到什么样的失败和危难的局面时，他都在奔走协调，苦苦支撑，使我们党渡过了一个又一个的难关。
在建国之后的后半期，周恩来逐渐并越来越多地感受到一种内心的痛苦。这种内心的痛苦比较强烈的产生是在1958年初。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连续地批评以他为代表的“反冒进”。毛泽东在会上说，“反冒进”使六亿人民泄了气，是政治问题，离右派只有50米。这两次会议之后，接着就是准备召开提出“总路线”、掀起“大跃进”的八大二次会议。周恩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主要内容就是“检讨”自己“犯了反冒进的错误”。据当时任周恩来秘书的范若愚回忆，周总理在准备这个发言稿的十几天过程中，一下子两鬓的白发增加了许多。开始准备时，总理说一句，他记一句。可是总理说得极慢，“甚至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来”。他就让总理作一下构思，可是却彻夜难眠，仍然不能成章。后来只好改由总理口授内容，再由他来整理。他把整理稿送给总理审阅，当总理看到稿中写有“我和毛主席‘风雨同舟，朝夕与共’，但在思想上还跟不上毛主席……”这一句话时，便对他进行了严厉地批评：“你对党史知识知道得太少！”同时又几乎流出了眼泪。周恩来还是经受住了这般沉重的折磨，相忍为党为国，违心地作了检讨。
周恩来还曾对叶挺说过这样一句话，那就是“干革命不必自我”。叶挺是北伐的名将，参加领导过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对党有莫大的功劳。但李立三在处理广州起义善后事情中，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他把广州起义说得一无是处，指责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省委犯了军事投机的错误，在关键时候，对起义指挥不力。当叶挺等同志表示不同意见时，又变本加厉地宣布给叶挺等人开除党籍、留党察看的处分。叶挺一气之下去了苏联，中共正在莫斯科召开六大，他想去找中央讨个说法，但没想到又受到了冷遇，由于六大就根本没时间讨论广州起义问题，作为大会秘书长的周恩来，又要在大会上做军事报告和组织报告，工作极为繁忙，没有时间与叶挺细谈。但周恩来还是耐心地对叶挺进行了劝说，充分肯定了广州起义的意义和起义领导人功不可没，并告诉原来宣布的处分已经取消，他语重心长地对叶挺说：“干革命不必自我。”可是叶挺听不进去，感到心灰意懒，便背着中央擅自到德国去了。周恩来听闻叶挺出走的消息，在六大结束后，就到了德国并找到了叶挺，与他进行了一席促膝长谈。他发现叶挺对革命事业已失去信心，对个人的委屈看得过重，最后还是苦口婆心地规劝他“总不能放弃革命不干，干革命不必自我。”但叶挺仍不听劝告，不肯归国，滞留于德国，脱离了革命队伍。周恩来甚感无奈，他既为我党失去一员难得的战将而痛心，也为战友因意气用事走入迷途而惋惜。
但在过了10年之后，叶挺在这段人生道路上经过了无数次的反思，他深深为自己所作出错误的抉择而懊悔。在革命失败时个人所受到的那么一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呢？抗战爆发后，叶挺找到了周恩来，痛切地说：“我惭愧万分，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难，一直向上走，爬到山顶，而我只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我常常想起你讲的那两句话‘总不能放弃革命不干，干革命不必自我’。”
后来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虽然他此时已不是一名共产党员，但他却十分尊重党对他的领导，为新四军的发展壮大做了大量的工作。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挫折，工作中有什么误会和委屈，他都用“干革命不必自我”作为座右铭来警示自己，顾全大局，相忍为党，把党的利益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皖南事变发生，叶挺被捕后，一直坚持斗争决不屈服。出狱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申请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根据叶挺的表现，中共中央立即批准了他的要求。不幸的是，叶挺在回归延安的途中，因飞机失事而殉职，但他却用自己的行动与生命实践了周恩来给他的忠告，那就是“干革命不必自我”。
六、“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自我牺牲精神，是周恩来党性修养的重要准则。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中，他忍辱负重的自我牺牲精神几乎达到了极限。周恩来引用了佛家的“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信条，并以此自律，这也是他“无我”精神的集中体现。
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
“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
其时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李先念说：
