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黄龙祥
一、针经是怎样炼成的？
传世本《灵枢》 《素问》是古医籍整理的产物还是理论创新的结晶？是两部不同的书，还是同一部书的两个不同部分？如果说是两部独立的书，为什么能在二者之间发现大量如出一人之手的叙事设计，特别是《素问》部分可见多篇解读《针经》的专篇，甚至对结语篇也有专篇解读呢？如果说《针经》 《素问》是同一部书，二者又是什么样的关系？为何相同或相近的内容会在二书中重复出现？
要回答以上难题，首先要发掘出《灵枢》 《素问》的编撰思想和设计理念，只有在这个问题上取得突破，才可能找到正确打开《灵枢》 《素问》的方式，才有可能真正读懂它，才能正确评价它的含金量，而长期困惑学术界的关于《灵枢》 《素问》成书年代和作者的难题也可能迎刃而解。
（一）针经概说
笔者近年着力考察传世本《灵枢》 《素问》的编纂及传承，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传世本《灵枢》 《素问》是一部完整书的两个部分：前者为内篇，为理论创新之作；后者为外篇，为临床应用和资料整理性质。原书未题总书名，其外篇名曰《素问》，而内篇原未题书名，在魏晋时即以“九卷”为此篇的暂用名（后又有“九灵”“九墟”“针经”“灵枢”等别称）。《针灸甲乙经》序以“黄帝内经”为《九卷》 《素问》的总书名，其实与《汉书·艺文志》著录刘向整理的《黄帝内经》非属同一书。
第二，该书内、外篇皆成于西汉晚期至东汉之间，作者为曾长期在国家藏书机构任职的一流学者，其主要的撰写活动当在其卸任或被罢免之后的若干年内完成。
第三，《灵枢》 《素问》在传承过程中，其内容虽有亡佚及添补，篇次有错乱及人为调整，但总体而论，失真的程度不大，不仅较之晚出的传世本《伤寒论》的失真度要小，甚至也比更晚的唐代《备急千金要方 》保留了更多原始本的旧貌，特别是《灵枢》部分。
第四，此书内篇《灵枢》的价值主要不在于保存汉以前各家医籍，而体现在整合汉以前各医家学说，创立统一的中医针灸学的理论体系。
1.构成
细察传世本《灵枢》 《素问》篇目设置，发现有如下规律：
（1）身体观的系统论述，以及针灸学体系的分部理论（气街学说、经络学说、经筋学说、营卫学说、三焦学说等）皆在《灵枢》；而有关针道的解释、修炼、应用，以及非主流的诸说别论多在《素问》；
——三篇针道别论“阴阳别论”“五脏别论”“经脉别论”皆在《素问》，其他别说也都置于《素问》；6篇经文注解除《小针解》一篇外皆在《素问》；另辑录的扁鹊医籍七篇也附在《素问》。
（2）主流的学说、诊法、输穴、刺法、治法皆在《灵枢》，而非主流的、乃至废用的学说、诊法、刺法、治法在《素问》；
——例如论正经、经刺以及论经输之本输、标输、背输等皆在《灵枢》，而奇经、缪刺、背输之别法皆在《素问》；主流或新立之脉诊如寸口脉法、人迎寸口脉法集中在《灵枢》，而诊脉古法如三部九候，以及针刺古法如扁鹊早期针方之砭刺、刺脉，灸法的临床应用等在《素问》。
（3）刺法标准、治疗大法集中在《灵枢》；具体的临床应用多在《素问》。
——标准及治疗大法在《灵枢》，正体现了作者“必明为之法”“为之经纪”的编撰宗旨。
通过以上三条对比，作者关于《灵枢》 《素问》二书的不同定位反映得非常明确——以《灵枢》为主，以《素问》为辅。若以汉代书分“内”“外”的体例，则以《灵枢》为内篇，以《素问》为外篇。内篇更多体现的是理论创新、体系构建，而外篇则重在理论的临床应用，更多体现出实用性和资料性；前者“撰”的成分更多，而后者“编”的成分更多。
从篇名上看，《灵枢》 《素问》的主从关系也一目了然：《灵枢》有“玉版”，《素问》则有发挥此篇的“玉版论要”“玉机真藏”；《灵枢》有“经脉”，《素问》则有“经脉别论”。
从引文体例看，传世本《灵枢》 《素问》有7处引文前标明“经言”字样，其中6例见《素问》，所引之文皆见于传世本《灵枢》；见于《灵枢》者只《岁露论》一例作“黄帝问于岐伯曰：经言夏日伤暑，秋病疟。疟之发以时，其故何也”，此句不见于《针灸甲乙经》 《太素》，且接下来的答语也与问句不相接，显有误。《素问》可见大量注解、阐释《灵枢》经文专篇，却无一篇解《素问》自身经文者。相反，《灵枢》却不见注解、阐释《素问》经文之篇，唯一一篇乃注解自身经文。可见，作者在设计上以《灵枢》为“经”，《素问》为“传”的意思十分明显。传世本《灵枢》 《素问》的关系，犹如汉代刘安的《淮南内》 《淮南外》——“内篇论道，外篇言事”，而道与事的关系也正如《淮南子》后序所言“言道而不言事，则无以与世浮沉；言事而不言道，则无以与化游息”。如此，内外表里相合，有主有次，有详有略，既突出了理论创新之简明，又兼顾了实用性和资料性。
这时我们再回过头来读作者在开篇《灵枢》借黄帝之口说出的关于全书的设计“为之经纪，异其［篇］章，别其表里”，便可读出文字背后的深意：很可能作者在动笔之前就确定全书由内外两篇性质不同的篇章构成——先以简而明的方式构建出统一的针道，使之易用难忘，堪为法式，终而不绝而传于万世，以为内篇名曰《针经》；而将针道的详细解释、具体应用，以及关于针道的非主流诸家别说等资料性篇目皆置于另一篇，以为外篇名曰《素问》。
这种内外篇不同性质和目的的定位也决定了二者写法上的不同设计：
内篇在设计上有绪论性质的开篇《九针十二原》和总括全书要旨的结语篇《官能》；全书各篇之间的逻辑关系紧密，因而在写法上，前后篇章中高频出现内容相互引用的“互引”之例（详见下节“炼经四步”）。
外篇《素问》在设计上，则体现对内篇所论针道的注解、应用，以及针道的非主流别论，突出实用性和资料性，因而篇与篇之间多不表现为环环相扣的内在联系，鲜见“互引”之例。
正是作者这种“经文在内，注解在外；经论在内，别论在外” 的特定设计，使得此书内外二篇紧密相连而不可分。且极有可能，内外篇的初始本及早期传本本身就是合抄的，因而在最初被引用时才能被后人作为一个整体对待。
另须指出的是，《灵枢》原始本可能为9卷但不一定81篇，传世本第四十八篇《禁服》提到“通于九针六十篇”，又结语篇《官能》在传世本为第73篇，推测原始本篇幅当在70篇左右。细读传世本《灵枢》前9篇很像是全书的一个大摘要，很有可能是后编成而不是先编成。因为，如果先编成《终始第九》，《禁服第四十八》就没有再编的必要，即使要编也会直接引《终始》而不会引《外揣第四十五》；同样，《经脉第十》有关人迎寸口诊法的内容也会直接引《终始》，而不会引自《禁服》。由此推断：《针经》的原始本是先编成60篇全本，再编成9篇的简本，加上结语篇则全书篇幅当在70篇左右。
在传世古医籍中，似乎《难经》读出了《灵枢》 《素问》的不同性质。据笔者考察，该书引“经言”者37处，引“经云”者1处，其中有17条引“经言”文字见于传世本《灵枢》。此外，还发现大量未明言“经言”“经云”的文字而见于传世本《灵枢》者，此实为“暗引”经文之例。而引“经言”文字见于《素问》者仅2条。
考虑到《难经》结集时，有可能刘向等整理的“扁鹊”“黄帝”“白氏”三家医经尚存，故不能排除《难经》所引“经言”经文出直接引自此三家医经的可能性。然而如前所述，传世本《灵枢》是以三家医经为主要素材的创新之作，文字与所撰用之医经已有明显的区别，如果《难经》有多达17条所引“经言”文字见于《灵枢》，则可判定至少有一部分条文引自《灵枢》，特别是其中成篇大段的引文。试以《难经·三十七难》所引“经言”为例说明如下：
三十七难曰：五脏之气，于何发起，通于何许，可晓以不？
然：五脏者，常内阅于上七窍也。故肺气通于鼻，鼻和则知香臭矣；肝气通于目，目和则知黑白矣；脾气通于口，口和则知谷味矣；心气通于舌，舌和则知五味矣；肾气通于耳，耳和则知五音矣。五脏不和，则七窍不通；六腑不和，则留结为痈。
邪在六腑，则阳脉不和，阳脉不和，则气留之；气留之，则阳脉盛矣。邪在五脏，则阴脉不和，阴脉不和，则血留之；血留之，则阴脉盛矣。阴气太盛，则阳气不得相营也，故曰格。阳气太盛，则阴气不得相营也，故曰关，阴阳俱盛，不得相营也，故曰关格。关格者，不得尽其命而死矣。
