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对任何事物总是从两个方面观看，观察实体就必定会观察与之相对的虚空。如果将“实体”对应于“有”，虚空对应于“无”，中国传统思想在处理“有”和“无”的关系上更强调了“无”。如果以现代医学观察人体的视角为唯一的视角，以其观察方法为唯一正确的方法，就必然会认为古典针灸学中表述针刺部位及刺道的“穴”“空”“节”“溪”“谷”“气穴”“气府”“气海”以及脏腑之府的“三焦”等基本概念都是无中生有。殊不知，“无中生有”——发现虚空的意义和价值，正是古典针灸学的最大特点，也是其存在的最大价值所在。可以说，针灸学的大厦正是建立于“穴”“空”“节”“溪”“谷”这些虚空结构之上的。 发现虚空的意义，探求结构间的关系，通过虚空的变化而调控实体的功能，恢复血气的平衡，以治愈疾病，成为古典针灸学调控身心的主旋律。

中国人看世界的视角是阴阳观两面——观阴而知阳，察阳而通阴；中国针灸人看人体的方式是内外两面观——外观与内视。

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S5）

——此即公理1。

人生有形，不离阴阳。（S25）

知阳者知阴，知阴者知阳。（S7）

闻病之阳，论得其阴；闻病之阴，论得其阳。（《史记·扁鹊仓公列传》）

证明：由阴阳公理三定律可知，以阴阳对偶的方式看世界是中国人的一种信念或思维方式，故中国人认为天地万物都是阴阳对偶存在的，即有阴必有阳，有正必有邪，有外必有内，有上必有下，所谓“天下凡事，皆一阴一阳，乃能相生，乃能相养”（《太平经》）。

古典针灸学的重要范畴如阴阳、表里、内外、逆顺、标本、终始、先后、正邪、经络、寒热、尺寸、虚实、血气、营卫、形神、等等，又如脉象几乎都是互偶对举的——大小、虚实、迟数、沉浮、滑涩等，都是这种独有的思维方式的体现。而且在面对许多非常复杂的因素，古人总能简约为既相互对立又密不可分的两类：例如经络学说中将百脉分为“经脉”与“络脉”；输穴理论中将不可胜数之刺灸处分为“经俞”与“奇俞”；将数十种刺法分为“刺营”与“刺卫”；将难以穷尽的针灸方分为“经刺方”与“缪刺方”，可见这种观两面的两分法思维已经深入到古代针灸人的骨髓之中。

中医从经验认识到，阴阳对称性是生命体普遍存在的本征。基于这样的理念和思维方式，针灸人处理“虚”与“实”的关系，见到实体，就一定会找寻与之相对的虚空。虚空与实体相互依存，没有实体之“肉”便没有虚空之“溪”和“谷”，正如没有实体之山就没有虚空之溪谷一样。以这样的视角看人体，则见有皮肉之实体就必定有皮肉之间的虚空——分肉；有脏器之实体也必定有脏器之间的虚空——肓膜。 实体与虚空共同构成了有生命、有生机的机体。没有虚空就没有实体，而缺少了实体，虚空也只剩下“空”而无所“用”。基于这一理念，人体按阴阳被分成不同的体质，相同的病症被赋予“实”与“虚”不同的性质，相应的治疗也朝向“泻”与“补”不同的方向。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确立“负数”概念的国家也不是偶然的，既有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有观念的引领——阴阳“两面观”。

两面观，使得针灸人在“论理人形”时，能得到身形的“外景”和“内景”，对于身体的认识则基于“外景”和“内景”的一种视域融合。

夫大医之体，欲得澄神内视，望之俨然，宽裕汪汪，不皎不昧，省病诊疾，至意深心，详察形候，纤毫勿失，处判针药，无得参差。（《备急千金要方》卷一）

观于窈冥，通于无穷，粗之所不见，良工之所贵，莫知其形，若神髣髴。（L73）

耳不闻，目明心开而志先；慧然独悟，口弗能言，俱视独见；适若昏，昭然独明，若风吹云。（S26）

静意视义，观适之变，是谓冥冥。（S25）

——“观于冥冥者，言形气荣卫之不形于外，而工独知之，以日之寒温，月之虚盛，四时气之浮沉，参伍相合而调之，工常先见之，然而不形于外，故曰观于冥冥焉”（《八正神明论》）。

