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美国名人经典论辩
1.帕特里克·亨利
帕特里克·亨利 1736年—1779年美国革命时期著名的政论家。
● 为“不自由，毋宁死！”论辩
（1775年3月23日）
议长先生：
我比任何人更钦佩刚刚在议会上发言的先生们的爱国精神和才能。但是，对同一事物的看法往往因人而异。因此，尽管我的观点与他们截然不同，我还是要毫无保留地、自由地予以阐述，并且希望不要因此而被视做对先生们的不敬。现在不是讲客气的时候。摆在会议代表们面前的问题关系到国家的存亡。我认为，这是关系到享受自由还是蒙受奴役的大问题，而且正由于它事关重大，我们的辩论就必须做到各抒己见。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弄清事实真相，才能不辜负上帝和祖国赋予我们的重任。在这种时刻，如果怕冒犯别人而闭口不言，我认为就是叛国，就是对比世间所有国君更为神圣的上帝的不忠。
议长先生！对希望抱有幻觉是人的天性。我们喜欢闭起眼睛不愿正视痛苦的现实，并倾听海妖惑人的歌声，让她把我们化做禽兽。在为自由而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中，这难道是有理智的人的作为吗？难道我们愿意成为对获得自由这样休戚相关的事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的人吗？就我来说，无论在精神上有多么痛苦，我仍然愿意了解全部事实真相和最坏的事态，并为之做好充分准备。
我只有一盏指路明灯，那就是经验之灯。除了过去的经验，我没有什么别的方法可以判断将来。而根据过去的经验，我倒希望知道，10年来英国政府的所作所为，凭什么足以使各位先生有理由满怀希望，并欣然用来安慰自己和议会？难道就是最近接受我们请愿时的那种狡诈的微笑吗？不要相信这种微笑，先生！事实已经证明它是你们脚边的陷阱。不要被人家的亲吻出卖吧！请你们自问，接受我们请愿时的和气亲善和遍布我们海陆疆域的大规模备战如何能够相称？难道出于对我们的爱护与和解，有必要动用战舰和军队吗？难道我们流露过决不和解的愿望，以至为了赢回我们的爱，而必须诉诸武力吗？我们不要再欺骗自己了，先生。这些都是战争和征服的工具，是国王采取的最后论辩手段。我要请问先生们，这些战争部署如果不是为了迫使我们就范，那又意味着什么？哪位先生能够指出有其他动机？难道在世界的这一角，还有别的敌人值得大不列颠如此兴师动众，集结起庞大的海陆武装吗？不，先生们，没有任何敌人了。一切都是针对我们的，而不是别人。他们是派来给我们套紧那条由英国政府长期以来铸造的锁链的。我们应该如何进行抵抗呢？还靠辩论吗？先生，我们已经辩论了10年了。难道还有什么新的御敌之策吗？没有了。我们已经从各方面经过了考虑，但一切都是枉然。难道我们还要苦苦哀告，卑词乞求吗？难道我们还有什么更好的策略没有使用过吗？先生，我请求你们，千万不要再自欺欺人了。为了阻止这场即将来临的风暴，一切该做的都已经做了。我们请愿过，我们抗议过，我们哀求过；我们曾拜倒在英王御座前，恳求他制止国会和内阁的残暴行径。可是，我们的请愿受到蔑视，我们的抗议反而招致更多的镇压和侮辱，我们的哀求被置之不理，我们被轻蔑地从御座边一脚踢开了。事到如今，我们怎么还能沉迷于虚无缥渺的和平希望之中呢？没有任何希望的余地了。假如我们想获得自由，并维护我们长期以来为之献身的崇高权利，假如我们不愿彻底放弃我们多年来的斗争，不获全胜，决不收兵。那么，我们就必须战斗！我再重复一遍，我们必须战斗！我们只有诉诸武力，只有求助于万军之主的上帝。
议长先生！他们说我们太弱小了，无法抵御这样强大的敌人。但是我们何时才能强大起来？是下周，还是明年？难道要等到我们被彻底解除武装，家家户户都驻扎英国士兵的时候？难道我们犹豫迟疑、无所作为就能积聚起力量吗？难道我们高枕而卧，抱着虚幻的希望，待到敌人捆住了我们的手脚，就能找到有效的御敌之策了吗？先生们，只要我们能妥善地利用自然之神赐予我们的力量，我们就不弱小。一旦300万人民为了神圣的自由事业，在自己的国土上武装起来，那么任何敌人都无法战胜我们。此外，我们并非孤军作战，公正的上帝主宰着各国的命运，他将号召朋友们为我们而战。先生们，战争的胜利并非只属于强者。它将属于那些机智、主动和勇敢的人们。更何况我们已经别无选择。即使我们没有骨气，想退出战斗，也为时已晚。退路已经切断，除非甘受屈辱和奴役。囚禁我们的枷锁已经铸成。叮当的镣铐声已经在波士顿草原上回响。战争已经无可避免——让它来吧！我重复一遍，先生，让它来吧！
企图使事态得到缓和是徒劳的。各位先生可以高喊：和平！和平！但根本不存在和平。战斗实际上已经打响。从北方刮来的风暴将把武器的铿锵回响传到我们耳中。我们的弟兄已经奔赴战场！我们为什么还要站在这里袖手旁观呢？先生们想要做什么？他们会得到什么？难道生命就这么可贵，和平就这么甜蜜，竟值得以镣铐和奴役作为代价？全能的上帝啊，制止他们这样做吧！我不知道别人会如何行事；至于我，不自由，毋宁死！
2.文德尔·菲利普斯
文德尔·菲利普斯 1811年—1844年，出身波士顿名门，美国废奴运动领导人之一，著名论辩演说家。
● 为洛夫侨依之死辩护
（1837年12月8日）
洛夫乔依《圣路易斯观察家报》创办人不仅是在捍卫新闻自由，而且是在自己的报馆拿起武器的。这样做维护了公民权。袭击他的人才违反了法律，践踏了法律。刚才发言的那位先生使用了“暴民”这个词。说得真不错！我们作为倾茶者的后代的确具有非凡的忍耐力！但是，那些“讲秩序的暴民”集结在各州倾毁茶叶时，他们抵制的不是法律，而是那些非法的法令。那些把茶叶税和印花税称做法律的美国人应该感到可耻！我们先辈所反抗的并不是国王的特权，而是国王的擅权。谁要是想找出其他什么解释，那就必须颠倒我国革命的历史。本州历史档案中有约翰·亚当斯的许多论辩资料，它们证明了英国国会制定那些税收均属违宪和越权。在尚未理解这一点以前，新英格兰人民已纷纷拿起武器。英国议会所展开的辩论成了这场较量的先声，并鼓励了这场较量。所以，把先辈的业绩描绘成为群氓蜂起、为有权低制我们自己制定的法律开了先例，这样做是对先辈历史的侮辱。那时和现在固然都有群情激奋，但两者之间的区别非常简单：那时人们所努力争取的是法律所保障的种种权利，他们奋起而维护的是本省的法律和宪法；现在的闹事者却一味追求个人意志的渲泄，而不管这些意志是否正确。各位，当我听到刚才那位先生力陈要点，将奥尔顿的谋杀者与奥蒂斯、汉考克、昆西和亚当斯相提并论时，我想，那些画像上的人物（用手指着大厅四周挂着的肖像画）也会开口厉声斥责那个不肖的美国人，那个诋毁中伤死者的人。那位先生说什么如果他斗胆否定那些决议原则，他就变得渺小了。诸位，站在这多少虔诚的清教徒为之献身、浸透着无数爱国者鲜血的国土上，我多么希望大地开裂，把那位先生连同他的种种不齿观点吞噬下去。
有些人似乎认为，从发生争端时起，奥尔顿一定陷入了无政府主义状态。根本没有。一位跟洛夫乔依志同道合的目击者说：“整个骚乱过程中，直到接到市长命令之前，我们没有一个人动用武器。”在洛夫乔依停止呼吸之前，无政府主义从没能够在这个忠于法律的城市中落脚生根。由洛夫乔依所体现的法制一直在反对它的敌对力量，维护自身的价值。可是他倒下了，于是公民权遭到了践踏。“他立足于宪法所赋予的权利；他求助于法律；他声明受到公民权的保护；他在宪法的广泛保障下寻求庇护。此后，他被子弹击中了，他倒下了。他只是这场共同灾难的受难者之一。”他向往那面自由的旗帜，并在它的怀抱中寻找保护。他倒下时，鲜血染红了旗帜上光荣的群星和横条；那星条是自由制度的象征，围绕着它，凝聚着多少振奋人心的回忆。
有一种说法，也许并非出自故意，说首先开枪的是洛夫乔依和他的同伴。这一说法已被最了解情况的人们所否定。首先开火的是暴徒。只是在两次受到火力攻击后，报馆大楼里的人经过商量，才开始予以相当谨慎的回击。即便假设是他们开的第一枪，他们也完全有权这么做。每个公民都有权保卫自己。每个公民长官更是有权抵御暴力。即或是洛夫乔依开的第一枪，这也丝毫不会影响我们对他的同情，丝毫不会损害他作为捍卫新闻自由的烈士所享有的英名。全部问题在于，他的所作所为是否在宪法和法律范围之内。那些1770年3月5日倒在英王街上的人们所做过的一切，远甚于洛夫乔依备受指控的内容。为一些不过尔尔的争吵，他们首先发起攻击，把一切能捡到的东西砸向英军。但是，这有没有使汉考克和沃伦对他们的赞美之词逊色丝毫呢？两位先生在追忆那段历史时对那些人大加称颂，欢呼他们是美国自由进程中最早的先烈。各位，倘若遵循所谓和平准则，我也许会为今天的情形悲叹痛悼。然而，我希望你们——凡是和我一样对官长执法的权力和责任确信无疑的人们和我站在一起。让我们把某些人的举动斥为可耻的虚伪，尽管他们年复一年每逢7月4日也聚集起来纪念美国革命。让我们一起诅咒那些苍白无用的溢美之词。否则，我们对洛夫乔依的纪念将蒙受耻辱。为了保卫生命，捍卫自由，保护财产和维护新闻自由，他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在经历了那个可怕之夜后，我别无他憾。