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崇高的事业

从1941年9月到1944年1月，纳粹对列宁格勒进行了近900天的围困，列宁格勒有超过100万市民死亡，其中包括40万儿童，许多人都是被活活饿死的。与此同时，不为人知的是，有数以万计的种子与成吨的土豆、大米、坚果和谷物藏在市中心。

大约是距离围城开始的25年前，一位名叫尼古拉·瓦维洛夫（Nikolai Vavilov）的年轻植物学家开始收集种子。在他小时候，遭遇过多次大饥荒，导致数百万人丧生，因此他决定要毕生致力于消除饥饿，防止类似的生态灾难再次出现。最终，这一理想主义的目标成为瓦维洛夫一生追求的事业。他周游世界，收集各种各样的粮食作物，并研究其中一些作物比另一些更具适应性的原因。没过多久，他就收集到了超过6000种农作物的种子。同时，他还研究遗传学，尝试培育新的作物品种，使它们更好地抵抗虫害和疾病、更快地生长、更耐受恶劣环境，实现更高的粮食产量。随着工作的推进，瓦维洛夫明确了要建立一家种子银行的愿景。就像我们会备份重要数据，以防计算机崩溃导致数据丢失一样，瓦维洛夫想为全世界的所有粮食都备份一份种子，以防有任何物种因自然灾难或人为灾难而灭绝或无法生长。

1920年，业已享有盛誉（且拥有了更丰富种子收藏）的瓦维洛夫结束了高校教师的生涯，成为列宁格勒应用植物学研究所的负责人。在政府的资助下，瓦维洛夫组建了一支科学家团队，共同推进他的事业。瓦维洛夫在刚加入该部门时曾写道：“我希望将该部门建成一个不可或缺的机构，尽可能让它对每一个人都有用处。我想将全世界的植物种子都收集起来，将这个部门打造成所有农作物及其他植物的宝库。”一如任何具有无限思维与远见卓识的人一样，他总结道：“我并不知道最终结果会如何……但无论如何，我都想努力一试。”

1940年，瓦维洛夫遭人诬陷被捕。1943年，这位拥有远见卓识且毕生致力于终结饥饿的植物学家因营养不良在狱中去世，年仅55岁。

瓦维洛夫去世时，列宁格勒正陷于被围困的水深火热之中。就在这一战区的中心地带，圣以撒广场（St. Isaac’s Square）的一幢毫不起眼的建筑里，藏着瓦维洛夫团队所有的研究记录，当然，还有他们的无价之宝——数以万计的各种农作物种子。除了炮击这样显而易见的风险，这些种子还面临着市内老鼠成灾的威胁。更糟糕的是，瓦维洛夫的收藏还引来了纳粹的关注。

被围困期间，尽管面临重重威胁，尽管处境与其他列宁格勒市民一样恶劣，瓦维洛夫所带领的科学家团队仍在继续工作。他们会在隆冬时节冒险外出，在靠近前线的田地里秘密播种土豆。尽管他们能够将一些劳动成果偷偷带出城去，但剩下的都被他们藏了起来，小心看管着。这些科学家无私地投身于实现瓦维洛夫的愿景，做好了不惜一切代价保住种子银行的准备，哪怕牺牲自己的生命。尽管身边有着数以万计的种子，成吨的土豆、大米、坚果、谷物和其他农作物，但这些科学家都不肯吃，最终，有9名科学家死于饥饿。

曾有人引用瓦维洛夫的话来谈论自己所追求的事业：“我们将会走进柴堆，我们将会烈火焚身，但我们不会放弃自己的信念。”那些共同投身于此的人，不单单是被瓦维洛夫的话所鼓舞，他们在践行瓦维洛夫的话。瓦迪姆·列赫诺维奇（Vadim Lekhnovich）就是幸存者之一，他曾帮忙种植过土豆，并在枪林弹雨中守护过它们，后来曾有人问他，明明储藏了海量的食物，为什么不吃。“当时已经虚弱到步子都挪不动了。每天早上想要起身，想要动一动手、动一动脚，都是难如登天。”他说，“但想要克制自己不去吃那些储藏的粮食却一点也不难。因为其中包含的可是你毕生追求的事业，是你的同伴们毕生追求的事业。”

