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桃李杏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孔子一生桃李天下，颠沛流离，在“礼坏乐崩”时代固执地兜售着他的“礼”。
整整一部《左传》，可杀不可辱的史事不绝于书，贪生怕死临阵脱逃的一个都没有——这就是“士”之风骨。
儒家、道家、墨家等各大学派，唇枪舌剑，针尖麦芒。人类行为准则，道德操守，文明秩序……是他们垫下的第一块“砖”。
亚丑方彝
亚丑方彝，通高22厘米，长方体，盖作四坡屋顶形，中脊又有方形柱，柱帽亦作四坡屋顶形，圈足四面中部有门洞形缺，通体四隅和四壁中部铸有扉棱。口沿下和圈足饰夔纹，盖面和腹部饰兽面纹。
柒
以“德”治国的旷世大辩论
“以德治国”思想，上可溯到西周早期的周公，下可接到当下。
“德”在周公那里被提到治国安邦的高度来认识。“天”只辅佐那些有德之人，是谓“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
春秋战国纵横五百余年，其意识形态基本上就是在“以德治国”和“以法治国”的无尽纠缠与较量中，翻开新篇章的。
孔子所处的春秋战国，正是“礼坏乐崩”的时代。儒家的“药方”是“克己复礼”。仁，是孔子学说的核心价值；礼，是孔子的政治主张。
回溯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文明，重德释道由来久矣。“以德治国”思想，上可溯到西周早期的周公，下可接到当下。
殷商时期，当国家的雏形出现之时，自称是“天”、“上帝”在人间代表的最高统治者，却因奴隶的暴动，致使“天命改降于周”。这一历史大变革，使得获得执政权的周王朝最高统治者警醒，他们悟出了“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的“天命观”，并清醒地认识到，“天”只辅佐那些有德之人。
也就是从此时起，“德”在周公那里被提到治国安邦的高度来认识。“以德配天”、“敬德保民”遂成为治国理政的重要韬略，这应该算得上“以德治国”的最初萌芽。
西周天下后来被春秋战国所接管。天下大乱之际，各类人才辈出，思想、文化和智慧得到极大的释放与张扬。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纷纷登上历史舞台，你方唱罢我登场，可谓淋漓尽致人尽其才，给后世诸多启迪和深思。
由是，便开启了“以德治国”的旷世大辩论。
可以说，春秋战国纵横五百余年，其意识形态基本上就是在“以德治国”和“以法治国”的无尽纠缠与较量中，翻开新篇章的。
儒家鼻祖孔子最先提出“为政以德”，这与周王朝的执政理念一脉相承，所以很大程度上迎合了统治者们的主张。孔子所说的“德”，其实就是“仁”和“礼”。儒家的“药方”是“克己复礼”，是孔子最初对颜回提出来的。仁，是孔子学说的核心价值；礼，是孔子的政治主张。
而对于孔子的这一套仁和礼，墨家、道家、法家……均群起而攻之，全都站到了对立面。
争鸣最初是从墨子批孔子开始的，这是春秋与战国之间的事。墨子反对仁爱，也反对礼乐。他主张兼爱。兼爱类似于西方人的博爱，主张不分男女老少、亲疏远近、尊卑贵贱，都一视同仁。他以为，这样一来，诸侯间就没有战争，大夫间就没有掠夺，庶民间就没有残害，天下也就太平无事了。在墨家眼里，儒家不过江湖骗子，礼乐则既虚伪又无聊。《墨子》一书中的《非乐》《非命》《非儒》中的“三大批判”，集中起来可谓“礼乐之批判，天命之批判，儒学之批判”。
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背景是，孔子所处的春秋战国，正是“礼坏乐崩”的时代——此典故出自孔子的学生宰予。一次宰予对孔子抱怨说，父母亲去世，守丧三年，时间太长了，一个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儒家看来，礼和乐俱为一体，没有乐就没有礼。孔子对学生的观点十分生气，他说，丧期定为三年，就因为“三年乃免于父母之怀”。也即是说，孩子长到三岁时，父母才不抱了，反之，爹妈抱你三年，你不该为他们守丧三年吗？一句话，爱必须得以回报。
墨家学派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并未能真正撼动儒家的根基。
墨家之后，儒家的主要对手是道家。对孔子的“德治”主张，道家显然不苟同。庄子甚至极端地认为儒家和儒家伦理是大奸大伪。在他看来，一个好的天下，是不需要拯救也不需要爱的。“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何以抵得上“相忘于江湖”？
庄子的见解堪称“无政府主义”。这与老子的观点如出一辙。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地轻贱万物，君主无视万民。正所谓，君无为，则民自治；君无情，则民自富；君无能，则民自由。道家认为，统治者最好不要作为。是无德才有德，不爱才有爱，越治越没治，越救越没救。老子也认为，禁忌越多，人民越穷；器械越多，国家越乱；技巧越好，怪事越甚；法令越明，盗贼越凶。这一切结果，都是因为统治者太有作为。
“君不治，则民自治；君无为，则民有为。”用今天的话来翻译，就是，有政府，无作为；小政府，大社会。
这跟当下世界倡导的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一脉相承，要知道，这可是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所以，人类在孩提时代的思维，越天真越丰富越有创意，也越能启迪后世。
儒家与各派争论升级的焦点事件，集中在一个发生在公元前513年的刑典之争上。这一年，晋国决定将刑法的条款镌刻在刑鼎上“使民知之”，而这一公诸于众的做法遭到孔子强烈反对。他的理由是“维护礼治”，而礼治的核心是“尊尊”（即尊贵、尊崇），“民在鼎矣，何以尊贵？”
德治的手段是礼，法治的手段是刑。德治就是以德治国，法治就是以法治国。我们不禁纳闷，孔子为何要如此严厉地反对法治和刑治呢？孔子给出的理由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用政令来引导，刑罚来规范，人民不敢犯罪，但没有羞耻心；用道德来引导，礼仪来规范，人民不但知羞耻，还能自律。
在孔子看来，“德”乃“治本”之“方”。他所要的结果，是“治标”又“治本”。
但在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眼里，孔子的这一理想设计根本不可能实现。其理由，“利之所至，趋之若鹜；害之所加，避之不及。”他认为，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高压之下必有良民。
韩非子所说的法治，实际上也是巩固封建君主的统治。为此，他甚至提出文化专制和思想专制。“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悍，以斩首为勇。”无德之德，必是伪善；非法之法，必为恶法。很显然，德治与法治之争，其实就是礼治与刑治之辩。
韩非是荀子的学生。荀子又是先秦儒家第三位大师。他的名言是：“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君子有常体矣。”说的是，天，不会因为人们怕冷就没有冬季；地，不会因为人们怕远就不再广阔；一个君子，不会因为小人吵嚷就停止行动。
荀子眼里，道，就是规律；数，就是法则；体，就是标准。天有恒定的规律，地有恒定的法则，君子有恒定的价值观，也有恒定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君子的常体是什么呢？荀子认为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荀子的学生韩非循着师傅的名言，行走到了儒家的对立面，他在《韩非子》一书中，用了大量的方法和案例讲“防范”，比如人臣欺君窃国的“八奸”，比如人君丧权失位的“十过”。当然，这些方法和案例虽然大多在“术”的层面，但他的观点却显露无遗，根本的在于法，即制度。他认为有什么样的制度，就有什么样的文明。
