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校园 少年浪掷时光
原始玩意儿，匮乏的丰盛
继数年前推出“他妈歌池”电子宠物机，日本新近又推出机械宠物狗，一头二十五万日元即约六万港元，在互联网上销售，不消二十分钟首轮三千头机械宠物狗即被抢购一空。这玩具还会在美国等地发售。
他妈歌池，真他妈的。
我得承认，我对这些电子玩物非常冷感，甚或反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意结，我钟情的玩意儿是机械的，或者更贴切地说，很Primitive，原始玩意儿，由独个儿到一大群，身体是我们最大的免费资源。小时候因为物质条件较匮乏，加上有几个年长兄姊，在童年小学的岁月里，还赶得上原始玩意儿的年代。
无中生有，在有限中创造无限。没有玩具，就在脑中想出玩意儿。不能通山跑，就在家中豆腐方块的空间中寻找玩意儿。譬如，肢体玩意儿——跳鸭仔、软骨功、翻筋斗，可以玩一整个下午而不觉疲累，不像现在跑几条楼梯便气喘吁吁。匮乏不构成障碍，因为大家都懂得发挥想象性替代。没有模型飞机，就用废纸折纸飞机。尖头的、钝头的，那只飞得远，那只抛物线下坠，自己创造，自己实验。不然，又可以自己变成一架飞机——名副其实“就地取材”，干脆用家中地板，划定范围，玩跳飞机。到跳飞机都玩够了，就走出门外玩跳楼梯，六七级甚至十级跳，这时真不知“死”字怎么写。贵价玩具摩托车买不起，就在家中骑有轱辘的cushion，或跟妈妈到惠康百佳“推”购物车。就地取材，什么都不放过，包括家中昆虫，诸如蚂蚁、苍蝇、蟑螂，一样可以成为“玩具”——搜捕释放虐待杀戮，手法层出不穷，不经不觉间也参透着生死。一半残忍一半善良，忽然又大发慈心，用鞋盒钻几个透气孔洞，饲养黄毛鸡仔、鸭仔或者受伤的飞蝉，结果当然是，很快都会死掉。
群体玩意儿，不费分文，只需有人参与。猜皇帝、红绿灯、丢手巾、芝麻开门、何济公、捉匿人、捉迷藏、老师问、大风吹……或者，几兄弟姊妹玩“角色扮演”（那时候还未有Cosplay这说法吧），你扮商人、他扮老师、我扮医生，互相帮衬，原来也是一出情景剧。群体凑不成时，两个人也可以玩对拍手掌、斗力或者拗手瓜（掰腕子）。我常想，这些玩意儿没有传媒广告大肆宣传，都是一传十，十传百，口讲身教，但同龄朋友个个都会玩，真可谓一种folk culture（民俗文化）。今日，大部分玩具都是大众媒介的消费品，消费主义盖过民间文化。现在的孩子亦没有这么多兄弟姊妹可以几只“甩绳马骝”、“齐天大圣”大闹天宫；玩红绿灯玩不成，因为“马路”冇人过（如果你玩过，你知道我说什么）；玩猜皇帝玩不成，因为没有“左右手”（如果你玩过，你知道我说什么）；玩兵捉贼或者勉强还可以，如果拉埋家中菲佣扮“贼”的话（纯粹角色，绝无贬义）。
一张纸、一支笔、一枚硬币、一团肥皂泡，都可以成为玩具物料。拾起张纸折只纸船，其他诸如“东南西北”、凳仔、波仔、帽仔、鹤仔，随想随折。又或者放一枚硬币在一张白纸上，用铅笔在纸上刮出“公”或“字”的印痕（不是洋紫荆花）。画公仔，有本事由白纸画到墙壁再画到天花板。盛载电器的发泡胶、包扎瓷器玻璃的透明气孔纸（最爱把它扭作一团听它发出的噼啪声），一样可以从中获取玩意儿，“循环再用”。试过包起一卷厕纸湿水搓成一个圆球，当成是水晶球，大玩“占卜术”。“占卜”结果是被阿妈闹一餐，因为原来厕纸都很贵。
说到“循环再用”，早一代原来是先锋。譬如，用雪条棍砌东西；雪山雪条后来出了一种棒状通窿塑胶雪条棒，更是小孩恩物，可以当Lego（乐高）来砌。包裹香口胶那张银色纸，不要扔掉，可以将它磨得光光滑滑、闪闪生光，轻软而发出沙沙响声。又或者用厕纸筒串起一条线做对讲机，实在胜过MSN讲话。女孩子喜欢跳橡筋绳和抛豆袋，做母亲的会用一些旧布，里头放少许米，缝纫成豆袋。
