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毛泽东品读《史记》
《史记》是毛泽东从青少年时期就开始阅读并终生喜爱的史书，毛泽东称赞它“严格、准确”，并且读时做了许多批注。同时，毛泽东对《史记》的作者司马迁也十分崇敬，对他“求实”的高尚史德给予很高的评价。以史为鉴，毛泽东注重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并且得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著名论断。从这里可以反映出，毛泽东十分善于继承和发扬中国古人的优秀品质和传统。
禹王做官，但也耕田
品读原文
（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耐久而已。
——摘自毛泽东早年文稿《体育之研究》。
品读原文
历史上的禹王，他是做官的，但也耕田。
——摘自毛泽东1939年4月24日在抗大生产运动初步总结大会上的讲话（见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第157页）。
品读精华解析
1915年，当时在长沙第一师范读书的毛泽东，曾经和罗章龙一起到过长沙许多地方。长沙附近有个拖船埠，那里有座禹王碑，传说禹王曾在此拖过船。面对历史遗迹、先人功勋，青年毛泽东势必产生为民造福的雄心壮志。古史说：“大禹治水，栉风沐雨，八年于外，三过家门而不入”。毛泽东对大禹治水的历史记载颇有兴趣，他不仅在早期文章中赞扬大禹治水的忘我精神，而且在延安时期，面对国民党的封锁，更号召边区军民学习大禹的吃苦精神，而且毛泽东认为大禹是身体力行的劳动者。在评价大禹时，毛泽东称大禹为“王”，说他是做“官”的；另一方面又指出禹也耕田，从侧面道明了原始共产主义向奴隶制王朝转化时期的历史特征。
大禹治水，摩顶放踵，身经百难，历尽艰险，终于百川归海，水患消失。禹得到人民拥护，遂称天下之王。关于大禹治水的故事，可以说炎黄子孙代代相传，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中国土地广袤，江河众多，水患频繁。可以说水患的治理情况直接影响到历代王朝的兴衰。西汉时文帝、景帝到汉帝，都使黄河得到了很好的治理。东汉时光武帝、汉明帝也曾注意治理黄河，遂有文景之治和汉武帝的文治武功，以及光武的中兴局面，使两汉绵延四百余年。而在隋末、元末，河患严重，得不到好的治理，致使民怨沸腾，加剧了两朝统治的灭亡。因此有人说，中国的文化是治水文化，中国的历史，是一部治水的历史。可以这样说：在中国历史上，谁抓住了水患的治理，谁就抓住了稳定天下形势的一个关键。
老子不是唯物论者
品读原文
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老子在二千多年以前就说过：“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日本打到中国，日本人叫胜利。中国大片土地被侵占，中国人叫失败。但是在中国的失败里面包含着胜利，在日本的胜利里面包含着失败。历史难道不是这样证明了吗？
——摘自毛泽东1957年2月27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品读原文
任继愈讲老子是唯物论者，我是不那么赞成的。得到了天津有个叫杨柳桥的教授的书《老子今译》，他说老子是唯心主义者，客观唯心论者。
——摘自陈晋：《毛泽东之魂》，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5页。
品读精华解析
1917年暑假，毛泽东和他的同学萧子升“游学”途中，曾在宁乡境内拜访了刘翰林。刘翰林问他俩读过什么书，毛泽东告诉他读过《十三经》、《老子》和《庄子》，并说：“最好的《老子》注是王弼作的，最好的《庄子》注是郭象作的。”后来他们还拜访了沩山寺，方丈和他们侃侃而谈。萧子升在《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中回忆说：“最后谈及孔子和老子，我们觉得这是自己熟悉的问题，于是便表白了自己的意见。”可见毛泽东对老子是很熟悉的。
在读书笔记中毛泽东也提到过老子。如在《讲堂录》中便记有：“《老子》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在读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时，毛泽东批注道：“老庄绝学弃智、老死不相往来之社会，徒为理想之社会而已。”
老子的理想社会，脱离社会发展进步的实际，摒弃人类文明的创造，以一种近于世外桃源的空洞想象，表现出对现实生活的隔绝、对人类历史的隔绝。这样一种主张，和青年毛泽东立志要改造社会，学习西方的文明，强调人的主观意志的积极力量的主张显然相差较远，所以毛泽东认为其“徒为理想之社会”，这种空洞的幻想，既是无法实现的，也是不切实际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还常读《老子》一书，他在外出时，曾指名带上《老子》。毛泽东对老子的社会主张不感兴趣，他最欣赏的是其中的辩证法。
春秋末年到战国初年，社会处于巨大的变革之中，个人的富贵贫贱，国家的安危兴亡，都像自然界的“高峰为谷，深谷为陵”一样变动不居。作为史官的老子，从“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的自然、历史与现实中，认识到运动变化是世界的永恒主题。
这种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宇宙间万事万物都存在着相互矛盾的两个对立面。因此，《老子》中提出了一系列的对立范畴。如：阴阳、有无、刚柔、强弱、大小、高下、前后、美丑、祸福、难易、荣辱、贵贱、损益、生死、智愚、巧拙、胜败、攻守、进退、曲直、轻重等等。这些对立面，既有矛盾对立的一面，也有互相依存和转化的一面，如“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等。前面引的毛泽东谈老子的福祸相互倚伏的观点，是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评述的。
在这里，毛泽东教导人们要全面地看问题。所谓全面地看问题，就是对一件事情不只看它有利的一面，还要看到它不利的一面，以增强危机感，保持头脑清醒。同理，既要看其不利的一面，还要看到它有利的一面，以增强信心，鼓舞斗志。毛泽东在这里举老子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的话，来证明这一点。毛泽东发表这个讲话时，正逢国内曾有一部分群众闹事，国际上发生了匈牙利事件。这两件事都不是好事，但毛泽东却认为坏事可变成好事：群众闹事“可以促使我们接受教训，克服官僚主义”；由于匈牙利的同志们在事件的发展过程中间处理得正确，“匈牙利现在比过去更巩固了”。
明白了矛盾着的事物相互转化的道理后，接着就是如何促进这种转化了。李泽厚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孙老韩合说》一文中说，据传毛泽东曾认为《老子》是一部兵书，这种说法是否属实姑且不论，但《老子》中充满着以退为进、以静制动、以柔克刚、以弱胜强的韬略智谋却是不争的事实。这些矛盾转化的原则，这些韬略智谋，毛泽东高度重视，并将之应用于革命之中。
毛泽东1936年12月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在谈到战略退却时写道：“关于丧失土地的问题，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是‘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原则。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扩大土地，还是赚钱生意的。”
