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一身正气，铸就丰碑——胡耀邦

胡耀邦出身贫寒，14岁参加革命，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但他勤奋好学，手不释卷，最终成长为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也是改革开放早期平反冤假错案和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具体执行者。他抵制了当时“左”的做法，批判了“两个凡是”，他一身正气，严于律己，为官清廉，在中国人民心中留下了不朽的丰碑。

胡耀邦档案

姓名字号：胡耀邦，字国光

籍贯：湖南省浏阳市

生卒年月：1915年11月20日—1989年4月15日，享年74岁

最高职务：中共中央总书记

胡耀邦简历

1915年——11月20，日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市。

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0年——（至1934年）先后任少共湘东南特委技术书记、少共中央儿童局刊物编辑、中央苏区反帝拥苏总同盟宣传部部长兼青年部部长、少共中央局秘书长。

1933年——9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4年——（至1935年）任中央工作团团员，中国工农红军第3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秘书，红军13团党总支部书记，参加了长征。

1935年——（至1937年）先后任少共中央局秘书长，少共中央局组织部副部长、部长，宣传部部长。

1937年——（至1939年）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先后任抗大政治部副主任，一大队政委。

1939年——（至1946年）任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部长。

1946年——（至1950年）任冀热辽军区代理政治部主任。晋察冀军区野战军第四纵队政委、第三纵队政委。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后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

1950年——任中共川北区委员会书记兼川北军区政委、川北行署主任。

1952年——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

1956年——在中共八大上当选为八届中央委员。

1957年——（至1966年）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

1966年——（至1975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下放干校劳动。

1975年——（至1987年）先后任中国科学院党组织负责人，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1980年2月至1987年1月），中共中央主席（1981年6月至1982年9月）。

1987年11月至1989年4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989年——4月15日，在北京病逝。

一、永远的丰碑

1989年4月22日，在长安街上，近乎无尽的人流，在无声地等待……中午12时零5分，一声轻雷由东向西地在人流中滚过：

“来了……”

“来了！”

一辆缀着黑纱的灵车，从人民大会堂缓缓开出。

“呼啦”一声，人们潮水般涌动起来，宽阔的长安街再次记录下了一个悲痛的时刻：

“耀邦走了……”

耀邦走了，他带着娄山关的弹片，带着“文革”的鞭痕，带着六十年革命生涯的硝烟风尘，带着未完成的宏愿——走了。

耀邦走了！他的离去，牵动着千万颗心。从天安门广场到八宝山，15公里长的街道两旁，到处都挤满了人。

工人、学生、市民、老人和孩子，默默地目送灵车经过。他们之中一些人胸前佩戴白花，一些人臂上戴着黑纱。

灵车走过了南长街口，距这里200多米远的一座小四合院，就是胡耀邦的家。那不足18平方米的客厅，自4月15日起，就被无可阻挡的人流所站满，川流不息的人群怀着难以言说的悲痛，默默地来到这里表示祭奠，甚至哪怕只是在灵堂外肃立短短的几分钟！

十几条雪白的哈达是中国藏法语系高级佛学院的学生献上的；几个大学生将自己扎的小小的花圈奉献在灵前；街坊邻居老少几代人联袂前来吊唁；从山西赶来的种棉能手，80岁的吴吉昌，一进门就跪在灵前，磕了三个头，老人唏嘘着对记者说：“我给耀邦同志磕了头，心里也就踏实了。”

1983年曾被胡耀邦接见过的大连个体户姜维也来了，当年，胡耀邦曾拉着手鼓励他们“干光彩的事业”。如今他们已经办起了中国第一家私营中外企业，名字就叫光彩实业公司。今天，他们从大连赶来吊唁，献上自己沉痛的哀思。姜维提笔在留言簿上写道：“是您指导我们干了光彩的事业。中国两千万个体户永远铭记您的恩德，我们永远听您的话，干光彩的事业，做光彩的人。”

共和国的公民们排着长队，络绎不绝，他们的愿望就是在灵堂的留言簿上签上自己的名字和悼词，然后向胡耀邦遗像鞠躬。

“一身正气深得人民敬爱，两袖清风堪称为人楷模。”“说真话人民知音，办实事一代伟人。”

“六十年革命生涯功勋卓著，为人民鞠躬尽瘁名垂千古。”

一贯以“隐忍”著称的中国人，此时此刻再也抑制不住心头的泪水，他们为失去自己的领袖、良师、益友而放声痛哭。胡耀邦，这个名字将同中国的改革开放大业并存，他在为中华民族振兴的事业中所表现出的热忱以及他本人坦诚宽厚廉洁的品格早已深深感动了千千万万中国普通老百姓的心。

人们忘不了1978年胡耀邦在中央组织部主持工作时，每天收到约500封要求平反“文革”中冤假错案的申诉信，对这些关系到每一位同志、每一位公民生前清誉和死后哀荣的申诉要求，胡耀邦都是郑重以待、亲自处理，通过其他渠道转来的申诉信也一一过目；在胡耀邦的关注和努力下，沉冤22年、50多万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人获得平反，“61个叛徒”等大案要案也迅速得到解决。

知名的、不知名的老干部都来了，他们有的跪在灵堂遗像前号啕大哭，有的站在长街旁默默含泪、哽咽不止。每一个被解放、被昭雪的人，都铭记着胡耀邦在平反冤假错案中卓著的功勋和刚正不阿的品格。而他的廉洁，更在人民当中传为美谈。

胡耀邦生前多次告诫部下与亲属，要清白如水、廉洁自律。在胡耀邦任职期间，他的家人都自觉做到了“四不”：一不干政，二不要官，三不经商，四不出国。胡耀邦的四个子女没有一人因为他的关系而获得特别对待和特殊照顾，他在浏阳老家的亲属，也没有一个人转为城市户口或安排工作，全都是普通农民，过着普通人的生活。

