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信任让市场运作了起来，市场能激发信任吗

两个人之间成功地进行了买入卖出的交易，这应该能叫双方都得利。如果它只让一方得利，这叫剥削，无助于提高生活水平。罗伯特·赖特认为，人类兴盛的历史，在于一次次地发现了能造福双方的非零和交易。²⁰¹正如莎翁名剧《威尼斯商人》中鲍西娅口里的“慈悲之心”，交换同样是“双重的赐福：它不但给幸福于受施的人，也同样给幸福于施与的人”。这就是世界走向富裕的戏法之奥妙。但只要朝你的人类同胞瞟上几眼，你就能意识到，持这种想法的人少得惊人。零和思维支配着主流话语，在贸易辩论里是这样，在对服务供应商的声讨里仍然是这样。你绝不会听到人们在走出商店时说：“我得到了一笔好交易，但别担心，我也给了店主足够的钱，好让他养活家人。”迈克尔·舍默认为，这是因为石器时代的大多数交易很少有能造福双方的，²⁰²“我们进化之初，生活在一个零和世界（非赢即输的世界），一方获利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

真丢脸啊，对零和的错误认识，导致过去数百年里的各种主义犯下无数弥天大错。重商主义说，出口让你致富，进口让你贫穷，亚当·斯密嘲笑过这个谬论，他指出，英国把耐用的五金器具卖给法国来换取保存期短暂的红酒，是实现“英国锅碗瓢盆产业惊人大发展”²⁰³的难得机遇。电影《华尔街》虚构出来的主人公戈登·杰科不光说过“贪婪是善”，他还补充说，这是一场有人赢就有人输的零和博弈。倘若他说的是某些资本资产的投机市场，倒不见得一定是错的，可他说的是商品和服务市场。人们似乎没能自然而然地理解双方都受益的协同合作概念。如果说同情发自本能，协同合作却显然不是。

所以，大多数人不觉得市场是个充满善意的地方。感觉上，它更像是一个斗兽场，消费者与生产者厮杀，看看谁能胜出。早在2008年信贷紧缩出现很久以前，大部分人眼里的资本主义（以及市场）都是邪恶的东西，没有什么内在的益处可言。当代辩论几乎有一套“不言自明”的公理：自由交换鼓励也要求人自私自利；人在生活商业化之前更仁慈、更温和；凡事都标上价格，令社会支离破碎，灵魂也为之贬价。兴许，这背后蕴涵着一个极为普遍的看法：贸易不道德，钱财肮脏，现代人如此善良，可惜却落在了市场的手里（没人会说，现代人如此善良是因为有了市场）——你任何时候去教堂，都会听到类似的说法。2008年，坎特伯雷大主教说：“马克思很早以前就观察到，放纵的资本主义变成了一种神话，用以指代现实、权力、政府及各种本身并无生命的东西。”²⁰⁴

与生物演化一样，市场是一个自下而上的世界，没人负责。诚如澳大利亚经济学家彼得·桑德斯所说：“全球资本主义制度，是没有人规划、没有人推动、没有人真正领会的。这对知识分子是个特大的冒犯，因为资本主义把知识分子变成了‘多余分子’。它毫不依靠他们，也运转自如。”²⁰⁵这不是什么新鲜说法。贯穿西方历史，知识分子对商业贸易一贯持蔑视态度。荷马和以赛亚^[4]鄙薄商人。圣保罗^[5]、圣托马斯·阿奎纳^[6]和马丁·路德^[7]全都认为放高利贷是罪过。莎士比亚克制不住地把《威尼斯商人》里的放贷者夏洛克树成邪恶的典型。说到1900年，布利克·林赛写道：“我们时代许多最聪明的脑袋瓜子，把解放大众的终极引擎（竞争的市场体系）误以为是统治和压迫的重要堡垒。”²⁰⁶诸如索尔斯坦·凡勃伦等经济学家很早就用公共精神和政府集中决策取代了逐利动机。19世纪80年代，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向工人们讲述英国工业革命的时候，无视工业革命给工人带来了多大的福利，仍痛斥自由企业资本主义是“一个充斥着拜金动物的世界，剥夺了每一种人类情感”，称其“比小人国岛屿^[8]还虚幻”。时至2009年，亚当·菲利普斯^[9]和芭芭拉·泰勒还是认为²⁰⁷：“资本主义不是一套善良的体制。哪怕是信奉它的人也承认这一点，尽管他们坚持说，不管资本主义的动机有多庸俗，其结果仍是对社会有益的。”²⁰⁸这正应了英国政治家塔弗恩勋爵的说法（当然他说的是自己）：“（这是）一种叫你鄙视财富、不要赚钱的古典教育。”²⁰⁹

可惜这种看法的前提和结论全错。说市场必然邪恶，人一富裕就抵挡不了它的腐蚀，此等观念极不可靠。在市场经济社会，要是你得了个不公平的名声，人们根本就不跟你打交道了。每当以荣誉为基础的传统封建社会让位于以谨慎为基础的商业社会，比方说15世纪的意大利、18世纪的苏格兰、1945年的日本，人们无一例外地走向了文明，而非粗俗。芝加哥大学的约翰·帕吉特在收集有关14世纪佛罗伦萨商业革命的数据²¹⁰时发现，随着“对开信用证”制度的出现，商业伙伴们逐渐对彼此产生了更多的信任，愿意给予更多的支持，自私自利的行为非但没有增加，反而枯竭了。这就是“信任大爆炸”。“每当人们行事温文有礼，你总能看到商业的身影，每当你看到商业的身影，人们行事就总是温文有礼。”孟德斯鸠^[10]评论道。²¹¹伏尔泰指出，原本会因为信奉的神祇不一样就互相厮杀的人们，一旦相遇在伦敦交易大厅，立刻变得文明起来。大卫·休谟认为，商贸“相当有利于自由，²¹²它有着保护自由政府的天然倾向，甚至会推动自由政府的出现”。他还说：“一群相邻且独立的国家，靠着商贸与政策相互联系，再也没有什么比这更有利于文明和知识的崛起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等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注意到，事实证明，罗斯柴尔德和巴林等商业家族的规矩比波拿巴与哈布斯堡等帝王家族的规矩要让人愉快得多，较之勇气、荣誉或信仰，审慎是一种不那么血腥的美德。（勇气、荣誉和信仰，幻想起来总显得更美好些，实则未必。）诚然，总有卢梭、拉斯金^[11]或者歌德一类的人对商业冷嘲热讽、嗤之以鼻，但听了伏尔泰、休谟的话，是不是也能叫人多想一想：商业行为说不定真能让人变得更道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