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和李学勤先生的交往

李伯谦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这个会我是肯定要来的，想简要地讲一些夏商周断代工程中我和李先生交往的感受。

我跟李先生是亦师亦友的关系。李先生上学早，毕业以后投入工作早，成就出得也早，所以说在我上大学时，心目中他已经是一位著名的学者了，我就很崇拜他。1996年，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以后，我有幸和李先生在一起工作了四五年。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九五”期间的一个国家项目，2000年结项时，我们出了一本叫《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性成果报告（简本）》的很薄很薄的小册子，之后，又差不多断断续续搞了20年，费了很大精力，2018年年底终于把最后的文本交到了出版社，现在已经进入了二校，明年大概可以看到。因为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机缘，我和李先生交往很多，认识也更深了。

夏商周断代工程结束以后，国家又开展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当时领导小组组长邓楠同志问，你们有没有把握?我们说没有把握，她说你们先搞个预研究吧。这样我们又一起做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预研究，从2000年到2003年搞了三年。大家知道，2004年正式启动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2016年发布了新闻稿，这也算阶段性成果吧!但是今年开始又启动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个学术研究，不可能某个日期一宣布就结束了。当然因为年龄关系，我和李先生都不再参加了。

我说我和李先生是亦师亦友的关系，从年龄上来说，他只比我大四岁，所以我们算是同辈人，但是从学术上、学识上来讲，我差得很多很多，所以我是尊称他为老师的，不过，因为又一起工作，也是朋友，所以这叫作亦师亦友的关系。

说到夏商周断代工程，当时我们也不太理解，搞文科的，搞什么工程?原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同志说他去过很多文明古国，看人家的历史博物馆里历史年代记载得很清楚，我们的博物馆也有很多年表，但是都不太一样。比如夏代的始年，有的博物馆说公元前21世纪，有的说公元前22世纪，还有的说公元前23世纪，等等，有没有定论?我现在负责科技，有没有可能给你们帮帮忙?就是这样一个很朴素的想法，促成了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相结合的科技攻关项目。这一晃20多年过去了，为了做好这样一个国家工程，国务院特别请当时宋健同志负责的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成立一个21人的专家组，聘请了国内各个方面非常有建树的学者担任专家组成员。李学勤先生是专家组组长，席泽宗先生、仇士华先生和我三个是副组长，各分管一个方面的工作。在李先生为首的专家组的领导下，按照我们制订的规划，展开了研究。当时参加的人、参加的单位，我记不太清楚了，大概20多个单位、200多人参加了这个工程。大家知道，为了搞好工程，我们提出了一个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要采取多学科联合攻关的技术路线，拿出有科学依据的夏商周三代年表。经过四年多的努力，拿出了《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性成果报告（简本）》，提出了夏代开始于公元前2070年，夏商更替于公元前1600年，商周更替于公元前1046年，以此为骨干，制定了商代后期和西周时期比较详细的年表，商代前期是一个比较粗的框架，夏代是更宽的一个框架。不管怎么说，这个年表看似简单，但是大家投入了很多很多精力。我对考古是比较熟悉的，涉及考古学，当时拟定了九个大课题，其中一个就是夏代年代学的研究。这就要重新进行发掘，找出夏代的文化层，从中采集能够测年的含碳标本。涉及天文的，比如文献说的五星聚、仲康日食等，大概拟定了四五个课题。对文献当中夏代年代的记载也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其他几个课题也都是围绕着年表来做的工作。所以说看似很简单，但是得出来也不是太容易。

在这一过程当中，因为专家学者来自不同单位、不同岗位，学术背景也不完全一样，学术看法会有分歧，因此要通过深入交换意见，切磋讨论，最后形成倾向性意见。对于无法达成一致看法的，并不像有人传说的那样，投票，少数服从多数，或者领导说了算。而是一一列出，表示对少数人意见的尊重。譬如说商周更替年份，一个课题组提出为公元前1046年，另外一个课题组提出为1044年，还有的固守以前讲的1027年，三个都列出来，还可以再进行继续研究。类似这样的例子很多。所以说参加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专家学者都感到很愉快，大家非常团结。