胡耀邦去世后，他在老家农村种地的亲哥哥胡耀福赶往北京奔丧，因为没能买到坐票，只能蹲在车厢接口处，想起胡耀邦的胡耀福不禁低声抽泣，列车员经过问何故，他大哭道：“我弟弟胡耀邦死了。”列车长闻知后才帮忙安排了卧铺……

灵车走过了天安门，天安门广场上的首都高校学生和各界群众，在高音喇叭播送着的哀乐声中，向这位青年的导师、群众的领袖、知识分子的知音表示深切的哀悼。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亿万人民在收音机、电视机前收听收看现场直播，痛声悲泣。

灵车走过了六部口，几位挤在人群中的小姑娘齐声呼唤：“胡伯伯，我们怀念您！”八个个体户特地蹬着三轮车来到长安街边，让后排群众站到车上为胡耀邦送行。维持秩序的民警对拥挤的人群说：“同志们……请同志们往后退一退，我们的心情是一样的……”

在复兴门立交桥上，一对来自梧州的青年夫妇手中各自手捧一朵小白花紧紧地依偎在人群中。女的正在焦急地叫：“快别挤了，让我们好好看一眼耀邦吧。”

一位从天津来京出差的中年知识分子说：“耀邦同志为我们办了很多实事，再忙我也要来送送他，不然回家大家问起，我怎么回答？”

承建中国工艺美术馆的北京市六建二分公司的建筑工人们不约而同地放下了手中工具，在楼顶上、在脚手架和升降机上，默默地脱帽致哀。

在灵车上护送遗体的胡耀邦家属以及乔石、胡启立、宋平、温家宝等人，和车外的群众互相招手，泪眼相望。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双手一直放在胸前，向为他父亲送行的人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人群不停地顺着长安街向西……向西……灵车仿佛也明白大家的心情，时开时停。宽阔的十里长衔，似乎也盛不下这么多的悲伤。人们都希望灵车开得慢些，再慢些。一位老人说：“耀邦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凭这，就该送送他。”

灵车从军事博物馆走过，一位青年骑着自行车跟随在了车队后面。他的背上披着一张拖地长纸，上书“耀邦”二字，一路向八宝山送去。

“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胡耀邦生前所改的这副古对联，正是他自己光辉一生的写照。

胡耀邦生前从不收群众送的任何礼物，今天，他却不得不收下人民对他的敬仰和哀思。

八宝山上，8名身着黑色服装的青年工人抬起胡耀邦的灵柩，缓缓走向了告别室。这个有着火一般激情的人，终于将在烈火中得到永生……

二、革命家庭孕育出的“红小鬼”

胡耀邦出生在湖南省浏阳县中和乡，是胡家第九个孩子，所以父母从小都叫他“九伢子”。身为私塾先生的三伯父胡祖仪按照胡氏字辈谱，给这初生的孩子取名耀邦，字国光。

胡耀邦进入文家市里仁学堂读高小的1926年，是中国风云激荡的一年，浏阳县也不例外。

当时正逢国共合作、携手北伐，北伐军于1926年7月克长沙，10月克武汉，取得了辉煌战绩。里仁学堂教师同时也是共产党员的陈世乔、甘恩藻等经常给学生们宣讲打倒列强、争取国家独立，农民要组织起来闹翻身，要进行国民运动等道理。

里仁学堂的诸多课程，从此为胡耀邦打开了新的天地，强烈的求知欲望使他对各个科目都学得很认真。他勤奋、专心、肯思考，入学不久，在班级里就赢得了好学生的名声，也很快引起了教师们的注意。

甘恩藻对这个聪慧的孩子也加意培养，介绍他读《中国青年》上的一些文章，对他讲什么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农民如何受剥削等这些，在胡耀邦的心灵里，播撒下了阶级意识的种子，唤醒了对革命的朦胧追求。

与此同时，在毛泽东主持的广州第6次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过的湖南籍共产党员纷纷返回家乡，点燃了全省的农民运动火炬，他们斗地主、分田地，在湖南掀起了一场如火如荼的红色风暴。

这场农民运动的风暴，也使中和乡沸腾了起来，乡民们兴高采烈地推举立场坚定、公道能干的人担任乡农会和各种革命组织的骨干。胡耀邦的父亲胡祖伦担任了乡农会的土地委员，母亲刘明伦担任了乡妇联主任和第8区的妇联主席，哥哥胡耀福担任了共青团支部书记和第8区工会执行委员。

无处不在的热火朝天的革命情景，父母、哥哥们投身革命运动的昂扬激情，都使胡耀邦受到深深感染。在不上课的时候，他热情而又主动地参加教唱革命歌曲、宣传破除迷信等工作，有时也到校外墙上涂写革命标语：“打倒军阀”、“打倒列强”……

此外，胡耀邦还常到五神岭将军庙舅舅刘元阶那里去，这个刘元阶粗通文墨，自学医术，经常给乡亲们看点小病。刘元阶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他一向同情革命，乐于为革命活动做些有益的事情。因此，那时候浏阳县第8区13乡的农军和农民协会，就都把将军庙作为办公地点，很多会议都在这里召开。胡耀邦每次来到这里，也都主动帮助做些事。那些农会干部们见他机警勤快，往往也给他派一些工作，如抄写材料、发通知、送信等，这个聪明稳重的孩子也都干得很好。

1929年夏，胡耀邦考取了浏阳县立初级中学，表兄杨世俊（后来改名为杨勇）此时也在浏阳中学读书。他们两人都关心时事，喜欢发议论，胡耀邦还时不时在同学中作些鼓动性演说。

1929年12月，胡耀邦回家度寒假。这时候的浏阳农村，革命的力量正重新凝聚。中共湘鄂赣边区特委书记王首道潜来浏阳，恢复和发展党团组织，很快就发展了2400多名党员。接着，浏阳县委也恢复了活动，还组织了“浏东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

