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特别空军部队

日本海军的轰炸机每天都沿着长江一路呼啸着飞去轰炸重庆。这些灰色的三菱G3M“九六”式陆攻飞机每架可载弹1,100磅①，陆航部队的三菱Ki-21型“九七”式重型轰炸机有时候会和它们结伴同行，“九七”式轰炸机的载弹量是“九六”式的两倍。美国大使在报告中描述道：“这种行径的残暴性简直难以言表，每天都有超过100架轰炸机来袭，它们在城市上空来回穿梭，迫使无助的人们躲在防空洞中瑟瑟发抖。洞中污浊的空气已经足以摧垮很多人了，不少人被迫向山上逃去，无论老少，或是抱着婴儿的妇女，都在烈日下往山上爬……”但中国空军还是成功击落了9架“九六”式飞机，还击伤了300架敌机，占来袭飞机总架次的将近10%，这对日军而言是过高的代价。

但日军的损失很快就因为一种新型远程护航战斗机的服役而止住了，那就是三菱的A6M战斗机。这是一种修长的雪茄状的单翼飞机，有着封闭的驾驶舱和可收起式起落架。它像A5M“九六”式舰载战斗机一样灵活，但速度更快，航程更远，除了标配的小口径航空机枪，还装备两挺20毫米口径的机炮。在1940年9月13日重庆上空的战斗中，13架A6M飞机声称击落了27架中国战斗机。战绩来得如此轻松，以至于一名日本海军飞行员夸口道：“我们追击敌人时需要非常小心，因为一不留神就会飞到他们前面去！”（中方的实际损失是13架战斗机。）A6M战斗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因为1940年正好是日本神武纪年的2600年，所以它被命名为“零”式战斗机。

日本人利用欧洲激战正酣的时机进入越南，控制了米其林铁路、面积巨大的橡胶种植园、大量库存稻米以及河内的嘉林机场。9月30日，日本海军的轰炸机从该机场起飞，对昆明进行了首次空袭。第二天，日军就摧毁了蒙自县的中级飞行学校。六天后，它们在多云的情况下继续轰炸昆明，包括27架“九六”式轰炸机和7架新型的远程护航战斗机。这是陈纳德第一次看见“零”式战斗机，他称这种飞机“远远优于”之前在华东地区出现过的日本战斗机。

陈纳德在这一周里收到了前往重庆的命令。他到达昆明巫家坝机场时，刚好接到了预警网络的报告：27架“九六”式双引擎轰炸机、9架单引擎轰炸机和6架“零”式战斗机来袭。陈纳德乘坐一辆破旧的普利茅斯汽车逃离了机场，这是飞行学校新任校长王叔铭②上校的座驾。这次空袭持续了三个小时，把陈纳德的房子夷为平地。中国空军的飞机没有升空拦截。

不久后，周至柔将军再次执掌航空委员会，毛邦初被蒋介石调往华盛顿担任宋子文的空军事务顾问。而毛邦初自己的顾问又能是谁——除了陈纳德别无他人。这其实是宋子文的主意，他在9月27日的电报中指出：“这个项目……若能获得陈纳德上校的支持，对于说服（美国）当局会有所帮助。”

蒋介石明显是为了申请飞机和飞行员一事而调动陈纳德的。10月18日，蒋介石曾向美国驻华大使指出：“日军飞机毫无阻碍地来袭，市民们不得安生。”他提议美国向中国派遣一支特别空军部队，包括500架飞机和相应数量的飞行员，这样才能减轻重庆的压力，并使中国有机会将战争打到日本本土。他认为，这才是对付日本侵略的“根本解决办法”。

在华盛顿，布鲁斯·雷顿也在朝同一个方向努力，这一点可以从当时的海军部长弗兰克·诺克斯（Frank Knox）写给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的信中看出。“我被告知，”诺克斯写道，“相当多的美国飞行员愿意到中国参战……前提是他们不会因此而受到惩罚。这是不是我们解决当前问题的一种可行办法呢……就像我们允许年轻人志愿参加不列颠空战一样？”换句话说，就是让他们从美军退役，然后以平民身份到达他国，参加他国空军而不必宣誓效忠。

10月19日，就在诺克斯将信件交给赫尔的同一天，陈纳德被再次召到重庆，两天后，他和蒋介石、毛邦初一起用餐。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奉命回美国，帮助宋子文博士履行职责。”第二天下午，他搭乘一架中国航空公司的道格拉斯运输机前往香港，然后转乘泛美航空公司的飞机回美国。