只是，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公民的权威竟会变得如此软弱，以至于一个公民不得不用武器保卫自己，而连这样的保卫也失败了。有位先生说什么洛夫乔依自以为是，轻率鲁莽，死得极其愚蠢。还有，本市一位受人尊重的牧师竟然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公民都无权发表与社会不相一致的言论！如果一个暴徒听从了这种言论并犯了罪，那个公民就必须对此负责！因此，他必须等待，一直等到人们觉悟过来并同意他的观点！这位对自由的诽谤者还喋喋不休地说，我们所向往、所必需的言论权是邪恶，一种与共和制度不可分离的邪恶！如果真是那样，我们还要那些制度干什么？我们宁愿要那种苏丹式的专制国度，在那儿，人们至少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而不愿要这种多头怪兽般的暴民专制，因为在这种专制下，我们全然不知道该说什么和不该说什么，直到有一天，我们中间的一位公民为了向它挑战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根据那位牧师的荒谬言论，用来制止新闻机构的陋习的不是法律，却是对暴徒的畏惧。这种做法不仅剥夺了个人和少数人的权力，同时也剥夺了大多数人的权力，因为大多数人表达的意见有时也会激惹起少数人的骚动。极少数人同多数人一样，都可以形成一群暴徒。因此，作为基督徒的大多数人，他们无权宣泄情绪或发表观点，因为这样做很有可能形成暴徒之势！休·彼得斯和约翰·科顿（清教徒领袖）的在天之灵啊，请把我们从那些布道中拯救出来吧！
我们要无所顾忌地声明：在美国大地上，新闻必须自由！主张这样的自由难道超前了吗？难道因为某些团体不喜欢，人们就没有权利提出这样的主张吗？是谁以此诋毁自己的国家？正是因为这一点，洛夫乔依应该得到更多的称颂。当年，那项有争议的权利——无代表也可对之征税的权利——引发了一场革命。可是，那种权利根本不能同洛夫乔依为之献身的权利同日而语。简言之，先生们，思想高于金钱；洛夫乔依终生奋斗的事业高于单纯的税收问题。奥提斯（律师）曾经在这个大厅里厉声严辞，因为国王坚决不肯在金融问题上让步。各位可以想像一下，他那充满义愤的雄辩之辞竟使英国迫不及待地要封住他的嘴。那个引发革命的问题也涉及了我们公民的利益。它使我们认识到，我们不仅仅是公民，更是代代相传的人。政治家们经常说，全然听从命运的安排，要么得到拯救，要么失落沉沦。不单是政治家，这还是来自布道讲坛的告诫，是我们信仰的发展必然。
主席先生，我由衷地感激在奥尔顿奋起抵抗的那一小队勇敢的人们。我们必须记住，洛夫乔依从一个城市移到另一个城市，然后又极其忍耐地经受了三台印刷机被毁之难。最后，他同他的友人们进行了商议。他的朋友们充满坚强的个性，具有经过考验的诚挚品质，富于广博的见识，坚持基督原则。他们认为一场危机已经来临，坚持和维护权利的时候到了。但环视四周，他们见到的不是像我们这样具有稳定的习惯传统和成熟个性的人，而是一群“软弱之辈，骨子里缺乏成熟的坚定气质”。那些早期各州人们的后代，一旦看不见新英格兰的山峦，就似乎忘记了先辈用鲜血和磨难换来的原则。必须有所作为，向他们表明新闻自由的无尚价值，为他们匡正那些莫衷一是而混乱的思想。洛夫乔依和他的顾问们所面临的就是这么一群人：他们像醉汉一样摇摆不定，对自己的权利漠不关心，情感心绪极其混乱；他们对任何辩论充耳不闻，或许需要猛击一掌方能变得清醒一点。洛夫乔依意识到了我们至今难以评判的东西，就是抵抗的必要性。遭到蔑视的法律呼唤着它。而急趋颓落的公众与论必须坚决予以遏制。
当今的事件难道不是已经说明洛夫乔依的判断是对的吗？倘若人们纠缠于细微末节，整个民族又怎么可能奋起崛起？因此，像在1776年和1640年那样，人们又开始议论原则，注重气质，寻找自身价值了。或许，我们能在面临危急的灾难之前清醒过来。
3.约翰·布朗
约翰·布朗 1800年—1859年，美国著名废奴主义领导人。1859年被以杀人、谋反和叛逆罪判处绞刑。
● 判刑时的辩护词
（1859年11月2日）
请求法庭允许，我要有几句话说——
首先，除去我一直承认的我要解放奴隶的计划之外，我否认其他一切指控。正如去年冬天我所做的那样，我确实想要做这类正义之事。当时，我去了密苏里。双方未放一枪，我带走了奴隶，穿过美国，最后把他们安置在加拿大。我计划还要进行一次更大规模的这类行动。这就是我的全部打算。我从未图谋过杀人、反叛、毁坏私人财产、煽动奴隶造反或暴动。
我还要提一个抗议，那便是我受到这样的判决是不公正的。我在法庭上所承认的事实，已经得到充分的证明（我钦佩在这个案件中作证的多数证人的诚实和正真）。假如我所做的是为了富人、权贵、智者和所谓大人物的利益，或者是为了他们的任何亲朋好友——无论是其父母、兄弟、姐妹、妻子或儿女，还是其所属阶级的任何人的利益，并因此而蒙受现在这样的痛苦和牺牲，那就会一切都好了。法庭上的每一个人就都会认为我的行动应当得到奖赏，而不是处罚。
我想，法庭上承认上帝的法规的公正性。我看到你们亲吻一本书，我想那大概是《圣经》，或者至少也是《新约全书》吧。它教导我们说，要别人怎样待你，就要怎样待人；还教导我不要忘记身陷囹圄的人，就如同自己与他们囚禁在一起。我曾努力遵循这个教诲。我认为我还太年轻，不懂得上帝竟也会偏袒人。我确信，我一直坦率承认是在为上帝的受鄙视的穷苦难民而工作，这一切并没有错，而是完全正确的。如果为了伸张正义而必须献出我的生命，必须使我的鲜血和我子女的鲜血，以及这个蓄奴国家中被邪恶、残暴、不公正的法规剥夺了权利的千百万人的鲜血流在一起，那我在所不惜！
让我再说一句。我对在审判中所受到的处置完全满意。考虑到各种因素，这已比我所期望的要宽大。然而我依然无法认罪。一开始我就声明我的意图是什么，不是什么。我从未计划过要危害任何人的自由，也不曾打算谋反、煽动奴隶造反或举行总暴动。我从来没有鼓动过任何人去这样做，相反，我一直在制止这类念头。
我还要再说一句，这涉及到与我有关人们的陈述。我听到他们当中有人说，是我引诱他们与我联合，但事实恰恰相反。我说这话并不是想要伤害他们，而是为他们的弱点深感遗憾。与我联合的每一个人都是自愿的，而且大部分人是自己掏钱。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在来找我之前，我从未见到过，也从没有和他们说过一句话，他们是为了我所声明过的目的而来的。
现在我的话说完了！
4.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
弗雷德罗里·道格拉斯 1817年—1895年美国著名政治活动家、作家、废权主义鼓吹者。
● 谴责奴隶制
（1854年7月4日）
公民们！请恕我问一问，今天为什么邀我在这儿讲话？我，或者我所代表的奴隶们，同你们的国庆节有什么关系？《独立宣言》中阐明的政治自由和生来平等的原则难道也普降到我们的头上？因而要我来向国家的祭坛奉献上我们卑微的贡品，承认我们得利并为你们的独立带给我们的恩典而表达虔诚的谢意么？
为了你们，也为了我们，我真希望这几个问题能有肯定的回答！要是我的任务不至如此繁重，我的担子不至这样压人该有多好！然而，有谁会这样冷若冰霜，以至民族的同情心也难温暖他的心？有谁会这样顽固不化，对于感恩的要求毫无反应，居然不愿满怀感激地承认独立给我们带来的无价恩惠？有谁会这样麻木不仁，这样势利，在四肢解除奴役的锁链之后，仍不愿为国庆节日献上颂歌？我并非这种冷漠的人，处于这种时候，哑巴也要侃侃而谈，跛者都会如鹿踊跃。
但是，情况并不是这样，我是怀着一种与你们截然不同的凄凉心情来谈论国庆的。我并不置身于欢庆的行列，你们的巍然独立只是更显露出我们之间难以度量的差距。今天，不是人人都像你们一样为幸福而欣喜。你们祖先留下的公正、自由、繁荣和独立的丰厚遗产是由你们在享用，而没有我们的份。阳光给你们带来了光明和温暖，给我们带来的却是鞭挞与死亡。这个7月4日是你们的而不是我们的。你们可以高兴，我却只能悲伤。把一个身带镣铐的人拖进宏伟而灯火辉煌的自由宫殿，并要他与你们同唱欢乐颂歌，这简直是非人道的嘲弄和亵渎神明的讽刺。公民们，今天要我在此发言的目的也是为了嘲笑我？如若真是那样，那么被嘲笑的也有你们自己。我不禁奉劝你们，不要重蹈巴比伦王国的覆辙，这个罪恶滔天的王国最终被上帝一息吹塌，埋入废墟，永世不得复生。今天，我又要唱一唱那个历受剥削、惨遭蹂躏的民族的哀歌了。
“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歌唱，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锡安的歌吧。我们怎能在异邦唱耶和华的歌呢？耶路撒冷啊，我们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左手忘记技巧；我们若不纪念你，宁可舌头贴于上膛。”