经言气独行于五脏，不营于六腑者，何也？
然：夫气之所行也，如水之流，不得息也。故阴脉营于五脏，阳脉营于六腑，如环无端，莫知其纪，终而复始，其不覆溢，人气内温于脏腑，外濡于腠理。
以上大段文字中只一处明言“经言”，所引之文见《灵枢》第17篇“脉度”。经笔者对照，“经言”之前的文字也见于《脉度》，非但如此，《二十三难》第一问的文字也悉见于《脉度》：
二十三难曰：手足三阴三阳，脉之度数，可晓以不？
然：手三阳之脉，从手至头，长五尺，五六合三丈。手三阴之脉，从手至胸中，长三尺五寸，三六一丈八尺，五六三尺，合二丈一尺。足三阳之脉，从足至头，长八尺，六八四丈八尺。足三阴之脉，从足至胸，长六尺五寸，六六三丈六尺，五六三尺，合三丈九尺。人两足跷脉，从足至目，长七尺五寸，二七一丈四尺，二五一尺，合一丈五尺。督脉、任脉，各长四尺五寸，二四八尺，二五一尺，合九尺。凡脉长一十六丈二尺，此所谓经脉长短之数也。
以上《难经》两难以“明引”“暗引”方式所引用的文字包括了《脉度》除两小节注解之文的全部文字，而且二者对照契合程度非常高，这只能是引自《灵枢》，不可能从其他医经引用。此外，还可从具体细节对比中发现更多有力的证据：其一，《灵枢》的“关格”是基于人迎寸口脉法对血气运行极端异常的一种解说，《难经》则基于独取寸口脉法进行了新的诠释，说见第三难，而《三十七难》的“关格”明显为《灵枢》的说法，《难经》作者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故在最后以“经言”明引《脉度》的文字中，加了四个关键字“其不覆溢”，以申明《难经》的基本观点，正是这一掩饰之笔反而更彰显了其引自《灵枢》的印迹；其二，《五十营》是根据扁鹊医经改编而成，其中确立二十八脉为“经脉”，并确立二十八脉总长“一十六丈二尺”，是该篇区别于扁鹊医经的标识，同时《灵枢》相邻的《五十营第十五》 《营气第十六》 《脉度第十七》三篇环环相扣，又共为《灵枢》区别于之前医经的标识①，而这些最核心的标识赫然见于《难经》所引“经言”文字，则足以说明其《三十七难》 《二十三难》经文引自《灵枢·脉度》。基于同样的方法可证明：在《难经》以“经言”明引方式引用的17条见于《灵枢》的文字，至少有8条引自《灵枢》的五篇：《九针十二原》（12难、79难、81难）、《邪气脏腑病形》（13难）、《脉度》（37难）、《营卫生会》（30难、46难）。
① 黄龙祥.经脉理论还原与重构大纲［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6：15-17.
《难经·十五难》所引“经言”文字见于《素问》的两条，出自《平人气象论第十八》 《玉机真脏论第十九》。由于《素问》的篇章大多直接采用刘向所校三家医经旧文稍加改编而成，因此如果《难经》结集时，三家医经尚存，在无原文可资比对的情况下则很难判定其所引“经言”文字是直接引自三家医经，还是转引自《素问》。然而，既知《难经》作者亲见《灵枢》的早期传本，且明确引录其文；又知《灵枢》 《素问》早期是作为一个整体流传，则《难经》作者也应当见到《素问》，且脉诊是《难经》的核心主题，《素问》论脉篇章更多于《灵枢》，《难经》作者以“明引”和“暗引”方式大量引录《灵枢》，而鲜见《素问》脉论，合理的解释只能是作为解经之作的《难经》作者心知《灵枢》为“经”，《素问》为“传”。
关于内篇《灵枢》和外篇《素问》更多的设计细节分析详见下节“炼经四步”。
2.书名
关于传世本《灵枢》 《素问》的命名，总括分析前人的研究得到如下判断：
第一，外篇名曰《素问》；内篇原无定名，唐以前以“九卷”为暂用名，并先后有“九虚”（又作“九墟”）、“九灵”、“针经”、“灵枢”等不同命名方案，传世本沿用《灵枢》之名；
第二，原无总书名，笔者确定内外篇完整的命名方案为：内篇曰“黄帝针经”，外篇曰“黄帝素问”。
关于内篇的题名，在传世本《灵枢》开篇《九针十二原》即题曰“针经”，《口问》篇又名曰“九针之经”。据笔者考察发现，在传世本《灵枢》 《素问》中“九针”一词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用法：广义的“九针”是指针灸之道，而狭义的“九针”是指九种针具。作为书名“九针之经”中之“九针”是广义的用法，而书中大量出现的“九针”也往往用作“九针之经”的简称，即指“针经”。
然而或因原本未题书名，或原书名在传抄过程中脱失，汉末《伤寒论》序称引内篇径用“九卷”之名，但关于此序的年代学术界有争议，不能确证此暂用名已见于汉代。年代确切的魏晋《脉经》一书明确以《九卷》称引内篇，但在传世本《脉经》中这类引文出处都被改成了《针经》，此乃宋代校正医书局所改。关于唐以前《脉经》古本的引文标注，唐代王冰“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序”《新校正》说得很清楚：“又《素问》外九卷，汉·张仲景及西晋·王叔和《脉经》只为之九卷，皇甫士安名为《针经》，亦专名《九卷》。”宋臣明言张仲景书及《脉经》称引内篇皆用“九卷”之名，所说“皇甫士安名为《针经》，亦专名《九卷》”，是指《针灸甲乙经》序引作《针经》，而正文的引文标注皆作《九卷》，恰巧传世本《针灸甲乙经》自序也有疑问，故不能据此认定西晋已用“针经”作为内篇的专用名。足见，早期流传的内篇未题书名，后世医书径以“九卷”这一暂用名称引，直到唐代杨上善奉敕官修《太素》时仍用“九卷”“素问”称引内、外篇。专用书名“九虚”（又作“九墟”）、“针经”、“九灵”、“灵枢”等皆晋以后唐以前出现，其中《灵枢》一名沿用至今。
可见，传世本《灵枢》提及的内篇书名“针经”或未正式题作书名，或流传初期书名即脱失，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以“九卷”这一暂用名流传；而外篇从开始流传社会即名曰“素问”，并一直沿用至今。内篇、外篇虽一开始即作为一部书流传，但没有统括内篇外篇的总书名，后世有以“黄帝内经”作总书名以统内外篇曰“黄帝内经素问”（如唐代王冰注本）“黄帝内经灵枢”（如宋代史菘本），这里的“黄帝内经”实用作“黄帝医经”的代名词，这一点从以下的古医籍命名可以清楚看出：《黄帝内经太素》 《黄帝内经明堂》，从这个角度看，“黄帝内经素问”“黄帝内经灵枢”的命名方案可以成立，然而这样的命名极易误导人们将传世本《灵枢》 《素问》等同于《汉书·艺文志》著录的《黄帝内经》，因此不宜采用。
传世本《灵枢》 《素问》在最早著录的官修目录《隋书·经籍志》名曰《黄帝针经》 《黄帝素问》，其中外篇的命名古今无分歧，而内篇虽有多种不同的命名，但综观中外书目著录可知“黄帝针经”一名是最流行的，从官方正式文件的正式命名亦可看出这一点，例如唐政府诏令永徽令、开元令，宋天圣令皆称作“黄帝针经”。
完全可以将《黄帝针经》 《黄帝素问》书名中之“黄帝”解读为“黄帝医经”或“黄帝医派”，而用作总书名，且这样的用例早在汉代刘向父子校书时已经创用。
传世本《淮南子》在成书之初，作者淮南王刘安将其定名为《鸿烈》，但这只是其主编之书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故《汉书》题作“内书”“内篇”。西汉末刘歆则为其书确定了一个总书名《淮南》，而内篇原作者所题书名“鸿烈”，刘歆或出于政治因素考虑，不便用而选择了一个不加褒贬的中性字“内”字，在杂家类正式著录为“《淮南内》二十一篇。王安①；《淮南外》三十三篇”。这里的“淮南”可以有地名、学派名、人名、书名多种理解。由刘向父子官方认定的《淮南内》一书，及至政治影响消退，魏晋时人们又用原内篇书名加上刘歆拟定的总书名题作《淮南鸿烈》②。
① 不知此处“王安”是指“淮南王刘安”的简称，还是“刘安”之误。
② 李秀华.《淮南子》书名演变考论［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0（05）：25-29，60.