在河内的嘉林机场，日军陆航部队接替了海航部队，它的任务是轰炸从缅甸边境到昆明的“援中线路”。10月26日，59架三菱“九七”式重型轰炸机将垒允的中央飞机制造厂炸成废墟，厂内的几十架半成品飞机无一幸免。但是比尔·波利有化困境为机会的天才，他抢救了一些机器和飞机零部件，把它们装船运到印度的班加罗尔，他之前在那里建造了一座名为“印度斯坦飞机有限公司”的生产基地，负责为印度空军生产哈洛教练机。垒允的厂房则被重建为中国空军的维护和修理点。

波利与陈纳德年纪相仿，但看上去要比陈纳德年轻十岁。在一张照片里，他身穿细纹西服，戴着襟花和叠好的方巾，别着一枚似乎镶有钻石的别针，总体而言让人印象深刻，尽管略显花哨。（“像魔鬼一样机智”，麦克休少校曾这样形容波利。）无论如何，英国人挺喜欢波利，他们不但允许他在印度建造工厂，还给了他一项哈维·格林劳也得不到的许可：建造工厂来组装中国政府购买的66架北美和瑞安教练机。这些飞机目前正原封不动地待在仰光码头上的箱子里。

* * *

陈纳德和毛邦初在10月底加入了中国的游说团，他们在宋子文位于马里兰州切维蔡斯近郊的住宅中共进晚餐。接下来，他们前往华盛顿，在蒋介石的财政顾问亚瑟·扬（Arthur Young）的住处开展工作。他们拟定了一个方案，组建一支阵容如下的空中部队：250架搭载气冷引擎的战斗机，陈纳德根据个人经验，比较信任气冷引擎的性能；100架搭载液冷引擎的战斗机，这在当时的欧洲属于比较流行的机型；150架轰炸机、10架运输机、190架教练机以及350名飞行教官和地勤人员……方案中没有提及飞行员，可能是由那些飞行教官充当这一角色。（这一方案最奇怪的特点在于，身为飞行员的陈纳德注重获取飞机等硬件，而商人波利则着力于招募飞行员。）11月25日，宋子文把修订过的采购单提交给了总统联络委员会。

1940年底，美国的工厂以涌泉般的惊人速度制造着飞机——以柯蒂斯-莱特公司在布法罗城的工厂为例，其生产速度达到了每天10架。（相比之下，三菱公司的工厂每天只能生产1架“零”式战斗机。）罗斯福的“民主兵工厂”在1940年发动起来，生产了6,000架军用飞机，1941年的产量攀升到18,000架，1942年达到了50,000架——比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产量总和还要多。这些飞机首先被用于支援英国，其生产能力被德军的轰炸、工人运动和老旧的工厂拖累；然后是来自美军的订购，根据英国人的使用经验进行改进并通过大规模的订单拉低造价后，美军令人艳羡地轻易得到了大量飞机；其余的飞机被分配给太平洋上的殖民地空军，或是给了瑞典、希腊和巴西。在这些订单中，中国没有任何位置。与欧洲白人国家间史诗般的激烈较量相比，中国的抗日战争对美国人来说不过是一场余兴节目——《时代周刊》将其形容为“黄种人杀戮黄种人”。

正当宋子文在华盛顿展现和蔼亲善的形象时，蒋介石在重庆则大唱黑脸，他向罗斯福发出警报：日本人在南京扶植了一个傀儡政权。早年的一位左翼领袖汪精卫向日本投降，并成为伪国民政府的首脑。蒋介石警告，如果汪精卫在国内取得广泛支持，他将解放日本的兵力，使其得以南进夺取荷属东印度群岛的石油资源，甚至可以打到印度次大陆，与德、意两国军队会合。得到警报后，罗斯福让他的顾问们为中国制定一个租借方案。他还派劳克林·柯里去见足智多谋的科克伦，科克伦的办公室位于K大街1511号，距离白宫不过四个街区。

科克伦当时拥有一份体面的职业，尽管之后变得不那么光彩了——他成了一名调停人。没有人比他拥有更多、更好用的政治关系，或者比他更会维系这些关系。他很乐意去做一件柯里请求他办的事：“探探国会议员们的口风，如果总统向中国提供适度援助以阻止蒋介石投降，他们会有何反应。之后我向柯里回复：从目前和未来短期的情况来看，这件事没有什么问题。”