证明：基于命题1-10可知人生有形，不离阴阳，则人形亦当合于阴阳公理三定律之“对偶互根律”，故有“外视”则有“内视”，肉眼外观与心目内视交融才能“观”得人体完整的图景。

“内视”的方法原本是道家修身养性的基本功，关于内视、内听，《庄子·天地》曰：“视乎冥冥，听乎无声。冥冥之中，独见晓焉；无声之中，独闻和焉”，指出内视、内听的作用就是补充人体外感官所不及的感知范围。医家在构建自身的“身体观”时从道家移植了这一方法并创造性地应用于针工平时的治身实践和针灸诊疗治神的实践之中。

对于中国的“内视”，最早且最有深度的理解是现代心理学，在医学中最普遍的应用是运动康复，最系统的应用是在竞技体育及传统武术，而理解最浅应用最少的反而是今天的针灸人。

关于“内视”方法及其在针灸领域的应用详见第6章“特写：修身以治神——道不可道之道”。

针灸学的身体观中的“身体”从血肉之躯转为血气之身，“血气”“血肉”一字之差，观念大不同。“血气”这一观察视角有一个从“血”至“气”，从“实”到“虚”的移动过程。而整个观察焦点的移动过程始终伴随着“血气说”的重心转移。

“血气说”的重心从“血”偏向“气”，始于脉诊的转向，诊脉从诊血-诊血气-诊气血，最后着眼于诊气，所谓“夫脉者，血之府也，长则气治，短则气病，数则烦心，大则病进，上盛则气高，下盛则气胀，代则气衰，细则气少”。当脉诊从诊脉形转向诊脉动时，关注的焦点自然就转向了气；诊脉转向了气，接下来的刺脉也就随着转向了“调气”，所谓“气和乃止”“气下乃止”。

于是“气穴”成为常规刺灸处“经俞”的统称；“九针”的代表“毫针”也称作“气针”；病机也从“血气不和，百病乃变化而生”到“百病生于气也”。从《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也可见一斑：扁鹊论病多从血、血脉和血气，而仓公诊病则以气立说。在最新的老官山出土汉简敝昔诊法更是明确提出“人有九窍、五脏、十二节，皆鼌（朝）于气”。

基于营卫学说，刺法被分成了“刺营”和“刺卫”两大类，随着卫气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古人提出了“审察卫气，为百病母，调其虚实，虚实乃止”的命题，刺卫出气的刺法也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应用最广的毫针刺法也从刺脉出血偏向了刺脉外调气。

观察对象：主要观察病人而非健康人。

观察方式：长时间零距离，甚至与病人同住，对客体外加刺激和主体入静两种状态下长时间不间断观察，以获取疾病全过程的完整信息。

视其血脉，察其色，以知其寒热痛痹。（L71）

证明：基于公理10-1“脉之盛衰者，所以候血气之虚实有余不足”，可知诊脉之盛衰者，所以候血气之虚实有余不足，诊色脉在各种症状中所以独重“寒热痛痹”者，因为“痛”是反映血气通与不通的极有价值且容易获取的信号；又由血气属性公理8可知血气喜温而恶寒，而痛也多喜温而恶寒，故《举痛论》直以寒邪释痛。又知标本处寒热变化与标本脉的变化存在相关性，所谓“脉之卒然动者，皆邪气居之，留于本末；不动则热”“必审按其本末，察其寒热，以验其藏府之病”，故知“寒热痛痹”乃诊脉察色之要也。

在长期的诊疗实践中，古人观察到许多疾病的发生或复发之前都先有“恶寒发热”的表症，而且恶寒越重，发热也越重。诊察恶寒发热的另一重要意义在于：寒热的轻与重和消退的迟与速标志着各种急性疾病发展趋势。凡恶寒发热轻的病势轻，恶寒发热重的病势重；恶寒发热持久不退标志着疾病的恶化；恶寒发热的消退标志着疾病的好转。在治疗上同样要根据恶寒发热的变化作为疗效评价的依据。

基于公理13“先病者为本”的认识，故以百病初始症状“寒热”作为判断疾病所在及预后之本，在千变万化的临床症状中独重寒热症状。没有哪一种医学像古典针灸学对于寒、热症状这样的重视，观察得这样细密，在传世本《灵枢》《素问》中可见大量关于以寒热用于指导疾病诊疗的规律总结。除了以寒、热症状作为疾病进退的依据，以及判断预后的依据，还常常在“标本诊法”中以标本部之寒热定病在何经、何腑；又以标本寒热作为确定治疗的原则和选择刺法的依据。详见第3章“诊法与辨病——诊血气知病所定可治”。

