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故脱党
1939年年初，父亲和婶婶相继病逝，母亲成为当家人，谷超豪开始了比较自立的生活。尤其在青田读书的那段时间，要比温州艰苦得多。因粮食紧张，除了交学费外，每人还要带200斤谷子。那时，吃的是大锅饭，也没有什么菜，但求吃饱。怎么才能吃饱呢？谷超豪的数学天赋立马派上了用场。首先用的碗要大，第一碗要盛得浅一些，要以最快的速度吃完。马上去盛第二碗，尽可能地盛满一些，这样才能吃饱。如果第一碗盛多了，等你吃完再去盛，饭桶早就空了。这套盛饭理论也完全符合统筹学的原理。
图1-7 谷超豪温州中学（高中）学籍表（原件藏温州市档案馆）
1940年，国共矛盾加深，温州地方当局也加紧了反共工作，开始逮捕共产党员与进步青年，民主进步的空气逐渐被压制下去。鉴于严峻的政治形势，组织上让谷超英马上离开温州，去农村参加浙南游击队。当时谷超英从事革命工作，非常危险，家里想用婚姻来束缚他，谷超英也有逃婚的意图。夏天的一个晚上，谷超英回家拿了几件衣服，离家不归[35]。温州中学的政治环境也不容乐观，进步学生成为学校迫害的对象，环境越来越糟糕。有一次，一位同学与谷超豪开玩笑，在给他的信上标了许多小点，却没有写一个字。结果这封信被检查邮电通信的特务给查了出来，怀疑这是秘密通讯，谷超豪因此受到学校军训教官的调查和警告。时任温州中学校长朱一青，原来也是共产党员，后被捕脱党，但思想还是比较开明。他特意叮嘱谷超豪注意点，他的名字已经上了“黑名单”。
5月，上级党组织决定金家麟调离温中，转入永嘉地下活动，由黄镇华继任温州中学支部书记。没想到，刚接任不久，支部书记黄镇华和宣传干事管鹤鸣也暴露了。管鹤鸣是从新四军教导队回来的，党组织让他到温州中学工作。他有一本新四军教课的笔记本，被校方突击大检查搜走了。黄镇华原来是瓯海中学党支部书记，非常活跃，同学们都知道。在同一次大搜查中，他藏在棉被里的有关党的工作日记也被搜走了。尽管里面使用的是一些符号和秘密性的语言，别人不一定看得懂，但一看就知道是共产党的东西。一个宣传干事、一个支部书记出了这样的事情，大家都很紧张。学校还算好，没有把搜到的材料交给温州地方当局，在学期结束后以“品行不端”为由勒令黄镇华和管鹤鸣退学[36]。
1941年上半年，先是“五月读书会”因无法继续活动而宣告结束。接着，又发生了学校初中党支部[37]办公室被发现的事件。当时，温州中学还在青田县水南村上课。党支部秘密租赁了一间民房，安放一些理论书籍，有时也作为开会碰头的场所。与谷超豪同一个班级的薛天士，是党支部宣传委员，理论兴趣很高，天天去那里学习。这样就引起了特务分子的注意，屋子很快就被发现了。校长朱一青找薛天士谈话，并警告了他一番。形势紧迫，党支部马上停止了薛天士的工作，要他完全隐蔽，由谷超豪个别和他联系。后来，由于日军再次进攻温州，学校当局也就没有进一步追究下去。
图1-8 1941年赴丽水演出抗日话剧的温州中学剧团合影（后排右一为谷超豪）
与此同时，日本侵略者也加紧了对温州的进攻。1942年7月11日，日军攻占温州，称为“七一一”事变，这是日军第二次占领温州。第一次占领温州是1941年4月19日，由于兵力不足，只占领了短短的13天。第二次占领也仅一个多月。1944年9月9日，第三次占领温州的时间比较长，达9个多月之久。在日军第二次占领温州的这一个月里，党组织准备发动抗日游击战。当时，冯增荣已经毕业，转任温州城区区委书记。他通知谷超豪、何生，以及温中其他一些学生党员，准备到农村去打游击。谷超豪去茶山，何生在上河乡的老竹一带，冯增荣和县委组织部长一起暂驻河西村。温州城区一起出来的有几十名党员，有工人、教师、学生、妇女。不久，日本人就撤退了，抗日游击战也就没有发动起来[38]。
黄镇华、管鹤鸣被勒令退学之后，冯增荣继任温中党支部书记。1941年，冯增荣毕业离开学校，何生接任党支部书记，谷超豪任组织委员，王森任宣传委员。尽管政治环境不断恶化，形势非常危急，但温中支部还是领导广大进步师生开展了一系列抗日救亡的工作。组织剧团进行演出是宣传抗日救亡活动的重要形式。早在1939年9月，温中学生自发成立剧团，首场演出《凤凰城》大获成功。以后为庆祝湘北胜利、募集寒衣、纪念孙中山诞辰、纪念“三八”节、救济贫民、筹募剧团基金、校庆40周年等等，先后在永嘉、青田、丽水举行了16次公演。尤其是1941年在永嘉演出阳翰笙的四幕名剧《塞上风云》，轰动一时，应各界要求连演三场，场场爆满。《塞上风云》讲的是蒙汉两族青年，粉碎日本特务济克扬喇嘛的分裂阴谋，携起手来共同抗日的故事。在温中剧团的演艺活动中，谷超豪是一名积极分子。《塞上风云》巡演，谷超豪是主要幕后工作人员，他还随剧团远赴丽水进行演出。尽管谷超豪缺乏表演天分，主要从事剧务和后勤工作，但毕竟为抗日演剧事业出了一份力[39]。
图1-9 高中时期的谷超豪