这里，毛泽东就是运用了老子“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策略，不计较一城一池的暂时得失，着眼于最终的获取、最终的胜利。丧失是为了取得，退却是为了前进。毛泽东对老子辩证法的运用臻于化境。
当然，智谋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阴谋，毛泽东对这一点看得比较透。1964年8月3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明确地指明这一点。他说：“我看老子比较老实，他说‘将欲取之，必先予之’，要打倒你，先把你抬起来，搞阴谋，写在了书上。”
这一坦白和径直的分析，值得人们思考与回味。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哲学界对老子到底是属于唯物主义还是属于唯心主义（唯心主义又分主观唯心和客观唯心）的问题开展了广泛的讨论，毛泽东对这场讨论也很感兴趣。他在一份学术界讨论老子思想的综述材料上批示道：“印十份交我为盼。毛泽东廿七日上午六时。”
毛泽东对这场讨论中所涉及的问题有自己的看法。前面引的第二段话，是毛泽东1968年10月31日在中共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的一段讲话。毛泽东说：“任继愈讲老子是唯物论者，我是不那么赞成的。得到了天津有个叫杨柳桥的教授的书《老子今译》，他说老子是唯心主义者，客观唯心论者。我就很注意这个人。后头一调查，糟糕，这个人是个什么右派嘛。”
据分析，毛泽东比较赞同的观点是老子属于客观唯心主义者，这种观点现在已成哲学界关于这个问题的主流观点。
孔子的思想也有弊端
品读原文
我们共产党人看孔夫子，他当然是有地位的，因为我们是历史主义者。
——摘自毛泽东1958年11月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见石玉山著：《毛泽东怎样读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76页）。
品读原文
剥削阶级当还能代表群众的时候，能够说出若干真理，如孔子，苏格拉底，资产阶级，这样看法才是历史的看法。
孔孟有一部分真理。
——摘自毛泽东1943年6月在一篇关于“人性”问题的通信上的批示（见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第195—196页）。
品读原文
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
——摘自毛泽东1937年10月19日在延安陕北公学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见黄丽镛编著：《毛泽东读古书实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版，第106页）。
品读原文
青年要犯错误，老年就不犯错误呀？孔夫子说，他七十岁干什么都合乎客观规律了，我就不相信，那是吹牛皮。
——摘自毛泽东1956年11月15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见黄丽镛编著：《毛泽东读古书实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版，第228页）。
品读原文
曲阜县是孔夫子的故乡，他老人家在这里办过多少年的学校，教出了许多有才干的学生，这种事是很出名的。可是他不大注意人民的经济生活。他的学生樊迟问起他如何从事农业的话，他不但推开不理，还在背后骂樊迟做“小人”。现在他的故乡的人民办起社会主义的合作社来了。经过了两千多年仍然是那样贫困的人民，办了三年合作社，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都开始改变了面貌。这就证明，现在的社会主义确实是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比起孔夫子的“经书”来，不知道要好出多少倍。有兴趣去看孔庙孔林的人们，我劝他们不妨顺道去看看这个合作社。
——摘自毛泽东1955年12月为《一个在三年内增产百分之六十七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一文写的按语（见《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
品读精华解析
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向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叙述自己的过往经历时曾这样说过：“我八岁那年开始在本地一个小学堂读书，一直读到十三岁。早晚我到地里干活。白天我读孔夫子的《论语》和四书五经。”
事隔20多年后，1964年毛泽东在北戴河与哲学工作者座谈时，还追忆道：“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四书、五经，读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
1913年毛泽东在长沙读书时，作有题名《讲堂录》的课堂笔记和读书笔记，在这之中，有不少记有《论语》的。
可以讲，学生时代的毛泽东对孔子基本是采取一种学习、接受的态度，只是在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新青年》的影响下，他才走上了一条激烈的反孔道路。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批驳尊孔宗孔的言论，批判孔学思想专制的弊害，当然，这已经超过了对孔子的评判，而转到社会文化政治的层面上了。
1920年4月，毛泽东到曲阜游览了孔子的陵庙和故居。虽然这时他已经进一步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很想走俄国的道路。他后来同斯诺谈到这次孔子故乡行：“在前往南京的途中，我在曲阜停了一下，去看孔子的墓，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濯足的那条小溪和孔子幼年所住的小镇。在有历史意义的孔庙附近的一棵有名的树，相信是孔子栽种的，我也看到了。我还在孔子的一个著名弟子颜回住过的河边停留了一下，并且看到了孟子的出生地。”这表明，他不是一般的参观旅游，而是带着倾慕之心的。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虽然马列主义成为毛泽东分析观察形势的指导理论，但他并没有忘记孔夫子。
1930年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毛泽东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迈开你的双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习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因为你未出门时脑子是空的，归来时脑子已经不是空的了，已经载来了解决问题的各种必要材料，问题就是这样子解决了。”“每事问”（见《论语·八佾》）表现孔子对周公、周礼的尊敬和谨慎的态度，同时也体现孔子重视多见多闻、虚心请教。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主要是取后一个意思，把“每事问”当作一种值得提倡的工作方法、工作态度与精神，以此来说明解决问题必须重视调查研究。