这种日益蓬勃的形势，渐渐把胡耀邦吸收到了革命组织当中。苍坊村邻近的山村女青年杨贵英当时任中和乡少年共产党（即共青团）书记，对胡耀邦在里仁学堂当少先队队长时的积极表现早有了解。她找到胡耀邦，发展他秘密加入了青年团。

1930年4月，时任红5军军长、驰骋在湘赣边界的彭德怀，在率部攻占了江西万载、铜鼓之后，又进攻浏阳的东门市、文家市。按照中共湘鄂赣边区特委的统一部署，浏阳县委、县苏维埃、赤卫队武装在东乡发起了武装暴动，以策应彭德怀所部。

不久，红6军军长黄公略率领红6军直逼浏阳，一度占领了浏阳县城。国民党军四处拉夫，烧杀抢掠，人们已难以安居。浏阳中学一些学生四处避难，一些教师也请假不来，学校已无法继续开课。于是，一部分学生转移到长沙妙高峰中学上学，胡耀邦也一起去了长沙。

可去长沙读书不久，长沙形势又骤然紧张。原来当时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在中共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要求红军不断攻打大城市。1930年7月，彭德怀奉命率红3军团攻打长沙，学校又停课。上了不到一年中学的胡耀邦不得不中止学业，辗转回乡，但他已身无分文。走出城去，胡耀邦正巧碰到了从浏阳前来配合攻打长沙的当赤卫队团长的堂叔。堂叔给了胡耀邦两块银圆，让他随着逃难的人群，赶快回了家。

胡耀邦回乡以后，由于能“识文断字”，所以很受器重，不久就当上了乡少年先锋队队长兼儿童团团长，很快又做了团支部书记、团区委委员。乡苏维埃召开大会的时候，乡干部文化水平低，肚子里有话也讲不清楚，他们很多时候干脆就让胡耀邦出来说说。

由于见识多一些，胡耀邦演说时事，总是详细具体，鼓动性强，农民群众都很喜欢听。在红1军团攻打文家市时，胡耀邦率领少先队员们成为支援红军的一支活跃力量。他们为红军送饭送水、查路条、送信、写标语，表现得英勇机智，很受红军喜爱。

后来，胡耀邦按照青年团的布置，着力做宣传工作。他组织了一个文艺宣传队，找一些会演会唱的孩子，到8区苏维埃所辖乡村去演出宣传。胡耀邦还自己动手，为宣传队编了一个剧本，名叫《打倒山虎》。

在局势稳定之后，胡耀邦又生出一个想法，就是要让农村贫苦孩子们都能够上学。当时浏阳县苏维埃政府规定，在全县办各种红色学校，免费入学。苏区范围内的学校也都改为红色学校或列宁小学。

胡耀邦根据这个精神，想创办一所“少共列宁学校”。当时少先队组织里有两名工作人员，都是胡耀邦的小学同学。胡耀邦同他们商量这个想法，三个人一拍即合。乡苏维埃十分支持他们这个创举，为他们腾房子，找板凳，学校很快开办起来。课程有政治、经济、文化、军训等，教材是县苏维埃政府统一编写的，胡耀邦担任了政治和文化课教员，他讲得生动有趣，孩子们很爱听。学校由于办得有特色，因此受到浏阳少共儿童局的表扬。

思想上的日渐成熟，要求革命的积极表现，日益显露的宣传、组织才干，使上级党组织看到这个少年是个优秀之才。1930年10月，胡耀邦被调到第18区区委做宣传工作。不久，中共湘东特委派人前来物色年轻干部，对有文化、朝气十足的胡耀邦，稍加考察，便选中了他。

奔向更广阔的天地，这正是胡耀邦的愿望。他对同学说：男儿怎能恋守几亩地几间房，要离家出去闯天下。他虽然对亲人十分留恋，但对革命工作的美好向往，使他决心走上革命征途。

1930年11月，刚刚年满15岁的胡耀邦便告别了父母迎着初冬的寒风，出发前往当时的革命苏区江西永新。

三、在苏区的日子

1931年10月，湘赣省委正式成立。胡耀邦奉命来到省委所在地永新，担任湘赣省儿童局书记。胡耀邦工作的儿童局，是在县城北门内一座二层小楼的二楼。

来到苏区半年多了，胡耀邦仍然沉浸在无所不有的新鲜感里。从换上统一的灰色制服起，他就为自己已成为一个革命者而欣喜万分。从领导的谈话里，从各种会议上，从接触到的书报上，他已经明确认识到自己的终身任务就是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而当前的任务，就是要打倒新旧军阀，打倒剥削压迫，解放工农大众。

这里随处都可以看到马克思的画像，胡耀邦也好奇地翻过用土纸印刷的马克思著作的小册子，从此知道了这个长着大胡子的德国人，知道了马克思主义揭示阶级斗争的规律和指明了社会发展的方向。胡耀邦对共产党也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知道了这个党是要解放全人类的，是有严格的组织纪律的。

省儿童局和少先总队部在同一层楼上。这是一座木质结构小楼，楼下是一个杂货铺，门前挂着儿童局和少先总队部的牌子。少先总队队长叫谭启龙。

当时少先队是16岁以上青少年的组织，半军事化，队员打黄绑腿，戴红领巾，手持梭镖、大刀，经常操练，必要时配合红军作战。儿童局的工作，是组织16岁以下儿童们的活动，如动员和组织扫盲识字、唱歌跳舞、站岗放哨等。儿童团员也佩戴红领巾，但是比少先队的红领巾小一些。

胡耀邦由于在家乡做过儿童工作，同时这里比根据地的条件更好些，任务更加明确，因此他得以充分施展才能。他经常到苏区周边各县去，建立儿童组织，开展儿童活动。他的富有鼓动性的演说，一个又一个新鲜的主意，把儿童活动带动得热热闹闹。儿童工作在短期内便有明显起色，使省委领导对他刮目相看。