公民们！在你们举国同庆的欢声笑语中，我听到了千百万人的悲号！他们昨天的沉重锁链在你们今朝的欢呼声中更显得令人难忍。今天，假如我忘记这一切，假如我没有忠实牢记那些流着血的孩子们的悲哀，我宁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的舌头贴于上膛！忘记他们，将他们的冤屈轻易抛在脑后，去追随国庆颂歌的主旋律，就意味着最最令人愤慨和震怒的叛逆，这将使我在上帝和世界面前都成为罪人。请注意，公民们，我的主题是美国的奴隶制。我要从奴隶的角度来看今天和它的民众性，我要和美国的黑奴站在一起，把他们的冤屈当做我自己的冤屈，以我的灵魂担保，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在我看来，美国的声望再没有比这个7月4日更低下，行径更卑劣的了！无论我们对照过去的宣言，还是比较当今的声明，美国的实际行为看来是丑陋的，令人厌恶的。美国的过去是道貌岸然，今日是道貌岸然，将来依然会是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今天，同上帝和被压迫的鲜血淋淋的奴隶站在一起，我要以忍辱受屈的人权的名义，以披枷带镣的自由的名义，我敢用最最严厉的口吻责问并唾弃一切使奴隶制得以生存的东西——美国的罪孽与耻辱！“我决不闪烁其词，我也决不宽恕原谅。”我要竭力使用最最犀利的语言，但决不让片言只语刺伤那些不因偏见而丧失公正的人们，或是那些并非真心拥护并将会否定奴隶制的人们。
可是我仿佛听到听众中有人在说：正因为你们以这种口气议论奴隶制，所以你同你的废奴主义兄弟不能在公众心目中留下良好印象，倘若你们多一些辩论，少一些斥责，多一点规劝，少一点非难，你们的事业成功的可能性会大得多。然而，我以为根本毋须争辩，一切昭然若揭。在反对奴隶制的纲领中有哪一条你们还需要我辩论？有哪一部分内容美国公民还需要解释呢？难道用得着我来证明奴隶也是人？这一点是早已明明白白，无人置疑了。奴隶主本身在他们统治的法律条文中也已承认这一点。当他们惩罚违法的奴隶时已纪承认了他们也是人。在弗吉尼亚州，就有七十二种罪名可以判处一个黑人的死刑，不管他是怎样的清白无辜，而其中能判处白人罪犯以同样的刑罚的只有两项。这不正承认奴隶也是有德性、有智慧、可信赖的人吗？奴隶们都具有人的健全功能，这也是无人置疑的，南方的法典中有禁止奴隶读书写字的条文，违者罚款并施以酷刑，这一事实不也是例证？如果你们能指出，在适用于牲畜的禁令中也有不准它们读书的规定的话，我就答应来辩论一下奴隶是不是人的问题。甚至街上的狗、空中的鸟、山上的牛、水中的鱼、地上爬的虫都能区别奴隶与野兽，难道还需我向你们证明奴隶也是人吗？
够了，今天所说的已足以肯定，黑种人也同样是人。如今，我们黑人耕耘、播种、收割，使用一切机械工具，我们盖房、建桥、造船、开采各种矿藏：金、银、铜、铁与黄铜，如今我们黑人也读书，能写会算，担当了职员、商人和秘书工作，我们中已不乏律师、医生、牧师、诗人、作家、编辑、演说家、教师；如今我们黑人也能和别的人种一样从事各种事业，在加利福尼亚州淘金、在太平洋上捕鲸、在山坡上放牛牧羊；我们也同样地生活、旅行、工作、思考、计划，生活在有丈夫、有妻儿的家庭；尤其重要的是，我们承认并信奉同一个基督，同样热爱生命，追求永生。在这种情况下，还非要我们证明黑人也是人，岂非咄咄怪事？
你们是要与我争辩“人类是否应当享有自由”，还是要我辩解“人类是否是他们本身的主人”？这些问题你们自己早已经告白天下了，用得着我来贬褒罪恶的奴隶制吗？对于共和国家这难道还成为问题吗？奴隶制的是非问题，还如同对付以公正的原则难作判断的、晦涩而棘手的麻烦，需要靠逻辑和推理来解决吗？如果我今天还要当着美国人的面，把讲话分成甲、乙、丙、丁，每项再分成1、2、3、4，从相对、绝对、否定、肯定各个角度来证明人有享受自由的天生权利，那在人们眼里，我成了什么样的人了？这样做既是显示了我的荒唐，也是对你们理解力的侮辱。苍天之下，没有一个人愿成为奴隶制的牺牲品。
奴隶制将人当做牲畜，剥夺他们的自由，逼迫他们无偿劳动，使他们的子孙不识自己的叔伯长辈，他们挨棍棒，受鞭笞，皮开肉绽，奴隶主用镣铐缠住他们手脚，像猪狗般地伤害他们，还要将他们拍卖，害得他们妻离子散，天各一方。还要砸他们的牙齿，将他们在火中烤灼，用饥饿迫使他们归顺于自己的主人。难道还要我去争辩这一切都是大逆不道的吗？还要我来说明这被玷污了的淌着血的奴隶制是极其错误的吗？不！完全没有这个必要。我的时间与精力应当花在值得花的事上，而不能浪费在这种无谓的争辩中。
那么，剩下的还有什么需要争论的呢？难道去争辩说奴隶制度不合神意，不是上帝创立的，我们的神学博士们搞错了吗？凡心中有不人道的亵渎神明的思想，就不可能敬仰神明。谁要驳斥这种观点，谁就可以亵渎神明。我可不会这样，争论这个问题的时代早已过去了。
事到如今，不能再寄希望于辩论，而是应该烧融我们的镣铐。哦，要是我有神力，能站到我们民族的耳旁，今天我会让辛辣而尖刻的嘲笑冲出我胸膛，将愤懑的痛斥、令人羞惭的讥讽和严厉的谴责一起冲入这耳腔。我们需要的不是火光而是烈焰！和风细雨已不能解决问题，我们要的是电闪雷劈！我们要的是风暴、狂飙、地震！要激起民族的感情，唤起公众的良知，杜绝我们民族不体面的行为，揭露国家的伪善，将它亵渎上帝和人类的一切罪行公布于众并严加痛斥。
7月4日对于美国的奴隶意味着什么？让我来回答吧。对于长期遭受压迫凌辱的奴隶，7月4日是一年中最最屈辱和残酷的一天。对于他们来说，你们今天的庆祝活动仅是一场欺骗，你们吹嘘的自由只是一种亵渎的放肆，你们标榜的民族伟大充满骄横自负，你们的喧闹声空虚而毫无心肠，你们对暴君专制的谴责无异于厚颜无耻的言辞，你们所唱的自由平等的高调更是虚伪至极，是对这些口号本身的嘲弄。你们的祈祷与圣歌，你们的布道与感恩，连同一切宗教游行与典礼，仅仅是对上帝的装腔作势的信奉，是欺骗，是诡计，是亵渎和伪善——是给罪恶勾当蒙上的一层薄薄的纱巾，这些即令对一个野蛮人的民族来说，也是奇耻大辱的民族，然而世上没有野蛮人。当今世界再也找不到哪个民族能干出比美国人的行为更骇人听闻、血迹斑斑的事了。
到你走得到的任何地方去吧，尽你的能力去寻找吧，纵然涉足旧世界所有的君主国与专制国家，穿越整个南美洲，搜寻一切社会弊病，当你最终面对美国的日常现实时，你最终会与我异口同声地讲：说到让人发指的暴行和恬不知耻的伪善，美国真是举世无双的了。
5.苏珊·安东尼
苏珊·安东尼 1820年—1906年，美国妇女权力运动先驱者，美国妇女选举权协会主席。晚年一心致力于国际妇女运动。
● 论妇女选择权利
（1873年）
朋友们、公民们：
今晚我站在你们面前，被控告在上次总统选举中，因没有法定权力参加投票而犯有所谓选举罪。今晚我要向你们证明，我参加这次选举不但没有犯罪，相反只是行使了我的公民权。我国宪法保证我和全体合众国公民拥有公民权，任何一个州都无权剥夺。
联邦宪法的序言写道：“我们合众国人民，为建设更完善的联邦，树立正义，保证国内安定，筹设共同防务，增进公共福利，确保我们自己和子孙后代永享自由幸福，特为美利坚合众国制订本宪法。”
组成联邦的是我们人民，不是男性白人，也不是男性公民，而是全体人民。我们组成联邦，不是为了赐予自由幸福，而是为了确保自由幸福，不是为了确保我们中的一半及子孙后代中的一半人的自由幸福，而是为了确保全体人民的自由幸福——女人和男人都包括在内的自由幸福。参加投票是这个民主共和政体所提供的、确保自由幸福的惟一手段。因此，一方面侈谈妇女享有自由幸福，另一方面却又剥夺她们的投票权，这是一个极大的讽刺。
任何州政府，如果把性别作为参加选举的资格，必然导致人口中的整整一半被剥夺公民权。这等于通过一项剥夺公民权的法令，或一项具有追溯效力的法令。因此，这样做违背了我国最高法律，使妇女及其后代中的所有女性被永远剥夺了自由幸福。对妇女来说，这个政府也就没有来自被统治者赞同的正常权力。对她们来说，这个政府就不是民主政体，不是共和政体，而是可憎的专制，是可恶的性别独裁，是地球上迄今为止最可恨的专制。因为，富人统治穷人的富人独裁，有教养者统治无知者的劳心者独裁，甚至撒克孙人统治非洲人的种族独裁，人们或许尚能忍受；而这种性别独裁，却使得每家每户的父亲、兄弟、丈夫、儿子，成为母亲、姐妹、妻子、女儿的统治者，使一切男人至高无上，一切妇女沦为奴婢，因而给全国每家每户带来了不和、纷争和反叛。
韦伯斯特、伍斯特和布维尔都认为，所谓合众国公民，就是有权投票和有权供职的美国人。
现在惟一要解决的问题是：妇女是不是人？我相信，任何反对我们的人都不敢斗胆说妇女不是人。妇女既然是人，那么就是公民；任何州都无权制定某种法律，或重操某种旧法律，来剥夺妇女的特权和豁免权。因此，今天，某些州的宪法和法律中所有歧视妇女的条款，正如所有歧视黑人的条款一样，都是无效了。
6.克莱伦斯·丹诺
克莱伦斯·丹诺 1857年—1938年，美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律师。
● 辩“究竟谁是罪人”