这些科学家之所以能在围困中仍然继续推进瓦维洛夫的工作，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在参与一项远比他们个人更伟大的事业。这一崇高的事业被瓦维洛夫称为“全人类的使命”，因为它，他们的工作和生命都有了目的和意义，这个目的和意义超越了任何个人，超越了任何人在被围困期间所面临的痛苦和挣扎。这些科学家的目光更长远，他们所设想的未来是可以用自己的工作拯救全人类，他们参与这场游戏的目的是让全人类尽可能长久地生存下去。

什么是崇高的事业

霍华德是少年棒球联盟的球员，他所在的球队是全联盟最差的球队之一。不过，每次输了比赛，教练都会在赛后告诉球员们：“输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比赛中是怎么打的。”这时，霍华德就会举手问教练：“那我们为什么要记分呢？”

在参与有限游戏时，我们的目标是赢。即使我们只期待自己能打得不错，只是为了享受比赛，但也绝对不会以输为目标。参与无限游戏的动机则截然不同，并不是为了赢，而是为了能继续玩下去，是为了推进比我们自身或所在的组织更伟大的事情。任何想要在无限游戏中成为领导者的人都必须拥有一项愿意为之努力的、非常明确的崇高的事业。

崇高的事业是对尚不存在的未来状态的具体设想，这个未来状态极具吸引力，以至于人们愿意为实现它而做出牺牲，就像瓦维洛夫团队的科学家们一样，甚至愿意献出自己的生命。但并非所有崇高的事业都需要做到这一步。我们要做的可能是拒绝一份薪水更高的工作，继续留在致力于推进我们所相信的崇高的事业的组织。这可能意味着熬夜工作，可能意味着经常出差。尽管可能不喜欢这些牺牲，但因为有了崇高的事业，我们会觉得这些牺牲是值得的。

赢只能让你获得短暂的喜悦，虽能大幅增强我们的自信心，但这种效果转瞬即逝。无论一年前的你实现了某个目标，无论获得了晋升，还是赢得了锦标赛的冠军，当时那种美妙的成就感都是不可能一直延续的。这些感觉会过去，若要再次体会那种感觉，我们就必须努力再赢一次。然而，若有一项崇高的事业，一个比任何一场特定胜利都更重要的理由，我们的日子就会过得更有意义，过得更有满足感。这样的感觉才能周复一周、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持续下去。若就职于一个以有限目标为动力的企业，我们或许会有喜欢这份工作的时候，但可能永远无法爱上它。如果就职于一个为崇高的事业而奋斗的企业，我们或许会有不喜欢这份工作的时候，但会一直热爱它。就像自己的孩子，我们或许觉得他们时而讨人喜欢，时而又讨人厌烦，但对他们的爱是不会中断的。

崇高的事业不同于“为什么”。“为什么”来自过去，是关于起源的故事，是关于我们是谁的声明，是价值观与信念的总和。而崇高的事业则关乎未来，决定我们前进的方向，描绘了我们想要生活其中并愿意投身建设的那个世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为什么”，而且，只要愿意挖掘，每个人都能清楚知道自己的“为什么”，但并非每个人都必须拥有一份属于自己的崇高的事业，我们可以选择加入他人的事业。我们既可以自己发起一场运动，也可以选择加入一场运动，然后将其变成自己的。与只有一个的“为什么”不同，我们可以努力推进不止一项崇高的事业。我们的“为什么”是固定不变的。但崇高的事业关乎的是迄今尚未实现的未来，因此我们并不知道它最终会呈现何种样貌。我们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坚持不懈地建设，还可以在推进的过程中不断改进。