“恩来同志在长期斗争中，同党内党外的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建立了亲密的感情。尤其在十年动乱时期，环境复杂而又艰险，他如同‘在荆棘中潜行，泥泞中苦战’，几乎耗尽了所有的精力，做一切力所能及的工作：减少政治损失，维持经济生活，保护广大干部，支持正义群众，改善对外关系，等等。”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希望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但是，他信用的林彪、江青及所谓“中央文革”的一伙，则唯恐天下不乱，越乱越好，以便乱中夺权。因此他们煽风点火，兴风作浪，千方百计制造动乱，使得“文化大革命”这场内乱整整拖了十年之久，党和国家以及全国人民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和磨难。对于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周恩来开始也是不理解的，对他来说是突然的，他没有思想准备，被动地卷进这场狂风暴雨中。“文化大革命”究竟要干什么？怎么搞法？将来发展的结局是什么？毛泽东是怎样设想的？他都搞不清楚。正因为这样，在当时的许多场合下，周恩来总是说：“很不理解”、“很不得力”，是“老革命遇上了新问题”。他尽可能地从积极的方面、从好的前途去理解毛泽东的意图，多次讲到“要加深理解”、“跟上形势”、“在运动中紧跟主席思想，紧跟、紧学、紧改、紧赶”。但随着局势的发展，全国混乱的局面日见严重，他逐渐看清楚了这是一场灾难。他凭着强烈的责任感去“抢灾救火”，尽可能地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尽可能地控制全国混乱的局面。他把个人的荣辱得失全都置之度外，一切为了这个党和这个国家。1966年冬，他对李富春副总理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
他的任务一是要尽力保护干部。中央领导人、老帅、副总理、部长，地方的省委书记、省长，民主党派及宗教界知名人士、艺术家、科学家等，都是他要极力保护的范围。为保护这些干部，周恩来的主要工作则是苦口婆心、不厌其烦地与红卫兵讲道理，劝阻并制止他们的一些过火行动。他还在一次谈话中明确指出，中央的精神是一般不轻易罢官，即使一些领导人犯了错误，也应当给他们有改正的机会。这一时期，周恩来还将一些领导干部轮流接到中南海保护起来，使他们免受红卫兵的冲击。
二是要保护一些重要部门和单位的工作秩序。在一片造反声中，红卫兵疯狂地冲击党政机关，机要、保密、档案等要害部门也不断受到红卫兵的冲击。造反派以查“黑材料”为名冲击这些机关，周恩来说，这是国家机密，绝对不能抢。他高度警惕上述部门被冲击的情况，一有问题，就立即通知工作人员前去制止。
他还想方设法取得了毛泽东的支持，采取军管的办法维护党和国家职能部门的工作。如故宫、机要部门、航空系统、国防机构、各地银行、广播电台、监狱、粮食及物资仓库等，都实行了军管。
三是保证经济生产。他对那些正在挨斗的副总理和部长们说，这场革命方兴未艾，欲罢不能，势不可挡，要因势利导。他含泪劝他们主动作检查，只有作了检查，才有可能出来工作，因为国家的经济生产一天也停不得。他还对派到国务院协助抓工业的余秋里和谷牧说过，你们可得帮我把住经济工作这个关啊！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能活下去？在周恩来的努力下，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和《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这两个文件。文件要求各个生产地区和业务部门必须“立即加强或组成各级生产业务指挥机构”，“各生产企业、基本建设单位、科学研究、设计和商业、服务业的职工，都应当坚守岗位”，红卫兵“不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队去串连”。他还指示《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两篇社论，社论严肃批判了那种只强调所谓的“革命”而不不讲生产的错误观点，明确要求“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适用于一切单位和部门，必须坚决遵守，时刻遵守。
对此，林彪、江青等十分恼火，公开污蔑周恩来是“救火队长”，国务院其他领导同志是“救火队员”。“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在一次会上就非常不满地说，工人闹革命的两次高潮，被两篇“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给压下去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审时度势，忍辱负重，尽力维护党和国家的利益。实际上他的处境极为艰难，一方面要使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继续进行，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另一方面又要与林彪、江青一伙作斗争，而斗争又必须限于毛泽东所能接受的程度之内。这是一场既艰巨又艰难的战斗。有时候他不得不说一些不愿说的话，不得不做一些不愿做的事，他不能表示反对，而且还要积极地附和唱些赞歌。