要钱买的玩具，也是廉价物。小学时有一种玩具，叫剑仔，塑胶做的，几元一包，一包几十把，有不同颜色款式，像斧头、弯刀、白骨剑、离别钩等。每人出一把，轮流推一下，那把剑叠在对方剑身之上便取胜，可以赢得宝剑归。全盛时期，我有二百多把剑仔，后来全数送给了表妹，后来她又送给了朋友，如果早知她不珍惜，我一定把它们保存下来，不用多年后在湾仔太原街花十多倍价钱才买回一包。除剑仔外，还有拍贴纸、弹波子、挑竹签、玩夜明珠、荷兰水盖等，都是当年的时兴玩意儿。
玩具没钱买，也有免费获取的方法，就是到人家后楼梯和垃圾池找玩具。一次，还找到了一个有几尺高的蒙超人，满怀高兴地“抬”回家，却被母亲痛骂一顿，还扯到了“尊严”二字，最后被迫“抬”回原处。但其实，我想，人弃我取，而且到垃圾池“搜刮”玩具也要付出劳力的。现在的孩子，可能跟妈咪逛一趟玩具反斗城，不流一滴汗，就可享有全新而且数量几倍的玩具了。但不知哪样更金贵丰富。
也有学以致用的，如用柠檬汁在纸上写字然后用火烧出字痕、用放大镜聚焦阳光来生火，都是甚具启发性的科学玩意儿。到什么都玩闷了，就玩讲大话、玩冥想、发白日梦。全无玩伴时，就左手跟右手玩橡筋圈（有没有玩过一种叫“斩柴”？），或在墙上做手影。原来我们曾经都是周伯通。
这些原始玩意儿层出不穷，讲求improvisation（即兴创作），数之不尽。譬如，自创“耶稣白榄歌”，一些现在仍滚瓜烂熟，“耶稣三十岁，自愿参加游击队，为国牺牲炸地雷，炸到屎忽卜卜脆”，“耶稣基督，屙屎大笃，吓到耶稣眼碌碌”（愿主宽恕）。其实都不是真正反基督，不过是小孩子的一点反叛，由于就读天主教小学，就作这些“玩基督”打油歌。不过，说起来，小孩子都仿佛特别喜欢屎屎尿尿，一说起屎尿故事就笑个不停，说来又是另一种的原始主义（primitivism）了。
不只玩意儿，城市中很多原始东西其实也不断褪色消失，如磨利刀、叫卖衣裳竹的声音等。很多小眉小眼的东西在无声无色中隐去，消失了也不易察觉；而连带这些原始玩意儿消失的，是否还有更深更真的一点什么呢？当城市越来越电子化、虚拟化、环球化，当你问九十年代儿童狗仔、老鼠、狮子和大象在哪里时，他们的答案可能是——狗仔在NDS（电玩）里、老鼠在迪士尼、狮子和大象在莫斯科马戏团……
一九九九年
八十年代，我的形塑时期
过了若干年月，每人回溯自身故事时，都会有一个年代的归属，尽管你当时也许是与年代若即若离的（超前、滞后、疏离）。成长阶段的“形塑时期”（Formative Period）总是深深烙印的，尤其是儿童至青少年之间的前成年阶段——已经不是白纸一张，但又有足够的清纯、好奇、开放度把周遭事物吸进生命的底层，创造或被创造。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令人怀念的，这应该不纯是我主观添加的回忆薄荷味。流行文化的生命力异常旺盛，乐坛进入了偶像歌手、MTV纪元，谭咏麟、张国荣、梅艳芳撑起了乐坛半边天之外，独立乐队也蔚然成风，达明一派、Beyond、Raidas、小岛、太极等，都应写入香港八十年代的关键词。电视剧早一点已发展，七十年代末长篇剧集深入民心，踏入八十年代仍如日方中，不说别的，无线电视这时孕育的“五虎将”，后来就成了影视、歌坛的中流砥柱。留下来的以意志抗衡岁月，香销玉殒的却成了真正的“Forever Young”——我说的是翁美玲。金庸小说拍了又拍，不同年代有不同年代的人物化身，如果你跟我属于同代人，想必也停驻在翁美玲聪明伶俐的“黄蓉”上吧。