“为什么”就像一栋房子的地基，是起点，无论我们在它之上修建什么，都能从中获取力量与坚持的动力。崇高的事业则是我们对这栋房子的构想，是我们希望它最终能够呈现的样子。或许，我们需要穷尽一生，也或许穷尽一生都未必能将它建成。但无论如何，我们的努力都是在为它的最终成形添砖加瓦。随着构想一点点变为现实，会有更多的人受到激励，加入我们，继续推进这项事业，直到永远。

我的“为什么”是激励人们做能激励他们自己的事情，这样一来，我们才能一起将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这个“为什么”对我来说是独一无二的。再说说我为之努力的崇高的事业，我想要打造一个这样的世界：大多数人都会在想要工作的热情中醒来，能安心地在外工作，能带着工作的满足感踏上回家的路。我正在尽一切可能寻找愿意加入我，与我一同推进这项事业的人。

让我们的工作与生活充满意义的正是我们为之奋斗的崇高的事业。崇高的事业能让我们保持专注，不为有限的奖励与个人的胜利所诱惑。在为崇高的事业奋斗的路上，也会有必须参与的有限游戏，但一切有限游戏都离不开崇高的事业这个大背景。崇高的事业是让我们想要坚持游戏的动力。无论是在科学研究、国家建设还是商业领域，领导者若想吸引我们加入，并为他们的无限追求而奋斗，就必须用清楚、明确、肯定的语言描绘出所构想的那个理想未来。

当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宣布美国要脱离英国独立时，他们知道，要发起这样一场颠覆性的运动，离不开一个正当的理由。他们在《独立宣言》中写道：“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每个人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他们提出的愿景不是建立一个由边界界定的国家这么简单，这个理想的未来国家是用人人自由且平等的原则勾勒出来的。1776年7月4日，56人签署了这份宣言，同意“以我们的生命、财富和神圣的荣耀互相共同保证”。这充分说明了这份事业对他们的重要性。为了实现“建立新国家”这一无限的愿景与理想，他们愿意付出自己有限的生命和利益。他们的牺牲也能激励后来者，让后来者继续用自己的鲜血、汗水和泪水推进这一事业。

当我们坚信自己为之献身的事业会有后来者继承并发扬时，我们就知道它是正确的。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必定就是如此，尼古拉·瓦维洛夫也是如此。瓦维洛夫的愿景是，让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不再挨饿，从而让人类尽可能长久地生存下去，这一愿景一直被继承并发扬到今天。目前，全球共有近2000个种子银行，分布在100多个国家，那里的工作人员正在继续瓦维洛夫于一个世纪前开始的工作。位于挪威的斯瓦尔巴全球种子库是全球最大的种子银行之一。斯瓦尔巴种子库位于北极地区，选取的储存场所因地利原因，天然温度就已符合种子的储藏需求，现存有来自近6000种植物的超过10亿颗种子。它的存在是为了确保即便在最坏的情况下，我们仍然能有维持自己物种生存的必要食物来源。全球作物多样性信托基金（The Crop Trust）是一个与联合国合作建立的组织，旨在支持全球各种子银行的工作。该基金的总干事玛丽·哈加（Marie Haga）认为瓦维洛夫可被视为该事业的开创者。“一个世纪以前，瓦维洛夫首次迈上收集种子的旅途，”她说，“现在，新一代作物多样性的支持者们继续献身于此，前往世界各地，不仅为了保护种质，也为了保护瓦维洛夫的遗产。”