1942年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谈道“孔夫子提倡‘再思……’”。孔子说的学习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要“不耻下问”；“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等等。孔子的话，毛泽东在文章和讲话中是常常引用的。总观毛泽东的著作中，对《论语》等孔盂儒家学说有许多肯定的引证，也有必要的批判，采取的是一种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的态度。
为了响应毛泽东研究历史的号召，1939年间，陈伯达就孔子、老子和墨子的哲学思想，写出长篇论文，先后在延安出版的《解放》上发表，这三篇文章都送毛泽东审阅过。毛泽东在给张闻天的两封信中，就陈伯达的《孔子的哲学思想》谈了对孔子的哲学思想的看法。
《论语》中有一句名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毛泽东认为：“如果孔子在‘名不正’上面加了一句‘实不明则名不正’，而孔子又是真正承认实为根本的话，那孔子就不是观念论了，然而事实上不是如此，所以孔子的体系是观念论；但作为片面真理则是对的，一切观念论都有其片面真理，孔子也是一样。”
“中庸”是孔子哲学的重要范畴，毛泽东认为陈伯达文章中对此的解释基本上是对的，但是有不足，“文中最好引《中庸》上面‘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及‘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更加明确地解释了中庸的意义”。毛泽东认为朱熹在《四书集注·中庸》中的相关的一段注文基本上是对的，他在信中引了这段注文：“两端谓众论不同之极致，盖凡物皆有两端，如大小厚薄之类。于善之中又执其两端而度量以取中，然后用之，则其择之审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权度精切不差，何以与此？此知之所以无过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他进而又结合现实分析道：“说这个事物已经不是这种状态而进到另一种状态了，这就是别一种质，就是‘过’或‘左’倾了。说这个事物还停止在原来状态并无发展，这是老的事物，是概念停滞，是守旧顽固，是右倾，是‘不及’。孔子的中庸观念没有这种发展的思想，乃是排斥异端树立己说的意思为多，然而是从量上去找出与确定质而反对‘左’右倾则是无疑的。”
他称这“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
在致张闻天的信中，毛泽东另外还谈到了关于孔子的道德论的问题。他说：关于孔子的道德论，应给以唯物论的观察，加以更多的批判，以便与国民党的道德观（国民党在这方面最喜引孔子）有原则性的区别。孔子的知（理论）即是不根于客观事实的，是独断的，观念论的，则其见之仁勇（实践），也必是仁于统治者一阶级而不仁于大众的；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的。
毛泽东完全是以无产阶级政治家的观点来批判两千年的孔子，自是一家之言。他主要分析了孔子学说中的“知仁勇”的说法，认为“知是理论，是思想，是计划，方案，政策，仁勇是拿理论、政策等见之实践时候应取的一二种态度。仁象现在说的‘亲爱团结’，勇象现在说的‘克服困难’（现在我们说亲爱团结，克服困难，都是唯物论的，而孔子的知仁勇则一概是主观的），但还有别的更重要的态度如‘忠实’，如果做事不忠实，那‘知’只是言而不信，仁只是假仁，勇只是白勇”。他还深刻地指出：“‘仁’这个东西在孔子以后几千年来，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家所利用，闹得一塌糊涂，真是害人不浅。我觉孔子的这类道德范畴，应给以历史的唯物论的批判，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他认为陈伯达在这个问题上的批判“不大严肃”。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对孔子是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指出其中非真理性的同时，也肯定其中真理性的内容。这一点，从毛泽东在一篇关于“人性”问题的通信上的批语中也可以看出。
1943年6月，一位党内负责人在给一位民主人士的关于“人性”问题的长篇通信中说：“一切剥削阶级的学者关于人性、是非、善恶、好恶联系起来所构成的学说，没有一个不是说得错误百出的。”毛泽东批道：“剥削阶级当还能代表群众的时候，能够说出若干真理，如孔子，苏格拉底，资产阶级，这样看法才是历史的看法。”又说：“王阳明也有一些真理。”这位领导同志提出：“我们决不能把这种哲学，把孔孟之道，看作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相反，这恰是中国文化的不良传统。”毛泽东批道：“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对孔子的批评明显多了。如1957年1月27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他把孔子的学说看作“反面的东西”了。他说：“我劝在座的同志，你如果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那就需要补学一点它的对立面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康德和黑格尔，孔子和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
毛泽东对孔子及传统儒学的激烈的批判态度，可能与毛泽东试图独立地探索出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努力有关。像有的学者讲的：“在苏共二十大揭露批判斯大林的问题以后，他滋长了对苏联模式与文化规范的厌弃情绪。与这种反规范心态相联系，他对中国以孔子为代表的规范性文化在公开场合也转而采取了以批判为主的导向。”毛泽东在推动历史的道路上独树一帜的决心，使他与一切具有保守倾向的观念形态绝不相容。
林彪出逃事件发生后，江青等人在林彪住处查到一些林彪肯定孔孟的文字，报送毛泽东后，毛泽东认为，林彪的政治路线是与孔学的文化传统相联系的，由此引发了“批林批孔”的政治运动，这里就不详述了。
虽然，毛泽东晚年基于各种原因反孔批孔的调门很高，但整个来看，他对孔子还是一分为二的，还是肯定其中的真理性的，我们对毛泽东对孔子的评价，也应当完整准确地去理解。
孟子有人民性的一面
品读原文
孔孟有一部分真理。
——摘自毛泽东1943年6月在一篇关于“人性”问题的通信上的批示（见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第196页）。
品读精华解析
有“亚圣”之称的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其中关于“民贵君轻”、“性善”、“仁政”等方面的论述，对我国历代王朝的施政纲领有很大影响。它所倡导的“浩然正气”、“威武不屈”的修养功夫，不仅陶铸了很多的“志士”、“仁人”，而且影响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
对于孟子，和对待孔子一样，毛泽东在批判的基础上，也肯定了他的进步、合理的一面。1958年8月，毛泽东在审阅一篇题为《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文章时，在加写的一段话中还特别提到“孟子的民贵君轻”，说其有“人民性的一面”。
“引而不发，跃如也”，是《孟子》上的话，意思是说善于射箭的人，引满了弓，却不射出去，只摆着跃跃欲动的姿势。1926年，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曾借其用来阐明共产党的农民政策。他说，在领导农民运动过程中，共产党的宣传政策应当是“引而不发，跃如也”。