不仅如此，韩非子与儒家的二号人物孟子也有过思想上的交锋。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由此产生了以“德”为核心的仁义礼智。恻隐之心是谓仁，羞恶之心是谓义，恭敬之心是谓礼，是非之心是谓智。正所谓，水性向下，人心向善。只要努力追求，“人皆可以为尧舜”。
对此，韩非子也有不同见解。以伯乐相马为例，伯乐如果讨厌那学生，就教他相千里马；如果喜欢那学生，就教他相普通马。千里马百年不遇，好处来得慢；普通马天天都卖，佣金来得快。正所谓“君以计畜臣，臣以计事君。君臣之交，计也。”
儒家出道的韩非子并非要与儒家交恶，只是为了实现其“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韩非子的观点深刻之处就在于，人是靠不住的，只有靠制度。在韩非子看来，唯一能做的，是用制度来防范人们作恶。而最为管用的，就是“两面三刀”，两面即赏与罚，三刀就是势、术、法。这些加起来，就是韩非子所谓的“法治”。
庄子的理想是“上如标枝，民如野鹿”，墨家和法家的设计是“上如蜂王，民如工蜂”，儒家的主张是“上如父母，民如子女”。这，就是封建社会。
道家讲道，儒家讲德。德的最高境界，是中庸。孔子有云：“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中，就是不走极端；庸，就是不唱高调。故而，历代统治者都是兼用儒法，道家思想则一直为文人士大夫所青睐，因而不但有“外儒内法”，且有“儒道互补”。唐代以后，更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合流”。只有墨家思想万劫不复，被逼成了“地下党”。
君仁臣忠，父慈子孝，男耕女织，四世同堂，这就是儒家所倡导的“小康”，小康是相对于大同而言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天下为家，则因“大道既隐”，所以，前者称大同，后者叫小康。如果说小康是“德的时代”，那么大同就是“道的时代”。
失道而后德，所以周公讲德；失德而后仁，所以孔子讲仁；失仁而后义，所以孟子讲义；失义而后礼，所以荀子讲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历史学者易中天曾戏言，大同之世为何“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是因为物质匮乏，根本没东西可偷。
“德”字最早源于殷商，出自于甲骨文，见于卜辞。其字形是路口或路上的一只眼睛。意思有两层，“视线通直”，所以“德”通“直”；其二“看见了什么”，所以“德”通“得”。卜辞中还被借用来表示“失”。有得有失，有治有乱。文化密码，自古神奇。
德，首先是得失，天命的得到与失去。必须“有德”，首先得“有心”。所以西周的青铜器上的德，在眼睛下面加了“心”，意即“心中所见”，内心世界的得失与曲直。
古人果真了得。对这一本真，最初的周人悟得最为透彻。他们的独到之处，在于新政权诞生之际，即把它变成了治国理念和施政纲领。
道德与其说是一种品质，不如说是一种智慧。它是在“通过损人来利己”和“通过利人来利己”之间，做了明智的选择，是谓“聪明的自私”。
或许这也是两千多年来，历代统治者高举道德大旗以治国之关键，一以贯之，使得中国传统的德治思想获得了充分的发展，并形成相当完备的行政伦理体系。
这些遗传下来的成果，都得益于两千年前诸子百家关于德治与法治的旷世大辩论，那场持续五百年的头脑风暴，让中华文明受益良多。
捌
春秋战国之“士”，谁为“知己者”死？
春秋虽然礼坏乐崩，却还不至于道德沦丧，因为有“士”。而进入战国，“士”的权利和义务都没有了，只剩下一柄剑。
今天的专家学者给这个群体一个特别的称谓——先秦诸子。
德国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站在世界文化的旷野上，把东周的春秋战国时代称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他认为登上历史舞台扮演这个“轴”的，便是不可一世的“士”族阶层。
整整一部《左传》，可杀不可辱的史事不绝于书，贪生怕死临阵脱逃却一个都没有。
这便是春秋战国时期“士”之风骨所在。
山东省即墨市东部黄海的横门湾，有一座离堆一样的孤岛，此岛东西长六里，南北宽仅一里，距陆地不足八里。盖因西汉初年齐王田横曾率众在此栖居，故名田横岛，岛上西峰之巅有一直径近十米，封土高两米许，由石块与砂土筑成的巨型圆形墓。
就是这座千年古墓里，葬着田横和他的五百壮士。
田横本是战国时期齐国王族的后裔。汉高祖消灭群雄一统天下之后，田横不顾齐国的灭亡，同他的五百名战友困守在一个孤岛上。汉高祖听说田横很得人心，担心日后为患，便下诏令：“田横来，大者王，小者乃侯耳；不来，且举兵加诛焉。”
田横为了保全岛上五百人的性命，便带两个部下，离开海岛，来到汉高祖刘邦所在的京城。但距离京城三十里之地，田横便自刎而死，死前叮嘱同行的两个部下拿他的人头去见刘邦，表示自己不受投降的屈辱。其死保住了岛上五百壮士的生命。
刘邦见到田横的首级后，热泪长流，说：“田横自布衣起兵，兄弟三人相继为王，都是难得的大贤啊。”
刘邦用诸侯礼葬了田横，并封两个部下做都尉。未曾想在埋葬田横时，两个部下也自杀在其墓穴中。刘邦大惊，认定田横的门客都是不可多得的贤士，再派使者前去招抚留居海岛的五百人。五百壮士从汉使那里得知田横自刎，也全部“蹈海”自杀。
无论谁听到这样的悲壮故事，都会心生敬意。司马迁同样感慨万端：“田横之高节，宾客慕义而从横死，岂非至贤？”
这个弹丸大小的海岛，被后人尊称为田横岛。
这则耳熟能详的故事是西汉太史令司马迁留给我们的。司马迁的鸿篇巨著《史记》除了为帝王将相树碑立传外，并没有忘却一些虽无重大影响力，但其言行被当世之人及后人称道的人物。历史长河中那些如“五百壮士”般的“群众演员”，以他们殉道般的史诗行为，像流星一样在历史的浩渺夜空里，划出了短暂微弱却动人心魄的光芒，从而让冰冷的历史格外生动起来。
这些“生动的群体”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壮士”。
自古以来，“士”这个字，总有一种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为知己者死的悲情。我们今天仍耳熟能详的，便有：战士、将士、谋士、勇士……
“士”之久远，还得追溯到国家文明之肇始的周王朝。太子自不必说，因次子和庶子不能袭爵，按封建制，封到大夫就不能再封。大夫的儿子如果没有继承权，只有贵族身份，没有贵族爵位。于是，这些无爵可袭的大夫之子，包括家道中落的公子王孙，王室和公室的旁支远亲，便构成了最低一级的贵族——“士”。
周代的“士”，应该就是当时的知识分子和白领阶层。按地位尊卑贵贱，天子是一等贵族，诸侯是二等贵族，大夫是三等贵族，士是四等贵族。“士”看似身份低微，却因为人数众多，形成了巩固各级政权、维护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他们同样享受贵族的权利，如：婚姻，一妻一妾；祭祀，三鼎二簋；乐舞，二佾（舞女两行）。
最初的“士”都是武士。身佩一把剑，学六艺，讲究修养，讲究礼仪，讲究风度，讲究文武双全，一直讲究到春秋。《左传》告诉我们，周代战争，领兵的是大夫，作战的是“士”，“士”的使命就是战争，常年仆役习武乃是其根本。庶人和奴隶只能做一些扛行李、扛武器、喂马、搭帐篷、做饭等后勤杂务。打仗是贵族的事，是高贵的事，而且极其讲究礼仪，无不体现出独有的贵族精神和贵族风范。
至春秋时代，“士”大多为卿大夫的家臣，有的以俸禄为生，有的有食田。到了战国时代，王纲解纽、礼坏乐崩，半独立主权国家变成了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作为邦联最高的天下共主的天子没了，其他的小国家被兼并了，只剩下“战国七雄”。因而“士”的使命便发生变化，大多数的武士开始向文士转变。他们都依附于大夫、诸侯，甚至天子。剩余武士的使命是出生入死兼做刺客，所以又称为死士；而文士的任务则是出谋划策兼做文秘，也称为谋士。