科克伦和陈纳德也进行了会面。“如果他在见面的最初十分钟就离开，”科克伦沉思道，“我会把他当成一名狂徒而不再理会。”但一个小时过后，陈纳德成功地说服了科克伦，后者向罗斯福汇报称，他们找到了一件对付日本的有效武器，但他同时指出，陈纳德需要获得自主掌控事务的权力。科克伦不无吹捧地把罗斯福和陈纳德比喻为伊丽莎白一世和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③。总统被说服了，科克伦后来回忆说：“罗斯福交代下来，让我带陈纳德在华盛顿转转，介绍他认识……一些能够保守秘密而且有影响力的人士。”

这些人士中最关键的是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将军。12月12日，陈纳德向这位陆军总参谋长汇报了“零”式战斗机的情况，他的汇报给马歇尔留下了深刻印象。马歇尔立即向国务院和自己的下属发出警告，称“这种新型的快速战斗机完全压制了中国空军”。但警告并没有刺穿和平时期那种不思进取的氛围和美国人的骄傲情绪。如果陈纳德所言非虚，那么“零”式战机就比任何现役的美军飞机都要优秀，这在美国人看来简直是无稽之谈。所有人都知道，日本人没有别的本事，只懂得仿照西方机器制造劣质产品。

此时的中国无法出口足够的桐油和锡、钨矿石，来支付采购清单所需的费用。这就需要一笔现金贷款，于是亨利·摩根索在11月29日召集手下开会，他说：“总统刚刚告诉我，他对中国的情况十分担忧，而他明显是为蒋介石和汪精卫之间发生的某种事情而担心。他想让我……在24个小时内筹措5,000万美元贷款给中国。”

这时，作为中国唱红脸的一方，宋子文在第二天两眼放光地出现了。摩根索想尽办法，试图讨价还价，他说：“现在我问你，你们到底想要多少钱？”

“蒋委员长请求获得2亿至3亿美元的援助，”宋子文答道。

“你们最低能接受多少？”

“部长先生，我们也是听命于人而已。”

“但为了立即应对当前状况，我们可以在六个月内……”

宋子文打断他：“我的设想是1亿美元。”

经过一番较量，摩根索再次尝试压价：“你们认为有助于缓解困境的最低数额是多少？”

宋子文重复一遍：“1亿美元。”

摩根索说：“那好吧。”

贷款的事就这样解决了，但飞机的事尚未落实。这也在摩根索的管辖范围之内，周日的会议上形成了一个解决方案。柯蒂斯-莱特公司为英国皇家空军生产了630架使用液冷引擎的“战斧”战斗机，但它还有相当多的零部件在手。这家公司希望用库存的部件来制造飞机，以保持生产线的持续运转。只要延长飞机制造厂的生产时间，中方的需求就可以得到满足。

但在12月8日的会面中，摩根索没有向宋子文提及这种可能性，他们反而谈到了轰炸机的问题。“在白宫共进午餐后，”摩根索在日记中写道，“宋子文与我同乘一辆车回去，我提到我看过蒋介石的备忘录了……我说，‘他要求获得500架飞机，这跟摘500颗星星下来没有区别。’然后我说：他也许可以在1942年获得飞机，但他那个得到远程轰炸机的想法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他明知道这些飞机是用来轰炸东京或其他日本城市的，怎么还能提出这个想法？说他头脑发热已经是比较委婉的了。”

蒋介石确实有点头脑发热。宋子文向重庆方面确认此事，一周后却得到了更高的购买要求。中国政府想获得美国航空工业最伟大的杰作——波音公司的B-17“飞行堡垒”轰炸机。美国人把这种飞机紧紧地攥在手里，即使是英军也得不到它。蒋介石承诺，如果得到了这种飞机，他不但会轰炸日本本土，而且可以南进收复汉口和广州，并阻止日军攻打英国在新加坡的基地。

B-17轰炸机是12月19日会议上讨论的一项议题，出席这次会议的有罗斯福和几位与此事密切相关的部长——财政部长摩根索、国务卿赫尔、海军部长诺克斯和战争部长亨利·史汀生（Henry Stimson）。（史汀生夫人把这四位部长称作“附加的四人”。）他们研究了一幅标有中国东部136座机场位置的地图，其中一座机场距离日本城市长崎只有600英里。第二天，摩根索告诉宋子文：“总统很高兴，而我希望你能在下面这件事上支持我。我提出，如果可以让驾驶这些轰炸机的美国飞行员为中国效力，中国政府会给他们每月1,000美元的报酬。这个报价会不会太高。”