现在有许多企业都把自己的目标、愿景或使命写到办公室的墙上，领导者这么做的目的是想要激励员工。然而，这些目标、愿景或使命大都不具备成为崇高的事业的资格。有的虽不具备激励人心的作用，但无伤大雅，最糟的情况是，它们甚至会令我们误入歧途，让我们一直被困在有限游戏的圈子里。即使是一些再善意不过的声明，若是用有限、笼统、以自我为中心或模棱两可的语言来表述，也是无法在无限游戏中发挥任何作用的。比如“你不想做的事我们来做，这样你就能专注于自己爱做的事情了”。这说的可能是真心话，但太啰唆了，尤其是在一个企业的环境中。另外，这也不是一个可以凝聚人心的口号。再比如，有一种表述笼统的常见愿景是：尽可能提供最高价值、最高质量的产品，等等。此类声明对那些想在无限游戏中领导我们的人来说是毫无帮助的。这样的愿景无法让人产生参与感，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考虑的只是公司的利益，只关注了企业内部，而不是产品或服务的长远发展。

VIZIO是一家电视机、扬声器制造商，总部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其官网上写着，他们存在的目的是“通过不断创新，以更优惠的价格为消费者提供更高性能、更智能的产品”。我相信他们全都说到做到了。但这句话真的能激励员工吗？换作是你，读到这段文字时，是否会产生要去这里求职的冲动？若我们之中真的有人会因此而起鸡皮疙瘩，或是因此感受到内心的召唤，想要加入他们，那也只可能是极少数人。在这样的话语中，我们既看不到有可供我们投身其中的事业，也完全看不出该企业所全力支持的到底是什么，而这二者在无限游戏中都是必不可少的。

再次强调，崇高的事业是一种特定的愿景，描述的是尚未实现的一种未来状态。若想用崇高的事业指引我们的工作方向，激励我们做出牺牲，并让这一崇高的事业存续得比我们的生命更长久，就必须符合下面的五个标准。你若不确定自己的目标、使命或愿景是否属于崇高的事业，或对用崇高的事业来领导团队很感兴趣，那么不妨用下面的标准来做一个简单的测试。

崇高的事业必须是：

• 支持某事的——积极的、乐观的；
• 有凝聚力的——欢迎所有愿意为之做出贡献的人；
• 服务导向的——为了他人的主要利益；
• 有适应力的——能够经受住政治、技术和文化的变迁；
• 理想主义的——宏伟、大胆但最终无法实现。

支持某事的——积极的、乐观的

崇高的事业是我们所支持和相信的，而不是反对的。领导者想要召集人们共同反对某事非常容易，甚至可以怂恿人们陷入疯狂。毕竟人在生气或害怕时，可能会出现很激烈的情绪。相较而言，若要支持某事，就需要被激励。对某事的支持能够点燃我们的激情，使我们充满希望与乐观。反对就是要诋毁、妖魔化或拒绝某事。支持是要请所有人共同来推进一项事业。反对会令我们执着于业已存在的事物，从而诱导我们做出反应。支持会令我们专注于尚未实现的未来，激发我们的想象力。

想象一下，我们不说与贫困做斗争，而说捍卫每个人养家糊口的权利。前者创造了一个共同的敌人，是我们所反对的。它的目标是“可以赢的”，是一场有限游戏，让我们相信自己是能够一劳永逸地战胜贫困的。后者则给了我们不断前进的理由。这两个角度的影响不仅仅是语义上的，还会影响我们看待问题与愿景的方式，进而影响我们对自己该如何参与其中的判断。前者提供了一个等待我们解决的问题，后者则是提供了一个关乎可能性、尊严和赋权的愿景。它不是激励我们去“减少”贫困，而是激励我们“增加”能够养活自己与家人的人数。支持与反对之间的区别虽不易察觉，但影响重大。《独立宣言》的起草者似乎依靠直觉理解了这一区别。

短期来看，带领美国走向独立的开国元勋们确实是在反抗英国，《独立宣言》中有超过60%的篇幅是在具体控诉对英国的不满。不过，他们为之奋斗的事业才是其持久激励的真正来源，这一事业在《独立宣言》中也有着最为重要的地位，是其开篇最先言明的内容，也为《独立宣言》的剩余部分奠定了基调，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这一理想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也很容易被美国民众记住。除了学者与狂热的历史爱好者，几乎没有哪个美国人能迅速背出那超过60%篇幅的控诉，但大多数美国人都能毫不费力地背出“人人生而平等”这句话，也往往能迅速说出“生命、自由、追求幸福”这三大基本原则。这些话在美国民众的文化心理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频频被美国的爱国者、政治家引用，用来提醒美国人想要努力成为怎样的人，以及作为国家建立之基的理想是什么。这些话告诉美国民众，他们所支持的到底是什么。