春秋虽然礼坏乐崩，却还不至于道德沦丧，因为有“士”。而进入战国，“士”的权利和义务都没有了，只剩下一柄剑。长剑在手，他们只有仰天大笑。那剑是他们在举行冠礼时获得的，也是贵族的身份认同和象征。《史记》中，司马迁在记录秦始皇的成年礼时，特地写了“带剑”二字。剑，是贵族之器，君子之器，王者之器。所以被贵族格外珍惜，视为生命。
剑意味着身份，也意味着教养。因为他们有身份无地位，有义务无职务，有事业无产业。唯一的出路，是为更高级的贵族服务，换取俸禄或食田。这就非得有本事不可。
这有点像日本的武士。古代日本武士道，就是以为主君不怕死、不惜命的觉悟为根本，为实现个人于集体、团体的价值，强调以“毫不留念的死，毫不顾忌的死，毫不犹豫的死”为信条的为主君毫无保留的献身取义、舍己成仁的武士精神。
天下大乱之时，生死存亡之际，只有“士”最为活跃，他们走向历史前台。那些想要做大做强的各国诸侯们，都意识到“人才是兴邦立命之本”，所以都四处吸贤纳士。因而从春秋晚期开始到战国出现了很多了不起的“士”，今天的专家学者给这个群体一个特别的称谓——先秦诸子。
“士农工商”是古代所谓“四民”，指士、种田的、做工的、经商的。也就是说，这时的“士”既是最基础的贵族，也是最高级的百姓。他们形成了一个影响中国文明数千年的庞大阶层：有著书立说的学士，有为知己者死的勇士，有懂阴阳历算的方士，有为人出谋划策的谋士……如果出入朝堂，他们就是绅士（有资格系绅带插笏之人）；如果闲居乡野，他们就是隐士；如果四处游走，他们就是游士；如果行侠仗义，他们就是侠士……
因此，士人的第一要务，便是“修身”。身修好了，就可以出来工作。其中，帮大夫打理采邑，叫“齐家”；协助诸侯治理邦国，叫“治国”；辅助天子安定四海，叫“平天下”。
所以，自古以来士人都养成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情结。但无论是齐家还是治国，士人都是“帮佣”，诸侯和大夫才是真正的“老板”。
德国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站在世界文化的旷野上，把东周的春秋战国时代称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他甚至认为登上历史舞台扮演这个“轴”的，便是一群不可一世的“士”族阶层。
其实，这样的“轴心时代”之说，在遥远的汉代就已经产生了，他就是史学家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特别总结了轴心时代的六个重要流派的思想：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和道德家。在他之后的两百多年，又一位史学家班固，在其《汉书·艺文志》中，又添了四家：纵横家、农家、杂家和小说家。
于是史学界便有了“九流十家”之说。可以说，每一个“家”的背后，都藏着一批了不起的“士”。千年之后，还能沉淀下这样一些如雷贯耳的名字：老子、孔子、墨子、孙子、孟子、庄子、商鞅、荀子、韩非子……他们鼓吹着这样一些概念：道、德、仁、义、礼、智、信、勇、法、术、势、王道、仁政、兼爱、尚贤、大同、小康……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也许想象不到，如此灿烂而辉煌的思想结晶背后，春秋战国该是一个怎样的开明盛世？
推开历史的窗户，我们可以遥望这样一个场景：天佑中华，诸子并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思想与智慧灿若星河、光芒万丈。
如果更深入到历史的肌理，看到的则是另一番满目疮痍：对于春秋时代，孔子称“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对于战国时代，孟子说“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对于春秋战国时期，墨子用了九个字以蔽之：“国相攻，家相篡，人相贼。”通俗一点，就是，国与国之间相互侵略，家与家之间相互掠夺，人与人之间相互残害。
这就是春秋战国时代——思想开明但并非盛世。
真是国家不幸诗家幸。圣王之权没有了，诸侯自以为王；圣王之义没有了，诸子自以为是。一个血与火的时代，一个兴衰存亡的时代。
战国二百年间矛盾四起，危机四伏：民陷水深火热，士人备受尊崇；社会动荡不安，学术空前繁荣；道德普遍滑坡，思想充分自由。
中华史上最黑暗最痛苦的动乱时代，变成了思想文化的黄金时代。这个时代只剩下两类人最为活跃：诸侯和诸子。诸侯和诸子可谓“皮”与“毛”的关系。诸子，就是人们眼中的“士”，而诸侯，则是“士”所依附的那张“皮”。
是他们，共同推动着历史文明前进的车轮。
如果说西周是王的时代，春秋是大夫的时代，那么战国就是“士”的时代。数百年的折腾，这个时候只剩下“士”了。可以说，“士”已经成为战国舞台的主角，他们是主人——周游列国，朝秦暮楚，拉帮结派，合纵连横，演绎出一幕又一幕惊心动魄的活的戏剧。
春秋战国时期有名的“士”，比如荆轲，比如苏秦，比如张仪，比如范雎，比如甘罗，比如邹忌，比如冯谖，比如商鞅，比如孟子，比如孙膑，比如田忌……都为后世留下了数不尽的传说与佳话。
历史研究专家易中天在《百家讲坛》上，就曾经讲到一个十分有趣的佳话，说孟子到魏国见梁惠王，到齐国见齐宣王，“去见他们就像去见孙子一样”。
在梁惠王时魏国慢慢强大。孟子说，我问你用刀子杀人和用棍子杀人有区别吗？梁惠王说没区别，都是杀人。孟子又问，用刀子杀人和用政治杀人有区别吗？梁惠王说没什么区别。孟子说，你就是用政治杀人的。你的马厩里有肥马，厨房里放着肥肉，而你的国土上却遍地饿殍，你有什么资格为王？梁惠王不吭气了。
之后孟子又问齐宣王，大王，比方说你有一个朋友是你的铁哥们；你出差到楚国去了，你把你的老婆孩子托付给铁哥们，等你回来你老婆、孩子都快饿死了，遇到这个朋友你怎么办？齐宣王说，绝交。孟子又喻，再比如说你手下有一个官员，把治理的地方弄得乱七八糟，民怨沸腾，这个地方官该怎么办？齐宣王说，撤职。
孟子说，那好啊，如果一个国王把国家治理得民不聊生，按此逻辑就应该下台。《孟子》用“王顾左右而言他”来记载齐宣王的尴尬。
在“士”之孟子面前，这些不可一世的大王们，真的就像“孙子”一样了。没有办法，他们要从孟子那里“借脑”，所以得供着他，还不得发脾气。
热播电视剧《芈月传》同样可管窥一斑，秦王嬴驷把那些谋士好吃好喝地供着，专门让这些“士”们“高谈阔论”，为我所用。四方馆就是秦国思想的舞台和天下之“士”的聚宝盆，他们在那里通过头脑风暴找到人生的最佳位置。像张仪、苏秦、黄歇等都是精明过人的“士”人。
张仪就是穷途末路饿倒路边后，被芈月抢救而走向人生辉煌的。从张仪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先秦的“士”以无房无车的“游士”为主，甚至可以说，穷人不天然是游士，但游士天然是穷人。“士”可杀不可辱。“士”连饿死都不怕，还怕王侯吗？所以那时的“士”绝不自贬身价，坚持自诩为王侯的师友。真可谓“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
诸侯以国为己任，大夫以家为己任，只有“士”以天下为己任。而“士”以天下为己任的前提，必须是经济独立，方才有理想和追求，没有经济的独立就没有人格的独立，没有人格的独立就没有思想的独立。
难怪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这也是为何“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之乱世的春秋战国时代，却是思想文化黄金时代的缘由所在。
纵观上下数千年，先秦与后世朝代的区别，在于先秦的“士”虽然是“毛”，但有很多张“皮”可以依附，而秦汉以后长达千年的封建王朝，却只剩下了一张叫“皇帝”的“皮”，所以千年来中国的士人、知识分子逐渐没有了风范，虽然隋唐开科取士，看似给了每一个读书人以平等的机会，却早已失却了春秋战国“士”之风骨。以至于元代以降，“士”竟落到“九儒、十丐”的地位。
整整一部《左传》，可杀不可辱的史事不绝于书，贪生怕死临阵脱逃的一个都没有。“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士”这些贵族一旦发现自己错了就会自裁，不会上刑场。
这便是春秋战国时期“士”之风骨所在。
玖
“轴心时代”的特殊培训班