菩萨要农民自己去丢，列女祠、节孝坊要农民自己去摧毁；共产党应当善于领导农民提高政治觉悟，依靠农民自觉自愿去破除迷信和其他不正确的风俗习惯，而不能包办代替。1944年，毛泽东在整风运动期间又借用孟子所说“心之官则思”一语，告诫人们要善于思考，要养成多动脑筋、勤于分析思索的好习惯。
屈原一跃冲向万里涛
品读原文
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
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
——毛泽东：《屈原》（七绝）（摘自陈晋：《毛泽东之魂》，第385页）。
品读原文
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是因为开除“官籍”、“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像《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
——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见《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
品读原文
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
——摘自毛泽东1959年8月16日《关于枚乘（七发）》（见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第1191—1192页）。
品读精华解析
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就十分崇敬屈原，喜爱屈原的作品。早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他在自己的笔记《讲堂录》中，用工整的笔迹抄录了《离骚》、《九歌》全诗，在《离骚》正文的天头上写有各节提要。这本《讲堂录》共有47页，抄文占去了前11页，它是记录毛泽东精读、深读屈原作品的珍贵史料。
另据罗章龙回忆，在他和毛泽东初次见面交谈的三个多小时中，毛泽东“对《离骚》颇感兴趣，曾主张对《离骚》赋予新评价”。为了纪念这次有意义的会面，罗章龙还写诗纪事，其中特别提到：“策喜长沙傅，骚怀楚屈平。”这里，贾谊的《治安策》和屈原的《离骚》都是他们所喜爱的作品，也是他们的谈话内容。
全国解放后，毛泽东每次外出携带的书籍中，都有《楚辞》。1957年，他请人收集各种版本的《楚辞》，以及有关《楚辞》和屈原的著作，一共50余种。在那段时间里，他比较集中地阅读了这些书。1958年1月12日，他在一封信中写道：“今晚我又读了一遍《离骚》，有所领会，心中喜悦。”寥寥两笔，一代伟人从《离骚》中得到的思想启迪和艺术上的享受，跃然入目。
毛泽东热爱《离骚》、《楚辞》还有若干旁证。1958年1月11日至22日，党中央在南宁召开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领导人参加的会议，18日凌晨一点多钟，突然发现国民党飞机向南宁方向飞来，全城立即进入空防状态。警卫人员要求毛泽东进防空洞，以保安全。他却安然处之，让人点燃蜡烛，聚精会神地读起《楚辞》。另一年夏天，习惯于夜间工作的毛泽东，中午时分仍然辗转难眠，经过服务人员的按摩，他终于合上了眼睛，抓在手中的书放在胸脯上，那是一本《楚辞》。
接着，1959年、1961年，毛泽东又两次要《楚辞》读，还特别指名要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的宋版《楚辞集注》和明陈第撰写的《屈宋古音义》这两本书。收藏在故居里的这本《屈宋古音义》中，毛泽东用红蓝两色铅笔，对《离骚》中的一些段落又圈又画，句末都有点断。上述都属后人的回忆，点点滴滴，不能囊括全貌，即便如此，也可看到毛泽东读《离骚》不是一遍、两遍，超出了“三复四温”，而是从青年读到老年，常读常新，时有领悟。
毛泽东高度评价屈原的《离骚》及其流派。1958年，张治中陪同毛泽东外出视察工作，毛泽东向他推荐《楚辞》，说：“那是好书，我介绍给你看看。”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他说：“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宋玉、景差、贾谊、枚乘略逊一筹，然亦有可喜之处。”1964年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中，他又说：“《天问》了不起，几千年以前，提出各种问题，关于宇宙，关于自然，关于历史。”可见毛泽东对屈原作品的肯定是多方面的。
毛泽东同情屈原的生活遭遇，他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说：“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是因为开除‘官籍’，‘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像《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司马迁的那句“……屈原放逐，乃赋离骚……”是他经常引用、教育人们在逆境中自强不息的精神武器。
1954年10月26日，毛泽东在会见访华即将回国的印度总理尼赫鲁时，引用屈原《九歌·少司命》中的“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的诗句，用以表达对客人的心情。他还向尼赫鲁介绍说：“屈原是中国一位伟大的诗人，他在一千多年前写了许多爱国的诗篇，政府对他不满，把他放逐了。最后屈原没有出路，就投河而死。后来中国人民就把他死的一天作为节日。人们吃粽子，并把它投入河里喂鱼，使鱼吃饱了不伤害屈原。”
毛泽东作为一位诗人，他和屈原情相投、心相通；毛泽东作为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对屈原政治上的坎坷和作为，寄予无限同情。
以上是张贻玖在《毛泽东批注历史人物》一书中的材料。最能反映毛泽东对屈原的综合性评价的，大概要算是他晚年写的以《屈原》为题的一首七绝了：
屈子当年赋楚骚，
手中握有杀人刀。
艾萧太盛椒兰少，
一跃冲向万里涛。
诗的第二句是对屈原作品的战斗性的描述，第三句寓其人格的高洁并感叹其遭谗受讥的处境，最后一句无疑是对屈原生命结局中光亮一闪的赞美和高扬。
评价秦始皇，要一分为二
品读原文
毛泽东接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因为秦始皇是第一个统一中国、统一文字，修筑宽广的道路，不搞国中有国，而用集权制，由中央政府派人去各地方，几年一换，不用世袭制度。
——摘自甄不贾：《毛泽东读书笔记》（《希望》1992年新总第1期）。
品读原文
秦始皇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评论，要一分为二。秦始皇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进步作用要肯定，但他在统一六国后，丧失了进取的方面，志得意满，耽于佚乐，求神仙，修宫室，残酷地压迫人民，到处游走，消磨岁月，无聊得很。
——摘自杨建业：《在毛泽东身边读书》。
——访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芦荻（《光明日报》1978年12月29日）。
品读原文
范文澜同志最近写的一篇文章《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我看了很高兴。这篇文章引用了很多事实证明厚今薄古是史学的传统。敢于站起来说话了，这才像个样子。文章引用了司马迁、司马光……可惜没有引秦始皇，秦始皇主张“以古非今者族”，秦始皇是个厚今薄古的专家。当然，我也不赞成秦始皇。
——摘自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见王子今：《毛泽东与中国史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316—317页）。