1931年秋季，在赣南兴国、宁都一带，毛泽东领导中央红军粉碎了蒋介石调动30万兵力所进行的第三次“围剿”。又一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大大鼓舞了根据地广大军民的斗志，湘赣边区的建设也随之进入鼎盛时期：根据地扩充了，红军壮大了，少先队、儿童团也更加活跃了。在一派喜气洋洋气氛中，1932年5月，湘赣省举行了一次规模盛大的少先队、儿童团的总检阅活动。

经过胡耀邦和谭启龙的紧张筹备，总检阅在永新县沙罗洲举行。那一天，会场上搭起了三个检阅台，王首道等省委领导登台检阅，从瑞金来到这里巡视工作的共青团苏区中央局巡视员、童工出身的冯文彬也参加了检阅。

从湘赣苏区20个县选派来的近一万名少先队员和儿童团员们身背大刀、肩扛梭镖，在嘹亮的军乐、口号声中，列队通过检阅台。他们个个生龙活虎、神气十足。检阅过后，又依次进行了集体操表演、政治业务测验和文艺歌舞表演。这次令人们情绪振奋的活动组织得活泼热烈、井井有条。

1933年8月，胡耀邦担任中央苏区反帝拥苏总同盟青年部部长，以后又兼任宣传部部长。反帝拥苏总同盟是一个群众团体，于1933年6月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周恩来和项英都曾到会讲话。总同盟在瑞金、湘赣、福建、江西等地都有省盟。同盟的主要工作对象是红军和广大青少年、儿童，宣传和动员他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反对蒋介石对苏区的进攻，拥护苏联。胡耀邦一面做扩大红军、拥护红军的宣传工作，一面继续做扩展儿童团组织、对少年儿童进行政治思想和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

就在这一年的9月，未满18岁的胡耀邦由青年团员转为共产党员。次年春，他又接替张爱萍的工作，任少共中央局秘书长。

在担任少共中央秘书长后，胡耀邦除了要协助领导抓全面工作，还要管少共中央的机关事务。尽管工作繁忙，他还是坚持参加各项实际工作，并争取多到下面去作调查研究。当时的许多突击性活动，如“义务星期六”、“突击周”等，胡耀邦都是积极组织者和参与者。

扩大红军是当时各地的中心任务，胡耀邦更是经常去作鼓动演说，甚至个别动员。他还常常跨过武夷山，到闽西根据地一些县份去巡视，广泛了解实际问题。一次，他在调查中发现不少家庭甚至学校用打骂的方法“教育”孩子，童养媳现象也十分严重。他向少共中央作了反映，同时协同教育部门指示进行纠正，并且在《红色中华》、《青年实话》、《时刻准备着》等报刊发表了报道、评论，推动问题的解决。他还常常同机关团员一起，到驻地附近的群众中去访贫问苦，帮助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同周围群众关系十分融洽。

胡耀邦来少共中央工作不久，就兼任儿童局刊物《时刻准备着》的主编。在《时刻准备着》创刊号上，他写了一首诗歌：“你们是贫苦工农的弟妹，我们是从小做工的苦姐哥，我们都是皮安尼尔（儿童团员），我们要时刻准备着！……先努力把这些怪物打掉，再携手向鲜红的苏维埃乐园走！……”像在湘赣省编儿童刊物时的情形一样，他既要组稿、审稿、定稿，又要编排版面，还要校对、发行。版面有空白的时候，他就编一些有趣味的补白。这个刊物由于言之有物，能提出问题，编得丰富多样，所以深得好评。

来到少共中央机关这一年，胡耀邦进步很快，成绩突出。当时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影响下，一些人讲话、写文章空话连篇，“八股气”十足，但胡耀邦在工作中起草的文件、发表的意见多是言之有物，持之有据，且多新见解，显得很不一般。因此，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主管青年团工作的张闻天和主管组织工作的李维汉以及少共中央领导人都很喜欢这个年轻人，把他作为优秀干部培养和使用。

四、红军不怕远征难

1934年10月16日黄昏时分，于都东门外的于都河边，正拥挤着大批红军战士和党政干部等待过河。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开始撤离经营了六七年的红都瑞金，撤离中央根据地，向西作战略转移。

中央各系统组成“红星”和“红章”两个纵队。胡耀邦被编在“红章”纵队的“中央工作团”里，在总政治部做民运工作，并担任共青团组织的思想政治工作。

夜里行军，白天休息。行军，行军……但不久，胡耀邦染上了疟疾。

持续的一阵高烧又一阵冷得发抖，折磨得他浑身绵软，已无法走路。领导派了担架来。虽然好强的他不愿为大家增加麻烦，但大家还是不容分说地把他抬了上去。

在通过第二道封锁线时，胡耀邦的疟疾已经止住，他坚决不再坐担架。而且部队已进入战斗状态，思想政治工作和宣传鼓动的任务也日益繁重起来。

前面第三道封锁线设在粤汉铁路南段郴州良田到宜章期间，这里有铁路和公路，敌人调兵十分方便。沿线有大量用修铁路的水泥、器材修筑的碉堡。此时蒋介石已经判明红军主力是在突围，已调动嫡系部队从福建、江西追赶上来。这里的形势，比前两道封锁线要严峻得多。因此，必须赶在敌人集结之前占领阵地，以争取主动。

1军团在左翼抢占了险峻的九峰山，3军团在右翼先后攻占了良田、宜章等城镇，两个军团密切配合，经过苦战将敌人打退，从南、北两个方面，掩护着中央纵队从九峰山和五指峰之间通过了封锁线。

这里是湘粤边界的一条荒谷，胡耀邦跟随中央纵队在夜间从这里通过。这里没有村庄，看不到一户人家，遍地是茅草、碎石。两侧高山苍黑如墨，天空乌云翻滚。忽然又下起瓢泼大雨，谷底狂暴的秋风挟着雨水，打得人睁不开眼。雨很快停了，深山老林里格外阴冷，冻得人们打冷战。越过长长的荒谷，翻过一座大王山，山上在不停地下雨。身体刚刚有些起色的胡耀邦，经过寒雨的反复淋浇，又发起烧来。