他所充当的角色，就是要像大禹治水那样，因势利导，筑堤束水，纳入河道。在那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对周恩来来说，他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保护自己，更正确地讲，与其说是一种“自我保护”，倒不如说是一种“自我牺牲”。众所周知，周恩来是一个很看重道德人格的革命家，做一些有违道德人格的事情，这也是他之所以痛苦之极的原因。但他在权衡利弊之后，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他不得不抛弃个人的荣辱得失，难道这还不是一种崇高的“自我牺牲”吗？这种违心之举，也可以说是周恩来的“入地狱”、“入虎穴”、“入苦海”的另一种表现。正如邓小平所说的：“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是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彭真说：“他不那样做，就跟我一样进秦城监狱了。他是委曲求全，处境困难。”
有位外国友人写道：不能设想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没有周恩来，“只要他在其位，就可以在处理政府的日常工作中，保持某种明智，对受到威胁的干部给一定的保护，可以减轻数百万人的痛苦。此外，他可以阻止野心家篡夺最高权力的企图，防止爆发一场新的悲剧。如果他离职，内战局势势必更加恶化。如果他公开发表自己的看法，使自己成为英雄，其处境将更加困难、不堪设想。”
英国作家韩素音在《周恩来与他的世纪》一书中是这样写的：
“他要是否定、谴责‘文化大革命’，他就会成为反党分子、内奸、‘牛鬼蛇神’，‘而且没有人再去跟随他了’。假如情况如此，中国人民、中国经济、整个国家将会面临什么样的一种情景呢？他的消失就意味着林彪、江青、康生以及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中的极端分子的胜利。这就意味着党的垮台。赶走刘、邓之后，除了毛本人之外，没有任何人享有周的地位和影响。”
“另一位前大使说：‘我认为周想起了孩提时所崇拜的英雄人物，那就是胯下受辱的韩信。周在1928年不是就说过，为了革命可忍辱负重吗？’”
“他牺牲了自己，牺牲自己的荣誉和声望。他那些岁月里顽强地忍受着痛苦。但是他挽救了无数的男男女女。经济专家陈云说：‘没有他，局势将会变得更加无法收拾’。‘他与人民风雨同舟。他作出过最困难的决定，而且是他独自一人作出的。今天的青年人无法想象他当时的处境。只有我们这些与他在一起的人才清楚地陷入了十八层地狱，最终又是他把我们带出地狱’。”
在周恩来一生传奇般的经历中，不知有过多少次荣与辱、生与死的考验，他都挺住了。在长期的革命工作中，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他从不去计较个人的权力地位、利益得失、荣辱升降，始终都顾全大局，坚持为党为国。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劫难中，他忍辱负重的自我牺牲精神几乎达到了极限。我们说，他这种以“违心”之举的方式承受牺牲、顾全大局，所起的历史作用是巨大的，对党、国家和民族都是有功的。他的这种“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自我牺牲精神，将会世世代代被历史和人民所传诵。
七、“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中国传统的士大夫都十分注重自己的声名与气节，士可杀而不可侮，一身正气，高风亮节，清白无暇是世人追求的最高目标。周恩来也视节操如同生命，他的一生中最痛心的莫过于江青一伙借“伍豪事件”大做文章，直至他的生命垂危的手术前，仍念念不忘此事，他决不容许自己的洁白的声名有半点污损。
1967年夏，江青一伙利用了国民党特务机关在30年代初伪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来诬陷、攻击周恩来，欲置周恩来于死地。
伍豪，是1919年10月周恩来在天津“觉悟社”成立时，用号码抽签决定而取得的别名，其后在白区工作时还曾经使用过这一别名。1932年2月，国民党特务机关在上海《时报》、《时事新报》、《申报》等国内其他地方的一些报纸上，刊登了伪造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其目的是妄图通过这则启事，用挑拨离间之法以诬陷周恩来，以造成我党的思想混乱，使我党在白区革命力量涣散、解体。
周恩来是我党在白区工作的开创者，他领导的中央特科所进行的收集情报、除奸反特工作让敌人胆战心寒。在顾顺章、向忠发被捕叛变后，国民党特务企图利用叛徒将我党中央一网打尽，但却被周恩来识破并粉碎了他们的阴谋。他们对周恩来恨之入骨，于1931年9月间就下令“悬赏通缉”周恩来，继而又于11月在上海各报刊登《顾顺章悬赏缉拿杀人凶手周恩来等紧急启事》，企图用金钱来收买叛徒告密。但这些都均告无效之后，又再施诡计，于1932年2月伪造了《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