有凝聚力的——欢迎所有愿意为之做出贡献的人

人类想要有参与感，渴望有归属感。我们享受作为团体一分子的感觉，正因如此，我们会去教堂，会参加集会，或是在看球赛时穿上我们最喜爱的球队的队服。崇高的事业就像是一张邀请函，邀请他人与我们共同推进比自身更伟大的事业。若这则崇高的事业宣言能够在我们的脑海中勾勒出一种积极且具体的未来愿景，就能触动我们的内心，让我们想要主动加入，与他人共同奋斗。

一份精心撰写的事业宣言能为我们勾勒出关于未来的崭新愿景，并激励我们贡献自己的想法、时间、经验，以及任何可能有助于实现它的东西。运动就是这样形成的，它始于少数人，这些人理想化的未来愿景吸引了其他相信他们的人。那些早期参与者并不是为了得到什么，而是为了给予。他们想要帮忙，希望在建设这个新未来的道路上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最初吸引他们的这项事业最终也成为他们自己的事业。

有些组织只是承诺要“改变世界”或“产生影响”，但其中几乎没有任何关乎具体目标的线索。这些承诺本身是好的，但太宽泛了，无法成为可供我们使用的有效过滤器。再提醒一下，崇高的事业应是对尚未实现的未来状态的特定愿景，这一未来状态是吸引人的，能够让人们愿意为推动它的实现而做出牺牲。我们称之为“愿景”，因为它必须是我们能“看到”的“景”。崇高的事业若想具备号召力，所勾勒的愿景就必须是具体、可感知的，能让我们知道自己可以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或知道那个更美好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只有当脑海中能够浮现出组织或领导者想要实现的那个世界时，我们才能知道自己更愿意为什么贡献精力与我们自己。只有清楚知道了该事业的目标是什么，才有可能点燃自己的激情。

许多招聘方常常把这样一个标准挂在嘴边：“我们只聘用有激情的人”。而他们怎么知道某个应聘者是不是只对面试充满激情，而对他们的事业毫无兴趣呢？事实上，每个人都有激情，但不是所有人都会对同一件事充满激情。无限思维的领导者会积极寻找与他们有共同激情的员工、客户和投资者。对员工而言，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招聘要先考虑文化，技能总是可以后面再教的”。至于客户和投资者，共同的激情也将成为他们热爱并忠于该组织的根源。

以沙拉快餐公司Sweetgreen为例，他们追求着比销售沙拉更伟大的事业，也欢迎同道中人加入。他们是这样描述自己的使命的：将人们与真正的食物连接起来，推动建立更健康的社区。Sweetgreen对“真正的食物”的定义是来自当地农场的食材，同时还能支持当地农场的发展。正因如此，Sweetgreen门店的菜单会因地而异。或许有许多人只是单纯因为喜欢他们家的沙拉而在那里消费，但也有一些人是因为热爱本地食材，想要支持当地农场的发展，才受其吸引，成为最忠实的支持者。哪怕购买这些商品需要承受某种形式的牺牲，比如不够方便或价格更高，这些消费者也愿意购买。对消费者而言，以某种形式或方式支持这家公司是在践行自己的价值观和信仰，也是在为建造自己心目中那个更美好的世界做贡献，他们觉得自己也是这项事业的参与者。

服务导向的——为了他人的主要利益

崇高的事业必须至少涉及两方——贡献者与受益者、给予者与接受者。贡献者会为了推进该事业而给出一些东西，比如他们的想法、努力或金钱，接受这些贡献的人会从中获益。若想让自己的事业通过服务导向测试，那么该组织的主要受益人就不能是贡献者。

