妙质微言世间少，终始如一见道真 ——深切怀念李学勤先生
刘 桓
（黑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
我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古文献学家和考古学家，一代宗师、清华大学资深教授李学勤先生不幸因病逝世，已经过去九个月了，我还是常常想起先生。往事如烟，过去的一幕幕，犹如发生在眼前，让我心生怀念之情。这不单是因为先生与我有师生之谊，以及先生对我家人的关心，还因为引领古文字、古史学界长达半个世纪的先生，在学术上长期通过论著对后学进行指引，我作学术研究，先生的著作就列入首先参考之列，一旦失去，天人永隔，无从请教，空荡荡真有追悔无及之感。先生这一学术巨匠的逝世，实为我国学术界无可弥补的重大损失。
一、矢志学术成领军
关于先生在甲骨文研究方面的重要贡献，我已经在《上下求索研甲骨，凿破混沌解纷纭——李学勤先生在甲骨学方面的重要贡献》一文谈到了，唯因个人水平有限，能力不达，对先生的研究成就挖掘理解得不深，领悟、发现得不细，总结得也不够全面，可能存在种种不足。但勉力为之，一时也难有更多的增益。“知人论事”之语源自《孟子》，这里不揣浅陋，想谈谈李先生作学问的学术环境和成长历程，及对我的指导和帮助，兼及学术方面的一个争论问题，聊抒己见，我觉得对于年轻学者是有借鉴意义的。
先生早年专研甲骨文，在图书馆刻苦自学起家。自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以后，学术环境发生的变化，对先生的影响是很大的。历史研究所（以下简称“历史所”）最初是由郭沫若担任所长。郭沫若研究甲骨文、金文的同时，也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用来指导研究中国历史，20世纪30年代就写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这部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著作，在历史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郭沫若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王国维为新史学的开山，开始了我国古代史的创新之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侯外庐、考古学家尹达等前辈，各自都有显著的成绩，所以历史所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研究极为重视，这在历史所已经形成学术风气。李学勤先生自己也曾经多次发表文章，介绍郭、侯、尹前辈的业绩和影响。历史所由于郭老的影响，特别以研究甲骨文见长，这一点李学勤先生也不止一次向我说过。指导思想明确，方向清楚，个人治学路径可以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探索前进。其次，历史所大师云集，例如以古史、古文献（特别是《尚书》）的研究闻名于世的大师顾颉刚先生，在古史、古文字、古文献（包括版本目录学）有精深造诣的大学问家张政烺先生，专研甲骨文和商代史的学术权威胡厚宣先生，明史、版本目录学大家谢国桢先生，精通明史和秦汉史的大家王毓铨先生，这些学问家形成的学术氛围，自然不同凡响。不言而喻，对于年轻的李先生具有激励作用，他很早就以刻苦钻研闻名。