“轴心时代”是指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300年间，大体算得上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
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的犹太教先知们，古印度的释迦牟尼，中国的老子、孔子……，是他们，奠定了人类文明之后两千多年的走势。
儒家、道家、墨家等各大学派，往往是唇枪舌剑，针尖麦芒，你方唱罢我登台，上演一出出令士子们拍手叫好的思想大戏。
人类的行为准则，道德操守，文明秩序……往往都是他们垫下的第一块“砖”。
两千多年前，星汉灿烂的天际上，我们仰望不已。划过一道又一道醒目的亮光——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的犹太教先知们，古印度的释迦牟尼，中国的老子、孔子、墨子、韩非子……，他们有如恒星一样，辉映着人类文明的苍穹。
后世的专家学者们把一个十分炫的词——“轴心”送给了他们，把他们所在的时代称为“轴心时代”。
何谓轴心？轴者，枢纽也。轴心即为中心。按照学术界的标准说法，“轴心时代”是指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按照东西方人类学专家们的划分，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300年间，大体算得上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
标志在于，这一时期在北纬25度至北纬35度区间里——集中在今中国、印度、伊拉克、希腊等地区。世界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他们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可以说，轴心时代的思想家，是世界各民族的精神导师。
能够受到这样的评价，殊为不易。有如上苍保佑一样的神奇，那些影响后世的“超人们”，都不约而同列阵似的来到世间，影响世界，他们联手创造了裂变出巨大能量的人类精神原子弹。
是他们，奠定了人类文明之后两千多年的走势。
我们主要看看东方的历史天空，那些“轴心时代”所铺陈的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伟人们。老子、孔子、墨子、韩非子……几大门派的掌门人自不必说，他们的学生，还有他们学生的学生，可以开出一个长长的名单——形成一个庞大的方阵。
传世经典《庄子》一书中有一篇叫《说剑》的雄文，不妨看成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象征。何为先秦诸子？先秦诸子，就是从春秋晚期到秦汉之前三百年间，我们民族最伟大的思想家。后来又称九流十家，又叫诸子百家。
在那个思想自由、行为自由、言论自由的黄金时代，他们在属于自己的舞台上，淋漓尽致地展现着各自的聪明与才干，可谓“轴心时代”之“轴”。
不仅如此，他们还四处设坛，以扩大自己的学术影响力和势力范围，以求桃李满天下。这之上，儒家、道家、墨家等各大学派，往往是唇枪舌剑，针尖麦芒，你方唱罢我登台，上演一出出令学者士子们拍手叫好的思想大戏。
在春秋战国那个人才辈出、见贤思齐、求贤若渴的时代，君王们、将相们、诸侯们都在四处网罗天下英才，为我所用。此间，一个又一个特殊培训班如雨后春笋般此起彼伏，这些特殊的“讲座”有着极强的煽动力和诱惑力。所以，整个社会都充满一种浓郁的学习氛围，不仅文人士子们如此，诸侯大臣们如此，连一些君王们，也都纷纷放下身段，加入到培训班中去虚心求教。轴心是各大门派的“思想掌门人”，他们都围绕着那些“轴”转。
其他的不必详说，姑且以梁惠王为例。梁惠王可谓一个不耻下问的“太学生”。孟子、荀子、韩非子，都当过他的老师。梁惠王是战国七雄中除楚以外第一个称王的，可见当时魏国实力之雄厚。然而他却先后败于齐国的孙膑，秦国的商鞅。马陵之战五年后，孟子到了魏国，开启了培训之旅。
之后梁惠王又拜荀子、韩非子为师，荀子讲王道，韩非子讲霸道。正是他的不耻下问，使魏国称霸天下长达五十年之久。
孟子算得上这些导师中名头最大的导师了。不仅梁惠王对他言听计从，就是不可一世的齐宣王，在他面前也是毕恭毕敬。有一次齐宣王想见孟子，但又实在不愿意放下“王”的架子，于是假称自己病了，不能吹风，就“托疾以召”，让孟子前去见他。
孟子当然知道齐宣王的“病因”，他也装病不见，并说出一大通道理来教育齐宣王：天底下最尊贵者有三，爵位、年龄和道德。他说，在朝廷，看爵位；在乡里，看年龄；要平治天下，首先看道德。哪怕贵为国君，也不能随便把有德之士呼来唤去。
原来，孟子早已看透了那些表面威风凛凛的君王们的软肋：“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通俗地说，一个士人要想游说诸侯，就先得不把他放在眼里。也正因为此，在孟子看来，不是每一个君王都可以成为他的学生的，比如说梁惠王之子梁襄王，孟子就以“望之不似人君”而拒绝教之。理由也冠冕堂皇，论地位，你是君，我是臣，哪敢跟你交朋友？论道德，你是徒，我是师，怎么能够做朋友？
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有傲气，则骄人；无傲骨，则媚人。不骄不傲，是为大丈夫。大丈夫者，须有浩然之气。
这便是孟子特有的傲骨。
老子、杨朱和庄子，是道家“三剑客”，他们分别代表道家的三个阶段。其中，杨朱是杨朱学派的开山鼻祖。
“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这出自于杨朱的名言，可谓世间最早的人权宣言。要我牺牲自己来满足天下，我不干；要我尽取天下来满足自己，也不干。这便是杨朱思想的现代解读。
杨朱的名字我们很多人甚为陌生，历史忽视了杨朱，应该是一个错误。在杨朱看来，智慧之所以可贵，就因为保护自己；武力之所以可鄙，就因为侵犯别人，包括侵犯小动物和自然界。此所谓“智之所贵，存多为贵；力之所贱，侵物为贱”。
杨朱与墨子，就像孟子与君权，都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杨朱的“一毛不拔”，实际上真正的理想，在于“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
这些思想和见解，往往是书本上所看不见的。与其说让帝王将相来讨教他们治国理政之高见，不如说通过耳濡目染，感受他们身上的气质与傲骨。
是他们的人格魅力，让那些高高在上的君王们，唯他们“马首是瞻”。
行文至此，仔细梳理一下诸子的百家争鸣，不由得发现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虽然轴心时代的那些巨子们纵横捭阖，指点江山，似乎无所不能，但所有的质疑和争辩，都没有超出世俗生活的范围，这跟同为轴心时代的西方“民族思想家”颇有不同。
面对苦难，犹太先知和释迦牟尼超越了尘世；面对自然，古希腊哲学家走向了思辨……他们都在追问人的终极存在，追问世界的起源和本原。
翻开一部煌煌中华传承史，都少见到“宗教与科学”的理念与论述，源头就在先秦诸子那里，他们或许不关心宗教和科学，或许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的思想基础。即便是老子高深莫测的道，也不是古希腊的“物理性之后”，而是中国的“伦理学之后”。易中天先生曾如是评论，“显然，我们的文明即便在她思想最活跃的时代，也缺失了宗教和科学这两个向度。”
事实上，我们的祖先也讲宗教，但与西方所倡导的关乎人类普世方面的宗教不是一回事；而科学，则从一出生开始便被历代统治者打入了另册。因为在孔孟先哲们的“培训班”里，老师几乎没有涉及这方面的内容。
可以说，老祖宗最初的争论与较量，就已经决定了东西方延绵数千年的发展与走向。这是偶然，还是必然？
历史学者易中天先生把三百年的轴心时代分为三个阶段。他认为，第一阶段：孔子与犹太先知，释迦牟尼与毕达哥拉期，四大文明礼炮齐鸣；第二阶段：墨子与苏格拉底，《老子》一书的作者与柏拉图，孟子、庄子与亚里士多德，中国与希腊并肩前行；第三阶段：希腊人退出历史舞台，只剩下荀子与韩非子。