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驻沪调查员的国民党中统特务黄凯，于1953年供认说，他因抓获顾顺章而得到蒋介石的嘉奖，这个所谓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就是他与中央党部调查科情报股的总干事张冲合谋伪造的。由张冲执笔，他派人送到上海各报刊登。当时《申报》馆的广告处律师看后就曾说，这个启事称243人脱党，而又只有“伍豪”一人具名，有明显漏洞，决定暂不刊出。但《时报》、《新闻报》等报刊首先刊出了此启事，国民党上海新闻检查处又派人到申报馆质问为何不登此启事，《申报》随即奉命刊登。黄凯还说，此伪造的启事“丝毫未达预期效果”，“好久并无人来向各机关秘密自首”。
其实，这个启事在上海各报刊登的两个多月之前，即在1931年12月上旬，周恩来早就已经离开了上海进入瑞金中央苏区根据地。当时在上海的临时中央见到报刊登出的伪造启事后，便迅速采取了各种辟谣措施，以反击国民党特务机关的造谣污蔑。如2月20日在上海散发了由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署名的传单，指出：“最近在时报、新闻报各反动报纸堆中所登载的伍豪等243人脱离共产党的广告，就是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无耻造谣的一例。”“无论这些狗东西怎样造谣污蔑，并不能动摇共产党在劳苦大众中的威信！”
27日，又在上海出版的党报《实报》第11期上，刊登了党所代写的另一《伍豪启事》。明确指出：“《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是国民党造谣污蔑的新把戏”，“一切国民党对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与我个人自己的造谣污蔑，绝对不能挽救国民党于灭亡的！”同期《实报》还发表了题为《国民党造谣污蔑的又一标本》文章，文章说，“疯狂的白色恐怖，以卑鄙的造谣……假借伍豪同志的名义来污蔑伍豪同志（共产党的领袖之一）、污蔑中国共产党。”由于《申报》在上海影响最大，《申报》上又刊登了这一伪造启事。当时临时中央先是设法在《申报》上登了一个小广告，间接说明伍豪否认并揭穿国民党造谣的声明，然后又以周恩来的另一别名周少山的名义，请法国律师巴和代登启事，进一步肃清其影响。3月4日，《申报》刊登的《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声称：
“兹据周少山君来所声称：渠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产党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问。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二百四十三人同时脱离共产党之事，实与渠无关。”
在此同时，中央革命根据地也曾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的名义，于1932年2月发布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布告。布告指出：
“上海时事新报、时报、申报等于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日左右连日登载‘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的冒名启事，宣称脱离共产党，而事实上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不但绝对没有脱离共产党的事实，而且更不会发表那个启事里的荒谬反动的言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士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污蔑。”
谁会想到，在35年之后的1967年5月12日，江青接到红卫兵送来这一伪造启事的旧报，竟不作任何调查研究，便视为一个重大发现，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于17日把材料分送林彪、康生和周恩来，并附有一信，说什么“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康生当时就在上海临时中央，曾负责查办此事，完全了解伪造启事的真相，却不肯出来说明。
周恩来知道江青一伙居心叵测，便在19日给江青写信说，“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只举出二百四十三人，无另一姓名一事，便知伪造无疑。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等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详情另报。”同日，他又查阅了上海各旧报，亲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并将1931年的有关事件编为《大事记》，一并送给毛泽东。信中说，“现在弄清楚了所谓‘伍豪等启事’，就是一九三二年二月十八日的伪造启事，伪造启事和通过申报馆设法的处置，均在我到江西后发生的”。
毛泽东对此作了批示：此事早已查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