张政烺先生曾经说，历史所有两个天才，一个是李学勤，一个是马雍。李先生天生绝顶聪明，有出众的记忆力、领悟力。在以往的接触中，说到学术界的新发现、古今著作、学术界的人物，先生都是张口即来，从来未见先生忽然忘记什么事或者什么人。“微言妙质”，就是指此。孔子说：“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这是就常人而言。我不想用“闻一知十”的夸张词语形容先生，如果说先生的聪敏颖悟非一般人能及，我想大家还是同意的。以先生的素质，加之以异常勤奋，持之以恒地学习积累，难怪无人能望其项背了。我有时想，一般来讲，当今学术界文章写得好的文史学者还是有的；文章写得快的文史学者，在当今使用电脑的时代，尤不乏其人；当代写作文史文章数量很多、著作等身的学者，也并非没有。可是像先生这样，研究艰深的甲骨、金文、简帛、古史、古文献、考古以及学术史等学问，学术文章写得既快又好，而且数量甚多，影响甚大，则海内尚未见可以比肩者。我记得前人自谦说：“无枚皋之敏捷，有司马之淹迟”，司马是汉代文学家司马相如，司马相如文章写得慢，汉代枚皋则以文思敏捷著称。而先生为文速度之快，不输枚皋，能适应现代传播学的需要，但是先生做学问，不单是快，尤其存真求实，重视质量，具有负责任的态度。他资料收集一丝不苟，写作推敲又是字斟句酌，研究某一问题锲而不舍，不厌其烦。先生的文章著作都在，不必由我多说，而且他一直推崇学术大师的精品力作，也反映了他的学术导向。例如，杨树达的《积微居金文说》、容庚的《商周彝器通考》等，都是赞不绝口。先生之文常常包含新的学术信息，个人的独到见解。清人龚自珍的诗说：“但开风气不为师。”我认为先生有的文章兼有开风气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先生出国交流的机会增多，见闻更多。
当然先生的成就离不开时代之赐，也有机遇问题。前人常用“地不爱宝”之语，形容地下出土文物的发现。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前后，祖国各地随着考古工作的广泛开展，甲骨文、青铜器、竹简帛书陆续出土。甲骨文赶上了小屯南地甲骨、花园庄东地甲骨和周原甲骨的出土，青铜器则以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器物、周原窖藏青铜器的发现为最。特别是简帛的新材料，如郭店楚简、上博简、清华简、马王堆帛书、睡虎地秦简等，新材料的出现令人目不暇接，必须要有人解读。先生多年辛勤治学的学术储备，适逢其时。70年代因殷墟妇好墓的发现，先生悟出历组卜辞的时代必须提前；小屯南地甲骨著录后，先生对甲骨分期分类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青铜器研究方面，先生投入的精力甚多，释文、断代新见迭出，一篇篇精品力作最后汇集成《新出青铜器研究》一书。1975年，云梦睡虎地秦简出土后，包括先生在内先后有不少著名学者参加整理，《睡虎地秦墓竹简》参加此书注释、译文和说明编写的有多位学者，但最后定稿的是先生；有了考古发现的筮法，特别是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周易》，先生才撰出《周易经传溯源》；至于《东周与秦代文明》一书，更是结合文献，搜集了大量考古资料写成的。郭店楚简、上博简问世后，先生投入许多精力研究战国楚简，如《孔子诗论》先生与年轻学者往复讨论，探讨尤深。晚年专研清华简，发现《尚书》逸篇，释读推介甚多，《初识清华简》一书颇精彩。
先生常说，我最喜欢读论文。这不是说他不喜欢读专著，先生喜欢读论文，也喜欢写论文，这与他一直在学术前沿研究探索，攻坚克难，息息相关。先生自己除了写出专著外，还先后著有多本专题论文集。例如，先生晚年治学，在从事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又进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追踪、探索三代文明为主，笔耕不辍，著作有《文物中的古文明》《通向文明之路》《三代文明研究》等书。先生的论文在材料上、在研究方法上、在学术视野上每每出新，富有创见，或解决某个问题，或新意迭出，具有启发性，引导后学深入研究。学术界通常看重学术专著，然而某些平庸之作，根本无法与先生的论文相比，学术探讨非同一层次，相去不可以道里计。先生矢志学术，“终始如一见道真”，“道真”，道艺（指学问）之真（道真，语出《汉书·礼乐志》）。先生在古文字各个分支领域和古史、古文献方面均作出突出贡献，引领后学，长达四十多年之久。我深信先生广博的学识、精深的造诣和卓越的成就，必将在学术史上流传不衰。