究竟谁是罪犯呢？
罪犯是肚子饿，所以才闯进杂货店的人吗？是心理不平衡，而为枪手的故事所煽动的年轻无赖吗？是出于嫉妒而杀人的情人吗？或许正是乔治·M.潘恩这样精明的人：他每天大约使6000人吃不到面包，他每天都对威斯康辛州犯欺诈罪！
乔治·M.潘恩在欧希科希拥有一间木材公司，分销门、窗框到14个州。工厂雇用了1600名工人，并且就潘恩的估计，工厂价值100万元。
1600名工人，一天工作10小时，平均工资是9角6分；熟练的技师跟随他工作从8年到10年不等，他们操纵危险的锯木机器，每天工资是1元2角5分。
威斯康辛州的法律规定：雇用未满14岁的孩童是犯法的。但潘恩却违反这项规定，叫3位挨饿的父亲签伪造的年龄证明，使他能够雇用10岁以上，14岁以下的孩童。
因为他能够以一天6角5分的工资雇到这些孩童，以8角的工资雇到妇女，所以他逐渐解雇男人，而以他们的妻子和孩子取代。每次的取代使他从每个工人身上，得到一天3角到4角的额外利润。
他是个很精明的生意人，他知道利润就是利润。虽然威斯康辛州的法律规定每周要付工资，但是他的薪水却是一个月发一次。这样一来，使得未发的工资受到3/4时间的影响。
每天早晨，当潘恩雇用的工人全都到了工厂里面时，大门就锁起来。不经过特别的准许，没有人可以离开工作去上厕所，并且也禁止不必要的谈话。工作日结束后大门才打开，让工人回家。
这与威斯康辛州监狱之间的主要不同是：工人不准睡在公司的房屋内。
潘恩的1600名雇工，住在欧希科希铁路旁边的一大片窝棚和租屋形成的贫民窟。做父亲的努力要提供一家从3口到8口人的食、衣、住、教育和健康费用，这种努力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带来每日的艰辛、痛苦和损失。
艰难的时代、低速的商业、财政的亏空，并不一定会造成这种星期的“工业革命”状态，潘恩承诺：他的公司赚了相当而且稳定的利润。
这些无法争论的事实摆在我们的面前，那么究竟谁是罪犯呢？
一个罪犯持枪抢劫银行，杀死警卫，他造成的杀害是可以衡量的。但有谁能找出一种尺度，去衡量那些使乔治·M.潘恩得以赚到财富的人，所遭受的痛苦、苦难、疾病和损失？他们受压抑的肉体和受压抑的心灵、数十万小时的疲劳和挫折呢？为什么乔治·潘恩可以逻辑地雇用10岁的孩童，阻碍他们生理的成长、剥夺他们的教育，使他们命中永远过着劳苦和无知的卑微生活，并且尽量循着这条路去做。因为美国的未来，依赖开发一种温顺和忠实的劳工，使他能够生产窗框和门、制造数百万的利润，然后创造“进步、文明和优雅”。问题可以用几句简单的话来说，这些话正中国家问题的核心：美国要发展一个经济的民主国家？或者要发展一个工业的奴隶国家？像乔治·潘恩这样没有良心的人，能够允许他们破坏“新世界”的美梦吗？
应该说，在这个案件中，威斯康辛州不是原告，而是乔治·M.潘恩——欧希科希最富有的人，影响地方检察官提出起斥。潘恩已经利用了欧希科希的几乎所有一切——男人、女人、小孩。而现在地方检察官把州分配给他。
无论其形式如何，这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犯罪案子。它只是争取人类自由的伟大战争中的一个插曲，这个战争在人们的专制和压迫，使得他们去欺骗他们的同胞时就开始，并且只要一个父亲的孩子被迫做苦工，供给另一个父亲的孩子过奢侈和安逸的生活，那么战争就不会结束。你们的心中和我心中深处都确实知道：你们在当中扮演如此重要角色的这出戏剧，只不过是影响伟大社会问题中的一个层面。尽管潘恩家人很邪恶，但我却想不到，他们竟然会将这个案子起诉，只是为了使吉德关进监狱。这些雇主正在利用这个法庭，因为他们在错误的贪婪中，相信他们可能有办法消灭所剩的一点点独立精神和人格，而他们一直在那些为他们辛苦工作者的胸中，缓缓破坏这种独立精神和人格。
一般而言，人们被带进法庭是因为他们行为不良。汤玛斯·I.吉德被带进这个法庭是因为他善良，如果他卑下、自私而阴险，如果他伸手去收取这些人些微贿赂（无论何时，这些人发现一位这样穷苦和脆弱，以至于会拿他们的金子的人，他们就会拿出些微的贿赂），那么，这个案子现在就不会在这儿。吉德在这些刑事诉讼程序中是一位被告者，因为他喜爱他的同胞，而这并不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件同类的案子，恐怕也不会是最后的一件案子。邪恶的人（本身是罪犯的那些人）利用法律，以达到置正直的人于死地或监狱的目的，这并不是第一次。
有一种阴谋存在，阴险而可咒，而我要大胆地说：有个人因为怀有一种侮辱自由国家的最卑鄙阴谋，所以犯了罪。
如果我的委托人无辜，那么其他的人就有罪：进入正义殿堂，利用法律（法律是制定来保卫，庇护你、我，和这些被告），以达到强迫无辜的人进入牢狱的目的。古代的法律规定：凡是阴谋使用法庭以破坏同胞的人，都犯了背叛国家的罪。他已抓住了国家本身；他伤害了人类自由的堡垒。当乔治·潘恩举起手来打击汤玛斯·吉德的自由时，他是举起手来打击你的自由和我的自由，他是阴谋破坏我们生活当中的制度。在这个案子中是有罪犯的，这些罪犯在天堂的眼中，以及就正义的观点而言，并不是犯了“共谋拯救他们同胞”的微不足道的罪。我们的罪犯是阴谋破坏他们的同胞的自由，以及破坏他们生活于其中的国家。……
那么，是允许工人团结起来改善他们的状况呢？还是他们为了这些活动要被判罪？让我告诉你们关于劳工组织的事情。我已经研究了这个问题；因为我相信这个问题，因为我喜爱这个问题，就像我喜爱自己的生命一样。因为这个问题是我几年中感情付出最多的。在这个强者和弱者的伟大战斗中，只要我还有气息讲话，我将永远站在弱者一边。我希望以自己的方式，去为数以千计，数以百万比我穷苦的人，做我能够做的事。我了解劳工运动的历史，我知道它所完成的事，我知道今日劳工运动的困难，我知道“过去”是代表丑名和错误的黑暗一章，然而这些律师却一直在“过去”的死灰中摸索，想要发现它最黑暗的历史记载，要你们在19世纪终结的年份中采用它们。没有人足以毁灭美国工人的人格。如果哪天有一个人那么强有力，那么美国的自由就寿终正寝了。
我认为在一个自由国家中，乔治·M.潘恩并不是他自己国度中的至高统治者，因为每个人都有权利决定他自己的职业，如果他要选择的话。不仅如此，在言论自由的自由国家里，每个人都有权利去找他的同胞说：“我们在罢工，我们在从事争取自由的伟大战斗。我们在为我们的同胞而战。为了上帝！跟我们一起来，帮助我们吧！”在言论自由保证下以及宪法规定下的美国，一个自由人难道不能去找他的邻居，请求他不去工作吗？如果陪审团或者法庭这样判决，那么就是为人类自由敲起丧钟了。陪审团不能定吉德、仁特内和托伊伯的罪，因为他们完全没有接受审判，而是陪审制度在接受审判。他们只能以有罪的判决定陪审制度的罪！如果允许吉德活命的话，他们就无法赚那么多钱。他们最先是与律师商量，看看如何能把他赶出城镇，最后是与地方检察官商量，看看如何能留他在这儿。
乔治·潘恩的邪恶只有他自己的贪婪超过。他以低到不能生活的工资榨取这些可怜人的劳力、汗水和生命。他觉得这样还不够；请求侦探进入这个城镇紧盯、煽动和破坏他们，这还不足；他们还必须尽可能回去工作，这还不够；在一切都过去时，他还敢作贱国家，在他污秽的手中掌握法律（法律本来应该是神圣而不容怀疑的），使用它作为匕首，刺进这些人的背部。
无论如何，人类并不制造事件，是事件制造人。在我心中，我一点也没有对这些人之中的任何人感到嫌恶。我不希望任性而无情地伤害任何有生命者的感情，因为我在内心深处知道：乔治·M.潘恩只是表现他的本性，他不知道有其他的方法。我知道：乔治·潘恩天生就是那样，他看不出其他方法。我无法说出是什么原因，促使霍顿足弟接受这个案子；我知道那些原因对他而言是足够了。人们不为今日而建设，他们不为明日而建设；他们为世纪、为时代而建设。当我们回顾时，我们将发现：可能是那些为人所轻视的犯人和歹人，那些没有家园和朋友的人，提升以及推进了有一天会来临的可喜同胞之情。汤玛斯·I.吉德现在在这儿，你们的所作所为对他、对我一点也不重要，我说这些话像以前一样真诚。凡是参与这场争取人类自由奋战的人，都衡量代价；而监狱是必须与其他的代价共同衡量的代价之一。我不为吉德诉请，这个目标对我而言太狭窄了，虽然我爱他，并且为他努力很久的时间。我诉请你们不是为了汤玛斯·吉德，我诉请你们是为了绵延的血统：长而又长的血统，往后延伸过好几个时代，往前延伸到将要来临的年份；地球上被掠夺和被践踏者的长远血统。我诉请你们是为了一些男人；这些男人在清晨还未天亮就起床，在夜晚不见夜光时才回家，奉献他们的生命、力量、劳力，使其他人变得富有和伟大。我诉请你们是为了一些女人；这些女人正把她们的生命献给这个现代的财神；我诉请你们是为了那些小孩，已生和未生的小孩。你们已经注定要在人类生活的一个伟大戏剧中，成为重要的演员。由于某一个神秘的理由，上帝让你们在今天，甚至持续好几个时代，照顾世界上无助的劳动者、无望的男人、失望的女人和受苦的孩子。这是一种伟大，一种惊人的托付，我知道你们会勇敢地、明智地、慈悲地、好好地尽你们的责任。你们会在这个案件中做一个判决，而这个判决将会成为世界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并且启示那些命运掌握在你们手中的数百万无言而失望的人。