古人很早就认识到致病的外邪内伤多端，引起的病状更是难以尽举，于是思考这样的问题：相同的外邪作用于不同的人何以引起不同的病？外邪入侵的常规路径有几条？沿着这些常规路径会发展出多少不同的疾病，从始到终的结局有什么样的规律？也就是说，古人研究疾病的思路，不是着眼于一个一个的致病之邪，一个一个的病孤立地研究，而是从整体上研究百病的共性规律，着力拼成一棵棵“疾病树”，以呈现疾病从初始的简单症状发展成不同的复杂病症的路径。《举痛论》则描绘了一棵典型的整体关联的“疾病树”：

寒客于脉外，脉急引小络而卒痛；痛而未已而重中于寒，则为久痹；寒客经脉之中，痛不可按；寒气客于厥阴之脉，则胁肋与少腹相引痛，或腹痛引阴股痛；寒气客于侠脊之脉，则深按之不能及；寒气客于心输之脉，则心与背相引而痛；寒气客于冲脉，按之脉动应手；寒气客于肠胃之间，膜原之下，急引而痛；寒气客于小肠膜原之间，宿昔而成积矣；寒气客于五脏，气厥逆上而卒然痛死不知人，气复反则生；寒气客于肠胃，气厥逆上，痛而呕；寒气客于小肠，后泄腹痛；热气留于小肠，肠中痛而便秘不得出。

在这棵疾病树中，“痛”“久痹”“胸痹心痛”“阴疝”“奔豚”“积”“霍乱腹痛”“痛厥”“呕”“泄”“便秘”诸病皆被看成由寒邪所客不同的部位所致，都可视为“痹”的进一步发展而成。在这里古人以一个简单的始动病因解释一连串复杂病症的意图表达得很清楚，在古人眼中，所有这些病症都是一个整体，而每一个病都只是这个疾病发生发展链中的一环。古人用这个“病机树”解释痛症，也以此说明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有了这个树状结构，你不仅可以很清楚知道你要处理的病症在整体中的位置，同时你还清楚这个病的发展方向和进程。如果将某一病症从整个“疾病树”摘下，脱离大背景后就难以理解或容易误解。

《经筋》篇提供了更多“疾病树”的集中而典型的实例， 如果不从整体的视角观看，你根本读不懂该篇十二经筋病候。详见第2章第3节“纵向分部理论”。

古典针灸学中，对于疾病还有一个重要的理念 ：疾病是身体的一部分，再高明的上工也不能根除疾病，人的一生始终与疾病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这种动态平衡的曲线在人不同年龄段表现为不同的形状。当机体受外邪内伤影响而失衡时，具有一种自动调节的功能，针工的作用只是当人体在很短的时间内出现大幅的失衡，超出了自身的调节能力时，及时提供一个辅助，而一旦失衡状态进入机体自动调节范围时，应当及时停止外加的干预，让机体自我调节恢复。古人已经认识到，机体的自动调节是最佳的方式，针工不能过多干涉。微针取代砭石，毫针独步九针；从针至病所针术转向气至病所针术，都是这一观念的引领。《灵枢》开篇即借黄帝之口向世人宣告了这个理念：“欲勿使被毒药，无用砭石，欲以微针通其经脉，调其血气，营其逆顺出入之会，令可传于后世。”

对于这一点，不仅现代医学还没有充分认识到，今天的针灸人也认识不足，成为医源性疾病不断增多的重要因素。古代评价针工水平的高低主要不是看掌握了多少治疗方法，以及技术多么精湛，而是看你对治疗时机的把握、对输穴之机的把握，以及治疗度的把握。故曰“刺之而气至，乃去之，勿复针”（《九针十二原》），“补泻无过其度”（《五禁》）。如果阴阳形气俱不足或病人神不使者，则针不能治，再高明的针工也无计，勿取以针，而调之以甘药。如果说针灸是火柴，病者则为薪，针灸人只是完成一个“点火”或“灭火”的任务，其他的要由病者自己完成。病者无薪，或者不配合则针灸之效难以发挥。故曰：“夫经络以通，血气以从，复其不足，与众齐同，养之和之，静以待时，谨守其气，无使倾移，其形乃彰，生气以长，命曰圣王。故大要曰：无代化，无违时，必养必和，待其来复。此之谓也”（《五常政大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