依此例，《黄帝针经》 《黄帝素问》中之“黄帝”也完全可以解读为书名，即以“黄帝”用作总书名，以“针经”为子目内篇名，以“素问”为子目外篇名。加上总书名不仅仅在于标明《针经》与《素问》表里相合为一书的关系，也在于与汉代及汉以后流传的其他以“针经”为名的医书相区别。
基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笔者确定传世本《灵枢》 《素问》的命名方案如下：内篇名曰《针经》，外篇名曰《素问》；内篇全称曰《黄帝针经》，外篇全称曰《黄帝素问》，是以“黄帝”为总书名，而不再以“黄帝内经”为总书名。故以下除特指传世本外，内篇采用正式名《针经》，而以《灵枢》《九墟》 《九灵》为别称。
3.年代
关于成书，学术界分歧很多很大，但有一点似成共识：非一时之文、非一人之书。笔者新近的研究得出与此共识截然相反的判断：虽《针经》 《素问》性质不同——《针经》为“撰”；《素问》为“编”，然皆由同一人完成，或总成于汉代①。
① “成于汉代”是指原作者撰定的原始本年代，至于原始本流传社会后人的增补或改编并不影响对原始本年代的认定。例如后人（特别是宋人）对《伤寒论》 《脉经》 《备急千金要方》经典的添补和改编的程度更甚于后人对《针经》 《素问》的改编，但学术界从未有人提出这些经典成于宋代的说法。
面对数以百计的考证《灵枢》 《素问》成书年代的论文和专著，你会发现随手翻开一篇似乎都有几分道理，而当读完各家观点又会发现每一篇又都站不住脚。遇到这样的情形，如果不改变研究思路，纵然再研究数百年恐怕依旧是徒劳。试举一例说明笔者的想法：唐代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一书是以唐以前的各家文献为素材编辑的，假设此书在传抄过程中封面和自序都脱失了，我们不知道书名也不知道作者和成书年代，按照以往考察《灵枢》 《素问》成书的思路来考察这部“三无”古医籍的年代，会得出什么结论？如将此书定为文献汇编性质，则可得出如下种种不同的判断：成书于先秦；成书于汉代；成书于魏晋南北朝；成书于隋代；成书于唐代。于是最后得出一个调和诸说的“定论”——“此非成于一时出于一人之书”②。可是如果丢掉这个成见，将此书设为成于一时的独立的中医临床诊疗全书，则很容易得出正确答案——成书于唐代，并可进一步给出一个相对精确的成书年代区间。
② 如按这一逻辑类推，则许多的中医古籍都可说非一时一人之作，最典型的如《新修本草》 《证类本草》 《本草纲目》 《诸病源候论》 《太平圣惠方》等。
通过这个假想的年代考察实验，我们即可明白：今天考察《灵枢》 《素问》的成书是指其编辑年代，而绝不是书中所采用的原始文献的年代。依照这一思路，则可以确定传世本《灵枢》 《素问》成书于汉代，尽管书中的素材多取于汉以前古医籍。
第一，从书的性质考察，《针经》 《素问》，特别是前者，是一部理论创新之作，而不是古籍整理的成果，与《汉书·艺文志》著录的《黄帝内经》 《黄帝外经》的性质完全不同。考证详见下节“炼经四步”。
第二，从《针经》带有绪论性质的第一篇《九针十二原》的结构看，虽其正文采用了秦代乃至先秦的文献，但主人公的开场白却带有鲜明的汉帝口吻：
黄帝问于岐伯曰：余子万民，养百姓，而收其租税。余哀其不给，而属有疾病。余欲勿使被毒药，无用砭石，欲以微针通其经脉，调其血气，营其逆顺出入之会，令可传于后世。必明为之法，令终而不灭，久而不绝，易用难忘；为之经纪，异其［篇］章，别其表里；为之终始，令各有形，先立针经，愿闻其情。
——黄帝曰：余闻先师，有所心藏，弗著于方。余愿闻而藏之，则而行之，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无病，上下和亲，德泽下流，子孙无忧，传于后世，无有终时，可得闻乎？岐伯曰：远乎哉问也。夫治民与自治，治彼与治此，治小与治大，治国与治家，未有逆而能治之也，夫惟顺而已矣。（《灵枢·师传》）
——帝曰：夫子之言，上终天气，下毕地纪，可谓悉矣。余愿闻而藏之，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昭著，上下和亲，德泽下流，子孙无忧，传之后世，无有终时，可得闻乎？ （《素问·天元纪大论》）
——是以天下乐其政，归其德，望之若父母，从之若流水；百姓和亲，国家安宁，名位不失，施及后世。 （《汉书·晁错传》）
——武帝即位，明和亲约束，厚遇关市，饶给之。（ 《汉书·匈奴传上》）
已知汉初陆贾应高祖之命撰《新语》，述“秦所以失天下，汉所以得天下”，为高祖制定了一套维持汉政权长治久安的治国方略，自汉初即陆续颁布了一系列的诏令为百姓排忧解难；又知《九针十二原》首节文字系借黄帝之口阐述其编撰此书的宗旨及编撰计划，必定出自此书的作者之手，而作者笔下的“黄帝”形象与秦始皇格格不入，而与《汉书》所载之汉帝言行如出一辙，这反映的正是此书作者所处的年代，故虽正文出现了秦代或先秦特征文字，但丝毫不影响确定此篇创作于汉代；又知作为全书的结语篇《官能》与《九针十二原》首尾相合同出一人之手，则必也写于汉代。如果一本书的绪论和结语确定为写于汉代，那么基本可判定全书成书于汉代。
第三，从《灵枢·大惑论》东苑清泠之台看，如果只是“东苑”，很难确定它是何时何地的建筑，然而当“东苑”与“清泠之台”联系在一起时，导航系统便可精准定位了。东苑，乃西汉梁孝王于公元前153～前150 年间所建集亭台、离宫、湖水、奇山、花草、陵园等于一体供帝王游猎、出巡、娱乐等多功能的园囿，“清泠台”是其中的美景之一①。
① 刘海燕.西汉梁孝王东苑初探［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5（03）：139-141.
——《灵枢·大惑论》讲述的故事以东苑为背景，极有可能系某个汉代帝王的真实病案——可称为世界上最早应用精神分析法的病案②。此外，该篇所反映出的精细的尸体解剖知识最大可能来源于王莽时官方尸体解剖的成果③。大约在东汉末以后，东苑便逐渐荒废了。因此《大惑论》应写于东汉之前。
② 郑一.《灵枢·大惑论》开创了精神分析的先河［J］.中医药学报，1995（04）：3-4.
③ 黄龙祥.经脉理论还原与重构大纲［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6：52-65.
第四，从全书的学术主线看，内外篇皆引用了大量扁鹊医籍的文字，但都用新定的理论框架化裁④，例如《五色》篇素材来自扁鹊医学，中间插入的脉法却是《灵枢》主推的最新诊法“人迎寸口脉法”，留下了后人编辑的铁证。又如，从《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及新近老官山出土的扁鹊医籍可知，汉代初中期流行的扁鹊医籍中的藏象学说，其五脏为“心肺肝胃肾”，汉中期的非医籍《淮南子》依旧如此，而在《针经》新的理论体系中，扁鹊五脏之“胃”除了个别回改未尽的实例，都被替换为“脾”。考证详见笔者《经脉理论还原与重构大纲》；又如五脏配五行有所谓“古文说”和“今文说”，《针经》 《素问》呈现的几乎清一色的“今文说”，明显是作者依据其新定的理论框架改编的结果。
④ 黄龙祥.扁鹊医籍辨佚与拼接［J］.中华医史杂志，2015（1）：33-43.