7.威尔逊
威尔逊 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
1856年—1924年，美国民主党人，第28届总统。
● 关于国际联盟的论辩辞
（1919年1月25日）
主席先生：
我认为让我在这次会议上就国际联盟问题首先发言是一次特殊的荣幸。我们在此集会是为了两个目的：①针对这次战争产生的亟待解决的问题提出若干措施；②不仅通过当前的解决措施，而且通过本次会议将要做出的支持上述措施的各种安排，来保障世界和平。我认为，国际联盟，对于实现上述两个目的是必不可少的。当前的解决措施涉及许多复杂问题，因此这些措施也许不能按照我们在此达成的协议顺利制订，并得到最终的结果。不难想像，许多解决措施需要今后继续考虑，我们做出的许多决议也需要在某种程度上继续进行修改，这是因为，如果根据我个人对某些问题的研究来做出判断，这些问题目前还缺乏可靠的判断根据。
因此，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应该建立某些机构，来完善本次会议的工作。我们在此集会的目的决不仅仅是目前需要制订若干解决措施，而是要做许多工作。我们是在国际舆论的非常特殊的情况下在此集会的。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不是各国政府的代表，而是各国人民的代表。仅仅使世界各国政府满意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使全人类的舆论满意。这次战争的负担已经极大地落到有关各国的全体民众身上。我用不着向你们描绘这种负担从前线转移到后方的老幼妇孺身上，转移到文明世界的千家万户头上的悲惨景象，我用不着向你们描绘战争的真正的沉重压力已经深入到各国政府看不到的地方，但只要有人类的良心在跳动，就会觉察到这种迹象。我们正是受这些人民的嘱咐，来争取能够保障他们安宁的和平。我们正是受这些人民的嘱咐，来保证这种沉重的压力不再落在他们头上。我可以这样说，当时他们所以能够忍受这种压力，正是因为他们希望代表他们的人会在这次战争以后集合起来，一致使他们今后不再遭到这种牺牲。
由此可见，我们的神圣职责就是要做出永久的安排，来反映正义和维护和平。这就是我们这次开会的中心议题。解决问题的措施可能是暂时的，但各国为了和平和正义而实行的行动却必须是永久的。我们可以规定一些常规性步骤。我们不可能做出永久性的决议。所以，我认为，我们必须尽可能考虑到全世界的情况。
举例来说，科学的许多伟大发现，学者们在实验室里的潜心研究，在课堂上的富有创造性的发展，现在却都变成了毁灭文明的事物。这不是令人震惊的状况吗？毁灭力不仅得到了成倍的增长，更主要的是获得了各种便利。刚被我们打败的敌人就曾在几所大学拥有某些重要的科学研究发明中心，并利用它们来进行突击性的、彻底的毁灭性研究；人们只有提高警惕、坚持合作，才能使科学和军人同样处于文明的控制之下。
在某种意义上，美国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及不上在此开会的其他国家。这是因为美国幅员辽阔、海疆漫长，与在此开会的其他各国相比，不大可能遭到敌人的攻击。因此美国对于国际社会的热情（这是一种非常深厚、真挚的热情）并不是一种出于担心或恐惧才产生的热情，而是一种出于对这次战争的认识而产生的理想的热情。在参加这次战争时，美国丝毫没有考虑过它是在干涉欧洲的政治、亚洲的政治或世界任何地方的政治。它当时所考虑的是，全世界现在已开始认识到，只有一种事业才能决定这次战争的结局，这就是为一切种族和一切地方的人民争取正义和自由的事业。因此，美国感到，如果由此产生的只是一个解决欧洲问题的机构，那么它在这次战争中的作用就徒劳无益，它将感到它不可能参加保证欧洲的解决方案，除非这种保证包括世界有关各国经常性监督世界和平的工作在内。
因此，我认为，我们必须同心协力，共同作出最佳判断，使国际联盟成为充满活力的事物。它不是徒具形式，不是临时性的，不是为了适应紧急情况的需要而产生的，而是一个为了各国的利益、时刻保持警惕、永远发挥作用的机构，而且，它的持续不断的活动应该充满活力；它应该发挥持久的作用，而不能让它的戒备性和它的工作遭到中断，它应该成为密切关注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的耳目，成为毫不松懈的耳目，成为随时随地保持戒备和警觉的耳目。
要是我们不能使它成为充满活力的机构，那我们将会造成什么结果呢？我们将会使各国人民伤心失望，因为他们关注的中心就在这里。自从我来到大洋这一边，在访问好几个国家时，我有过非常愉快的经历。每一次我都听到了从代表那里传来的人民群众的呼声。他们最突出的要求是希望成立国际联盟。先生们，人类的优秀阶级已不再是人类的统治者。现在人类的命运已掌握在全世界的普通人手中。为了使他们满意，你们不仅要取得他们的信任，更要建立和平。要是不能使他们满意，你们所能作出的任何安排不仅不可能建立，世界和平也不可能巩固。
先生们，我敢我，你们可以想像到美国的代表们在支持成立国际联盟的伟大计划时的感情和目的。我们认为国际联盟是整个计划的基石，它表达了我们在这次战争中的目的和理想，而且，有关各国也承认这一计划是解决问题的基础。如果我们不尽最大努力来实现这一计划就回到美国，我们将遭到我国公民同胞的理所当然的蔑视。因为他们是组成一个伟大民主国家的主体。他们期待着他们的领袖说出他们的想法，而不是为了个人的私利。他们希望他们的代表成为他们的公仆。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服从他们的命令。但是我们是怀着最大的热忱和愉快心情来接受这种命令的。同时，由于这项计划是整个结构的基石，我们已经保证用一切行动来实现它，同时也保证用一切行动来实现这个结构的一切计划。我们决不能取消计划中规定我们必须完成的任何项目。我们作为这件事情——世界和平和对正义的态度的倡议者，决不能在这件事的任何问题上妥协。这是一个原则问题。这个原则是，我们不是各国人民的主人，而是到这里来努力使世界各国人民按照自己的意愿而不是我们的意愿选择主人并掌握自己的命运。总之，我们到这儿来的目的是努力肃清造成这次战争的根源。
这些根源就是，一小批文官武将的个人兴趣；这些根源就是，大国对小国的侵略；这些根源就是，帝国通过武力胁迫，硬把不甘愿的臣民合并在一起；这些根源就是，一小撮有权者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人类头上，并利用人类作为自己的赌注。让世界从上述根源上解放出来就会实现和平。因此，你们可以明白，美国代表是决不会陷入选择一条出于私利的道路的死胡同的，因为他们已经为自己规定了坚定不移的原则路线。感谢上帝，这些路线已经被同发起这一伟大事业有关的一切品格高尚的人公认为解决问题的路线。
主席先生，我希望，当人们知道（正如我深信人们是会知道的那样）我们正式通过了国际联盟的原则，亦即要使这一原则付诸实施时，我们将通过这一事情使世界各地的人民解除忧虑不安的负担。我们处于一种独特的情况。当我信步走到这里的街上时，我看见到处都有穿美国军服的人。他们是在表达了我国的决心后才参加战争的。他们是作为圣战者前来的，不仅是为了打胜一场战争，而且是为了争取一项事业的胜利。因此我要对他们负责。我曾要求他们为了这些目的而打仗，现在该轮到我来详细阐述这些目的了。而且，我也同他们一样，必须是一个人为这些事情而战斗的圣战者，为了实现他们为之战斗的目标，不管要付出多少代价，不管可能需要做什么。
我很高兴，我越来越发现，我们在这一问题上的地位毫无疑问是独一无二的，因为这一事业拥有各方面的拥护者。我之所以坦率承认这一点，目的是让你们理解，为什么由我们来提出它是拱门的基石，为什么我们慷慨的总统会想到请我首先发言，因为我们对欧洲大陆和东方的政治没有牵涉。这不是由于我们是惟一能够阐述这种思想的人，而是因为能与你们联合起来共同阐述这个问题。
8.尤金·维克托·德布斯
尤金·维克托·德布斯 1855年—1926年美国社会主义者和左翼劳工领导人。
● 听取判决前的辩护
（1918年9月）
法官先生：
多年以前，我认识到我国所有的人都有亲密的关系，同时我下定决心，我要同地球上最下层的人同甘共苦。当时我曾说过，现在我也这样说：只要有下层阶级，我就是它的一员；只要有一个罪人，那就是我；只要有一个人被监禁，我就没有自由。
如果判决我的法律是一种好的法律，那就没有理由不对我宣判。我听到法庭上所说的一切都支持这种法律，都证明这种法律有理，但是我的思想始终没有改变。我把它看做是专制暴君的法令，它公然同民主原则及自由制度精神相对立。