“不会，”宋子文答道，“不在话下。”他表示，如果能获得美国的飞机和飞行员，钱不是问题。

周六晚上，中国游说团齐聚在摩根索的住处。摩根索直接向宋子文提问，宋子文咨询毛邦初，毛邦初转向陈纳德。通过这种方式，他们达成了协议，美国飞行员将驾驶B-17轰炸机前往菲律宾。到达那里后，他们将从美军退役，然后驾机飞赴中国，并获得每月1,000美元的报酬……他们的最终目标无疑就是轰炸日本。每架B-17飞机附带五名美方机械师，中国空军则提供机枪手和无线电通信员。摩根索的夹鼻眼镜闪动着光芒，他灵机一动，提出了一个建议：“鉴于日本城市满是用木头和纸张修建而成的建筑，或许可以用燃烧弹进行攻击？”陈纳德说这是个绝妙的主意，他指出搭载燃烧弹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有利于轰炸机装载更多燃料（燃烧弹比高爆弹要轻），从而能够更深入地飞进日本领空。

这个计划由于马歇尔将军的干预而未能实现。这位有贵族派头的、被认为是整个华盛顿最可敬之人的高个男人没有被这个方案束缚。相反，他想让这些B-17轰炸机前往英国。

史汀生也有别的想法。他认定这个方案并不成熟，于是在周日把马歇尔、诺克斯和摩根索召到了家中。那是一个美好的下午，是冬季少有的小阳春。史汀生希望用“成熟的头脑考虑一下这件事”。“成熟的头脑”就是指马歇尔的头脑，他冷静而严密的逻辑推演使摩根索最终屈服。到周一上午，只留下战斗机可供讨论了。

赫尔在国务院召集了下一场会议，除了“附加的四人”，还有一些民间人士和军方顾问参加，其中包括马歇尔将军和斯塔克上将。摩根索首先发言，他说柯蒂斯-莱特公司可以在1941年的春季多制造300架“战斧”战斗机。问题在于如何分配这些飞机？这些大人物相互争论，好比男孩们在棒球赛中选择队伍，负责记录他们言谈的秘书几乎跟不上他们说话的速度。最终决定的计划是，英国在订购份额中匀出100架“战斧”给中国，作为回报，英方此后可以获得300架新型战机。

12月23日下午，罗斯福总统签字批准了这个交易方案。当天下午5点30分，摩根索同英方代表会面，进一步敲定交易的细节，例如“政府特供设备”从哪里采购的问题。一般来说，当时订购的战机默认都是没有引擎、武器及航电设备的。因此，英国人需要从通用汽车集团旗下的艾利森公司订购引擎，从美国陆军的军火供应商那里购买机首的大口径机枪，但仍然缺少机翼武器、无线电台和现代化瞄准标尺。当这些飞机被运抵北非后，它们可以立刻通过英军的武器仓库补充或者拆卸不再适合作战的战机来获得上述部件。

自始至终，摩根索和英国人都没想起过中国战机上的“政府特供设备”如何解决的问题。

* * *

圣诞节过后，陈纳德到达布法罗，“同柯蒂斯-莱特公司的人员会面，磋商购机事宜并观看飞机的演示”。（他曾经和柯蒂斯公司的董事长一起在陆航部队中服役。）这可能是陈纳德第一次看见“战斧”战斗机，但他对它的机身早就了如指掌：只不过是在旧款的柯蒂斯H-75型战机（美军编号P-36）上安装了新的引擎、口径更大的机枪、油箱及驾驶员防护设备而已。从服役的那天起，P-36型战斗机在性能上就已经被欧洲新型的液冷引擎战斗机远远甩在后面。为此，柯蒂斯公司的首席设计师多诺万·柏林（Donovan Berlin）用通用汽车集团的艾利森V-1710型液冷引擎替换了原装的普惠公司的气冷引擎。两款引擎拥有相同的输出功率，但艾利森公司的引擎将12个气缸安排成每层6个的双层设计，使柏林得以将机首设计成流线型，从而提高了飞行速度。

与此同时，这款战斗机的外观也有重大变化。修改前的飞机采用典型的气冷布局，有着硬派风格的粗短外形；修改后的飞机则像鱼一般修长而光滑，机身线条只在螺旋桨毂盖下方和后面的进气口处被切断。（航空工业发展到后来，飞机引擎全部都是气冷型的。艾利森公司这种液冷发动机的设计则是先用外贸名称为“普列斯通”的乙二醇溶液吸收热量，然后通过散热器冷却。）柏林的第一份设计稿将进气口设置在机腹，但他后来将其前移了，因为风洞测试显示，前置的进气口可以减少阻力。结果催生了一款外观与众不同的飞机：圆锥形的螺旋桨毂盖像一个尖挺的鼻子，底下的进气口像一张嘴巴。柯蒂斯公司将其标记为H-81型战斗机，美军编号为P-40，在英国皇家空军中则被称为“战斧”式。④