这样的划分，无疑是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考量的。是他们通过特殊培训班，支撑着世界“轴心时代”的到来并走向辉煌。事实上，他们不仅仅影响着关乎人类文明走势的帝王将相，同样影响着芸芸众生的生存方式和行为方式。
人类的行为准则，道德操守，文明秩序……往往都是他们垫下的第一块“砖”。
拾
徘徊在庙堂与江湖间的孔子
孔子一生虽然颠沛流离，却一直固执己见地兜售着他的“礼”。
孔子没有留下亲手写成的著作，其主要言论被弟子们记录在《论语》和《孔子家语》中。
从子贡开始，孔子就被称为“圣人”。宋代以来，《论语》便被确定了作为儒学核心经典的地位。
孔子晚年致力于整理《春秋》。鲁哀公十六年时，七十三岁的孔子辞世。去世两年前，他已经编不动《春秋》了，《春秋》到公元前481年结束。
孔子是中国文化的注册商标，孔子思想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资产。
或许，孔子自己也没料到，他会成为中华文明征程上一个清晰的路标。
人类文明发展到公元前6世纪前后，三大哲人相继问世——古希腊出现了苏格拉底，古印度出现了释迦牟尼，古老的中国出现了孔子。
德国哲学家雅士培在《四大圣哲》里面，特地写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四个人——苏格拉底、佛陀、孔子、耶稣。对先哲的景仰不乏其人，苹果公司创始人乔布斯临终前的遗愿竟是：“愿意用一生的成就与财富，换取跟苏格拉底共处一个下午。”
孔子（前551年—前479年）生活在动荡的春秋时代末期。这个时期正处于中国社会第一个转型期——东周王室衰弱、诸侯争霸、大夫专权、战乱不止——同时那又是一个向新的文明时期急剧迈进的时代。虽然如此，但这一时期在“礼”的约束之下，包括战争在内，都呈现出一种极其隆重的“礼仪”与“礼数”——
这个时代的车战，是一种贵族式的战争，有时彼此都以竞技的方式看待，布阵有一定的程序，交战也有公认的原则。根据原则，在某种情形之下，不追击敌人。在某种情形之下，不向主敌射击，不设险以谲诈取胜。既已给敌兵第一下的创伤，不乘势作第二次的戳刺。头发斑白的人，不拘为俘虏。
这些态度与欧洲中古的骑士精神神似。这样的“战争表演”，我们今天很难想象。但不得不承认，这时的战争却真正延续着“君子之战”，交战双方都是“士”身份的贵族阶层。按照孔子“克己复礼”的路数在实施。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这也是孔子作为一个极端的理想主义者，毕生寻求恢复周礼统治以终止战乱的根源。
两千多年前，当鲁国人孔丘坐着牛车，带着他的追随者们周游列国，到处推销他的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时，诸侯要么报之以冷眼，要么虚与委蛇，乃至于可怜的孔夫子竟然厄于陈蔡，惶惶如丧家之犬，从者七日不得食。
孔子的一生，见证了吴、越北伐齐鲁；晋六卿在西避秦、东掠地的道路上，你死我活地拼杀；而齐国为抵抗吴越、晋国，日益倚重田氏、晏氏家族的力量；鲁国“三桓”也在外敌环伺的过程中咄咄逼人……孔子走到哪里，都是战火纷飞，生灵涂炭。
可即使如此，孔子仍保持着自己的初心。《论语·乡党》中记载，孔子是一个严肃的人，从吃饭到睡觉、穿衣、行礼、走路都严格按照绅士风度要求自己。
或许是生不逢时，或许是先知先觉，孔子一生虽然颠沛流离，却一直固执己见地兜售着他的“礼”。
孔子对“礼”非常尊崇。虽然称赞管仲对国事有贡献，但孔子仍毫不迟疑地攻击他器用排场超过人臣的限度；颜渊是孔子的得意门徒，他死时孔子痛哭流涕，然而孔子却根据“礼”的原则反对厚葬颜渊；又因为“礼”的需要，孔子见南子，使子路感到很不高兴；孔子虽不齿阳货的为人，但为了礼尚往来，他仍想趁着阳货不在家的时候去回拜他。
孔子没有留下亲手写成的著作，其主要言论被弟子们记录在《论语》和《孔子家语》中。孔子在《论语》中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佳句，树立了儒者良好的形象，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公冶长》）。这种语录体的形式，反而增加了孔子的传奇色彩，成为诸多“语录”式作品的鼻祖。
从子贡开始，孔子就被称为“圣人”。历史越是往后靠，圣人的思想传播就越广。自宋代以来，《论语》被确定了作为儒学核心经典的地位。
在孔子看来，“礼”的另一种解读便是“仁”，是“礼”给个人提供了发展“仁”的最好机会。“仁”在《论语》中出现了一百多次，可谓孔子思想的核心。孔子追求的“仁者，爱人”，具体来说就是不要打仗。他在《宪问》里举齐相管仲作为“仁”的典型代表：“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不以兵车”就是“仁”的直接表现。
孔子所谓的“仁”和“孝”延续了管仲的说法，都是针对执政者，而不是针对老百姓的。执政者别打仗，就是“仁”；仗打得少了，不用上战场的成年人有机会留在家中赡养老人，照顾幼儿，就能实现“孝”——仁是条件，孝是结果，缺一不可——“孝”其实是“仁”的隐喻形式。孔子主张用三年时间为父母守孝。这才有了后世官员“丁忧”的规制。
《孔子家语·王言解》记载，曾参问孔子“成就王业”的道理，孔子说了“七教”，头两条就是“上敬老则下益孝，上尊齿则下益悌”，即“敬老、尊齿”，同时直接指向了“上”，也就是执政者。只有执政者先“敬老”，老百姓才能进一步“孝”。
这应该是一生颠簸却从未享受“敬老”待遇的孔子，对“上”位者发自肺腑的呐喊。
与其他圣贤相比，孔子并没有留下自己的专著。为什么历代帝王僭主都如此看重孔子，把他封为万世师表？一些帝王眼里，孔子的话就是圣旨，为何博得如此欢心？著名历史学者刘军宁给出了耳目一新的答案，他说，孔子的主要身份有先知、君子、帝师三种。孔子自己最为神往的，还是“帝师”的身份，这是他周游列国的最大动力。刘军宁认为，从孔子与其弟子对话录《论语》中也不难看出，帝师的本质，就是教授君王如何把天下的民众都变为君王的臣民，不论其用心多么良苦，在效果上都是在巩固君臣关系的格局，扩展君臣关系的秩序。
孔孟的民本思想，最终是站在君王立场上的。君王即使优先考虑百姓的利益，最终还是落实到维护自己的江山上。这样的“民本”背后还是“以君为本”。
孔子在《论语·八佾》说：“君使臣以礼，臣侍君以忠。”孟轲也在《孟子·离娄下》为之呼应：“君之视臣为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为犬马，则臣视君为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可是，一旦君主的地位不可动摇，任何“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在强大的君权面前，都无济于事。孟轲讲“民为贵”、“君为轻”，主张对暴君可以诛之、杀之。但即便是诛杀之后，还是要回到以君为主的君臣格局。
一旦出现暴君，历史便会重演一遍。中国的历史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以君臣平等关系为架构的政治秩序，不论君王是贤明还是暴虐，都不具有道德与政治正当性。承认君王权力至上，坚持君臣格局，等于主张天下私有，认可基于暴力的统治的正当性。
或许，这正是历代王朝统治者让孔子高高在上的重要缘由。
也就不难理解，两千多年来，无论是庙堂还是江湖，孔子都享有极其崇高的地位。
先说庙堂，孔子被历代统治者一而再再而三地加封追谥。汉平帝时追封褒成宣尼公，汉和帝时追封褒尊侯，唐太宗时追封先圣、先师，唐玄宗时追封文宣王，宋真宗时追封至圣文宣王，元成宗时追封大成至圣文宣王，嘉靖皇帝称他为“至圣先师”，清世祖时追封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就连兵连祸结的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国民政府也照葫芦画瓢地追封为大成至圣先师。
再看江湖，历朝历代以来，“孔庙”或“文庙”可谓遍布宇内，延伸至县乡一级，难以计数。史载，最早的文庙建于孔子去世次年，即后来的全国规模最大的曲阜孔庙。贞观年间，唐太宗下诏，“天下学皆各立周、孔庙”，自此文庙遍地开花。时值明清，几乎每一府、州、县治所在地，都有文庙的红墙黄瓦。