品读精华解析
当海内一统，人们从七国常年的战乱中苟且逃出生的时候，他们衷心感谢秦始皇；当徭役无虚日，苛捐杂税如牛毛，人们随时可能沦为刑徒，书籍毁于烟火，儒生被活埋的时候，人们对这个残暴的皇帝又恨之入骨。赞誉者欣赏他统一中国的伟大，毁弃者大骂他的残暴，几千年来，秦始皇这个千古一帝，遭到多少毁弃，受到多少赞誉。毛泽东对秦始皇的态度是：不要大骂秦始皇。
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历史功绩，毛泽东给予充分肯定。但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开始追求享乐，其生活奢靡无度。他不惜民力，修造旷世无比的阿房宫。为了能够长生不老，他四处巡游，求取神仙和长生不老之药。为了追求来世的幸福，他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修造骊墓。为了满足其生活需要，他对百姓横征暴敛。毛泽东对秦始皇的这些方面也有过一分为二的批判。“批林批孔”运动中，有人大捧秦始皇，不准人们对秦始皇作历史的分析。1975年夏，毛泽东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芦荻谈到了秦始皇（见前第二段引文）。
毛泽东对秦始皇的肯定，是以肯定法家在中国历史上的进步作用为出发点的。解放以后，毛泽东对法家思想多为肯定，尤其是法家思想中的厚今薄古思想，更是得到毛泽东的称赞。法家的实践者秦始皇，被毛泽东称为厚今薄古的专家。
毛泽东把对秦始皇的肯定性评价，始终和对儒家的批判联系在一起，“文化大革命”中，“批林批孔”运动的另一方面便是对秦始皇的肯定。林立果在搞《五七一工程纪要》时，说毛泽东是当代的秦始皇。毛泽东接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
毛泽东对秦始皇的评价，着眼于法家的观点，因此也出现一些偏颇，其中对秦始皇焚书坑儒和秦始皇暴政的评价，偏颇之处最为明显。对此，我们应当有一个较客观的认识。
陈胜、吴广掀开了农民战争的序幕
品读原文
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反抗秦的暴政，完全是正义的。这次战争掀开了我国封建社会中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的序幕，在历史上有很大意义。
——摘自杨建业：《在毛主席身边读书——访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芦荻》（见《光明日报》1978年7月7日）。
品读原文
一误
二误
——摘自毛泽东读《史记·陈涉世家》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籍批语集》第12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品读精华解析
对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毛泽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首先肯定了这场起义的正义性，一反历代正统史书将农民起义贬为贼、盗的评价；第二，陈胜、吴广起义拉开了这一正义行动的序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农民战争，这种首创性值得赞赏；第三，在历史上有很大意义，这场起义推翻了秦朝的黑暗统治，推动了历史的进步。
毛泽东在阅读《陈涉世家》时，另外批注有：“一误二误”。
据介绍，在一本清武英殿版的《史记》中，毛泽东对《陈涉世家》这篇传记，用红黑两种颜色的笔迹做过不少圈画，并写下批注。毛泽东主要是从总结农民起义的失败教训这个角度来阅读这篇传记的。
《陈涉世家》记载，陈胜还是雇农时，曾对伙伴们说：“苟富贵，勿相忘。”及至陈胜起义胜利立国称王后，那些旧伙伴来找他，陈胜未忘前言，接待旧相识，使之出入宫廷。这些人常常毫无顾忌地谈论陈胜当农民时的贫困往事，“或说陈王曰：‘客愚无知，专妄言，转威。’陈王斩之。诸陈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无亲陈王者。”毛泽东在这段文字的书页天头上，用红铅笔批注：“一误”。
传记又载：陈胜自立为王以后，任朱房、胡武为人事和监察官员。这两个人大权在握后，胡作非为，对许多不顺从他们的将士随意治罪。陈胜对这类专横跋扈、残害忠良的酷吏，不仅不撤职查办，反而加官晋级。许多将士见此都不愿意追随陈胜了。司马迁痛惜地指出：“此其所以败也。”毛泽东在这段天头上又批注：“二误”。
这很少的几个字，内涵却相当丰富。它简明扼要地总结了秦末农民起义之所以失败的原因，即陈胜犯了功成忘本，脱离了本阶级的群众和重用奸人、偏听偏信的错误。保持本色，不脱离本阶级的群众；任用贤能，打击邪恶，这两条来自两千年前农民起义的教训，牢牢地记在了毛泽东的心中。毛泽东指出这“二误”的经验教训，于古于今，都有极为深刻的意义，毛泽东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此无不十分重视。
李斯的《谏逐客书》说服力很强
品读原文
李斯的《谏逐客书》，有很大的说服力。那时候各国内部的关系，看起来是领主和农奴的关系，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战车、武士。
——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见《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
品读原文
李斯是拥护秦始皇的，思想上属于荀子一派，主张法后王。
——摘自毛泽东1964年8月30日的谈话（见甄不贾：《毛泽东读书笔记》，《希望》1992年新第1期）。
品读原文
在范老的书上，对于法家是给了地位的。就是申不害、韩非这一派，还有商鞅、李斯、荀卿传下来的。
——摘自毛泽东1968年10月在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见甄不贾：《毛泽东读书笔记》，《希望》1992年新第1期）。
品读精华解析
秦始皇初年，秦王拜李斯为客卿（当时别国人在秦国做官的称客卿）。客卿影响了秦国贵族势力，秦国宗室贵族借韩国派水工修灌溉渠阴谋消耗秦国力量这一事件，请秦王逐客，说客卿都是为他本国的利益来秦国，并不真心为秦国。于是秦王下令逐客，李斯就作《谏逐客书》劝阻。文中首先历叙秦穆公以来，都是以客卿致富而成霸业，列举了由余、商鞅、张仪、范雎等外来的人物对秦国的重大贡献借以表达用人唯才，不必限于本土的主张。指出对“客”不应一概排斥，否则将不利于秦。
文中还列举种种器物玩好，虽不产于秦，而秦用之，以其与异国人才相比；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指出下令逐客无异于“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虚外患是不可取的。秦王看后马上取消了逐客令，并恢复了李斯的职务。
《谏逐客书》是李斯上给秦王的奏章，实际是一篇说理极强的文字。李斯的这篇奏章，最大的特点是非常鲜明地揭露出秦王使物用人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从而暴露出逐客之非。文章除了一般议论文所具有的各种论证方法外，行文还具有婉转的措辞与犀利的语锋完美结合的特点；而词采缤纷的大肆铺陈，以及气势充沛的排比句式，也极大地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
所以，毛泽东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赞扬这篇文章“有很大的说服力”，并说：“那时候各国内部的关系，看起来是领主和农奴的关系，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战车、武士。”言外之意，那时各诸侯国各自为政，关系复杂，统一程度很低，李斯《谏逐客书》的主张，为秦国招贤纳士，蓄兵买马，积累力量为日后统一中国是很有利的。