第五，从内外篇的文本不难看出其所处的社会背景具有以下特征：其一，国土的统一、思想文化的大一统的成熟，且黄帝文化大一统领袖地位的确立；其二，扁鹊的医学象征意义开始下降，而黄帝的医学象征意义上升；其三，黄帝诸臣中岐伯地位的提升；其四，医学文献的极大丰富并经过系统的整理。以上四条皆备者见于汉代。从《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医经类书目归于黄帝名下的医经的篇卷数明显超过扁鹊，以及神仙类书目著录的“《黄帝岐伯按摩》十卷”，可以断定：最晚在刘向校书时扁鹊的医学象征意义已开始下降，而黄帝的医学象征意义上升，且黄帝臣岐伯的地位提升，并明确与医学发生关联。
第六，从国家藏书机构看，“兰台”是汉代设立的国家藏书机构属于内府藏书处，而《针经》 《素问》反复出现藏秘典要籍于“灵兰之室”的经文：
黄帝曰：……是谓阴阳之极，天地之盖，请藏之灵兰之室，弗敢使泄也。 （《灵枢·外揣》）
黄帝曰：善。请藏之灵兰之室，不敢妄出也。
（《灵枢·刺节真邪》）
——杨上善注：灵兰之室，黄帝藏书之府，今之兰台故名者也。（《太素·五节刺》）
黄帝曰：善哉，余闻精光之道，大圣之业，而宣明大道，非斋戒择吉日，不敢受也。黄帝乃择吉日良兆，而藏灵兰之室，以传保焉。 （《素问·灵兰秘典》）
帝乃辟左右而起，再拜曰：今日发蒙解惑，藏之金匮，不敢复出。乃藏之金兰之室，署曰气穴所在。 （《素问·气穴论》）
黄帝曰：善乎哉论！明乎哉道！请藏之金匮，命曰三实，然此一夫之论也。 （《灵枢·岁露论》）
从《素问》经文本身可知“金兰之室”即“金匮”，而据杨上善注“灵兰之室”即“兰台”，皆藏书之府。其中“兰台”是汉代设立的国家藏书机构，属于内府藏书处，所藏多属国家法规和皇帝诏令等，同时又是重要的校书著述处。自和帝之后，随着东观兴起，大量文人被征入东观修史，兰台的国家藏书、著述与校书职能逐渐为东观所取代。而“金匮”在秦代即为国家藏书处，汉代沿用属于外府藏书处，所藏多属玉版和图谶①。无怪乎这些大量见于《针经》 《素问》“灵兰之室”“金兰之室”都以“帝曰”“黄帝曰”的口吻提及。
① 李更旺.西汉官府藏书机构考［J］.图书馆杂志，1984（01）：67-68.
综合以上六点可知：《针经》 《素问》成书于汉代，约在构建文化思想大一统的《淮南子》逐渐被解禁的西汉晚期至《伤寒论》成书的东汉晚期之间。如果从第六条看，成书年代的下限可上提到东汉中期。因为东汉初校书藏书仍在兰台，而和帝以后直到东汉末都是在东观，如果成书于东汉中期以下，则《针经》频繁提及的国家官府藏书处多半会写作“东观之室”之类。
有人认为《素问》文本表现出更古朴的特点，得出《素问》早出、《针经》后成的判断，而已知《素问》有两篇注解《针经》结语篇的文字，显然不可能成于《针经》之前。人们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印象，主要是不明作者对内外篇的不同定位而采用的不同编撰方式：相对于《针经》的理论创新，《素问》带有更多的古籍整理的性质，因而更多保存了所辑录的早期文献的旧貌。
4.作者
关于作者，笔者新近的研究发现《针经》 《素问》皆由一人总成，作者的姓名未详，但可判定此人具备以下条件：①有在国家藏书机构长期任职的经历，能坐拥刘向、李柱国整理的全部或大部医籍；②广博的天地人知识以及非凡的文字表达能力。
由于编撰《针经》 《素问》采用了大量汉以前医经类古籍，民间不可能具备，即使是像西汉最负盛名的淮南国、梁国这样的地方学宫也难以具备。虽然到了东汉，刘向父子校定的书籍渐渐流布社会，使得民间有机会见到以往收藏在国家藏书机构的古籍定本，然而在古籍以手抄方式传播的年代，没有特殊背景的学者读到刘向父子整理的全部或大部古医籍显然不可能。对此，《汉书·艺文志》方技略总序说得很清楚：“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又《黄帝针灸甲乙经》序曰：“方技者，［盖］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非能通三才之奥，安能及国之政哉。”在那个特殊的社会背景下，像《针经》 《素问》这样集各家之大成而又自成体系的医经，最大可能出自兰台令官或有长期在兰台任职经历的医官或著名学者。
也有这样的可能，刘向父子、李柱国校医书已经有一个两步走的宏大计划：第一步整理传世各家医经，第二步构建新的理论体系合百家于一统。如果这个可能性存在，那么这一计划中的第二步计划更大的可能是由李柱国或其传人完成。
进一步考察还表明，《针经》 《素问》出自私修而非官修。具备以上条件的作者不似在任职期间编撰，而是退职或因政治牵连被罢免之后创作。因为如果是刘歆本人或其任职之前或任职期间同僚的著作，刘歆不可能不知，且除非极端的政治因素，也不可能不著录由其总成的书目。
作者不一定是有高超医术的医官，但须有极高的理论构建能力，从《针经》的设计及撰写不难看出作者的理论洞察力不仅胜过张仲景，也完胜更晚的《针灸甲乙经》作者。从《针经》 《素问》所反映出的作者学识来看，此人应是当时的通儒大家，在其任职期间很可能在缮写医书定本时给自己留出一套副本，老年据此副本创作出惊世之作。也就是说，本书的编撰方式及作者的经历有如司马迁修《史记》一般——个人编撰而非集体编写，作者有长期在官府任职经历，但编撰工作却是在免职之后完成。而且像《针经》这种“成一家之言”，特别是以公理化方法构建统一理论体系的著作只能出自个人。
5.传承
关于《针经》 《素问》的传承，笔者的新近研究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与《淮南子》的命运正相反，外篇流传更广，内篇则流传很有限。
与其他内外分篇子书的传承规律不同，外篇《素问》被关注的程度更高，历经改编、续补和注解，而内篇《针经》则鲜见改编和注解。在传承上出现这种特殊的现象，考虑与以下两个因素有关：其一，《针经》出于精心设计编撰，有整体贯一的内在逻辑，如果不能通悟作者的编撰思想，后人欲改编几乎无从下手，再创作的空间很小；而外篇《素问》的示例和资料性质使之在条理性和系统性上远不及内篇《灵枢》，因而有很大的再整理空间。其二，据笔者对《针经》 《素问》完整性的考察表明，六朝时经全元起整理后的《素问》仍可见大量的文字重出与错乱，甚至同一篇文字以不同的篇名重出，则之前传本的错乱、重出现象当更严重，而“去其重复”是编书的基本要求，这提示很可能作者由于某种突发事件的干扰没能完成全书（主要是外篇《素问》部分）的编撰，也就是说该书是一个未定稿——内篇未题书名，且无总书名，可能皆与此相关。
第二，传世本有亡佚、错简、续编
亡佚的证据：关于传世本《素问》篇目及文本的亡佚，人们考论颇多，不赘述。其实，传世本《灵枢》也有所失，最明显的是《刺节真邪》所引之《刺节》原文早已不存。
关于错简，唐代王冰注解时已明确指出：
帝曰：形度、骨度、脉度、节度，何以知其度也？
（《素问·通评虚实论》）
王冰注曰：形度，具《三备经》。节度、脉度、骨度，并具在《灵枢经》中。此问亦合在彼经篇首，错简也。一经以此问为《逆从论》首，非也。
治在《阴阳十二官相使》中。 （《素问·奇病论》）
王冰注曰：言治法具于彼篇，今经已亡。
——详全元起注本《素问》有“十二藏相使”篇，论有“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主不明则十二官危”，推测《阴阳十二官相使》应是这一类的篇章。
此外，从《素问》注文与《灵枢》经文不完全对应的现象也能看出原文存在脱简和错简现象。
关于错简，同一书或同一篇文字的前后错乱现象，古今注家已发现并指出许多实例。而笔者发现《针经》结语篇《官能》所总结诸篇之要文字有一条不见于传世本《灵枢》，见于《素问·调经论》，而恰好是该篇明确提出了构建《针经》理论体系的元命题，并论述了疾病的总病机、针灸治疗的总治则，确立了总病因等重要理论命题，是整个理论体系构建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篇章，按作者内外篇的设计原则，无疑应置于内篇。由于早期传本中，内外篇作为一个整体流传，且内篇缺书名，因此内外篇的文字很容易错乱，只是目前还未找到更多的证据证明《针经》 《素问》二书相互错入的更多实例。