孔子是至高无上的文化庇护者，每一地的文庙，都要在一定的时间，举行盛大的仪式进行祭祀，这就是祭孔。红色的围墙，高耸的飞檐，沧桑的琉璃瓦，处处透出一种与一些小城格格不入的王者气派。这，就是供奉孔子的文庙。
就是今天，密布世界的孔子学院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成为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的重要窗口和载体。自古至今，没有哪一位先哲圣人有如此崇高的地位和号召力。
真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也。
在儒家的道德与政治秩序中，君臣关系是最高、最重要的关系。在回答齐国君主关于如何治理国家问题时，孔子曾不假思索地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齐景公听后心领神会，大喜过望，马上接着说：“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如此一来，双方便达成高度的共识：君主要像君主的样子，大臣才有大臣的样子；父亲要有父亲的样子，儿子才有儿子的样子。所有社会成员要恪守“君王至上”的政治秩序，国家才能安定。以至到后来，中国的君臣关系竟演变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
追根溯源，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主张，显然是一个清晰的源头。因而，刘军宁发出如是呼吁：“中国必须要拒绝作为帝师的孔子，找回作为先知的孔子。我希望，在未来，帝师的孔子被遗忘，君子的孔子被欣赏，先知的孔子被弘扬。”
孔子是中国文化的注册商标，孔子思想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资产。不可否认，孔子同样是“中国两千多年专制的精神教父”。
孔子晚年致力于编辑整理《春秋》。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年）时，也即是周敬王去世后第八年，孔子以七十三岁高龄辞世。去世两年前，他已经编不动《春秋》了，《春秋》到公元前481年结束。
或许，孔子自己也没料到，他会成为中华文明征程上一个清晰的路标。
壹拾壹
诸侯时代的“高峰论坛”
葵丘寺尚存有三间会盟殿，殿内塑有齐桓公邀集八国诸侯的彩雕，一直定格在两千多年前的那一刻。那一刻就是“葵丘会盟”。
中国寺庙众多，唯独这一座寺庙不供奉神仙菩萨，专为葵丘会盟而存在。这，就是诸侯时代“高峰论坛”的唯一见证者。
诸侯之间的问题，在战争频仍、烽烟四起的春秋战国时代，主要是军事合作，其次是政治势力划分，还有一部分针对具体问题，诸如对黄河治理、灾荒处理等进行协商。
按照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的程序一直处于启动状态。方式是兼并，手段则是战争。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数不胜数，各诸侯都希望在“重新洗牌”中占得先机。
河南省商丘市民权县往东行三十里地，是一段古老的黄河故道，这里有一个村庄，名唤七乡西村。村头有一处占地二十多亩古朴端庄的寺院，寺院正门两边镶嵌着一对威武的石狮，两只石狮子对视的山门上供奉着一块浑厚匾额，匾额上“葵丘寺”三个金黄色古体隶字直逼着每一位外来人，再配上一副精致的楹联，联云：“葵丘寺内会诸侯，王帽土地传千秋。”两千多年过去了，带着古老的传说与神秘，这里依然熠熠生辉，光彩照人。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久负盛名的“葵丘会盟”之地——葵丘会盟台遗址。
什么是葵丘会盟？葵丘会盟为什么会发生？葵丘会盟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葵丘会盟给后世带来什么样的重大影响？在理清这种种问号之前，让我们首先看看“会盟”二字背后隐藏的含义。
在古时候，会盟是国与国之间外交政治的一种重要手段，最早可追溯到夏商时期。也就是说，会盟就好比现在的国际首脑会议，大家坐在一起解决一些国际争端，从而达成共识，签署协议，这个过程在古代就被视为“会盟”。
诸侯之间的问题，在战争频仍、烽烟四起的春秋战国时代，主要是军事合作，其次是政治势力划分，还有一部分针对具体问题，诸如对黄河治理、灾荒处理等进行协商。
什么情况下，诸侯国才“坐在一起”会盟呢？春秋战国时期大体有三种情况：一是昔日最权威的周王室已经无法控制列国，诸侯们开始争着当老大。于是，一些强大的诸侯国就胁迫弱小的诸侯国参加会盟，然后在会上选举自己为霸主。二是强国与强国对抗时，其中一方通过会盟将其他相对弱小的诸侯国绑上战车，以实现共同征伐敌对国的目的。第三种情况是，小国为了抵御大国侵略，也时常以会盟的方式抱团取暖。
我们来看看距今2671年（前651年）的时代背景。
已经延续近四百年的周王朝，各种问题暴露无遗，进入其尾声。周厉王横征暴敛，周幽王破坏宗法制度，“废后立妾，废嫡立庶”并“烽火戏诸侯”，失去各路诸侯的信任，各诸侯国与周朝王室的关系渐渐疏远。公元前771年，周幽王废去的王后申氏的父亲申侯，联合西方部族犬戎攻打镐京，导致风雨飘摇的西周王朝灭亡。不得已，周王朝迁都洛阳，建立东周，这时，周王朝实力已经相当羸弱，分封制使得周天子的权力被架空，加之周平王东迁后沦为傀儡，无力控制诸侯。
各地诸侯的势力日渐增大，都意欲利用“周王朝”这个旗号，“挟天子以令诸侯”，不断发展自己势力。与此同时，边境族群趁机入侵，华夏文明面临空前的危机。齐桓公所拥有的齐国最为强大，齐国精明的一君一相，看准了时机，提出一方面尊重周天子宗法制度，一方面帮助诸侯国攘斥夷狄。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尊王攘夷”。
于是乎，就有了葵丘会盟。
公元前655年（历史纪年已经进入到东周时期）那个夏天，已经坐大的齐国得到一份重要的情报，周惠王欲废掉太子郑，准备将自己爱妃生的儿子王子带立为太子。
依照当时的“政治规矩”，一个诸侯国是无权过问周王朝“国事”的。但齐国的臣相管仲却嗅出了几分不同寻常的味道，齐桓公采纳了管仲的建议，他决定出面管一管这事。他出面的主要原因还不仅仅是因为迁都洛阳的东周王朝日薄西山，更重要的在于“教训”一下周惠王，以试探各诸侯的态度。
按说，周王朝的传统美德一直是后世所景仰的。如果把春秋战国比喻成一个联合国的话，联合国名誉秘书长必定是周王。春秋时诸侯会盟是十分常见的政治活动，各种各样的高峰会议之后，通常都会发表公告或宣言，也可能签属公约或协议。而周王则是不轻易到会的，最多派一个特使作代表，各诸侯国就倍感荣幸了。
到了周惠王时代，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主要在于他的短视和贪婪，把祖上积下来的“德”丢失殆尽。有这样一件小事可资佐证，说惠王即位以后，便夺取了姬颓家臣的园子，用来给自己做动物园。姬颓是什么人呢？是周惠王父亲周庄王的弟弟，也就是周惠王的叔父，且姬颓深受周庄王的宠爱。俗话说，打狗也得看主人。姬颓当然清楚这是侄子和自己过不去，于是便大怒，召集朝廷五大臣和自己的儿子姬子颓发动叛乱，并且联合燕、卫两国的军队攻打惠王。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子颓之乱”。
如此些小的一件事都处理不好，不仅引来内乱，还挑起国际争端。其结果是，周惠王战败后逃到郑国。随后联合郑国和虢国，二国联军攻进周朝都城，杀死王子颓和五大夫。周惠王复位后，为了答谢郑国和虢国，将酒泉赐给虢国，将虎牢以东之地赐给郑国，使得周王朝本来就不大的疆土再一次缩小。
狡猾的齐桓公以诸侯要拜见太子为借口，利用齐国的实力和国际威望，联合八国诸侯，选在首止（今河南睢县东南，春秋时属卫，地近郑国）这个地方开会，参加会盟的齐、鲁、宋、卫、郑、许、曹等国的国君都悉数到会。