假设我的老板要给我提供一些职业建议，那么这些建议的主要作用就必须有利于我的职业发展而非他的职业发展。假设我是一名投资者，那我投资某家企业的主要目的就必须是有利于该企业朝着他们崇高的事业迈进。假设我是一名领导者，那我付出时间和汗水，以及决策的主要目的必须有利于我所领导的那些人。假设我是一名一线员工，那我辛勤劳动的主要目的必须是造福于购买我们公司产品与服务的那些消费者。若只存在一方，即自己是工作的唯一受益者，那我们所做的就不是崇高的事业，而只是形象工程罢了。

当Sweetgreen谈论自身贡献的受益者时，他们谈论的是社区和人，而不是这些贡献能为自己的公司做些什么。《独立宣言》的起草者们很清楚，他们的努力与美国独立战争的主要受益者都是“我们的人民”，而非“我们这些领导者”。如果这场战争的主要受益者是他们自己，那么美国最终很可能会沦为一个独裁国家或寡头国家。掌握了这个分析角度，再看到声称自己工作的主要受益者是股东而非顾客的企业时，我们便能立刻预料到它会有怎样的未来。

这里的关键词是“主要”。服务导向并不意味着做慈善。做慈善时，所有贡献的受益者，或至少绝大部分贡献的受益者必须是慈善的接受方。贡献者所能得到的好处就是因做贡献而得到的精神满足。但是在商业上，我们当然可以考虑如何通过工作来让自己获益或通过工作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当然可以期待并要求获得与我们的努力和成果相匹配的薪水和认可，也可以让投资者获益，只是不能以牺牲公司、员工或消费者为代价。企业不应该为了让股东获利，而将节省成本的主意打到任何主要受益者的身上，比如逼迫顾客购买不合格的产品，或让员工失去他们的工作。毕竟归根结底，股东也只是众多贡献者中的一个。只有当一项事业的主要受益者是该组织外的另一方时，该事业才可能是正当的。

这就是“仆人式领导”（servant leadership）的含义。它意味着贡献所产生的主要益处是向下流动的。在缺乏服务导向（或将服务导向视为次要而非主要原则）的企业中，利益往往是向上流动的。投资者投资的主要目的就是比其他人更先赚到钱；领导者做决策的目的就是让自己比员工更先获益；销售员会无视顾客的需求，为赚到更多销售分红而不择手段。这就是当下普遍存在的利益流形式。在现代文化中，以保护自身及上位者利益为优先的人随处可见，他们将自己本应服务的对象放在了次要的位置上。

崇高的事业应使以服务为导向的要求符合无限游戏的玩法。无限游戏的玩家希望这场游戏一直继续下去，让后来者也能参与。作为领导者，若想创办一家有能力参与无限游戏的组织，那么在做决策时，就绝不能以提高自己的收入作为唯一目标。他们的努力方向应该是让该组织具备参与无限游戏的能力。作为投资者，所投金钱的主要受益者也绝不能是自己，而是所信任的这个组织，希望帮助他们推进崇高的事业。无限思维的投资者所希望的是，为推进比自身更伟大的事业做贡献，这项事业若成功了，也能带来丰厚的回报。有限思维的投资者则更像赌徒，下注的唯一原因就是为了赚钱。我们不要混淆这两种行为。

服务导向之所以在无限游戏中如此重要，是因为它能培养一批忠诚的员工和客户（以及投资者），这些人将愿意与该组织同甘共苦、不离不弃。任何组织都能从这一强大的忠诚基石中获取长久发展的力量，这是单靠金钱无法做到的。最忠诚的员工能够感受到领导的由衷关心，因为事实也确实如此。作为回报，他们会为了公司的利益贡献自己最好的创意，自觉且负责任地工作，努力解决问题。最忠实的客户能感受到，这家公司是真的在意他们的所想、所需和所求，因为事实也确实如此。作为回报，这些忠实的客户愿意改变习惯或花更多的钱去购买这家公司而非其他公司的产品，并且会说服自己的朋友也这样做。而拥有最佳领导者的企业也能感受到，投资者是真心想要帮助他们尽可能地发展壮大，帮助推进他们所追求的崇高的事业，因为事实也确实如此。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各方都能获益。