汉王是一位高明的政治家
品读原文
刘邦是在封建时代被历史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
——摘自毛泽东1962年1月30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821页）。
品读原文
项王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
——毛泽东读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121页）。
品读原文
刘邦比西楚霸王项羽强，他得天下一因决策对头，二因用人得当。
——摘自毛泽东1957年6月13日同吴冷西等人的谈话（见吴冷西：《新闻的阶级性及其他——毛主席几次谈话的回忆》，《缅怀毛泽东》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06页）。
品读原文
这首诗（《大风歌》）写得很好，很有气魄。
——摘自张贻玖编《毛泽东评点、圈阅的中国古典诗词》第32页，中国工人出版社1992年版。
品读精华解析
刘邦以一平民身份，在秦末起义群雄中脱颖而出，战胜强大的敌手项羽，夺得天下，开创几百年的王朝基业，这在中国夏、商、周以来的历史上，算是第一个人。司马迁在《史记·高祖本纪》里，也多次强调他“起微细”，还描述了他早年在沛县乡里颇有些无赖的表现。如“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好酒及色”等。另一方面，刘邦又“仁而爱人；喜施（舍）意豁如也。幸有大度”。这些，大抵是刘邦出身“细微”低贱而又有不凡的意气志向的“老粗”本色。毛泽东很欣赏刘邦这个人物，对他的生平遭遇、奋斗历程、才德风格，十分熟悉，多次评论，引为借鉴，教育干部。
在毛泽东看来，刘邦之所以能胜利，他自身的一些因素起了重要作用。首先，他“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同情人民的疾苦。早先，他与项羽及众诸侯相约，最先夺取关中者为王。其后他果然先夺取关中，进入关中后，他对父老乡亲们说：你们受秦的苛法很久了，我来是为你们“除害”，不必害怕。并与之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老百姓用牛羊酒肉慰劳他的军队，他一概不接受。并说，粮食多，不要浪费。这样，“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对比之下，项羽虽然勇武善战，军事实力比刘邦强，怎奈却是一个残暴成性的“霸王”，所到之处烧杀抢掠，“秦人大失望，然恐，不敢不服耳”。刘邦即皇帝位后，虽然基本上实行的是秦朝的封建统治制度，但他实行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对内定律令、定军法、定礼仪，提倡节俭；对外与少数民族匈奴单于等实行和亲，以求得边界的平静。这些，都为汉王朝的兴盛奠定了基础，起好了步，开好了局。
其次，刘邦“豁达大度，从谏如流”。他能听取别人的意见，不固执武断。《史记》中记载了他不少肯于纳谏，善于选择的事例。一是见郦食其，采纳他攻取陈留之计；一是听张良劝说，封举足轻重的韩信为齐王；一是楚汉划界鸿沟后，听张良、陈平之劝，乘胜追击引兵东向的项羽；一是刘邦称帝后，欲建都洛阳，后听齐人刘敬建议，入都关中长安。这些正确举措，使得刘邦一步步走向胜利。
关于刘邦听取郦食其意见一事，毛泽东曾在1962年1月30日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有过叙述，讲得生动活泼。他说：“从前有个项羽叫‘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他那里有个范增，给他出过些主意，可是项羽不听范增的话；另外一个人叫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有个知识分子叫郦食其，去见刘邦。初一报，说是读书人，孔夫子这一派的。回答说，现在军事时期，不见儒生。这个郦食其就发了火，他向管门房的人说，你给我滚进去报告，老子是高阳酒徒，不是儒生。管门房的人进去照样报告了一遍。好，请。请了进去，刘邦正在洗脚，连忙起来欢迎。郦食其因为刘邦不见儒生的事，心中还有火，批评了刘邦一顿。他说，你究竟要不要取天下，你为什么轻视长者！这时候，郦食其已经六十多岁了，刘邦比他年轻，所以他自称长者。刘邦一听，向他道歉，立即采纳了郦食其夺取陈留的意见。此事见《史记》中《郦生陆贾列传》。刘邦是在封建时代被历史学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毛泽东由此发出慨叹：“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
第三，刘邦知人善任，采人所长。建立汉朝后，有一次刘邦曾与自己的大臣讨论自己胜利、项羽失败的原因，各位大臣都作了分析，他均不赞成，最后拿出自己的见解来：“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馕，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余，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众大臣听罢，心悦诚服。
刘邦即帝位后，昔日的功臣淮阴侯韩信，淮南王英布等异姓王发生叛乱，他亲往征讨后，回归故里沛县时，与故乡父老子弟饮酒时作了一首《大风歌》，诗云：“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首诗唱出了这位开国皇帝的真实心态，既流露出英雄际会风云的豪迈之情，又流露出失去患难与共的良将，无所倚傍的空虚感。毛泽东称赞“这首诗写得很好，很有气魄”。他认为，刘邦没有读过几天书，能写出这样的“好诗”，很不容易。
有感于刘邦等人的经历和业绩，毛泽东曾得出一个结论：老粗出人物。自古以来，能干的皇帝大多是老粗出身。汉朝的刘邦是封建帝王里边最厉害的一个。南北朝，宋、齐、梁、陈，五代梁、唐、晋、汉、周，很有几个老粗。文的也有几个好的，如李世民。
毛泽东晚年谈史，越来越强调这个观点。1964年3月24日，他在一次谈话中说：“可不要看不起老粗。知识分子是比较最没有出息的。历史上当皇帝，有许多是知识分子，是没有出息的。隋炀帝就是一个会做文章、诗词的人。陈后主、李后主，都是能诗能赋的人。宋徽宗既能写诗，又能绘画。一些老粗能办大事情，成吉思汗、刘邦、朱元璋。”同年5月12日的次谈话中，毛泽东又说：“《明史》我看了最生气。明朝除了太祖（朱元璋）、明成祖不识字的两个皇帝搞得比较好，明武宗、明英宗还稍好些以外，其余的都不好，尽做坏事。”
毛泽东列举的这些事例，说明统帅之才并非是读书人才行。有些读书不多，乃至不读书的“老粗”往往能成大业。但是，绝不可以偏概全，由此得出知识分子无用的结论。历史上的老粗能成大事，很大一个因素是在于他们善于利用读书人的才智，刘邦如此，刘备如此，李世民如此，朱元璋更是如此。而且老粗们在成大业的过程中，都自觉不自觉地多多少少走向“儒化”。
毛泽东常拿刘邦、项羽的事例来教育干部。有一次会上讲民主集中制的问题时，他说：“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专断。”如果不能做到民主，就是一人称霸。这样的第一书记，应当叫做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他尖锐地指出：“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笑声）我为什么要讲得这样厉害呢？是想讲得挖苦一点，对一些同志戳得痛一点，让这些同志好好地想一想，最好有两天睡不着觉。他们如果睡得着觉，我就不高兴，因为他们还没有被戳痛。”《霸王别姬》这出戏，取材于项羽兵败垓下，夜起饮酒帐中，慷慨悲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项羽有骏马名骓，有美人名虞。“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最后在乌江边以拔剑自刎而告终。