二、历组卜辞断代之争论
关于历组卜辞的断代，可以说争论由来已久。我研究甲骨文的时间不算短，不过因为我没有专门研究甲骨断代学，这方面下的功夫还不够，有些看法不成熟，一直不敢轻易发表。对于历组卜辞，如果按照过去董作宾先生的断代，第一期武丁卜辞有妇好，第四期帝乙卜辞又有妇好。李学勤先生将原来第四期的武乙、文丁卜辞称为历组卜辞。1977年，李先生说：“‘妇好’墓的发现，进一步告诉我们，历组卜辞的时代非提前不可。”(1)他从字体演变，卜辞的文例，历组出现的人名好多与武丁、祖庚卜辞相同，历组卜辞有些与武丁时的宾组或祖庚时的出组卜辞所卜事项相同，历组卜辞的称谓等方面，论证了历组卜辞的时代。此后，在李先生文章的影响下，裘锡圭先生重新研究历组卜辞，列举出更多的材料，特别是历组卜辞与武丁时的宾组或祖庚时的出组卜辞所卜事项相同的材料，加以论证，丰富了历组卜辞时代提前说。(2)林沄先生也著文赞同此说，着重从字体分类等方面，进一步作了补充。(3)这些文章发表后，历组卜辞的时代便出现争论。1989年，李学勤先生在《殷墟甲骨两系说与历组卜辞》说：“历组卜辞问题的提出，是在1977年，至今已有十年。赞成或反对新说的论著，陆续发表多篇，对促进讨论的深入都有很多贡献。”(4)此后，李学勤先生与彭裕商(5)，还有黄天树(6)，对历组卜辞的分期问题作了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上个月我去安阳参加纪念甲骨文发现12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发现现在历组卜辞断代问题的争论还在进行。历组卜辞属于武丁（晚期）、祖庚卜辞，应该说这是一个重要发现，是甲骨文断代研究的一个进展。我个人在甲骨卜辞的释读中，虽然断代也参考卜辞分组分类，但对于分组分类有时用，有时不用。我以为甲骨断代分期，终究不是最终目的，断代分期是为了便于进行历史研究。因此我常常结合典籍，考证古史，用“二重证据法”探寻解读史事真相，同时也验证甲骨断代分期是否确当。这样，我竟也发现历组卜辞有属于祖庚时期的确证。我在《甲骨文字考释两则》“一、释挚”和《商史札记三则》的“三、为祖庚祈求疾虯（瘳）”中，都曾经征引“挚（致）大示祈虯（瘳）”“率小示祈虯（瘳）”的卜辞，如：
巳己贞：其拜
虯（瘳）。
……大乙、大丁、大甲、祖乙、小乙、父丁……
弜拜
。
（《合集》32439）
丁卯卜，兄（祝）
虯（瘳）在……兹用。
兄（祝）祖……
至小乙。
……用……
（《屯》1065）
又不既[虯]……
挚（致）大示
虯（瘳）。
率（致）小示
虯（瘳）。
（《屯》2414）
挚（致）大示
虯（瘳）。
率（致）小示
虯（瘳）。
（《屯》4233）
“祈虯（瘳）”（按，“虯”不能释为“龙”）是祈求疾病痊愈，可见当时商王祖庚的病很重。
根据《礼记·曾子问》孔子引老聃的话：“天子崩，国君薨，则取群庙之主而藏诸祖庙，礼也。”“大示、小示”加在一起等于“群庙之主”，“致”和“率”作为动词，是表示要请来大小示藏诸祖庙的意思。老子所述实为殷礼之遗。为该王而祈求先王大乙、大丁、大甲、且乙、小乙、父丁等大示，该王显然非祖庚不可。这两篇文章都收在《甲骨集史》一书中，我当时没有采用历组卜辞的分类，其实根据字体、辞例断代也属于历组卜辞。祖庚病重随即去世，这是一件大事，我又在《释甲骨文葛并补释仆、踣的一种用法》（《古文字研究》30辑）中论述了有“多君来吊”参加祖庚的葬礼的卜辞，属于出组二类卜辞，这显然是祖甲即位后安葬祖庚的卜辞。