法官先生，我已经在这个法庭上声明过，我反对现存的政府体制。我反对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制度。我坚信这种政府体制和社会制度必须改变——但要用完全和平的和有条不紊的方式。
法官先生，我和所有社会主义者共同相信，国家应该拥有并控制它的产业。如同一切社会主义者所相信的那样，我相信，像产业和生活的基础等为人们共同需要和共同利用的一切事物都应该为人们所共有，它不应成为极少数人用来发财致富的私有财产，而应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财产，并按照全体人民的利益进行民主管理。
法官先生，我被指控为士兵的敌人。我希望，当我说我相信士兵们不会有比我更加同情他们的朋友，我决不是往自己脸上贴金。要是我能够实现自己的道路，士兵也不会存在了。但是，法官先生，我认识到，他们正在做出牺牲。我想念他们，我同情他们，我关心他们。这就是为什么我用极其微薄的力量一直在进行工作的理由之一。这种工作就是要在我国造成一种能够同士兵们在过去和现在所做的牺牲完全相称的状况。
法官先生，我想对我的辩护律师表示感谢。他们不仅用卓越的法律才能，而且用他们个人的感情和忠诚为我辩护。对此我深有感受，并且永远不会忘怀。
法官先生，我不请求宽恕，我也不要求赦免。我认为正义最终必将胜利。多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更清楚地认识到，以贪婪的权势为一方，以正在崛起的自由人民为另一方，正在进行伟大的斗争。
我能够看到人类更加美好的时代的曙光。人民正在觉醒。到了适当时候，他们一定会得到应该属于他们自己的一切。
航行在热带海洋上的水手为了摆脱单调枯燥的天文钟而寻找安慰，便把目光转向在颠簸飘摇的大洋上空红光熠熠的南十字星座。当午夜降临，南十字星开始下沉，于是各种旋转的天体都改变了自己的方位。全能的上帝用星星作为指针在宇宙大钟的钟面上标志着时间的转换。尽管没有钟声传报喜讯，但望员却知道午夜正在消逝——欣慰和安宁就在眼前。
愿世界各地的人民都鼓起勇气和希望，因为十字星座正在下沉，午夜正在消逝，欢乐正在伴随黎明一同降临。
法官先生，我感谢您，我感谢法庭上所有给予我礼遇和好意的人，对此我将永志不忘！
我准备接受您的判决！
9.乔治·萨顿
乔治·萨顿 1884年—1956年美国著名的科学史专家。
● 论科学史上的东方和西方
（1930年）
你听过美国西部牛仔的故事吧。一天他突然来到了科拉多大峡谷的边缘，感叹道：“上帝，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你知道，如果这位牛仔指的是在一定时间内迅速完成的事情，那么他错了，在这个意义上，大峡谷什么也没发生。同样，科学的发展虽然比大峡谷的断裂快得多，但它是一个渐进过程。它看上去是革命的，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看到这个过程，只看到巨大的成果。
从实验科学的角度（特别是在其发展的现阶段）来看，东方和西方是极端对立的。然而，我们必须记住两件事。
第一件事，实际上科学的种子，包括实验科学和数学，科学全部形式的种子是来自东方的。在中世纪，这些方法又被东方人民大大发展了。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实验科学不只是西方的子孙，也是东方的后代，东方是母亲，西方是父亲。
第二，我完全确信正如东方需要西方一样，今日的西方仍然需要东方。当东方人民像我们在16世纪那样，一旦抛弃了他们经院式的、论辩的方法，当他们一旦真正被实验精神所鼓舞的时候，谁知道他们能为我们做什么，谁又知道他们为反对我们（上帝饶恕我）而做什么呢？当然，就科学研究领域来说，他们只能是与我们一起工作的，但是他们的应用可以是大不相同的。我们不要重蹈希腊人的覆辙，他们认为希腊精神是绝无仅有的，他们还忽视犹太精神，把外国人一律视为野蛮人，他们最后衰亡，一落千丈，就像他们的胜利顶峰曾高耸入云一样。不要忘记东西方之间曾经有过协调，不要忘记我们的灵感多次来自东方。为什么这不会再次发生？伟大的思想很可能有机会悄悄地从东方来到我们这里，我们必须伸开两臂欢迎它。
对于东方科学采取粗暴态度的人，对于西方文明言过其实的人，大概不是科学家。他们大多数既无知识又不懂科学，也就是说，他们丝毫不应享有那种被他们吹嘘得天花乱坠的优越性，而且如果听其自便，他们关于这种优越性的支离破碎的想望，要不了多久就要消灭。
我们有理由为我们的美国文明而骄傲，但是它的历史记载至今还是很短的。只有300年！和人类经验的整体相比是何等渺小，简直就是一会儿，一瞬间。它会持久吗？它将进步，将衰退，抑或灭亡？我们的文明中有许多不健康的因素，如果我们想在疾病蔓延起来以前根除它们，必须毫不留情地揭露它们，但这不是我的任务。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文明能为自己辩护，我们必须尽最大力量去净化它。实现这项任务的最好的办法之一是发展不谋私利的科学；热爱真理——像科学家那样热爱真理，热爱真理的全部，愉快和不愉快的、有实际用途的和没有实际用途的；热爱真理而不是害怕真理；憎恨迷信，不管迷信的伪装是多么美丽。我们文明的长寿至少还没有得到证明，其延续与否，还不一定。因此，我们必须谦虚。归根结底，主要的考验是经历沧桑而存活下来，这一点我们还没有经历过。
新的鼓舞可能仍然、而且确确实实仍然来自东方，如果我们觉察到了这一点，我们会聪明一些。尽管科学方法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但它也还不是十全十美的。当科学方法能够被利用，并且是很好地被利用的时候，它是至高无上的。但是，若不承认这种利用也会产生两种局限，则是愚蠢的。第一，这种方法不能永远使用。有许多思想领域（艺术、宗教、道德）不能使用它。也许永远不能应用于这些领域。第二，这种方法很容易被错误地应用，而滥用这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的可能性是骇人听闻的。
十分清楚，科学精神不能控制它本身的应用。首先，科学的应用常常掌握在那些没有任何科学知识的人手中，例如，为要驾驶一辆能导致各种破坏的大马力汽车并不需要教育和训练。而即使是科学家，在一种强烈的感情影响下，也可能滥用他们的知识。科学精神应该以其他不同的力量对自身给予辅助——以宗教和道德的力量来给予帮助。无论如何，科学不应傲慢，不应气势汹汹，因为和其他人间事物一样，科学本质上也是不完满的。
人类的统一包括东方和西方。东方和西方正像一个人的不同神态，代表着人类经验的基本和互相补充的两个方面。东方和西方的科学真理是一样的，美丽和博爱也是如此。人，到处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是特点稍稍显著一些或是那种特点突出一些罢了。
东方和西方，谁说二者永不碰头？它们在伟大艺术家的灵魂中相聚，伟大的艺术家不仅是艺术家，他们所热爱的不局限于美；它们在伟大科学家的头脑上相会，伟大的科学家已经认识到，真理，不论是多么珍贵的真理，也不是生活的全部内容，它应该以美和博爱来补充。
我们怀着感激之情回忆起我们得之于东方的全部东西——犹太的道德热忱，黄金规则，我们引以为荣的科学的基础——这是巨大的恩惠。没有什么理由说它在将来不该无限增加。我们不应该太自信，我们的科学是伟大的，但是我们的无知之处更多。总之，让我们发展我们的方法，改进我们的智力训练，继续我们的科学工作，慢慢地、坚定地、以谦虚的态度从事这一切。同时，让我们更加博爱，永远留意周围的美，永远留意我们人类同胞或者我们自己身上的美德。让我们摧毁那些恶的东西，那些损坏我们居住环境的丑的事物，那些我们对别人做的不公正的事情，尤其是那些掩盖各种罪恶的谎言；但是让我们谨防摧残或伤害那许多善良、天真事物中最弱小的东西。让我们捍卫我们的传统、我们对往昔的怀念，这些是我们最珍贵的遗产。
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认识事物——当然如此，但是我的灵魂的最高意向，我对那看不见的事物的怀恋之情，我对于美与公正的渴求，这些也都是真实和珍贵的东西。那些我所不能理解的东西并不一定是不真实的。我们必须准备经常去探求这些感觉不到的真实，正是它赋予我们的生活以高尚的情操和最根本的方向。
光明从东方来，法则从西方来。让我们训练我们的灵魂，忠于客观真理，并处处留心现实生活的每一个侧面。那不太骄傲的、不采取盛气凌人的“西方”态度而记得自己最高思想的东方来源的、无愧于自己的理想的科学家——不一定会更有能力，但他将更富有人性，更好地为真理服务，更完满地实现人类使命，也将是一个更高尚的人。
10.温伯格
温伯格 卡斯珀·威拉德·温伯格 1917—，生于加利福尼亚旧金山，美国前国防部长。
● 辩军事力量的使用
（1984年11月28日）