电视也为电影业注入新血，一众由电视台出身的年轻导演，投身电影汇成一股“新浪潮”力量——徐克、许鞍华、谭家明、方育平、章国明等，如果说流行乐坛受日本及英美风影响甚深，这批很多在外国修读电影的年轻猛将，则更受欧西文化熏陶，特别是法国新浪潮，如高达、杜鲁福、阿伦雷奈等诸位作者、导演的影响。我多年后回想起来，仍依稀记得《忌廉沟鲜奶》《投奔怒海》《边缘人》等电影，是爸爸带着我们一家一起入戏院观看的，要说的是爸爸并不是特别热衷电影的人，足证今天看来“艺术”得可以的电影，当年却是日常生活的部分。新浪潮寿命不长，八十年代中后期的《英雄本色》《精装追女仔》《赌圣》等，开了香港电影类型化、商业化的另一页，如今都成了一个年代的集体回忆。大陆第六代导演贾樟柯在作品中不时加入香港流行曲和港产片片段（如《三峡好人》中加入《英雄本色》Mark哥点烟烧银纸的经典场面），也不失为致敬吧。
流行文化繁花盛放，政治上我们却进入了漫长的过渡期。中英联合声明正式启动了九七倒数的时钟。小说家西西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写了喊出“有城籍没有国籍”的长篇小说《我城》，八十年代反映世情的有她的《浮城志异》，浮城悬在半空不上不下，小说有这一问：“浮城也是一则‘灰姑娘’的童话吗？”大概在这时候，一切东西都如凤梨罐头般戳上了限期。青少年对流行文化的敏感度总是高于政治，但不经不觉，“过渡期”成了我成长岁月一个经常出现的词汇，生命自此萌生不一样的时间意识——“借来的空间，借来的时间”，当时还没正式深究，但中学尾段隔不久便到启德机场送别亲戚同学，却成了活生生的经验；少年不知离愁，但达明一派的《今天应该很高兴》，我是懂得听上心头了。文化上的缤纷交叠着政治上的阴霾，创意活力与忧患意识共存，自我身份一边被巩固一边被拆落；殖民之身的香港，于八十年代以文化殖民了不少东南亚地区以致反攻东瀛；政治命途上我城却被交上被摒诸门外的谈判桌上，由始至终不成一个大人。而到了八十年代末，曾经点燃的理想主义灰烬，也许注定滑入以玩笑对抗虚无、以金钱化解无力的“无厘头”、股票地产、消费主义种种旋涡之中。
所以说到底哪有真正的Come-back（回来）。不错，唱碟可以复刻，八十年代衣装如大眼镜、花拉头、垫膊可以再热，IQ博士可以再看，Moonwalk（月球漫步）可以再跳；但MJ（迈克尔·杰克逊）是切切实实画上句号而Madonna（麦当娜）也年过半百。所有八十年代的回潮必然是选择性的，恰如所有记忆必然是与遗忘共存、与虚构共生，只是偶尔我也禁不住，唱唱已故黄霑所写的《轮流转》：“当一切循环，当一切轮流，此中有没有改变？”
二〇〇九年八月十日
跌了一地的，中学回忆碎片
母校呼召，我回来了。隔了二十多年，或可兑换成一道光年。近乡情怯，树犹在，我犹在，老师不见了。坐在小时候我们称的Upper Playground（游乐场，间有高年级女生打排球），如今放了一张张木桌椅，面前多了一栋灰白高楼，遮挡了视线也过滤了太阳，阳光的确是没以前那么猛烈了。我转脸打量着五层高的班级课室，更上层楼，更上层楼，我可是用了五年才攀爬上了，再转至另一幢专给高考生的，边读《天路历程》边看存在主义，在不应该跌倒的时候跌倒了。一楼走廊上有一面铁丝网，多少次我的小手曾抓在其上，观看着大汗淋漓踢着西瓜波的波牛同学，偶尔也有人玩手球的。谁是旁观者谁是落场人，有时并不由自己控制。