陈纳德不喜欢液冷引擎，因为一颗子弹就足以造成冷却液泄漏，从而导致飞机报废。但他比较欣赏这种飞机经过改善的迎风面积和速度，也接纳修改后的其他特点。最初的P-40的机首装有两挺点50口径（半英寸）的机枪，机翼装有两挺点30口径的机枪。⑤英国人在购买了几百架后，要求在机翼加装两挺机枪，还要求安装防弹挡风玻璃、驾驶员身后的装甲板和防止油箱因被子弹击穿而渗漏的橡胶保护层。这些改装构成了“战斧II”型战斗机，美军编号为P-40B。当陈纳德抵达布法罗时，又加上了另外一项改进——油箱内部保护层，可以更好地防止渗漏。这就成了“战斧IIB”型。

尽管已经购入了数百架，但英方并不喜欢“战斧”战斗机。它只有一台机械增压器，导致艾利森引擎不足以应对20,000英尺以上的高空作战，但高空作战在欧洲是家常便饭。于是这些飞机被运往北非，那里的战斗通常都在低空展开。

作为交易的一部分，中国政府同意飞机一制造出来就立即接收。因此，这些飞机的机背仍涂装着英国空军标准的伪装色——交替变化的褐色和绿色带状条纹，被称作“沙子和菠菜”，机腹则是浅灰色涂装。在机翼和机身上甚至还涂有“洞眼”，那是英军标志性的圆盘标识。

由于中国人毫不知情，柯蒂斯公司利用他们100架飞机的订单，把库存的老旧零件全都用上了。重要的是，这使中国订购的飞机安装了早期“战斧”战斗机那种缺乏有效外部保护的油箱，另外还有其他异常的地方。柯蒂斯公司可能意识到这些差异实在太过明显，便专门为中国订购的飞机拟定了一个新型号——H-81-A3型。

飞机订购额已经达到450万美元。为避免违反《对华贸易法案》，这些钱通过纽约的世界贸易公司支付。

* * *

此时，毛邦初飞返中国，同行的还有劳克林·柯里。这位罗斯福的助理作为总统的代表前往国统区，他身穿衣领浆得发硬的衬衫，戴着无框眼镜，稀疏的头发让他看上去就像狄更斯小说里描写的小职员。陈纳德留在美国，负责处理购买飞机的细节问题，包括装备武器以及寻找飞行员和维修人员。他的第一步工作是起草一个组织框架，招募100名飞行员和150名地勤人员。他指出：“如果没有美国技术员和办事员的支持，美国飞行员不可能在中国卓有成效地开展行动。”

比尔·波利对这些“战斧”战斗机很了解，作为柯蒂斯-莱特公司在中国的销售代表，他要求在这次交易中获得10%的佣金。他还希望把飞机的组装工作交给位于缅甸的中央飞机制造厂（或称“洲际公司”，他对外交替使用这两个名称）。他的弟弟埃德在仰光以北12英里处的敏加拉洞机场附近租了一块地皮，带领90名中国工人和他们的美国领班从垒允前来，他们把哈维·格林劳遗落在仰光的教练机组装了起来。敏加拉洞机场是缅甸最大的机场，由英国空军守卫，那里是组装“战斧”战斗机的不二之选。

波利手下的中央飞机制造厂（洲际公司）也顺理成章地成为招募军方人员的机构。1941年2月18日，比尔·波利给身在仰光的弟弟埃德发了一封电报：“要磋商大规模的训练计划，中央飞机制造厂需要雇用大约……100名飞行员和150名技术人员，包括机械师、文职人员、无线电操作员、医生和护士……（毛邦初将军）可能会比较了解这一训练计划的情况。毛将军已经在外交上取得了进展，我们可以获得包括驻地在内的设施供应，但不要泄露了这一情况。目前已经订购100架P-40战斗机，其中35架将立即装船结算。洲际公司已签订了在仰光组装飞机和进行飞行测试的合同，纽约方面也筹措了特别周转资金来支付项目费用。”奇怪的是，这份合同即使存在也无迹可寻，而波利谈到的人员关系也和陈纳德的一模一样。这不禁让人怀疑，波利是真的参与了谈判磋商，还是只是在顺应时机地谋利？

