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图的魔术

配偶组合之外的劳动分工，很可能是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发明的。俄罗斯索米尔出土了两具28 000年前的孩童尸体，他们身上穿着缀有上万颗猛犸象牙珠饰的衣服。人类学家伊恩·塔特沙尔认为：“说装饰得如此华丽的法衣是这两个年轻人自己做出来的，恐怕不大可能。更可能的情况是，他们社会里物质生产的绝对多元化，是不同个体专门从事不同活动带来的结果。”¹⁵⁰索米尔象牙珠饰的雕刻者、肖韦洞穴绘制犀牛的画家、用岩石核心凿出刀刃来的工匠、编织捕兔网的工人——这些人或许全是专家，用自己的劳动同他人进行交换。有可能，自从现代智人在10万年前首次出现以后，人类的各个部落里就有了不同的角色。

这样一件专属于人类的事情，显然可以解释另一件急需解释的事情：创新的能力从何而来。¹⁵¹专业分工能带来专业的知识，而专业的知识带来了不断的改进。专业分工还给了专家们投入时间、设计全新劳动技术的良好借口。如果你只要做一把鱼叉，当然完全没必要先设计一种制造鱼叉的聪明工具，但如果你要为5个渔夫生产鱼叉，先把制造鱼叉的工具做出来，就合情合理而又节省时间了。

是以，专业分工创造并提高了依靠贸易获得收益的机会。奥兹捕鱼的次数越多，就越擅长捕鱼，捕捉每一条鱼所花的时间也越少。猎鹿人亚当制造的鱼钩越多，他就越擅长制造鱼钩，生产每枚鱼钩所花的时间也就越少。这样一来，奥兹这么做就很有好处了：把整天的时间都用来捕鱼，将所得的鱼给亚当几条，换他的鱼钩。对亚当来说，整天都用来制造鱼钩，通过鱼钩换奥兹的鱼，也是很有好处的。

更为奇妙的是，哪怕奥兹比亚当更擅长做鱼钩，事情也是一样。假设亚当是个笨手笨脚的傻瓜，一半的鱼钩都会做坏，且在钓鱼方面更加笨手笨脚，连扔出绳子救自己的命都不会。反过来看，奥兹简直是个十项全能选手，他能毫不费力地做出骨头鱼钩，总能逮到一大堆鱼。然而，奥兹用鱼从笨手笨脚的亚当那儿换鱼钩仍然是划算的。为什么呢？因为靠实践，亚当至少比捕鱼更擅长做鱼钩。他用3个小时能做出一枚鱼钩，捕到一条鱼则要花4个小时。奥兹只要1个小时就能捕到一条鱼，但做好一枚鱼钩仍然要花掉他2个小时。所以，要是两个人都自给自足的话，奥兹要工作3个小时（2个小时制鱼钩，1个小时捕鱼）、亚当要工作7个小时（3个小时制鱼钩，4个小时捕鱼），才能捕到一条鱼。如果奥兹捕两条鱼，并用一条鱼从亚当那里换回一枚鱼钩，他就只需要工作2个小时了。如果亚当生产两枚鱼钩，并用一枚鱼钩从奥兹那里买一条鱼，那他只需工作6个小时。两个人的处境都比自给自足时要好过了，而且两个人都获得了1个小时的闲暇时间。

其实，上面的内容不过是我从石器时代的角度重新讲述了一遍股票经纪人李嘉图1817年定义的比较优势概念罢了。¹⁵²他用的例子是英国用布匹换葡萄牙的葡萄酒，但论点是一样的：

英国的情况可能是这样的，生产布匹需要100个人一年的劳动，如果酿造葡萄酒的话，则需要120人一年的劳动。故此，英国靠着出口布匹来进口葡萄酒是有利的。在葡萄牙生产葡萄酒可能只需要80个人一年的劳动，而在该国生产布匹，则需要90个人一年的劳动。所以，该国出口葡萄酒而进口布匹是有利的。哪怕葡萄牙进口的商品在本国可以用少于英国的劳动量生产出来，这种交换仍然可以进行。

李嘉图定律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当中都是成立的，同时也出人意料。这样的命题仅此一例。这个概念极为简练，很难相信旧石器时代的人类要花那么长时间才把它琢磨出来（也很难相信经济学家们用了那么长时间才对它做出定义）；¹⁵³同时，也很难理解为什么其他物种没能利用它。我们似乎是经常利用它的唯一物种，实在颇令人感到费解。当然，这么说并不完全对。进化发现了李嘉图定律，并将之应用在了“共生”上面，比如地衣类植物藻类与真菌的合作关系，又比如奶牛与瘤胃^[8]中细菌的合作关系。物种内部同样存在这类现象，比如身体细胞之间、珊瑚群中珊瑚虫之间或者鼹鼠群之间鼹鼠们的交换。蚂蚁和白蚁取得的巨大成就（光是它们，就占了所有陆生动物总数量的1/3）毫无疑问要归结到劳动分工上。昆虫的社会生活不光建立在个体复杂行为的增加之上，“更建立在个体之间实现专业化的基础之上”。¹⁵⁴亚马孙雨林里的切叶蚁，一处巢穴里就可能聚集着数百万只，工蚁分化成四种不同的等级：小工蚁、中工蚁、大工蚁和超大工蚁。有一种切叶蚁的超大工蚁（又叫兵蚁），体重可以相当于500只小工蚁。

但其他物种和人类的最大区别在于，其他物种的群落都是由近亲组成的——哪怕是有上百万只蚂蚁的“城市”，也不过是一个巨大的家庭罢了。但繁殖这桩任务，人类可从来不委托专业人士，更别说什么女王了。人们有机会利用交换得到收益，而不用坐等自然母亲单调的进化之手，靠的全是技术。配备了合适的工具，人就能摇身一变成为士兵或工人（但女王也许还当不上），他随时都可以切换角色。你越多地做某件事，就能做得越好。15 000年前欧亚大陆上的一个狩猎采集部落，不光按性别也按不同的个体进行劳动分工，其效率要比不进行劳动分工的部落高得多。假设部落里有100个人，有些人制作工具，有些人做衣服，有些人狩猎，有些人采集。还有个家伙围着鹿头骨手舞足蹈，诵经、祈祷、念咒语，他大概不能增加整个部落的福利，但说不定他要负责观测天象，这样，等潮汐处在最低位置、到海里采帽贝风险最小的时候，他就可以告诉大家了。

诚然，现代智人的狩猎采集部落没有那么多劳动可供专业分工。在非洲卡拉哈里沙漠或澳大利亚的沙漠上，除了女人负责采集，男人负责狩猎，巫师负责祈祷作法外，每个部落里并没有太多截然不同的职业。但这些都是遗留在恶劣栖息地的简单社会。40 000年前欧亚大陆西部相对肥沃的土地上，要是部落里的人数较多，工作范围较为多样化，每个部落里说不定也就发展出了更多的专业分工。肖韦洞穴里绘制犀牛的画家画得那么好（没错，考古学家认为大部分岩画都出自一个人的手笔），他必然有许多时间专门练习，不用去打猎。索米尔制造珠饰的工人肯定是按领某种形式的工资来劳动的，因为他显然没有时间亲自去打猎。就连查尔斯·达尔文都设想：“远古人实行劳动分工，每个人并不直接制造自己的工具或陶器，而是由某些人专心投入此类工作，以此交换捕猎所得。”¹⁵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