或者曾经选择的是音乐。童声合唱团、口琴队、歌咏团、代表学校参加音乐事务统筹处唱八声部合唱团，一一都玩过了；午饭时间放十二时二十分，十二时四十五分前一定要回到音乐室，符润光老师可是严格的（“台上五分钟，台下一年功”，大抵是从这时领略的）。也有出乎意料的时候，中一报学的是吉他，以为“有型”，Y.Y.Chan说人数太多有几个要转去小提琴班，笔头一点，点中了我的名字。小提琴学得奇差，可那早已全然不合身的3/4小提琴一直留到现在，三十年了。只为记母亲死悭死抵跟我跑了几家音乐店找到一个便宜的。恐怕一天它也遭木虱蚀蛀，在睡梦中我见过。
初中时候一定写过类似这样的作文：我的志愿。当时填什么当不得真，日后多数不会成事的。后来有没有想过长大了要当一名作家呢？或者没那么明晰，但模糊念头，想是有过的。与文字结缘颇早，喜欢看书，中四当上风纪的同学，多数巡逻去了，我庆幸自己当上图书馆Helper（助手），把图书放上架或在借书卡上盖上印章，书香扑鼻。升上中六，还替学生会、替校内办书展，撰写计划书向图书馆递交（这计划书我仍保留着），更亲自到不同书店选书（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戴厚英的《人啊，人！》等是这时读到的）；这成了我日后较可引以为傲的中学经验。写作方面，参加校内征文比赛（侥幸得了冠军）、交笔友、写了累累堪可成册的书信（拿出来一定会叫自己面红的），即使是写周记也越写越用心，有一次在周记中写了一篇“忏悔录”，向老师忏悔自己在小店中偷了东西，不知道那时候我的中文老师兼班主任马宁芳老师看了心里作何想，可她始终待我以温婉。那时候喜欢数学课，也特爱作文课，并不以作文为苦差，相反，遇着自由题可自行发挥就高兴了，我生命中第一篇“小说”，三千字虚构一个顽劣学生与一个绝症社工的故事，就是这样在中四时写出来的，现在还保存着，可是见不得人，陈启雄老师没特别欣赏是合该的。事实是我一度也受学校以至于整个社会“重英轻中”的文化影响，厚此薄彼埋头学好英文，英文作文特别花心思，记得中六时看罢电影《战火浮生》（The Mission），拿起笔虚构了Mendoza与Gabriel神父死后在天堂审判室等候时的对话剧场，在两年前香港公共图书馆办的“文学游子潘国灵”小展中，我厚颜地拿此作手稿展品之一——只为记曾几何时的稚嫩，回不去的。
短短一文要勾勒中学七年日子，实在也只能将流水账熬成一碗过浓的汤（因为有了年纪，也堪称“老火汤”）。如果容许我快速搜画，我还会加上这些于我有特别印象的关键词：Christmas Ball（圣诞舞会）、Joint School Function（联校活动）、Interact Club（扶轮少年服务团）、Debating Team（辩论队）。（我玩的是英辩队；近日跟一个同窗说起往事，方知当年带中辩队的是何福仁老师，我错过了，大家都说毕业后方知他是高人，真低调。）以及一些在此无法一一记述的名字（乒乓球好手“何佬”退休了。陈浩明老师仙游了，他是令人怀念的好老师）。
种子撒下当儿，当事人未必知晓。写作如果有源头可溯，那应该是在开笔之前。一些故事容易前后对应，如爱看书、喜欢文字以至于日后走上了写作之路，但实情是，任何的路总是有着太多自知或不自知的偶然与必然。所有记述都难免有点重构的成分。从蠢蠢欲动到“非如此不可”（It must be），写作从朦胧意识、兴趣变成意志、欲望以至于生命的唯一可能，路是弯曲而又隐晦的，如果真有决定性起点，有时我怀疑是在早晨等早会时同学喧闹戏耍，有一个小子却独个儿出神沉思的时刻。又或者，如果当下一个转念他加入了同学的集体阵营，这小子就会成了不一样的人。这还未定形但又有所属性，不确定性与可能性互相交锋的人生阶段，我们且称它作原初，其中一角，在校园。
