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前言
《近思录》是一部全面展现宋代理学思想的代表性著作，由朱熹和吕祖谦编纂，收录了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四位理学家语录六百二十二条，分十四卷，对宋以后的社会思潮和主流文化影响极大。南宋叶采称之：“是则我宋之一经，将于四子并列，诏后学而垂无穷也。”清代江永言其：“凡义理根源，圣学体用，皆在此编。”近代国学泰斗钱穆也说：“后人治宋代理学，无不首读《近思录》。”可见，《近思录》既是古代文人士子奉为圭臬的经典名作，也是今天我们研究理学的重要文献和资料。
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五月，吕祖谦从浙江金华来到福建建阳拜访朱熹，在朱熹的寒泉精舍作了短暂停留。两人平日除了讲经论学，还互相切磋诸子之学。他们在研读了“四君子之全书”之后，深为其浩瀚精深的学问造诣所折服，因此计划撷取其中精要编定成书，作为初学者入门的参考书。此后，朱、吕二人又进行了第二次会晤，还有多封书信往来讨论，花费了三年多的时间，最终完成了本书的编定。
“近思”二字，取自《论语·子张》“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意谓本书与儒者正心诚意、格物致知的修学功夫密切相关，而且也囊括了儒家从普通人到圣贤人、从洒扫应对的“小学”到修己治人的“大学”的整个人格养成阶段，可以说是一部内容全面、层次分明、步骤清晰的系统性儒学修养全书。正如朱熹所言：“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可谓言之凿凿。
为了让读者对本书有进一步认识，接下来对本书的两位编者及其生活背景、主要思想等作一简单介绍。
朱熹（1130年～1200年），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谥文，世称朱文公，祖籍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婺源），出生于南剑州尤溪（今福建尤溪），是宋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儒家“理学”的代表人物和集大成者。他是“二程”（程颢、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的学生，因长期在崇安、建阳等地讲学，其创立的学派史称“闽学”，并与周敦颐的“濂学”、二程兄弟的“洛学”、张载的“关学”，共同构筑了宋代理学的理论体系。朱熹和“二程”的“程朱学派”对元、明、清三朝影响极大，成为三朝的官学，朱熹所作的《四书章句集注》更是成为三朝钦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朱熹因此被后世文人儒士尊称为“朱子”，且成为唯一非孔子亲传弟子而享祀孔庙，位列大成殿十二哲的人。
吕祖谦（1137年～1181年），字伯恭，号东莱，世称“东莱先生”，谥成，后改谥忠亮。婺州（今浙江金华）人，南宋著名理学家，与福建朱熹、湖南张栻齐名，时称“东南三贤”。他所创立的“婺学”，不仅是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学派之一，也在理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的著作包括《东莱集》《历代制度详说》《东莱博议》等。
实际上，在《近思录》的编定过程中，朱熹起主要作用，吕祖谦仅起辅助作用，这也是后来《近思录》诸家注解大都隐去吕祖谦之名的原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解释说：“讲学家力争门户，务黜众说而守一尊，遂没祖谦之名。但云朱子《近思录》，非其实也。”今以尊重史实及作者的态度，特标明此点。
这本书就体裁而言属于语录体著作，宋代理学家认为文章害道，于是弃绝辞章，仅以语录传道。语录大多是根据所提的问题而作的具体回答，或是对某种事件、现象有感而发的分析讨论，所以内容往往有很强的情境性、具体性和指向性，而难以形成一个完整严密的逻辑结构。然而本书各章的设计和编排，则巧妙地避开了这个缺陷，成为少有的集思想性、全面性和逻辑性于一体的语录体著作。
卷一“道体”介绍的是理学“形而上”的世界观和本体论，属于“体”的部分。本卷提出了太极、道、理、气、性、命等理学基本范畴，探讨了宇宙生成、万物运行的基本原理和规律，也强调了“仁”和“中”的重要性，可以说为以后各卷提供了哲学依据和理论根基。
而从卷二开始，就进入了理学“形而下”的方法论，属于“用”的部分。其中卷二“为学大要”是理学家关于治学、修养德行理念的纲领性阐述，为其后各章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如果以《大学》“八目”大致划分，卷三“格物穷理”属格物、致知，卷四“存养”属诚意、正心，卷五“改过迁善，克己复礼”属修身，卷六“齐家之道”属齐家，卷七“出处进退辞受之义”和卷八“治国平天下之道”属治国、平天下。
卷九至卷十四，是这八个方面以外的补充部分，着重介绍了理学中偏社会性的内容。卷九“制度”涉及了以儒家宗庙礼乐制度为核心的各种制度，包括文化宣传制度、选拔人才制度、学校教育制度、丧葬祭祀制度、征兵用兵制度、田地居住制度等，比较全面地反映了理学家理想中的社会制度和治国方针。卷十“处事之方”则以周公、二程、胡瑗、韩维等人的言行事迹和治学精神为典范，向初学者演示“立身行道之方”。卷十一将“教学之道”单独列出，则体现了儒家对于教育事业的重视。卷十二“改过及人心疵病”再次强调了“改过迁善”在治学中的关键性，警戒学人存心立意应反复检点自身，不可懈怠。卷十三“异端之学”驳斥了以佛、道为主的诸子百家的学说，借以维护儒家正统、圣学清流。卷十四“圣贤气象”则是全书的最后总结和展望，不仅展现了理学家追慕和向往的理想人格，也表露出编者希望读者在学习完本书后所取得的成果和达到的境界，劝喻策进之心，溢于言表。
《近思录》历来的刻本、注家、续书极多，也从侧面反映了本书影响的深远。比较著名的注本有南宋叶采的《近思录集解》、清代江永的《近思录集解》、清代茅星来《近思录集注》、清代张伯行《近思录集解》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江永集解本。此本注解精准了当，编次恢复原貌，且不蔓不枝、简明易读，因此成为最为流行的《近思录》注本。本书的整理，也是以江永集解本为底本，同时参考了其他注本。注释不做过度的训诂考究，翻译也非精确的字句对应，力求在尊重文本的基础上，以简洁晓畅的语言让今天的读者领会本书大义。
此本语录共有六百二十三条，多出的一条为第五卷最后一条，是前人录自杨伯岩本，今予补入。此外，卷六第十三条原为“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一条，因其与当今主流价值观念有所冲突，今从张伯行本将其删去，替换为“今人多不知兄弟之爱”一条。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以传统儒学为根基的理学，在“心性”、“性理”以及实际做功夫修养的理论方面，借鉴吸收了大量佛、道两家的学说和思想，形成了独具一格的理学“内圣外王”、“变化气质”之说。然而第十三卷“异端之学”则对佛、道为代表的诸子学说持完全否定态度，认为“其言有合处，则吾道固已有；有不合处，固所不取”，未免有失公允。希望读者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也能秉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精神，以独立的思考和判断能力批判地继承和扬弃，最终对自己当前学习、工作、生活中处事、待人、接物的方方面面有良好的启迪和引导。
本书的整理虽然力求万无一失，然而一定难免有不足之处。如果您在阅读中发现了谬误或不当之处，恳请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