夏商周断代工程尽管有一些非议，我觉得也没关系。我们要凭自己的良心说话，我们是做出努力了。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那几个年表尽管很简单，但是在一些教科书和辞典中已经采用了。

特别是在前不久的10月份，在河南偃师二里头新建的夏都遗址博物馆开幕了，开幕的当天有三万多人，以后每天持续有一万多人。他们看到了二里头发掘的东西，以及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成果，特别兴奋。他们都为我们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特别是夏代成为信史，感到非常高兴。很多农民抱着孩子去看，我非常感动。这也促进了文化遗产的保护，所以我想，我们尽管做了很少的一些工作，但是也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

我回忆这个过程，也有很多想法。

一个就是，作为大型学术研究课题，特别是国家课题，一定要有敢于担当又有能力担当的学者来主持，夏商周断代工程就是一个典型。李学勤先生为什么能够当组长?是因为他在甲骨、金文、青铜器等许多学科领域都有很大建树，而且他有担当。我们这样一些重大课题，一定要请有这种能力的人，敢于担当的人来负责、来领衔。挂个空名的，显然不行。只有李学勤先生这样的人才有资格来担任这样重大课题的领导人。

第二个我感觉是他作为专家组组长，要和各方面学者打交道，他对年龄比他大的，比如说席泽宗先生、安金槐先生、邹衡先生，都非常尊重。大家在讨论会上，可以争得面红耳赤，但是下来还是有说有笑，没有盛气凌人，我觉得大家做得都非常好。

同时，在李先生领导之下，我们还培养了一批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通过夏商周断代工程培养一些人才，既是工作需要，也是我们的任务。比如今天在座的王泽文、苏辉、徐凤先、江林昌、孙庆伟、武家壁等，还有几位都是在那读博士、博士后出来的。现在可以看出来，他们在不同的岗位上都发挥了自己的作用，这也是当时我们费了一定的精力考虑的问题。

李先生对我的帮助也很大，比如说我对于在山西晋侯墓地M114出土的叔夨鼎的铭文的考释。那个夨（虞），过去都是称夨，我认为“虞”与“夨”字音是相通的，叔夨就是文献记载的叔虞封唐的叔虞，这是受了唐兰先生在宜侯夨簋铭文考释中将“虔”字释为虞，认为虞字虎头下面的夨字读为虞的启发而形成的看法。我这个看法得到了李先生、裘先生两位很好的指点和肯定。

和李先生有不同的看法，完全是可以讲出来的。比如说对晋侯苏钟铭文，他认为可能是厉王的三十三年，我和其他几个人认为可能是宣王的三十三年，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李先生非常耐心地讲他的观点，尽管谁也说服不了谁，但是大家谈得非常愉快，这样的例子非常非常多。所以我自己感觉，李先生不仅是有担当，知识面非常广，在许多学科方面都有很多建树的一个大学者，同时也是非常好的老师，有这么多优秀的弟子。还有很多人可能没有跟他上过学，但是看到他的文章，读他的文章也获得很多教益。

我觉得时代造就李学勤先生这样伟大的学者确实不容易。回忆这一过程，我特别感慨!现在设立了李学勤先生古史研究奖，我想这对于李先生来讲是最好的纪念。

短短的二十几年不算什么，但是这二十几年，我学到了很多东西，也对李先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所以我想在纪念李学勤先生这样一个大会上讲这么一些话，表示我对李先生的深深的怀念。李先生的学问不会断，一定会通过我们在座各位的深入研究，继承、发扬、光大。

（任攀据录音整理，李伯谦先生审订；原载《出土文献》2020年第3期，此次收录时稍作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