后记：创校于一八五一年的圣保罗书院，为在港创立而营办时间最长的学校，二〇一一年是其一百六十周年纪念。由英国圣公会牧师创立，由早年训练华人传教士至全民教育再至九七后改为直资中学，走过历史长河，堪记的故事许多。旧校中文科为志一百六十周年校庆，计划出一本书，邀我这沧海一粟旧生撰写“中学印象”。旧地重访，隔着二十多年的距离，既近且远，我提笔写了一篇。感谢邀文的何福仁老师。
二〇一一年八月三十一日
那些听歌领悟诗词的日子
没料到看阳刚味十足的《激战》竟无由地激起了一点柔情。说的是电影中的配乐，格斗画面配上The Sound of Silence（《寂静之声》）做配乐，重新由波兰女歌者Ania Dabrowska演绎（我第一次听这版本），歌曲放缓，多了点抒情、幽幽的味道，歌者把“Silence”这词的“e”音发得很重，带点妩媚，又不失为学习英文发音的好教材。这勾起我遥远中学日子的一点回忆，在脑内翻卷。
好像有个电视还是电台节目叫《听歌学英文》？我一次也没看过，小时候家长当然也买不起几万元一套的迪士尼英文教材。但我记得英文如何以歌曲溜进课堂课余的点滴——在学习还不完全像老鼠追赶老鼠滑轮、学生亦乐于（甚至以此自豪）学习“Out of Syllabus”（课程以外）东西的遥远岁月，也许是我亦有了年纪，开始怀旧起来。
至今我仍然记得中二时一个外籍英文老师教授英语会话班，课本用的一本书好像叫Easily Said，但他上课有时会带着一个卡式录音机来到课室，播一些英文歌给学生听，我第一次听披头士的歌，想来就是他在课堂上播Yesterday。那么小的年纪，当年其实怎会懂得歌词说的“昨日”，但听着念着，好像也意会了点什么。
Simon&Garfunkel这二人民歌摇滚组合，第一次学唱其歌亦是初中日子，印象中是在音乐课上唱Scarborough Fair，好像跟几个同学夹唱，只觉曲词优美得不得了，一些字词也深，尤其是歌词中一些香草名字，便翻起字典来查。其实，字典查得了字词意思，又怎查得了歌词深意。多年后才明白，此歌源自英国约克郡，有悠长历史，上世纪六十年代Simon&Garfunkel改编翻唱，表面的情歌背后，有着反战寓意。有教育者说唐诗宋词小时候怎也要背诵一些，当时不明白不要紧，先记入脑，日后机遇所至，自会恍然领悟。其实，很多好的歌词亦如是，都是要经历时间回头细辨才能体会，不是讲求实时评估实利回报的教育制度所能明白。
“听歌学英文”，其实哪有这么功利和实际，也不仅止于学语文，西方民歌、摇滚乐，富诗意哲理的歌词多的是，从小感受一点，无目的性的，其实也是一种诗学熏陶。至今犹记得，中学时读到如Nowhere Man、I'm a Rock等完全有别于广东流行曲世界的那种启发（是的，不少歌最初是先在书本中“读”到的）。这些歌其实比我成长的八十年代要早，但理想的文化接收，又岂能只局限于自己的“同代”视野？所有艺术爱好者，其实都是时空的穿行者。
至于The Sound of Silence一曲，犹记得高中时英文科老师在课堂上派发歌词，一人一张，当诗文赏析，对我有莫大冲击。“When my eyes were stabbed by the flash of a neon light/That split the night/And touched the sound of silence……”（霓虹灯的闪光刺入了我的眼睛/划破夜空/触动了寂静之声……）城市的疏离浸染于都市的欲望景观之中，作曲、填词的Paul Simon，根本就是一个哲者、诗人。怎想到这么多年后，这“寂静之声”借光影回魂，投射于澳门这个欲望之都中，于格斗这个充满动作也暂时消除了语言的肢体世界里，成了《激战》的电影主题曲。明明影画与音乐是不同质感的，交叠起来却产生化学效应，要多谢为电影配乐的黎允文。我身边的年轻观众并不知此曲的原唱者，是一队叫Simon&Garfunkel的组合，如果这部电影能把后来者拐回到那有了岁月痕迹，却超越时间的诗歌音乐世界中，即使是短暂的，也算是它的意外贡献。而我自己先自行折返了一趟。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二日