中国订购的每架“战斧”战斗机都被装进两个箱子，一个箱子装机身和引擎，另一个装机翼、机尾和螺旋桨。它们由平板货运列车运送到新泽西州的维霍肯镇，在那里被搬上一艘挪威货轮。2月19日，货轮在航标灯船的引导下通过安布罗斯水道进入大海，经南非的好望角和印度洋航路前往仰光。

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的任务并没有随着货物的装船出发而结束。2月21日，华盛顿的一个沉闷的周四，上午9点过后，摩根索的电话就铃声大作。电话中传来科克伦的声音，带着急迫、隐秘和使人宽心的语调。一番谈笑过后，他开始说正事：“宋子文要求……我在某些事务上作为他的代表……他说这和飞机贸易本身无关，但和得到飞机之后的事情有关。”科克伦说，由于世界贸易公司受到严格限制，无法在有关军事援助的事上发挥作用，最好还是绕开它进行操作。他们需要另外一家由科克伦控制的公司，这样某些肆意妄为的人就没办法“横生枝节或拒不合作”。

摩根索回答：“你说的都很在理，但你知道他谈的究竟是什么事吗？”

“这条电话线路安全吗？”

“你可以直说。”

“宋子文想让我做的，”科克伦说，“就是帮他招募飞行员……帮他向陆军和海军争取，让军队给一些人放行，之后再吸收这些人加入中国空军。”

他们提到的新公司名叫“中国国防供应公司”，位于中国驻美大使馆内。宋子文担任董事长，罗斯福总统的一位舅舅弗雷德里克·德拉诺（Frederic Delano）受聘担任“名誉顾问”。相关工作由一群常春藤盟校毕业的年轻人负责。“我弟弟大卫从斯特林药业公司请假，前来担任董事，” 科克伦回忆道（斯特林药业公司是其中一家雇用科克伦做调停者的企业），“一位友善且有影响力的国会议员让威廉·布伦南（William Brennan）作为我们长驻国会的联系人……海军陆战队提供了一位情报官和哈佛法学院毕业的奎恩·肖内西（Quinn Shaughnessy）少校，作为我们在战争部探听消息的眼线……最后还有怀迪·威劳尔（Whitey Willauer）,我弟弟豪伊在埃克塞特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法学院的室友。”科克伦自己没有领工资。“我特意不担任职务，”他回忆说，“只收取了区区5,000美元，就把公司成立起来。”

3月底从中国返美后，劳克林·柯里把有关“特别空军计划”的一些细节透露给了专栏作家约瑟夫·奥尔索普。奥尔索普记录道，中国需要几十架轰炸机和200架战斗机。“有这么多支援和补充，中国人认为他们可以彻底击败日本侵略者。”此外，这些飞机可以“向日本人口密集的地区投掷燃烧弹，那里的工业区都是些毫无防护的纸皮和火柴杆⑥房子”。但他没有提及飞行员的情况。

柯里带陈纳德去了战争部，陈纳德在那里见到了他的老对手阿诺德。但即使有总统助理在场，阿诺德还是拒绝放飞行员去中国。这不仅是因为他想留下这些飞行员为美军效力，也是因为1941年的美军正积极准备即将到来的战争，他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他们来训练30,000名新兵。陈纳德和柯里在海军的约翰·托尔斯（John Towers）那里也碰了壁。

科克伦的幕后工作则取得了进展。他通过哈佛校友的关系，给总统抄送了诗人阿尔弗雷德·豪斯曼（Alfred Housman）的一首《雇佣兵的墓志铭》，诗中赞颂雇佣兵“虽为报酬，拯救所有”。据科克伦回忆：“即使罗斯福因为陈纳德的非正规部队的不良风评而烦恼，他也会被诗人的智慧打动。这支持他下定决心，在他的职权范围内采取有力的行动。”在总统的庇佑下，科克伦与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见了面，他承诺陈纳德不会只从其中一方收人，而是会平衡两边的人数。这已经是当时最正式的协议了。海军部长诺克斯写了一封介绍信，允许中方的招募人员进入海军驻地，战争部长史汀生也准许他们造访陆军的机场。