自从父亲去世，大哥谷超英离开温州之后，年仅十四五岁的谷超豪成了家中的顶梁柱。母亲有意让他参与打理家族生意，从事一些社交上的应酬。谷超豪对这些并不感兴趣，而且在大哥的影响下，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对于靠剥削致富的观念非常反感。但他性格较柔弱，又很听话，也感受到了自己身上的责任，他必须挑起家庭的重担，必须照顾两位母亲和年幼的弟弟妹妹。因此，谷超豪有时候也要下乡去收租，还要陪一些亲戚朋友喝酒、打麻将。当时，温州港时断时续可以通航，是极少数几个没有沦陷的商业口岸。因此，投机商业在温州空前发展，出现了一批专事投机的商业资本家。谷家几个做生意的亲戚，也劝谷超豪母亲投资商业。虽然谷家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但战乱之际仅靠地租与房租收入能否长久维持一大家子的开销值得怀疑。毕竟几个孩子还小，都要上学读书，长大后还要成家。母亲对那些发了财的人也很眼热，于是在亲戚的怂恿下，拿钱投资，成了一家钱庄和一家手工布厂的股东。家庭与这些经商的亲戚来往更频繁了，谷超豪有时要以谷家代表的身份出席股东大会，请客吃饭，喝酒、打牌等应酬活动也多了起来。
1943年1月，温州中学支部书记何生、支部宣传委员王森同时被捕，温中地下党组织遭受重创。那一天正值寒假，谷超豪在学校打乒乓球，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赶紧回到家中，销毁了一些重要的文件。为了不引起当局进一步注意，谷超豪就以喝酒、打牌来掩饰自己，平时躲在家里读《庄子》等古书，避免与外界联系。虽然这是革命事业遭受挫折的无奈之举，也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但毕竟与自己的信仰相悖。为此，谷超豪常常自责，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最为低迷消极的一段时期”。
在狱中，何生和王森经受住了考验，保存了党的机密，没有出卖同志，温中党组织和谷超豪没有暴露。出于策略上的考虑，两人写了自首书，经保释后出狱。何生后来曾找过谷超豪，让他注意隐蔽，还要小心潜伏在学生中的特务分子。何生想投奔活跃在浙江东南地区的新四军三五支队，请谷超豪资助一些旅费。几天后，谷超豪拿着钱来到约定地点，何生却因故没有赴约，结果未能成行。不久，永嘉县委书记范亦辰叛变，接着组织部长陈能孝被捕牺牲，还有几个区委书记也叛变了，温州地下党组织遭受极大破坏，谷超豪与党组织也彻底失去了联系。当时党的指导方针是保存力量，潜伏起来，等待时机。党组织一直非常关心谷超豪，知道他准备报考浙江大学，为了安全起见，也没有主动联系他。
大学为谷超豪的生命之途打开了另一扇大门。考取大学之后，他与温中同学薛天士在暑期里有过一次交谈。他们认为，虽然看到了革命的正途，却没有勇气走下去，今后可以在学术上做出一番事情来，也能对社会有所贡献。这是当时谷超豪心境最真实的写照：对未能在革命道路上继续前行感到悲观，但也表现了他要以学术上的成就为国家、为社会做出贡献的愿景。客观地说，谷超豪在这场重大变故中，是经受住考验的，革命信念丝毫没有动摇，一直坚持着自己的政治方向。1944年夏天，谷超豪曾经到幸存的党员江钊同志那里探询过党组织的情况。因此，永嘉县委准备重新恢复温州城区工作时，即与谷超豪取得了联系。此时，谷超豪已经是积极投身于爱国民主运动的浙江大学学生了。
[1] 为配合旧城改造，谷超豪故居已于2004年搬迁至温州市区的锦绣路与温瑞塘河及飞霞南路交汇处的白鹿洲公园内。
[2] （清）《雍正浙江通志》卷八。转引自徐顺平：《温州历史概述》。新新出版社（香港），2004年，第43页。
[3] （宋）杨蟠：《咏永嘉》。见《全宋诗》。
[4] 指南宋中期徐照（字灵晖）、徐玑（字灵渊）、赵师秀（字灵秀）、翁卷（字灵舒）四位诗人。他们同出于永嘉学派叶适之门，其字或号中又都带有“灵”字，故称永嘉四灵。
[5] 永嘉学派，又称“事功学派”、“功利学派”，南宋时期在永嘉地区形成的一个儒家学派，是南宋浙东学派一个重要分支。主要人物多为浙江永嘉人，叶适是其代表。
[6] （宋）叶适：《学习记言·序目》。
[7] 孙延钊：《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年谱》。徐和雍、周立人整理。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289页。
[8] 温籍数学家群体在现代的突起，多年来一直是学界与新闻界关注的现象，一些数学史家和媒体记者也曾对此现象进行探求，并垂询苏步青等老一辈数学家。苏步青等也曾有对此进行“求真务实”调查研究的想法。谷超豪就任温州大学校长后，于2000年成立了以他为顾问的“温藉数学家群体及其成因分析”课题组，最终成果为胡毓达主编《数学家之乡》（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年）。课题组研究结果表明，温籍数学家群体的出现，得益于温州“具备重视数学的社会传承”、“拥有德学兼优的数学师资”、“继承刻苦实干的地域品性”和“地处信息开通的沿海环境”等四个方面的优越条件。
[9] 谷月卿访谈，2011年10月11日，北京。资料存于采集工程数据库。
[10] 谷月卿访谈，2011年10月11日，北京。资料存于采集工程数据库。