毛泽东批评项羽不爱听别人意见，导致失败的可悲下场，肯定刘邦“豁达大度，从谏如流”，赞赏刘邦“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对策对头”，“用人得当”，这些对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具有重要的启迪，可从中获得宝贵的教益。
做人不可沽名学霸王
品读原文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摘自毛泽东1949年4月《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见《毛泽东诗词集》第7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品读原文
项羽是有名的英雄，他在没有办法的时候自杀，也比汪精卫、张国焘好得多。从前有个人作了一首诗，问他为什么要自杀，可以到江东去再召八千兵来打天下。我们要学项羽的英雄气节，但不自杀，要干到底。
——引自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第240页。
品读精华解析
毛泽东对项羽作过多次评价，有时单独评价，有时与刘邦一起评价。当与刘邦放在一起时，则是作为刘邦的对立面，作为失败者总结其教训时说的。项羽作战英勇，史有定论，毛泽东对此并不否认，但项羽刚愎自用，不肯纳谏，图爱虚名，终致失败。
1963年1月7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曾说到项羽有三个错误：一个是鸿门宴不听范增的话，放跑了刘邦；一个是楚汉订立了鸿沟协定，项羽认真了，而刘邦却不以为然，不久就违反协定东进攻楚；再一个就是他建都徐州，位置没有选好。
在毛泽东看来，项羽除了在战略上发生一些失误外，最重要的教训是“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即不能知人、用人，不肯纳谏，不听谋士范增的意见，本应在鸿门宴上杀掉刘邦却反而放跑了他，本应该乘胜夺取汉甬道，反而放弃了它。
司马迁在《史记·淮阴侯列传》中谈项羽有“妇人之仁”。
《史记·项羽本纪》中也多有记叙。在毛泽东看来，“沽名”就是项羽主观上的一个明显弱点，也是他失败的一个原因。当他率经过苦战，击败秦军主力入关后，与先到的刘邦部队发生冲突。可项羽“为人不忍”，为避免负“不义”之名，没有以40万对10万的军事优势去消灭刘邦，甚至在鸿门宴上莫名其妙地阻止了部下诛杀刘邦之举。项羽的缺点还表现在对汉的姑息宽容。在楚汉战争最激烈的时期，两军在荥阳相持，本来楚军已经打断了刘邦的粮道，刘邦害怕了，便请求休战，以让出荥阳来换取项羽承认荥阳以西为汉的领土，项羽竟准备同意。大臣范增坚决反对。
他说，现在已经接近了灭汉的胜利，今天如果放弃不取，日后必定悔之无及。楚军于是重新围攻荥阳。刘邦遂用反间计使项羽对范增产生怀疑，范增被迫辞职，疽发背而死。后来，战事几经反复，楚军逐渐失去了优势，“项王乃与汉约，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者为汉，鸿沟以东者为楚”。合约签订后，项羽就解除了戒备，引兵回到了东边，可刘邦却背约出击，打了过来，终于在垓下，彻底击败了项羽。
1949年4月，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和谈代表曾经向共产党提出划江分治，维持类似历史上南北朝时期的政治局面。当时的苏共领导人斯大林，也反对人民解放军打过长江，建议划江分治。但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吸取了历史上项羽的教训，也从希腊寓言《农夫和蛇》中得到启迪，打过了长江，解放全中国。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后，毛泽东挥笔写成七律一首。其中，“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一句之吟成，显然是经过了深沉的历史思考。
项羽的“沽名”还表现在一些善良的愿望上。司马迁在《史记·项羽本纪》中记述：“楚汉久相持未决，丁壮苦军旅，老弱罢转漕。项王谓汉王曰：‘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楚汉相争，连年不决，天下愁苦疲敝，项羽不忍“天下匈匈数岁”，“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产生了销兵歇战的愿望，最终要致决策失误。对此，毛泽东也作了总结：“惧怕一时不良的政治影响，就要以长期的不良影响做代价。”（见《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一向主张把战争分为正义的和不正义的两种，并认为应该用正义的战争去消灭非正义的战争，以战争求得和平。
毛泽东对项羽这个失败人物也有肯定之处，那就是他临终时的个性风采。项羽败走乌江时，以“与江东八千子弟渡江而西，今天一人还”为由，觉得无颜面见江东父老，“乃自刎而死”。对这种选择毛泽东并不赞同，但认为他有“羞耻心”，并以此来讽刺蒋介石。1948年10月31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述评《评蒋傅军梦想偷袭石家庄》中写道：“蒋介石最近时期是住在北平，在两个时期内，由他经手送掉了范汉杰、郑洞国、廖耀湘三支大军。他的任务已经完毕，他在北平已经无事可做，昨日业已潜回南京。蒋介石不是项羽，并‘无面目见江东父老’那种羞耻心理。他还想活下去，还想弄一点花样去刺激一下已经离散的军心和人心。亏他挖空心思，想出了偷袭石家庄这样一条妙计。”毛泽东的讽刺可谓辛辣绝妙。
当然，对项羽悲剧结局时表现出的个性风采，或者说他的气节，古人也有过赞赏，宋代女诗人李清照就写过一首著名的五绝：“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不可沽名学霸王”，这既是毛泽东对项羽所作的科学评价，也是这位伟人对革命人民的宝贵教诲。
登徒子不好色，且是个模范丈夫
品读原文
人民日报的社论反冒进，使用的是战国时代楚国一位文学家宋玉攻击登徒子大夫的手法，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毛主席详细地讲了宋玉的故事）起因是登徒子大夫在楚襄王面前说宋玉此人“体貌闲丽，口多微辞，又性好色”，希望楚襄王不要让宋玉出入后宫。有一天楚襄王对宋玉说，登徒子大夫说你怎么样怎么样。宋玉回答说：“体貌闲丽，所受于天也。口多微辞，所学于师也。至于好色，臣无有也。”楚襄王问，你说自己不好色，有什么理由呢？宋玉回答说：“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着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然此女登墙窥臣三年，至今未许也。”宋玉说这样一个绝代佳丽勾引他三年，他都没有上当，可见他并非好色之徒。接着，宋玉攻击登徒子说：“登徒子则不然，其妻蓬头挛耳，齞唇厉齿，旁行踽偻，又疥且痔。”意思是说登徒子的老婆头发蓬蓬松松，额头前突，耳朵也有毛病，不用张嘴就牙齿外露，走路不成样子而且驼背，身上长疥疮还有痔疮。宋玉问楚襄王：登徒子的老婆丑陋得无以复加，登徒子却那么喜欢她，同她生了五个孩子。请大王仔细想想，究竟是谁好色呢？宋玉终于打赢了这场官司。他采取的方法就是攻其一点，尽量夸大，不及其余的方法。整个故事见宋玉写的《登徒子好色赋》。昭明太子把这篇东西收入《文选》，从此登徒子成了好色之徒的代名词，至今不得翻身。