但胡耀邦支撑着。红军打下宜章县城之后，没收地主豪绅的财物，召开群众大会，动员贫苦农民和修路工人参加红军，宣传共产党的政策，政工人员们有大量工作要做。一旦忙碌起来，胡耀邦就忘了病痛。

湘江战役后，部队取道黔东南，进军遵义。

红军一路西进，每逢占领城镇，就没收地主土豪的财产，其中的粮食一部分留作军用，一部分分给贫苦群众。贵州有道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人民普遍贫困，家徒四壁，叫作“干人”。部队分粮、分衣的消息一经传开，老百姓纷纷走出来欢迎红军。只要停留时间稍长，红军就举行群众大会，宣传共产党，宣传红军，文工团给老百姓演戏、唱歌，政工人员则刷标语、发传单。只要在一个地方过夜，他们就教群众写6个字：“打土豪、分田地。”

胡耀邦是这些活动的组织者和参加者之一。每到一地，他就根据当地情况拟写宣传词，在群众大会上发表鼓动性演说，到“干人”家里去做调查，或者自己提起石灰桶在墙上刷写标语，教儿童们唱《少年先锋队队歌》。

遵义会议后，胡耀邦从“中央工作团”被编进了红3军团13团，担任了党总支书记。从此，他参加了作战部队的行动。

翻越夹金山时，胡耀邦继续着他的行军鼓动工作。他同政工人员们一道，挥动着手臂为大家“加油”，临时触景生情地编一些快板等，鼓舞士气。

可夹金山一带气候多变，顷刻之间，浓雾扑面而来，瞬间笼罩一切，气温突然下降，寒风刺骨，接着就下起雨来，转眼又成了霏霏白雪，猛然又化作冰雹，强劲地砸下来。每一步都艰难异常，筋疲力尽的胡耀邦同其他政工人员还不忘执行自己的任务，不能讲话，就用拍手鼓舞大家坚持前进！

直到暮色苍茫，红军才算翻过了夹金山，在人迹罕至的深谷中宿营。毛泽东主席在《长征》诗中写“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那是英雄浪漫主义的说法，事实上，胡耀邦在多年后重走长征路的时候曾叹息说，爬雪山，过草地，都是红军的生死关头，也牺牲了很多同志，所幸的是，坚持就是胜利，我们硬是坚持过来了。

五、他在共青团留下了足迹

1952年秋，党中央根据邓小平的提议，让时任川北区党委书记兼行署主任的胡耀邦来京担任共青团中央书记。

不久，胡耀邦就来到了设在团中央院内的中国青年报社。那时团中央没有礼堂，青年报社的领导想请他在饭厅和大家见面并作报告。

胡耀邦笑着说：“不要作报告，还是请同志们提问题吧！”

于是，一张又一张字条递到胡耀邦的手里。他看得很仔细，回答得也很直率、诚恳，他说：“一个人做工作，难免犯错误。我来团中央工作，也可能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是有一条我不会犯，就是道德品质和生活作风的错误。”

胡耀邦又说：“我认为，生气勃勃地在前进中犯了错误的人，比那些实际上躺着不动的人要高出一百倍。因为前一种人虽然犯了错误，但还是说明他正在成长，正在成熟，正在那里发掘和发现某种程度上的真理，而后一种人，实际上却是阻碍着社会的前进，拖住大家不动。”

从这天以后，团中央的工作人员每天都可以在食堂看到胡耀邦，他从不吃小灶，到了饭点便和其他同志一起过来排队买饭，在队列里边等边和大家聊天，看到给他开车的司机也会笑着招呼一声：“大老刘！”

虽然是平易近人，但胡耀邦还是立下了一条规矩，那就是在团中央不准称官衔，见面一律称同志，从此，大家都开始叫他“耀邦同志”，即使是多年后他担任了党的总书记也不例外。而且，这条规矩在团中央一直保持至今。

胡耀邦的工作习惯很特别，他不爱管日常行政事务，对团的思想政治却抓得很紧。他的时间大致是这样分配的：一部分用于阅读书报文件，一部分是找人来汇报、商量工作；一部分则深入基层或参加社会活动。报社、杂志社、出版社、团校等宣传教育单位，是他去得最勤的地方。中国青年报社的每个干部和编辑，由此也都认识了胡耀邦。

在团中央开展反右派运动期间，胡耀邦正率团出国访问，团中央的反右斗争，具体是由团中央书记兼机关党委书记罗毅一手抓的。1957年的秋末，胡耀邦从国外回到乌鲁木齐时，打电话询问团中央机关反右派的情况，当得知报社有17位同志被打成右派时，他沉痛地说：“损失惨重啊！”回机关后，胡耀邦尽可能地保护着干部和知识分子，但在那种大环境下，他也往往是力不从心。

1978年的夏天，陈模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请求对1957年将他打为右派的问题彻底平反，不久，团中央机关党委给他回信，说耀邦同志对你的信作了批示，他同意给你平反。

第二年初春，团中央在西苑饭店召开团的各省、市委书记会议，陈模被邀请列席参加。这天上午，胡耀邦一进会场，就发现了他，笑着走来和陈模握手，简单地问候和交谈之后，胡耀邦便走到主席台上去讲话，他指着陈模对大家说：“在我们团的高级干部中，谁吃的苦头最多呢？就是陈模。团中央在1957年打右派，整了一批好同志，其中有陈模同志，他是受委屈了。这件事情我是负有责任的，我是第一书记，当时也签了字。我在这里向陈模同志道歉，向其他同志道歉。”

“文革”一开始，中央直属机关第一个受冲击的就是共青团中央，每天有成千上万的红卫兵冲进团中央机关，把胡耀邦一次又一次地揪出来，由红卫兵押着他，硬拽到批斗台上去，让他坐“喷气式”，接受所谓“大批判”，有时一天连续十几次。