感谢你们今天邀请我到这里和全国新闻俱乐部——一个对我们的国家安全极为重要团体的成员们相聚。我这么说是因为，我在今天的讲话中打算阐明这样一个主要观点，那就是民主制度得以保障的惟一最重要的因素是，我们的基本目标必须得到大家坚定一致的支持和赞同。如果公众不能清楚地理解我们制定的政策将要达到什么目的，那么，这些政策将永远不会发生作用且是失败的政策。而你们的工作使美国公众能够理解这些政策。
在美国公民应该和需要了解的所有政策中，没有哪些政策比我们今天的题目，即军事力量的使用所涉及的内容更为重要。只有在苏联人了解我们保持和平的坚定决心之后，威慑才会发生作用；而只有公众通晓国家大事，我们才有希望获得这种国家意志和决心。
所以今天，我想和你们讨论的也许是保卫和平方面最重要的问题。这就是：像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民主国家究竟在什么情况下，通过何种方式，才会做出这样一个痛苦的决定，即军事力量的使用是保护我们的利益、推行国家政策所必需的？
当今世界，和平与战争的界限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难以清楚地划定。当乔治·华盛顿在他的告别演说中警告我们作为一个新的民主国家应竭力避免与外国纠缠在一起的时候，欧洲还在地平线的另一端，海上航行需要2～3个月。辽阔的海洋保护了美国。而在当今的核时代里，我们是以分钟而不是以月份来计算时间的。
我们仍然知道任何失策的后果，但我们也坚信我们所享受的自由的宝贵价值。我们一方面力求避免冲突，另一方面又要保持强大国防。我们的政策一直是为和平而努力，但也做好战争来临的准备。然而，公开的冲突与半隐蔽的敌意行为之间的界限是如此地模糊不清，以致于我们无法准确地预测侵略将于何地、何时、以何种方式和从何方向而至。我们必须随时准备应付从孤立的恐怖行为、游击活动到全面的军事冲突等各种形式的威胁。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中称“不可能预测或划定国家将面临的危机的范围和种类，或者克服这些危机所必需的相应手段的范围和种类”。如果这么说在当时是正确的，那么，在我们必须准备以一切手段应付诸如代理人战争和个人恐怖行为等各种对和平的严重的间接挑战的今天，这段话更加正确。考虑到尽可能低的水平下慑止冲突一旦失败而造成的后果，我们更能理解这段话是多么重要。当自己受到进攻，甚至连生存都受到威胁时，一个民主国家从未对防御性地使用军事力量以保卫自己的领土提出疑问。同时，大多数民主国家始终反对侵略性地使用武用，单方面入侵、占领和征服其他国家。但有许多情况既不是防守性使用武力，也不是侵略性地使用武力，在这些场合下，多大程度地使用武力才为人所接受，仍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
因此，我们发现自己面临着一个现代难题：对和平最为可能的挑战，即灰色地区的冲突，恰恰是民主国家必须做出反应而又最难做出反应的挑战。不过，尽管当今挑战的来源和性质仍不确定，但是我们的反应必须是明确的和能为人所理解的。如果我们不清楚地了解武力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就很可能在需要运用国家力量的时候犯国家意志不足的错误。
由于我们面临着一系列威胁——从隐蔽的侵略、恐怖活动、颠覆到公开的恫吓和野蛮地使用武力，选择适当的反应是困难的。灵活反应并不意味着任何反应都是合适的。然而，一旦决定了在某种程度上使用武力，而且确定了使用武器的目的，我们的政府必须有明确的权威执行和坚决执行这一决定，直至实现目的。而要做到这一点同样很不容易。
我们在不断加强美国军事威慑能力时，也面临着各种困难的挑战，这是由于我们已进入一个战争与和平的分界线更加模糊，敌人更不明确的时代。在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们不仅知道谁是敌人，而且还清楚地认识到敌人信奉的原则为什么是没有价值的。
由于这两次战争威胁到了我们作为自由国家的生存和我们盟国的生存。因此，这两次战争都是全面战争，涉及到我们社会的每一个方面。为了战争的胜利，我们使用了所有的生产手段，投入了全部的资源。我们的政策得到了绝大多数人民无条件的支持。的确，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以敌人的无条件投降而告结束的，这是惟一可接受的结果，因为另一种结果将使我们丧失自由。
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我们遇到了更难以捉摸的战争形式，在这种战争形式中，敌人的面孔经常是掩盖起来的。敌人可在遥远的地方通过援助和指挥代理力量间接地进行领土扩张。尽管在些冲突是在“民族解放”的名义下进行的，但更为经常的是意识形态或宗教分歧提供了冲突的导火线。
在当今这个以秒计算时间的世界中，果断的领导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不论冲突是否有限，威胁的定义是否恰当，我们都必须能够迅速确定威胁和冲突是否影响了美国及其盟国的重大利益，并做出适当反应。
这些威胁也许不包括对我们的领土发动的即时和直接的进攻，我们的反应也许并不是即时和直接地保卫祖国。但是当我们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和盟国的利益处于危急中时，我们不能忽视自己的安全，也不能抛弃自己的盟国。
同时，最近的历史也证明我们不能单独承担保卫世界的责任。我们已经认识到在履行保卫和平与自由的职责时，我们能够奉献出的精神、热血和财富是有限的。因此，我们也许能够并且应该在需要时向我们的盟国提供大最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帮助它们保持慑止进攻的力量，但通常我们不能以自己的军队和意志来代替他们的军队和意志。
只在有关系到我们自己的重大国家利益而必须动用军队时，我们才会动用军队。在我们自己的自由未受到威胁的时候，如果没得到其他主权国家坚决的请求，我们不能为它们承担保卫领土的责任。
另一方面，在最近的许多事件中，美国已经认识到有必要与其他国家的部队合作，通过协助谈判，分离交战各方，使交战各方完全脱离敌对状态等方式维持和平。在近千年来被战争弄得支离破碎的中东地区，我们近年来已向西奈和黎巴嫩派遣了军队来执行这种维持和平的使命。但是我们不是按作战的要求组织和装备这些部队的，他们的装备只限于进行自卫。他们的使命要求他们成为和平保卫者并为人们所承认。我们知道一旦条件恶化，他们将身处险境。如果交战国采取了行动，维持和平的使命无法完成，我们就有必要或充分增加军队的数量和武器装备——简言之即为了作战而做好准备——或将他们撤离。在黎巴嫩，由于交战国既未撤离也未达成和平协议，我们便面临着这样的抉择。总统及时撤出了只为维持和平而装备的部队。
在国家利益需要我们投入作战部队时，我们决不能让人们对我们的决心产生怀疑。当我们有必要把部队投入战斗时，我们就必须这样做，同时尽我们的所有力量有效而坚定地支持他们。当我们把部队投入战斗时，要抱定的惟一目标便是取胜。
我相信战后时期已为我们提供了几条教训，从这些教训中，我归纳出了在国外使用美国作战部队的6条标准。让我告诉大家这6条标准是什么：第一，除非某些特殊战斗和特殊场合对我们的国家利益和盟国利益是至关重要的，否则，美国不应投入军事力量在海外作战。第二，如果我们决定在某种情况下必须投入作战部队，那么我们就应全力以赴地这么做，并应具有战则必须胜的明确目的。第三，如果我们确实决定投入部队在海外作战，就应具有明确的政治和军事目标，同时清楚地知道部队怎样才能实现这些明确的目标。而且，我们应拥有并派遣所需要的军事力量来实现这些目标。正如克劳塞维茨所写的那样：“如果对战争想要达成的目的事先没有清楚的认识，谁也不会发动战争，或更确切地说，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人都不会发动战争。”第四，如果有必要，我们必须不断重新估价和调整我们的目标与我们投放的部队之间的关系，投入部队的情况包括规模、构成和部署。我们必须不断地将一些基本问题的答案作为指导我们前进的灯塔，如“这场冲突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吗？”“我们的国家利益要求我们进行战斗，使用武装力量吗？”如果回答“是”，那么我们就必须胜利，如果回答是“否”，那么我们就不应参加战斗。第五，美国在国外投入作战部队之前，必须有某种程度的把握赢得美国人民和他们选择出来的国会议员的支持。最后，美国应该把使用武力作为迫不得已的最后手段。