此外，传世本《灵枢》19～26篇显得有些特别：其一，无黄帝君臣问答（第19篇的引言除外）；其二，非论道而言病症诊疗，按理不应在内篇而应置于外篇。这有两种可能：其一，流传过程中篇次错乱，外篇的篇目被混入内篇；其二，内篇在流传过程中篇目缺失不足九卷，而众人皆知其早期传本名曰“九卷”，又经文明言“余闻九针九篇，夫子乃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篇”，故以外篇之文补内篇之缺——《素问》很早就脱失了一卷或与此有关。
另据传世本《素问》王冰所引《灵枢经》 《针经》之文，以及林亿新校正的注文，亦可知传世本《灵枢》的脱、误、错简之例：
中部人，手少阴也。 （《素问·三部九候论》）
王冰注曰：谓心脉也。在掌后锐骨之端，神门之分，动应于手也。《灵枢经·持针纵舍论》问曰：“少阴无输，心不病乎？对曰：其外经病而藏不病，故独取其经于掌后锐骨之端。”正谓此也。
——今检王氏引《持针纵舍论》文见于传世本《邪客》篇。说明传世本《邪客》或系原始本多篇合编而成，或由于早期传本《持针纵舍论》 《邪客》紧相邻，而前者的篇题文字脱失，其正文被混入传世本《邪客》。
去寒就温，无泄皮肤，使气亟夺。 （《素问·四气调神大论》）
王冰注曰：去，君子居室。《灵枢经》曰：“冬日在骨，蛰虫周密，君子居室。”
——今检王氏引《灵枢经》文见于传世本《素问·脉要精微论》篇。
以淡泄之。 （《素问·至真要大论》）
王冰注曰：淡利窍，故以淡惨泄也。《藏气法时论》曰：“脾苦湿，急食苦以燥之”；《灵枢经》曰：“淡利窍也”。
——今检以上王氏引《灵枢经》文不见于传世本。
其气以至，适而自护。 （《素问·离合真邪论》）
王冰注曰：《针经》曰：“经气已至，慎守勿失”，此其义也。
为虚与实者，工勿失其法。 （《素问·针解》）
王冰注曰：《针经》曰：“经气已至，慎守勿失”，此之谓也。
——此篇下文即有“经气已至，慎守勿失”句，王冰不引本篇经文而引“《针经》曰”，与《素问·离合真邪论》同；又知《针解》篇乃注解《针经·九针十二原》经文，故知所引“经气已至，慎守勿失者，勿变更也”系注《针经》之文也，王冰所见之《针经》传本此篇未脱，故能引之。
关于外篇《素问》编次的改动，特别是唐代王冰重注时的大幅度的调整已多为今人所知，不再详述。而关于《灵枢》编次的变动虽然远比《素问》小，但也有证据表明传世本的编次已与原始本有所不同，最明显的例子是，结语篇《官能》在传世本中序为第73篇，而不是最后一篇①。
① 另一种可能，传世本有后人添补的篇章，且此增补者已全然不知《官能》为原书的最后一篇——结语篇。
当最初《素问》之外的各篇被总称为“九卷”时，就暗示其时《素问》已非九卷；此外，古籍书分“内”“外”者，也未见内外篇卷数相同的实例。又早期传本《甲乙经》 《太素》所录《素问》文本也皆未发现整篇不见于传世本者，这提示两种可能：其一，《素问》篇目亡佚的时间很早；其二，《素问》原本只八卷，没有亡佚——除非在一传出时就有亡佚。
据笔者考察，最早的直接引用《针经》 《素问》者为汉代《难经》 《黄帝明堂经》，最早可靠的直接引用且标明出处者为魏晋《脉经》。
《针经》 《素问》成书之后直到魏晋《脉经》的明确引录之前，既不见书目著录，也不见年代更早的医籍引录，有可能此书的作者与《史记》之司马迁、《淮南子》之刘安以及《七略》之刘歆有着同样的蒙难经历，只有事过境迁敏感期过后，其著作才能解禁而有重见天日的机会。
（二）炼“经”四步
面对汉以前各家诸说纷呈的医学思想，如何裁剪、如何拼接才能构成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如果事先没有一个设计方案——编撰思想引领是难以想象的。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这样说，揭示和论证作者精深的编撰思想是理解和评价《针经》极为重要、不可或缺的一环。以往学者多不曾留意，除了主观上对这一主题研究的重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外，客观上也因为这些思想潜藏在编撰活动的背后，不容易被发掘、被提炼、被描述。
1.定目标——融合百家成一统
基于“守一勿失万物毕”“通于无穷者，可以传于后世”的认识，《针经》作者借黄帝之口在不同的篇章一次又一次追问针之要、刺之要、身之要、脉之要、诊之要，最终目的在于寻求“通于无穷”的终极之理——“余知其合于天道人事四时之变也，然余愿杂之毫毛，浑束为一，可乎”？这的确是一个穿透现象的终极之问，明确表达了欲求万事万物之理于“一言”、不可胜数之九针之理为“一纪”之至理的追求。
从作者借黄帝之口，在不同的篇章一次又一次追问针灸要道来看，他在动笔之前就已经在心中自觉提出了这一终极之问，并且心中已经有了答案——先立针经，为之法令、为之经纪、为之终始，易用难忘，久而不绝，终而不灭，传于后世。
作者的目标很明确——创作一部“必有明法，以起度数，法式检押，乃后可传”的针经，以旧经为砖瓦盖新楼，而不是整理古医籍，显然与刘向、李柱国汇校汉以前诸医家单篇文献以为各家总集定本的工作性质完全不同。
2.定方案——内外相合内为先
诸子书分内外篇且以内篇论道外篇言事，甚至全书开篇和结语篇的设计先例都已见于西汉中期的《淮南子》，并非《针经》作者的发明创造，而后者的后来居上主要体现在内篇结构的精妙设计。
首先，从开篇及结语篇的设计即可见作者在内篇布局谋篇上的匠心独具：
黄帝问于岐伯曰：余子万民，养百姓，而收其租税。余哀其不给，而属有疾病。余欲勿使被毒药，无用砭石，欲以微针通其经脉，调其血气，营其逆顺出入之会，令可传于后世。必明为之法，令终而不灭，久而不绝，易用难忘；为之经纪，异其［篇］章，别其表里；为之终始，令各有形，先立针经，愿闻其情。岐伯答曰：臣请推而次之，令有纲纪，始于一，终于九焉。请言其道。
（《灵枢·九针十二原》）
黄帝问于岐伯曰：余闻九针于夫子众多矣，不可胜数。余推而论之，以为一纪。余司诵之，子听其理，非则语余，请其正道，令可久传，后世无患，得其人乃传，非其人勿言。岐伯稽首再拜曰：请听圣王之道。 （《灵枢·官能》）
——开篇是黄帝问道，岐伯讲道；结语则说黄帝对所学之“众多博大”针道已然融会贯通“以为一纪”，对岐伯布道，岐伯则“稽首再拜”，恭听“圣王之道”；
——开篇给出的针道定义为“以微针通其经脉，调其血气，营其逆顺出入之会”；结语篇作“理血气而调诸逆顺，察阴阳而兼诸方［论］”，都聚集于“血气”，落脚于血气之输“血气出入之会”；
——开篇和结语所论载道之术完全相同，皆为针对血气之输的毫针虚实补泻调经法；
——开篇引出针灸要道九篇之主题；结语则总括全书针道、针论之要已考明出处者凡19篇，其中见于传世本《灵枢》者18篇，见于《素问》者1篇；
——开篇黄帝欲“先立针经”的目的在于“必明为之法令，终而不灭，久而不绝，易用难忘；为之经纪”，结语则重申立针道为“令可久传，后世无患”，并说“余推而论之，以为一纪”，点明“为之经纪”的《针经》已然确立，与开篇呼应丝丝入扣。经纪既立，再立传承之规——“得其人乃传，非其人勿言”，并以何以知“得其人”之问引出“官能”之论，给追求针道的读者留下无穷的回味和深深的思索，堪称全书完美绝妙的“点睛”之笔。
开篇始于黄帝问道，结语终于黄帝布道，前后呼应，环环相扣，充分展现了作者全书设计上的大局观和游刃有余的表达技巧。
全书的整体设计还有一独到的妙招——作者从全书精炼出针道之要撰为九篇以为“易用难忘”之经纪，可视为全书的大摘要。这样独特的设计，有可能是受《淮南子》篇章设计的影响，但更主要还是为了使这部先立之《针经》“易用难忘”，从而实现开篇中申明的“令可传于后世”“久而不绝”的编撰目的。对此，作者不惜笔墨，详加阐述：
黄帝问于岐伯曰……必明为之法，令终而不灭，久而不绝，易用难忘；为之经纪，异其［篇］章，别其表里；为之终始，令各有形，先立针经，愿闻其情。岐伯答曰：臣请推而次之，令有纲纪，始于一，终于九焉。 （《灵枢·九针十二原》）