联校活动，纯情的一页
在香港读书，有两类中学，分别被称作“和尚寺”和“师姑庵”，意思不用多说了。我就读的是位处般含道一间和尚寺教会男校，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老好日子。时至今日，混杂成主流，但清一色的“和尚寺”“师姑庵”仍为数不少，性别因素造就了独特的校园文化，也缔造了不一样的爱情篇章。
初中时四十个男生困在一个教室，性的意识或已萌生，结识异性的心却只是一颗幼芽。一班男生困在教室这个大澡堂内，偶尔玩玩“阉人”的性游戏（比现今大学生的Happy Corner还要Mild）。回想起来，这种“阉人游戏”，除了包含男孩之间的权力关系外，也包含男孩子对身体、性征、性爱好奇的转移，只是在“她者”（对异性恋者来说）的缺席下，将情色想象投射于同性的身体之上。
如果初中还按捺得住的话，踏入高中，体内的荷尔蒙越发旺盛，便难再独守“澡堂”。心猿意马者，其中一个向外伸展的合情合理途径，便是参与Joint School Function，另一选择是越级挑战，结识预科班才接收的女生，不过僧多粥少，有此胆色和条件者也只属少数。
联校活动，是我们这些“清一色”学校悠久的传统，不同的学会，自然扮演将这传统延续下去的角色。发展关系的版图，从班与班、级与级之外，跨越至校与校之间，世界突然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般变得宽阔起来。慈善活动（如当义工、探访老人院）、校园舞会、联谊活动（如游船河）、宿营（如观星营）等，提供了我们平日少有的接触异性机会。不知多少同学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但事后回看，当初稍稍“不纯正”的目的（不是所有人如是），往往却开出成长的果实；在处理人际关系、组织活动中，我们上了人生宝贵的课，这才真是意外收获，能够开出友谊甚至情缘之花，毕竟是少数（我有幸是其一）。
男校配女校，也讲求门当户对，我校与玛利曼、玛利诺书院特别有姻亲关系；在我当上扶轮少年团主席的任内，这姻亲关系如果不算有突破，也肯定可以说发展良好。经过这么多年后，这传统是否还延续下去，我老早已不知道了。当上大型学会主席自然风头较盛，不过，这可不太容易，要从中四、中五开始积极参与，博得师兄的另眼相看，才有机会成功接棒。升上预科，的确曾出现一番“你争我夺”的战况，回想起来，这已经从翼动之心，变成一个成年人争夺权力的模拟游戏了。
但于今天来说，这仍然是非常“纯情”吧。年轻女子好奇地问，那年代搞校园舞会有没有为了赚钱？我听了这一问，颇感讶异；原来据她说这于今天并非不寻常事。她又说，现在上网即可结识异性了，犯不着守望一年一度的圣诞舞会。嗯，时代不同了，因此更加觉得，这纯情一页，值得写进校园的次文化历史。请你别嫌我将这纯情奉献给你。
二〇〇五年十月
人生溜冰场
从小，对速度有一种迷恋。不是日常生活中追赶跑跳蹦的心理速度，而是脑部让路予身体进入忘我境界的物理速度。只是，在香港，前者普遍，后者难求。
