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以物易物

人类学家提出两种理论来解释新技术和新物种在非洲的出现。第一种理论认为，这是气候推动的。非洲的天气反复无常，雨季时把人类赶进沙漠，旱季时又逼他们重新出来，这就令适应性成了一项优势，反过来，这种优势又选择了新的能力。这套理论存在的问题是：首先，气候变化在很长时间里都不曾带来一种能够适应技术的猿类；其次，气候变化同样适用于非洲其他许多物种，如果人类能，为什么大象和土狼却不能？生物学其余任何部分都没有提供支持性的证据，足以说明在变化莫测的气候里拼死求生存就会提高智慧或文化上的适应性。事实上，证据说的恰好相反：生活在大型的社会群体里，又有着丰富的食物，¹⁰⁹这给大脑的发育创造了条件，也对大脑的发育起到了促进作用。

第二种理论认为，一种偶然的基因突变微妙地改变了人类大脑的构建方式，从而触发了人类行为的改变。¹¹⁰它令人们第一次具备了完全的想象能力、规划能力，或是其他较高级的功能，反过来，这些较高级的大脑功能又让人类具备了制造更好的工具、设计更好的生活方式的能力。有一段时间，学者们甚至找到了两种候选的基因突变：就在FOXP2基因里面，它们是人类和鸣禽能言会道的关键。¹¹¹把这两种基因突变加到老鼠身上，似乎的确以某种方式改变了它们大脑网络配线的灵活性，兴许也是让舌头和肺部为了说话而快速摆动起来的必要条件，甚至还有可能在其他条件保持一致的前提下，改变老鼠吱吱叫的方式。¹¹²但新近的证据确认，尼安德特人同样具备这两种基因突变，¹¹³也就是说，大约40万年前，现代人与尼安德特人的共同祖先就已经在使用相当复杂的语言了。如果说语言是文化演进的关键，尼安德特人又有语言，为什么他们的工具却没有太多文化上的改变呢？

从20万年前到现在，基因无疑在人类的演进中发生了改变，但它更多的是为了响应新的习惯，而不是新习惯的成因。在较早期的阶段，熟食选择了小肠道和小嘴巴的基因，而不是小肠道和小嘴巴的基因选择了熟食。在较为后期的阶段，西欧和东非人喝牛奶的习惯选择了把乳糖消化功能保留到成年的基因。先有了文化这匹马，才有了与之相配的基因车厢。说基因改变驱动了演化，就把基因与文化协同演化的关系弄反了：演化过程是自下而上的，而解释却是自上而下的。

此外，还有一种更为根本的反对意见。既然说一种基因变化触发了人类的新习惯，为什么它的影响会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期渐进、飘忽地出现，可一旦站稳了脚跟，紧跟着就加速？新基因在澳大利亚的影响比在欧洲要慢？不管是什么原因导致20万年前人类技术的现代化，它必定得是一种自动催化的东西，一种自己能从自己身上摄取养料保持前进步伐的东西。

你应当看得出来，我也不喜欢理论。我下面会论证，真正的答案不在气候上、不在基因上、不在考古学里，甚至也不完全在“文化”里，而是在经济当中。人类开始在彼此之间做一件事情，从实际着手从事集体智慧的建设。他们有史以来第一次在没有血缘关系也没有婚姻关系的个体之间交换东西——分享、交换，以物易物，做买卖。从那时起，节织纹螺的贝壳从地中海被传递到了内陆。这样做的结果是带来了专业化，专业化促进了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反过来又鼓励了更多的专业化，于是带来了更多的交换——由此“进步”得以诞生。我所说的进步，指的是技术和习惯的变化快于生理结构。他们在无意中发现了哈耶克所说的“交易秩序”（catallaxy，又译“市场秩序”或“耦合秩序”）：由于劳动的日益分工，促成了可能潜力的不断扩大。这就是一种一旦开始就会自动催化的东西。

交换是需要由人来发明的。对大多数动物而言，它都不是自然而然出现的。其他动物很少有以物易物的。家庭之间存在分享，包括昆虫和猿类在内的不少动物也存在拿性换食物的交易。但除了人之外，没有哪一种动物会把一件东西给另一种跟自己没关系的动物，用来交换不同的东西。“没人见过狗故意拿骨头跟另一只狗公平交换。”亚当·斯密说。

这里，我必须跑个题，请见谅。我讨论的可不是交换恩惠——所有古老的灵长类动物都能做到这一点。猴子和猿类都存在大量的“互惠”行为：你帮我抓背，我就帮你抓。又或者，像勒达·科斯米德斯和约翰·托比所说：“一方在某一刻帮助另一方，以便将来某一刻双方位置互换时，这一行为可以得到报答。”¹¹⁴这种互惠是人类社会的重要黏合剂，是合作的源头。这种来自祖先的固有习惯，无疑为人类的交换行为奠定了基础，但它和交换并不是一回事。互惠意味着在其他时候给对方一种相同的东西（通常而言）。交换（如果你愿意，也可以叫它以物易物，或者交易）指的是在同一时间给对方不同的东西（通常而言），即同时交换两种不同的物体。用亚当·斯密的话来说就是：“把我想要的那个给我，你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这个。”¹¹⁵