黄帝问于岐伯曰：余闻九针于夫子众多矣，不可胜数。余推而论之，以为一纪。 （《灵枢·官能》）
——在绪论篇，作者以黄帝之口说出一个编纂计划：为令针道“终而不灭，久而不绝”，先编出一本“易用难忘”简要之本“为之纲纪”，并借岐伯之口说明此简本拟编成“始于一，终于九”的九篇为“纲纪”（也即结语篇所说之“一纪”，终而复始一周曰“一纪”）。至结语篇已明言，这个为之纲纪的简本九针九篇已经编成，且知这一简本编纂者为黄帝。
黄帝曰：余闻九针于夫子，众多博大矣，余犹不能寤，敢问九针焉生？何因而有名？岐伯曰：九针者，天地之大数也，始于一而终于九。 （《灵枢·九针论》）
黄帝问曰：余闻九针于夫子，众多博大，不可胜数。余愿闻要道，以属子孙，传之后世，著之骨髓，藏之肝肺，歃血而受，不敢妄泄，令合天道，必有终始。 （《素问·三部九候》）
——此篇所言之“终始”也是指“始于一，终于九”之天地之至数，提示此篇所言“以属子孙，传之后世”的九针要道也是指九篇。
黄帝曰：余闻九针九篇，余亲授其调，颇得其意。夫九针者，始于一而终于九，然未得其要道也。夫九针者，小之则无内，大之则无外，深不可为下，高不可为盖，恍惚无穷，流溢无极，余知其合于天道人事四时之变也，然余愿杂之毫毛，浑束为一，可乎？
（《灵枢·外揣》）
——杨上善注曰“九篇，谓九针章别即为篇，非是一部总有九篇也”，可从。如果这里的“九针九篇”即绪论篇所说以为“纲纪”的九篇，即是九针之要道，那么《禁服》篇中的雷公就不必那么辛苦通读“九针六十篇”，更不会再说“《外揣》言浑束为一，未知所谓也……智虑褊浅，不能博大深奥，自强于学若细子，细子恐其散于后世，绝于子孙，敢问约之奈何？”说明此篇及《禁服》篇编撰时，这一“易用难忘”简要之本九针九篇尚未编成。
雷公问于黄帝曰：细子得受业，通于九针六十篇，旦暮勤服之，近者编绝，久者简垢，然尚讽诵弗置，未尽解于意矣。《外揣》言浑束为一，未知所谓也。夫大则无外，小则无内，大小无极，高下无度，束之奈何？士之才力，或有厚薄，智虑褊浅，不能博大深奥，自强于学若细子，细子恐其散于后世，绝于子孙，敢问约之奈何？ （《灵枢·禁服》）
以上7条经文，6条出自《针经》，1条出自《素问》，皆认为针道“众多博大，余犹不能寤”“愿闻要道”“得其要道”，故法天地之大数始于一终于九别撰针道之要为九篇，令易用难忘，传于后世也。
那么，针之要道为何？别撰之九篇为哪九篇？传世本《灵枢》也给出了较为明确的线索：
黄帝闲居，辟左右而问于岐伯曰：余已闻九针之经，论阴阳逆顺六经已毕，愿得口问……论不在经者，请道其方。 （《口问》）
这里先从正面点出了“九针之经”的三个主题词：“阴阳”“逆顺”“六经”，接着从反面点出了“九针之经”没有的内容，即该篇所述12种病的病机。关于《口问》篇提及的3个主题的重要性，《针经》其他篇章也有明确的论述：
明知逆顺，正行无问。 （《九针十二原》）
明知逆顺，针数不失；明于逆顺，乃知可治。 （《官能》）
刺不知逆顺，真邪相搏。 （《根结》）
凡刺之理，经脉为始，营其所行，制其度量，内次五脏，外别六腑，愿尽闻其道。 （《经脉》）
九者，经转巽之理，十二经脉阴阳之病也。 （《周痹》）
黄帝曰：用针之理，必知形气之所在，左右上下，阴阳表里，血气多少，行之逆顺，出入之合，谋伐有过。知解结，知补虚泻实，上下气门，明通于四海，审其所在，寒热淋露，以输异处，审于调气，明于经隧，左右肢络，尽知其会。寒与热争，能合而调之，虚与实邻，知决而通之，左右不调，把而行之，明于逆顺，乃知可治，阴阳不奇，故知起时，审于本末，察其寒热，得邪所在，万刺不殆，知官九针，刺道毕矣。 （《官能》）
虚实之要，九针最妙，补泻之时，以针为之。（《九针十二原》）
九针之玄，要在终始，故能知终始，一言而毕，不知终始，针道咸绝。 （《根结》）
谨奉天道，请言终始，终始者，经脉为纪，持其脉口人迎，以知阴阳有余不足，平与不平，天道毕矣。 （《终始》）
凡刺之道，毕于终始，明知终始，五脏为纪，阴阳定矣。阴者主脏，阳者主腑，阳受气于四末，阴受气于五脏。故泻者迎之，补者随之，知迎知随，气可令和。和气之方，必通阴阳，五脏为阴，六腑为阳，传之后世，以血为盟，敬之者昌，慢之者亡，无道行私，必得夭殃。 （《终始》）
由此可判定，别撰之针经论述的主题为：阴阳虚实补泻；经脉逆顺终始。据此可知传世本《灵枢》篇题标以“法天”“法地”“法人”“法时”“法音”“法律”“法星”“法风”“法野”的前九篇都在上述主题之内，但其中第三篇《小针解》乃第一篇的注解，非原创经文，似不应作为九篇之一。如在传世本选一篇撤换第三篇，则第十篇“经脉”或第三十八篇“逆顺肥瘦”非常合适。这样《针经》中先立九针九篇为：“九针十二原”“本输”“邪气脏腑病形”“根结”“寿夭刚柔”“官针”“本神”“终始”“经脉”/“逆顺肥瘦”。另一种可能：《九针十二原》专用作全书的绪论，连同注解篇《小针解》都不包括在九篇之内，而《经脉第十》 《逆顺肥瘦第三十八》皆为九篇之文。
九篇之中第1篇作为开篇勾勒了其余8篇之要，而前9篇又总括了整部内篇其他篇章的主题。
《针经》一书在总体设计上逻辑之周密，可从传世本第10篇《经脉》的编纂而窥见一斑：作者通过《邪气脏腑病形》 《营气》 《五十营》 《经水》 《脉度》 《禁服》 《经别》 《营卫生会》 《逆顺肥瘦》诸篇一层层的铺垫，最后完成《经脉》篇十二经脉流注“如环无端”的环行模式的逻辑构建。类似这种层层铺垫、环环相扣的设计案例在《针经》中比比皆是，这种巧妙独特的设计只能是出自一人之手。足见《针经》有统一的总体设计、统一完整的思路框架、统一的表达风格和习惯，通过演绎的方法一层层一步步推演而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是一部理论创新之作，完全不是学界所认为的非一时之文、非一人之作的“论文集”性质。
也正因为动笔之前有总体设计，内篇才每见各篇之间的互引之例：
《外揣》言浑束为一，未知所谓也。夫大则无外，小则无内，大小无极，高下无度，束之奈何？ （《禁服》）
——这种一篇提出问题，而在另一篇阐述的设计不止一篇，这样的设计只能出现于论著而不可能出现在论文集。
雷公问于黄帝曰：《禁服》之言，凡刺之理，经脉为始，营其所行，制其度量，内次五脏，外别六腑，愿尽闻其道。 （《经脉》）
黄帝曰：《本藏》以身形支节
肉，候五脏六腑之小大焉。
（《师传》）
“逆顺五体”者，言人骨节之小大，肉之坚脆，皮之厚薄，血之清浊，气之滑涩，脉之长短，血之多少，经络之数，余已知之矣。
（《根结》）
——此引“逆顺五体”者出《逆顺肥瘦》 《五变》篇。
黄帝问于伯高曰：《脉度》言经脉之长短，何以立之？伯高曰：先度其骨节之大小广狭长短，而脉度定矣……此众人骨之度也，所以立经脉之长短也。 （《骨度》）
黄帝曰：《刺节》言振埃，夫子乃言刺外经，去阳病，余不知其所谓也，愿卒闻之。 （《刺节真邪》）
黄帝曰：《刺节》言发蒙，余不得其意。 （《刺节真邪》）
黄帝曰：《刺节》言去爪，夫子乃言刺关节肢络，愿卒闻之。
（《刺节真邪》）
黄帝曰：《刺节》言彻衣，夫子乃言尽刺诸阳之奇输，未有常处也，愿卒闻之。 （《刺节真邪》）
黄帝曰：《刺节》言解惑，夫子乃言尽知调阴阳，补泻有余不足，相倾移也，惑何以解之？ （《刺节真邪》）
相反，外篇《素问》每有以“经言”引内篇者，却不见其内部的互引之例。可见内外篇的性质以及体例明显不同。外篇在写法上，最大限度保持原文献的旧貌。但也不是纯粹意义上的资料汇编或文献整理的性质，而是根据内篇确立的理论框架对传承的旧文献进行了选择、剪裁、改编等相应的处理。
《针经》 《素问》虽为同一部书，但在编写次序上，是先编内篇后编外篇，对此《九针十二原》说得很清楚：“必明为之法，令终而不灭，久而不绝，易用难忘；为之经纪，异其［篇］章，别其表里；为之终始，令各有形，先立针经”。
考察传世本《灵枢》 《素问》的编写时间坐标也能发现非常有力的证据：除了前面所举《素问》有众多篇章是解释和阐述《灵枢》经文的证据之外，还有更多更有力的证据：其一，《素问》有《八正神明》 《离合真邪》两篇专门注解了《灵枢》结语篇《官能》的大段经文——仅此一条便足以判定外篇《素问》成于内篇《针经》之后；其二，从篇目设计看，内篇有《玉版》，外篇则有阐述此篇的《玉版论要》 《玉机真藏》；内篇有《经脉》，外篇有《经脉别论》。