祖庚之后再也没有名称为“庚”的王，所以不存在异世同名问题。我这几篇文章较为分散，但从祖庚病重到祖庚的葬礼，史事连贯，因果关系明晰，虽然没有专门谈历组卜辞的断代，实际从字体（干支、贞字、弜字等）看都是历组卜辞，可知上举历组卜辞非属于祖庚卜辞不可。历组卜辞所反映的重要史事有二：一是命沚或伐召方；一是祖庚病重，为之祈求好转，进行祭祀。如果说前者时代存在争议，那么后者则明确无疑。近年来，对历组卜辞断代提前有不同意见的学者举出历组卜辞（《合集》32690、32617）存在“小乙—三祖—父丁”这一祭祀程序，认为小乙与父丁之间存在三祖，父丁是康丁，三祖是指孝己、祖庚、祖甲(7)，所以历组卜辞不应该提前；林沄先生不同意这一说法，认为三祖是宾组卜辞（《合集》2330、893反、930）的“三父”，他说：“陈梦家认为这里的‘三父’是指‘武丁前一世四王之三’，当即小乙的三位兄长阳甲、盘庚、小辛。到了祖庚时代，他们自然变成了小乙之外的‘三且’，不是很合适吗?”(8)其实，在林沄先生的这篇论文发表不久，蔡哲茂先生就著文《殷卜辞“三公二父”试解》，文中列举李学勤先生早年即阐明“三父”“三祖”的沿革关系，林宏明先生近年对此有进一步的研究，蔡先生说：“到历组卜辞，即祖庚、祖甲时代将其父王武丁称为父丁，亲祖父还是称为小乙，都是特别另外祭祀的；而非小乙一脉的阳甲、盘庚、小辛则合并一起祭祀称之为三祖。至廩辛、康丁时期为这些比祖辈更高的旁系先王提出了称号‘三公’。”(9)本文同意林沄、蔡哲茂先生的考证，兹谨就蔡先生所考略作申论。既然阳甲、盘庚、小辛是小乙之兄，为什么当时先祭祀小乙，而不先祭祀三祖呢?因为商代祭祀制度首先要区分大示、小示，大示、小示不仅受祭品有别，往往祭祀大示在先，小示在后，其例颇多。商代祭祀区分大示、小示，意在重视大示即直系先王，故处处优先，小示即旁系先王无法与之相比，所以排后。同辈的小示先王，即便是兄长，其受祭次序也要排在弟弟大示先王之后。论者谓历组父丁类卜辞，有小乙、父丁连称，祖乙、父丁连称，毓祖乙、父丁连称。(10)我认为三种连称，都是一回事。这只能是祖庚（偶或延至祖甲）卜辞。祖庚卜辞称小乙为毓祖乙，“毓（胄）”表示世次在后的直系先王(11)，应是大示。若按另一种解释，父丁是康丁，康丁的上一代便是孝己、祖庚、祖甲，合起来即三祖。但此种组合是否能够成立，则值得讨论。由于商代严格区分大小示，“三祖”中孝己可能未即位就亡故，故非大示，祖庚也不是大示，只有祖甲是大示，明确无疑。卜辞：
甲辰卜贞：王宾
祖乙、祖丁、祖甲、康祖丁、武乙，衣（卒）亡尤。
《后》上20.5
从世次来看，祖乙即小乙，祖丁即武丁，祖甲就是武丁之子，又称帝甲，显然是大示，属于直系先王。商代大小示区分严格，一般来讲，这三人不能在一起受祭。祖甲卜辞记载兄己、兄庚同时受祭（如《叕》44，《南明》639、640等）；康丁卜辞记载父己、父庚同时受祭的很多（如《粹》312、313、315，《宁》1.206，《南明》634等），可就是没有大小示不分，孝己、祖庚、祖甲兄弟三人一起受祭之事。所以，依照殷礼，祭祀完康丁，就要祭祀大示祖甲，祭祀完祖甲，才能祭祀小示孝己、祖庚，这样“三祖”就必然拆开，可见三祖指孝己、祖庚、祖甲这一组合，恐难成立。因此，从目前来看，历组卜辞时代的下限，至多到康丁时期，尚未见到武乙时期的确证。因此，我认为李先生关于历组卜辞的断代主要部分是正确的。古人说：“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甲骨卜辞断代研究，必须考虑到各个方面，既考虑到类型学，也注意到层位学，用综合方法，特别是还要从史事方面进行判断才能准确无误。所以无论如何，李学勤先生关于历组卜辞的断代必须提前之说，经过裘锡圭、林沄等数位专家的补充与丰富，现在看来仍不可易，其中祖庚卜辞部分应该占相当一部分，至于历组卜辞是否晚于无名组卜辞，因为我对无名组卜辞断代未作系统研究，还是请甲骨断代专家判定吧!