以物易物比互惠要奇特多了。毕竟，除了捉虱子，生活中哪儿有那么多值得双方同时为对方做的事情呢？如果我今天替你缝一套兽皮外衣，那你明天也替我缝一件：这么做，好处有限，收益又是递减的。“如果我来做衣服，你去找食物”，带来的收益会递增。事实上，它还有一特性，交换甚至不一定非得是公平的。要让以物易物行得通，两个人不需要提供同等价值的东西。交易往往是不平等的，但仍能让双方受益。这一点，几乎所有人都漏掉了。比方说，过去几个世纪里，喀麦隆草原¹¹⁶上的棕榈油生产者因为居住在土壤极为贫瘠区域的边缘地带，要辛辛苦苦地生产出低价值的产品，去跟邻居交换谷物、牲畜和铁。平均而言，他们要花30天的劳动，才负担得起铁锄头的价格，而制造铁锄头的工人，只需要干7天。然而，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用他们自己的资源，能找到的最有利可图的资源就是棕榈油了。对他们来说，获得铁锄头最廉价的方式，就是生产更多的棕榈油。还可以想象一下，巴布亚新几内亚特罗布里恩岛住在海岸边的部落拥有充裕的鱼，另一个内陆部落则拥有丰裕的水果，只要这两群人继续生活在不同的栖息地，他们必然会看中对方有的东西甚于自己有的东西，交易对双方都有利。他们交易得越多，专业化带给他们的利益也就越大。

进化心理学家以为，两个人同时都有价值提供给对方，这种条件是很罕见的。但这其实不对，因为人们总是对自己无法拥有的东西赋予高价值。他们对交换依赖越多，越是专业化，交换的吸引力就越大。故此，交换成了一件能够带来无限可能的东西，一种能繁衍、能激增、能发展、能自我催化的东西。它也许是建立在互惠这种古老的动物本能之上的，也许语言给了它极大的便利和推动——互惠和语言当然有可能是拉开交换序幕的重要人类本性，对此我毫不否认，但我更想说，以物易物（同时交换不同的物体）本身就是人类的一项巨大突破，说不定，它还是为人类带来生态优势和空前物质繁荣最重要的因素呢。从根本上讲，其他动物并不以物易物。

我不太明白具体是为什么，但为了让经济学家和生物学家都接受这个观点，我碰到了好多麻烦。经济学家认为，以物易物无非是人类一般性互惠习惯的一个例子罢了。生物学家说起互惠在社会演进中发挥的作用，意思就是“人家朝你这么做，你也对他们这么做”。他们对我视为关键的区别似乎都不感兴趣，所以，这里我要再重复一次：到了某个时间点，经过了数百万年强度渐进的互惠式抓背之后，有一个物种，只有这一个，偶然发现了一套完全不同的把戏。亚当给了奥兹一样东西，换取另一样不同的东西。这跟亚当给奥兹抓背，过一会儿奥兹又给亚当抓背，或者亚当给奥兹一些多余食物，后来奥兹又给亚当一些多余食物可不是一回事。这一事件蕴涵的额外前景是：亚当现在拥有了一件自己不知道怎么制作或找到的东西，奥兹也是。而他们这么做得越多，这件事也就越有价值。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其他动物从来没能在偶然中想到这个把戏——至少，它们从不在没有关系的个体之间这么做。

请不要误解我的意思。灵长类动物学家萨拉·布鲁斯南曾试着教两群不同的黑猩猩以物易物，¹¹⁷但发现这很成问题。按这些黑猩猩的喜好，它们最爱的是葡萄，其次是苹果，再次是黄瓜，最后是胡萝卜（它们最不喜欢的）。它们有时候愿意放弃胡萝卜换回葡萄，然而，不管“买卖”多么有利，它们也几乎从不拿苹果换葡萄（当然也从不拿葡萄换苹果）。它们似乎不明白，放弃喜欢的食物，换回另一种更喜欢的食物，这么做有什么意义。研究人员可以教会黑猩猩和猴子用代币换食物，¹¹⁸但这跟同时用一样东西交换另一样东西有着很大的不同：代币对黑猩猩毫无价值，所以它们很乐意放弃。真正的以物易物要求你放弃对自己有价值的一种东西，换回你认为更有价值的另一种东西。

这种情况也反映在野生黑猩猩的生态当中。在人类群体里，每个人“不光吃自己收集来的食物，也吃伙伴们‘找到’的食物。”理查德·兰厄姆说，“但从非人类的灵长类动物身上可找不到一点点类似的迹象。”¹¹⁹诚然，雄猩猩猎取的猴子比雌猩猩多，有时候，杀死一只猴子之后，要是有别的猩猩提出恳求（尤其是丰腴多产的雌猩猩，或是自己欠过情的亲密伴侣），雄猩猩会允许它们分享，但用一种食物换另一种食物是从来看不到的现象。黑猩猩群体里从来没有出现用肉换坚果的事情，这和人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人类从幼年开始，就喜欢彼此分享食物，对用一种东西交换另一种东西也有着近乎着迷的兴趣。比鲁特·高迪卡斯在自己家养了一只幼年大猩猩¹²⁰陪自己的女儿宾蒂，两个宝宝对分享食物表现出来的迥异态度，让她大为吃惊。“分享食物似乎带给宾蒂极大的快乐，”她说。“反之，‘公主’（她给大猩猩宝宝起的名字）却跟所有大猩猩一样，一有机会就讨要食物、偷取食物，然后狼吞虎咽地吃掉。”

我的看法是，在距今10万年前的某个时候，这种交换的习惯和以物易物的欲望，不知何故出现在了我们非洲祖先的身上。为什么人类养成了以物易物的习惯，其他动物却没有？也许这跟熟食有关。理查德·兰厄姆举了一个极具说服力的例子，说明控制火对人类演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燃火烹饪，除了让人类祖先能更安全地生活在地面，让他们靠着高能量饮食发育出了脑容量更大的大脑，还令人类产生了交换不同种类食物的倾向，而这或许把他们引到了以物易物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