作为“联合国”的继承人，太子郑和诸侯们相见甚欢，这样停留数月，目的是让周惠王断了传位于王子带的念想，周惠王仍不死心，又利用自己余威，密派使者让郑国不要参加结盟。不用看任何人脸色行事的齐国，立即攻打郑国，迫使郑国改变主意。
“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保全了姬郑的太子地位。从夏天走到了秋天，各诸侯又移师葵丘，并形成了葵丘之盟的五大成果。葵丘之会上，齐桓公代表诸侯各国宣读了共同遵守的盟约。《孟子》中比较详细地收录了这些条款。原文如下——
五霸，桓公为盛。葵丘之会诸侯，束牲、载书而不歃血。
初命曰：“诛不孝，无易树子，无以妾为妻。”再命曰：“尊贤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无忘宾旅。”四命曰：“士无世官，官事无摄，取士必得，无专杀大夫。”五命曰：“无曲防，无遏籴，无有封而不告。”
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
用今天的语言来解释，其主要内容可以归纳为——
第一条是关于诸侯的家庭的，不孝之子要杀掉，不得更换太子，不得以妾代妻。
第二条是关于教育的，要尊重贤人，培养人才，表彰有德行的人。
第三条是关于家庭美德和社会良序的，要尊敬老人，爱护孩子，不要忽视外国的来宾。
第四条是关于政治的，士人的官职不能世袭，官员不要兼职，用人首先要注重品行，不能专断地杀死大夫级别的官员。
第五条是关于国际关系的，不能建筑堤坝做损人利己的事，邻国有饥荒不能限制粮食的出口，有分封的大事要互相通报，并上报天子。
今天看来，这次会盟看似军事意义不大，重要的是政治考量，但往往政治与军事连在一起，只不过政治是军事的前奏罢了。
此次会盟，齐国赚了个盆满钵满，成为最大的赢家。史载，春秋五霸，以齐桓公最盛；齐桓公九合诸侯，以葵丘之会最盛。通过葵丘的盛会，齐桓公终于达到了联合诸侯、称霸中原的目的。
不到三年时间，周惠王就一命归西，太子郑继位，是为周襄王。周襄王对齐桓公十分感激，继位后专门派人给他送去极其厚重的礼物。齐桓公当然是个聪明人，他再次特地召集各诸侯，招待周王的使者。
此后，整个“周家天下”都牢牢掌握在齐桓公手里了——标志着齐国的霸业达到顶峰。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并不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从法律层面讲，它们都是周天子统率下的地方政权。心知肚明的齐桓公，不可能没有考虑过改变这个格局，只不过在瞬息万变的时代，需静候时机。
先秦历史中，诸侯会盟一定程度上是不可或缺的成分。其中，以东周的会盟最为频繁。《左传》是我国儒家“十三经”之一，是春秋时期的一部编年体史学著作。自春秋时期，我国奴隶制逐步瓦解开始，周王室便走向衰微，齐、晋、楚、秦、吴、越等国争霸，仅据《左传》统计，就有诸侯会盟109次，诸侯会见97次。周王朝运行八百年间，各诸侯会盟数量至少有四百次，越往后越频繁。以葵丘会盟、践土会盟、黄池会盟、徐州会盟“四大会盟”最为有名。尤其是“葵丘会盟”，可以说开启了一个极其不好的“先河”，它无疑是周王朝从兴盛的礼仪之邦，发展到权势旁落的傀儡政权的鲜活写照。
时间是一个公正的看客，忠实地记录着人间的所作所为。周本为殷商时的附属小国，经过文王姬昌和武王姬发两代的苦心经营，国力日渐强盛起来，使得众多诸侯前来归附。
商朝末年，纣王无道，拒纳忠言，滥施酷刑，终日沉湎于酒色之中。还自恃大国而发动旷日持久的征伐东夷之战，十分尖锐的各种矛盾，加上统治者内部的争斗，不断显现出来。这一切，为西周的崛起提供了良机。
八百诸侯会盟津，不期而会“八百诸侯”，奠定了武王牢固的盟主地位。
盟津会师，敲响了商纣的丧钟。之后，经过决定性战役——牧野之战，联军彻底打败商军，攻入了殷商国都朝歌，纣王走投无路，焚火而死。由是，商朝灭亡，周朝建立。
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正是因为周王室逐渐衰微，分散在各地的诸侯开始强大起来，才有了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
底气不足的齐桓公主持下的“葵丘会盟”，颇有点拉大旗做虎皮的意味。他一面扛着“周王朝”的大旗，一面显示着自己的实力与霸气。
历史小说作家二月河总结得很有道理，他说，亡国速途有二，一者劳役过重，人民不堪其负，起义造反；二者，诸侯权势滔天，中央无力管制，造成诸侯自立为王，天下大乱。
诸侯会盟当然属于第二种情况，加速了分封制度王朝的灭亡。
按照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的程序就会自动启动。方式是兼并，手段则是战争。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数不胜数，各诸侯都希望在“重新洗牌”中占得先机。
不难看出，“赢家通吃”早已贯穿了人类历史长河。
如今，葵丘寺内立有三座石碑，石碑上如是记载：“会盟台高出周围地表约2米，东西长约335米，南北平均宽约60米，面积约2万平方米，四面环水，呈月牙形。”此外，葵丘寺尚存有三间会盟殿，殿内塑有齐桓公邀集八国诸侯的彩雕，一直定格在两千多年前的那一刻。那一刻就是“葵丘会盟”。
中国寺庙众多，唯独这一座寺庙不供奉神仙菩萨，专为葵丘会盟而存在。葵丘寺东侧，还建有会盟亭立此存照。
三面环水，林木葱郁，景色秀美。“盟台夕照”曾是古代著名景点，历代文人、官吏多到此凭吊。2671年过去了，随着岁月的推移，战乱的频发，这些美景早已湮灭于历史长河的烟尘之中了。
壹拾贰
宋襄公是一头怎样的“蠢猪”？
作为“春秋五霸”中的“五霸之一”，被毛泽东称为“蠢猪”的宋襄公，是一个典型的“异类”。
春秋时代的上层社会中，“礼”如同空气一样无所不在。黄仁宇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说，“春秋时代的车战，是一种贵族式的战争，有时彼此都以竞技的方式看待，布阵有一定的程序，交战也有公认的原则：也就是仍不离开礼的约束”。
先秦时代，每个贵族生下来就是武士。“执干戈以为社稷”是贵族的成人礼，“礼乐射御书数”是贵族的必修课。
宋襄公的“愚蠢”，就是那个时代贵族风度的光彩流露。
一定程度上讲，作为一个极具争议的“贵族标本”，宋襄公开启了我们前行的路标。
公元1938年5月26日，陕北延安正值初春的勃动，毛泽东在这里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战争理论宣言——《论持久战》。那篇万余字有关战争的滔滔宏论里，特地提到了一个古战场上的历史名人——宋襄公。
“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博览群书的毛泽东，极好臧否历史人物，比如刘表生性多疑，虚有其表；比如郭象无行，只懂清谈；比如王建庸人，不懂政治。如此等等。但用“蠢猪”来评价作古之人，还是第一次。从此，沉寂了两千五百多年的宋襄公声名鹊起，成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政界知名度最高的历史人物。
离这个“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讲台不足三公里，尚有一处残存的城垣，那是春秋战国时的产物——正是宋襄公所处的时代。
宋襄公何许人也？他做过哪些“蠢猪”之事？
这里所说的宋襄公，还是历史上“春秋五霸”之一。历史教科书般的《史记》，不吝惜笔墨，将宋襄公和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放在一起，并称为“春秋五霸”。除宋襄公外，其余四位均称霸一时，且各领风骚，建丰功伟业。宋襄公不仅未曾称霸中原，并且还在“泓水之战”中被楚国杀得狼狈不堪。然而，正是这次“狼狈不堪”成就了宋襄公，他不仅赢得了“春秋五霸”之尊，还博得了“春秋大义”之名。
宋襄公出身于春秋时代宋国王室，系宋国第二十任国君。
宋襄公的出名与齐国内乱莫不相关。周襄王九年（前643年），齐国君齐桓公重病之时，他的五个儿子为争夺王位，彼此水火不容。以致晚年昏庸的齐桓公活活饿死后，尸体竟放在床上六十七天难以下葬，“身死不葬，虫流出户”。
