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了解的医学史最早来自约3 500年前埃及纸草书的记载，我们耳熟能详的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诞生距今也不过只有2 500年左右。所以从人类的久远历史来看，对疾病认识的历史并不长，疾病的产生、疾病的种类，都没有翔实准确的数据。创伤性疾病应该是伴随人类最早出现的疾病，这是因为在人类生存或与其他生物之间的相处中，难免会出现磕磕碰碰的情况。大概是7 000年前随着人类及其驯养动物生活的逐渐密集，疟疾、血吸虫等由动物疾病发展成为人类疾病。人类感染天花和麻疹等疾病则是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主要是随着早期城市化而出现的。由于陆上和海上贸易通路的打开，特别是在15世纪末环球航行开始后，很多疾病在不同地区之间的传播速度大大加快。所以疾病的产生与自然环境、社会发展、人类的生活习性、卫生环境密切相关，对疾病的认识也是由少到多。早期的疾病集中在创伤、传染病、营养不良、感染性疾病；而现在则以心脑血管疾病、癌症为主。

对于疾病的定义和理解，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时代不尽相同。以前的疾病观带着时代和文化的烙印，有迷信、有宗教，也有经验。最早把疾病的产生看成是一种超“人”的存在，恶魔或是邪神附体于人，借他的肉体行事说话。之后赋予宗教色彩的疾病观，左右人们对疾病的认识，早期的希腊供奉健康之神阿斯克勒庇俄斯，基督教徒到法国卢尔德市、德国的凯沃拉尔去朝圣，直到晚近时代还有种种远古信仰一直残留在人们的心里。但更多对疾病宽泛的共识是：疾病从本质上说，是人的身心或自我——意识、身体、心理与世界的关系正在经历一种他/她并不想经历的状况。引起疾病的原因可能是环境因素、病菌、病人的生理状况或他人恶意加害的行为。然而，起界定作用的却不是病人的身体状况、行为、有害环境或突发事件等可能引起疾病的原因，而是病人自身的主观感受和价值判断。

实际上，疾病的产生反映在病因的不同，客观疾病的病因主要为外界因素或身体本身因素；主观疾病的病因主要是心理因素。笼统地讲，疾病就是主观不适的感觉，也包括还没有症状的病理状态的改变。

古代生产力发展水平低，科学知识贫乏，主要是神灵主义医学模式（spiritualism medical model）。在古代往往把病因归咎于某种超自然的神秘因素，所以以占卜、祭祀、祈祷为主要医学干预手段，实际就是巫医模式。在巫医模式中，宗教的、神话的、迷信的、药物的诸因素以神秘方式凑合在一起。虽然从本质上说，巫医模式是荒诞的，它既未揭示人体疾病的本质，也未给人们提供医治疾病的科学方法，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巫医模式在人类医学模式演进中的历史地位。其一，巫医模式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有结构的医术体系，它是人类形成科学医学模式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其二，巫医模式在巫医外衣的掩护下，保存和传播了原始人类的医药经验，并在一定程度上为古代医学的诞生创造了条件；其三，巫医模式增强和鼓舞了先民们战胜疾病的勇气和力量。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逐渐认识自然现象，并努力用自然主义的观点解释病因。在公元前数百年间，西方的希腊、东方的中国相继产生了朴素辩证的整体医学观，对疾病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形成了自然哲学医学模式（natural philosophical medical model）。中国的五行学说认为：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可以相生、相克，并且与人体相应部位对应，五行若生克适度，则生命健康。在希腊，人们依据当时自然哲学中流行的土、水、火、风四元素形成万物的学说来解释生命现象。这些认识虽在总体上有一定合理性，但在细节上却失之粗疏，且缺乏实证科学证据的支持，故只能是值得重视的对医学的不同理解。

16—17世纪，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带来了工业革命，推动了科学进步。随着牛顿古典力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形成了用“力”和“机械运动”去解释自然现象的形而上学的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并影响了医学观，出现了机械论医学模式（mechanistic medical model），即认为生命活动也都是机械运动。当时，把人比作机器，认为疾病仅是这架“机器”某部分机械失灵。并用机械观来解释一切人体现象，忽视了人的生物性、社会性及复杂的内部矛盾。医生的任务就是修理机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是以“修理机器”（治疗）为主的机械医学模式。这一模式统治了医学近两个世纪，它对医学的发展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认为机体是纯机械的，从而排除了生物、心理、社会等对健康的影响，而常常用物理、化学的概念来解释生物现象；另一方面，机械论又使解剖学、生物学获得了进展，大大推动了医学科学的进步。

18—19世纪，工业革命转向高潮，基于自然科学和医学的高度发展，生物学家、医学家提出了进化论、细胞学说，发现了微生物等致病因子。这些事实使人们对健康与疾病有了较为正确的理解，也从生物学角度对传染病和病原微生物的关系有了深刻的认识，形成了生物医学模式（biomedical model）。生物医学模式在医学史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为人类健康做出了伟大贡献。但也限制了医生的医疗实践活动，使其只能从人的生物学特性去思考，总是试图在器官、细胞或生物大分子上寻找形态上、生物化学上的变化，进而确定疾病的诊断。生物医学模式忽视了人的心理、社会因素；对病人的关心、对病人的伦理观念也淡漠了，医患关系不如从前，这一时期病人和疾病完全分离。这种用静态的观点考察人体，常常不符合人体疾病的实际。它不能辩证地对待内因和外因、局部和整体、平衡和运动等关系，因而在科学实践和临床工作中遇到许多问题。

时代在不断发展，认识在不断提高，人们认识到健康与否或疾病是否发生还与社会、行为和心理等因素有关。美国罗切斯特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与内科学教授恩格尔，1977年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需要新的医学模式：对生物医学的挑战》的文章，批评生物医学模式的局限性，提出这个模式已经获得教条的地位，且它不能解释并解决所有的医学问题。为此，他提出一个新的医学模式，即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bio-psycho-social medical model）。现代人们已不那么恐惧传染病，但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和恶性肿瘤等依旧威胁着人类的健康，而这些疾病与心理紧张、环境污染、社会文化、个人行为等密切相关。人类不仅是一类高级生物，而且还具有社会属性，会受到文化、伦理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不仅参与许多疾病的发生与发展，并能决定人类的健康长寿与否，或影响许多疾病的发展和转归。因此，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能指导人类更全面、客观地观察和解决现代的健康和疾病问题。该模式在整合的水平上将心理作用、社会因素同生物作用有机结合起来，揭示了三种因素相互作用导致生物学变化的内在机制，形成了一个适应现代人类治疗、预防、保健的新医学模式。

医学模式的转变是在医学科学发展和医学实践活动中逐步完成的，是医学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人不是简单的生物体，所以，医学要考虑人的整体性。疾病复杂多变，疾病的发生、发展、转归也与人的心理因素密切相关。任何时代的医学模式都留下了这个时代人的认知和科学发展最高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