从总体设计来看，内篇的设计在于体现理论创新，外篇设计主要体现文献整理；《针经》精编，《素问》粗编（虽经过两次大的改编，特别是唐代王冰精加工之后，不少篇章依然显得很粗，有的简直就像草稿，甚至残编断简也一仍其旧，很可能是未完成书稿），二者的不同性质、不同定位决定了在设计和加工环节不同的处理方案。
在编撰方式上，内篇在采用旧文献时大量采用合编方式改编，在不同旧文本之间添加连接段落，并常常在文本的篇首篇尾“戴帽”“穿鞋”留下作者创作的特征性标识，形成一个完整统一的新文本；相比之下，在王冰改编之前的外篇《素问》这种情形很少。可见，内篇与外篇不仅性质不同，编撰方式也大不同，内篇为“撰”，而外篇为“编”。由此推断：如果《汉书·艺文志》著录的七家医籍能重见天日，或考古发现更早的单篇流传的医书，很有可能会见到与《素问》相同或高度相近的文本，却很难在《针经》找到相同或高度相近的文本。
3.定路径——守一勿失万物通
中医针灸学的内容非常多样且纷繁复杂，加上众多学派提出的不同学说，如何构建一个合理的框架体系，容纳并涵盖所有内容，并能形成清晰的条理和脉络，最终建立起一个和谐自洽的中医学理论体系？这是《针经》作者苦苦思考和探索的首要问题。而当他确立“融合百家成一统”这一宏伟目标的同时也就确定了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路径——公理化方法，要整合这些不同的学说使其能在同一个操作系统下运行，就必须找到一个理论原点并据此确立若干基本命题作为评价取舍诸说的依据，才能达到“百虑一致”，构建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实现“浑束为一”“以为经纪”的编撰目标。
《针经》作者经不断的探索和尝试，最终将“血气”定为其构建理论体系的原点，并以血气的度量——脉诊法为枢纽，以血气之源——三焦五脏为核心，通过不同但环环相扣的路径“经络学说”“营卫学说”“经筋学说”“三焦学说”“输穴”“刺灸”“病因病机”“治则”构建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每一路径都直接或间接从原点出发，并以命题的形式展开。
选择了“血气”为理论框架的逻辑原点，“脉诊”“经脉”“四时阴阳”“逆顺终始”“虚实补泻”自然便成为针道的主题，与之相关的脉刺、气穴刺、筋刺、募刺、灸熨也就成为针灸之术的主体，其中与血气调节最大相关度的毫针补泻调经法则成为针术的核心。选择了“血气”为理论原点，也就确定了各家之说哪些可以进入新的理论框架以及摆放在什么位置，凡不始于血气又不能归于血气者则不能在此系统中找到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者为上工和众工设计了两条不同的针道路径，建立了不同的标准——形与神。
关于《针经》构建的理论框架，唐代杨上善有一粗线条的描述：“血气为其宗本，经络导其源流，呼吸运其阴阳，营卫通其表里。始终相袭，上下分驰，亦有溪谷，荥输井原经合，虚实相倾，躁静交竞，而昼夜不息，循环无穷。”（《黄帝内经明堂》序）
不难看出杨氏对于《针经》理论框架纲要的提炼还是很到位的。
4.定素材——汉以前诸家医经
鉴于精确的成书年代尚未确定，故理论上还不能排除《针经》 《素问》在取材上采用刘向官修医籍定本之前以单篇形式流传的医学文献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极小，理由如下：其一，据笔者考察《针经》 《素问》属于私修性质，作者是退职或罢免官员，其编撰时间不可能太长，而备齐编撰所需的全部医学文献以个人之力数十年也未必能及；其二，如在刘向之前已有人系统收集汉以前的医学文献并作了初步整理，而此人又有在官府任职的经历，则刘向校书时不可能不知，其所撰之书也不可能不录。故最大可能是以刘向整理的医经七部为主，或有少量新发现的文献作为补充。
已知《针经》 《素问》的主人公是“黄帝”，那么汉代刘向父子校定的《黄帝内经》 《黄帝外经》无疑是取材的首选；又据笔者考察可知，扁鹊医籍的大量文字也见于《针经》 《素问》①，可见刘向父子校定的《扁鹊内经》 《扁鹊外经》也是素材之一，只是引用时将原文献中的主人公由“扁鹊”改换成“黄帝”。在材料的取舍上，如果与作者新定的理论框架相容的扁鹊医学内容多直接采用，稍有出入的采用改编的方式引用，而相抵触的文字则弃而不用。虽然在传世医籍中没有发现标识明确的有关白氏医籍的文字可供比对，但可以推断：刘向当年整理的《白氏内经》 《白氏外经》 《旁篇》也是编撰《针经》 《素问》的素材之一，其取舍原则也如引用扁鹊医籍一样——适则用之，不适则舍之。又内篇外篇的定位不同，取材也当不同——内篇《针经》当以《黄帝内经》 《扁鹊内经》 《白氏内经》三家内经为基本素材，而外篇《素问》则以三家外经为基本素材。
① 黄龙祥.扁鹊医籍辨佚与拼接［J］.中华医史杂志，2015（1）：33-43.
内篇《针经》是用古人或前人的文献为砖瓦盖新楼，旧材料不合用则改造之，不足时则新造之；外篇则更多保持原文献的旧貌，最多是在原文本戴个“新帽”或穿个“新鞋”。
此外，内篇改编用过的素材，原文献大多还保存于外篇，哪怕是残文断简只要是与内篇相关者也保存于外篇，而不轻易丢弃，试以灵枢“九针论”的生成为例说明如下：
《素问·宣明五气》（全元起本）
五味所入：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咸入肾，甘入脾，是谓五入。
五气所病：心为噫，肺为咳，肝为语，脾为吞，肾为欠为嚏，胃为气逆为哕为恐，大肠小肠为泄，下焦溢为水，膀胱不利为癃，不约为遗溺，胆为怒，是谓五病。
五精所并：精气并于心则喜，并于肺则悲，并于肝则忧，并于脾则畏，并于肾则恐，是谓五并，虚而相并者也。
五脏所恶：心恶热，肺恶寒，肝恶风，脾恶湿，肾恶燥，是谓五恶。
五脏化液：心为汗，肺为涕，肝为泪，脾为涎，肾为唾，是谓五液。
五味所禁：辛走气，气病无多食辛；咸走血，血病无多食咸；苦走骨，骨病无多食苦；甘走肉，肉病无多食甘；酸走筋，筋病无多食酸。是谓五禁，无令多食。
五病所发：阴病发于骨，阳病发于血，阴病发于肉，阳病发于冬，阴病发于夏，是谓五发。
五邪所乱：邪入于阳则狂，邪入于阴则痹，搏阳则为巅疾，搏阴则为喑，阳入之阴则静，阴出之阳则怒，是谓五乱。
五邪所见：春得秋脉，夏得冬脉，长夏得春脉，秋得夏脉，冬得长夏脉，名曰阴出之阳，病善怒不治，是谓五邪，皆同命，死不治。
五脏所藏：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肾藏志，是谓五脏所藏。
五脏所主：心主脉，肺主皮，肝主筋，脾主肉，肾主骨，是谓五主。
五劳所伤：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是谓五劳所伤。
五脉应象：肝脉弦，心脉钩，脾脉代，肺脉毛，肾脉石，是谓五脏之脉。
形乐志苦，病生于脉，治之以灸刺。形乐志乐，病生于肉，治之以针石。形苦志乐，病生于筋，治之以熨引。形苦志苦，病生于咽嗌，治之以百药。形数惊恐，经络不通，病生于不仁，治之以按摩醪药。是谓五形志也。
夫人之常数，太阳常多血少气，少阳常少血多气，阳明常多气多血，少阴常少血多气，厥阴常多血少气，太阴常多气少血，此天之常数。足太阳与少阴为表里，少阳与厥阴为表里，阳明与太阴为表里，是为足阴阳也。手太阳与少阴为表里，少阳与心主为表里，阳明与太阴为表里，是为手之阴阳也。今知手足阴阳所苦，凡治病必先去其血，乃去其所苦，伺之所欲，然后泻有余，补不足。
刺阳明出血气，刺太阳出血恶气，刺少阳出气恶血，刺太阴出气恶血，刺少阴出气恶血，刺厥阴出血恶气也。
《灵枢·九针论》
五味：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甘入脾，咸入肾，淡入胃，是谓五味。
五藏气：心主噫，肺主咳，肝主语，脾主吞，肾主欠。