周恩来注意到江青等人用心险恶，不会善罢甘休，因而曾就此事多次作了严正声明。他还把载有启事的旧报和他给毛泽东的信拍照存档。1972年6月30日，他在中央召开的批林整风汇报会上，还作了《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衅地登载所谓“伍豪事件”问题》的专题报告，以让全党高级干部了解这一段历史，从而也揭露了江青一伙的阴谋诡计。在1975年开始的评《水浒》批宋江的运动中，江青等又含沙射影地攻击身患绝症且处于病危之中的周恩来，并说什么：“评《水浒》就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主席呢？”此时，周恩来在医院里同有关人员曾愤然地说：他们那些人有些事做得太过分了！最近评《水浒》，批投降派，矛头所指是很清楚的。如果真有投降派，那当然应该批，可事实并不这样。我历史虽然犯过错误，但几十年来还是努力为党、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直到9月20日，周恩来病情危急，不得不再次施行手术，或许他意识到这次手术的严重性，在进手术室之前，他要来了在批林整风时所作报告的记录，用已经颤抖的手亲笔在上面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和报告的日期，并着重注明是“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签完字后，就在进入手术室时他突然使尽全身力气大声地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明代名将于谦留有一首著名的《石灰吟》的诗，诗言：
“千锤万凿出深山，
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浑不怕，
要留清白在人间。”
此诗可以说对周恩来也是极为生动的写照，周恩来用颤抖的手所签署的重要文件及他用全身力气所喊出的愤懑话语，不就是他留给人间的一份清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惊心动魄的“九一三林彪事件”发生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他的不懈努力下，经过一段时间的纠“左”，国内局势在短时间的内紧外松的严峻状态之后，不久又趋向平稳。我们看到，经济建设的情况有所好转；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不少被打倒的各级领导干部陆陆续续得到了正式或非正式的平反；外交政策作了必要的调整，联合国席位的恢复、尼克松访华、中日邦交正常化等都取得了战略性的进展。人们感觉到一种与“文化大革命”剧烈的政治风暴不一样的新气候出现了。林彪的垮台产生了一种良性变化的效应，促使我们这个连年不息的动乱和斗争拖得筋疲力尽的国家开始得到喘息，出现了某种转机。
不过这种转机是局部的、有限的，是在各种因素、各种政治力量的相互作用相互斗争的过程中曲折运行的。毛泽东仍然在理论上坚持“文化大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新发展的观点，决不同意从全局上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1972年5月，周恩来在北京医院查出患有癌症。周恩来是累病的。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周恩来也常常工作十几个小时，但却很少有倦容。但在1966年以后，他的健康状况明显下降了面容显然消瘦了，头发也白多了。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既累又急，委曲求全，忧郁愤懑，但他为维护这个大局仍坚持工作，他经常连续工作十七八个小时甚至二十多小时不得休息，有时连饭也吃不上。如果说世界上真有不知疲倦的人，周恩来也许就是其中的一个。他的一生可谓是休息得最少，最少！他被外国人称为是“全天候”的总理，日理万机的总管家。
1967年，他就被确诊患有心脏病。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见他呕心沥血，操劳过度，日渐消瘦，劝他住院治疗，注意休息，他总是说，“我是总理，就得什么事也要管啊！管不好怎么向党和人民交代啊！”他自己也曾感慨地对医生说过，“文化大革命要让我少活十年。”正是如此，使他得了绝症。这一年的2月，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们对我有意见，也可以贴大字报嘛！”于是，他身边的警卫和医护人员经过反复酝酿，满含热泪联名给他贴了一张大字报：请求总理为国为民必须保重身体！
周恩来同志：
我们要造你一点反，就是请求你改变现在的工作方式和生活习惯，才能适应你的身体变化情况从而你才能够为党工作得长久一些更多一些。这是我们从党和革命的最高的长远利益出发，所以强烈请求你接受我们的请求。
这张大字报贴在周恩来办公室的门上，叶剑英、李先念、陈毅、聂荣臻等许多中央领导同志看了，也在上面签了名。周恩来则在上面写了“诚恳接受，要看实践”八个字。他能理解大家的心情，但能不能休息，还得看实际工作的情况。
但是对周恩来来说，每天都是万机待理，不可能真正得到休息。他只能带着重病之躯，顽强地工作、斗争，在有限的范围内消除“文化大革命”的消极影响。而且，在工作中还要受到江青一伙的攻击、非难。周恩来的纠“左”，引起了江青、张春桥等人的恐慌，他们向毛泽东告状，毛泽东本对周的纠“左”不满，批评了周恩来。他说周恩来是“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毛泽东又提出了“批林”要批极右，说林彪“尊孔反法”，要和批孔相结合起来，于是一场“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掀起，周恩来的纠“左”努力受挫。