我当然不是在街边玩滑板玩到被导演看中的李灿森一族。小时候玩滑板，不过是我偶尔脱离父母“魔掌”和城市束缚的玩意儿。城市空间挤迫，要像电影《回到未来》里Michael J.Fox踩着滑板随处驰骋，在香港是不可能的。我家本来是长洲人，父母搬来市区住；但大伯一家仍留在长洲，家外有一大片于城市小孩来说不可思议的石地，滑板是堂兄弟的，每次探望伯父祖母时就借他们的来玩。
一直觉得这“借来的自由”是很不畅快的。人大了，方才听说原来香港什么都是借来的——“借来的空间”“借来的时间”。一直到近二十岁靠补习之类赚得自己的一点金钱，就开始用钱来买“自由”。我正式报了溜冰班，是ISIA国际认可的那套训练，每星期都至少去溜冰场一次，当然，是瞒着父母的。当时，还选了最新落成位于黄埔商场的溜冰场。不跌不长大，跌在冰上有时也灼痛难当。不过，跌跤多了，就开始懂得向前滑行、前后画葫芦、T字形八字形二字形扭腰急停、绕圈画曲线、交叉腿后溜等不同招式，逐一击破，慢慢得心应手，是人溜冰不是冰“留难人”了。
香港溜冰场全都坐落于大型商场，先后有四个，太古城、黄埔花园（关闭了）、西九龙中心，及最新最大的又一城，溜冰场成了一个舞台，任商场人流随意凭高观望。有人步履蹒跚捉着栏杆，战战兢兢；有人一仆一碌，大出洋相；有人好像陀螺一样打圈，挥洒自如；任何一个人生舞台，都有高手低手。夹着DJ的打歌，皑皑的白雪，一股不羁任性的青春气流，在溜冰场内随冷气穿梭回旋。达明一派、由陈少琪填词的《溜冰滚族》叫人难忘——“随幻觉随动作，随着急速音乐，在盘旋每个角落，流着少年脉搏，随着一杯可乐，尽忘怀一切失落……”而歌词中那句“自信摇着快速的一双腿，为了找美丽新伴侣”，又点出了溜冰场内的一点醉翁之意不在酒。约一个心仪女子溜冰，她踏在冰上方知如履薄冰，你不经意地在她身边划一个惊险弧度的急弯刹掣，顺势捉着她的手教她平行，在冰场里，手心也会冒出汗来。这个经验，过来人自然心知。当然，如果落到冰场方知你心仪的女子是另一个柏安妮，那故事就不知怎样发展了。
停止去溜冰场，是发现溜冰越来越没有想象中的畅快。在香港这弹丸之地，要拥有空间上的畅快感，并不容易。溜冰场经常挤满了人，如在困兽斗中左闪右避，窒息感多于畅快感。最要命的是一次在太古城溜冰场内被一个工作人员截住：“这里不准后溜！”噢，从小老师不是叫学生学以致用吗？不准后溜，如何表演自己的与众不同（虽然我还未到花式溜冰这个级数）？以为香港这个社会惯于瞻前不顾后，溜冰场竟然也来这一套——不准逆流倒行，要随着大队走，向前滑！于是，溜冰的次数越来越少，溜冰的时间越来越夜，因为越接近关门时间，溜冰的人越少，规则也越宽松。愈夜愈美丽，在缝隙中偷取空间。只是到人大了再不需要瞒着父母的时候，玩伴也越来越少，打圈圈变得在工作中远多于在溜冰场内了。
四年前，我买了一双黑色Roces Roadskate（溜冰鞋），一心摆脱溜冰场的束缚。四年来搬了四次家，它也跟我搬了四次家，却始终封在盒子里，不曾带它到维园场内走过一圈。只知时间过得飞快，身边事情总是排山倒海而来。最近一次，在尖东海傍看到一群少年玩Roadskate，他们玩起来可像在玩命，在文化中心一条楼梯高速倒后而下，反反复复数十次。看着他们的“亡命表演”，这刻忽然觉得，阻碍自己的，再不是父母巨型的手掌，不是城市挤迫的空间，也不是溜冰场内的规则，而是，不经不觉间有了一点年纪的负荷了。
一九九九年
MU的夹Band岁月
Music Union，音乐联盟。全香港只此一家。
不过，已经关门了。
一九九二年开张，大约一九九六年十月关门，支撑了四年半。
不过结业了是结业了，不少音乐友仍然怀念这个名字。我有幸在MU有生之年夹Band表演过一次，成了日后美好的回忆。清清楚楚记得，当日是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九日。