炽热的太阳当头烤晒着，胡耀邦弯着腰，低着头，两手反叉到背后举着。他的脸色发灰，汗水浸湿了衣衫，忍受着极大的痛苦。面对小将们的责问，他却总是耐心地回答：“我在‘文革’中有错误，欢迎同志们批判。”再问他，他还是说，“我有错误，请大家批判。”再就不多说了。

1969年5月，按照林彪的“一号命令”，团中央机关和各直属单位两千多人一锅端地迁移到河南省潢川县黄湖农场，办起了“五七”干校。同志们照顾胡耀邦，开始只分配他在场院劳动，推谷晒场或用风车扬谷。每逢天气乍变，即将下雨的时候，他便和大家一起抢收，用他瘦弱的肩膀扛起100多斤重的麻袋，一袋一袋地往仓库送。

可是，胡耀邦不愿接受这种“照顾”，他主动要求干些重活，连里只能派他去搞基建，他先是和泥、上房顶、当小工，后来他又去插秧、锄草、掏粪，什么苦活脏活都干过。

1971年夏天，黄湖农场开始修建“跃进闸”。首先是准备建筑材料，需要到70里外的坛山拉石头，“干校”有汽车不让用，却提出“一颗红心两只手，自力更生样样有，汽车不用地下走”，并规定人人都必须参加。出发的那一天，天刚亮，胡耀邦就起了床，拉起架子车上路了。

淮南的5月，天气已经热起来了。胡耀邦头戴草帽，拉着装满石头的车子艰难地走着。自始至终，胡耀邦的褂子就没有干过，车子也没有落在别人的后头。走这么远的路，拉这么重的石头，同行的年轻人脚都有些肿了，肩膀也勒红了，有人就问胡耀邦这个国家五级干部：“你不觉得苦吗？”

胡耀邦笑笑说：“长征时，我们每天要比这走得还多，路要比这难走，并且头上有敌机轰炸，前面有敌人堵截。有一次我病了，不断大口大口地吐血，还是照样赶路，现在同那时比，强多了。”

1972年末，干校里查“5·16”分子，曾参加大联委的武如春，也被怀疑审查，他觉得很委屈，就去找胡耀邦诉苦。胡耀邦安慰他说，不要因此泄气，年轻人应该学会坐“冷板凳”，也不要怕坐牢、杀头。接着他念了《后汉书》上一位政治家说过的几句话来勉励他，武如春听不大懂，于是胡耀邦拿起圆珠笔，在一张纸上写道：

以天下为量者，不计细耻；以四海为任者，不顾小节。

孔稚珪

经过胡耀邦的讲解和劝慰，武如春心情渐渐开朗起来，从那以后，他把这两行字视为座右铭，珍藏在家中。

1972年4月，驻团中央的军代表，对胡耀邦在“文革”中的问题，做了审查结论，给他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胡耀邦看后很生气，逐条加以反驳。军代表就问他：“那你在干校的检讨还算不算数？”

胡耀邦说：“在干校的检查，一是受林彪路线的影响，二是好多书记的检查都上纲了，我这个第一书记应承担责任。你军代表说摘要送中央，我说不能送。”到了10月28日，胡耀邦在《对审查报告的几点意见》中说：“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如果难以取得一致意见，我建议军代表的审查报告直送中央而不必经我签字。”这个铮铮铁骨的战士，在“文革”的最后五年中，终于没有在任何审查报告上签字！

就在拒不签字的第三天，胡耀邦在干校给黑龙江兵团某战士写的一封很长复信的最后几段说：

我很幸运能够活下来，并且同你们一道，看到了那些赫赫一时的专门为个人权势作恶的家伙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去了，变成了一堆臭狗屎；而那些为祖国为人民利益一往直前地奋斗的同志，却在人民群众心灵深处生根开花。这是最值得记取的一件根本大事，它决定着我们一生应该忘却什么，追求什么。

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在粉碎“四人帮”和党的十一大后，邓小平已复出工作并担任党的领导职务。可当时的拨乱反正，并不像现在有人所说的那样轻而易举。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清扫“文化大革命”积污的斗争首先表现在坚持“两个凡是”和反对“两个凡是”上。从性质上来说，这也是以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反对个人迷信、偶像崇拜、僵化教条的斗争。

但是，当时的斗争局势并不明朗，坚持“两个凡是”的势力即坚持过去十年错误方针的势力还相当强大，有些人依旧重搬过去个人崇拜那一套，并表现出相当的声势。另一些人头脑中并且还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正统”观念。在很多人看来，这场斗争的结局实在难以预料。因此，观望待机或脚踩两只船者，大有人在，让这场斗争变得愈加曲折艰难。

例如，当时重要的拨乱反正言论多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借以避开稿件送审这一关。胡耀邦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并主持党校工作，他以党校一隅之力，创办了一个名叫《理论动态》的内部小刊物，10日一期，大胆冲击各个禁区。

这个刊物迅速在全党产生很大的影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首先就是在这个刊物上刊登，然后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报纸上公开发表的。这是一场有历史意义的大讨论——即一场伟大的新启蒙运动或新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开端。

实践标准一文发表以前，党校课程中已有两次提出实践标准问题，一次是1977年11月的哲学课程上，批判了过去十年狂热的个人崇拜淹没实践标准，以权力标准取代实践标准的荒谬做法。另一次是1978年3月的党史课程上，胡耀邦亲自确定大难之后党史研究要遵循两条原则：一是以实践为检验真理（包括路线是非、处理人的是非等）的唯一标准；一是准确地完整地运用毛泽东思想。中央党校第一期全体学员（多数是刚刚复出工作和尚未正式工作的老同志）饶有兴趣地讨论了这个问题。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原则》两文发表后，立即激起了轩然大波，并随之在全党内展开讨论。第一篇文章由光明日报社提供，《光明日报》编辑部花了大量精力反复修改这篇重要稿件，然后再由中央党校协助修改，最后经胡耀邦审阅定稿。而第二篇文章，则是专为反驳对第一篇文章的种种责难而作。这种责难来自当时的最高领导人，而且把问题提得异常严重，因此写《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原则》自然要冒更大的风险。