近些年来，因为研究上古年代学，我特别关注夏商周考古研究。考古学者注重类型学、层位学的研究，也非常注意研究考古遗物的文化特点，对不同地层出土的器物所反映的文化特点进行分析比较，以此作为断代的重要凭据，当然是科学的方法。不过我认为，考古方面，一些历史、年代学方面的复杂因素还应该考虑进去，夏代地层出不来商代器物，商初地层则极可能出现夏代器物（商汤伐桀获得许多夏代宝物，夏代器物流行的亦应不少）。甲骨也是一样，历史和上古年代学的问题必须考虑进去，一个寿命较长、从事贞卜时间较长的人，他的贞卜甲骨的被保存与其所在考古地层相比，可能既有比较老旧的部分，也有与地层相一致的部分，倘若这点不考虑进去，只依靠地层作为唯一判断标准，考古工作程序尽管符合科学，无懈可击，可能因为结论不能完全反映客观情况，还是会在断代上出现一些失误。凡事总是有常规，也有特例，也就是有一般性和特殊性。如果总是谈一般性，不考虑存在特殊性，恐怕是不合乎客观实际的。李先生考证历组卜辞时代提前，具有卓见，应该说是比前人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以上关于历组卜辞的断代的认识，可以作为我的《上下求索研甲骨，凿破混沌解纷纭——李学勤先生在甲骨学方面的重要贡献》一文的补充。
三、益我师恩永难忘
我是1978年考入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历史系古典文献专业的，导师是张政烺先生和李学勤先生。关于张政烺先生，我是1973年在内蒙古一个县城中学任教时读到《考古学报》刊登的张先生的论文《卜辞裒田及其相关诸问题》，开始逐渐了解张先生的。我入学后，当时已经进入高年的张先生身体尚好，唯授课不多，讲的是历代版本目录学，分量较重，这是本届历史系研究生都要听的基础课程；还有关于《说文解字》的版本及研究，则是专门讲给孙言诚、吕宗力和我三个本专业的研究生的。李先生曾经就张先生给我们讲的版本目录学课程作过两次辅导，也是上课。随后，李先生自己给我们讲授的课则每周必上，量非常多，他系统讲授了“甲骨学”十讲、“青铜器（金文）学”与“战国文字学”共十讲，开了一个古文字学的基本书目，共有20多种书，包括主要的古文字学家郭沫若、唐兰、于省吾、容庚、商承祚的专门著作，让我们阅读。先生对我们说：“其实人的一生读不了很多书，但有些书必须精读。”凡此使我获益匪浅，听课笔记至今我还保留着。记得第一次听李先生的课，就感到那种深入浅出、自成体系，更兼真知灼见，可以引领人到学术前沿，是极少有人能达到的。特别是先生授课时循循善诱的态度，尤其使人感到亲切，无怪乎吸引许多外单位的年轻学子，如北大的李家浩、中华书局的李解民等前来听课。他授课时，在古文字释读方面，特别推崇唐兰先生，说唐先生曾经说你们释读古文字都是一个字一个字地释读，我释读古文字是一串儿一串儿的。讲甲骨文，特别提到胡厚宣先生，说张政烺先生曾经说过，历史所里真正可称甲骨文专家的只有胡厚宣先生。因为胡先生一生钻研甲骨文。对金文训诂，李先生特别推崇杨树达先生的《积微居金文说》。李先生对当代学者的不同观点，常说：“并世之人不论。”极少对人有所褒贬。先生上课，从来特别守时，没有一次迟到。我有一次因为家事请假，感受到先生询问时的严厉态度。先生对我十分关心，我原来自学英语，到研究生院以后，以为还有精力，就想多学一门外语，于是选了日语，听了一段时间课。事为先生所知，他劝我还是把英语学好，不要旁骛，我就放弃了日语课，改学英语课。先生还向我们传播新的知识。例如一次，先生出访澳大利亚，回来后上课时告诉我们说，英语hifi就是高保真，国外很流行的，我当时听了觉得很新鲜。在读研究生期间，因为怕影响先生的研究，我请教先生的次数不多，但每次请教，先生都给予详尽的解答，其中有一次请教甲骨文的问题，先生拿出郭沫若的《殷契萃编》来讲解，还举一些例子谈甲骨分期问题，使我受到教益，我感到先生因材施教，特别有耐心。先生对我谈起甲骨文释读，他说有的老先生一辈子释读甲骨文，也没有释读出很多字来，担心我搞释读赶不上前辈老先生。先生曾经出了商代周祭卜辞的课题，希望我们几个学生来作，我也知道这一研究很有价值，值得去作，可惜那时因为一些事情分心，我实在无法进行这一研究，不得不放弃了，真是辜负了先生的一片苦心。后来历史所常玉芝先生所作的并取得优异成绩的研究，应该就是这一课题。学习期间，因为先生了解原内蒙古大学于北辰校长对我的推荐，又读过我写的几篇未发表的文章，故对我以往的自学成绩给予肯定，有一回他告诉我说：“张先生说刘桓很能想。”他还曾经对历史所里的人说：“我这个学生现在工作都行。”