说起来，这个位于尖沙咀弥敦道一幢旧楼的一千尺角落，曾经滋养过不少音乐爱好者。基本上，MU有几个功能，它是一个音乐联盟会，希望联结一些音乐爱好者，主办者最初希望可招揽几千名会员，但至关闭前会员人数八百多。最初认识MU时还在读大学，印象中千元年费对我来说实在太昂贵。它也是一个小型音乐图书馆，储存了约一万只CD，可租可买，又有不少音乐杂志及音乐参考书籍供阅读。它也是一间小型音乐商店，除CD外，还售卖一些很IN的音乐Tee和精品。但对我来说，这里最有意思的就是它作为一处大同音乐世界的表演场地，曾经在MU表演过的乐队和音乐人不计其数。不管你技艺超群还是学艺未精，声名鹊起还是籍籍无名，只要有心玩音乐（当然要付场租），都可以踏上台板。业余Indie Band要成熟，必须累积现场表演经验，MU成了Band友的音乐摇篮。
此所以技术生疏如我者，都有机会夹Band表演，还记得当时五人组合，表演的歌有Beyond的《无尽空虚》《冲开一切》《永远等待》、Eagles的Love Will Keep Us Alive。非常难忘的经验。记得弹Love Will Keep Us Alive到最后时因为有些紧张弹错了几个Chord，但冇人柴台（喝倒彩）；地方不大，百多个观众都是坐在地上，灯光加上节拍，人与音乐融为一体，气氛极好。说起来，当时的Band友都受Beyond影响很大，初组Band未有自己创作，Band谱也不容易买到，执Beyond歌几乎成了很多Band的例牌功课。教夹Band的老师一边踩Beyond技术一边教我们执歌（就是听着乐曲，逐点把有关乐谱写出来）。这一切，现在对我来说都只是记忆。随着MU的消失，相信再难有一个这样的音乐实验场所。记得当年除MU外，Tom Lee也隔周在九龙公园安排乐队表演，概念有点像日本原宿街头。香港没有原宿，不过文化中心海滨广场、赤柱大街都曾经是乐队表演的街头舞台。后来都不见了。
四年半的日子，MU也有风光的时候。最热闹的日子，要数商业电台与MU在一九九四年合办现场转播节目，每星期有流行歌手与独立乐队同台演出，整整办了一年。这个尝试，引发了一九九五年商台在红磡体育馆举办的“乐势力大检阅”之“河水犯井水”，试图打破独立乐队和流行歌手的围墙。说起来，一九九四年、一九九五年的乐坛也曾努力打开一片豁达音乐天空，原创声不绝，乐势力高涨，大唱片公司不少成立另类Label。当时，商业电台还出版了一本叫Quotables（《豁达音乐志向》）的音乐双周杂志（冯礼慈主编）。不过，另类音乐杂志在香港从来都难脱早夭的厄运（袁智聪的《音乐殖民地》可算是异数了），短短几年光景，Quotables“折”了，MU关门大吉了，乐坛也沉寂多了。Quotables由创刊号至最后一期共二十五期，我都储在家中不舍得扔掉，或者偶尔翻翻这一页记忆也是好的。
MU也不是无声无色消失。结束之前MU搞了一个马拉松派对，前来演出者有Huh、黑鸟、民艺复兴、刘以达官立小学、陈辉虹、关淑怡等，合共三十三队组合来一个Salute，认真俾面（给面子）。不过Salute也掩不住隐隐的悲情。还记得创办人Ronny Lau跟我说的一番话：“在香港卖音乐生活态度是不行的。香港人不懂得将音乐当成享受生活的一种方式，音乐只是次要的消闲品。在外国或即使一些东南亚国家，音乐是人每天生活的一部分。”在讲求明买明卖的香港，音乐生活态度也许太过无形了。千多元年费去健身中心只减去两斤肉隔着玻璃对着天桥表演的大有人在；香港六百多万人容得下很多健身中心，但未必容得下一处讲求音乐生活态度的地方。
一九九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