江青、张春桥一伙感到有机可乘，借此“批林批孔”运动便兴风作浪、大做文章，他们不批林，假批孔，却大肆煽动什么“批林批孔”要批“走后门”、批“折中主义”、批“复辟”、批“周公”、批“宰相”、批“现代大儒”，在报纸杂志上连篇累牍地发表影射文章，召开各种批孔座谈会，把运动矛头对准周恩来，掀起了一次次攻击周恩来的浪潮。他们还欲图凭借在党的十大上窃取的权力，加紧篡夺最高领导权的步伐。
面对这股汹涌而来的潜流，周恩来不顾病情加重，忍辱负重，忘我地工作着，并极力抵制江青一伙的阴谋，顽强地斗争着。1974年6月1日，周恩来终于不胜其劳，心力交瘁住进了中南海附近的解放军305医院接受治疗。从这个时候开始，周恩来的病情不断反复，他共动了14次手术，其中大手术6次，小手术8次，平均每40天动一次手术。在这种情况下，据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统计，他在医院里同中央负责人谈话161次，同中央部门其他有关方面负责同志谈话55次，接见外宾63次，在接见外宾前后与陪见的工作人员谈话17次，在医院中召开会议20次，离医院外出开会20次，外出看望或找人谈话7次。其中最多一天会客5次，谈话时间最长超过两个半小时。他对医生说，既然把我推上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任务。他就是这样将自己有限的生命，完全倾注于党和人民的事业之中，用自己的生命来捍卫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不落在阴谋家的手里。他以重病之躯继续担负起了处理党和国家全面工作的重担，并胜利地完成了四届人大的各项筹备工作。
11月23日，周恩来不顾重病在身，亲自飞赴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各项工作的筹备情况，最终确定了四届人大、国务院有关人事安排。毛泽东同意了周恩来关于让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的提议。毛泽东高度评价了邓小平，说：“他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他对周恩来说：“你身体不好，四届人大会后，你安心养病吧！国务院的工作让邓小平同志去顶。”在长沙，毛泽东还严厉批评了王洪文，告诫他“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并明确指出“江青有野心”。这一具有深远影响的“长沙决策”，就彻底打破了江青等人乘四届人大召开之际策划的“组阁梦”。
自1974年底的“长沙决策”之后，重病中的周恩来就把希望寄托在复出后的邓小平的身上。他把生命的最后光华，化作为巨大的能量，全力支持邓小平的工作，谱写出了1975年——这艰难而又辉煌的一页。
1975年1月13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
这次会议，选出了以朱德为委员长的人大常委会，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为副总理，大会终于确立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班子。邓小平成了周恩来的得力助手，并逐步接替病重的周恩来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这就为以后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组织基础。
在周恩来的全力支持下，邓小平领导的整顿在农业、商业、教育、科技、文艺等各个领域全面而迅速地展开，各方面的工作在短时期内出现了明显的好转，国民经济各项指标也由停滞下降转入迅速回升。1975年9月7日，重病中的周恩来在医院里最后一次会见外宾，他向来自东欧的客人们坦然而又肯定地说道：“马克思的‘请贴’，我已经收到了。”在座的来宾顿时都惊愕了。随即，他又充满信心地对客人们说，邓小平同志将接替我主持国务院的工作。邓小平同志很有才能，可以完全相信，邓小平同志将会继续执行中国党和政府的内外方针。这番话，表明周恩来对邓小平寄予了厚望，同时也是对邓小平的高度评价。
可是，就在这一年冬天，中国大地刮起了一股狂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全面展开，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不得不因此而中断。1976年1月8日，周恩来终于走完了他人生78年的旅程，与世长辞。亿万人民敬仰的周恩来总理就这样走了，全国上下陷入一片哀痛之中。周恩来生前没有自己，死后也无须保留自己。他叮嘱邓颖超，把他的遗体解剖火化，骨灰撒于祖国的江河大地上。他似乎什么都没给我们留下，但他却把什么都留给了我们。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说过一句感人肺腑的话：“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只有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句话不仅是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中对党、国家和人民所交的答卷，也是他一生无我精神的光辉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