迫于当时形势，第二篇文章已不可能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发表，甚至也不可能在《理论动态》上刊登，不得以只好求助于军队报纸《解放军报》，首先由《解放军报》刊登，然后各报纸转载。

1981年9月25日，胡耀邦在同文艺界领导人座谈时讲到这件事时说：“第一篇文章改了好多次。第二篇文章是党校同志写的，我没有直接参与，由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同志定稿，罗就此稿至少和我通了六次电话。”第二篇文章的发表终于使这场讨论得以在全党全国公开深入地进行。

必须指出，这场讨论之所以未被压垮而能最终获得好结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予以高度评价，主要得力于邓小平的直接过问。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邓小平的肯定评价和坚决支持，这场讨论难免夭折。

然而，三中全会的评价也并未使这场讨论最后了结。因此，又有了后来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召开和真理标准讨论的“补课”。中央决定由胡耀邦具体主持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于1979年1月18日开始，前后历时两个多月。这是集合党内众多理论工作者在一个新旧观念激烈冲突的特殊历史转折时期召开的一次引人注目的会议。

会议主要为了彻底澄清关于“两个凡是”的是非，鉴于过去错误处理党内分歧的历史教训，这次胡耀邦特意强调“弄清思想、团结同志”的原则。他在会议引言中提出两点：“一是对待干部，绝不能轻易打倒；二是每个干部都难免有这种缺点、那种错误，所以要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但是，要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切忌武断，切忌匆匆忙忙地下结论。”事实证明，胡耀邦这种对待党内分歧的坦荡胸怀、开明公正、宽厚性格、民主作风，特别适于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需要。

邓小平也在会议结束时作了重要讲话，除了肯定会议的成绩，重申“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统一致向前看”的方针以外，特别着重提出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次讲话也正是会后《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分清两条思想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文的由来。

务虚会结束不久，社会上、党内外出现了一股“回潮”，其特点是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真理标准讨论、同解放思想等对立起来，以前者压后者。有些地方又重提“千万不可忘记阶级斗争”，有人认为批判“两个凡是”就是“同中央分道扬镳”；还有个别部门甚至发生对“批判”的某种反攻倒算行为。有些人公然提出了今后在政治上必须继续反右，如此等等。这就是为什么务虚会后“两个凡是”的思潮又一度猖獗而真理标准讨论反而突然停顿下来的原因。

邓小平同志及时察觉到了这个问题，他在1979年7月29日一次重要讲话中这样说：“就全国范围来说，就大的方面来说，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的争论，已经比较明确地解决了我们的思想路线问题。”接着邓小平郑重地提出警告：“这个争论还没有完”，“我们要注意，现在反对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的还大有人在。他们基本上是林彪、‘四人帮’那样一种思想体系。认为中央现在搞的是倒退，是右倾机会主义。”因此，提出要“补课”。（见《邓小平文选》第175—177页）

胡耀邦当时是中共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责无旁贷地担负起推动这场“补课”的责任。这次“补课”主要解决各级、各部门的领导思想问题。因为领导思想通了，就可一通百通；领导思想不通，或脚踏两只船，一切都还会是原样。

为此，胡耀邦准备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尔后又亲自写讲稿，作报告，用活生生的事实大胆地进行宣讲，这对于澄清当时的模糊认识，帮助党的干部端正思想路线，增强与党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保持一致的自觉性，起了很好的作用。

大家反映胡耀邦的讲话，善于联系实际，对错误思想分析得深透，讲得实在，听了使人开窍、信服。同志们都喜欢听他的报告，感到他说理透彻，思想犀利，旁征博引，针对性、逻辑性都很强，有自己的风格。当时中央各部门召开的重要会议（如八、九月间召开的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等），胡耀邦都派人去介绍“真理标准讨论”的情况，请他们认真补上这一课。

从1978年5月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开始，到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局势已开始明朗化，真理标准讨论才告一段落（说告一段落，是因为这种斗争实际上仍以各种形式持续了一段时期），前后共历时一年零九个月。从那之后，一个崭新的时代来临了！

七、“人民会给你作评价”

1979年春，一个叫肖山的小伙子，为了帮红四方面军的一位老同志落实政策，在北京东奔西跑。国务院、中纪委、总政、总参……不知跑了多少高门大院，接待的人都很热情，但问题却迟迟没有着落，眼瞅着两个多月过去了，肖山心急如焚，认识他的伯伯、叔叔看他焦虑不堪，十分同情，于是给他出点子，让他去找胡耀邦。

当时，胡耀邦正顶着“凡是派”的压力，大刀阔斧地纠正冤假错案，在当时的中央首长中，他是最忙最累的，但他精力充沛，敢作敢为，凡事一抓到底，在那个扯皮成风的年代里，他几乎成了含冤受害者的最大希望。

在知情人的指点下，肖山走进了这个小小的四合院，小院不大，好像还住着另外的人家，这在当时的中央首长里也是少见的。大概是秘书和工作人员的疏忽，他竟然毫无阻拦地走进了一个朝南的堂屋。屋内，一个朴素的会客厅占了一大半，几张老式沙发围成一圈，靠东面是一扇半拉着的紫红窗帘，帘下有一张宽大的写字台，胡耀邦正站在写字台前，用惊讶的目光，打量着这个陌生的小青年。

肖山仔细打量了下，觉得他比电视上见到的样子要老一些，在较暗的光线中显得格外的瘦小，头发有些纷乱，这个疲惫不堪的老人眼睛里布满了血丝，似乎已经无力睁开。

片刻，胡耀邦声音沙哑地问：“你找谁？”

肖山有些不知所措，吞吞吐吐地说：“我、我是替一位老人上访的……”胡耀邦无力地说：“我工作了一夜，太累了，我要休息了。”肖山急切地说：“我就说10分钟。”