有适应力的——能够经受住政治、技术和文化的变迁

任何希望成为具有无限思维的领导者的人都最好牢记《独立宣言》的例子。美国的开国元勋们承诺要实现平等，保障美国人民不可被剥夺的人权，这一承诺是经久不衰的。在美国独立后的200多年里，尽管这个国家的领导者、人民和文化都有过改变，但这一崇高的事业的重要性与激励作用仍然一如既往，从未减退。这是一项有着无限生命的崇高的事业。

在商业的无限游戏中，崇高的事业必须是比我们所提供的产品与服务更伟大的东西。这些产品和服务本身并不是崇高的事业，而是为推进崇高的事业服务的。如果用自己的产品来定义自己的事业，那整个企业的存在就会依附在这些产品上。任何新技术都有可能一夕之间将这些产品淘汰，我们的事业与整个企业也会随之一并淘汰。

以美国的一些铁路公司为例，这些公司曾是美国最大的企业之一。后来，随着汽车技术的进步以及高速公路网络的发展，人们有了比搭乘火车更快捷，有时也更便宜的选择。如果这些公司能将自身存在的必要性定义为人与物的运输，而非推动铁路的发展，那这些公司现在很可能已是一些大型车企或航空公司的所有者了。一些出版商也因为将自己所在的行业定义为图书出版而非思想传播，错过了利用新技术推进自身事业发展的机会。若非如此，这些出版商可能就是数字电子阅读器的发明者了。如果唱片公司能将自己定义为音乐的分享者，而非唱片、磁带和光盘的销售者，也许就能在如今这个数字流媒体的世界里活得更轻松一些。这些唱片公司若能用比自己所售产品更伟大的事业来定义自己，很可能就已是iTunes等服务的发明者了。只是很可惜，它们没有这样做，也正在为此付出代价。

市场会有起伏，人会有来去，技术会有发展，产品和服务会随着消费者取向与市场需求的变化而变化。我们需要一些持久性的东西来凝聚我们。这些东西要能经受住变化与危机的考验。为了让我们玩好无限游戏，我们的事业必须是经得起考验的、有适应力的、永恒的。

理想主义的——宏伟、大胆但最终无法实现

《独立宣言》签署者在申明“人人生而平等”且被“赋予……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时，主要指的是白人、盎格鲁撒克逊人和新教徒。然而，人们几乎在看到它的同时，就对该理想有了更广泛也更包容的理解，并开始为之奋斗。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乔治·华盛顿禁止在军队中组织反天主教的活动，他也会定期参加天主教活动，以行动告诉他的士兵，他希望人们怎么做。在将近100年后，美国通过南北战争结束了奴隶制，随后不久，美国宪法的《第十四条修正案》赋予了非裔美国人和曾是奴隶的公民们公民的身份与平等的权利。1920年，美国的妇女选举权运动为女性赢得了投票权，这是为推进美国的崇高的事业所迈出的又一步。1964年《民权法案》和1965年《投票权法案》又为此迈出了两步，旨在保护非裔美国人及其他少数族裔美国人不受歧视。2015年，美国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美国最高法院就“奥伯格费尔诉霍奇斯案”（Obergefell v. Hodges）做出判决，将《第十四条修正案》的权利保障范围扩大到了同性婚姻。