你死我活的恶斗中，齐桓公的二儿子公子昭被迫逃到了宋国。原来，宋襄公的父亲宋桓公跟齐桓公私交甚笃。公元前651年，正是齐桓公举办旷世规模的“葵丘会盟”那一年，没想到宋桓公去世了，宋襄公就参加了这次最著名的大会盟。这次高峰会上，齐桓公非常欣赏宋襄公，并把公子昭托付给了他。
宋襄公就有了打抱不平的理由。他带着卫、曹、邾几个小国，组起一支“国际维和部队”，趁机到齐国讨要说法。哪曾想小国的作用不小，他不仅平定了齐国之难，将公子昭硬是扶上齐国君主之位，成为齐孝公，还异常顺利地帮助齐国这个当时的超级大国稳定了局势。
此举奠定了宋襄公在江湖上的地位，他也因此声名鹊起，为当时国际社会所侧目。
其实，真正让宋襄公为历史所记住的，还是那场著名的泓水之战。
起因还是齐国，齐桓公是宋襄公心中的偶像，为了传承齐桓公的霸业，他不惜与强大的楚国争霸。公元前638年，宋襄公讨伐郑国时，就在泓水这个地方，郑国与楚国唇齿相依，楚国当然会出兵相救。楚宋大战当前，宋襄公心中存“仁”，待楚兵渡河列阵后再战，结果不但大败，自己也受重伤。第二年，宋襄公因伤重而逝。
后人从泓水之战认识了宋襄公，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演绎，勾兑得刻骨铭心。战争的胜负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战争过程中宋襄公的临场表现。那些历史细节一再被挖出来，供人品评、质疑，甚至拷问。赞赏者有之，批评者有之，嘲笑者有之……赞赏者说，这是贵族精神的杰出典范；批评者称，这是迂腐实施所谓“仁义”之师的典型；嘲笑者言，宋公此举徒留千古笑柄。
由一场战争演变成为道德公案。这桩千年道德公案，一直余音绕梁，成为后辈佐证各自观点的重要案例。
透过极其有限的历史遗存，我们借助《韩非子》的记载，来看看宋襄公“仁义”之师的点滴细节——
面对强大的楚国军队，以宋襄公为统帅的宋国军队已经列好了阵，此刻楚军正在泅渡泓水。这正是以弱胜强的最好时机，一位军官建议发动进攻，“那样楚军必败”。宋襄公挥手制止，理由是“不合仁义，也不符合战争规则”。
“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君子说，不能攻击已经受伤的敌人，不能擒获须发已经斑白的敌人；敌人处于险地，不能乘人之危；敌人陷入困境，不能落井下石；敌军没有做好准备，不能突施偷袭。
“现在楚军正在渡河，等楚军全部渡过河，列好阵，我们再进攻。”宋襄公不可能不知道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他还是坚定地选择了“君子之为”。
用我们今人的眼光看，那位宋襄公的行为简直不可思议，一定是脑子出了问题。我们只要对宋襄公所处的时代有所了解，就会理解并赞赏他的“荒诞之举”。他令人费解的愚蠢行为，正是对春秋时代“贵族精神”的最好诠释。
春秋时代的上层社会中，“礼”如同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战场上同样需要遵守“战争礼”，黄仁宇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说，“春秋时代的车战，是一种贵族式的战争，有时彼此都以竞技的方式看待，布阵有一定的程序，交战也有公认的原则：也就是仍不离开礼的约束”。
这样的战争，更像是体育比赛，战争双方就似运动员。要在竞技场上一展身手，不是人人都有资格的。这时的战争更像是绅士间的决斗，所以春秋时期的战场上，战士几乎都是贵族，那些平民和奴隶，都是为战争服务的边缘人员。
先秦时代，每个贵族生下来就是武士，都有当兵打仗的义务，“执干戈以为社稷”是贵族的成人礼，“礼乐射御书数”是贵族的必修课。那个时候当兵，为国家牺牲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战场上贵族们比的是讲究承诺，比的是遵守信义，比的是视死如归，这样的战争让阴谋走开，让狡诈遁迹，这也构成了春秋战争礼最大的特点。
据说，宋襄公所恪守的是春秋时盛行的兵法——《司马法》。这部中国兵法的经典著作在当时影响很大。其上说：“古者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是以明其礼也；不穷不能而哀怜伤病，是以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争义不争利，是以明其义也；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知终知始，是以明其智也。六德以时合教，以为民纪之道也，自古之政也。”对于战争的规矩，《司马法》规定得很细，追击逃散的敌人不能超过一百步，追寻主动退却的敌人不能超过九十里，这是礼；不逼迫丧失作战能力的敌人并哀怜伤病人员，这是仁；等待敌人摆好作战阵势再发起进攻，这是信；争天下大义而不争一己小利，这是义；能够赦免降服的敌人，这是勇；能够预见战争胜负，这是智。
故而宋襄公眼里的“不重伤”，“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正是《司马法》中“仁”、“信”的内容，也和《淮南子》所说“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异曲同工，同样是公认的战争规范。
可以说，宋襄公的“愚蠢”，就是那个时代贵族风度的光彩流露。对这样的行为，《公羊传·僖公二十二年》也是大加肯定：“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临大事而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认为即使周文王遇到这种情况，也不会比宋襄公做得更好了。
与泓水之战“仁义”相呼应的，是宋襄公早年时的又一桩“蠢事”。周襄王元年（前651年），宋襄公的父亲宋桓公病重。按照当时嫡长子继承制，宋襄公是天然的合法继位人。可他却在父亲面前恳求，要把太子之位让贤于庶兄目夷，其理由是“目夷年龄比我大，而且忠义仁义”。
宋襄公为宋桓公正室夫人所生，是嫡子；目夷的母亲只是宋桓公的妾侍，目夷是庶子。
这两兄弟真是“蠢”得可爱，面对如此诱人的职位，都不愿往之。目夷为躲避弟弟的让贤，竟逃到了卫国，宋襄公的太子之位最终也没有让出去。宋桓公去世后，宋襄公即位，封兄长目夷为相（相当于宰相之职），主管军政大权，行“东宫图治”。
这里，我丝毫不带有主观的溢美之词来粉饰宋襄公，而是想从如海的史料中，试图找到宋襄公能够成为“春秋五霸”的有力证据。
《孟子·离娄·丁音》有云：“霸者，长也。”言为。霸，在古代就是老大的意思，特指“诸侯之长”，也即率领天下诸侯的头头——霸主。这样的荣誉，在“侠客傲视王侯，对任何人都不假辞色”的春秋时代，何其难得。宋襄公能在五霸中居其一，绝非偶然。
“春秋五霸”出炉的时代背景在于，此际“天子衰，诸侯兴”，周王室势力衰微，权威不再，已经无法有效控制天下诸侯。这个特定阶段的历史产物，为之后战国时期的兼并统一战争做了先期准备。
是否成为霸主，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就看是否得到了周天子的册封。齐桓公生前身份有两个：一是齐国君主，二是诸侯霸主。作为天下最大的君主，齐国就是他的私有财产。作为诸侯霸主，他就是“周王朝诸侯协会”会长。能够与之相提并论，宋襄公不愧为春秋时代的佼佼者。
中国贵族文化的首要标志是“礼”。正如钱穆先生所评价：“当时的国际间，虽则不断以兵戎相见，而大体上一般趋势，则均重和平，守信义。外交上的文雅风流，更足表现出当时一般贵族文化上之修养与了解。即在战争中，尤能不失他们重人道、讲礼貌、守信义之素养，而有时则成为一种当时独有的幽默。”
只可惜那个美好的时代只停留了300多年，便一去不复返。这也是我们至今对中世纪西方骑士精神津津乐道，而对2000多年前春秋时代贵族精神陌生的原因所在，以至于在历史研究者张宏杰的眼里，“古代的中国人和后来的中国人，根本不是同一物种”。对此，他进行了深层的探究与总结，“从春秋，到唐宋，再到明清，中国人的性格历程如同直跌下来的三叠瀑布，其落差之大，令人惊讶。源头的中国人，品格清澈；唐宋时的中国人，雍容文雅；及至明清，中国人的品质却在大幅劣化，麻木懦弱，毫无创造力。”
某种程度上讲，作为一个极具争议的“贵族标本”，宋襄公开启了我们前行的路标。