胡耀邦挥了挥手道：“你先去找我的秘书，他解决不了的话，会向我报告的。”说完就准备往里屋走。

肖山顿时急了，两个月的辛劳、碰壁、委屈，使他失控地脱口而出：“都说你最公平，不过如此。”他气呼呼地提起装材料的黄书包，头也不回地走了出来。

虽然走得很快，可肖山脑子里空荡荡的，双腿也像灌了铅一般沉重。现在他的信心，已经完全破灭了。

他走了没多远，一位年轻的同志追了上来，客气地说：“同志，等一等，我是耀邦同志处的工作人员，耀邦同志要我来问你，你准备了材料没有？要是准备了就留下来。”

肖山不假思索地将书包递了过去，来北京后，他已经不知送了多少材料，全然毫无下文，虽然这次他留下了材料，但并没有抱希望。

一个星期又过去了，正当失望的肖山打点行装准备返回老家时，两位中央组织部的工作人员出现在了他的面前，他们非常热情地说：“耀邦同志让我们代表他来看望你，并一再叮嘱我们向你道歉，那天他工作了一夜，太疲劳了，所以没能亲自听你的反映，请你原谅。”

这短短的几句话，犹如一股暖流涌遍了肖山的全身，多少天来积压在心中的委屈泪水，瞬间流了出来……

时间很快又过去了四年，1984年春，肖山又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见到了胡耀邦，接见完外宾后，胡耀邦来到了这群参加全国中青年作家座谈会代表中间，大家兴奋地将胡耀邦团团围住，虽然他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可大家没有一个人称呼他的官衔，都亲切地叫他“耀邦同志”。

胡耀邦像个左邻右舍间的和气长者，挨个地问着每个人的名字、作品，问到肖山时，肖山抢着空子讲起了那次会面情形，胡耀邦想了下，笑笑说：“不记得了。”转而又问，“那位老同志的问题解决了吗？”

肖山感激地点点头，边上不知是谁说了句：“耀邦同志，要是没有你的过问，也许至今他还在上访呢，现在老百姓都说你是个清官。”

胡耀邦却摇摇头说：“共产党人应该是立法守法执法的模范，我们国家更需要法治，而不是清官治国。靠某人过问才能解决本该早已解决的问题是不正常的，不值得称赞。”

在第四届全国文代会召开之前的一天，苏叔阳忽然接到全国文联的一个通知，让他某日去北京东城富强胡同六号参加座谈会，谈一谈对当前文艺工作的意见，对四届文代会召开的方式、方法，文联未来领导班子的设想等等。

多年来政治运动的积习，已经让苏叔阳有些不习惯正常的民主生活！因此，对于参加这次座谈会，他有些“受宠若惊”的感觉，心里不知该当如何对待这种“高级的”政治生活。

那天，恰逢天降豪雨，苏叔阳打着伞来到了富强胡同六号。几次经过那门口，他却不敢相信这就是胡耀邦的家。那平平常常的北京四合院大门，没有门卫，也没有传达员，这能是一个现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家吗？但门牌上明明白白写着“富强胡同六号”，与通知上的地址字字相合。

苏叔阳壮着胆子走进敞开的大门，竟无一人过来询问他。苏叔阳沿着走廊来到院子的一间小屋旁，才从窗子里见到一位年轻人正坐在桌前看书，他见了苏叔阳，笑一笑问道：“是来开会的吗？”

苏叔阳满是诧异，回答说：“是。可是，这儿是胡……”

“是！”那年轻人笑着说，他走出小门，告诉苏叔阳，“拐个弯儿，那儿有一间大屋子，那是会客室，也在那儿开会。今天下雨，许多人还没来呢，你把伞放在这儿也成，放在会议室也成。”

就这样，一个极普通的人，用比会朋友还简单的办法，走进了一个现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家。后来，苏叔阳听曹禺先生在一次会议上说：“耀邦同志实在该有几个传达员呢，我每次晚上到他那儿去谈话，都溜溜达达地进去，一个人问也没有。”

也许，这才是正常，只是大家已经很久不正常了，所以才把这正常当作了反常。

参加座谈会的一共有12位，到齐了之后，大家围坐在沙发上，刚交谈了几句，就见胡耀邦穿一身纺绸的裤褂，一双布鞋，摇一把蒲扇，从后院缓缓地走过来，边走边对他的孙女大声说：“自己去玩，爷爷开会。”便笑着走进了客厅。

胡耀邦同大家挨个握手，说出了他们每个人的作品，可见，他至少是为了这个会而浏览过大家作品的，胡耀邦同每个人都说了几句话，长短不同，内容不一，因为有人他相熟，有人他刚认识。不过，他都能说上来每个人的名字。

这时秘书端来了西瓜，虽然与会的人都比胡耀邦年轻，但胡耀邦还是亲手给大家递过瓜去。听着每一个人的发言，胡耀邦都用小本子、钢笔做记录，并不时提问、发问，他也不坐沙发，就坐在椅子上，背靠着桌子，在膝盖上记录。这让人想起了早些年坐小马扎听大报告的情形。

也许是受到胡耀邦态度的鼓励，与会者的发言充满了年轻人的冲劲，其中一位甚至说道：“耀邦同志，我们都是老共青团员，都当过你的部下，我们今天拥护你，不是因为你是我们的老书记，而是你复出以后的言行，假如你以后不这样，也许我们便不拥护了。”

这话可谓直率之至，胡耀邦听了连连点头，用笔指点着：“这话讲得好！”然后他又引申道：“每个人都要写自己的历史，这历史人民会给你作评价。包括你们。”

那天的所谈、所笑、所论，很多都渐渐埋没在岁月的沙尘里，但这句话，却始终如无尽的清风在苏叔阳耳边吹拂。

从那天以后，苏叔阳再也没和胡耀邦谈过话，只能在大会上、在电视屏幕里远远地瞧见他，每当看见这个弱不胜衣的老人，他就感到亲切，内心里有股自豪：他见过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