在我供职黑龙江之后，虽然从事地方史志工作，业余仍一直坚持进行甲骨文、金文的研究。其间或与先生通信，或开学术会路经北京时到历史所拜访先生。先生每次回信都对我坚持研究予以鼓励；一次在京会面时，他根据我的学习环境建议，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
记得1985年，先生应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王明阁先生的邀请来该校讲学，当时我正患感冒发烧，消息传来，我和几位知道李先生的同事商量，要去看望先生，并准备在单位住处招待所宴请先生。当时是让本单位的暴洪昌联系的，暴知道我患感冒发烧，见了李先生就说，刘桓感冒了来不了了，让我请假。没想到过一会儿，我和妻子金英就到了，见到李先生和师母，先生原以为我不来了，见到我们来了非常高兴，也大为感动。随后，接先生夫妇到我们单位（当时在光芒街招待所）。单位领导胡堤主任见到李先生也颇为兴奋，问东问西，询问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些情况。宴请先生夫妇后，单位领导派车由我陪同送先生回住所。其间，路经市儿童公园，尽管时间短暂，先生对我在古文字方面进行什么研究，仍进行详细了解，鼓励我继续努力。
后来我所写的四本关于甲骨文及商代史的著作，即《殷契新释》（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殷契存稿》（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甲骨征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和《甲骨集史》（中华书局，2008年），每一本书的书稿都请先生过目，先生看到好的见解，都给予肯定。记得先生看过《殷契存稿》后，特别称赞其中释《左传》少昊金天氏昧的那个甲骨文字的一篇，连说：“这篇好，这篇好。”每一本书的前面都有先生写的序言，这些序言既有关于甲骨文商代历史相关问题的概括总结或前瞻，使读者能够得到教益，也有对著者的肯定和鼓励。序言涉及一些前沿问题的认识，写得深入浅出，入情入理。先生在《甲骨征史》一书的序言中，特别谈到商史研究权威胡厚宣先生，这反映了先生对我的期许，即要我学习胡先生专心致志地研究甲骨文，达到一个学术高度。还有一本书的序言，读后感动了金英女士，使得她泪流满面。可见先生写这些序言，有真情实感，绝非应酬之作，对我的学术研究创新是寄予希望的。另外，1997年，我在单位面临评正编审职称，应单位要求有专家鉴定，我随即写信给先生，先生在百忙中几天后就寄来写出的学术评语，这样我的有关材料齐全，评正编审才得以通过。
难忘的事情还有，1998年我去北京，当时先生正在从事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我到所里拜访先生。见面寒暄之后，先生就谈到西周金文利簋铭文的释读，我简略地谈了自己的看法，可惜因为时间关系，交谈没有尽兴。从中使我感到先生不耻下问的治学精神，是值得我学习的。在这里应该说，本来我不是没有机会参加夏商周断代工程，记得当时在北京师范大学开办学习班，曾经也给我发来一份通知，本来可以有机会报名参加学习班，但是我考虑到单位工作离不开的实际困难，就放弃了这一学习机会。
还有，前些年在北京召开的一次古文字会，那次我在大会上宣读甲骨文考释的论文，次序比较靠前，我注意到李先生坐在前排，当我宣读论文时先生还在座倾听，我宣读完之后，即看到他径自起身离去。我不知道他是因为要了解我的研究进展还是看重我才这样。2000年后的某年，先生有一次去黑龙江与黑龙江大学的人接触，交谈中谈到黑龙江的人才，他还说到我，说刘桓就是一个人才。还有一次到重庆开先秦史学术会，有关人士询问我的情况，他介绍说刘桓并不比别人差，就是缺少机会。这些情况都是我不在场，听别人说的，但我相信都是真的。可视为先生对我从事古文字研究的一种肯定与鼓励，总之，希望我的研究无论如何要坚持下去，不要半途而废。
先生还特别关心我的研究资料问题，2000年之前，因为简帛资料大出，我也想研究简帛，历史研究所谢桂华先生也诱掖我从事这方面研究，但那时因为客观条件所限，许多资料一时看不到，因此写出的文章有局限性。李先生为此事曾经询问过我，后来发感慨说：“在东北，有人看不到书，有人没有时间看书。”此后，我于简帛虽然涉猎研习，除了《仓颉篇》以外，再没有倾力研究简帛，而以研究甲骨、金文和古史为多。