——引自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52页。
品读精华解析
1958年1月12日，南宁会议开始，毛泽东一上来就讲1956年“反冒进”是错误的。“反冒进”是指1956年6月到11月，中央一些同志针对一些地方和部门的基本建设投入过大，造成财政赤字原料紧张的情况，提出反对急躁冒进。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反冒进的社论，毛泽东在会上认为是非常错误的，他说《人民日报》社论反冒进，使用的是宋玉攻击登徒子的方法。于是，毛泽东就详细地讲了这个故事。讲话的第二天，毛泽东还将宋玉的这篇赋印发给大家看。毛泽东讲这个故事并不是这一次。1958年1月6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部分史学家、科学家和著名新闻工作者时，谈话中也谈到了宋玉写的《登徒子好色赋》，并朗朗地背诵起其中的话。
毛泽东用辩证的观点对这篇文章作了分析，他说：“宋玉攻击登徒子的这段话，完全属于颠倒是非的诡辩，是采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尽量夸大’的手法。”他风趣而幽默地说：“从本质看，应当承认登徒子是好人。娶了这样丑的女人，还能和她相亲相爱，和睦相处。照我们的看法，登徒子是一个爱情专一的、遵守《婚姻法》的模范丈夫，怎能说他是‘好色之徒’呢？”在毛泽东看来，登徒子是蒙受了不白之冤，应当为他“正名平反”。他把宋玉视为得意的论据，作为反面教材诡辩术的典型看待。
毛泽东这番巧解《登徒子好色赋》，为登徒子“翻案”给人以启迪。他引导人们思考：宋玉攻击登徒子固然用的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尽量夸大”的诡辩术，而楚王和章华大夫却为之悦服，赞成了他的观点。这说明诡辩术是容易迷惑人的。作为领导干部，身边少不了有人进言、打各种报告，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要被诡辩手法所迷惑，像楚王和章华大夫那样轻信和受骗。
苏秦羞张仪说明人没压力难进步
品读原文
像今天我们在一起吃饭一样，大家团结的很好，这就好。你们整风，检查一下，批评一下，大家还是团结在一块。这就叫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问题得到解决，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批评就是帮助，对人是有好处的。
从前有苏秦和张仪两个人，都是鬼谷先生的学生，鬼谷是个地方，出了一个先生，所以叫鬼谷先生。后来苏秦在赵国当了宰相，地方就在邯郸。邯郸这个地方，你们到过没有？张仪在楚国做个小官。楚相丢了一块宝玉，怀疑是张仪偷的，把他狠狠打了一顿，满嘴的牙都被打掉了。那个时候，大概还不会安假牙吧！张仪回到家里，叫老婆看看他嘴里的舌子还在不在。他老婆说：舌子还在。他说：那就不要紧了。他跑到邯郸找苏秦，一去就住进“招待所”，大概是现在北京饭店之类的住所，好几天没有见到苏秦的面。后来，苏秦请他吃饭。张仪到了苏秦的衙门，看了摆的酒席，排场大得很，苏秦坐在当中高处，请了各国使节。
席面当然比我们今天吃的丰盛得多。但是却把张仪安排坐在下面角上，盛了点仆人吃的饭食给他吃。这下子张仪的气可就大了，无非是破口大骂苏秦你这个王八蛋等等。回到“北京饭店”，满肚子的气。“北京饭店”的经理看他这个样子，就问他：张先生脸色不痛快，有什么生气的事吧？他说：当然有气。就把当年和苏秦是同学，今天苏秦如此这般对待他说了一番，并且骂苏秦简直是无情无义，是王八蛋。这位“经理”说：这样看来，你在赵国呆不住了。张仪说：当然呆不下去了，马上走。“经理”问他：你到哪里去呢？他说：这倒还没有想好，不管他走了再说。“经理”说：看来只有到秦国去。张仪一想也对，就此动身。“经理”陪他走到秦国，一路的花费大概相当现在的三四十万人民币吧！
到了秦国，他们为了见秦王，就走走门路，行些贿赂和送些衣服，一共又花了四五十万人民币。以后，张仪当上了秦国的宰相，“北京饭店”的“经理”就向他告辞回国，并问他今后怎么打算。张仪一提起苏秦还是咬牙切齿，并说过两年一定要出兵攻打赵国。“经理”见他这样说，就告诉他，赵国宰相苏秦是个好人，当时苏秦所以要气他，是故意的，怕他在赵国安居下来，不想上进，做不了大事。
苏秦知道张仪是个人才，能做大事，如果在赵国依靠苏秦，他也只是当个“科长”什么的就算到顶了。策划张仪到秦国来，和给他一切花销，都是苏秦主使的。张仪一听，这才恍然大悟。“经理”又说：苏秦只希望你当了秦国宰相，十五年内不要出兵攻打赵国。张仪听后表示：只要苏秦活着，我就决不出兵打赵国。
这是一个故事。你们看，苏秦对张仪是好意还是恶意？我们之间，进行批评帮助都是好意。就是知道某些批评是恶意也要听下去，不要紧嘛！人就是要压得像榨油一样，你不压，是出不了油的。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
——摘自毛泽东1960年12月25日同部分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谈话（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见《党的文献》1993年第4期）。
品读精华解析
苏秦羞张仪事件，本是《史记·张仪列传》中记载的一个战国时代的传说故事，毛泽东从这个故事中阐发了对待批评的态度问题，他还告诉人们：人没有压力就不会进步。
1963年12月25日，毛泽东67岁生日的时候，他和部分亲属以及工作人员在一起进餐，参加的人有十几个。吃饭的时候，毛泽东说：“像今天我们在一起吃饭一样，大家团结得很好，这就好。你们整风，检查一下，批评一下，大家还是团结在一块。这就叫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问题得到解决，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批评就是帮助，对人是有好处的。”为了说明这个深刻的道理，毛泽东给大家生动地叙述了《史记·张仪列传》所记载的苏秦羞张仪事件。
讲完后，毛泽东对大家说：“你们看，苏秦对张仪是好意还是恶意？我们之间，进行批评帮助都是好意。就是知道某些批评是恶意也要听下去，不要紧嘛！”在毛泽东的思想里，批评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批评是使人走向完美境界的重要途径。即使是恶意的批评，也可以把它看成是好意，耐心地听下去，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就是敌人的诽谤，有时也能帮助我们找出自身缺点。通过批评，倾听不同意见，最后达到团结。
早在延安整风运动时期，毛泽东曾经作过《改造我们的作风》的文章，文中便提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工作作风，此作风后来成为我党三大优良作风之一，它对保障我党的团结与纯洁，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在与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中讲述苏秦羞张仪事件，除了给他们说明对待批评的态度外，更重要的给他们讲述人没有压力就不会进步的道理，鼓励他们自强自立。在这个故事中，毛泽东详细讲述了张仪在发迹以前所受到的压力，一是在楚国被怀疑偷了和氏璧而遭受毒打，二是厚着脸皮投奔才能本在自己之下的同学苏秦却受到了极大的羞辱，这才使张仪发愤上进，最后成为名震诸侯的连横领袖。
毛泽东用张仪成才的过程启发亲属与身边工作人员，人在有压力的情况下，才能有所成就。毛泽东所得出这个结论，其中包含了自己丰富的人生体验。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还举了自己在中央苏区受打击的事情为例，来说明压力使人进步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