在康涅狄格州哈特福特市的柯尔特工厂里，摩根索的手下查验了一批装有7.92毫米口径弹药筒的机枪，这种弹药筒通常在亚洲使用。世界贸易公司购买了这批枪支，英国人也同意让出一些勃朗宁7.62毫米口径机枪——数量上足够作为机翼武器装备50架“战斧”。世界贸易公司还从美国无线电公司订购了100台双向无线电台，这些电台原本是为民用竞赛飞机设计的。还有从通用集团购买的150台艾利森引擎，其中100台和“战斧”战斗机一起被运往中国，另外50台则明显是由英美军队拒收的引擎零件组装起来的。它还需要为之前购买的大口径机枪向美国陆军支付相关款项，此外还有高级瞄准标尺的费用。加上弹药在内，中方购买的“政府特供设备”让飞机的购买成本翻了一番：世界贸易公司在1941年上半年共花费930万美元购买飞机，而“战斧”是他们唯一买到手的。

机翼武器被及时送到维霍肯镇，准备和余下的“战斧”战斗机一起被运往中国。此时，比尔·波利威胁要停运这批货物，除非柯蒂斯公司付给他45万美元的佣金。4月1日，摩根索把包括波利在内的相关负责人叫到办公室开会，迫使他们妥协。波利最后接受了25万美元的佣金，这笔钱由中国政府支付。除此之外，他还得到了在缅甸组装飞机的合同。在扫除所有障碍后，这批飞机终于踏上了经南非前往中国的漫漫旅途。

4月15日，中央飞机制造厂成为后来的“第一美国志愿航空队”的招募及财务代理人，尽管当时并不存在这样一个以“美国志愿航空队”为名的实体组织。比尔·波利和宋子文看上去是在联手推动航空教育事业：“（中国）政府计划建立三支高级的指导和训练队伍……装备大致如下：18架投入使用的美制教练机，另有半数的飞机作为储备，加上必要的地面运输工具、地面维修装备、夜间着陆照明灯、便携式无线电通信装备及办公文具等。上述队伍必须在美方主管的直接指挥下在中国开展行动。”

波利家最年轻的弟弟吉恩·波利（Gene Pawley）在《洛杉矶时报》上打出广告，招募“去海外工作的航空人”。应聘者中有壮硕的试飞员拜伦·格洛弗（Byron Glover）和谢顶的艾利森引擎技术专家沃尔特·彭特科斯特（Walter Pentecost）。他们通过两名中央飞机制造厂主管的面试后，在韦尔机场签订了合同。（彭特科斯特的合同实际上是与洲际公司签订的，这表明了波利个人的公司和他与中国政府合办的飞机制造厂之间的界限有多么模糊不清。）随后，他们见到了吉恩和比尔，这两兄弟给他们放映了缅甸乡村景色的幻灯片。“我一点儿都不关心他们给我看的东西，”彭特科斯特说，“我只知道这和我经历过的不一样，而我已经做好准备了。”4月24日，他从洛杉矶登船出发。

拜伦·格洛弗搭乘泛美航空公司的飞机到达香港，然后转乘中国航空公司的飞机经重庆前往仰光，他在彭特科斯特之前到达目的地。他发现制造厂与敏加拉洞机场并不相通，运来的飞机需要绕路才能进厂。格洛弗发现一家建筑承包商正在用砖头、竹子和茅草建造一座装配飞机的工棚。他要求他们搭起钢铁支架，并在附近设置一台U型起重机，以便立即开展装配工作。

仰光有几家为滇缅公路装配卡车的公司。（卡车以零件的方式运抵仰光，然后在码头附近的通用汽车工厂进行组装。）格洛弗找到其中一名企业主，向他订购了一辆大拖车，足够装下长35英尺、高10英尺、宽6英尺的箱子。随着更多中国工人的到来，制造厂的队伍增加到130人。尽管他们以平民身份入境，但其实是从昆明过来的空军机械师（身在昆明的王叔铭上校认为，这些战斗机是由他指挥的）。这些中国技师由美国领班指挥，他们曾一起在杭州、汉口、垒允和敏加拉洞为中国空军组装“鹰”式战斗机、轰炸机、伏尔提攻击机、柯蒂斯H-75型战斗机、北美和瑞安教练机。

为了入乡随俗，制造厂雇用当地的印度人来承担重体力活，他们用人力把码头上重4吨的箱子装上拖车，到达敏加拉洞后再把箱子卸下来。在装配区，40或50名印度人把箱子的顶盖和侧面撬开，在地上铺上直径4英寸的铁管，让飞机和箱子底板从上面滚动到U型起重机处，之后就可以把机身吊起来了。接下来是处理重1.5吨的机翼箱子，机翼的装配工作就是“用尽可能多的苦力来抓住机翼，而又让他们不要互相妨碍”。他们把机翼抬到机身处，在一座装有护垫的木架的支撑下装上机身，再用44颗大型螺钉将其固定。中国机械师们钩住飞机的轮子，用液压系统把它们放下来，移走飞机，为下一架腾出空间。