在我来到北京定居后，能够有机会见到先生。由先生担任领导的中国先秦史学会举办学术会，曾多次邀请我参加会议，使我得以了解学术动态和有一些学术交流的机会。先生70寿庆、80寿庆的活动我都参加了，并且都写诗祝贺。在先生70寿庆时，我想到先生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以来，一直努力进行科研，著述不辍，我的诗最后两句为：“先生七秩犹壮年，再创辉煌情耿耿。”这是我发自内心的祝愿。随后，我突然想到先生70岁，古人称为古稀之年，毕竟年纪大了，仍然像年轻人那样拼搏研究，身体不一定吃得消，我的诗未必妥当，所以我打电话给先生，通话时我问先生身体还行不行，先生知道我问的是实在话，还颇感动。后来见面时，先生告诉我，70寿庆我写的诗，他还请人看过，说我的书法还不错。我告诉先生，因为家父（雪魂先生）擅长作旧体诗，所以我也私下学作诗。80寿庆时，我颇有所感，写诗道：
谈经海内共推尊，授业析疑做领军。
甲骨吉金及简帛，古斑斓处见斯文。
先生不但对我的学术研究十分关心，对我的家庭生活和工作也很关心。有一次他对我爱人说，刘桓要是能去某某大学讲古文字就好了，那里也需要人讲古文字。后来建议我如果想到东北某大学任教，他可以推荐；又亲自联系烟台大学让我去讲课，唯因此时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已经聘我，加之烟台大学也还没有发邀请函，所以我就没有去烟台大学讲课，但先生的这份情我还是领了。我的妻子金英与先生和师母相处得很好，他们也很喜欢我女儿，几乎每次见面都询问一番。
总之，长期以来先生给予我的很多，而我回报的很少，甚至无以回报，唯有无尽的思念而已。先生辞世后，我曾经私下撰一联，代表自己的心情，当时没有示人，特抄之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微言妙质(12)，从兹不闻，先生去矣。
甲骨金文，尚思请益，遗著长存。
(1)李学勤：《论“妇好”墓的年代及有关问题》，《文物》1977年第11期。
(2)裘锡圭：《论“历组卜辞”的时代》，《古文字研究》第6辑，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3)林沄：《小屯南地甲骨与殷墟甲骨断代》，《古文字研究》第9辑，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4)李学勤：《李学勤集》，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98页。
(5)李学勤、彭裕商：《殷墟甲骨分期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6)黄天树：《殷墟王卜辞的分类与断代》，台北：文津出版社，1991年。
(7)刘一曼、曹定云：《三论武乙、文丁卜辞》，《考古学报》2011年第4期。曹定云、刘一曼：《四论武乙、文丁卜辞》，《考古学报》2019年第2期。
(8)林沄：《评〈三论武乙、文丁卜辞〉》，《第四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台湾“中央研究院”，2012年6月20—22日。又，《出土材料与新视野》，历史语言研究所，2013年。
(9)蔡哲茂：《殷卜辞“三公二父”试解》，《承继与创新：汉语语言文字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2012年12月17—18日，香港。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先秦史网站，2015年1月31日。
(10)刘一曼、曹定云：《三论武乙、文丁卜辞》，《考古学报》2011年第4期。曹定云、刘一曼：《四论武乙、文丁卜辞》，《考古学报》2019年第2期。
(11)裘锡圭先生认为“毓”乃“指世次居后的，也就是跟时王的血缘关系比较密切的某些先王”（见《论殷墟卜辞“多毓”之“毓”》，《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我认为“毓”应该读“胄”，可表示时王所出之祖，亦可表示时王所出之妣，血缘关系是最近的。刘桓：《殷墟卜辞中的“多毓”问题》，《考古》2010年第10期。
(12)微言妙质，王安石的《思王逢原》言：“妙质不为平世得，微言唯有故人知。”李先生名满天下，与此诗王逢原（即王令）才华出众，但不甚为人知不合，故本文不敢用此诗诗意，仅借用其词语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