如果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定下的目标是“赢得独立”，那这个目标一旦实现，他们可能就会围坐在一起，举杯畅饮，互相吹捧他们打赢这一战有多么伟大。但事实并非如此。战争胜利后，他们就着手起草宪法（这部宪法直到独立战争正式结束的7年后才完全通过，获批生效），让他们所应遵循的原则成为经久的法条，以保护和推进他们对未来宏伟、大胆、理想主义的愿景。美国人自白纸黑字写下这个愿景以来，就一直在努力保护和推进它，也将继续保护和推进下去。美国的崇高的事业尚未完全实现，实际上也永远不可能完全实现，但美国民众会一直为之努力奋斗。这才是最重要的。

奴隶制的废除、妇女获得选举权、《民权法案》的出台都是美国为推进其事业而做出的一些重要努力。这些运动本身也是无限的，还远远算不上完成，但这标志着美国正在大步迈向《独立宣言》所勾勒的那个理想世界。庆祝胜利固然重要，但人们不能沉溺于此，止步不前。这场无限游戏还在继续，人们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这些胜利只是迈向理想未来路途中的一个个里程碑，给了人们瞥见那个理想未来的机会，从而激励他们继续前进。

崇高的事业的理想前进轨迹就是如此，无论取得了多少成就，我们总觉得自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果把崇高的事业想象成冰山的话，那么我们所看到的，就只是冰山一角。在一个组织中，关于未来愿景中未知的部分，往往是创始人和早期贡献者的心里最清楚，但其他人看不到的东西。将崇高的事业阐述得越清楚，就越有可能吸引和邀请到创新者与早期参与者，也就是愿意冒险做最先推进这项事业的人，哪怕这项事业还几乎只存在于他们的想象之中。每成功一次，这座冰山都会多露出一点，让更多人能够看到，这个愿景也才能在他人的眼中越来越清晰。当这个愿景一点点变为现实，怀疑者就会变成相信者，这种愿景完全实现的可能性才会激励更多的人，让他们甘愿献出自己的时间、精力、想法和才华，帮忙进一步推进这一事业。不过，无论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冰山有多巨大，领导者都有责任提醒我们，这座冰山的绝大部分依然沉在水下，等着我们去探索。因此，无论获得过多少次成功，我们为之奋斗的崇高的事业一直都在前方。

当你找到自己的事业时，将它记录下来

美国的开国元勋们都是些有着英雄色彩的传奇人物。他们活着就是为了推进自己的崇高的事业。商界那些能够激励人心的领导者也是如此。但是，若这些富有号召力的崇高的事业守护者停下来，比如退休或者去世了，会发生什么呢？常令我感到惊讶的是，许多富有远见卓识的领导者都认为，他们并不需要用文字将自己的事业记录下来。他们以为，自己能看清的愿景，自己组织中的其他人自然也都能看得清。但事实并非如此。

若没有用恰当的语言将崇高的事业记录下来，那么该事业随时间一点点模糊甚至完全消失的风险就会加剧。若没有崇高的事业的引领，企业就会变成一艘没有指南针的船，往往会偏离航线。船上的人会将关注点从远处的地平线转移到面前的仪表盘上。若没有崇高的事业的引领，有限思维就会开始潜入。领导者会为当前的航行速度很快，或航行距离很远而欢呼喝彩，但意识不到自己的航程缺乏方向或目标。

记录下来的崇高的事业可以一代又一代地流传下去，创始人的直觉却不能。就像《独立宣言》一样，崇高的事业的书面声明将大大增加这一事业长久流传下去的可能性，不知多少年后，美国人或许已经不知道美国的开国元勋们都有谁了，但这一流传下来的崇高的事业依旧能够引领并激励他们前行。这也是口头合同与书面合同的区别，两者都有法律效力，都可强制执行，但写下来的合同可以避免任何因记忆模糊而对交易条款产生的混淆或分歧，这一点对那些合同确立时并不在场的人来说尤为重要。

写下来的事业就像一个指南针。有指南针在手，才能保证每一位继任的领导者都目视远方，即使创始人不在了，也能轻松地航行在技术、政治和文化规范所形成的浪潮之上，而不会迷失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