美国志愿航空队还未参战就已经蒙受了损失。第一架开箱的“战斧”战斗机因为缺失太多零部件，不适合升空作战，因此被放到一旁，准备为缺失其他零件或损毁的飞机提供零件。另一架飞机的机翼则掉到了仰光港的海水里，虽然它被打捞起来，并和其他箱子一起运抵，但开箱时人们发现海水已经严重腐蚀了机翼上的铝制蒙皮。那架飞机的机身也只能被放在一边，准备拆解为储备零件。

安装好机身和机翼后，一辆卡车拖着战斗机经公路前往机场，英军允许制造厂在那里对飞机进行最后的装配。从空中来看，敏加拉洞机场的砂石跑道呈大写的“A”字形，就像写在绿色草地上的白色粉笔字，“A”字中间的一横从一条斜边穿出。制造厂位于跑道南边，靠近“A”字的顶端。

5月的西南季风十分强劲，甚至可以刮掉机翼尖端的油漆。印度人修了一条碎石滑行道，以连接制造厂的总装区域和机场的跑道，这样可以避免飞机陷入泥沼。气温下降到稍微可以忍受的95华氏度⑦，但代价是湿度奇高，所有鞋子、皮带和轮胎都被沤烂了。“当停雨和阳光普照时，空气变得既闷热又潮湿，”格洛弗回忆道，“在每次飞行前，都必须立即排光油箱和燃油过滤器里的水。阳光照在无遮挡的飞机上，把金属部件加热到很高的温度，工人们都无法触碰它。这就需要建造八座遮阳的草棚……需要在飞机上面工作时，可以把它停在草棚下面。”6月12日，他第一次试飞了这些“战斧”战斗机，试飞的战斗机编号为P-8113，其含义为“驱逐机”（pursuit plane），柯蒂斯公司81型，由在敏加拉洞打开的第13个箱子组装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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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陈纳德和柯里在争取获得更多飞机。他们首先瞄准了144架气冷型、金属和木制混合结构的伏尔提“先锋”战斗机。这些飞机原本是为瑞典空军生产的，但为避免落入德军手中，美国政府取消了合同，英国政府则同意接收它们。如果现在把它们移交给中国，可以为英国节省数百万美元的开销，而中国方面也不用为此花费什么，因为美国国会新近通过了《租借法案》，这笔交易可以在法案授权的范围内处理。为满足法律条文的规定，“先锋”战斗机应先由美国陆军接收，编号为P-66。

“一直卓有成效地诱使中国远离理想装备”的美国陆军向中国游说团透露，共和公司有一些可供使用的战斗机。共和公司的前身就是塞维尔斯基公司，它因为中国没有成功买到P-35战斗机而破产。新公司修改了塞维尔斯基公司的设计，生产出P-43“枪骑兵”战斗机，但美国陆军并未采用，因为他们要求战斗机配备飞行员防护装甲和自封闭式油箱。共和公司为了满足最新要求，设计了著名的P-47“雷电”战斗机。但谁来消化这125架无处可去的“枪骑兵”战斗机呢？除中国外，再无别国。

于是，陈纳德和柯里草拟了一份《中国短期飞机计划》，包括144架“先锋”、125架“枪骑兵”和100架从英国订单上转让过来的双引擎轰炸机。加上运来的100架“战斧”，蒋介石将得到469架飞机，基本上达到了他用500架飞机来组建“特别空军部队”的要求。陈纳德和柯里认为：“如果这个计划能够实现，中国将得到……一支可观的空中力量，根据远东战场的标准来看，足可以实现以下目标：（1）保卫战略要地；（2）允许中国军队发起攻势；（3）允许对中国和印度支那（越南）境内的日军基地和物资储备实施轰炸……（4）允许偶尔对日本本土实施燃烧弹轰炸……计划中提及的飞机将由美国预备役军官执飞，由美国技术人员和机械师维护。这些人员由美国预备役军官陈纳德上尉指挥，直接受蒋介石节制。为增强纪律和效率，还急需四五名陆航部队的文职军官。这是一个能让我们获得实战经验的机会，理应加以重视。”

引文中的黑体是笔者所加。我们要正确认识到，这是一个让美国飞行员驾驶美制战机去对抗日本帝国的方案，其中甚至还有对日本本土实施火攻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