我相信这6条标准有助于我们在未来的岁月中决定是否应投入军队进行战斗。我们都必须牢记的最重要的一点是：只要我们决定投入军队去作战，我们就必须竭尽国家意志始终支持这些军队直至取得胜利。因此，我们必须牢记为最广大的民众所明确规定、理解和支持的目标，而对美国作为自由国家继续生存，并履行世界大国责任来说，这些目标都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必须富有远见卓识，明白对小事件做出迅速和坚决的反应可以防止以后做出极端强烈的反应。我们必须永不忘记欧洲那些孤立主义者曾耸着肩所说的“但是不值得发动战争”以及“为什么我们要为保持莱茵兰地区的非军事化而打仗呢？”这样的话。
我相信我今天在这里阐明的标准若能认真采用，可以避免一种逐渐陷入战争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使用的武力几乎总是不够用。这些标准可以帮助我们避免无可奈何地陷入无力的泥淖之中，因为在那种情况下作战对我们的国家利益来说并非至关重要。
我相信我们能够阻止苏联和其他潜在敌国在全世界推行其计划。我们可以使中美洲的朋友挫败侵略，为进行民主改革赢得呼吸空间。我们可以迎接80年代逐渐出现的复杂因素所提出的挑战。
然后我们将一切就绪，在和平中迈入本世纪最后10年，这和平是靠面对现实获得的，是靠坚强的意志和强大的实力维持的。这种和平将我们——在国内的我们自己和在国外的朋友们——获得从前不敢企望的高质量的精神和物质生活。
11.李政道
李政道 1926年—，原出生于中国上海，后成为美籍中国物理学家。
● 论科学的发展：从古代中国到现在
（1992年11月1日）
整个科学的发展与全人类的文化是分不开，在西方是如此，在中国也是如此。
可是科学的发展在西方与中国并不完全一样。在西方，尤其是如果把希腊文化也算作西方文化的话，可以说，近代西方科学的发展和古希腊有更密切的联系。古希腊时也和现代的想法基本相似，即觉得要了解宇宙的构造，就追问最后的元素是什么。大的物质是由小的元素构造的，小的元素是由更小的粒子构造的，所以是从大到小，小到更小。这个观念是古希腊时就有的（Atom就是希腊文字），一直到近代。可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略有不同。我们是从开始就感觉到，微观的元素与宏观的天体是分不开的。所以中国人从开始就把五行与天体联系起来。五行的一个很原始的看法，那就是金、木、水、火、土。
可是在很早的时候，中国就有相当重要的科学观察结果，在全世界恐怕最早的即是超新星的观察。全世界最早的有关新星的记录，是甲骨文，原件在台湾中央研究院。Nova这个名词是中国人定的，这是在公元前1300年，是全世界最早的记录。世界上最早最全面的超新星记录，是在宋朝1054年发现的。
中国很早的时候就有利学的仪器。这是商朝的悬机，大概是玉做成的。把它的中间架在一个架子上，当中一头对北极，而天是在转的，北极是不动的，因此这个星体正好是北斗。张衡的浑天仪是自动的，它有水源来推动，用齿轮的方法，自己会动，整个是自动的。第谷·布赖的观天仪器是1598年，张衡是125年，这间相差了1400多年。
可是紧跟着从明末清初开始，中国科学下降了。（李教授指着伽利略自己使用的1642年时的望远镜图片）这个望远镜在17世纪初，即明末清初时做成的。在西方，望远镜是帮助文艺复兴的第一步，它是崭新的科学仪器。我们没有跟上这一步，第二步，西方抓住了基础物理和应用物理的关系。在19世纪，经过法拉第的试验，麦克斯韦在1864年创建了电磁理论概念，即把磁生电、电动生磁这两个现象完全用精密的麦克斯韦方程组表示出来。此后很快就产生了19世纪末的发电机、电动马达，一直到20世纪的电报、电视、雷达，所有的现代通讯设备都是从这两个东西里出来的，因为经过麦克斯韦电磁学说，所有的总关键都抓住了。一切与电、磁有关的东西都是受麦克斯韦方程组规律控制的。
从迈克尔逊和莫利的实验就产生了相对论，从普朗克的公式就产生了量子力学。到了1925年，整个基础科学的了解被人们完全操纵住了，之间还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到了1950年初，原子结构、分子物理、原子核能、半导体、超导体、计算机，这些20世纪的文化都产生了。
如果没有量子力学，没有相对论，就没有20世纪的文化。再过了20年，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些理论已达到顶点。回顾以上一段科学史，可知基础科学、应用科学与我们的物质文化的关系是如何紧紧相扣、不可分割。我们现在正处在20世纪末，当我们面向21世纪时，不禁要问，什么是21世纪的科学文明呢？什么是现在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呢？这是今天我要讲的主要问题。
中国从商朝到汉朝，科学文明一直是走在前列的，为什么到明末清初（17世纪）中国的科学却落后了，文艺复兴完全在西方发展？道理之一是在物理上、在科学上。我们觉得所有的物质的动因、它的原理是由一些很基本、很简单的理论操纵的，我们能找出这些原理，就可以知道一切东西的原理，如19世纪的电磁理论和20世纪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18世纪很难了解19世纪的文化，在19世纪根本无法想像20世纪的文化。同样，我们20世纪也很难猜测到21世纪的科学文化是什么。所以我提出，如何恢复中华民族在科学界的地位。在19世纪前，无疑中国是处于领导地位，今天不是。这里的主题至少有两个，第一个是要了解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的机制关系；第二个是当我们展望21世纪时，我们必须要了解当代科学的大问题，了解了这些大问题，才有可能突破，其他问题才迎刃而解。了解当代的大问题对于了解21世纪的科学发展无疑是有帮助的，当然，这只能是猜测。
当代的科学大问题，可以与19世纪末相当的大问题，在宇宙学里有两个：一个是类星体，一个是暗物质；粒子物质学里有两个：一个是对称破缺，一个是不可见夸克。若能了解这些问题，将对21世纪的科学发展产生重大作用。
我先来解释宇宙学里的大问题。类星体是什么，新星忽然一下子亮度超过太阳1至10万倍，超新星又比新星亮1至10万倍，寿命从几天到1至2年。类星体更厉害，其亮度是1000个银河系的亮度总和，而每个银河系里有1000亿个太阳，每个太阳几乎可以生存100亿年。那么，什么东西产生类星体能量？核能是普通的太阳能，它与核能之比相当于核与油灯之比。我们尚不知道其能量来自何处。我们宇宙里至少有100万个类星体，其中仔细研究了近1000个。我们宇宙间有一种我们尚不了解的发能方式，它远远超过核能，远远不是我们所能想像的。
下面谈一下暗物质。所谓看得见的物质是指用光学、红外、放射等手段，即凡是用仪器能推出有能量的物质。然而，我们发现，在银河系里，有个叫做星系群的圆球，里面有20个像银河系那样的星体，通过研究整个星系群里每个星云的运动可以推出地心引力，从地心引力里求出来，就发现在星系群里，有四分之三的物质是我们看不见的，这就是暗物质。暗物质有很高的能量产生，有相当的普遍性。但我们不知道其原因何在，来源如何。以上两个就是当代天体研究上的大问题。
我们了解的理论，如量子色动力学、爱因斯坦的普遍相对论，所有这些理论有17个参数，都是对称出来的，可是在我们的宇宙里，对称的量子数是不守恒的。其中第一个重要发现就是对称不守恒，现在还有不少东西不守恒。这就很奇怪，我们的很多理论是根据对称产生的，可是为什么我们的世界又是不对称的，这是非常奇怪的。那么是否我们相信对称就是错误的呢？不然，我们有很充分的实验证据表明，我们这个宇宙、我们这个世界是不对称的，这两个是非常奇怪的现象。这表明现有的全部知识是很不全面的，一定另外有一个力，这个力是推动对称的。这个力是什么？我们不了解，它的存在我们知道。现在我们认为，真空在里面起作用。真空与以太不同，它是洛伦兹不变的，可它有很复杂的性质，真空很可能是可以变化，如果我们了解了不对称的来源，很可能我们可以了解质量的来源，包括暗物质。
第二个谜就是看不见的夸克。所有的强子、核子是由夸克来的，有强作用。所有的强子都是由夸克构造的，但单独的夸克是看不见的，从来没有人看见过，这也是很稀奇的。但若你据此说夸克观念是错误的，那就不然。我们有充分的实验证据表明夸克是存在的。我们知道其质量不大，但就是看不见。所以，为什么一切强作用的物质是由夸克组成，而为什么夸克又看不见，这是当代的一个很大的奇怪的事情。
现在我们猜不到21世纪的文化是什么，就如同在19世纪我们猜不到20世纪的文化将是怎样一样。同样，如果我们真能激发真空的话，很可能我们对宇宙的了解要远远超过20世纪。将来的历史会写上：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把微观的世界和宏观的世界用科学的方法连结起来。
最后送给复旦青年两句话：复兴文化，旦旦生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