[11] 尤莼洁：谷超豪——学海茫茫欲何之，人生几何学几何。《解放日报》，2010年1月12日。
[12] 请勿歌仰止，雄峰正相迎——谷超豪院士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的演讲。《解放日报》，2006年5月14日。
[13] 谷月卿访谈，2011年10月11日，北京。资料存于采集工程数据库。
[14] 这些宣传性的话语与口号，对谷超豪幼小的心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5] 谷超豪：珍贵的启蒙教育。《光明日报》，1997年5月14日。
[16] 关于中山书院，详见张宪文：清代温州东山、中山书院史事考录。《温州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1期。
[17] 温中百年简史。见温州中学校庆筹委会编：《温中百年》（内部资料）。2002年，第1页。
[18] 谷超豪：古典文学对我的熏陶。见谷超豪著：《奋斗的历程——谷超豪文选》。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73页。
[19] 温中百年简史。见温州中学校庆筹委会编：《温中百年》（内部资料）。2002年，第7页。
[20] 温中百年简史。见温州中学校庆筹委会编：《温中百年》（内部资料）。2002年，第174页。
[21] 谷超豪：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见谷超豪著：《奋斗的历程——谷超豪文选》。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80页。
[22] 《数学的园地·书后简介》。上海：开明书店，1933年。
[23] 谷超豪：我在中学里如何学数学的。《解放日报》，1962年10月10日。
[24] 谷超豪：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见谷超豪著：《奋斗的历程——谷超豪文选》。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79页。
[25] 位于乐清县东南，东濒乐清湾，与洞头县、玉环县隔海相望。
[26] 谷超豪：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见谷超豪著：《奋斗的历程——谷超豪文选》。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78页。
[27] 参见陈芳：伊林《十万个为什么》在中国的传播。《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月28日。
[28] 冯增荣访谈，2011年10月12日，北京。资料存于采集工程数据库。
[29] 上河乡位于温州西南方，三溪即瞿溪、雄溪、郭溪的总称。
[30] 冯增荣访谈，2011年10月12日，北京。资料存于采集工程数据库。
[31] 中共温州中学地下党支部建党活动纪事。见浙江省温州中学编：《革命薪火传承在温中》（内部资料）。2007年，第35页。
[32] 何生：抗日战争时期温中党的建设和学生运动。见温州中学校庆筹委会编《温中百年》（内部资料）。2002年，第138页。
[33] 谷超豪：寄母校温州中学（一）。见谷超豪著，《奋斗的历程——谷超豪文选》。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36页。
[34] 冯增荣访谈，2011年10月12日，北京。资料存于采集工程数据库。
[35] 离开温州后，谷超英长期杳无音信，家里人都以为他牺牲了。直到1949年杭州解放，谷超豪才与谷超英重新见面。参加新四军后，谷超英改名谷力虹，曾任《火线报》主编、《苏南报》副总编兼新华社苏南分社负责人、《大众日报》副总编等职。1952年，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1956年后，历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一处副处长、展研组副组长、苏联东欧局副局长。2006年5月，在北京病逝。
[36] 冯增荣访谈，2011年10月12日，北京。资料存于采集工程数据库。
[37] 黄镇华被勒令退学后，由冯增荣继任支部书记。不久，校内成立中心支部，冯增荣担任中心支部书记。下设高中、初中两个支部，陈建新、冯增荣分别兼任高中、初中支部书记。参见何生：抗日战争时期温中党的建设和学生运动。见温州中学校庆筹委会编：《温中百年》（内部资料）。2002年，第138页。
[38] 冯增荣访谈，2011年10月12日，北京。资料存于采集工程数据库。
[39] 陈冰原：还凭粉墨写春秋——回忆母校的话剧演出活动。见温州中学校庆筹委会编：《温中百年》（内部资料）。2002年，第1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