六府气：胆为怒，胃为气逆哕，大肠小肠为泄，膀胱不约为遗溺，下焦溢为水。
五并：精气并肝则忧，并心则喜，并肺则悲，并肾则恐，并脾则畏，是谓五精之气并于脏也。
五恶：肝恶风，心恶热，肺恶寒，肾恶燥，脾恶湿，此五藏气所恶也。
五液：心主汗，肝立泣，肺主涕，肾主唾，脾主涎，此五液所出也。
五走：酸走筋，辛走气，苦走血，咸走骨，甘走肉，是谓五走也。
五裁：病在筋，无食酸；病在气，无食辛；病在骨，无食咸；病在血，无食苦；病在内，无食甘。口嗜而欲食之，不可多也，必自裁也，命曰五裁。
五发：阴病发于骨，阳病发于血。以味发于气，阳病发于冬，阴病发于夏。
五邪：邪入于阳，则为狂；邪入于阴，则为血痹；邪入于阳，转则为癫疾；邪入于阴，转则为喑；阳入之于阴，病静；阴出之于阳，病喜怒。
五藏：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肾藏精志也。
五主：心主脉，肺主皮，肝主筋，脾主肌，肾主骨。
五劳：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此五久劳所病也。
形乐志苦，病生于脉，治之以灸刺。形苦志乐，病生于筋，治之以熨引。形乐志乐，病生于肉，治之以针石。形苦志苦，病生于咽喝，治之以甘药。形数惊恐，筋脉不通，病生于不仁，治之以按摩醪药。是谓形。
阳明多血多气，太阳多血少气，少阳多气少血，太阴多血少气，厥阴多血少气，少阴多气少血。故曰刺阳明出血气，刺太阳出血恶气，刺少阳出气恶血，刺太阴出血恶气，刺厥阴出血恶气，刺少阴出气恶血也。
足阳明太阴为表里，少阳厥阴为表里，太阳少阴为表里，是谓足之阴阳也。手阳明太阴为表里，少阳心主为表里，太阳少阴为表里，是谓手之阴阳也。
通过比对，不难看出《灵枢·九针论》明显从保存于《素问》“宣明五气”改编而来（考证从略），而这篇已经用过的素材依然被保存于《素问》。又如，《灵枢》“病本”“病传”两篇也明显从载于《素问》的“标本病传”改编而来，而改编前的原文本并未丢弃，依旧保存于《素问》。这样的处理，可能一方面反映出作者受过古籍整理专门训练的素养，有很强的保存古文献的意识；另一方面也可能与该书的“未定稿”性质有关，如果是最后的定稿，可能在材料的选择和处理上会体现出更严谨的逻辑性。
最后说明一点，有确定证据表明，我们今天所见的马王堆、张家山、老官山出土的汉代及汉以前古医籍，《针经》作者同样也见过，或者说刘向、李柱国校书时见过，例如经脉文献，马王堆《足臂十一脉灸经》 《阴阳十一脉灸经》，以及老官山最新出土的经脉文献的特征性文字在《经脉》 《经别》 《营气》 《经筋》也有痕迹，之所以出土文献的文字没有完整出现在《针经》中，正是因为该书是一部理论创新之作，而非文献整理之书。而在更晚的偏于文献整合的《黄帝明堂经》则可见更多出土文献的相关文字①。
① 黄龙祥.中国针灸学术史大纲 ［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692-694.
（三）含金量
鉴定《针经》的含金量，考察其在中医学发展史的地位——是否为真经、正经？有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指标：《黄帝内经》不仅为中医四大经典之首，而且其编撰模式成为两千年来中医学理论创新遵循的范式。
中医四大经典，有两种主要说法：其一，《黄帝内经》 《难经》 《伤寒杂病论》 《神农本草经》；其二，《黄帝内经》 《伤寒论》 《金匮要略》 《温病条辨》。两种说法皆榜上有名的为《黄帝内经》 《伤寒论》，无可争议；而《温病条辨》的入选似乎多少让人感到意外。
在笔者看来，第二种“四大经典”——《黄帝内经》 《伤寒论》 《金匮要略》 《温病条辨》四部虽在影响力上有高下之分，但都表现出以下三个共同的特征：第一，皆为理论创新之作；第二，理论构建皆从一个基本假设出发，通过提炼一系列基本概念和基本命题，推导出一个环环相扣、有机联系的理论体系；第三，理论构建皆以或主要以命题形式表达。正是凭借这3点，《温病条辨》实现对汉代两部经典的“逆袭”，而跻身四大经典。
在以上四部经典中，真正体现原始性创新之作为《黄帝内经》中的《针经》，其他三部经典都是对该书构建的理论体系的某分支的延伸或移植改造。而且可以确认的是，自觉探寻并成功应用公理化方法构建理论者也是《针经》作者。
两千年中医学最有代表性的理论创新之作皆遵循了《针经》创用的路径——公理化之路，中医理论创新都通过这条路获得成功，或许还不能由此断言公理化路径为中医理论创新的必由之路，但至少提示这是一条理论创新的主干道。
可见，《针经》不仅最早构建了中医学的理论体系，而且其理论创新模式也成为后世中医学理论创新的范式。
《针经》在设计上与前代诸子书相似度最高的是汉代中期淮南王刘安的《淮南子》：其一，融百家于一统；其二，分内外篇，且内篇论道，外篇言事；其三，在篇章结构安排上，《淮南子》内篇以“原道训”开篇，以“要略”总括，“原道训”既是全书的纲领，而更多表现为前5篇的纲要；《针经》以“九针十二原”开篇，以“官能”总括。开篇虽可视为全书的纲领，但主要还是直接引出此后八篇；其四，在写法上，二者皆采用“言事”与“言道”结合的方式，皆注重“事”与“道”之间，也就是立论与事实之间的密切联系。
《淮南子》中的诸多思想都是引用而来，但这些只是阐释其自身思想系统的素材。该书思想的独创性和深度在于，它能够超越思想派别之纷争，融合各派思想之精义，而创造出一个新的哲学理论体系。
淮南王刘安这种用古人的旧砖瓦盖新楼的理论创新思路对于后来《针经》的创作显然有启迪意义。只是《针经》作者理论创新的意识更强，创新的范畴也更广，包括了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和材料的创新——不仅利用前人留下的旧砖瓦，还根据需要新制砖瓦。
《针经》的编撰方法创新在于：作者在动笔之前先有一个明确完整的总体设计——从第一篇和最后一篇对于“针经”要道的阐述可以清楚看到这个事先的总体设计贯穿于全书各篇的创作之中；而《淮南子》乃集体创作，多人分头编撰，最后由刘安统稿总成。尽管也可能在编写之前有一个编写大纲，但不可能精审，不难看出主要是在全书写完之后才由后序篇《要略》的作者去梳理二十篇的关系，因而各篇之前的内在联系和前后照应不可能达到《针经》那样的自然和严密；在理论叙述方法上，《针经》作者自觉选择了公理化方法，以血气为逻辑起点构筑的理论体系，较之 《淮南子》以“道”为基点构筑起来的体系要严密得多、也高明得多。
《淮南子》是一部既编且撰、编撰合一的巨著，而《针经》虽也有“编”的成分，但以“撰”为主。基于事先拟定的总体设计，《针经》作者最终呈现出的是一部精心设计的理论创新之作，实现了在思想文化大一统背景下的医学大一统的伟业。
《针经》的贡献主要不在传承了刘向整理的医经典籍，而在于构建了一个统一的中医针灸学的理论体系。正如张仲景《伤寒论》的意义主要不在于保存了汉以前的经方，而在于构建了理法方脉一体化的中医方脉的诊疗体系。
《针经》之所以能实现殊途同归、百虑一致、融百家之说于一体的宏伟目标，在于其自觉地选择了公理化的路径；以命题形式阐述理论体系的方式也成为此后两千多年中医学理论创新的经典模式：《伤寒论》 《温病条辨》皆遵循此法实现理论创新。
最后一点，写者极佳的写作技巧和出神入化的巧妙应用，也是令后世医家神往的一个重要因素。
需要指出的是，《针经》的理论创新尽管达到极高的高度，但毋庸讳言，不论是结构还是内容，这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针灸学理论体系构建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依然留有急就成章的印迹——可能特定的形势不容许从容求精，也或许作者自身水平的限制，《针经》的理论整合并没有真正实现“合一”，例如《官针》篇的刺法标准依然留有剪辑不同时期不同医派文献“拼盘”的痕迹，没能真正形成一个内部自洽而统一的刺法标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